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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调查，徐安琪分析了教育投入越来越高的原因：除了家长望子成龙盲目\"滋补\"为孩子请家教或参加各种补课、培训班外，学校的违规收费屡禁不止，如强制或变相强制推销、摊派不十分必要甚至根本用不上的教辅参考书、报刊杂志、指定的文具用品、商业保险、营养品、纯净水、校服，强行或变相强行要求参加不想听的收费补课、培训，参加收费较高或孩子并不想去的游乐活动、择校费等。

　　她同时认为，高等教育自费成本过高有违社会公正，大学、研究生年均学杂费13000元，一些因下岗、提前退休、病残、家庭变故等原因导致经济拮据的家长负载沉重、焦虑顿生。

　　“政府应增加教育投入，学校不宜将所有经济成本都转嫁给学生，以有效遏止受教育尤其是接受高等教育成本的不断增长，同时，还须进一步完善奖学金、助学贷款、勤工助学、特殊困难补助和学费减免等制度，以保障贫困学生与其他家庭的子女享受同等受教育的权利。”徐安琪说。

　　“连续数年多项关于城乡居民储蓄目的的调查，子女教育费用都被安排在第一位，超过养老和住房，这并不是很正常的。”在《2005年社会蓝皮书》上，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李培林指出：重视教育自然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在独生子女的情况下，人们更是省吃俭用也要让孩子接受良好的教育，因为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子女教育状况与孩子未来的职业和生活道路密切相关，但教育从幼儿园起就开始交各种赞助费、择校费、择班费，大学生的学费、生活费也超过了居民家庭可承受的正常水平，从而导致居民家庭削减当前消费开支，增强储蓄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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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2005年社会蓝皮书》中的调查显示，子女教育费用在居民总消费中被排在第一位，超过养老和住房；而人民银行2004年第四季度关于“储蓄目的”的调查也显示，“攒教育费”是居民储蓄的首要目的，依次是“养老”、“买房装修”和“预防意外”，比例分别为18.9%、14.1%、11.8%和10.7%。

　　上海外国语大学大二学生小陈家住上海市徐汇区，她给记者详细算了一下自己大学四年花费：四年大学学费：4万元；住宿费：每年1500元，四年6000元；住校生活费：家里每个月给800元，800X12X4＝4万元(这还不包括周末住在家里的生活费以及寒暑假)；书费：学校要求每年交书费700元，自己课外买的书一年约300元，4年4000元；大学本科四年买衣服、CD、笔记本电脑、手机等花费3万元左右(笔记本电脑一万多元，手机四千元，因此这个数据还比较保守)。这样，光是大学本科四年花费就达到12万元。除此之外，小陈从五岁起学习钢琴，后来又练芭蕾；高考之后，她还动了一次激光准分子治疗近视的手术，花费1万元……

　　学者杨东平指出，2002年，我国教育经费共占GDP的5.35%，其中政府财政性经费占GDP的.3.41%，社会资金占1.94%。全世界200个国家和地区中，社会资金超过2%的极少。这意味着，我国的社会教育经费几乎已经达到“天花板”，民间社会和老百姓为支撑社会教育付出了极高的费用。

　　教育投入过高，让很多贫困家庭负债累累。新华社曾经报道过，在一些农村地区，花钱让孩子受教育，如今在农村一些地区变得越来越不容易。例如吉林省农安县等地部分农村，由于日益昂贵的学杂费，一些家庭因教致贫，家长背上了沉重负担。一些家长说，农村家庭供孩子读书就像一场赌博，赌赢了，能为家庭换来幸福；赌输了，就要用许多年甚至一辈子来还债。

　　即使是在平均收入较高的上海市徐汇区调查，也有一些家长向徐安琪诉说因自己无法为孩子提供较好的经济保障而只能让子女读技校、中专，以至目前就业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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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安琪在调查中发现，教育成本大幅升高，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家长望子成龙盲目“滋补”。

　　她在调查中发现，从小学生到研究生有5成孩子去年请家教或参加各种补课、培训班，其中初中阶段是请家教、补课、培训支出最高期，人均花费1800元，最高1万多元。

　　几位本科毕业生在兴奋地彼此拍照留念。毕业之后他们又能回报父母多少？

　　这位著名的社会学家指出，家庭的经济付出与孩子的学业成绩、心理素质、身体健康和社会适应能力之间未呈显著正相关，也就是说，高经济成本并非万能的，不是投入得多，孩子就像预期的那样有出息。

　　她表示，父母在抚育子女的实践中优化经济成本结构、投入更多的感情和素质教育成本，注重培养孩子的社会适应能力等，往往会取得事半功倍的积极而长远的效果。因此，设法改善孩子抚育成本的结构，以较少的成本获得更多的回报或许是一个理性的选择。

　　还有一些专家指出，中国父母应该从小培养孩子的独立自主精神，在一些经济发达国家，比如日本、美国、韩国，教育成本也很高，但这些国家的孩子独立自主精神强，例如日本，小孩很小就接受独立生活，甚至在不到十八岁就被离开自己的家庭独自去生活，而中国的现实情况是：儿女即使成年，也热衷于“啃老”。

　　徐安琪的调查证实了这一点：成年的未婚子女，有85%仍需要父母支出部分乃至全部生活费。其中，除租房(购房费)外，最高的费用是在家吃饭，加上服装、手机、上网、零用钱等，不在读的未婚子女竟然每年人均要花掉父母1.4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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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一个孩子从0岁抚养到30岁，父母要花费49万元？许多人觉得调查哗众取宠，不符合国情。年轻人为之唏嘘，生出养不起孩子的感叹，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家长则表示调查属实，确要花费如此巨大的开销。

    调查范围仅限上海徐汇区—— 徐安琪是2004年3月受上海市徐汇区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委托做这个调查研究的。调查对象在徐汇区随机抽取，然后按孩子年龄不同分为哺乳期、幼托期、小学、初中、高中、大专及以上、未婚不在读共七组，每个组3－4个家庭。

    调查报告原来的题目是《孩子成本和效用——上海市徐汇区的经验研究》，徐安琪告诉记者，“我们抽取的这些家庭都在徐汇区，我的调查结果只能说反映的是徐汇区的情况。全国各地收入水平差异很大，物价也不同，徐汇区在上海也属于收入较高的一个区，因此北方一些媒体转载的时候并没有加上这个限定条件。”

    统计口径根据前年的物价水平—— 徐安琪研究的时候是将7种类型各年龄段的孩子在2003年开销取平均数，再将各年龄段的平均开销加总得出的。也就是说将2003年的物价水平，消费结构等条件相对凝固下来，无论是30岁还是1岁，花销水平都以2003年的物价水平为参照。要强调的是，这并不是一个跟踪式的调查。不是从1970年到2000年的三十年间的纵向统计，而是横段切片式的调研。

    结论不能用到全国—— 论坛上有人认为“除了上大学花了四五万，前17年在家读书每年开销不过二三千元，根本不会达到49万”，这样的观点占了批判徐安琪文章中的绝大多数，但是，他们批判的内容却与徐安琪的本文大相径庭，成了无的放矢。还有媒体更不负责任地将上海社科院工作的徐安琪“调到”中国社科院工作去了。一系列的误读、误传和盲目跟风造成了“49万元”的大讨论。“我真是被骂得莫名其妙，这49万这一结论不具有全国性的代表，这篇调查报告中更值得关注的是其中所反映出来的现象和问题。比如如何优化抚养孩子的经济成本结构，哪些钱该花，哪些钱不该花；社会在一个孩子成长过程中起的作用，高等教育成本转嫁导致贫困家庭经济负担增加等。

    调查对象真实可靠—— 有媒体批评徐安琪是闭门造车，徐安琪很气愤，在六个月中，她和同事走访了两千多户人家，其中一千多户因为各种原因不能接受访问。她随口就说出了很多具体的调查数据：在拒绝访问者中男性较多，调查成功者中女性占57.6％；被访家庭中父母的年龄在24－76岁，均值为42.9岁；教育程度以高中为最多，平均受教育12.4年；2003年的平均收入为34130元；92.6％的研究对象为初婚，3％为再婚，离婚和丧偶的仅占4％；93.7％的被访仅生育一个子女……徐安琪说，做了几十年的调查报告，自己最注重的就是严谨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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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先驱导报》：您的报告出台后，为什么被一下子推到了火山口。网上骂您的人不少。

　　徐安琪：这个报告在刚开始被报道出来的时候，没有交待清楚报告的研究方法和对象，许多人误以为我的报告是全国性的。事实上它只是一个针对上海市徐汇区的报告。我们的调查取样是从这个区的36个居委会中各个阶层的家庭中来的。因为上海本身的生活水平比较高，而徐汇区的收入水平又在上海市的平均水平之上。

    《国际先驱导报》：49万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徐安琪：49万其实是一个平均数字。比如有人一年在孩子的服装上就能花去20000元，而有些比较贫困的家庭则根本做不到这一点。

    《国际先驱导报》：相对于上海，可能全国许多地区孩子的经济成本并不需要这么多。

　　徐安琪：对。许多农村地区根本不可能达到这个数字。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现在大城市的孩子很多都会用纸尿布，而农村可能就没有这个条件，还有很多家长自己都没有上保险，但是给自己的孩子上了，这同样是一笔巨大的花销。所以农村的数字应该比这个低。

    《国际先驱导报》：这么说来，49万是您调查的徐汇区的这些样本的的平均数，但是很多孩子还没有长大啊，怎么能算出他们将来的花费？

    徐安琪：49万并不是一个已经发生的数字，它只是基于2003年的物价水平，根据当年各个年龄孩子的花费算出来的一个数字。也就是说，如果现在孩子已经长大成人，花费应该比这个低，因为以前很多东西都是免费的，比如教育的投入没有现在这么高。如果孩子还刚刚出身，那么将来的花费应该还不止这个数字。

    《国际先驱导报》：还有一个问题许多人都很不理解，为什么孩子的经济成本是从出生到30岁呢？那时候很多人都已经完全有自己的收入了。

　　徐安琪：在西方国家，研究孩子的经济成本一般是从出生到18岁。因为西方国家的孩子成人之后，不管他的家庭背景如何，肯定是要自立的。但是中国的情况不同。我们发现很多中国孩子在毕业后，仍然需要父母给予经济上的支持。在徐汇区的调查中，只有15％已经毕业的孩子不用家里一分钱。所以这个年龄的设置是有根据的。父母在孩子毕业后的花费主要体现在婚礼的筹备、买房。另外，在整体就业形势严峻的情况下，许多孩子的收入确实都很难养活自己。

    《国际先驱导报》：您的报告中提到了抚养孩子的经济成本迅速增长并呈结构性变化。这其中最主要的特点是什么呢？

　　徐安琪：这些特点是跟随时代进步同时出现的。比如说现在是信息化社会，那么孩子们在信息产品上的投入就是一个很大的支出。另外，社会保险制度的改革，迫使很多家长开始给孩子购买保险。

    另外，现在每家每户普遍都是独生子女，所以许多家长由于溺爱孩子，任由孩子乱花钱，这也大大增加了家庭的负担。在我们的调查中，甚至有一家人花20000万块钱给孩子过一个豪华生日。因此，抚养孩子经济成本的提高既有社会因素，也有家长和孩子的因素。

    另外，这次我们在调查中听到的比较多的抱怨是关于教育乱收费的问题。孩子抚养成本中，教育经费占到了22％－41％之多。

    《国际先驱导报》：教育经费占到了这么多，主要是因为什么原因？您有何建议？

    徐安琪：很多父母认为，国家对于教育的投入还不够，除了义务教育之外，托儿所、幼儿园、高中和大学的教育收费飞涨。许多单亲家庭、下岗家庭根本无法负担。而这还是在城市，中国的农村情况就更为严重了。

    为此，政府应增加教育投入，学校不宜将所有经济成本都转嫁给学生，以有效遏止受教育尤其是接受高等教育成本的不断增长，使经济拮据家庭无奈放弃孩子的升学期盼。

    同时，还须进一步完善奖学金、助学贷款、勤工助学、特殊困难补助和学费减免等制度，以保障贫困学生与其他家庭的子女享受同等受教育的权利。学校和社会还须在消除对弱势学生的歧视、给予他们更多人文关怀上做出努力，以改善他们的生存和发展环境，更好地体现教育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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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安琪澄清事实

    由于此前个别媒体报道时不全面，49万元被误认为是全国的数字，这个调查结果引起不少非议，一些父母认为自己几十年的收入也没有49万，两个孩子都已大学毕业了，因而质疑这个调查的准确性。

    徐安琪是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上海婚姻家庭研究会副会长，她主持的这项调查由上海市徐汇区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委托社科院进行。徐安琪近日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对个别记者未能全面、完整地报道该最新研究成果表示遗憾和愤慨。她说，样本全部来自徐汇区（随机抽取36个居委会共调查746户有0－30岁未婚子女的家庭），只能反映徐汇区的实际状况而不能推论上海甚至全国。

    这位著名社会学家同时表示：抚养孩子的成本尤其是教育成本越来越高，是不争的事实，这个调查的意义并不在于具体数字的多少，而在于经济成本速增所凸显的一些社会问题和调查结果的现实意义。

    徐安琪强调，由于不是从0岁开始对孩子进行30年的追踪调查，因此，49万元的孩子成本并非是目前30岁孩子的家长已经支出的费用，而是以2003年的物价水平，0-30岁孩子的父母在1年中平均花费的相加之和。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专访徐安琪研究员，徐安琪就这个报告作了澄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