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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立平：中国寡头统治之社会结构已定型
2008-11-30 10:20:31　来源: 金羊网(广州)　网友评论 1059 条 点击查看

作者：孙立平，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

几年前的时候，我曾经提出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四个可能趋势，即结构定型、精英联盟、寡头统治和赢者通吃。从今天来看，这四个趋势有的要更为明显，有的若隐若现，但这四个趋势对中国未来走向会有根本性的影响。如果我们将中国转型社会中的精英问题放到这样一个基本的背景中去认识，也许可以把握得更为准确一些。

结构定型

社会结构的定型化不是一种反常的现象而是一种正常的、常规的现象。除非在大的社会变革时期，社会结构的常态是定型的，而不是变动不居的。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其社会结构也大体处于定型的状态。只不过在这些国家定型的结构是与较为顺畅的社会流动机制并存的。

就目前开始逐步定型下来的中国社会结构而言，这样的几个迹象是需要给予足够注意的。第一，阶层之间的边界开始形成。最显而易见的是不同居住区域的分离。如果说由居住分区形成的阶层边界是可见的，那么，由生活方式和文化形成的阶层边界则是无形的。但这种无形的边界，不仅可以作为阶层边界的象征，而且，如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布尔迪厄所说，还是阶层结构再生产的机制。第二，内部认同的形成。阶层内部认同的形成是与阶层之间的边界联系在一起的。因为人们正是从这种边界中萌发“我们”与“他们”的概念和意识的。在1991年，上海市社会科学院曾经对上海市民的阶层意识进行过调查，得出的结论还是“有阶层化差别但无阶层化意识”。而在1996年的武汉进行的调查则表明，绝大多数市民具有阶层认知，其中3/4的人认为自己是处在一个不平等的社会当中。第三，阶层之间的流动开始减少。在80年代，包括在90年代初期，阶层之间的流动是相当频繁的。但到了90年代中后期，情况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这种变化的表现之一是社会中门槛的加高。在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的时候，只要很小的资本就可以进入一个经营领域。现在的一些大房地产开发商，有的当初就是借几万元钱就进入房地产领域的，而在今天，已经完全没有这种可能。第四，社会阶层的再生产。也就是说，过去人们常说的农之子恒为农商之子恒为商的现象开始出现了。十几年前，我们社会中有了“第二代富人”的说法，近几年中又有了“第二代穷人”的说法，这说明社会地位的继承和世袭的现象开始出现。

从上述几个方面判断，可以确认社会结构的定型化过程已经开始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呈现。

随着社会结构的定型，一种影响、左右社会发展进程的机制，甚至扭曲改革的机制已经在开始形成。我们在现实的生活中可以看到这样一种现象：当一种改革措施或一项政策出台前后，社会上特别是知识界往往出现很大的争论，其中的一些争论会带有很强的意识形态色彩，比如改革与保守，左与右等，但在这项措施或政策实施之后，人们会发现，无论这些措施或政策的取向是什么，在利益结果上几乎都没有太大的差别，该对谁有利还是对谁有利，该对谁不利还是对谁不利。即使是那些在价值或意识形态上会有很大差别的措施和政策，其最后的利益结果也还是差不多。在这种现象的背后的，实际上是一种扭曲改革的机制已经在开始形成。由于这样一种扭曲改革的机制的形成，一些旨在促进社会公平的改革措施，往往在实践中收到的是不公平的社会效果。在极端的情况下，就是将改革的措施转化为一种腐败的手段。在最近几年间对改革的反思和有关争论，就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发生的。

精英联盟

相对稳定的精英群体的形成，是社会结构定型化的组成部分之一。新时期精英的形成是伴随改革开放和由此导致的社会转型而来，而在社会结构定型化的过程中，精英中不同部分所结成的联盟关系是一个更值得关注的现象。分析一下历史就可以看出，在80年代，当体制外精英刚刚开始出现的时候，曾经使得体制内精英感到极不适应。怀疑和恐惧构成了双方关系的基本内容。当时一些重大事件的发生，事实上与这种怀疑和恐惧是有直接关系的。怀疑和恐惧减少了对话和沟通的可能。

但到了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双方关系已经在开始发生明显的变化，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复杂的联盟与冲突的模式。在此背景下，体制内精英和体制外精英的关系发生了重要的变化。

在这个过程中，如下的几个因素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第一，80年代末开始形成的“稳定话语 ”，形成了经济精英与政治精英联盟的基础。80年代末的事件使双方共同认识到，“不稳定”既不利于统治和权力，也不利于商业活动。因此，保持稳定是双方共同的利益之所在。第二，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80年代末事件的基本背景之下，中央政府一度采取压制私营、民营和乡镇企业的政策。但在地方利益的驱动下，一些中层政府官员立场鲜明地站在了后者一边，于是有“几不变”政策的出台。由此，在地方和基层的层面上，经济精英与政治精英建立了密切的关系。此后，在“下海”过程中，一些官员或有极强官方背景的人变为商人，促进了体制内与体制外的亲和性。第三，新保守主义的形成，则标志着一部分知识分子对这个联盟的加入。实际上，后来由于政府的政策取向等原因，自由主义（主要是经济学中的自由主义）以更大的规模加入了这个联盟。

值得注意的是，在最近的几年中，在精英联盟不断发育的同时，精英和大众之间的裂痕也在进一步的加深。典型的是对一些改革措施的争论。很难说争论双方谁对谁错，因为这是不同的利益。在最近的几年中，在国企改革、医疗教育改革、房地产热以及其他一些有关改革和社会政策的看法和主张上，精英和民众之间的分歧甚至裂痕已经大大地加深。在网络上，人们可以看到对精英的奚落和羞辱越来越多，而精英本身似乎也变得越来越专横和霸道。当房地产商说，我们是给富人盖房子而不是给穷人盖房子的时候；当北京的出租车公司所有者说，换什么样的车型是我们公司的事情与消费者无关的时候；当有知识精英说普通老百姓反对我的观点恰好说明我正确的时候，我们既可以体会到精英的霸道与专横，也可以体会到精英与大众的裂痕在加深。裂痕的加深会导致“上层阶级化、下层碎片化”的结构形成。而在结构的层面上，则会显现出“上层寡头化，下层民粹化”的特征。应当说，这是值得警惕的趋势。

寡头统治

精英寡头化是资源高度集中和精英力量不受约束的必然结果。在当今世界上，有两个地方的寡头问题成为引人注目的现象。一个是拉丁美洲。拉丁美洲的寡头统治有着复杂的历史原因，其中一个重要背景就是大地产制度。到18世纪末的时候，大地产制已经在拉丁美洲占据了支配地位，大农场主、大牧场主垄断了大部分的土地资源，他们不仅掌握着最多的经济资源，而且对对政治事务有着非常大的影响力。另外的一个地方就是转型中的俄罗斯。俄罗斯的“寡头”主要是由在20世纪90年代私有化过程中迅速暴富起来的大资本家构成。在俄罗斯的私有化过程中，那些控制石油、天然气、钻石、有色金属等重要资源的人逐渐成了经济寡头。俄罗斯众寡头不仅控制着俄的经济，甚至逐渐将触角伸至政治领域，包括垄断、控制和操纵媒体，通过提供赞助等方式左右选举过程，干预决策、立法等，有的还亲自出任政权机关要职。2000年5月，普京就任总统几个月后，便开始对经济寡头进行打击。到目前为止，俄罗斯的寡头力量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遏制。

最近几年中，有关中国社会中精英寡头化的议论在开始出现。其中所涉及到的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一是在“做大做强”和“抓大放小”战略思想推动下，国有寡头企业凭借垄断优势发育迅速，同时中小企业和个体户大量消失；在一些行业和领域中，资源积聚迅速，如在房地产领域中，“寡头垄断”这个概念已经是众人耳熟能详的“口头禅”；在一些地方，已经形成的政商联盟掌握着行政经济等多方面的权力，在经济社会生活中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处于不受控制的地位。但同时也要看到，中国转型时期精英联盟的寡头化，与俄罗斯社会中的寡头统治相比，有着明显的不同。中国寡头化精英并没有俄罗斯寡头那样巨大的财产，寡头发挥作用的制度化空间也没有俄罗斯那样大。其实，中国精英寡头的问题之所以凸现出来，与其说是由于其自身的强大，不如说是由于其他群体社会与政治权利的被剥夺以及由此造成的无力状态，以及其权力的靠山。

就现实的情况而言，精英联盟寡头化的结果之一，是侵占了其它阶层的发展空间。这当中有两个迹象是值得警惕的。一是中小企业和个体户生存环境恶化。国家工商总局前几年发布的一组数据表明，1999年我国实有个体工商户3160万户，到2004年这一数字下降为2350万户，6年间净减少810万户，平均每年减少135万户。另外一项研究表明，1994到2004年十年间，全国有770万家个体户消失。相反，垄断行业占有了全民资源，却只向国家交纳所得税，剩下的利润全都留给企业。二是中产阶层在最近几年中开始成为掠夺对象。在房地产热中，开始出现中产阶层成为掠夺对象的新现象。拆迁中的受损害者不仅包括城市的下层，也包括了一部分中产阶层。某大都市一个项目的拆迁过程被人们称之为“一个中产阶级社区”的噩梦。他们所居住的小区，在没有履行合法程序的情况下，被强行拆毁。而从该小区250户居民的职业构成看，大多数从事的都是公认的“受尊敬”的职业，有高等法院法官、局处级干部、军官、警官、医生、教师、作家、民营企业家、外资企业高级职员等。但即便如此，也没有避免被强行拆迁的命运。而房价的上涨，也构成对中产阶层的直接影响。在许多大城市，不但普通市民，就是收入不菲的白领阶层，面对不断攀升的房价，也苦不堪言。对于刚刚从学校毕业的年轻白领来说，存钱的速度往往赶不上首付上涨的速度。对于相当一些白领阶层成员来说，即使努力买了房子，经济负担的沉重也是可以想见的。有专家指出，随着中国个人消费信贷（特别是住房信贷）规模的急剧扩大，一些大城市的居民已经悄然成为高负债一族。其中，上海和北京的家庭债务最高，分别达155%和122%，已经超过2003年美国的平均家庭债务比例115%。结果，就是生活质量的明显下降。

赢者通吃

稀缺的社会资源，从类型上说可以大体分为三类，一类是物质性的财富，即经济资源，一是政治上的权力，三是社会威望或社会声誉。在任何社会中，这三类资源都是稀缺的，但在不同社会中，分配这些资源的原则是不同的。一种方法是弥散型分配，即分配不同种类资源时实行的是不同的原则。在这样的社会中，拥有某种资源较多的人或群体不一定也拥有较多其他的资源。而在另外一种社会中，则可能实行一体化的原则。也就是说，各种不同的资源往往是集中同一部分人的手中。按照这两种不同原则进行资源分配所产生的结果和社会影响是完全不同的。

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社会资源的分配主要是一种弥散型分配。原来处于弱势地位的群体，比如农民、城市中没有固定职业者、两劳人员，其经济地位首先获得了改善。其中，中国社会中最早的“先富者”或当时的“万元户”，往往是从这些群体中产生的。但这些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声誉，却往往不能与他们拥有的财富成正比。社会中的相当一部分人，一方面嫉妒他们的收入，另一方面又用歧视的眼光看待他们。而干部和国有企业的工人，在收入上往往低于这些“先富者”，但他们不仅享受着“先富者”不能享受的种种福利，而且他们的地位和职业在当时看来是牢不可破的。因此，他们的社会地位仍然是高于“个体户”的。另外的一个群体则是知识分子。改革伊始，就倡导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在政治上，过去的“臭老九”成了“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在社会和文化上，他们开始收到社会的尊敬，以至于当时社会中有“老九上了天”的说法。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知识分子的经济状况却得不到改善。在这样一种资源配置的格局中，几乎每个群体都有自己可以自豪的，也都有自己感到失落的。

但在90年代，情况发生了变化。如果说在90年代个体户这个阶层仍然存在的话，作为富人代称的含义已经不存在了。他们当中尽管个别的人可能发展成具有一定规模的私营企业主，但大部分人回归到了较低的社会地位。更重要的是，在新富阶层迅速崛起的时候，个体户阶层已经逐步失去了在短时间内可以令他们颇为自豪的经济优势地位。而城市中的工人，在改革的过程中不仅逐步失去了种种过去令人艳羡的福利待遇，而且其中有几千万人失去了过去以为不可能失去的“铁饭碗”。即使是没有失去饭碗的，不仅也面临失去饭碗的压力，而且原来能够令他们自豪的经济和社会地位也一去不复返了。在80年代初期收入迅速改善的农民，实际上在80年代中期开始就过了短暂的黄金时代。上述阶层在今天能够令自己自豪的资本已经很少。但在另一方面，一个以拥有总体性资本为特征的阶层，迅速地吸收社会中的种种资源。

值得警惕的是，赢者通吃开始扩散到社会生活许多方面。在前几年，伴随豪宅热，一些地方的自然资源开始被瓜分和蚕食。在庐山莲花洞这个闻名全国的国家森林公园，这个历史上儒、释、道、天主四大教派的聚集地，园内居然兴建起大约50幢豪华别墅，其房主大多是政府官员和富商。在北京的香山，有开发商说“要把这里变成京城的第二个富人聚居区。”在上海，市郊一处山林名胜周围就被圈走１０００多亩地，建造了１００多栋超豪华别墅，一栋别墅的最低售价为１８００万元，其中最大的一处竟占地２０亩，标价１亿多元。此外，泰山、崂山等一些名山大川也已成为开发商猎取的目标。当然，这只是表面性的特征。在这些表面性特征的背后，是赢者通吃的现象已经开始全面形成。（原题为《社会结构定型与精英寡头统治的初步凸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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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法路过，绝非酱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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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思：政治体制改革该全面启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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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思：政治体制改革该全面启动了

2008-09-28 13:35:23　来源: 中国经营报

从我们以前成功的经验来看，对媒体和社会舆论的开放会是一个突破口。它一旦出现将会是一个现实体制之外的独立的激励源泉和判断标准，只要保持这种独立性，对社会就有影响。

30年产生了新物种

《中国经营报》：中国的改革开放进行了30年，你观察这三十年的进程，最大的变化在什么方面？

吴思：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观察角度，我选择的是生物学进化论的范式，简单的说就是“遗传变异、适者生存”。从这个角度去看中国过去的30年，无论是经济还是政治最大的变化就是变异出了几个新物种——即新的阶级出现了。

30 年前的中国没有自耕农式的农民，有的仅仅是人民公社社员，在这条路走不通的情况下才恢复了农民的物种、恢复了小农阶级。之后他们走的有声有色，从中分化出了大批的农民工——真正的无产阶级，所建的乡镇企业又分化出了一批资本家和商人，这可谓是精彩纷呈的社会进化路径。可以说中国的农村，经历了一个后退又继续前进的过程，符合生物进化的规律，一种生物形态——人民公社社员——失败后再重新开始。

30年前的中国城市没有资产阶级，是官有、官管、官办的官有企业的天下。没有工人，只有职工——以做工为职业的官办企业的雇员。管理者也不是资本家，而是国家干部、官员，商业企业也是一样的情境。这些都是上世纪50年代公私合营之后的局面，历史证明这是失败的。所以政府就开始有限地放开一些，允许部分回城知青和劳改释放犯等城市无业者当个体户，经过发展分化逐渐出现了两个新物种——资产阶级和工人。随着私营经济的茁壮成长、迅猛发展，使官办企业遭遇了强大的挑战和竞争，其资源、地盘和生存空间都在不断萎缩，低效率的官办企业被大量淘汰。顺应这种形势，政府的对策是抓大放小，收缩阵线。

《中国经营报》：这种转变给中国社会带来了什么？

吴思：从生态学的角度来看这30年的最大变化，则是由单调的人民公社社员和官有企业职工、干部的单一生态开始，变得非常丰富，有各种各样长得茁壮的新物种出现，生态结构也变得更加复杂。这是一个非常喜人的场面，生态丰富、复杂了变异就多，变异就是创新。生态也基本稳定了，不会因为个别物种的消亡而导致生态体系的剧烈波动。

官有企业消亡了还有民营企业在发展，民营企业出问题了还有股份制企业在生存，各有各的适合自己的生存空间，包括个体经营者，可谓适者生存的环境已经建立。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官办的物种的相对份额下不断退化、萎缩。比如，农村人民公社取消后改为乡镇，政府对村级政权的控制力下降，乡镇这一级的职能也大大削弱，很多经济职能几乎消失了，部分政治职能也消失了。取消农业税之后更是如此。企业形态上也发生了这样的变化，无论是被动、主动还是讨价还价、双方博弈的结果，总之官方在很多领域是退缩了。

政治生态日益丰富

《中国经营报》：经济上的生态是丰富了，政治上的变化又体现在什么地方？

吴思：政治上亦是如此。权力的控制由原来官员的一统天下到渐渐有了新兴阶级的渗入。首先是意识形态的让步，容许私营经济的存在、允许雇工、提出先富带后富、效率公平等，最后干脆不争论，允许其悄悄成长。意识形态先调整，思想先解放，有了说法，政策再跟上、再调整。调整至今，中国社会依旧是官方主导的社会，而不是资本主导的社会，但这个社会与历朝历代的官家主义社会又有所不同。

现在主要社会财富的创造者已经不是农民，而来自工商业。工商业的主导者、领袖、组织者就是资产阶级，所以现在形成的不是小农-官家主义、地主-官家主义，而是资本-官家主义。当然，无论是人大、政协还是党的代表大会，从人数上仍然是官家占主体。

总之，我们这30年来政治改革所取得的成绩是：意识形态、政策都做了大幅度的调整、适应了这个社会的变迁、为各个新物种的出现创造了大概还不错的生存发展环境，这都是政治进步的标志。

再往下一步，完成宪政和民主的建设不仅仅是适应变化的问题，而是要解决各方面的矛盾和不安。让国内的资本家觉得这是我们的国家，我们可以放心的继续投资；让工人觉得我们也可以组建一个工会，同资本家讨价还价，政府不会帮助资本家侵犯我们的权益；同样农民也可以成立农会，土地和房屋不会被随时圈走或拆掉；官员的任用也可以走上正轨，行使职能时问心无愧，不用看上级的眼色，真正可以为人民服务。一旦将政治体制改革这个坎儿跨过去，一条路就铺平了，就顺了，就和谐了。不仅以前的成绩都水到渠成、顺理成章的为现在的改革做了铺垫，而且这个坎一过，前面可谓是一马平川。

《中国经营报》：你觉得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在哪里？

吴思：这同我们以前的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可能比较相似：不要硬改官有企业，允许个体户发展起来就行了；也不用去硬改人民公社，有人想大包干你别禁止就行了。其实都是所谓增量的变化，出现一个独立于你体制之外的东西，让它渐渐长起来就能成功。

从我们以前成功的经验来看，对媒体和社会舆论的开放会是一个突破口。舆论的力量会进行着自己的选择。“千夫所指，无病自死”，大家都骂他的时候他自己也如芒在背，至少能感觉到受威胁、见不得人、抬不起头来。如果大家都跟着追捧，他自己也会信心倍增。民间的、非官方舆论的激励、痛斥，对人的行为有重大的影响。它一旦出现将会是一个现实体制之外的独立的激励源泉和判断标准，只要保持这种独立性，对社会就有影响。

而且这种舆论监督本身就在民间存在着，只要政府少说几个不许，多来几个可以，让它能活、能成长起来，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就能推进，这是成本极低的一个转型方式。就好像当初经济体制改革那样试探着一步一步来，渐渐成了气候，有了一个法律的保护，则中华民族就有了一个新的生长点，政治体制改革的动力源泉就获得了民间力量的支持和推动。这是我能想到的一个很简单、很简易的突破口，能减少社会大的动荡。

言论受到抑制谁是受益者？不是中央政府，而是各个地方、部门的既得利益集团。这害了老百姓其实也害了中央政府，等于是在拿党的权威和声誉来换取私利，这对民、对党都不利。让社会舆论监督能走出来，有益的不仅仅是老百姓，对中央也是非常有益的。让社会舆论来给中央当眼睛、当耳朵，这是很好的一个自我竞争和自我抑制的生态局面。

当然仅仅走这一步还不够，如果胆子大一些还可以两三步一起走。那就是乡镇和县级自治，直接决定乡镇命运的就是民众的选票，舆论进行监督。而且县一级的选举和自治对中央的稳定毫无障碍，县一级的组织稳定了，也不会形成像现在这样最让人头疼的到处都上访的局面。这样就会形成中央政府省心、社会安定的局面。这又是中国安定的一个很容易走的，而且实施起来风险也不大的一条路。

“一个人的革命”

《中国经营报》：如果说以前的改革仅仅是权力的分配，现在的情形则完全不同，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会不会成为继续推进改革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难题？

吴思： 过去政治体制改革是人们敢不敢做，有没有勇气的问题，而现在很多是利益的问题，不是精神上的事了，是要做利害选择。过去是信念不同、现在是利益不同、再往后就是生死不同，对抗力量会升格、会强大，这就是我们政治体制改革不能推进的深层原因。

其实，无论官方是否推动政改，资本已经改变了中国的政治格局。我将这种局面称为“一个人的革命”。很多时候，我们看到的资本和权力的结合是这样一种方式：资本用不多的钱买通一个政治代理人，这个人在定政策或立法的时候就会考虑他的利益，在执法的时候也会考虑他的利益，在行政的时候会给他一路绿灯，这就意味着资本在一定程度上通过权钱交易掌握了立法权、执法权、行政权，所以说这是“一个人的革命”，在这个局部已经是资本说了算了。

事实上，在某些场合资本是敢跟官员“叫板”的，而且他做得到，当然这个还是有代价的。从官员的角度说，他也在每次的交易中不断的在出售手中的权力，也在不断的用这个方式来完成权力的市场化，这是一个互动的过程，其实最终是老百姓和中央在吃亏。

如果继续这样往下走，资本通常都希望维护这样的格局，但腐败的官员往往三五年就要换人。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一任知府一任商，现在的投资短期内就会失效。所以这种“一个人的革命”对资本来说有两大不合算，其一是时间短，虽然投资不大，但见效期很有限且不稳定，不能形成一个长期发展的格局。其二就是不安全、风险大。那么他们的长远利益就是让他们正常做生意，宁可不吃这块超额利润，但可以保持一个稳定的预期，只要有本事就能活下去。生意上能成功的商人其实不担心又来一个公平竞争的人，而是怕来一个用公共权利对其进行打压的人。如果都按规则出牌、在法律的框架内来做生意，大家都会选择正路而不是歪路。所以说如果看全局的话，除了个别靠行政垄断吃饭的商人以外，资本家不会是民主法制的反对者，而会是强有力的支持者，因为这些合乎他们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

所以我认为在一个往前走的进步的社会里，不用担心资本有多少权贵色彩，无论其“一个人的革命”进行的是否成功，他们大体都是一个推动的力量。但是，如果放任这种趋势，最吃亏的就是没有能力和官方做交易的小民。资本和官员分享权力，走到极端处，也会出现马克思描述的那种经济危机：钱都让你们赚了，谁还有钱买你们的东西？因此，为了公平，为了长久，即使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政治体制改革也应该全面启动了。

《中国经营报》：很多人担心，在基层实行民主选举，会出现贿选和黑势力操控的局面。民政部就曾经指出，中国村委会选举工作中贿选、腐败和暴力选举等不正当或非法行为在进一步增多。另外人们的情绪是否会被利用，而做出于社会公共利益不利的选择？

吴思：贿选的问题可以说已经出现了，但这涉及到怎么看待的问题。我认为，比较起来，这并不是一件坏事，至少这笔钱是用来贿赂民众而不是更高一级的官员。贿选也同样会有竞争者出现，经过三届，民众就会知道自己手里的权利到底值多少钱。选举就是一种关于公共产品的权利交易，你不能要求农民一上来就知道这个权利值多少钱，你得允许他有一个观察的过程，逐渐了解行情是什么，这样经过三至四届就会明白极了。这就是民主的学习和选民成熟的过程，没什么不好。

打击暴力选举或者是黑势力则应该是公安局的事，一个黑势力的形成是有后台的，归根结底还是选举制度的问题。社会总会有黑势力的，哪里没有流氓、小偷？不能因为这个就说民众没有选举素质、说选举制度不好，要找对问题的根源。

乌乌爱装嫩

简单说,不是某个利益集团绑架国家,而是利益集团绑架了国家和所有无产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