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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人充满活力的另外一个原因是生活在大海之滨。海洋永远是流动的，百川异源，归海而会，潮涨潮落，变化无穷。海洋对于经济的意义，无毋赘述，不独广东一地，即全国的沿海地区，都受着大海的恩惠。而广东的独特之处，在于她北枕五岭，有如屏风，阻隔了胡地严寒的侵袭与江左习气的熏染。使广东既有五方杂处，兼容并包的特色，又保存了相对完整的本土文化。千百年来，广东人以其沉稳务实、孜孜追求的精神，以振衣五岭，濯足南海的高旷胸襟，默默地演绎着一段大海的传奇。


　　记得在1980年代，中国的知识分子曾一度对 “蓝色文明”歌功颂德，顶礼膜拜，仿佛找到了蓝色文明，就找到了全世界的归宿。但后来时移势易，渐渐不再谈论了。海洋似乎退潮了。风涛的巨响似乎远去了。但我坚信，到了明天，一轮红日又将在风腾波涌之间，喷薄而出，天地沐浴于万丈光华之中，熠熠生辉。

　　世界上谁都可以把海洋当作一种谈资，在沙龙里一边呷着清茶一边谈，也可以在课堂上谈，也可以在书斋里谈，或者把它当作一种情趣，一个梦，一种精神的调剂，或写成一篇散文，一首诗，一篇博士论文。但对于广东来说，蔚蓝的大海却是实实在在的生命线，是生命活力的源泉。没有大海，广东的一切都将截然不同。历史将改写。命运将改变。广东人是大海的儿子。广东人的性格，就是大海的性格。以不息为体，以日新为道，前有所承，后有所开，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无论在世界任何地方，广东人都可以挺胸昂首，坦然自信地说：“我是广东人，来自南海之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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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有着伟大的历史。她也必将有伟大的未来。

　　梁启超曾经说过：“拿一个北极投影的世界地图来看，全球被清清楚楚地划分成内中外三部分。我们可以看出，世界发达国家和地区几乎都集中在内圈。更值得注意的是，内圈的西北角，处于东西交接地位的是北美；内圈西南与北美对应的，正是东北到东南亚海岸线，其中心点就在珠江口。”梁启超在写下这段话时，也许已经敏锐地预见到，有朝一日，当中
国真正进入世界大家庭时，广东将是最重要的通道之一。

　　你或者很讨厌广东人，恨不得把广东人骂上三天三夜，哪怕嘴角生疮，也要咒他死至十八层地狱给阎王老子挖煤；又或者你很喜欢广东人，一高兴就忍不住舌灿莲花，把广东人吹到三十三重天上陪玉皇大帝饮茶。这都无伤大雅，7000万广东人当中，没几个知道你说了些什么，也没有谁会在乎。哪怕你说得唇焦舌敝，喉咙冒烟，白菜的价格也不会因此而涨跌，股市也不会因此而波动。广东人依然从从容容过自己的日子，上班下班，买菜做饭，看电视，逛街。太阳还是每天升起，每天落下。珠江水还照样滔滔流淌。大海还照样潮起潮落。

　　广东人就是这样走过了两千多年。

　　纵观广东历史，在明清以前，大凡北方出现动乱，就是广东大发展的时期了。原因有二，一是朝廷陷于泥淖之中，自顾不暇，对岭南更是鞭长莫及；二是由于动乱，使北方的资金与人才大量南逃。但明清以降，我们发现情况有了根本的变化，广东经过上千年的积累，无论在经济上、文化上，都已趋于成熟，形成了与中原文化、吴越文化、巴蜀文化、楚文化迥然不同的岭南海洋文化，自成体系，不仅无须再一味仰赖北方，而且有足够的实力推动中国的发展了。

　　如果说，在历史上没有所谓纯正血统的广东人，那么，今天广东人与外省人的区别就更加模糊了。由于交通发达，高速公路不断延伸，铁路不断提速，坐飞机从北京到广州，也不用三个小时。时间与空间的概念，已全然更新。以前人们习惯以多少里地来衡量两地之间的距离，现在，开始改用时间来衡量了。你对别人说从甲地到乙地几百公里，还不如说几个小时车程更清晰。珠江三角洲正致力于打造“一小时都市生活圈”，人口的流动，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频繁。

　　打开电视机，全国各省的电视台几乎一一呈现眼前，我们可以通过电视，实时收看远在万里之外举行的体育比赛、音乐会和学术报告会，还有现场直播的战争、天灾人祸，还有世界各地的民风民俗；全国的报刊杂志都可以在邮局订到，在书摊买到，在网上看到；天南地北的人随时都能坐在互联网的聊天室聊天，不受方言障碍的困扰。人们在各种网络论坛上发表自己的见解，与素不相识的人论辩。我们真正置身于一个“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的资讯爆炸年代。

　　每年都有数以百万计的外省人像潮水般涌到广东打工。全国有1/3的流动人口集中在广东。而广东人到外地求学、就业，与外省人结婚的人数，也在节节攀升，成为司空见惯的事情，洗牌效应无所不在。广东人的饮食习惯在改变。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潮州这些大中城市，人们的衣着品味也在变化；阅读兴趣也在变化；婚姻观念也在变化；方言也在变化。一切都在急速的嬗变之中。这是一场前所未有的超级风暴，不仅悄悄改造着广东人的血统，也为广东文化注入了大量新元素。

　　广东人为什么充满活力？因为她是一个移民大省，历朝历代，不断有新鲜血液的补充，不断在种族上、文化上进行着优势杂交。从秦二世派来岭南缝补衣服的妇女，到为逃避战乱而南徙的中原望族，两千多年来，从未间断。屈大均说：“今粤人大抵中国种。自秦汉以来，日滋月盛，不失中州清淑之气。”这种独特的优越条件，是“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西北高原地区，难以比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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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阳匪帮一案开启了一个“互相猜疑的年代”。本地人与外地人之间的鸿沟明显比1980年代加深了。犯罪浪潮席卷而来。贫富悬殊成了忿忿不平的根源。从这时起，涌入广东的不仅有建筑工人、流水线的装配工和搬运工，也有来打家劫舍的、绑架勒索的、拐卖妇女儿童的、贩毒卖淫的。在城市的各个阴暗角落，在城乡结合部，在拆迁待建的废墟上，在迷宫一般的农民屋村里，隐蔽着成千上万从全国各地涌来的流动人员。治安之差，开始严重损害广东的形象，破坏这里的生活和投资环境。


　　媒体对许多刑事案件的报道，在有意无意间，都强调罪犯是外省人，或操外省口音，给人造成一种印象，疏于管理的流动人口，是治安的最大威胁。一份报纸更直指广州的社会刑事案件，有80%是外省人干的。记得在1998年，广州社情民意中心做过一个调查，广州人对社会发展最不满意的是流动人口的管理（占70.5%）和治安状况（占60.5%），连续两年排在头两位。

　　这种状况，在进入21世纪之后，仍然没有好转。2004年底，广州市社情民意中心以相同的问题，再次做了调查，结果，在1000多名受访者中，仅20.8%的市民对广州治安表示“满意”或“比较满意”，不满意程度比20世纪末的调查还高。一位市民在网上疾呼：“你可以做鸵鸟，但我们不行！”

　　有朋友和我说起一件事——他一再声明，自己对外省人毫无成见，他的同事大部分都是外省人，大家相处融洽——他说，有一天他深夜单独回家，发现有人跟在后面，他走快那人也走快，他走慢那人也走慢，足足跟了他两条街。他心里有点发毛了，不知是不是遇上“仆头党”之类的大盗。这时，后面的手机响了，那人开始用白话讲电话，我的朋友顿时大大地松了口气，有一种“安全着陆”的感觉。

　　类似的故事我在网上也见过。许多广东人一说起外地人在广东作奸犯科就咬牙切齿，怒不可遏。一位市民在网上发表文章痛心地说：“整个广州就像一个被侵略的城市，像鬼子进村烧杀抢掠完了就走一样。”尽管我们可以批评这种看法很片面，不负责任，带有情绪。情绪太强，则不能理智地讨论问题。但却不能否认它具有普遍性。老百姓不是社会学家，他们的判断是很直观的，看见什么就说什么。如果拿不出有效的办法消除这种“片面的情绪”，它将留下长久的阴影。

　　讨论城市犯罪问题，并不是本书的主旨。我也不打算对以下的质疑作更深入的探讨：为什么北京、上海也同样有大量流动人口，但那里的治安就比广州好呢？对于一个普通的市民来说，生态城市、花园城市、穿衣戴帽工程、光亮工程、亚运会工程、观光塔、大剧院这些建设规划，固然都很动人，但没有什么比生活在一个安全的环境中更为重要的了。

　　要把犯罪浪潮打下去，立法机关、司法机关和政府行政机关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作为广东人，我们与2000多万守法的外地劳工其实是站在同一阵线的，我们不仅需要精神上的和谐包容，更需要有制度上的公平保障。让所有人获得公平、公正的待遇，所有人都有免于恐惧的权利；让每一个热爱广东的人都有归属感；无论外地人还是本地人受到伤害，我们都感同身受，有如自己的兄弟姐妹受到伤害一样，那么，我们的家一定会变得更加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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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的治安，一向是最受人们诟病的问题之一。

　　在我童年时代，广州是一个很宁静的城市，几乎没有什么偷窃和抢劫的事情发生。夏天闷热时，很多居民都打开家门睡觉，甚至把床搬到人行道上，根本无须担心被小偷光顾。现在，“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景象早已绝迹了。取而代之的是层层防盗门、防盗网、铁闸，大门上一律装上猫眼、防盗链扣。大家出门都小心翼翼，手机不要别在腰上；女人上街最
好不要穿金戴银；挎包最好斜挎，不要单肩挎；如果你是用背囊的话，干脆把它背在身前，以免招惹盗贼。马路上五步一岗，十步一哨，手持棍棒的治安联防队员虎视眈眈，盯着公交车站和过往行人。

　　许多人一谈起广州火车站，都觉得惊心胆颤。这里是广州治安的一个缩影，广州治安好转，这里是最后一个好转的地方；广州治安恶化，这里是最先恶化的一个地方。小偷和骗子神出鬼没，长途汽车强行拉客，飞车党抢劫旅客物品、倒卖火车票、售卖假票、电话宰客、行骗、勒索、吸毒贩毒、强买强卖、卖假发票……政府每年都要对火车站进行声势浩大的“治安专项整治行动”，动用的力量包括城管、警察、武警，甚至海陆空三军联合纠察队。

　　“有些时候我真想去统计一下广州市内到底有多少人是以偷抢骗为生的。”一位市民在网上说。他已经怒火熊熊了。人们有理由愤怒。这还是我们可爱的广州吗？骗人的手机中奖短信满天飞；办假证、开假发票的“牛皮癣”电话号码写满街；做生意一不小心可能就收了张伪钞；高薪招聘、丢包分财、电话促销等等骗术，也纷纷粉墨登场。小孩被告诫千万不要和陌生人交谈，不要给陌生人开门，更不能接受陌生人的任何物品。女孩子晚上不要与陌生人单独乘坐电梯，哪怕在电梯门还没关上时，有人赶来大叫“等等，等等”，你也千万不要好心按“开门”键，应死死地按住“关门”键不放手。

　　各种关于被骗、被抢、被奸、被绑架勒索的故事，在市井坊间广为流传。老百姓忧心忡忡。有人因为抽了陌生人的烟，变得迷迷糊糊，不仅把身上的钱全掏出来了，还带歹徒回家，把存折、金饰，统统交给了歹徒。有的匪徒抢劫财物时，先把事主抬起来头朝下往地上摔，直摔得头颅碎裂，半死不活。令人闻风丧胆的“仆头党”用砖头把人砸得脑门开花，然后再行抢劫。

　　我好几次从粤东或粤西地区乘坐长途汽车到广州，坐的都是直达快车，我的本意是为了快，但上车时听见乘务员提醒大家：“为了乘客的安全，本车沿途不停站，直达广州”，我才醒悟到原来还有这个原因。

　　直达快车走高速公路，还算舒适安全，但那些站站停的长途汽车，就比较危险了。你一上车，可能就会有骗子哄你玩扑克牌，哄你说易拉罐中大奖了，和你玩起掉包术。你不信也不行，他们连哄带吓，如果你还不就范，可能就要受皮肉之苦了。有人总结出从广州至深圳长途汽车上的5大陷阱：

　　一、不走高速公路，专走偏僻道路 ；

　　二、中途把人分批丢在路上；

　　三、中途上来一伙骗子，设局骗人，或上演闹剧，利用迷药骗乘客用人民币换假外币；

　　四、中途换车，然后换一伙人收钱，如果没零钱让他们找，他们就会给伪钞；

　　五、最后在离深圳比较近的一个地方把剩下的人统统丢掉。

　　改革开放之初，外地劳工浩浩荡荡涌入广东，干着城里人不愿干的最苦最累最脏最危险的活，拿着最少的工钱，享受最低的待遇。城里人对他们感激不尽，而乡下人也找到了入城工作的机会。好像是皆大欢喜。许多大型基建项目，还有绝大部分乡镇企业和外资企业，都是靠他们支撑起来的。对双方来说，这个时代开始时是极其美妙的，人们期待着城乡“双赢”的结局。

　　但到1990年代，玫瑰梦开始渐渐黯淡了。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陆续出现，任何人都看得出外地劳工的状况令人担忧，但似乎找不到好的解决办法。直到1994年，震惊全国的湖南麻阳匪帮在广州闹市公开洗劫了一辆双层巴士，杀死1人，刺伤2人，随后又洗劫一辆新福利公共汽车，杀死一名来自新西兰的乘客。匪首张治成和他的同伙原来就是广州一个建筑工地的湖南籍劳工，他们第一次杀人犯案是在1992年。两年来，这伙匪徒持枪在广州、东莞、深圳等地杀人抢劫，共杀死了17个人，仅在广州一地，就杀死了14人，打伤30多人。人们一片惊愕。这件事引起的震惊之强烈，不亚于当年的唐山大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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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六合彩是另一种大型非法赌博。我们无法统计，究竟每天有多少关于六合彩的短信，透过空气飞来飞去，传入人们的手机；社会上时而盛传某电视台的卡通片有玄机透露，于是一到动画片时间，赌徒们就如蚂蚁般围在电视机前；时而又盛传天线宝宝有透码，于是大家又一窝蜂跑去看天线宝宝。不知有多少人被骗；有多少金钱流入了非法庄家的腰包。至少我的手机三天两头就会收到“香港六合彩公司内部人员透码包中，今期先供特码玄机，三八离合出真码，一七有玄机”之类的短信息，令人不胜其烦。


　　据广州市公安局称，他们受理的“有害短信息报警”，其中六合彩类的短信息共占报警总数的55%，中奖类短信息占总数的35%。尽管警方不断施以打击，但地下赌博依然屡禁不止，甚至有愈演愈烈之势。

　　以前人们就说，“粤人好赌，出于天性。”不过，为什么会有这种天性？莫非也是水土原因？却没有人说得清楚了。这种天性对人生观也有深刻影响，广东人常用“终须有日龙穿凤，唔信成世裤穿窿”来激励自己。在事业上，他们也会像赌徒一样寻找机会，一旦看准了机会，就会毫不犹豫地下注，甚至把身家性命押下去也在所不惜。

　　广东人的性格，有两个特点是与赌相关的，一个是“愿赌服输”，赢就是赢，输就是输，输了也不怨天尤人，只怪自己运气不好；另一个是“有赌未为输”，输了还可以从头再来，屡战屡败，屡败屡战。

　　这种气质与习性，并不是由赌博培养出来的，而是由生存环境天然迁化而成，属于群体的性格。广东人好赌，只是这种习性的反映而已。当这种习性反映在别的领域，比方说从政、从商，或从事其他有益社会的事业时，则使人恒若有一种超越成败的大将风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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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人好赌，好博彩。赌博在广东有上千年的历史，根深蒂固。花会、番摊、山铺票、白鸽票、闱姓、字花、麻雀、天九、纸牌、诗票、牛牌、彩票，乃至斗鸟、斗鸡、斗蟋蟀，五花八门的种类，遍布城乡，无孔不入，几乎没有什么东西是不可赌的。有些赌博根本无须本钱，人人可赌，《清稗类钞》描写广东人的赌博，“胜则攫赀而去，不胜则以衣履为质，再不胜则以人为质。”病态赌徒终日沉溺其中，不可自拔。有人甚至夸张地形容：广东人“由小以至大，由富以至贫，由晨以至夕，无老无幼，无贵无贱，无男无女，无智无愚，大都
以赌为生，以赌为乐。”

　　广东人的好赌，是出了名的。粤语中的“博命”，北方人理解为“拼命”，其实本意是用生命作赌注，尽博一铺。粤语有不少俚语，都与赌博有关：打骰（指管事的人）、好彩（幸亏、幸运的意思）、差一皮（差一截，“皮”为番摊术语）、食诈糊（一场高兴一场空之意，麻将术语）、有杀冇赔、揭盅（公开真相）等等，都是从赌桌上来的。广东人在表示愿意承担一切责任时，常常会拍着胸脯说：“大大都杀起。”原意是指赌钱时，即使下很多的注码，都可以受得起。

　　以前海外的广东华侨也喜欢赌，他们想回家乡，又没有水脚（路费），便经常做着“一铺返唐山”的白日梦——靠赌博一次赚够回乡的水脚。我不知有几人能梦想成真，但这句话，在老华侨中却流行了几十年，听得人耳朵都起了茧。

　　我在1923年的报纸上，看到一篇关于广州人赌博的报道，颇为触目惊心，记者写道：“东关，东门外之东皋、川龙口、东市街等处，合共开设地摊，约数十台，闹赌与博者，日夜不绝。南关，最热闹者为天字码头，该码头棚内摆设地摊牛牌等财赌博约有五十余台，任人赴博，并无人守卫。自永汉路见之，只见该码头万头攒动，伏地围博，有如趁市。”从这段文字，可以窥见当年广东的赌风是何等炽烈，省会城市犹如此，更不问乡村了。清末民初，广东被冠以“赌国”的恶号，也不完全诬罔。

　　赌博的祸害，在此不必多说，从古到今，因为赌博而倾家荡产，卖妻鬻子，沦为盗贼的故事，洋洋盈耳。但赌博既然在广东盛行了上千年，那它就必定会在人们身上留下一些东西，在血液中沉积下来，悄悄地起着化学反应，在绵长的日子里，继续影响着人们的心理、性格与习惯。不管我们承认与否，但当我们描述广东人时，很容易就发现它的存在。

　　今天发行的各种彩票，无论我们把它们形容得如何天花乱坠，把它说成是高尚的公益事业，但它们带有鲜明的博彩性质，却是不争的事实。试问买彩票的人，有几个不是做着花两块钱博个百万富翁的美梦？舆论也是这样引导的。

　　“广东体彩2003年造就了147个百万富翁！”

　　这是某新闻网站的大字标题。害得我的头脑几乎又要发起烧来了。

　　广东的彩票销售量，一向名列全国三甲之内，经常是一枝独秀，占据了全国彩票收入的1/3。以2004年第4期足彩为例，全国各省市区的销量都在下降，连北京、辽宁等地都降至千万元以下，唯独广东仍保持3299万元的销售量，气势如虹，占了全国销量的27.51%。广东的福利彩票销售，也几乎年年都稳居全国第一。

　　这固然因为广东人有钱，但也反映了他们喜欢博彩的传统。人人都渴望成为百万富翁，但通往百万富翁的路却很窄，千千万万的人挤了一辈子也没挤上，而彩票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希望。“中了，我的人生将会完全改观；不中也不要紧，做善事嘛。”他们这样说服自己走进彩票销售点。甚至在发生西安宝马案后，舆论强烈质疑彩票的公信力，对广东人买彩票的热情，也没有太大的影响。

　　广东不仅有公开发行的彩票，还有地下发行的私彩、地下赌波（球）、非法六合彩等形式的赌博活动。人们对2002年世界杯期间的广东那股非法赌波的汹涌浪潮，记忆犹新。当时有人估计，地下赌波涉及波缆高达上百亿元。内地庄家与香港外围集团互相勾结，进行收受投注及对盘套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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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人未必能领会其精妙之处，年轻一辈的广东人，也未必尽能明白。比方说，过年摆一条鲮鱼在米缸里，许多人都知道是取“年年有余”之意，但祭祖的菜式为什么只能六样、八样，而不能五样，就不一定人人皆知了。原来“五”与“忤”谐音，在祖宗面前，当然不能“忤逆”了。

　　逢年过节，也是这类“意头”食品大行其道的时候。各宾馆酒家的团年饭，不是锦绣前
程宴，就是五福临门宴；菜式不是“鸿图展翅”（红烧大群翅），就是“包有盈余”（鲍汁扣鲍鱼）。过年时在客厅摆放年桔是取大吉大利之意；放置几根连头带尾的甘蔗（甘蔗是逐节长高的），祈求小孩子快高长大，大人的事业步步高升。

　　广东人一听见“8”就眉开眼笑，因为与“发”谐音；一听见“4”就皱眉头，因为与“死”谐音。广东很多高楼的电梯按键都没有4楼，只有3H。大致上，18（实发）、23（易生）、26（易捞）、28（易发）、98（久发）、93（久生）、168（一路发）、338（生生发），都是吉利的数字组合。反之，14、24、56（没得捞）、58（没得发）、5354（不生不死、不三不四）、9413（九死一生），就是不吉利的组合。广东人对数目字的排列，有着惊人的热情，从电话号码、车牌号码、门牌楼层号码、工号、银行密码，到商店开张日期、结婚日期，乃至医院病床的编号……广东人都在绞尽脑汁，力求趋吉避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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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人们说“顺德祠堂南海庙”，形容广东人热衷于拜祖先、拜鬼神，祠堂、寺庙遍地都是。老人们总是这样教诲后生：“宁可食少餐，拜神唔可以悭（不能省）”。潮汕、客家地区，对修祠堂，拜祖先，敬鬼神也同样重视。许多华侨在海外赚了钱，就回乡修祠堂，村与村之间、族与族之间，形成互相攀比的风气，祠堂规模愈修愈宏大。

　　流风所播，广东人对风水、命理、运程、意头这些东西的迷信程度，恐怕无人可及。室
内设计师要懂风水学，会看罗盘；装修、搬家、出行、开张、婚娶、破土、交易、打扫卫生都要择吉日；家里或办公室哪是吉神方位，哪该摆一只招财猫，什么位置挂一面八卦镜；养多少条金鱼，多少条红，多少条黑，鱼缸里要摆几颗鹅卵石，都有无穷的学问。

　　许多城镇都设有拜神用品专门市场，从香裱、香烛、元宝、冥钞、锞子，到纸仆人、纸三陪小姐、纸手机、纸麻将天九、纸别墅、纸劳斯莱斯，到《金刚经》、《大悲咒》的录音带，应有尽有。《八卦现代风水学真解》、《中华测字术》、《教你断八卦》、《周易预测学》、《卜筮正宗》、《六爻神鬼经》一类图书摆满书摊，长销不衰。

　　七月十五人称鬼节，家家户户在门口焚香烧纸。不仅农村乡镇如此，即大城市亦不能免俗。这天街巷民居都被烟雾笼罩，住宅大厦的走廊亦弥漫着浓烈的檀香，呛人呼吸。走进广东的茶楼、酒楼、茶餐厅，甚至西餐厅，几乎间间都设有神龛，供奉着关帝、财神等神祗，不过大都已不用明火香烛，而改用蜡烛形的电灯了。这是一项很幽默的改革，亦被庙观所采用。不知广东人根据什么认为神灵不会介意这种偷懒的做法呢？

　　有人打麻将、买彩票也要占上一卦，看看哪里才是“财位”；赌钱时最忌被人拍肩膀；出门办事前，必须留意挂历上的“宜”与“忌”。逢七不出门，逢八不归家。要是忌出行，他们会把出差的日期推迟一天；要是宜交易，他们就会选择在这天与客户见面。甚至自己这辈子会不会娶二奶、三奶，也要求神问卜。

　　工作遇到阻滞，或被上司批评，就会怀疑是“小人作祟”，要赶紧请人“打小人”。打小人就是把象征小人的小人纸、五鬼纸、男人丁、女人丁、或“小人”的相片、衣物，以各种手段毁坏，希望藉此狠狠折磨“小人”一番；或请术士画些符咒，贴在相应的位置化解；或焚烧百解灵符、解灾纸、纸船、路票、神魂执照。烧纸船的目的是把不吉利的东西载出大海，永不回来；烧路票与神魂执照是为了超渡鬼魂，希望其不再来骚扰。

　　如果你问他们是不是真信这些，他们会侧着脑袋微微一笑，然后像哲人似地回答你：“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既然有这样的说法，我又何必去犯它呢？”

　　广东人特别喜欢占卦算命，求签问卜，随手拿起什么都可以占卜。《番禺杂记》一书记载：“岭表占卜甚多，鼠卜、箸卜、牛卜、骨卜、田螺卜、鸡卵卜、蔑竹卜，俗鬼故也。” 率凡寺庙、道观附近，总会聚集着一大群解签的、看相的、摸骨的、测字的、卖符的、看风水的、批八字的、擅长起名的“高人”，为善男信女们指点迷津。

　　在日常生活中，广东人很讲“意头”。所谓意头，就是利用汉语的谐音、隐喻、象征等等手法，表达一种吉祥的意义，如红枣、花生、桂元、莲子代表“早生贵子”；发菜猪蹄（手）代表“发财就手”；客家人年初七要吃七色菜，即生菜、芹菜、韭菜、芫荽、蒜苗、葱，外加鱼和肉，代表生财、勤力、长久、缘分、计算精、聪明，鱼与“余”谐音，肉与“禄”谐音，合起来就是有余有禄。广东人避免说舌头，因“舌”与“蚀”谐音，不利生意，所以舌头叫脷；猪肝的“肝”与“干”谐音，亦不利生意，所以改叫猪润；酒席上的干杯也因此要改叫“饮胜”；空屋的“空”与“凶”谐音，所以要叫吉屋；通书的“书”与“输”谐音，所以要改叫通胜。诸如此类的例子，俯拾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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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本质上是一种儒家文化。按《说文》的解释：“儒，柔也，术士之称。”似乎与巫、史、祝、卜是同一类的职业。不过到孔子手中，已变成“畏天命”，“敬鬼神而远之”了。孟子也说：“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由此而见，儒家似乎是信天命，而不信鬼神的。但广东人则既信天命，又信祖先，又信鬼神，且笃信程度，在全国数一数二。


　　广东人所拜的神，几乎无所不有，凡想得出来的都要拜上一拜，好像生怕少拜一个，就会因不敬虔而被上天怪罪一样。从玉皇大帝、观世音菩萨、如来佛祖、弥勒佛、天后元君圣母娘娘，到关圣帝君、南海神、冼夫人、金花娘娘、康公主帅、黄大仙、三山国王、太上老君、吕祖、城隍公、天官、药王、福禄寿三星、床脚婆、招财猫、上帝、孔子、盘古、龙神伯公……直至一块石头、一堆泥土、一座桥，一只长了三条腿的猪，或者一棵老树、一朵花，都有可能成为人们三跪九叩的对象。

　　从表面上看，好像一出荒唐的闹剧，其实，包含了广东人对生活无常的忧虑。以前人们多在海上谋生。大海风云万变，危机重重，生死往往悬于一线。母亲每天都要担心，儿子出海能否平安归来？妻子担心，丈夫出门谋生会遭遇什么风险？

　　贩夫行商的生活，与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农耕生活大不相同，充满着不确定性的悬念。人生的虚幻感与现实相交融，又相抗争，交织成一种复杂的矛盾心理。一生穷达，既然自己无从洞悉，只好交付鬼神。

　　另一个原因，可能与南方的气候与地理环境有关的。广东潮湿温热，山区瘴气弥漫，容易滋生各种奇难杂症，药石不能见效，人们只好求诸鬼神。在古书上，类似的记载，屡见不鲜。《双槐岁抄》一书写道：“南人凡病，皆谓之瘴。率不服药，唯事祭鬼。”而《舆地纪胜》则写道：“士人遇疾，唯祭鬼以祈福。” 在《金志》中亦有记载：岭南人“疾病辄饮水，重巫轻医药。”流行疾病也是容易导致人们尊鬼拜神，相信命运的重要原因。

　　但广东的神为什么会如此之多？据民俗学家调查，番禺钟村镇一年之中就有100多个神诞，不仅有公共的神，各村还有自己的神。我想这可能与他们的祖先来自四面八方有关。张三从河南到广东定居，带来一个神祗；李四从山东到广东定居，也带来一个神祗；王五从安徽到广东定居，又带来一个神祗。结果，积少成多，聚沙成塔，广东便成了十方神仙会师的地方。

　　如果你到番禺沙湾三善村转一圈，准会对广东人拜神的热情，大感惊奇。在你眼前，竟有6座祠庙——潮音阁、报恩祠、社稷神庙、先师古庙、神农古庙和鳌山古庙——在一个水月台上排列着，分别供奉观音娘娘、土地公公、三宝佛、鲁班、放牛仔、和合二仙、齐天大圣孙悟空、文昌帝君、天后妈祖、金花娘娘和十二奶娘等神祗。掌管各方面事务的神祗，几乎都到齐了。一条村居然有6庙共存，亦堪称奇景了。

　　很多时候，广东人拜神只为求个心安。所谓“礼多人不怪”，菩萨亦然。总之入庙烧香，见佛叩头，就不会有错。广东人常说：“拜得神多自有神庇佑。”这是一种长线投资。他们没什么非份之想，所祈求的，也不是什么大富大贵，只是家宅平安而已。小小心愿得以实现，也要立即到寺庙装香还神，酬谢神恩。

　　广东人虽然热衷于拜神，但与宗教无关。他可以完全不了解佛教教义，但非常虔诚地参加每月的水陆大会；非常虔诚地在大雄宝殿上焚香跪拜祈祷。广东人把拜祖先也列入了拜神的范畴，许多家庭都有每月初一、十五烧香拜神的习惯。古书上说：“粤人佞神，妇女特甚，所有桥梁江岸、片瓦拳石，无不指为灵验而神明事之。老妪杯珓之卜，群儿扁额之奉，源源而来，几无隙地。”有一首竹枝词写道：“粤人好鬼信非常，拜庙求神日日忙。大树土堆与顽石，也教消受一枝香。”这些现象，直到今天仍时有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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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情人一起喝喝爱尔兰咖啡。听听音乐会。讨论一下几米漫画的人生哲理。谈论云门舞集。谈论摇滚歌手的私生活。谈论村上春树和博尔赫斯。当气氛合适时，他们会交流一下对一夜情或婚外恋的看法，“要不要试试？”他们半打趣半认真地问，这是他们之间的一种小游戏。有时他们会发出“我为什么要这么活着”之类的感叹。然后相约一起去风味街试吃各种小吃。在烛光下互相凝视。在酒吧里尖叫起舞。一起在午后的阳光下沏乌龙茶。幽幽的叹气。目光朦胧。浅笑。憧憬着流浪。一起去游山玩水。以及诸如此类他们认为比较高雅的、
上档次的活动——当然，无论怎么高雅，最终还是要上床的。

　　“没有情人的人是可耻的。”这是他们的口号。这些人自视甚高，自以为是专业人士、文化精英，深信自己身上有一种令异性着迷的气质。他们的原则是“不主动，不拒绝，不负责”。当然有时也会主动的。他们还有许多类似的格言，比方说，“风流而不下流”。和异性相处时，他们便不停地琢磨如何才能把风流发挥到极致而不被人觉得下流。

　　有广东朋友不服气地反驳我说：这类人是有的，不过不是广东人。你留意一下，在昏暗的酒吧或咖啡室里聊天而神情暧昧的男女，有几个是讲广东话的？我留意了一下，果然讲广东话的不多。不过这能说明什么吗？什么也说明不了。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广东人，因为有太多的外省人在广东生活，对许多事情，我们根本无法明确指出：这是广东人干的，那是外省人干的。这些是广东的传统，那些不是。就好比你侄子到你家做客，把邻居的玻璃打破了，人家一样会把账算到你头上。

　　从1980年代开始，广东被人们视作一个性开放、性自由、性放纵的地方。大有众口烁金，积毁销骨之势。对此，我倒认为不应沉默，而要坚决驳斥。有一本谈论广东人的书居然写道：“广东人认为‘纳妾’是理所当然的，天经地义的。那么广东人如此理解‘纳妾’，对情人就更加宽容了。”完全是危言耸听，胡说八道。我没见过哪个广东人认为纳妾是天经地义的——除了纳妾者本人。广东人对情人的宽容，也并非完全认同这种现象，只不过觉得这是人家的私事，旁人不便干涉而已。所谓的宽容，是建立在尊重别人私生活的信念之上，并不等同于赞赏。

　　把广东描写成一个人欲横流的可怕渊薮，不过是一些三流色情写手的意淫之作。只要你稍微想一下，在广东这里常年生活着1亿人口，有多少娼妓？有多少二奶？你就会觉得情况并不像某些人惊呼的那么一团糟糕。2002年，广东省妇联作了一项问卷调查显示，广东省初婚者比例较高，而离婚率较低，有六成被访者对婚外恋持否定态度；城乡居民对自己婚姻满意的占80.6%。

　　另外一项调查是重庆市妇联所做的，结果显示，只有三成重庆人反对婚外恋；63%的重庆市民对婚姻表示满意。而上海的离婚率则达到0.49%，比中国的平均离婚率高出大约2.5倍，是全国离婚率最高的城市。据某些社会学家预测，进入2000年之后，中国的离婚率将以每年200万对的速度递增。相比之下，广东的离婚率一直处于低水平，1996~2000年平均只有0.12%。当然，离婚率的高低，不能证明社会道德水平的高低，但从这些数据也可以看出，广东并不是像某些人想象的那样是一个大淫窟。

　　娼妓、婚外恋、重婚纳妾这些问题，并不是广东的土特产，而是全中国都要面对的问题。我这么说，并非要用别人身上的毒疮，来证明自己生疮是名正言顺。我只是想指出，要解决这些问题，不是广东一地所能独力承担的，它涉及到整个国家的经济结构、地区差别、贫富悬殊、价值重建以及如何立法执法等一系列问题。

　　在我认识的广东人当中，绝大部分都十分纯朴，家庭观念比许多北方地区的人还重，为了妻儿老小，他们很能吃苦耐劳，一人兼两三份职是家常便饭，为了挣外快，他们可以一连熬几个通宵，把眼睛熬成熊猫眼，嘴里还说“没事没事”。可是你让他和情人烛光晚餐，红酒牛扒，他会觉得是极大的奢侈，宁愿到茶餐厅吃碗云吞面然后回家睡觉。

　　他们从心底看不惯那些花天酒地的暴发户（无论是政治还是经济的暴发户），也痛恨包二奶一类破坏家庭的行为。2000年全国妇联对广东、四川等10个省进行修改《婚姻法》的调查，在广东发放的问卷显示，近半数的广东人要求刑事处罚婚外恋。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广东人主流的价值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