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精不怕火恋

文宗继位异闻


作者：谭伯牛


--------------------------------------------------------------------------------

　　皇帝家中，立太子始终是件大事，每到阿玛驾崩、阿哥即位之时，更是人心惶惶，机险百出。雍正的继位诏书，“传位于四皇子”和“传位十四皇子”的笔墨官司，早就脍炙人口，算是清朝最为著名的接班故事。咸丰皇帝继承大宝，也有一些“异闻”，而异闻的主人公则都是恭王奕訢。

　　咸丰帝奕詝是道光第四子，奕訢排行老六。道光二十六年，道光皇帝遵守立储家法，立奕詝为太子，将他的名字写在黄绫上，密藏起来。而奕訢天姿颖异，越来越招人疼爱，道光就有些后悔不该立了奕詝做太子，“几为夺嫡者数”。将死时，忽命太监传六阿哥进宫。恰好奕詝到寝门请安，“闻命惶恐”，赶忙跑到床前察看动静。道光见奕訢没来，奕詝来了，不觉失望，微微叹气，虽渐入昏迷，仍然不断传召六阿哥进宫。待奕訢赶到，他却已经咽了气，想说什么，谁也听不着了。这个“异闻”颇类似“戏说”，因为正史记载，道光死前，召来载铨、载垣、端华、僧格林沁等十人，开启保险箱，展示了四年前写好的手诏：“皇四子立为皇太子”。政务公开，并没有私下交易。

　　另外一个“异闻”，则合情合理的多，说道光皇帝最先立的太子乃是奕訢，也是按照立储家法，将名字写上了黄绫，可是被一个内监看到“末笔甚长”，怀疑是奕訢的“訢”字，于是“其事稍闻于外”。传言被道光听到，以为奕訢暗自揣摩圣意，四处散播，明显不够成熟稳重，难以担当大任，故“知而恶之”，乃将奕詝代替奕訢立为太子。这个故事的逻辑更顺畅，也更符合史实。

　　空穴不会来风，相关“异闻”的主人公都是六阿哥，其命意取材，应该和咸丰帝和恭王爷之间先热后冷的关系有关。咸丰的亲妈死得早，恭王之母康慈贵妃受其母委托，康慈视同己出，关怀备至，因此咸丰和恭王从小就很亲近，更像一母所出的亲兄弟。咸丰即位，很快就让恭王入了军机，要秉承兄弟同心、其利断金的古训，应付越来越乱的军国大事。咸丰五年夏间，已被册封为贵太妃的康慈贵妃病重，咸丰、恭王这对兄弟时常探问，某日，咸丰前去问安，太妃睡得迷迷瞪瞪，以为是儿子恭王，就说：“你怎么又来了？能给你的，我都给了。他性情不测，莫生嫌疑就好”；咸丰发现她说错了话，立即喊了声“额娘”，太妃定睛一看，原来是皇上，不是恭王，随即转身装睡，不再言语。自此，咸丰不得不琢磨这几句话的意思，对恭王生了嫌疑。又一天，咸丰问安，恰逢恭王从内出来，咸丰问病情如何，恭王哭着跪下说怕是没治了，就等着上皇太后封号，方能瞑目。咸丰面无表情，只是哦哦了两声，再没表示。谁料恭王随后就到军机处假传圣旨，命令臣僚准备了册封典礼。承办官员拿着封典方案来找皇帝，咸丰大为气愤，但不好明着拒绝，勉强同意了封号，尊皇贵太妃为康慈皇太后。七月九日，康慈皇太后逝世。一周后，诏令恭王罢职军机，回上书房读书。皇太后的丧仪也被大大减损，据称是秉遵遗诏执行。咸丰和恭王的密切关系也到此为止。

真精不怕火恋

猪子出得湖

　　“出得湖”是湖南土话。湖，指洞庭湖。湖南是个内陆省份，向外四个方向，只有北面的洞庭湖交通最为便利。过了洞庭湖，进入长江：顺流而下，是秀丽的江南；逆流而上，是富庶的四川。渡江而北，无数读书人、野心家就此踏上功名之路，去实现那些或多或少或大或小的光荣与梦想。这些可能性，只有渡过洞庭，才会呈现。所以，说某人出得湖，就意味着他已经有所蓄积，可以大展身手、拳打脚踢一番了。咸丰四年二月，曾国藩率领湘军水陆兵勇及长夫等共计一万七千人北上，这次的路线是度过洞庭湖，进入长江，直奔太平天国的首都——金陵。他能“出得湖”么？

　　起兵前夜，曾国藩写了一篇《讨粤匪檄》，沿路贴发，大造声势。檄文墨迹未干，“粤匪”的西征军已于正月间攻克汉口、汉阳，分兵南下，破岳阳，扫荡湘阴、宁乡，夺据乔口、靖港，挡住了曾国藩出湖的必经之路。入侵的太平军，就像一个考官，专程前来测验曾国藩的“出湖指数”，以及刚刚组建的湘军水师。

　　靖港距长沙不到三十公里，在湘江西岸，尽得水陆进兵之便：西则益阳、宁乡，北则湘阴，南则长沙、湘潭，俱可瞬息而至。但是此时太平军的“水师”，都是用抢来的民船草草改造而成，兵勇未经训练，亦无战术可言，实在比不上湘军的水师。所以，三月二十六日，湘军水师驶赴靖港，“上下往复，周而复始”，打了第一个小胜仗。太平军败退，随即分兵从陆路绕道宁乡，转攻湘潭，为上下夹攻长沙之计。曾国藩召集诸人定计：塔齐布率陆军八营，褚汝航、彭玉麟率水师五营，南下追剿。曾国藩亲统剩馀水师五营及亲兵二营，第二日跟进。褚、彭水师出发后，长沙城中人心惶惶，生怕曾国藩明日跟去，城防空虚，靖港之敌即来进攻。于是，四月一日夜，有人向曾国藩建议：靖港太平军人数不多，不如明天先把他们赶走，再去湘潭。并承诺派遣长沙团练随军助剿。曾国藩也怕湘潭久攻不下，靖港之敌危及省城，所以临时变计，明日改攻靖港。当时靖港太平军只有几百人，曾国藩手下水陆兵勇合计有三千多人，实力对比明显占优。唯一不足，就是没有人临阵指挥；曾国藩仗着船坚兵众，认为几百匪类不值一剿，师船一至，必定望风而溃。所以，他决定实战指挥，享受一次书生杀敌的快感。很不幸，他的处女作以完败收场，以少胜多的快感奉献给了太平军。

　　四月二日清晨，率队出发。中午，船队逼近“贼屯”。立脚未稳，布置未定，突然刮起一阵猛烈的南风，吹得战船顺流急下，直奔敌营而去。敌军岸炮齐发。风猛水急，战船失控，不能后退，多被击中。趁着慌乱，敌军划出二百多艘小舢板，绕战船四周，火烧枪击。水勇纷纷弃船逃跑，或将战船凿沉，“恐以资贼”，有幸逃回的残部退守到对岸铜官渚。见水师不利，曾国藩亲率陆军往攻，以团练为前锋。刚过浮桥，敌军出队截击。团练勉强可以守碉堡、护城墙，执抢互射、挥刀对砍，实非所长，于是，见敌即“反奔”。兵败如山倒；看见团练“反奔”，湘军士兵也扯起脚就跑，争抢浮桥。浮桥用门板、床板搭建，勇丁一拥而上，浮桥立即踏坏，淹毙踩死一百多。曾国藩短衣仗剑，在岸边竖起令旗，大喝：“过旗者斩”。估计噪音太大，众勇听不真切，“皆绕从旗旁过”。曾国藩羞愤难当，仰天长叹，“愤而投水者两次”，都被亲兵章寿麟救起。事不过三，湘江不能再跳，只好收拾残众，回泊南湖港。

　　回船以后，曾国藩“其志仍在必死”，乃召集幕友李元度、陈士杰，吩咐后事：代作遗摺，与《讨粤匪檄》一起“进呈御览”；“赶紧送灵柩回家”，所得丧仪，除棺材成本、运费外，全部移交粮台。交待完毕，就要自裁（伯牛案：死法如何，文献不足征，未能确定）。李、陈拼命阻止，拉拉扯扯，僵持许久。恰在此时，收到克服湘潭的捷报，向死之志才稍微摇动。左宗棠“缒城出视之”，到船上一看，曾国藩还穿着湿衣湿裤，“污泥满身”，“气息奄然”，不禁哈哈大笑，赞道：“好像猪子”。突兀之下，很难理解他为什么这样说。试着阐释一下。往雅里入手，则怀疑他谐音“朱子”。不过在下固陋，实在想不起朱文公什么时候出现在相似的场景中。不能入雅，只好入俗。大概“猪子”是比较文雅的说法，记述者已经失真。根据湖南人的口语习惯，左宗棠当天说的应该是：“好像个猪崽子”。乡俗：单说“猪”字，纯属骂人，而在较为熟悉的人之间，称呼为“猪崽子”，则往往糅合怪责、怜悯两重意思。曾国藩私自变计，自取其辱，应该责怪；但是全局未坏，斯人憔悴，实属可怜。再加上一身尽湿，泥渍斑斑，形状上也有几分神似，所以左宗棠脱口而出“猪崽子”，试图藉此缓和气氛，让灰心丧气的曾国藩能够“破涕成笑”，重振精神。

　　随后的几天，曾国藩移驾南门外妙高峰寺，杜门思过。作为统帅，此役收复湘潭，敌军北逃，“毙贼近万”（主要指宁乡和湘潭两个战场），“所获旗帜器械无算”，解散被挟持的百姓“约以万计”，无疑是大功一件。但是，作为实际参战人员，指挥失当，号令不行，战船损失三分之一，士兵伤亡逃跑大半，实在又是大罪一条。于是，在和提督、巡抚会衔合奏以外，独上一摺，“请旨将臣交部从重治罪”，并请另派大臣总统此军。而长沙城内传来消息，藩司、臬司等人向骆秉章建议“罢遣曾军”，“语倨妄甚”，骆表态：“且待之”。所“待”者，无非是奏折递上后皇帝的批谕；如果中央有意追究，则无妨落井下石；如果“天恩浩荡”，不予穷责，也不妨作个顺水人情。省城官吏可以两待，曾国藩却是度日如年，一天不下旨，就一天不安生。从四月十二日拜发奏摺到五月八日接奉谕旨，二十多天里，曾国藩思想斗争极为激烈，甚至拟了一封遗摺，再起自杀之念。全赖李元度“宛转护持，入则欢愉相对，出则雪涕鸣愤”，左宗棠也每日过来“絮聒”慰解，他才挺过这个初夏，没干傻事。

　　五月八日，旨下。立功人员俱受嘉奖；曾国藩“即行革职”，“带罪自效”；鲍起豹身为最高军事指挥官，仅仅列衔会奏，竟不参战，“着即革职”；塔齐布署理湖南提督。这条谕旨赏功罚过，是非不紊。湘潭战役获胜，参战人员获得保举等奖励，是赏功。曾国藩轻出浪战，损兵折将，革职而不剥夺领导权，是罚过。地方军务负责人鲍起豹在这次省城保卫战中竟未派兵出战，也不参与指挥，尸位素餐，“着即革职”，就是是非不紊了。皇帝并不知道此前长沙城中发生的提督和钦差之间的风波，仅仅根据提督会衔而未参战的蛛丝马迹，就作出临阵换将的决策，无意中替曾国藩出了一口恶气。而在城中官吏看来，此次突如其来的人事任免，无疑是曾国藩在北京进行“活动”的结果，所以大为“惭沮”，觉得曾大人朝中后台硬不可言，以后少惹为妙。

　　其实，曾国藩此次并未进行任何“非组织活动”。本年军机处以奕訢、祁寯藻领班。奕訢和曾并无私交。曾国藩于祁寯藻虽有问学从游之举，但是大多数人都认为祁不仅不是曾的奥援，甚至还有意压制他。所以，处理得当，大部分功劳要归于皇帝本人。咸丰死前一两年名声不好，但是执政前期、中期的表现都算得上中规中矩，勤政忧国。只是点儿太背，一上台就得面对五十年积渐而成的“制度性衰退”以及太平天国起义、英法入侵激化而成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不得不在忧愤交加中消磨掉十年的执政岁月，一无所称。如果非要说曾国藩在朝廷中傍到粗腿的话，最粗的那条腿倒不是别人，而是这位一直郁闷的当朝天子。

　　不过，七月在岳阳城陵矶，湘军水师又犯了和靖港之役相同的错误：在顺风顺水的情况下，贸然进攻。于是，同样一阵南风，断送了水师中排名头甲的三位大将，和几十艘征痕初染的战船。值得欣慰的是，两次失败终于换来一个宝贵的经验，那就是发现了水师行军必须遵守的规律：逆风逆流，最利水师攻战；其次则顺流逆风；最忌顺风顺水。道理一经点透，十分简单。顺风顺水，战船前进固然疾驰如飞，但是有进无退，路线单一，稍有挫失，就陷入敌军重围，船炮发挥不出威力，兵力更形单弱，必致溃败。逆流逆风，则前进稍慢，但是方向、节奏、阵形的主动权都操之在我，船炮的威力也可以充分发挥。要退军的话，则变为顺风顺水，以专业战船的素质，肯定能跑过太平军的改装商船。如此，则胜算大增，风险大减。掌握了这条规则，随之应用于岳阳、武昌、长江的几个战役，就都获得大胜。投入产出相较，成本控制还算合理。

　　岳阳失利二个月后，收复武昌、汉阳，击毙太平军骁将曾天养。十月，大捷于田家镇，杀敌万人，破坏、缴获船只四千多艘。十一月，一直杀到九江城下。

真精不怕火恋

　　曾国藩到衡阳后，一面下乡剿匪，一面扩充湘军，准备办成六千人的陆军，和江忠源统带的四千楚勇（其时此军在江西援守）合为万人大军。扩军的最大原因，当然是长沙的伤心事大大刺激了他，认为光靠绿营的力量“断不能办此贼”，只有“别树一帜，改弦更张”，纯靠湘军的力量，不掺杂成事不足败事有馀的绿营，才能“驱驰中原，渐望澄清”。塔齐布勇猛异常，稍缺谋略；罗泽南勤恳扎实，拙于交际。扩军之举，能够引以为助、且有能力相助的，就只有王錱。所以一到衡阳，他就写信给王錱，告诉他这个想法。王錱则正为罗泽南援赣部队中四位阵亡同学感到哀愤，发誓要募勇添丁，为之报仇。于是一拍即合，定下了扩军的计划。 www.csuchen.de/bbs

　　二人计划的初稿，是总共招募六千，办一支复仇的“义师”，其中由王錱统带二千，并自筹饷银万两。可是到省城后，王錱却改变了计划，招募人数扩充到万人，饷银也由自筹变为官拨了。 www.csuchen.de/bbs

　　长沙之变后，省城官吏都成了曾国藩的私敌，谁都想看他的笑话，但是一则因为他掌握着二三千人的精锐部队，湖南境内防剿还有赖于他；二则没有出现取而代之的人物，所以场面上还得予以支持，兵事、饷事、吏事，不得不让他几分。孰料王錱到省城，向行政长官门披露了扩军计划，对于曾国藩的私敌们来说，不啻是一个惊喜。王錱善战，而出身低下，倘若在军饷、军备上予以支持，帮助他办成此军，必然不像曾国藩那么难以控制。同样是公费，给曾、给王，没有区别，那么有此机缘，当然倾全力支持王錱，而把曾国藩晾在一边了。所以，王錱才得以更改招募计划。 www.csuchen.de/bbs

　　资源有限，全力支持了王錱，曾国藩所得必然减少。军饷不再按时发给，领取武器弹药也备受刁难，曾国藩及其所部渐渐被边缘化，眼看就要处于若存若亡的困境。日复一日，土匪越剿越少，曾军在全省防务上的重要性也就越来越低。额外的军饷没有来源，则扩军之说等于空谈。扩军倘不果行，则届时代表湖南出境讨贼，必然是人多钱足的王錱，而不会是兵单饷绌的曾国藩了。曾国藩探知此中关节后，大为恼怒。可是，无名火终归是无名火，只能自己憋着。唯一可行的，无非希望以情动人，以理服人，把王錱从敌对阵营中争取过来。 www.csuchen.de/bbs

　　他给王錱写信，说一贯爱重他“驭士有方”、“忠勇奋发”，就像古代的刘琨、祖逖，自己则到处说项，毫无嫉妒猜疑之情。这是以情动人。然后笔锋一转，说以前说好的是成立“义师”，现在取给于官府，居然变成了“官勇”；既然改为官勇，就应当“通盘筹划”，不该在“官项支绌”的时候，不为公家“省财、省力”，反而“多此一番周折”（言外之意，就是君所新得，即我之旧有，王錱你太不仗义也）。这是想要以理服人。最后，还加上几句危言恐吓：“足下志气满溢，语气夸大，恐持之不固，发之不慎，将来或至偾事”。这种虚弱无力的言语当然起不到任何作用。王錱也是一心为国，只求效果，能够获得官府的支持，总比东家讨几两、西邻劝几串的自筹资金要好得多。至于是否因此损害曾国藩的利权，他或者没有体会曾国藩的隐衷，不能产生理解之同情；或者觉得交情不够（至少比不上阵亡江西的那几个同学），不必加以维护。所以，对曾国藩的意见，他视若不见，连回信都省掉了。 www.csuchen.de/bbs

　　此路不通。曾国藩无奈之下，分别给巡抚、布政使、长沙知府写信，力辩扩军之议：只是订好让王錱统带两千人，作为先锋，而不是统带万人，全盘负责。并汲汲申言，应该让王錱裁撤超出计划的勇丁。同时，也在给其他乡绅的信中阐述这层意思，甚至不惜措辞贬低“真可爱也”的王錱，以博取同情。但是，大多数的官绅并不同情他，反而说他心胸狭窄，妒贤嫉能。事儿看着就要黄了，曾国藩却一筹莫展，只有干瞪眼的份。 www.csuchen.de/bbs

　　这年夏天，郭嵩焘在江西江忠源幕中建议兴办水师，江将此意转达给曾国藩。九月，太平军水陆并进，第二次进攻武汉。靠着水师的威力，数日之间，就到达武昌城下，湖北形势岌岌可危。朝廷急令湖南派兵援助。其时，湖南只有驻扎长沙的王錱新募三千多人和驻扎衡阳的曾国藩所带二千馀人可以一战，骆秉章接令，即调王军。但是北援湖北，光有陆军不行，过了岳阳，就是洞庭、长江，水陆不能并举，别说剿匪，就是太平军的毛都摸不着。操办水师，成了当务之急。 www.csuchen.de/bbs

　　目光如电的曾国藩在郁郁不得志中消磨了两个月的光阴，当此良机，哪能放过，于是，十月二十四日上奏，请练水师。咸丰皇帝早以长江之上没有水师抗扼太平军为忧，见奏大喜，立即表扬：“所虑俱是。汝能斟酌缓急，甚属可嘉”。靠着这份敏锐，曾国藩发掘了自身存在的价值，开始在衡阳、湘潭两处造船募勇，规划未来。此前募集六千人支援江忠源的计划，也因时局而改变。十月后，太平军从湖北撤军，转攻安徽，团练大臣吕贤基（李鸿章当时是他的助手）、安徽巡抚江忠源（刚由江西到任）相继死事。于是，最新的战略演变为：湖北解严，湖南援兵不用北上，留驻省城待命。而长江上游亟待组建一支水陆大军，在加固岳阳、武昌防守的基础上，沿江东下，与驻扎在南京、扬州城外的江南、江北两大营遥相呼应，逐次扫荡江面及沿岸，最终形成对太平军根据地的大包围。计划中，出湖南下长江的水师，其高屋建瓴、改变全局的重要作用，不言而喻。所以请旨成功、督办水师的曾国藩，一夜之间，反客为主，将资金使用、人事控制等权利握于一手。尤为关键的是获得了绝对优先的经济支持，不但省库有义务供应造船募勇（水师勇丁）的军费；广东解往江南大营、湖北防军的经费也可以截留提取；军队的粮食供应则直接提用漕米；办起民间捐输来，也更加振振有词。相形之下，王錱的部队反而成了鸡肋，唯一的任务就是出兵攻剿周边零碎匪徒，再要求添兵加饷，已经不可能了。曾国藩打仗极为讲究主客之辨，每每能反客为主；此次化解人事纷争，落笔极为辽远，得益却在眼前，无疑是反客为主的绝佳案例。 www.csuchen.de/bbs

　　既然重做主人，异日统带水陆出省攻剿，决定权都落在曾国藩一人之手，带谁不带谁，就都凭他一句话了。他如果将王錱列入名单，王錱所部才会有资金、军备方面的支持；他不带王錱出省，王錱就会沦落为一般的团练主管，生活全靠自理了。一切的关键，在于曾国藩记不记仇。很可惜，咸丰三年，四十三岁的曾国藩，修养还没到这份上。对于王錱中途投靠其私敌的“叛徒”行为，他不能忘怀，而王錱能征善战的本领，他却有意淡忘。 www.csuchen.de/bbs

　　当然，这种泄一己私愤的行为，必将遭受来自官绅各界的质疑，不给出一个合情合理的借口，悍然不顾舆论，一意孤行，那是莽夫手段，曾国藩所不取也。他对王錱约法十条，其中“必不可改者五条”，王錱可以“自为主张者三条”，曾国藩“自办而不以书告者三条”。我们来逐条审议这十条的内容： www.csuchen.de/bbs

　　“必从鄙意而不可改者五”： www.csuchen.de/bbs

　　一、汰选勇丁，合格者训练两月以上，方可出征。——粗看问题不大，其实为以下裁减王部，由三千变为两千，埋下了伏笔。 www.csuchen.de/bbs

　　二、王錱三千人应该划分成数营，每营由营官一人、帮办四五人统带，“不必由足下一手经理”。——这条最要命。按照曾国藩刚刚定下的湘军营制，每营定员五百，设营官一名。各营官互不统摄，全都直接听命于曾国藩。曾和各营官之间并不设立统带数营之“分统”职位，行政架构完全扁平化。若依此办理，王錱所部则当分为六营，他不过统领一营而已。从方面大帅降格为偏裨小将，势所必争；昔日帐下属员，居然并肩同事，情何以堪？ www.csuchen.de/bbs

　　三、军备方面，“如有一械未精，不可轻出”。——军械及费用，曾国藩不会按照王錱现有三千人的规模配拨，而只按照二千人的限额制订预算（见“自为主张者”第二条），超出部分，经费自筹。筹集不及，必然出现“一械未精”的情况，那么就“不可轻出”了。 www.csuchen.de/bbs

　　四、需雇用船只，作为随军的后勤中心。——关键还是在于经费预算。人多，要雇的船也多，超出部分，又得自筹。 www.csuchen.de/bbs

　　五、日常消费，“以船为市”。——此条的意思在于推行集团采购制度，降低行军成本，控制现金流动。食品和日用品都先期由粮台采办，储备在随军仓船。兵勇入营，须用饷银兑换“吾船之钱”，然后购买“吾船之货”（颇类似于某些企业之内部银行、内部商店）。如此，则“银钱总不外散，而兵勇无米盐断缺之患，无数倍昂贵之患”。这是“必不可改者”中唯一不针对王錱的一条。 www.csuchen.de/bbs

　　“不必从仆，听足下自为屈伸主张者三”： www.csuchen.de/bbs

　　一、出征陆军规模限定为十营，王錱所部应该缩减为四营。“如足下能设法劝捐，多留一营亦可”。——这条其实是变相的“必不可改者”。劈空落笔，已经汰减了至少五百人，毫无商量馀地。至于大军齐出，五百人自筹薪水，区别于其他四千五百人，岂不是明显的“歧视”？ www.csuchen.de/bbs

　　二、训练兵勇，在衡阳或在长沙，可以自定。 www.csuchen.de/bbs

　　三、每营、每队（一般十人为一队）需要操演阵法。 www.csuchen.de/bbs

　　“自为密办而不遽以书奉告者二”： www.csuchen.de/bbs

　　一、“有人愿带五百人随同远征，已许之矣”；——故作神秘，无非候补有人，不受要挟之意。 www.csuchen.de/bbs

　　二、询问是否能自办雇船、雇水手事宜。 www.csuchen.de/bbs

　　综观以上十条，纯乎强硬压制，其中裁额、降职两条，尤为蛮横。裁额与否，自当在全军进行校阅、考评以后，酌情处理，但以数额限制，岂能服人？王錱统带三千人，自定军制在前，曾国藩归并各营、制订营制在后，明里是统一制度，实则无端降职，血性男儿如王璞山者，岂能就范？此后曾国藩修改营制，增设统带数营之 “分统”，已经证明互不统摄、完全扁平化的管理架构有其不切实际之处；王錱的一人可统数营的营制则一直应用于“老湘营”和“楚军”，在湖南、江西、浙江和西北等地的战事中发挥效用。王錱之不接受此种规范，不能简单说成意气之争，而有理论之辨的意义。 www.csuchen.de/bbs

　　骆秉章、罗泽南、郭嵩焘、刘蓉等人从中调解，二人都不愿意委曲求全，终成决裂之局。勉强折衷的结果：骆秉章全额保留王錱的军队，专司防省之用。曾国藩另行委派林源恩、邹吉琦等人募勇，补足十营之数。罗泽南因此退出东征大军，驻留衡阳剿匪。 www.csuchen.de/bbs

　　创立湘军的三个湘乡人，合作不到一年，就此分手。

真精不怕火恋

出长沙记



　　自从曾国藩三年元月到长沙，短短半年间，就把满城文武都得罪了。

　　得罪文官，是因为他在行辕内设置的“审案局”。他的审案局类似于今天的“严打办”，专管治安案件，凡有被举报从匪、抢劫及其他严重违反治安管理条例的犯罪嫌疑人，统统属于“审案局”承办范围。解到之后，只有三种处理办法：“重则立决，轻则毙之杖下，又轻则鞭之千百”。审案局并不尊重正常办案程序，即使已被州县立案、尚未就审的嫌疑人，也是“闻信即提来”，“即时讯供，即时正法，无所期待迁延”。不但一般“恶民”他要杀，“公务员”也不放过：“有上言胥吏贪恣，辄捕治斩之”。他自觉为民除害，问心无愧，即使“身得武健严酷之名，或有损于阴骘慈祥之说，亦不敢辞”，而且“三月以来仅戮五十人，于古之猛烈者，曾不足比数”。这是一到四月的数据，而到七月底再统计，审案局共杀掉二百多人，势头越来越“猛烈”，可以媲美古代酷吏了。但是，案子就是钱，案子就是人情，曾大人把案子都拿去了，全省上下，自布政使以至知县的人情、案费就都不见了，人家能没意见吗？所以，长沙城中“文法吏大哗”，都看不惯他（当时官绅李瀚章、魁联、朱孙诒、郭嵩焘、欧阳兆熊等都给他写信，表示了不同程度的抗议）。巡抚骆秉章也不以为然，想要制止他。但是皇帝支持他，还鼓励他“务期根株净尽”，所以“未有以难也”。

　　越俎代庖的治安严打，得罪了文官，恪遵职守的练勇治军则得罪了武将。刚到省城，每月逢三逢八之日，他就召集乡勇和标兵（巡抚、提督的亲兵）“会操”，亲自校阅。但只练了几次，对于藉此提高标兵技战术水平的可能性，曾国藩就感觉希望渺茫，“恐岳王复生，半年可以教成其武艺；孔子复生，三年不能变革其恶习”。但他还是不想放弃，希望通过弹劾和保举这两种非常手段，以示奖罚严明，提升士气。去年太平军攻城，挖通地道，炸坍南城，协副将清德吓得摘掉顶戴，跑到市民家躲藏，部下兵丁则四处逃窜，脱掉的号衣堆满街道。直到今年，这还是长沙市民茶馀饭后的笑料。他和巡抚、提督关系好，所以未被奏革，继续在军营里混日子。清德有养花的雅好，平日下乡剿匪，也不忘寻访奇花异草，每次都要带回满船的花木。每月五次的会操，他从未参加，天天呆家里伺候花草。曾国藩要拿来祭刀的，此君自然是当仁不让。塔齐布刚因去年守城有功提拔为参将，今年则不仅会操一次不落，还遵命密捕了几个巨盗，和曾国藩甚为相得，早已是身在绿营心在湘军。带同部下诸殿元按照湘军的制度训练手下辰勇（当时勇源不止湘乡一处，湘乡以外勇丁，有少部分托管给提标军官管带），也颇有成效。曾国藩用来树榜样立模范的，自然是这两位。于是，六月十二日，他连上两摺，分别参劾清德和保举塔齐布、诸殿元。摺子里不管说好说歹，都是斩钉截铁的狠话：参摺不但要求革职，还请求将其解交刑部，从重治罪；保摺则请求破格超擢，并将塔、诸二人的未来表现一并担保：“如该二人日后有临阵退缩之事，即将微臣一并治罪”。为了不让和清德共事已久的巡抚骆秉章从中阻挠，参摺和湖广总督张亮基会衔上奏，保摺则秘密上奏。摺上，俱蒙批准：塔、诸分别赏给副将、守备衔；清德革职拿问，交督、抚讯明定拟。

　　骆秉基和清德料不到曾国藩下手如此狠辣，不声不响就告了黑状，但是天命难违，只好吃了这个哑巴亏。提督鲍起豹是清德的铁哥们，却怎么也咽不下这口气，于是，“驱曾运动”开始了。

　　首先，泄愤于塔齐布。以炎夏操练，虐待兵丁为借口，禁止塔齐布参与会操，并停止日常训练。鲍起豹扬言，没有提督的命令，“敢再妄为者，军棍从事”。

　　其次，内部传达密令，怂恿轻侮湘勇。本来，七月以前，绿营兵和湘勇就有摩擦，甚至对曾国藩也大为不敬。二月在桂东，六月在三江口，都发生了绿营兵殴斗、杀伤湘勇的事件。曾国藩的亲兵仆人“每次上城必遭毒骂痛打”。三月，标兵与曾国藩亲兵发生冲突，甚至打烂了他的轿子。现经提督倡扬，驻城标兵欺负起湘勇来，就更加无顾忌了。七月十三日，湘勇试枪，误伤提标长夫（类似今日的工程兵或者勤务兵），标兵立即执旗吹号，持械列队，找湘勇开战。曾国藩自觉理亏，只好把肇事湘勇交出，送到提标营内打了三百军棍。八月四日，塔齐布管带的辰勇和标兵赌钱，因小事造衅，标兵再次纠集起来，要和湘勇开战。这次曾国藩不服气，给鲍起豹发公文，要求严惩带头闹事的标兵。鲍起豹二话不说，捆了肇事者就往曾公馆送。然后鼓动标兵在公馆前示威抗议，把皮球原封不动的踢还给曾国藩。怕引起兵变，曾国藩不敢杀；怕属下耻笑，曾国藩不敢放。就这么犹豫不决，过了两天。标兵日夜喧闹，要求放人，最后把公馆团团围住，声言再不放人，就要闯进公馆强行抢人。公馆就在巡抚办公室隔壁，曾国藩硬着头皮请骆秉章调解，骆以此事不属巡抚管辖范围谢绝。没办法，曾国藩扛着钦差牌子在公馆内挺着，希望拖几天再作打算。哪料到六日晚上，标兵悍然冲入公馆，刺伤门丁、卫兵，吓得曾国藩跑到骆秉章家里求救。骆秉章故作惊讶，说了句：“点会这样？（骆是广东花县人，说话估计是这个调调）”然后建议放人，平息事态。万分无奈，十分没脸，曾国藩同意放人。第二天，满城传言：曾钦差这事，纯属人格障碍，心里阴暗，自作自受，活该。

　　按道理，这种事情完全应该告御状，到天子那里讨说法。可是，曾国藩没有这么干。冠冕的理由，他是这么说的：“为臣子者不能为国家弭大乱，反以琐事上渎君父，方寸窃所不安”。诛心而论的话，我想他首先是担心没有胜诉的把握，更担心侥幸胜诉，还得提防日后的报复。因为，上告的话，被告只能是闹事标兵，而调查取证却得由巡抚、提督来做，不利于原告，那是肯定的。即使万岁圣明，明断万里之外，判原告胜诉，也不过杀几个标兵抵罪而已。而再次哄闹，保不准就真得搭进去自己这条命。左右权衡，于公于私，告状都是下策。那么，不能靠告状出了这口恶气，还能忍辱包羞在长沙混下去么？斯文扫地，将来还怎么和这一城的文武谈公事、修私谊？尊严尽丧，将来还怎么对下属发号令、施奖惩？辗转反侧，还是三十六计走为上。于是，带着一颗破碎的心，郁闷的钦差选择了逃避。

　　八月十三日，曾国藩以就近剿匪为由，奏禀移驻衡阳，于省城发生的变乱只字不提。第二天，带领属下（包括患难之交塔齐布）启程南下。

真精不怕火恋

起隙



　　回过头再说王錱。

　　湘军初起时，曾和罗、王之间，表面上是依靠乡情、友谊，合作办事的关系。实际上，三人之间，曾国藩才是无名有实的真“老板”。这一千多人，最初以团练的名义纠集起来，到了长沙，却成为一支新军。新军没有名义上的“总统”，自然会造成管理紊乱。这支军队，作为地方最高长官的巡抚可以依法“饬派”，奉了钦命的前侍郎曾国藩可以酌需“札遣”，罗、王自己也可以根据匪情缓急，自主行止，不受“遥制”。巡抚骆秉章关注的重点在于绿营，日常工作多是和本省提督协商，并未将主要精力用于管理湘军；所以这支军队的日常训练、饷需供应和调遣分派，实际操作都由曾、罗、王三人负责，三人之间倘若不能取得共识，就不可能协调一致，临事有济。由于具有多重身份，三人中必然以曾国藩为主，进行统筹：奉旨帮办团练事务，是“差事”；丁忧在籍，是乡绅；前侍郎的正二品官衔，则可以在和自巡抚以下的官场打交道时获得尊重。出省以后，曾国藩经常慨叹自己“不官不绅”的身份，导致办事不顺；建军之初，却正赖于这“不官不绅”的身份，免去了很多制度上的麻烦。法律规定，在籍官员不能干涉家乡公务，他奉了旨，却可以练兵、剿匪乃至查吏、办捐；办团经费，有官拨、捐输两种来源，谕旨规定“一切经费均归绅耆掌管，不假吏胥之手”，他身无实授官职，恰好可以“绅耆”的身份上省要钱，下乡劝捐；民团和官府、官兵之间，总会有这样那样的矛盾，他仗着前侍郎正二品的威望，可以出面调和。这种关系可以总结为：罗、王没有曾国藩的支持，建立不了新军；曾国藩没有罗、王的湘勇，却可以另行招募，建立新军。所以，他才是湘军真正的领袖。

　　但是，随着这种关系的建立，曾、王之间的冲突也与之俱来。这种冲突，在表面上表现为制度与战术之争。

　　咸丰三年夏，江忠源助守南昌，兵力不够，向湖南请援。罗泽南、江忠淑等人率湘乡一千人、新宁（江忠源故乡）二千人分两路赴援。江忠淑初经战阵，行军不备侦探，在瑞州猝遇埋伏，全军溃散。罗泽南所部虽然闯进城内，但是阵亡八十多人，其中包括其弟子谢邦翰等四人。这四个人是王錱的邻居、同学，也是最要好的朋友，王錱闻讯大怒，“誓率湘中子弟慷慨兴师”，“为诸人报仇雪耻”，恰好与曾国藩扩建湘军的思路不谋而合。但是，在谁统领这支部队的问题上，曾国藩却别有想法，他认为王錱虽然“忠勇冠群，驭众严明”，但是“局量狭隘，只堪裨将”。募集三到四千人的话，只能自统一营，其他各营需由他人管带。王錱当然不觉得自己只是统领数百人之才（湘军初期营制并没有硬性规定每营五百人，而是上下浮动百馀人左右，粗别为大营小营），为此愤愤不平。

　　王錱的军事才能，体现在实战和理论两个方面。实战，则以平定省内暴乱和防御太平军进攻湖南为主要成效。湖南衡、永、郴、桂四州，在太平军起事后，经常爆发大小不等的农民起义，“动辄帖粤匪之伪示，张太平之逆旗。甚至乞儿偷盗，三五成群，亦敢倡言谋乱，毫无忌惮”，王錱所到之处，次第平息。咸丰四年至七年间，太平军从江西、两广等地屡次来犯（其中包括石达开率领的精锐部队），王錱也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淹，撑住了湖南一省的门户。太平军中，甚至有“出队莫逢王老虎”的忌讳。理论方面，则在建军初期，已经著成《练勇刍言》一书，对于军队的营制、职司、号令、赏罚和练法，都有详细的规定。胡林翼曾在湖北重印此书，奉为鄂军的圭臬。左宗棠在王錱病亡后，接管了他的部将和士兵，营规制度也一并继承，赖此肃清闽浙，鼎定西北。可见，王錱是一位非常优秀的统帅，当曾国藩奉旨北上援鄂，肃清江面的时候，自然应当带上他，以为辅佐。可是，出征的名单里，并没有王錱的名字。这是为什么呢？

　　要解释这个问题，不得不说说曾国藩被逼离开省城，移驻衡阳的事情。

真精不怕火恋

新军

　　谈到曾国藩，俗口流传，总说他起家团练，后来扩展为湘军，完成了平乱大业。其实，曾国藩压根就没办过一天团练。第一手棋，他走的就是湘军这个新布局。

　　早在道光末、咸丰初，曾国藩已经开始了关于全局的战略性思考。咸丰元年三月九日，他递上《议汰兵疏》，对当时军队的冗员耗饷进行猛烈抨击。他说：“天下之大患，盖有二端，一曰国用不足，二曰兵伍不精”；自1840年以来，鸦片战争赔款二千一百万（首付六百万，馀款四年付清）；癸卯年户部银库监守自盗，亏失九百万；全国税务欠缴几近五千万（戊申年统计数据）；连年水旱灾害，造成歉收、赈贷费用接近两千万，中央财政岌岌可危，差不多要进入破产清盘程序。而民生凋敝至极，不可能再刮油水，所以开源增赋之策不可行，唯一的办法，只有裁兵减饷。裁兵固然是为了补贴国用，而本质的原因则还在于兵不可用，不裁白不裁。绿营兵之窳败，其普遍现象为：“无事则游手恣睢，有事则雇无赖之人代充，见贼则望风奔溃，贼去则杀民以邀功”。而镇压白莲教起义不得不借助团练之力；鸦片战争中进不能战，退不能守，节节溃退；广西额兵、土兵三万七千人，加上邻省调派的援军几万人，竟然抵挡不住洪秀全几千人的乌合之众，就是兵不可用的具体事例。所以，他建议“汰兵五万，仍变乾隆四十六年以前之旧”。

　　尽管认识到养兵无用，不如不养，可是作为京官的曾国藩并没有办法提出更有建设性的意见，例如日后他所倡导并一手作成的练乡勇为劲旅，并以此代替绿营。所以，在没有一支切实可用的新军代替绿营，在“教匪”日益猖狂、“国军”屡战屡溃的情况下，刚上台的咸丰皇帝是不敢贸然裁兵的。因邓，这个建议没有被采纳。

　　咸丰二年六月，曾国藩奉旨出任江西正考官。七月二十五日，行抵安徽太湖，收到母亲逝世的消息，旋即回乡办理丧事。十二月十三日，接到帮办团练的谕旨。终于，他有了一个机会，来实现他在北京时未能作到的理想。但是，如前所述，用团练对付太平军，是不切实际的空想。旧军队和团练都不凑效的情况下，就只剩下创立新军这一条道路了。所以，在接奉圣旨后的第十天，他就复奏，提出了建立一支新军队的思路。不过，由于圣旨明确规定他的责任在于帮办团练，那么即使明知团练无益大局，他也不敢公然拒绝。因此，他就给皇帝打马虎眼儿，明办团练，暗练新军。明着，他这么说：

　　“圣谕团练乡民一节，诚为此时急务。然团练之难，不难于操习武艺，而难于捐集费资”；

　　财政困绌，不像嘉庆年间可以“官给练费”，而民间捐款，暂时还是画饼望梅，当不了指望。所以由此造成帮办团练的拖沓，可以获得谅解。暗里，他就不求其名，但择其实，阐述了练新军的办法：

　　“于省城立一大团，认真操练，就各县曾经训练之乡民，择其壮健而朴实者招募来省。参访前明戚继光、近人傅鼐成法，但求其精，不贵其多；但求有济，不求速效”。

　　一般来说，团练都在州县就地办理，省城、重镇的防务还是依靠绿营；他提出在省会长沙办团，与办团的宗旨是互相抵牾的。戚继光练的是新军，傅鼐办的是民团，根本是两码事，他却把二者混在一起，揣着明白装糊涂。日后，湘军的制度几乎照搬戚继光理论，而再没有提过傅鼐一个字。皇帝或者不够精明，发现不了他的小把戏，或者把这份奏折当作跟其他办团大臣照例回复的官样文书，没有细看，于是草草批示：“知道了。悉心办理，以资防剿”。八年以后，由于事实证明了他的远见，曾国藩才可以把这番苦心揭示出来：

　　“臣自咸丰二年奉旨办团，初次摺内就奏明自行练勇一千，是臣所办者乃官勇，非团丁也”。

　　就这么瞒天过海的玩了一次文字游戏，，“湘军”的创意得到了圣谕批准，曾国藩可以放开手脚，大干一番了。

　　“各县曾经训练之乡民”，指的就是罗泽南、王錱的湘乡勇兵；在曾国藩的指导下，按照戚继光的成法，这一千多个人分为中、左、右三营，分别由罗泽南、王錱和邹寿璋统带，号称“湘勇”。这就是“湘军”的昉始。不过，“湘勇”的“湘”，和“湘军”的“湘”，还是有些微妙的区别，不可一概而论。前者的“湘”，实际是“湘乡”的意思，因为当时，就有江忠源的“楚勇”（新宁）、塔齐布的“宝勇”（宝庆）、林源恩的“平勇”（平江）等名目；后者的“湘”，才代表“湖南”。

真精不怕火恋

团练之弊

　　当日练勇的指挥权，并没有明确指定由曾国藩掌握，也就是说曾国藩没有被授权指挥那些具体的将领和士兵。圣旨所谓“帮同办理本省团练乡民、搜查土匪诸事务”，实在是一个模糊的指令，实际操作起来，难度很大。“帮同”的意思，就是协助巡抚办理团练和剿匪，至于怎么协助、协助到哪一步，就是天意高难问，只能摸着石头过河，走哪算哪了。当然，这也不是说咸丰皇帝故意搞模糊政治，一开始就有提防不肖臣子拥兵自重，破坏中央集权制度的远见卓识。导致这种模糊局面的形成，原因不在于咸丰，而要归咎于咸丰的爷爷——嘉庆皇帝。

　　嘉庆元年，川、鄂、陕、豫四省交界地区，白莲教起义开始蔓延，此起彼伏，越闹越大。到了嘉庆四年，单凭国家正规部队——绿营兵的实力，已经收拾不掉这个围剿与反围剿的僵局了。恰在此危急时刻，古意盎然的保甲制度，经过改制，加入军事和经济概念，重新包装，摇身一变为团练题材，在朝野热炒之下，竟然连续涨停，托住大市。终于，在嘉庆七年，基本肃清白莲教，为大清帝国接下来差不多五十年的国内政局，定下了不是大好还算小好的调子。白莲教被团练制度干掉了，咸丰皇帝自然要尝试这个办法，用来对付太平天国。所以，从咸丰二年十一月到三年二月，他一口气任命了十个省共四十三位团练大臣，并刊刻嘉庆初年的《筑堡御贼疏》、《坚壁清野议》以及相关指导性文件，颁发各省，号召大家边学边干，苦练快上。可是，实际效果如何呢？

　　团练的精髓，只有八个字：清查保甲，坚壁清野。清查保甲，可以有效防止城乡士民与起义军勾结呼应，让剿匪部队没有后顾之忧，不用东堵西捂，手忙脚乱。坚壁，就是砌高垒，挖深濠，修缮城防；清野，则是拆除城墙外若干里内的房屋，清割农田作物。一可以断绝起义部队的粮食供应，二可以增大攻城的难度。这八个字扎实做到了，在没有统一指挥，各自为战，不占领根据地的情况下，白莲教起义军想不成为“流贼”都不行。而一旦成为流贼，屁股后面总是跟着一队猎人般的绿营兵，所到之处，则是坚固的碉堡，质朴勇敢的民兵，想歇脚都找不到地方。除了跑到荒山野岭作“山贼”，再没有别的出路。而一旦堕落成山贼，政府军喘息已定，必然要步步为营，大举围剿。当此时也，外有重围，内无定饷，更可怕的是人心惶惶，军心摇动，随时有不攻自溃的危险。这时候恐怕是求作“降贼”也不可得了。大致来说，各地白莲教就是这样被团练制度搞定的。

　　白莲教和太平军，在朝廷眼里，都是乱民暴民，都是黄巢、李自成，政治定性，区别不大。而实际上，白莲教和太平军，根本就是两码事：白莲教没有一个统一的指挥机构，多点并发、互不联属；太平军自金田起事，就有一个紧密团结在洪秀全周围，由拜上帝教和三合会骨干分子组成的领导集体，进退有度，攻守有节。白莲教像同治年间的捻军，流动作战，没有根据地；太平军则在南京建国，以江浙为根据地，横行长江，从容进退。白莲教自身没有明确定位，做一天强盗跑一天路，是所谓“流贼”；太平军则在政治、军事、经济方面都有自己的主张，与清朝分庭抗礼，俨然敌国，是所谓“窃号之贼”。团练能搞定白莲教，也能搞定太平军么？

　　毫无疑问，食古不化的咸丰皇帝认为可以。只可惜，事实面前，人人平等。团练对付不了太平军，这是客观规律，皇帝说话也不管用。

　　对付太平军，团练八字诀就不够用了。自从咸丰三年从武昌战略撤退，沿江东下，二十几天内占领南京，太平军的性质发生了重大变化。下长江以前，可以归其类为“流寇”，到南京后，就得算是“割据”了。下长江以前，太平军一直被追杀，虽然攻城掠食，一路席卷，但总显得狼狈，不无屁股向后、平沙落雁的尴尬。一旦进入南京，改元建国，粮饷充足，士气旺盛，就不满足于仅仅偏安一隅，而有逐鹿中原的志向。定都以后，立即派李开芳、林凤祥率领北伐军，胡以晃率领西征军，北边打到静海，西边打到武汉，就是这种战略意图的体现。更重要的，则是太平天国由始至终，在沦陷区民意拥戴指数上，不但远高于绿营，也略高于湘军和淮军。当时没有盖洛普公司作统计，但是别的证据可以支持这个结论：胡林翼在湖北作巡抚，慨叹湖北“莠民”每每“兵至为民，贼来从逆”。洪山民众里应外合，帮助石达开击败湘军，罗泽南因此战死；后来收复，胡林翼差点下达了屠城的命令。曾国藩困守江西，对各属民众“从逆如归”甚为恼怒，乃至教导部下不妨“杀刈草菅，使民之畏我远过于畏贼”。太平军中石达开、李秀成不但善战，而且能安抚民心，引为己用，众所周知。其中下层将领中，也不乏曾天爵、宋关佑那样能行“仁义”的“君子”。太平天国在武昌、南京都举行过科举考试，开考之日，应者云集，其中就不乏刘鹏、王弢这样学高才大的读书人。围城官绅中，固然有满门自杀的忠臣孝子，也不乏进言上策的“贰臣”、“劣绅”。曾国藩一直敬慕的桐城派古文大师梅曾亮、著有《艺舟双楫》的包世臣和鼎鼎大名的魏源，就住在李世贤的侍王府，每日优游谈宴，此间乐，不思蜀矣。

　　当日的太平天国，礼乐俱张，民众拥戴，不让“辫妖”，实在是一个很有实力的政权，一旦分兵四出，“吊民伐罪”，其威力大大胜过白莲教，决不是区区团练可以抑制的。团练本来只是正规部队的补充，而咸丰初年的清朝正规军——绿营的战斗力，已经堕落到聊胜如无、权当摆设的程度。从广西到江苏，从追缴到围攻，派遣访剿的钦差大臣，如塞尚阿、向荣、琦善所率部队，大多时候只是虚报战况，苟且偷安，根本起不到抗衡太平军的作用。诗人金和有一首《初五日记事》，我们可以具体了解到绿营腐朽的实在情形：

　　“昨日黄昏忽传令，谓‘不汝诛贷汝命，今夜攻下东北城，城不可下无从生’！三军拜谢呼刀去，又到前回酣睡处。空中乌乌狂风来，沈沈云阴轰轰雷，将谓士曰‘雨且至’，士谓将曰‘此可避’。回鞭十里夜复晴，急见将军‘天未明’，将军已知夜色晦：‘此非汝罪汝其退’。我闻在楚因天寒，龟手而战难乎难。近来烈日恶作夏，故兵之出必以夜。此后又非进兵时：月明如画贼易知。乃于片刻星云变，可以一战亦不战。吁嗟乎！将军作计必万全，非不灭贼皆由天，安得青天不寒亦不暑、日月不出不风雨！”

　　绿营将领讲究“天时”到了这种匪夷所思的程度，其他怯懦苟安的情状，就不难想象了。所以很多时候，只见到几百号乡勇对抗成千上万训练有素、军械优良的另一支政府军——太平军，而看不见绿营的影子。太平军旁出攻掠，都有后勤保障，而团练往往是星散各地，困守小城。内无长饷，外无救兵，和嘉庆年间相比，主客易位，攻守逆转，不再是有备无患下的以逸待劳，而是内忧外困中的引颈待割。所以，练团数年，没有一点成效，“从未见有团练能专打一仗、专守一城者”。

真精不怕火恋

　　咸丰二年八月，太平军围攻长沙，失败。年底，巡抚张亮基随即调令罗泽南、王錱率领一千零八个湘乡农民组成的勇团进驻长沙，帮助防御。恰在此时，在籍丁忧侍郎曾国藩接奉圣旨，命令在乡办理团练，于是，实行拿来主义：在兵源上，全面接管这一千多人；在练法上，则借鉴戚继光的营制，曾国藩开始筹建湘军。 www.csuchen.de/bbs

　　根据罗尔纲的统计，湘军将领中，书生出身的占到58%的比例，在统领一路乃至多路人马的高级将领中，这个比例更是到了67%。而湘军草创，分别率领中、左、右三营的罗泽南、王錱和邹寿璋，就全由书生起家。较之腐朽溃烂的绿营，文员带勇，最大的好处，就是能够以道义相磨砺，稍存知耻、爱民之心，可以切实做到“不怕死、不要钱”。而时人称为罗山先生的罗泽南，一生服膺宋儒，与同好此道的曾国藩气味相投，一拍即合，更是在私交层面成全了这次资源整合。 www.csuchen.de/bbs

　　罗山先生的学问志向，根据曾国藩的总结，是“不忧门庭多故，而忧所学不能拔俗而入圣；不耻生事之艰，而耻无术以济天下”。罗泽南家里很穷，穷得每要吃饭，就去当铺。他的命很苦，苦得十年之内，连遭十一次期功之丧。但是，再穷再苦，他也不放在心上，未尝稍减问学求道之志。这么严重的穷苦都能抗过来，以后在军中创造出一种上马杀敌、下马讲学的风范，无疑得益于这种锻炼。他自己把这种心得，称为“乱极时站得定，才是有用之学”（临终遗言）。至于一介书生，亲临行阵，而每每克敌制胜的原因，他总结为：“无他，熟读《大学》‘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数语，尽之矣”。左宗棠不佩服罗泽南的理学，但是极为佩服他这种不学而能、触类旁通的军事天赋。塔齐布是湘军名将，咸丰四年七月，曾经在岳阳和罗泽南合作，与太平军进行遭遇战。他本是瞧不起罗泽南这类“儒将”的，但是这次合作，改变了他的看法。当日，罗泽南和弟子李续宾率领一千人守护岳州大桥，太平军前来攻夺的军队却有万人之多。罗泽南从容调度，派五百人守营，五百人迎战。前敌五百人又分为三路，每路不过一百多人，但是主攻、旁击、抄尾，井井有条。就凭这种布置，竟然数战数捷，力保大桥不失。此后，塔、罗并称，就再也没人轻视湘军里带兵的书生了。 www.csuchen.de/bbs

　　王錱是曾国藩的老乡，又是罗泽南的弟子。他长相“清癯”，但是“声大而远”，语速极快。师徒们围坐讲学，一旦进入自由讨论时段，就只听到他的大嗓门唧唧呱呱，滔滔不绝，别人根本插不上嘴。罗泽南不止一次的对他发脾气：“璞山（錱字）盍少休，让吾侪一开口乎？”王錱这才自笑鲁莽，把“话语霸权”交还给老师。他嗓门大，志向也大，十四岁就提笔刷墙，写下一段豪言：“置身万物之表，俯视一切，则理自明，气自壮，量自宏”；用大白话表示，就是崇尚力量，不为人下。这种性格，和他老师那种带有腐儒气味的性理之学大不相同，既成就了日后他以一己之力防卫湖南的功绩，也造成了他和曾国藩共事过程中产生矛盾，乃至决裂。 www.csuchen.de/bbs

　　一开始，曾国藩很欣赏王錱这位充满激情的血性男儿，称赞他“真可爱也”，引为臂膀。但是，王錱不是“以利为义”、一味愚勇的武夫，而是有点哲学的人；他不但有身先士卒的狠劲儿，更有澄清天下的大志向。以湖南为大后方，以湖北为后勤中心，支援江、皖，肃清东南；这是初起兵时曾国藩和王錱都能设想的远大前程。可是，战略上能够取得共识，不代表战术方面能够所见略同，更不代表实际操作的时候也能和衷共济，事权明晰。具体来说，复杂微妙的人事关系，决定了曾、王二人在战术上不能达成统一；而针锋相对的性格冲突，则为日常操作设置了诸多障碍。 www.csuchen.de/bbs

　　三个性格迥异的湘乡人就这么走到一起，开创了湘军。

真精不怕火恋

咸丰四年末，收复武汉后，湘军水陆并下，在田家镇大败太平军，随即进攻九江、湖口。水师一部冲入鄱阳湖，被太平军封锁湖口，不得重返长江，水师遂被分割成外江、内湖两部分。外江水师多大船，不能近战；内湖水师多小艇，不利补给。太平军坚守九江等处，又分兵攻击武汉、江西，准备活生生把湘军“枯”死在长江中段。从咸丰五年被困到七年二月丁忧回乡，曾国藩一直困守江西，每日都处于愁苦凄凉的境况。军事方面，名将塔齐布、罗泽南递相沦谢，后继无人，攻守俱惫。经济方面，江西省官方吝于给饷，晋、陕、川、浙等处拨饷则多为空头支票，全靠湖南协饷和办捐收厘苦苦支撑。形格事禁，师久无功，朝廷不仅不予谅解，甚至以 “顿兵不战，坐耗军需”，严词诘责。 www.csuchen.de/bbs

　　“每闻春风之怒号，则寸心欲碎；见贼帆之上驶，则绕屋徬徨”，这是曾国藩当日向皇上哭诉的哀辞。既是杜鹃泣血似的无奈心声，也是精卫填海似的真实写照。自湘军创办，迄于困守江西，差不多五年时间；这五年，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五年。

加入时刻: 9/04/06

真精不怕火恋

　　历史有什么用处？研究历史的人常常被问及这样一个使人恼火的问题。因为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却很难回答，即便是那些已经成名成家的历史学家也未必能说清楚。二战期间，法国沦陷，史家布洛赫投身于反抗纳粹的抵抗运动，或许心有所感吧，他再用枪拯救祖国的自由的同时，写了一本小书，题目就叫“为历史学辩护”，不过，布洛赫的辩护并不很具有说服力，因为时至今日这个问题依然困扰着历史学家。至少直到1980年代我们在大学求学的时候依然如此，那时，白发苍苍的教授们不得不花很大的精力来向我们这些“新兵” 解释，这个即将吞噬我们的青春和智力的工作是多么值得从事。 www.csuchen.de/bbs

　　其实一旦历史学被限定为对过去发生的一切的纯粹客观记录，对历史学家的写作意图予以坚决拒绝，历史学就再也逃避不了类似的追问。一些等而下之的历史编撰者和研究者们，就在“客观”、“真实”的辩护和口实之下，排比罗列现成的史料，再缀以几句事后诸葛亮式的诠释，来构造自己的历史学，以为这样的日积月累就可以建造一座通天塔，揭示“天道”的秘密。这种剪刀-浆糊历史学被柯林武德戏称为前培根式的历史学，不过，以这种方式“构造”出来的史书，居然成了现代史书的标准版本。为了逃脱工具性的奴役，被视为可以任意打扮的小姑娘，历史学付出的代价也足够惨重，即背叛了它对文明的担当。这种只能生存于专业小行会里的历史学因而也就被学以致用的读者们抛弃了，心怀不满的读者自然有理由质问历史的用处何在。 www.csuchen.de/bbs

　　在古代，历史学不仅没有遭到这样的诘难，历史学家还常常被奉为智慧的象征。诸如“读史可以使人明智”之类的格言大家都能耳熟能详。在但丁的《神曲》中，罗马史家塔西佗被描写成具有洞察一切的智慧和理性。在中国的传统中，众所周知，“史”是最重要的经典之一，它可以知兴衰，可以“资治”。“观之上古，验之当世，参之人事。”，可以“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去就有序，变化因时，故旷日长久，而社稷安矣。”连皇帝乃至暴君也要对史家礼让三分，大饥荒期间，刘少奇也曾忧心忡忡地对毛泽东表达了他对被写入史书的恐惧。 www.csuchen.de/bbs

　　在现代，历史被当作一门科学来研究，史书的撰写与古代相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历史被认定为是一个不断进步和演变的自然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蕴藏着一些神秘的客观规律。为了保证在探求这个规律时，史家是客观和科学的，“人”逐渐被逐出了历史的伟大运动。这当然是现代学科发展进步的结局。可是历史记载的内容和精神也随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国古代传记体的史书常常记述人的自然德性，如勇敢、荣誉、智能、功业等，在审视帝国的庞大身躯的时候，史家总是怀着对天道敬而远之的清醒，“天行有常，不以尧存，不以桀亡”，“岂有苍苍不可问之天哉”，王夫之说的更干脆：“生有生之理，死有死之理，治有治之理，乱有乱之理，存有存之理，亡有亡之理。天者，理也；其命，理之流行者也。……夫国家之治乱存亡，亦如此而已矣。”，他们心如古井，秉笔书写帝国的庄严神圣、治乱兴衰，判明善恶美丑，记录君王、臣子、工匠、走卒、巨盗、刺客等言行事迹。由是我们得知古老的风俗、律令和制度是如何浸润于民族的血液之中，我们也才能够体会到：那“耕种土地的贫农，其血管中有着好几个时代的血液，这样，他正像和‘牛’是兄弟一样，和我们也是兄弟。” www.csuchen.de/bbs

　　古代和现代历史撰写的另一个重要区别是历史编撰者身份的变化，黑格尔对此有很精辟的说明：现代的历史家多是头脑单纯的编年史家，他们绝不参加积极的公共生活，相反地，古代的历史家却是积极参加公共生活的。这种身份的差异对于历史的撰写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www.csuchen.de/bbs

　　更为重要的是，古代的人对历史的看法从根本上与现代有着很大的分别。古人曾说：欲亡其国，必先亡其史。这个说法或许偏激，但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古代世界的实情。正如识者所见：“在古代世界里，如果把一种文明比作一个政体，撰写政治史的根本作用就是为一国文明理出来一个秩序，换言之，就是为一国文明立法。那么，撰写政治史的传统可谓是这个政体的宪法。其实，大凡政治史撰家似乎都具有为民族立法乃至为万民立法的意图。”在中世纪的修道院里那些默默搜寻、注释古代希腊、罗马典籍的作家曾经是基督教最害怕的敌人，因为“他们在对古代典籍不动声色的爬疏和研究中延续着古代世界的生命﹐从而培植了能够抵制乃至颠覆基督教文明秩序的最坚韧的力量。”而在这些典籍当中最鲜活、最有力的武器就是记载着他们高贵祖先嘉言懿行的那些异教史书。布克哈特在其杰作《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中曾经记录了文艺复兴时期如痴如狂的好古之风，那些后世被我们目为巨匠的大师，常常为了一本不容易得到的古代残篇而欣喜若狂，城邦之间甚至会为了一个古代英雄的遗物或者墓地而发动战争。（顺便说一句，文艺复兴对人的解放，往往被阐释为确立了人的欲望的正当性，把人从神和上帝的笼罩下解放出来了，粉碎了中世纪教会的蒙昧统治。文艺复兴的另外一面却被有意无意地回避了，在那个时代，解放人，是为了恢复人在希腊、罗马时代的德行和成就那样的功业，是对一个伟大的政治共同体的想望，是对基督教贬抑人的言、德、功和毒害人的政治品格的仇恨，他们对人的解放不是为了让人像动物一样的纵欲，而是为了让人恢复其勇敢、智能、荣誉和尊严。）就此观之，或许我们就多少可以理解为什么孔子做春秋而能够使乱臣贼子惧，为什么司马迁敢说：“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 www.csuchen.de/bbs

　　现代中国的一些历史研究和撰写过分深陷于概念、名词、意识形态的纠缠，而遗弃了史家的眼界和史书的灵魂，成为材料的堆集或者教条的阐释，那双本应被史家视为生命的“自然”的眼睛昏昏欲睡。历史放弃了对政治的严肃思考，放弃去面对英雄、战争等宏伟的主题，却表现出一种妇人似的懦弱。 www.csuchen.de/bbs

　　网友谭伯牛先生的《战天京》，没有专业史家的匠气，写的灵动活泼，并且对古人予以充分的理解和尊重，就此而言，实在值得专业的史学工作者学习。伯牛兄并没有排比史料，也没有做意识形态的纠缠，却能够使读者仿佛置身于天京城下，可谓难得。本书所处理的主题之一是关于太平天国与湘军的殊死搏斗，或许我们大略回顾一下有关战争的讨论，对于读者阅读本书会有所裨益。 www.csuchen.de/bbs

　　在现代，战争，这个被修昔底德称为人类所能从事的“最伟大的运动”，成为一个被诅咒的事情，至少是一桩原本可以避免的残暴、愚蠢的罪行。对于战争和暴力，我们的民族向来没有好勇斗狠的偏执，却有着近乎本能的反感和抵制，喜好炫耀强力的人，往往被描写成莽夫和蠢汉，是逞匹夫之勇，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不过，并非每个民族都这么想，除了修昔底德对战争的称颂以及古罗马的赫赫战功，连托克维尔也说：“战争差不多总能提高一个民族的意志，开阔它的心胸。”，还有更甚者，比如日本的武士把配刀看的比他们的生命还重要，而在某些穆斯林的眼中：“剑乃是天国与地狱的钥匙”。 www.csuchen.de/bbs

　　在中国人看来，战争行为是关乎国家命运的大事，不可儿戏视之。“国之大事，未祀与戎”，孙子也说：“故知兵之将，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对于军队，中国人愿意赋予它更多的政治意涵，期望成就“仁人之兵，王者之师。”于是在战争面前，我们有时候会非常犹疑、恐惧，只有到了最后的关头，走投无路的时候，才会诉诸于武力。再加上对“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下攻城。”的片面曲解，于是“自古知兵非好战，能攻心则反侧自消”成为治兵打仗的要诀，这种对武力的审慎态度和对其作用的清醒判断是文明和智慧的表征，但是也常常使我们在暴力和压迫面前轻易让步，不管具体的历史情景如何，主动采用战争的手段总是非常艰难的。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我们常常记住了“不战”，而忘记了“屈人之兵”，忘记了战争的目的是使敌人屈服于你的意志，正如克劳塞维茨所说：“有些仁慈的人可能很容易认为，一定会有一种巧妙的方法，不必造成太大的伤亡就能解除敌人的武装或者打垮敌人，并且认为这是军事艺术发展的真正方向。这种说法不管多么美妙，却是一种必须消除的错误思想，因为在象战争这样危险的事情中，从仁慈产生的这种错误思想正是最为有害的。”“如果我们发现文明民族不杀俘虏，不破坏城市和乡村，那是因为他们在战争中更多地应用了智力，学会了比这种粗暴地发泄本能更有效地使用暴力的方法。” www.csuchen.de/bbs

　　不过，对于以战争致胜的可靠性的不信任只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我们的祖先在被迫面对战争的时候，却也并不心慈手软，甚至直白的出人意料。诗曰：“王赫斯怒、爰征其旅。”司马法曰：“人故杀人，杀之可也。”，这是兵家所能做的最简洁最吓人的宣言了。中国的儒者士绅并非从来都是像宋明理学兴盛以后那样手无缚鸡之力的小白脸，平时袖手言心性，临难一死报君王。在中国古人的治国理念当中，已爵禄赏有功之人，使将士用命效死，是帝国稳固、天下太平的基本要求，有人说这是法家以利诱天下的权谋，其实儒家的贤哲也持有同样的洞见，他们在讲“隆礼”的同时，也绝不会忘记讲“效功”，“庆赏刑罚，必以信”，管仲说过：“使贤者食于能则上尊，斗士食于功则卒轻于死，二者设于国则天下治。”东汉末年，天下大乱之前，曹操在家闲居，无用武之地，于是“筑精舍，欲秋夏读书，冬春射猎，求底下之地，欲以泥水自蔽，觉宾客之望”，董卓乱起，曹操马上兴举义兵，练师勤王，他用“圣人之用兵，戢而时动，不得已而用之。”这样的话做动员号召。曹操之所以能够放下书卷，立马就有本事训练士兵，组织军队，上马打仗，并非他有什么过人的天赋，我们只有稍稍翻翻史书，就能发现类似的人物在史籍中俯拾皆是。这是因为一来中国的古代士绅总是侧身于现实的政治活动之中，平素就有很好的政治训练，文人的陈腐偏执之气早就被改造的无影无踪了。二来儒士们平时修习的六艺，秉持的德性，其功用和目的非常清楚，就是为了治国平天下。 www.csuchen.de/bbs

　　曾国藩之所以能够以一“在籍侍郎，犹匹夫耳”的地位，一呼百应，荡平天下，正是这种传统的延续，当然这其中还牵扯到宋明以来儒学和中华帝国变迁的问题，这个问题过于繁杂，这里暂且按下不表。先说说曾国藩和他的湘军。 www.csuchen.de/bbs

　　现在的人们之所以对曾国藩感兴趣，很大程度上是把曾国藩当作一个权术大师，他的所有政治考量和作为，都被当作政客密不示人的厚黑心法。但事实上这种为人处世之道，以极端现实的眼光来考察和实践政治运行的智慧和勇气，可以说是我们这个千年帝国的最重要的支撑力量。倘若我们以这样的态度来对待修齐治平的学问，古人见之，不知做何感想。我们现在谈论政治的时候，受商人和文人思维习惯的影响太深，对于政治或者有不切实际的幻想，或者只知有蝇营狗苟的功利算计。 www.csuchen.de/bbs

　　曾国藩苦心经营的湘军，虽然足以打败太平天国，但是要支撑一个帝国就有些力不从心，更谈不上与世界列强争雄天下了。因为湘军实际上也是民团一类的组织，这支军队的不可持久深刻地孕育在它的产生和训练当中。曾国藩曾这样阐述他的练兵思想，他说：“第一、教之忠君，忠君必先敬畏官长，义也。第二、教之爱民，爱民必先保护闾阎，仁也。斯二者总须纪律严明，训导有素，李抚部院倡之，全赖尔鼎、铭、春、树各营官教之，戒之。淮勇将来为忠臣义士，为名将达官，是尔等数员教戒之功，若为骄兵悍卒，为害家凶国，亦尔等数员之罪。成败祸福，系于尔等营官数人之身，亦即在此立军数月之内，此时不变昔年之恶习，则终不能变亦。”这样做的结果，在湘军的下层士兵中，并没有职业军人的信念，他们只不过是刚刚放下手头农具的农民，他们之所以投军，或者是为了保卫自己辛苦耕作的谷物和安稳生活，或者是为了从事一个比种田更有发展前途的高风险投机行业。这样的一支军队相当于中世纪欧洲历史上为害甚大的雇佣军，时人就有讥评，说湘军士兵“喻于利”而已。所以在击败太平天国的前后，曾国藩就曾忧心忡忡地一再表示：“湘军强弩之末，锐气全消，倦飞思还。”，“鄂中兵事日坏，珂乡难望安枕。”“近日各营弊甚多，不仅缺额事。鄂中积习有更甚于此间。若军务不速竣，正不知迁流何极耳。”想来不是虚言。 www.csuchen.de/bbs

　　所以事实上，湘军和太平天国的较量从军事上讲是两支民兵的较量，正规军与民团的不同在于它有严格的纪律和规则，有其独特的武德，“军人的勇敢必须摆脱个人勇敢所固有的那种不受控制和随心所欲地显示力量的倾向，它必须服从更高的要求：服从命令、遵守纪律、遵循规则和方法。”而一个武装起来作战的民族的勇敢、机智、刻苦和热情等天赋品质，也可以起同样的作用。这些品质可以代替正规军队的武德，而武德也代替这些品质。但是这种力量无法持久。曾国藩这个努力，经过李鸿章、袁世凯、蒋介石都没有能够练成一支可以雄视天下的劲旅，一直到了毛泽东，他所训练出的军队才成就了帝王式的伟业。 www.csuchen.de/bbs

　　对于雄才大略的政治家而言，练兵的重要性怎么强调也不为过，亚历山大统帅下的马其顿军队，恺撒统帅下的罗马军团，腓特烈大帝统帅的普鲁士军队和拿破仑统帅下的法国军队，最终奠定了他们不可一世的功业，更不用说那个能“把军事野心的限度扩大到几乎没有止境”，而又能收放自如的民主的美国了。训练并控驭一支能征善战、足以保家卫国的军队，至今还是我们民族未了的心愿。 www.csuchen.de/bbs

　　（高超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