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洛茨基

　　我本来就认识一批留学生。通过他们，我们建立起了一个小圈子。这批留学生哪来的都有，美国占一半，日本印度英国荷兰瑞士澳大利亚占另外一半。我总和他们聊天打球玩游戏，时间长了，自然就有人问我：“你有时间帮我提高汉语吗？”
　　我的时间多的是，因为我当年逃课都逃疯了，以至于某位教师在期末考试的时候不认识我，问我：“你走错教室了吧？”时间既然很多，何不换成money。于是，我很爽快地答应了这个要求。那是大一。到大二，再有留学生求我，我就会表现得略为为难些，考虑考虑才会接受。稍微耍弄一下这点小心眼，外国人们会更看重你对他们的辅导。
　　那时候家教没多少钱。我给北京孩子辅导，一小时￥15，后来涨到￥20。这和我毕业之后一小时￥120的价简直没法比。当时给留学生家教，每小时也是￥20，有时候能有￥25。这算不错了，因为留学生多，我一星期要做六七个小时的辅导。辅导结束之后还能说点英语学点日语。
　　因为联系多，找我做家教的留学生越来越多。于是，我开始吃不消了。留学生多数很单纯，尤其那些美国学生。欧洲人更深邃些，但也一是一二是二。日本人很肉，说话不直接，但也十分客气诚恳。因此，他们找到我让我“帮忙”辅导汉语，我自己没时间，也要找别人来帮忙。我先是找到了和我关系最好的师姐，这位师姐是中文系的“系花”，但也是我的老乡，她父亲和我父亲同在一个研究机构搞物理。不过师姐辅导的不太认真，我就又另找了几个中文系的同学。记得有个意大利人保罗请我找个古代文学研究生来辅导他，我三小时后就把人给他领去了。保罗都三十三岁了，这位老兄看看我，又看看书呆子一样的我的师兄，问我：“你是他的经纪人吗？”
　　到了大三，我就经常性地充当中文系学生的经纪人，联系“对外汉语教学”业务。不过，我把辅导者控制在一个小圈子里，那些“老师”们都是我的铁哥们和亲姐们，一个是因为“肥水不流外人田”，一个是因为他们教得好还是不好我都知道，非常信得过。
　　1997年春节过后，我突然对这一切感到疲惫了。当时我们宿舍的藏族人在宿舍喝酒打架唱歌砸东西，我说他他不听，干脆自己找了个单间宿舍住下了，每天更觉得空虚。这几年我都学了什么？我问自己。实际上，这几年收获还是不小，话剧团合唱团影视协会我都加入了，还参演了若干节目；演讲比赛中文英文各参加了一个，虽然每次比赛我都临场忘词了，但最后都还是获得了奖项（不是安慰奖）；大三那年的“星星杯”排球赛中文系夺得了冠军，我也是队员之一；从96年开始我就是学校英文台的主播；当然，还有，从留学生那里赚来的一点点家教钱。可是，这些都不能把我从真正的空虚中拉回来。因为，我感觉我的专业有些耽误。于是，大三的那个下学期，我决定把我手中所有的家教送人。不过，我还是要经常去泡留学生楼的。按理说既然要彻底改变一下，就应该再也不进留学生楼了。可是，嘿嘿，我不是那种极端的人。
　　记得当时我刚刚开始辅导两个韩国人，就把她们“转卖”给别人了。也不是卖，我把两个业务给了96级的师弟，我没收一分钱。但我师弟很会来事，他送给我一袋子燕麦片。我冲了一袋，难喝死了。剩下的我捐给了宿舍打更老头。当我告诉其中一个韩国人说：下次将是我师弟来教你的时候，那个可爱的戴眼镜的韩国妹妹严肃地指责我：你怎么能这样呢？我说：不要不平衡么，我会经常来和你聊天，这样对你的汉语也是提高，却不需要你付任何学费……
　　我需要再次赞扬我师弟的会来事，因为我使他多了一份家教，他便总想着“报答”我。1997年3月的一天，师弟敲开了我的宿舍门，拿给我六张条子。我打开一看，全是一个内容：（原文是英文，但不太符合语法）我在翻译书。需要学中文的。需要中文知识。给钱。
　　我当时午睡还没醒，头昏脑胀的。我问他：“怎么内容都一样？”师弟得意地说：我看到了第一张，就在不同的地方把这几张条子都摘下来了。这样才没有人竞争么！其实都是同一个人写的。你看落款：Ulla（乌拉）。
　　好聪明的师弟。据说他后来去了《时尚》杂志，干得不错，左右逢源。因为师弟把事情做得这么像样，我再说什么“没时间不愿意做”就说不过去了。于是，我留下了条子，并留师弟在我的单间宿舍喝了两瓶。
　　1997年3月中旬的某个下午，我敲开了师大留学生楼B区334的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