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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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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再引一篇"中国第一造反派人物",文革时期北京大学的"造反派领袖"聂元梓的文章.文章主要以推卸责任为主旨,所以前面的文字都可以当P放掉,不过最后两段关于季羡林的说法还是有道理的.

邓朴方致残的账应该记在谁头上？——兼答季羡林
　　　　　　　　　　　　　　　　·聂元梓·


我愿意坦诚地承认我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严重错误，但是，有一些情况，需要加以说明。

　　１９６８年５月，邓朴方在北大校内摔伤致残，我的“罪过”又增加了一条。这其中，有误会，有讹传。如上所述，我曾经参与了给邓小平贴大字报的错误行动，但是，关于邓朴方在北大摔伤致残的情况，我根本不知情，我没有参与迫害邓朴方，我也没有理由迫害他。前面说过，在经过全校师生选举成立校文革的时候，经过与王任重商量，我曾经动员群众把邓朴方选入校文革，那时候邓小平已经是运动攻击的对象了，否则为什么让邓朴方进校文革需要对群众进行说服工作？再说，当时中央领导人在北大读书的子女很多，他们的父母亲挨整的时候，我一个也没有搞“株连”，为什么单单会整邓朴方？

　　邓朴方在北大，是学生把他关起来的，不是我指示的。我根本就不知道。那时候，北大是干部子弟成堆，关于他们的事情特别难处理，我就是希望他们都走开，都从北大校园里走掉才好呢，省得出麻烦，根本不会下指示把邓朴方关押起来。

　　那一天，两个自称是邓朴方他们班的女学生来找我，说是邓朴方摔坏了。他们把邓朴方抓起来，想让他揭发邓小平，没有想到邓朴方从楼上逃跑，摔伤了。我问摔得怎么样，她们也不知道，只是说已经送到医院里去了。我就说，赶快去找他妹妹邓楠，让她去看护。让医院好好给他治疗。这两个女学生，我当时不认识，也不知道她们的名字，我希望她们能够站出来，公正地说出历史的真相。我一句都没有说过要把邓朴方关起来，没有要害他，我不愿意叫学生之间互相斗得死去活来。他爸爸是他爸爸的事，他知道他就会说出来，他不知道，你强迫他他也说不出。邓楠写了一篇《在江西的日子里》，说我怎么样整他的哥哥，开大会宣布开除邓朴方的党籍，摔伤以后对他的治疗也不管，什么什么的，这不符合事实。那个时候，整个党组织都瘫痪了，党委都瘫痪了，学校里根本没有党组织活动，我怎么敢代表党开除一个人的党籍？我没有开除过任何一个人的党籍，我没有做的事，栽赃栽不到我头上。后来，一直到工宣队、军宣队进校以后，毛主席发布指示要整党，要吐故纳新，这样，学校的党组织才开始恢复。可是，那时候我已经成了被批判的对象了，我还能管得了邓朴方的事？

　　换个例子说，陆平的孩子也在北大，我对陆平的孩子搞过什么鬼名堂？没有啊。陆平是陆平的事，孩子是孩子的事，邓朴方我也没有讲过要整他。当年那种条件下，我在校文革负责，可是北大的很多事情我根本就不知道，或者是知道了也管不了。我就知道，北大发生了什么事情，最后都会记在我的账上。给邓朴方治疗的事，我没有插手，当时那种思潮影响下医生护士对他的态度，是受政治气候的影响，怠慢，冷落，都是有的，换了一种情况，也许会治疗好一些，但是，这都不是我搞的。

◇　兼答季羡林

　　我在“文革”中的错误，我毫不隐讳，我愿意接受批判并且作出深刻检讨，但是，对于别的一些说法，我认为是应该予以澄清的。

　　北大的老教授季羡林最近出了一本《牛棚杂忆》，讲北大“文革”期间的事。在我主持校文革期间，由于当时的形势使然，和我自己的思想左倾错误，政治水平不高，以及对许多事情的盲目和无力，没有能够控制北大的运动局面，使包括季羡林先生在内的一批北大师生受到各种错误对待，受到大大小小的冲击和迫害，我愿意承担我应该承担的责任，不推诿，不回避，愿意在这里向大家作出我的真切的道歉。尽管说，我并没有亲自指示对包括季羡林先生在内的任何一个北大师生进行批斗和迫害，但是，那一段时间里，北大发生的许多事情，我都应该作出深刻反省和检讨。

　　但是，季先生的回忆，其中的一些段落，我看了以后，很不以为然。不仅是说，季羡林讲的很多涉及到我的事情是与事实不符的，还在于他回忆往事时对待青年学生的那种态度。

　　先说《牛棚杂忆》中与我有关的内容。

　　季羡林先生回忆往事，他的立场、认识水平还是那个时候的，在书中，他甚至还要使用“破鞋”这样的文革盛行的污言秽语来伤害我。当时周恩来总理就批评过这种对女同志进行人身攻击的做法。可是，季羡林先生现在还对当时反对我的学生侮辱我的人格的往事津津乐道。这太有失风度。

　　说到我的事情，季羡林也有很多是弄错了的。他说我是新北大公社的头头，其实，我没有参加新北大公社，更不是公社的头头。新北大公社有总部有委员，我没有参加这一派。我就是在校文革当主任。还有，他说北大成立了革委会，这话讲了两次。当时北大根本没有成立革委会，北大是校文革，校文革就是领导运动，与全面负责学校事务的革委会不同。当时的情况是，地派占优势的学校，都成立了革委会，别的许多高校的革委会，也都成立了。北大该怎么办？我请示了周总理。１９６７年５月１日，参加“五一”庆祝活动，在天安门上我请示周总理，要不要成立革委会。周总理说，学校还是叫校文革吧。我领会周总理的意见，校文革是领导学校进行文化大革命的，至于办学校，将来还要有校长和校党委会。

　　季羡林说他之所以挨整，是因为得罪了我，这话不知从哪里说起。全校那么多人，拥护我也好，反对我也好，我哪里能都注意到啊。

　　季羡林把新北大公社的群众做的事，都归到我的头上，口口声声是聂记校文革，这太不严肃，也不符合事实。虽然说，我是校文革的主任，但是，当时的那种局面，比较混乱，不要说是对立的一派，就是新北大公社，几千人，我都能管得了？他们做的事情就都应该归结到我头上？我犯的错误，我不推卸责任，但是，总不能把北大校文革时期的一切，都要我来承担吧。反过来，季先生曾经担任过“井冈山兵团”东语系的“勤务员”，难道能就此推论，他在任期间，东语系那些反对我的学生做的一切事情，都要季先生承担全部责任吗？

　　季羡林说他因为反对我而进了牛棚。群众整他，我并不知道。他怎么反对我，我至今都不知道。他反对我什么？是反对我写第一张大字报，还是反对我反江青反谢富治？他说北大的群众组织两派之间没有原则区别，他与我的原则区别在哪里？他也参与了北大的两派斗争，还是“井冈山”在东语系的负责人，他为什么一句自我反省的话都不愿意说呢？难道２０年之后，还会仅仅把“文革”理解成我这样的“坏人当道”，他那样的“好人受罪”，把自己洗刷得一干二净，全然是一个无辜的受害者？

　　还有，季羡林先生对曾经整过他斗过他的年轻人，对自己的学生，一点儿都不宽容，他就没有充分考虑到，“文革”是在一个特定的条件下发生的。在这种环境中，青年人有自己的责任，但是不能完全归罪于他们。要历史地看问题。他写的东西，是让受批判的人感到真痛快，好好地骂一顿。但是，教训何在呢？只要指责那些受蒙蔽的盲目造反的学生，就能够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避免新的悲剧吗？读季先生的书，让别人感到，他受了那么多苦，是那些红卫兵自己出了问题，是他们的人性有问题，连牲畜都不如。这样做，能让年轻人和后来者接受什么教训？举个例子，有一个批斗过季羡林先生的年轻人到国外去留学，他就说人家去作“洋奴”（他忘记了自己在二战期间留学德国的往事了）。还有一个曾经错误地对待过季羡林的年轻人后来自杀，季羡林就嘲笑他“去见资产阶级的上帝去了”，连一点儿同情心都没有，这是鞭尸啊！还有一个从印尼归来的教师，因为整过季羡林，他就说人家曾经“反苏反共”，他有什么证据！

　　季羡林先生在“文革”中吃了很多苦，挨斗挨整，这些做法都是非常错误的。但教训是什么？账应该怎么记？要让我说，根本的教训，就是一个国家，要有法制，要尊重人权。年轻的红卫兵是受了挑拨，受了煽动，是受蒙蔽。你把矛头对着整过你的群众，直到现在，就是这样的思想高度啊？他没有怎么谴责江青、林彪，只是对整他的群众，对“老佛爷”发怒，他还说他不报复。季羡林说什么“佛兵”、“佛将”，他说他有一千种办法报复那些整过他的人，而且不费吹灰之力。你就是有一千种办法，也要服从法律呀。什么时候了，还说报复不报复的话，有失水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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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觉得,季老字里行间对个人的苦难经历以及给他带来个人苦难的人,恨意之深,绝不宽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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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篇文章吧,季羡林的我被学生抄了家

季羡林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三十日深夜。我服了安眠药正在沉睡，忽然听到门外有汽车声，接着是一阵异常激烈的打门声。连忙披衣起来，门开处闯进来大汉六七条，都是东语系的学生，都是女头领的铁杆信徒，人人手持大木棒，威风凛凛，面如寒霜。我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我早有思想准备，因此我并不吃惊。俗话说：“英雄不吃眼前亏”。我决非英雄，眼前亏却是不愿意吃的，我毫无抵抗之意，他们的大棒可惜无用武之地了。这叫做“革命行动”，我天天听到叫嚷“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我知道这话是有来头的。我只感到，这实在是一桩非常离奇古怪的事情。什么“革命”，什么“造反”，谁一听都明白；但是却没有人真正懂得是什么意思。什么样的坏事，什么样的罪恶行为，都能在“革命”、“造反”等堂而皇之的伟大的名词掩护下，在光天化日之下公然去干。

　　我没有来得及穿衣服，就被赶到厨房里去。我那年近古稀的婶母和我的老伴，也被赶到那里，一家三人作了楚囚。此时正是深夜风寒，厨房里吹着刺骨的过堂风，“全家都在风声里”，人人浑身打战。

　　我当时既不敢顽强抵抗，也不卑躬屈膝请求高抬贵手。同禽兽打交道是不能讲人话谈人情的。我只是蜷缩在厨房里冰冷的洋灰地上，冷眼旁观，倾耳细听。我很奇怪，杀鸡焉用牛刀？对付三个手无寸铁的老人，何必这样兴师动众！只派一个小伙子来，就绰绰有余了。然而只是站厨房门口的就是两个彪形大汉，其中一个是姓谷的朝鲜语科的学生。过去师生，今朝敌我。我知道，我们的性命就掌握在他们手中。当时打死人是可以不受法律制裁的。他们的木棒中，他们的长矛中，就出法律。

　　我的眼睛看不到外面的情况，但耳朵是能听到的。只听到我一大一小两间屋子里乒乓作响，声震屋瓦。我此时仿佛得到了佛经上所说的天眼通，透过几层墙壁，就能看到“小将们”正在挪动床桌，翻箱倒柜。遇到锁着的东西，他们把开启的手段一律简化，不用钥匙，而用斧凿。管你书箱衣箱，管你木柜铁柜，喀嚓一声，铁断木飞。我多年来省吃俭用，积累了一些小古董，小摆设，都灌注着我的心血；来之不易，又多有纪念意义。在他们眼中，却视若草芥；手下无情，顷刻被毁。

　　楼上横扫完毕，一位姓王的学泰语的学生找我来要楼下的钥匙。原来他到我家来过，知道我的书都藏在楼下。他伸手向我要钥匙，我知道他是内行，敬谨从命。书库里我心爱的书籍遭殃的情况，我既看不见，也听不到。然而此时我既得了天眼通，又得了天耳通。库里一切破坏情况，朗朗如在眼前。我的心在流血。

　　我听到门外忽然静了下来，两个手持大棒的彪形大汉，一转瞬间消逝不见。楼外响起了一阵汽车开动的声音：英雄们得胜回朝了。汽车声音刺破夜空，越响越远。

　　 屋子里成了一堆垃圾。桌子、椅子，只要能打翻的东西，都打翻了。那一些小摆设、小古董，只要能打碎的，都打碎了。地面堆满了书架子上掉下来的书和从抽屉里丢出来的文件。我辛辛苦苦几十年积累起来的科研资料，一半被掳走，一半散落在地上。睡觉的床被彻底翻过，被子里非常结实的暖水袋，被什么人踏破，水流满了一床。看着这样被洗劫的情况，我们三个人谁都不说话———我们还有什么话可说呢？人生到此，天道宁论！我们哪里还能有一丝一毫的睡意呢？我们都变成了木雕泥塑，我们变成了失去语言，失去情感的人，我们都变成了植物人！

　　好不容易才熬到了天明。天一明，我就骑上了自行车到井冈山总部去。我痴心妄想，要从“自己的组织”这里来捞一根稻草。走在路上，北大所有的高音喇叭都放开了，一遍又一遍地高呼“打倒季羡林！”历数我的“罪行”。我这个人大概还有一点影响，所以新北大公社才这样兴师动众，大张旗鼓。一个渺小的季羡林骑在自行车上，天空弥漫着“打倒季羡林”的声音。我此时几疑置身于神话世界，妖魅之国。这种滋味连今天回忆起来，都觉得又是可笑，又是可怕。从今天起，我已经变成了一只飞鸟，人人可以得而诛之了。

　　到了井冈山总部，说明了情况。他们早已知道了。一方面派摄影师到我家进行现场拍摄；另一方面———多可怕呀！———他们已经决定调查我的历史，必要时把我抛出来，甩掉这个包袱，免得受到连累，不利于同新北大公社的斗争。这是后来才知道的，当时我还是一片痴心。走出大门，我那辆倚在树上的自行车已经被人———当然是新北大公社的———用锁锁死。没有别的办法，我只好步行回家。从此便同我那辆伴随我将近二十年的车永远“拜拜”了。

　　不管怎样，一夜之间，我身上发生了质变：由人民变成了“反革命分子”。没有任何手续，公社一声“打倒！”我就被打倒了。东语系的公社命令我：必须呆在家里！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要随时听候传讯！但是，在最初几天，我等呀，等呀；然而没有人来。原因何在呢？十年浩劫过了以后，有人告诉我：当时公社视我如眼中钉，必欲拔之而后快。但是，他们也感到，“罪证”尚嫌不足。于是便采用了先打倒，后取证的战略，希望从抄家抄出的材料中取得“可靠的”证据，证明打倒是正确的。结果他们“胜利”了。他们用诬陷罗织的手段，深文周纳，移花接木，加深了我的罪名。到了抄家的第三天或第四天，来了，来了，两个臂缠红袖章的公社红卫兵，雄赳赳，气昂昂，闯进我家，把我押解到外文楼去受审，以前我走进外文楼是以主人的身份，今天则是阶下囚了。可怜我在外文楼当了二十多年的系主任，晨晨昏昏，风风雨雨，呕心沥血，努力工作，今天竟落到这般地步。世事真如白云苍狗了！

　　第一次审讯，还让我坐下。我有点不识抬举，态度非常“恶劣”。我憋了一肚子气，又自恃没有辫子和尾巴，同审讯者硬顶。我心里还在想：俗话说，捉虎容易放虎难，我看你们将来怎样放我？我说话有时候声音很大，极为激烈。结果审讯不出什么。如是一次，两次，三次。最初审讯我的人———其中有几个就是我的学生———有时候还微露窘相。可是他们的态度变得强硬了。可能是由于他们掌握的关于我的材料多起来了，他们心中有“底”了。第一个底是一只竹篮子，里面装着烧掉一半的一些信件。他们说这是我想焚信灭迹的铁证。说我烧的全是一些极端重要的、含有重大机密的信件。事实是，我原来住四间房子，“文化大革命”起来后，我看形势不对，赶忙退出两大间，让楼下住的我的一位老友上来住，楼下的房子被迫交给一个无巧不沾的自命“出身”很好的西语系公社的一位女职员。房子减了一多半，积存的信件太多，因此想烧掉一些，减轻空间的负担。我在光天化日之下公然焚烧，心中并没有鬼。然而被一个革命小将劝阻，把没有烧完的装在一只竹篮中。今天竟成了我的“罪证”。我对审讯我的人说明真相，结果对方说我态度极端恶劣。第二个“罪证”是一把菜刀，是抄家时从住在另一间小房间里我婶母枕头下搜出来的。原来在“文化大革命”兴起以后，社会治安极坏，传说坏人闯入人家抢劫，进门先奔厨房搜寻菜刀，威胁主人。我婶母年老胆小，每夜都把菜刀藏在自己枕下，以免被坏人搜到。现在审讯者却说是在我的房里我的枕头下搜出来的，是准备杀红卫兵的，我把真相说明，结果对方又说我态度更加极端恶劣。第三个“罪证”是一张石印的蒋介石和宋美龄的照片，这是我在德国哥廷根时一个可能是三青团员或蓝衣社分子的姓张的“留学生”送给我的。我对蒋介石的态度，除了一段时间不明真相以外，从一九三二年南京请愿一直到今天，从来没有好过，我认为他是一个流氓。我也从来没有幻想过他真会反攻大陆。历史的规律是，一个坏统治者，一旦被人民赶走，决不可能再复辟成功的。可是我有一个坏毛病，别人给我的信件，甚至片纸只字，我都保留起来，同我在上面提到的那一位公安总队的陈同志正相反，他是把所有的收到的信件都烧掉的。结果我果然由这一张照片而碰到点子上了。审讯者硬说，我保留这一张照片是想在国民党反攻大陆成功后邀功请赏的。他们还没有好意思给我戴上“国民党潜伏特务”的帽子，但已间不容发了。我向他们解释。结果是对方认为我的态度更加极端恶劣。

　　我百喙莫明。我还有什么办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