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洛茨基

在克里姆林宫，如同整个莫斯科一样，不断发生住房之争，因为房子不够用。斯大林的住所四周十分吵闹，他想换一处比较安静的房子。契卡工作人员别连基建议他搬进大克里姆林宫⑻的华丽的房间。我的妻子曾主管过九年全国博物馆和文物管理工作，当时她反对这一建议，因为大克里姆林宫是作为博物馆保护的。列宁给她写了一封劝导性的长信：说是可以把大克里姆林宫几个房间里的较有价值的家具搬走，房间可以采取特殊的措施加以保护；斯大林急需一个可以安稳睡觉的住所；眼下他的住所只能住那些在大炮的轰隆声中也能入睡的年轻同志，等等。可是，我的这位保护博物馆的妻子却不屈从于列宁的这些理由。列宁任命了一个小组来研究这个问题。小组认为，大克里姆林宫里确实不宜住人。最后，好商量的谢列布里亚科夫⑼把自己的住所让给了斯大林，而他本人却在十七年后被斯大林枪决了。 我从未去过斯大林的住处。可是，法国作家里昂?巴比塞——他在去世前不久写了两本传记：《耶稣?基督》和《约瑟夫?斯大林》——详细描绘过克里姆林宫里的这所不大的房子，独裁者的那个简朴的住房就在它的二层楼上。逃往国外的斯大林的前任秘书巴扎诺夫对巴比塞的描绘作了补充。斯大林住所的门旁总有一个卫兵站岗。小小的前厅里挂着主人穿用的士兵大衣和军帽。三个房间和餐室里的家具十分普通。斯大林的长子雅沙是前妻所生，他有很长一段时间睡在餐室的沙发上，这张沙发晚上就是他的床铺……几年后，他成了一名工程师，便离开了父亲。 早餐和午餐原来一直是由人民委员会的食堂送来的，可是后来这些年斯大林害怕有人往饭菜里下毒，便让在家里备饭。如果吃饭时遇到主人心绪不佳(这是常有的事)，一家人谁也不敢出声。 “他在自己家里，”巴扎诺夫讲述道。“俨然是位暴君。终日里盛气凌人，一言不发，对妻子或儿子的问话，一慨不理。”

早餐后，这位一家之主便往窗前的安乐椅上一躺，吱吱地吸着烟斗。通往克里姆林宫的内线电话响了起来。 “科巴；莫洛托夫找你，”妻子阿利卢耶娃说道。 “告诉他，说我睡了，”斯大林当着秘书的面回答道，意在显示他对莫洛托夫的蔑视。 国内战争开始以后，斯大林身上老是穿着一套类似军装样的衣服：长筒靴、制服上衣和绿色裤子，他在有意表明自己与军队的关系。

“从未见过他穿别的服装，只有夏天除外，夏天他穿白色的亚麻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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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落落寡合，不与人往来，”一位流放者后来回忆道。“他终日打猎，钓鱼，几乎完全生活在孤独之中。”

斯大林打猎时从不使用猎枪，而是喜欢下捕兽夹子。1916年动员年纪较大些的人入伍时，斯大林在流放中也被征召，只是由于左手不能弯曲才得以幸免。 斯大林在监狱和流放地前后共呆了近八年时间，然而令人惊奇的是，他在此期间竟未能学会一门外语。在巴库监狱里他倒是尝试过学习德语，可是不久便放弃了这桩毫无指望的事，转而学习世界语，并以其是一种未来语言而自慰。在认知领域，尤其是在语言学领域，智力平平的斯大林总爱寻找捷径来走。1917年2月底(俄历)，革命取得了胜利。⑹斯大林回到了彼得格勒。在刚刚过去的那个十二月，他已满三十七岁了。

当时主持党的工作的是一个由几位青年同志——其中包括现任人民委员会主席莫洛托夫在内——组成的小组，斯大林和加米涅夫一道把他们当作过于“左倾”的人而解除了领导工作，并使党的方针转向支持临时政府。可是，三个星期后，列宁从国外回来了，他撤消了斯大林的职务，重新确定党的方针是夺取政权。在十月革命前的几个月里，很难看出斯大林有什么引人注目的地方。一些较有影响和才干的人则十分活跃，他们在各个方面都使斯大林相形见绌。他既没有理论上的想象力，又缺乏历史的远见卓识。在复杂的局势中，他只会默默地观望。如果斯大林对一种新的思想表示相信，那么这种思想在此之前一定建立了自己的官僚体系。 每次革命都有其自身的法则和节奏，它往往毫不客气地对谨小慎微、优柔寡断的斯大林加以否定。1905年是这样，1917年也是这样。后来，一旦有新的革命发生——不论是德国、中国，还是西班牙，斯大林必定惊慌失措，并对革命的群众暗暗不满，这些群众是他无法通过国家机器来任意摆布的。 肤浅的心理学家们往往把斯大林描绘成一个性情稳定的人，一个某种意义上古风犹存的淳朴之人。实际上，斯大林身上的一切都充满了矛盾。其中最主要的是强烈的功名心与资质不足的抵触。列宁的特点是什么呢，——是精神力量间的谐调：理论思维能力、实践洞察能力、意志力、自制力，这一切在他那里都聚成一个积极的整体。他可以毫不费力地把它们立即调动起来。斯大林的意志力也许并不比列宁的意志力逊色。可是，如果用百分比来表示的话，他的智力却只及列宁的百分之十到二十。而且，在智力方面，斯大林也同样是不均衡的：由于综合能力和创造性的想象力偏弱的缘故，他的实践洞察力和耍手腕的本领特别发达。对斯大林来说，促使他成为革命者的主要动力从来不是对被压迫者的同情，而是对那个强大的世界的仇恨；而对列宁来说，恰恰是对被压迫者的同情才使他的人格闪耀出动人的光彩和高尚的力量。其实，列宁不光善于爱，他也善于恨。

十月革命时期，斯大林感到自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不走运。不论什么时候，总会有人当众纠正他的讲话，总会有人胜他一筹，使他不能望其项背。他的虚荣心象体内的脓瘤一样搅得他坐卧不宁，在与从列宁起的那些杰出人物的关系中，他变得多疑，并常怀嫉妒。在政治局里，他几乎总是沉默寡言，神情阴郁。只有在那些粗野、果敢而又不拘俗礼的人们中间，他才显得比较平和和友善。在监狱的时候，他和刑事犯比和政治犯更容易处得来。 粗鲁是斯大林的一大生理特点。可是，渐渐地他却把这一生理特点变成了一种有意识的工具。对那些头脑简单的人来说，这种粗鲁往往会造成某种真诚的印象。“这个人不耍滑头，——心里有什么，就说什么”。斯大林需要的正是这一效果。在那个时候，如果有事情涉及到他，他准会异常敏感，抱怨叫屈，喜怒无常。一旦有身受排挤之感，斯大林便转身背向众人，躲到某个角落里吸烟斗，阴沉着脸不吭一声，默默地幻想着复仇之事。 斯大林在斗争中从来不驳斥对手的批评，而是立即把它还赠对方，并使它带上极其粗鲁、极其残酷的性质。他的指责往往不择手段，愈荒谬愈好。批评他的人说，斯大林的政策损害了人民的利益。斯大林回答说，我的对手是法西斯收买的走狗。人们十分惊讶，如此耸人听闻的谎话怎么能够说得出口呢。这种方法(莫斯科审判⑺就是在此方法的基础上进行的)应当作为一种“斯大林反射现象”被大胆地写进心理学教科书，以使它百世流芳。 十月革命初期，克里姆林宫的生活十分简朴。1919年的一天，我偶然得知人民委员会合作社的门市部出售一种高加索酒，于是便提议停止出售，因为当时是禁止销售酒类的。 “这事儿会传到前线的，说克里坶林宫设宴吃酒，”我对列于说道。“这将产生不好的影响”。 谈话时在场的另一个人是斯大林。

“我们高加索人离了酒怎么能行?!”他不高兴地说道。 “您瞧，”列宁戏谑地说道。“高加索人离了酒就活不了啦!” 我不战自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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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巴用格鲁吉亚语和生硬的俄语书写传单，在地下印刷厂工作，在工人小组里讲解剩余价值的秘密，参加党的地方委员会的活动。他的革命道路颇为复杂：从高加索的一个城市潜往另一个城市，坐牢，流放，逃亡，从事一段时间的地下工作，然后又是被捕。警察局在其上报的材料中是这样形容他的： “此人是被从正教中学里开除出来的，没有身份证，没有固定职业，也没有住所。” 他青年时代的一位朋友把他描绘成一个面色忧郁，头发蓬乱，衣着不整的人： “他没有钱财，”那位朋友解释道。“无力使自己穿戴考究；而且他也确无必要保持眼饰整洁。”

科巴的命运是沙皇时代典型的普通外省革命者的命运。如果他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那就是在他前进的道路上，每走一步都伴随着搞阴谋、违反纪律、独断专行、诽谤他人、甚至到警察局告密出卖与他意见不一致的同志的传闻。当然，这些事情未必都是真实的，其中编造的成分肯定不少。然而，没有任何一个革命者像他那样遭到如此众多的物议！ 1903年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分裂后，行事谨慎而又迟慢的科巴站在一旁观望了一年半之久，才最终加入了布尔什维克派。不过，他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都是默默无闻的。本世纪初期曾在高加索起过重要革命作用的克拉辛——当年他是一名出色的工程师，后来成为一名不那么出色的苏联外交官——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列举了一大串高加索布尔什维克的名字，可是对斯大林的名字提也没提。国外有一个以列宁为首的革命中心。所有著名的青年革命者都与这个中心保持联系，他们经常出国到那里去，并和列宁有书信往来。可是在所有的这些书信中科巴的名字一次也未被人提及。他知道自己是个外省人，前进的步伐缓慢而艰难，总是以嫉妒的目光左顾右盼。 1905年的革命与斯大林了不相涉。这一年他是在梯弗里斯度过的，那里正是孟什维克的一统天下。10月17日沙皇颁布立宪宣言那天，有人看见科巴站在晒台上打手势，准备发表演说。这天，人们全都爬上了晒台。然而，科巴没能当上演说家，面对那么多的人他失去了开口的勇气。他只有在秘密联络点里才会有坚毅果敢之感。 反动势力造成了群众运动的急剧低落，从而导致了恐怖活动的一时勃兴。在依然保存着情杀和血族复仇风习的高加索，出现了一批大胆制造恐怖行为的人。他们刺杀省长，干掉警察，处决叛徒；还以革命的名义，挥动手枪和炸弹抢劫金库。这些事情都牵扯到科巴的名字；可是，对此，迄今查无任何实据。我们政治上的敌人们显然过分夸大了斯大林活动中的这一方面，他们说他亲手从屋顶上往梯弗里斯广场扔下第一颗炸弹，以便抢劫国库里的钱。然而，在梯弗里斯抢劫行动的直接参加者的回忆录中却一次也没有提到科巴的名字。他本人也只字未提此事。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他在这次恐怖活动中袖手旁观，没起一点作用。池极有可能是这一行动的幕后策划者：他挑选出一些合适的人，把党的委员会的决定告诉他们，而自己则置身事外。这样做更符合他的性格。

只是到了1912年，当科巴在反动年代表现出坚强的品格和对党的忠诚之后，他的活动舞台才从外省移至中央。其实，党的代表会议并未同意科巴进入中央委员会。可是，列宁却通过中央委员会未经选举而使他成为了中央委员。从这时起，这位格鲁吉亚人开始使用他的俄语化名：斯大林。这个名字源自俄语中的钢这个词。在当时这反映的与其说是他的性格特征，不如说是派别的特征。还在1903年，未来的布尔什维克们便自称为“坚硬派”，而孟什维克则自称为“温和派”。孟什维克的领袖之一普列汉诺夫曾讥讽地称布尔什维克为“坚硬的石头”。列宁却把这个称呼当作一种称赞接受下来。当时有一个年轻的布尔什维克选中加米涅夫作化名⑷，——其原因与朱加施维里自称为斯大林的原因是一样的。不过，两者的区别在于，加米涅夫的性格中没有一丝与“石头。相似的东西，而斯大林这个硬邦邦的化名则十分符合他本人的性格。 1913年3月，斯大林在彼得堡被捕，并被流放到西伯利亚极圈以内的一个名叫库列伊卡的小村子，直到1917年3月君主制被推翻之后，他才得以从流放地返回。这四年时间完全归斯大林自行支配，可是他竟没有写出一行可以在以后拿出去发表的文字。要知道，那是世界大战和世界社会主义经受重大转折的年代啊。曾一度和斯大林同居一室的斯维尔德洛夫⑸在给妹妹的信中写道： “我们只有两个人，和我住在一起的是格鲁吉亚人朱加什维里……小伙子人还不坏，不过在日常生活中却是个十足的个人主义者。” 不断有流放者从库列伊卡迁移他处。动辄大动肝火，虚荣心很强而又不愿与人为善的斯大林，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个难处的邻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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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的名字叫约瑟夫或索索，是鞋匠维萨里昂?朱加什维里家的第四个孩子，1879年12月21日生于梯弗里斯省的一个名叫哥里的小城市。；我写此文时，这位俄罗斯的统治者该做六十大寿了。他母亲生他时才二十岁，她时常为比较富裕的邻居们缝洗衣裳和烤面包，挣些钱来养家。父亲是个性情冷酷而又放荡不羁的人，经常酗酒，挣的那几个钱大部分被他喝进肚子里。约瑟夫少年时代的同学回忆说，朱加施维里对妻子和儿子的态度非常粗暴，动不动就把他们痛打一顿：“……他从索索的内心里夺走了对上帝和人的爱，从而埋下了儿子对生身父亲的憎恶的种子”。 这位格鲁吉亚妇女在家庭中的奴隶地位对约瑟夫的一生发生了影响。他后来十分赞同要求男女完全平等的纲领，可是在自己的私人生活中，他却彻底继承了其父的家风，把女人视作专为满足男人的必需而又有限的生理功能而存在的下作之物。 父亲想让儿子长大后成为一名皮鞋匠。母亲则仰慕虚荣，想望自己的索索能有一个神甫那样的好职业，这和希特勒的母亲希望自己的阿道夫当上一名牧师何其相似。十一岁上，约瑟夫进正教小学读书。在这里，他初次学习到俄语，这种被迫而学的非本族语言，他终生也未能掌握得十分熟练。学校的学生大部分是神甫、官吏和格鲁吉亚小贵族家的子弟。鞋匠的儿子置身于这些地方贵胄之中颇有小贱民的感觉。他很早便学会了咬牙忍耐，把仇恨深深埋在心中。 还在小学时代，这位预备做神甫的鞋匠之子就和宗教断绝了关系。

“知道吗，我们受骗啦，”他对一个同学说道。“上帝并不存在。” 在革命前的俄国，青年男女们脱离宗教的时间一般都很早，而且往往是在童年的时候：这已成为一种社会风尚。不过，“我们受骗啦”这句话却已带上了未来斯大林的痕迹。年轻的无神论者还是从初级正教学校升入了梯弗里斯正教中学，并在那里度过了五个难熬的年头。这所正教中学，就其生活制度而言，介乎于修道院和监狱两者之间。学校的伙食非常糟糕，当然， 日后神职的肥缺会对此有所补偿的。至于它的教育法，则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那就是体罚。因而，许多学生学会了在值班修士的眼皮底下做出虔诚的样子，用以掩饰自己内心中的叛逆思想。梯弗里斯正教中学出了不少高加索革命者。在这样的环境里，索索参加秘密小组是毫不奇怪的。他最初的政治观点带有明显的民族浪漫主义的色彩。他为自己起了个化名叫科巴，这是他从格鲁吉亚爱国小说中的一个主人公那里借用来的名字。他的那些亲密的战友们直到最近这些年仍然称呼他的这个名字；现在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遭到了枪杀。 在正教中学里，年轻的朱加什维里比在正教小学时更加感到自己的穷困。 “他那时身无分文，”他当年的一位同学回忆道。“我们却全都能从家里收到包裹和零用钱。” 在这种情况下，约瑟夫对未来的向往变得格外强烈。他要给这些富家子弟一点儿厉害看看！还在那个时代，同学们就发现约瑟夫专好搜寻他人的缺陷，而且总爱以不相信的态度对待别人的无私举动。他善于利用别人的弱点，给对手狠狠一击。如果有谁想要反对他，或者哪怕是想对他解释一下他所不懂的东西，那么这个人也定会给自己招来“刻骨的仇视”。科巴有着一种支配他人的愿望。 他开始阅读俄罗斯古典文学作品，读达尔文和马克思的著作。由于对神学缺乏兴趣的缘故，约瑟夫的学习成绩每况愈下，于是，1899年7月，他未及毕业便被迫退学了。他在正教学校一共呆了九年，离校时差不多快二十岁了，这样的年龄，在高加索人看来，已是成年人了。他自命为革命者和马克思主义者。母亲的愿望落空了：他没有穿上僧侣长袍成为神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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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政府的第一次会议在斯莫尔尼宫列宁的办公室举行，办公室里有用未上漆的板壁隔成的电话间兼打字间。我和斯大林最先到达那里。从板壁后面传出德宾科⑵低沉而动听的嗓音，他在和芬兰通电话，说话的语气十分轻柔。这位留着黑色胡子的二十九岁水兵，身材高大，性情欢快而又充满自信，不久前刚刚结交了一位贵族出身的女士亚历山德拉?科伦泰⑶，这位女士会说六种语言，年龄在四十六岁上下。不消说，这成了党内某些人拿来取笑的资料。斯大林在此之前从未和我有过私人交谈，这时却突然随便地走到我跟前，一边用肩膀示意板壁后面，一边嘻嘻地笑着说道： “他这是和科伦泰，和科伦泰……” 我觉得斯大林的动作和笑声在这种场合显得极不得体和俗不可耐。我不记得我当时是把目光转向一旁没有吭声呢，还是冷淡地说了声: “这是他们的事。”

斯大林马上意识到自己讨了个没趣儿。他的脸色一下变了，略带黄色的眼睛里闪现出我先前在维也纳看到的那种敌视的神情。从此以后，他和我谈话时再也没有涉及到私人方面的内容。 当斯大林成为政府成员时，非但人民群众，甚至连党内的大多数人也根本不知道他。他是布尔什维克党最高统帅部成员，这是他在政府中享有部分权力的所在。不过，即使在他所领导的人民委员部的“部务委员会”里，斯大林也没有威信，在所有重大问题上他总是扮演少数派的角色。他那时还不可能发号施令，也不具备说服年轻对手的能力。每当他的忍耐力达到极限时，他干脆就从会场上一走了之。斯大林的一位助手和吹捧者，部务委员会成员彼斯塔科夫对自己的上司有过这样一番精彩的描述，“我出去一下，”斯大林说了一声，便从会议室里消失了，他往往躲到斯莫尔尼宫最偏僻的角落里，后来在克里姆林宫他也如法炮制。 “要想找到他几乎是不可能的。我们先等他一会儿，后来也就散会了。”

通常只有颇具耐性的彼斯塔科夫留下来等他。列宁办公室打来电话，要找斯大林。 “我回答说，斯大林出去了，”彼斯塔科夫叙述道。可是，列宁要求立即找到斯大林。 “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差事。我总要在斯莫尔尼宫或克里姆林宫漫长的走廊里转悠好长时间，才会在一个意想不到的地方找到他。有两次我是在水兵沃隆佐夫的住处找到斯大林的，他正躺在厨房里的沙发上吸烟斗……” 这段描述为我们提供了解斯大林性格的锁钥，他的性格的主要特征是极度的权力欲与资质不足所造成的矛盾。他躺在厨房的沙发上吸烟斗时，一定在思索那些不堪其苦的争论，思索如何极大限度地给反对派以打击，如何才能更好地彻底结束这一切。他当时未必想到他日后能够达到这一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