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起反日的旗

毛泽东传:霹雳一声暴动霹雳一声暴动

    在七月四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上，毛泽东还说过一句话：“不保存武力，则将来一到
事变，我们即无办法。”这句话是针对着当时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而说的。他们在这样
紧急的局势面前，依然忽视掌握军队，没有研究如何应付武汉政府随时可能背叛的严重局
面，一旦突然事变发生，必将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果然，只过了十一天，标志着大革命失败的全局性事变发生了——汪精卫控制下的武汉
国民政府公开宣布“分共”。中国共产党从合法变成非法，由地上被迫转入地下。历史的进
程，陡然发生逆转。

    这种逆转的到来，而且来得那样快，许多共产党员根本没有精神准备。到处在搜捕，到
处在屠杀。党内思想相当混乱，在大革命时期习惯于公开或半公开活动的各级党组织一时难
以适应这种剧变的局势，不知道下一步到底该怎么办。刚刚经过改组的由张国焘、周恩来、
李立三、张太雷、李维汉五人组成的临时政治局常委，在这个关头断然决定了三件事：将中
国共产党所掌握或影响的部队向南昌集中，准备起义；在秋收季节，组织湘鄂粤赣四省农民
暴动；召集中央会议，讨论决定新时期的新政策。①独立领导武装斗争这个重大课题，提到
了中国共产党议事日程上来。在国民党已经实行极端残酷的屠杀政策时，不这样做，就等于
坐以待毙。

    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前敌委员会，在南昌率领国民革命军
贺龙、叶挺部两万多人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李立三在两年多后
说：“南昌暴动在革命历史上有他的伟大意义。在广大群众没有出路的时候，全国树出新的
革命旗帜，使革命有新的中心”。②但这次起义也有深刻的教训：没有直接到当地农村中去
发动和武装农民，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农村根据地，而是按照中共中央原定计划南下广东，
夺取海口，准备在取得外援后攻打大城市，结果失败了。

    毛泽东这时仍隐蔽在环境极其险恶的武汉。中共中央实行紧急疏散时曾准备派他到四川
去，他要求仍回自己更熟悉、并且武装起义条件正趋成熟的湖南。中央就把他暂时留在武
汉，指导湖南省委的工作，并受中央委托研究湖南军事形势和农民运动状况，筹划湖南的秋
收起义。

    ５５１七、霹雳一声暴动①

    ②李立三：《党史报告》（１９３０年２月１日），《中共党史报告选编》，中共中央
党校出版社１９８２年９月版，第２６７页。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中共党史资
料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４月版，第１２１页。

    171

    毛泽东最初把准备发动起义的重点放在湘南。那时，彭湃领导的广东农民武装约有千人
驻在湘粤边境的汝城县，正在南下的南昌起义军有可能调出一部分兵力开赴汝城支援，浏
阳、平江一带的农民武装也可以向这一带集中。八月初，毛泽东向中央提出《关于湘南运动
的大纲》。要点是：“湘南特别运动以汝城县为中心，由此中心进而占领桂东、宜章、郴州
等四、五县，成一政治形势，组织一政府模样的革命指挥机关，实行土地革命，与长沙之唐
政府对抗，与湘西之反唐部队取连络。”①他要求从南昌起义军中抽调的一个团开赴汝城作
为中坚，这样至少有占领五县以上的把握。这个计划，经中共中央常委通过后转发湖南省
委。

    八月三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提出：“中国革命
正转向一个新的前途——工农德谟克拉西独裁（即工农民主专政——引者注），土地革命将
占最重要的过程。”要求四省以农会为中心，号召一切接近农民的社会力量团结在它的周
围，实行暴动，宣布农会为当地的政府；由农会通告，对一切公地及五十亩以上的大地主一
律不缴租，对五十亩以下的地主实行减租，自耕农土地不没收；农民协会组织土地委员会决
定土地的分配。并要求全党“勇往直前的领导秋收的暴动”。中共中央这个大纲对湖南秋收
暴动的部署，依照毛泽东起草的《关于湘南运动的大纲》中６５１毛泽东传（１８９３－１
９４９）

    ①《中共湖南省委关于湘南运动的大纲》，中央档案馆编：《秋收起义（资料选
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８２年３月版，第２７页。

    172

    的意见，规定：“准备于不久时期内在湘南计划一湘南政府，建设革命政权及一切革命
团体，在广东革命委员会指挥之下。现即须组织湘南特别委员会，受省委指挥，于交通不灵
通时得有独立指挥此委员会所能活动的地方工作。特委：夏曦、郭亮、泽东、卓宣（书记泽
东）。”①八月七日，毛泽东出席在汉口秘密举行的中央紧急会议，即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
有着重大转折意义的八七会议。会议在共产国际代表帮助下，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
坚决批判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
派的总方针。毛泽东当选为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

    在八七会议上，毛泽东以亲身经历，从国共合作时不坚持政治上独立性、党中央不倾听
下级和群众意见、抑制农民革命、放弃军事领导权等四个方面批评陈独秀的右倾错误，并对
会议确定的总方针的两个方面提出有独到见解的看法。关于军事工作，毛泽东尖锐地指出：
“从前我们骂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蒋唐（指
蒋介石、唐生智——引者注）都是拿枪杆子起家的，我们独不管。”这实际上提出了要把军
事运动和民众运动相结合的思想，反对专做军事运动或专做民众运动这两种各走极端的做
法。他着重强调：“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７５１七、霹雳一声暴动①《中共中
央关于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中央档案馆编：《秋收起义（资料选辑）》，中
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８２年３月版，第３页。

    173

    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这是一个对中国革命有着极其重要意义的论断。毛泽东对中共中
央在这个问题上“现在虽已注意，但仍无坚决概念”提出批评，建议“此次会议应重视此问
题，新政治局常委要更加坚强起来注意此问题”①。

    关于农民土地问题，他认为：一、应当规定大中地主的标准，建议以五十亩为限，五十
亩以上的地主土地通通没收。二、小地主问题是土地问题的中心问题，困难在于《最近农民
斗争的议决案》规定不没收小地主土地，“如此，则有许多没有大地主的地方，农协则要停
止工作。所以要根本取消地主制，对小地主应有一定的办法。”三、对自耕农中的富农、中
农的地权应有不同的规定，要确定方向。②共产国际代表没有采纳毛泽东的意见，不让大家
再讨论土地问题，并且提出：“土地的根本问题是土地国有。”③恩格斯说过：“要明确地
懂得理论，最好的道路是从本身的错误中、‘从痛苦经验中’学习。”④毛泽东所以能在八
七会议上提出“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这个重要论断，正是从大革命失败的血的教训中
取得的。他比其他人高明的地方在于：在事实的教育下，能够迅速看清问题的实质，作出合
乎实际的新的理论概括，用来改正自己原有的思想，指导今８５１毛泽东传（１８９３－１
９４９）

    ①

    ②

    ③

    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４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年５月版，第４５８页。

    中共中央八七会议记录，１９２７年８月７日。

    中共中央八七会议记录，１９２７年８月７日。

    中共中央八七会议记录，１９２７年８月７日。174

    后的行动。

    八七会议开完后，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瞿秋白，向毛泽东征求意见，要他到上海中央机
关去工作。毛泽东回答：我不愿跟你们去住高楼大厦，我要上山结交绿林朋友。①在此之
前，中共湖南省委也有信给中央，要求毛泽东回湖南领导武装斗争。八月九日，毛泽东出席
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第一次会议，批评湖南省委和共产国际赴长沙巡视员提出的“由湘南组
织一师与南昌军力共同取粤”的计划。指出：“组织一师往广东是很错误的，大家不应只看
到一个广东，湖南也是很重要的，湖南民众组织比广东还要广大，所缺的是武装，现已适值
暴动时期，更需要武装。”他强调说，湘南暴动“纵然失败，也不用去广东，而应上山”
②。会议决定毛泽东以中央特派员的身分回湖南传达八七会议精神，改组省委，领导秋收起
义。

    毛泽东过去做过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和统一战线工作，却从来没有做过军事
工作。根据实际需要，他勇敢地挑起了这副全新的担子。将近四十年后，他先后同两批外国
朋友说：“像我这样一个人，从前并不会打仗，甚至连想也没想到过要打仗，可是帝国主义
的走狗强迫我拿起武器。”③“是什么原因使我到军队中去的？还是帝国主义、蒋介９５１
七、霹雳一声暴动①

    ②

    ③毛泽东同叙利亚访华友好代表团谈话记录，１９６５年３月２３日。

    毛泽东在中共临时政治局第一次会议上的发言记录，１９２７年８月９日。

    谭震林：《回顾井冈山斗争历史》，《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
社１９８７年９月版，第１０页。175

    91

    石杀人。”①当然，从“不会打仗，甚至连想也没想到过要打仗”到学会打仗，这是需
要经历一个不短的过程的。

    他在八月十二日秘密回到长沙。投入实际工作前，他首先对正在剧烈变动中的湖南社会
情况和群众心理状态进行认真的调查。趁送家属回板仓村老家的机会，他在杨开慧家里，邀
请五位农民、一位篾匠和一位小学教师开了两天调查会，了解到当地农民要求全盘解决土地
问题的想法。回长沙城里，他又征询由湘潭韶山来省城的五位农民的意见。经过同他们的会
商，拟出土地纲领数条，包括“没收一切土地”等。调查的另一个结果，是了解到国民党军
队残酷镇压工农运动后，群众对他们的看法已完全改变了。他在给中央的信中说：“国民党
旗子已成军阀的旗子，只有共产党旗子才是人民的旗子。这一点我在鄂时还不大觉得，到湖
南来这几天，看见唐生智的省党部是那样，而人民对之则是这样，便可以断定国民党的旗子
真不能打了”。②这些新的认识，都是他在实地调查中获得的。

    带着调查中取得的第一手材料，他从八月十八日起出席在长沙市郊沈家大屋召开的湖南
省委会议。对会议讨论的几个主要问题，他都发表了重要意见。

    第一，举什么旗的问题。南昌起义时，打的是“国民党左派”的旗子。八七会议作出的
是同样的规定。中共中央还认为，湖南国民党左派的下级党部比任何省要有基础，更需１６
１七、霹雳一声暴动①

    ②《中共湖南省委给中共中央的信》，《中央通讯》第３期。毛泽东会见参加第十届禁
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后访华外宾的谈话记录，１９６４年８月２２日。

    177

    要团结他们共同斗争。毛泽东坚决主张：湖南秋收起义时“我们应高高打出共产党的旗
子”，不能再照八七会议规定的那样打“左派国民党旗帜”。

    第二，暴动问题。当时，中共中央也好，党内普遍的看法也好，都认为暴动主要应该依
靠农工武装，军队只能起次要的作用，否则便是“军事冒险”。毛泽东明确地提出：“要发
动暴动，单靠农民的力量是不行的，必须有一个军事的帮助。有一两团兵力，这个就可起
来，否则终归于失败。”这是中国革命中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面对控制着全国政权的国民
党正规部队，如果单靠地方性的农民暴动，没有一定数量的经过严格训练和有严密组织的革
命军队参加，作为骨干，那些分散的农民暴动在同国民党军队作战时通常终归于失败。这已
有不少惨痛的事实可以证明。但对这个问题抱反对或怀疑态度的人不少，因此，毛泽东便以
强烈的语调说：“暴动的发展是要夺取政权。要夺取政权，没有兵力的拥卫或去夺取，这是
自欺的话。我们党从前的错误，就是忽略了军事，现在应以百分之六十的精力注意军事运
动。实行在枪杆上夺取政权，建设政权。”

    第三，土地问题。八七会议决定的是没收大中地主的土地。毛泽东提出：“中国大地主
少，小地主多，若只没收大地主的土地，则没有好多被没收者。被没收的土地既少，贫农要
求土地的又多，单只没收大地主的土地，不能满足农民的要求和需要。要能全部抓着农民，
必须没收地主的土地交给农民。”并且提到：“对被没收土地的地主，必须有一个妥善的方
法安插。”

    第四，暴动的区域。当时，原定作为起义中心区域的湘南的局势已起变化。由于唐生智
部队南下，湘南同长沙事实上已被隔绝。中共中央要求湖南举行“全省暴动”。湖南省委经
过反复讨论，认为“以党的精力及经济力量计算，只能制造湘中四围各县的暴动，于是放弃
其他几个中心。湘中的中心是长沙。”据省委书记彭公达说：“缩小范围的暴动计划，泽东
持之最坚。”①

    八月十九日，中共湖南省委将湖南秋收暴动以长沙暴动为起点的计划，报告中共中央。
第二天，毛泽东又写信给中共中央，报告了他对一些重大政策问题的不同意见。

    八七会议虽然正确地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但是如何
根据实际情况来实行这个总方针，还有许许多多未曾得到解决的问题，党对处理这些新问题
又十分缺乏经验。能够在这样一系列重大政策问题上，如此旗帜鲜明地而又切合实际地提出
和中共中央以至共产国际代表不同的意见，确实充分显示出毛泽东的过人胆识和求实精神。
难怪瞿秋白在一个多月后的一次政治局常委会上要说：“我党有独立意见的要算泽东。”②
中共中央收到湖南省委的秋收暴动计划和毛泽东的信件后，在八月二十二日召开常委会研
究。在讨论中，有的人指名批评毛泽东的“枪杆子中夺得政权”的论断和中央不同，说３６
１七、霹雳一声暴动①

    ②瞿秋白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的发言记录，１９２７年９月２８日。

    彭公达：《关于湖南秋暴经过的报告》，《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湖南人民出版社１９
８７年８月版，第９６、９７、１００、１０１页。179

    中央才是“纯粹信任群众力量，以军事力量为帮助”①。二十三日，中共中央给湖南省
委复信，虽然在原则上表示以长沙为暴动起点的计划是对的，但又批评说：暴动计划“偏重
于军力，其结果只是一种军事冒险”；并且提出“此时我们仍然要以国民党名义来赞助农工
的民主政权”，如果就抛去国民党的旗帜、实现苏维埃政权，“这是不对的”；还主张在土
地问题上“这时主要口号是‘没收大地主土地’，对小地主则提出减租的口号”。这些批评
和指责，显然是脱离实际情况的，说明中央要改变已有的成见、倾听并接受毛泽东来自实践
的呼声，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情！

    毛泽东对中共中央复信采取分析的态度，对其中符合实际情况的部分贯彻执行，对不切
实际的批评给予答复。八月三十日，湖南省委给中央的信中直截了当地写道：中央复信“指
出此间两点错误，事实及理论均非如兄所说”。第一，“兄处谓此间是军事冒险”，“实在
是不明了此间情形，是不要注意军事又要民众武装暴动的一个矛盾政策”。第二，“兄谓此
间专注意长沙工作，而忽略各地，这并不是事实”，“没有把衡阳做第二个发动点，是因为
我们的力量只能做到湘中起来；各县暴动，力量分散了，恐连湘中暴动的计划也不能实
现。”

    毛泽东和湖南省委坚持从实际情况出发，制订了明确的暴动纲领。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对
斯诺说：“我在那里的纲领，要求下列五点：（一）省的党组织同国民党完全脱离关系；
（二）组织工农革命军；（三）没收大地主以及中、小地主的土地财产；（四）在湖南建立
独立于国民党的共产党力量；（五）组织工农兵苏维埃。”

    形势的发展使中共中央的认识也逐渐有了变化。时隔三周，中共中央下发《关于“左派
国民党”及苏维埃口号问题决议案》等两个文件，宣布“八月决议案中关于左派国民党运动
与在其旗帜下执行暴动的一条必须取消”；“现在的任务不仅宣传苏维埃的思想，并且在革
命斗争新的高潮中应成立苏维埃”；“对于小地主的土地必须全部没收，实现‘耕者有其
田’的原则”①。然而，中央对有些问题的看法，仍和毛泽东并不一致。

    秋收起义的行动已如箭在弦上，一触即发。紧迫的局势，不容许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等之
间的争论充分发展下去。

    当时，在湘赣边界存在着几支革命的武装力量：一支是共产党员卢德铭任团长的国民革
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因为没有赶上参加南昌起义而停留在那一带；一支是平
江、浏阳等地的工农义勇队或农民自卫军；还有一支是准备起义的安源路矿的工人武装。在
国民党当局加紧镇压措施的情况下，必须迅速决定行止，不能再延搁了。

    八月下旬，警卫团和平江、浏阳工农义勇队负责人，在湘赣边界的江西修水山口镇举行
会议，决定合编为一个师：警卫团为第一团，驻修水；浏阳工农义勇队为第三团，驻铜鼓；
平江工农义勇队分别补入这两个团。因为卢德铭已去武汉向中共中央报告工作，由余洒度任
师长。此外，安源铁路煤矿工人纠察队、矿警队和安福、莲花、萍乡、醴陵、衡山等地的农
民自卫军，可以合编为一个团。这几支部队就是毛泽东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时的主要力
量。

老虾

问你一句,老蒋为啥412?

揭起反日的旗

②《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开学典礼盛况》，《汉口民国日报》，１９２７年４月５日。

    《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开学宣言》，１９２７年４月４日。161

    外军事演习一次。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军事训练每天增至四个小时。这期有许多
学员在半年后成为各地农民武装起义的骨干。其中有一个陈慕平回乡后在井冈山袁文才的农
民自卫军里做事，对毛泽东与袁文才的会面起了作用。

    武汉国民政府是国共合作的政府。要解决农民问题，仍需要在国民党内尽可能地统一认
识。三月十日至十七日，毛泽东以中央候补执行委员身分出席在武汉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三中
全会。他和邓演达、陈克文向全会提交了《土地问题案》（后改为《农民问题案》）和《对
农民宣言案》。十六日，全会正式通过《对农民的宣言》和《关于农民问题的决议案》。
《宣言》明确表示：革命需要一个农村的大变动，“使农村政权从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及一切
反革命派手中，转移到农民的手中”；“农民应有自卫的武装组织”；农民问题主要是贫农
问题，“贫农问题的中心问题，就是一个土地问题”。因此，“本党决计拥护农民获得土地
之争斗，致使土地问题完全解决为止”。这些提法，基本上体现了毛泽东的思想。

    从四月八日到五月六日，土地委员会在武汉召开了两次委员会，五次扩大会，四次专门
审查会。这时正是四一二政变的前后，政治局势异常严峻，如何解决农村土地问题成为更加
紧迫的问题。土地委员会每次会议都讨论得热烈而详细。毛泽东总是力陈己见，往往成为会
议的中心发言人之一。

    他认为，解决土地问题是要废除封建制，使农民得到解放。在当前来说，“要增加生力
军保护革命，非解决土地问题不可”。它的直接作用是：“能够解决财政问题及兵士问
题，……因农民要保护他们的土地，必勇敢作战。”①这确是解决当时武汉政府面对的困境
的唯一出路。

    解决土地问题的中心问题，毛泽东认为是没收土地。“所谓土地没收，就是不纳租，并
无须别的办法。现在湘鄂农民运动已经到了一个高潮，他们已经自动地不纳租了，自动地夺
取政权了。中国土地问题的解决，应先有事实，然后再用法律去承认他就得了。”②怎样实
施没收土地呢？毛泽东提出的步骤是：一般地说，先搞“政治没收”，如“土豪劣绅、军阀
等等的土地”，以乡、区土地委员会按人口重新分配；然后再搞“经济没收”，即“自己不
耕种而出租于他人的田，皆行没收”。但不同地区又要有不同要求。在条件成熟的地方，如
湖南，已经可以实行经济没收了，办法是不向地主缴租。③会上的争议很大。最后议定：当
前只能做政治没收，小地主及革命军人的土地都应加以保护，地主及佃农制度尚不能完全消
灭。会议相应地通过《解决土地问题决议案》等七项决议案。

    五月九日，邓演达、谭平山、毛泽东、徐谦、顾孟余五位土地委员会成员，联名向国民
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写了《土７４１六、走向农民运动①

    ②

    ③毛泽东在土地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上的发言，１９２７年４月２２日。

    毛泽东在土地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的发言，１９２７年４月１２日。

    毛泽东在土地委员会第一次扩大会议上的发言，１９２７年４月１９日。

    163

    地委员会报告》，并附上七项决议案，“敬候”“核夺”。

    正是这一天，在武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也结束了。

    这次会议是在中国革命面临重大转折的非常状态下召开的。

    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逮捕和屠杀了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
十八日，他在南京另组国民政府，宣布三月从广州迁至武汉的国民政府、国民党中央的一切
决议为非法。陈独秀、谭平山、林伯渠、徐谦、吴玉章、恽代英、毛泽东等共产党人和国民
党左派一百九十三人的名字，被列在“南京国民政府”的第一号通缉令上。四月十九日，武
汉国民政府誓师继续第二期北伐，向河南的奉系军队进攻。四月二十二日，武汉方面中央委
员联名发表讨蒋声明，号召人们“依照中央命令，去此总理之叛徒，本党之败类，民众之蟊
贼”。

    宁汉分庭抗礼，再加上北京的张作霖奉系军阀政府，中国一时出现三足鼎立的局面。政
治局势发生了重大逆转。继续保持国共合作的武汉国民政府，既要对付东面的新军阀蒋介
石，又要继续北上讨伐旧军阀张作霖，处境艰难，内部情况又很复杂。怎样在这种极端危急
的状况下拯救革命，怎样对付武汉政权以外的敌人，怎样看待这个政权内很不可靠的同盟
者，怎样把革命深入下去实行土地革命，……许多尖锐的问题摆在了共产党人面前，成为党
的五大需要解决的迫切问题。

    五大在四月二十七日开幕。会议接受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批评了
陈独秀的右倾错误，通过《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案》等项决议。这些决议强调要争取领
导权，但没有提出切实可行的具体措施。会议认为中国的资产阶级已经叛变，中国革命到了
“工农小资产阶级之民主独裁制的阶段”。这只是在突变的形势面前的脱离实际的空谈。一
回到现实，仍然把希望寄托在汪精卫、谭延闿、唐生智控制的武汉国民党、国民政府及其军
队身上，认为这就是工农小资产阶级的联盟，对汪精卫等采取一味迁就的政策。会议期间，
汪精卫还到会讲了话。大会选出三十一名中央执行委员和十四名候补执行委员，陈独秀仍当
选总书记。毛泽东参加了大会，被选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会上，他是个候补代表，只有发
言权，没有选举权。一如既往，他当时最关注的是农民问题。会前，他曾邀集彭湃、方志敏
等各省农民协会负责人开会，议定出一个广泛地重新分配土地的方案。毛泽东把这个方案提
交大会，被大会拒绝了，陈独秀甚至没有把它拿出来讨论。大会虽在原则上肯定了土地革命
的重要性，认为“应该以土地革命及民主政权之政纲去号召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但仍没有
提出具体有效的措施，内容也限定在国民党中央土地委员会所议决的范围内，同时还强调必
须先取得“小资产阶级”的同意，实际上是要先取得汪精卫的同意。

    汪精卫能同意吗？当然不能。于是，前面所说的肯定土地革命的重要性等等都成了一些
空话。

    如何看待土地革命，在某种程度上已然是对武汉政府前进还是倒退的试金石。连土地委
员会花了那么大力气制订出来、上报“敬候”“核夺”的那一个并不彻底的《解决土地问题
决议案》，在中共五大结束的第四天（五月十二日），就被国民党中央的政治委员会否决
了。谭延闿在讨论时说：“现在不能讲分配，要讲分配，必惹起极大的纠纷。”毛泽东预感
到风云将要突变，一场劫难很快就要来临，而党的五大却不能改弦易辙，自己的主张又不被
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共中央理解。他独步徘徊在武昌蛇山的黄鹤楼前。面对滔滔奔涌的长江
水流，或许诗句更能表达出他内心的忧虑：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烟雨莽苍
苍，龟蛇锁大江。黄鹤知何去？剩有游人处。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

    后来，毛泽东曾解释过他当时写这首《菩萨蛮·黄鹤楼》中说到的“心潮”：“一九二
七年，大革命失败的前夕，心情苍凉，一时不知如何是好。这是那年的春季。”①山雨欲来
风满楼。形势果然急转直下了。

    五月十七日，驻宜昌的夏斗寅率所部独立十四师进攻武汉，发表反共通电。毛泽东组织
中央农讲所的四百余人枪编入叶挺部队，配合讨伐叛乱。

    五月二十一日，驻长沙的许克祥率所部第三十五军独立三十三团发动叛乱，湖南的工农
运动顷刻间浸入血泊之中，史称“马日事变”。六月三日，毛泽东任常委的全国农协发出声
讨通电，要求国民政府对许克祥“立予免职查办”。他还和蔡和森在武汉租界的一家旅社里
接待逃亡出来的湖南工农干部，详细了解情况。并要大家“回到原来的岗位，恢复工作，拿
起武器，山区的上山，滨湖的上船，坚决与敌人作斗争，武装保卫革命”①。六月十三日，
毛泽东在出席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会议时，又以大量事实说明马日事变的真相是许克祥部队
向湖南省农协进攻。

    六月六日，朱培德在江西以“礼送出境”的名义逐走大批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人士。
六月十日，汪精卫赴郑州和冯玉祥、唐生智举行会议。九天后，冯玉祥又赴徐州同蒋介石会
谈。幕后的交易表明：蒋汪携手，宁汉合流，反共反苏，已是势所必然。

    在这期间，毛泽东和谭平山、邓演达等，以中华全国农协临时执委会常委的名义，连续
发表四个《训令》，要求明令制止江西驱逐共产党及工农领袖之行动，严惩屠杀民众的反动
派，揭露蒋冯的徐州会谈是“谋反前敌武装同志及国民政府”。要求国民政府保护工人纠察
队和农民自卫军，号召各级农协严密组织，武装自卫。

    国共两党的全面破裂，已如箭在弦上，到了很快就要摊牌的最后时刻。越来越多的共产
党人意识到这一点，努力寻找出路。六月十七日，中共中央军事部长周恩来根据湖南情况，
在中央常委会上提出湖南暴动计划，但被共产国际代表罗易拒绝了，不轻易发火的周恩来气
得和他大闹一场。在这次会上，中共中央常委蔡和森提议改组湖南省委，由毛泽东担任书
记。这个意见在会上没有讨论，还引来一些非议。因为马日事变后，毛泽东、蔡和森都先后
要求回湖南工作，有人便说他们要在党内组织“左派”。三个月后，蔡和森解释说：“和森
与毛泽东同志之关系，绝对不是什么企图组织左派，只因泽东一向反对中央农民政策。一九
二六年冬季以来，完全代表湖南土地革命的倾向，为一切敌人之所痛恨，而为一切农民之所
欢迎，所以，马日事变后，和森主张他回湘工作。”①

    这时的湖南省委，由于遭受马日事变的严重打击，已接近瘫痪。从眼前的紧迫形势来
看，湖南的位置十分重要，必须尽快恢复强有力的党的工作。这样，到六月二十四日，中共
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成立以毛泽东为书记的新的湖南省委。

    毛泽东立刻赶赴长沙开展工作，决定打通长沙附近各县及衡阳、常德等地同省委的联
系。随后又到衡阳召集会议，再三强调：马日事变是上海事件的继续，随着而来的将有无数
个马日事变在全国发生。因此，各县工农武装一律迅速集中，不要分散，要用武力来对付反
动军队，以枪杆子对付枪杆子，不要再徘徊观望。

    这时，唐生智也回到长沙，明令取消工农团体，公开打出反对共产党的旗帜。

    毛泽东针锋相对，主持制定《中共湖南省委目前的工作计划》，明确提出“一切经济的
和政治的斗争，一切口号的鼓动，都以推翻唐生智的统治为目的”。“推翻唐生智的统治”
最终靠什么呢？这个计划把“武装问题”突出地提了出来，认为保存工农武装有三种办法：
“编成合法的挨户团，次之则上山，再次之则将枪支分散埋入土中。”

    毛泽东到湖南刚十天就被召回武汉。七月四日，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讨论湖南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武装应当如何对付敌人的搜捕和屠杀。

    毛泽东在发言中分析了保存农民武装的两种策略：“１．改成安抚军合法保存，此条实
难办到。２．此外尚有两路线：ａ．上山；ｂ．投入军队中去。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
础”。

    “上山”，作为一条出路，被毛泽东突出地提了出来。

揭起反日的旗

会议结束后，毛泽东接到中共中央通知，担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十一月上
旬，他让杨开慧和母亲携岸英、岸青回到湖南，自己离开广州乘船到中共中央所在地上海。
中共中央农委原已决定设立，但组织一直没有健全。毛泽东到任后方才正式办公。

    毛泽东主持中央农委工作后，立刻把自己的重点从对中国农民问题的研究，进入到对在
全国范围内发展农民运动作出通盘的部署。他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制定《目前农运计划》，
并于十一月十五日得到中央局批准。这个《计划》提出，农民运动要首先在那些具有有利条
件而又在国民革命中具有重要意义的地方大力开展起来。“在目前状况之下，农运发展应取
集中的原则。全国除粤省外，应集中在湘、鄂、赣、豫四省发展。”因为这四省是北伐战争
准备首先推进的地区，发展这里的农民革命，从根本上瓦解军阀统治的基础，这是毛泽东历
来的主张。“次则陕西、四川、广西、福建、安徽、江苏、浙江七省亦应以相当的力量去
做。”这个以重点带动全局的设想，使全党的农运工作有了一条具体的行动路线。《计划》
还要求“各地农运须切实与国民党左派合作”，决定“在武昌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

    毛泽东不愿只是坐在大城市里去指导农民运动。为了实施《目前农运计划》，十一月下
旬他赴长江沿线一带视察，联络江西、湖南、湖北诸省国民党省党部，商办武昌农民运动讲
习所事宜。

    在南昌，毛泽东会晤了林伯渠。林此时担任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党代表、国民党中央政治
委员会常委。他在十一月二十六日的日记中记载：“晚开会晤润之。归寓已十二时矣”。①
第二天，他们又一同访问第二军代理军长鲁涤平和该军副党代表李富春，以争取支持。晚
上，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郭沫若宴请林伯渠、毛泽东等。这是郭沫若第一次同毛泽东
见面，后来他把此事写进回忆录《洪波曲》，感觉毛泽东“静如处子”，很有些像汉初的张
良。由于毛泽东、林伯渠、李富春多方面地做工作，江西临时政治委员会二十九日作出决
定：江西选送一百五十名学员到武昌农讲所，并负担经费一万三千元。林伯渠在这天的日记
中说：“十一时开十一次政委会，议决农讲经费、农民协会补助费、合作社各案。”②

    这时候，随着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湘、鄂、赣三省出现了农村大革命的高潮。毕业于
广州第六届农讲所的毛泽民、贺尔康、庞叔侃、朱友互、王首道等三十多名学员回湖南后，
成为农运骨干。到一九二七年一月，湖南派往各县的农运工作人员有二百零三人，农民协会
会员从四十万人激增到二百万人，能直接领导的群众增加到一千万人，在湖南农民全数中差
不多有一半已经组织起来。凡有农协的地方，农民对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展开了减租、减息
的经济斗争，并旁及各种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湖南有些县成立县务会议，出席这些６３１毛
泽东传（１８９３－１９４９）

    ①

    ②《林伯渠日记》（１９２６年７月—１９２７年６月），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８
１年版，第４８—４９页。

    《林伯渠日记》（１９２６年７月—１９２７年６月），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８１
年版，第４８—４９页。

    152

    会议的有农协和工会的代表，群众团体实际上已参与政权的工作。

    像急风暴雨般迅猛兴起的农民运动，在人们面前提出了一系列以往从来没有遇到过的新
问题。如何看待这些问题，成了社会各界瞩目的焦点。

    同地主豪绅有千丝万缕联系的国民党右派，包括北伐军中的一些军官，坐不住了。“农
民在乡里造反，搅动了绅士们的酣梦。乡里消息传到城里来，城里的绅士立刻大哗”①。他
们攻击农民运动“破坏了社会秩序”，是“痞子运动”，是“扰乱了北伐后方”。一些中间
派分子也开始动摇起来，说农民运动已经“越轨”了，应该加以限制，防人利用。联合阵线
内部潜伏的危机越来越表面化了。

    关于农民运动的争论，也反映到党内。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初，毛泽东从南昌到达武汉。在汉口设立中央农委办事处，同国民党
湖北省党部筹商农讲所事情。十二月十三日至十八日，毛泽东以中央农委书记身分在汉口参
加中共中央特别会议。

    这次会议错误地根据陈独秀的政治报告作出决议案说：当前“各种危险倾向中最要的严
重的倾向是一方面民众运动勃起之日渐向‘左’，一方面军事政权对于民众运动之勃起而恐
怖而日渐向右。这种‘左’右倾倘继续发展下去而距离日远，会至破裂联合战线，而危及整
个的国民革命运动。”根据这个分析，会议规定当时党的主要策略是：限制工农运动发展，
反对“耕地农有”，以换取蒋介石由右向左；同时扶持汪精卫取得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和
民众运动的领导地位，用以制约蒋介石的军事势力。事实上，蒋介石的军事势力和他的日益
向右并不是这种策略所能限制得了的。推行的实际结果，只是单方面地限制工农运动的发
展，牺牲工农群众的利益。在会上，陈独秀还说湖南工农运动“过火”、“幼稚”、“动摇
北伐军心”、“妨碍统一战线”等。

    会上不少人不同意陈独秀的意见。广东区委的负责人重申依靠工农群众反对蒋介石的主
张。中共中央委员、湖南区委书记李维汉提出，根据湖南农民运动的发展趋势，应当解决农
民土地问题，“毛泽东赞同湖南区委的主张，但陈独秀和鲍罗廷不赞成马上解决土地问题，
认为条件不成熟。”①毛泽东讲了他不同意陈独秀的看法，但讨论没有展开下去。毛泽东还
在会上提醒中央注意：“右派有兵，左派没有兵，即右派有一排兵也比左派有力量。”但这
些重要提示都没有引起中共中央的注意。会议最终还是接受了陈独秀的意见。

    以十二月会议为标志，毛泽东对陈独秀右倾政策的怀疑越来越深了。陈独秀本来是他非
常敬重的人物，如今，在中国社会阶级关系和农民运动等重大问题上，他们的分歧越来越
大。毛泽东已开始敏感地注意到中国革命的两个基本问题：土地和武装。当然他这时的考虑
并不成熟，对陈独秀的观点一时也拿不出充足的理由去反对。几个月后他曾解释说：我后来
的观点是“农民指挥着我成立的。我素以为领袖同志的意见是对的，所以结果我未十分坚持
我的意见。我的意见因他们说是不通，于是也就没有成立。”①当面对着复杂的问题需要作
出决断时，毛泽东历来主张应该从调查研究入手，把事实先切实地弄清楚。带着农民运动是
否“过火”“幼稚”的问题，他决心实地考察一下，看看农村的实际情况究竟是怎么一回
事。恰好在这时，他收到湖南全省农民第一次代表大会的邀请电：“先生对于农运富有经
验，盼即回湘，指导一切，无任感祷！”②十二月十七日，他从汉口到了长沙。

    正在举行的湖南农民、工人代表大会在二十日下午联合举行欢迎会，欢迎会的《通告》
上这样介绍毛泽东：“毛先生泽东奔走革命，卓著勋绩。对于农民运动，尤为注意。去岁回
湘养疴，曾于湘潭韶山一带，从事农民运动。湘省之有农运，除岳北农会外，实以此为最
早。”欢迎大会主席在致词时，称毛泽东为“中国革命的领袖”③。

    工农代表大会期间，代表们提出许多问题，由省农协委员长易礼容整理，请毛泽东一一
作了解答。他还参加了大会的议案起草委员会。大会通过了四十个决议案，肯定农民以９３
１六、走向农民运动①

    ②

    ③湖南省博物馆编：《湖南全省第一次工农代表大会日刊》，湖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９
年版，第３０４、３３８页。湖南省博物馆编：《湖南全省第一次工农代表大会日刊》，湖
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９年版，第８７页。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紧急会议上的发言，１９２７年８月７日。155

    暴力打击土豪劣绅是“革命斗争中所必取的手段”，指出当前的中心任务是“根本铲除
土豪劣绅的封建政权，建立农民政权”。毛泽东认为，“此次决议各案大体还算切实”①。
这同“十二月会议”的方针明显地是两条路。

    接着，毛泽东以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身分下乡考察农民运动。行前，国民党湖南省
党部召开常务会议，决定派省党部监察委员戴述人陪同，将巡视重要意义六项“通告各县党
部，要求协助作好考察工作”。

    从一九二七年一月四日开始，毛泽东在戴述人等陪同下，身着蓝布长衫，脚穿草鞋，手
拿雨伞，考察了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历时三十二天，行程七百公里。农村
革命的沸腾生活像磁铁一样吸引了他。在考察中，他亲眼看到许多过去闻所未闻、见所未见
的奇事。

    在韶山，他听说长期骑在农民头上的土豪劣绅家小姐、少奶奶的牙床，农民也可以踏上
去打滚。闻讯赶来的宁乡县高露乡的农会干部告诉他，这个乡的国民党区分部实行的是“二
民主义”，因为他们取消平粜米，还把领头争取平粜的鞋匠关进县监狱，取消了“民生主
义”。在银田寺，人们告诉他原团防局长汤峻岩等自民国二年以来就杀人五十多，活埋四
人，最先被杀的竟是两个无辜的乞丐。

    在湘乡县，农会干部汇报，有个大土豪逃到长沙，到处攻击农民运动，说“那些一字不
识的黑脚杆子，翻开脚板皮有牛屎臭，也当了区农民协会的委员长，弄得乡里不安宁”；留
在乡下的小劣绅怕打入另册，却愿意出十块钱要求参加农会。

    在衡山县白果乡，人们告诉他，农会掌了权，土豪劣绅不敢说半个“不”字；妇女们也
成群结队地拥入祠堂，一屁股坐下便吃酒席，族长老爷也只好听便。也有坏消息：当他到衡
山县城时，得知县监狱里竟关着一些乡农协委员长和委员。

    在醴陵县，农民告诉他，有个诨号叫“乡里王”的土豪易萃轩，最初极力反对农协，后
来又低头作揖，给乡农会送上“革故鼎新”的金匾，一面又把儿子送到何键的部队里去。毛
泽东还在醴陵见到了他的同窗好友、原新民学会会员罗学瓒，罗在这里担任中共的县委书
记。

    在许多地方，他还看到农会从政治上打击地主，给他们戴高帽子游乡，甚至枪毙罪大恶
极之徒；在经济上打击地主，不准他们加租加押，不准退佃；还推翻了过去维护封建统治的
都团机构，人们谈论都总、团总，都说：“那班东西么，不作用了！”农会组建起自己的武
装——纠察队和梭镖队；农民还禁烟禁赌，组织起来修道路、修塘坝等。

    一切似乎都翻了个个儿，一切又似乎才刚刚开始。这些新鲜活泼的生动事情，使毛泽东
大大打开了眼界，为之兴奋不已。社会上出现的对农民运动的种种攻击，也使他忧虑不已。
他看到了一个新的天地，对农民运动的认识更清楚了。

    二月五日，他回到长沙后，立刻向中共湖南区委作了几次报告，纠正他们在农运工作中
的错误。中共湖南区委一九二七年二月写给中央的《湘区一月份农民运动报告》中说：“在
此社会群向农运进攻之包围中，我们亦自认现在农运的确是太左稚，于是通告禁止农协罚
款、捕人等事，……几乎不自觉的站到富农、地主方面而限制贫农。自润之同志自乡间视察
归来，我们才感贫农猛烈之打击土豪劣绅实有必要。非如此不足以推翻现在乡村之封建政
治。”紧接着，中共湖南区委和省农协，在实践中纠正了右倾偏向，从而为几个月后大规模
的秋收起义和湘南暴动打下了很好的群众基础。

    二月十二日，毛泽东由长沙回到武汉，住进武昌都府堤四十一号。十六日，致信中共中
央，在简要报告考察行程后指出：“在各县乡下所见所闻与在汉口在长沙所见所闻几乎全不
同，始发见我们从前对农运政策上处置上几个颇大的错误点。”他报告了自己在考察过程中
纠正了几个主要错误：“（一）以‘农运好得很’的事实，纠正政府国民党社会各界一致
‘农运糟得很’的议论。（二）以‘贫农乃革命先锋’的事实，纠正各界一致的‘痞子运
动’、‘惰农运动’的议论。（三）以从来并没有什么联合战线存在的事实，纠正农协破坏
了联合战线的议论。”

    对今后农运的方针政策，毛泽东在《报告》中提出了十点意见。他认为，在农村尚未建
立联合战线之前的革命暴动时期，农民一切向封建地主阶级的行动都是对的，过分一点也是
对的，不过正不能矫枉。毛泽东的这种说法今天看来未必周全，但他当时也不是完全没有理
由的：所谓“过分”的事都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逼出来的，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要推翻在
农村中根深蒂固的封建势力，不采取一些激烈的手段是难以办到的，这些也是当时湖南农村
中的事实。毛泽东还鲜明地提出：“农民问题只是一个贫农问题，而贫农的问题有二个，即
资本问题与土地问题。这两个都已经不是宣传的问题而是要立即实行的问题了。”

    这最后一句话，是针对陈独秀说的。陈在“十二月会议”上讲过，解决农民的土地问
题，目前还只能是宣传，不能实行。

    一回到武汉就赶写出这封信，可见他心情之急迫。他是多么希望中共中央能接受这些来
自革命实践的呼声啊！然而，这封信对中央并没有发生作用。在信的末尾，他说考察的“详
细情况从明日起三四日内写出一个报告送兄（指中共中央——引注）处察核，并登导报（指
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周刊——引注）”。

    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很快写成了，有两万多字。“报告”叙述了湖南农民
所做的十四件大事，认为都是革命的行动和完成民主革命的措施。说农民革命“攻击的形
势，简直是急风暴雨，顺之者存，违之者灭。其结果，把几千年封建地主的特权，打得个落
花流水”。“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在几个月内
做到了。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这是好得很”。报告还提出要“推翻地
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

    三月五日，中共湖南区委机关报《战士》周刊首次刊登了该文的部分章节。十二日，
《向导》周刊发表了部分章节。随后许多报刊相继转载。四月，以《湖南农民革命（一）》
为书名，出版了全文的单行本，由长江书店印发。中共中央、中央局委员瞿秋白为这本书写
了热情洋溢的序言，他说：“中国农民要的是政权和土地。……中国革命家都要代表三万万
九千万农民说话做事，到前线去奋斗，毛泽东不过开始罢了。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该读一
读毛泽东这本书，和读彭湃的《海丰农民运动》一样。”

    在这篇《序言》里，瞿秋白还给了毛泽东和彭湃一个称号：“农民运动的王！”

    农民问题不仅在中国，就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也是个没有解决好的问题。毛泽东
的这篇报告，引起了共产国际的注意。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七日和六月十二日，共产国际执
委会机关刊物《共产国际》先后用俄文和英文翻译发表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是
毛泽东第一篇被介绍到国外的文章。英文版的编者按说：“在迄今为止的介绍中国农村状况
的英文版刊物中，这篇报道最为清晰。”当时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的布哈林在执委
会第八次扩大会全会上也说：“我想有些同志大概已经读过我们的一位鼓动员记述在湖南省
内旅行的报告了”，这篇《报告》“文字精练，耐人寻味”。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诞生后不久，毛泽东的第三个儿子毛岸龙，也于四月四日在
武昌呱呱坠地了。近在咫尺，可是父亲到第四天才见到自己的新生儿。这段时间，毛泽东太
忙了。几天之内，毛泽东又新添了三个职务，都是关于农民运动的：三月三十日，全国农民
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正式组成，毛泽东担任常务委负兼组织部长。四月二日，国民党中央常
务委员会第五次扩大会议决定，由邓演达、徐谦、顾孟余、谭平山、毛泽东五人组成土地委
员会，“由此会确定一个实行分给土地与农民的步骤”，“做成乡间普遍的革命现象”。四
月四日，先期已开课的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补行正式的开学典礼。邓演达、毛泽东、陈克文
为农讲所常务委员，毛泽东负实际主持之责。

    从湖南农村回武汉后，毛泽东深感正在筹备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必须尽快开学。同时向国
民党中央农民部提议，将原定只招收湘、鄂、赣三省学员的计划加以扩大，农讲所直接由中
央办理，名称为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这个提议得到批准。于三月
七日开课，学员有来自十七个省的七百三十九人。

    设在武昌的中央农讲所明确地规定：它的使命，“是要训练一班能领导农村革命的人才
来，……可以说是农民革命的大本营。”①为此，须“切实研究农民土地问题，农民政权问
题，农民武装问题”②。

    在主办广东第六届农讲所时，毛泽东就注意到学员的军事训练，在武昌中央农讲所的
《规约》中，更赫然写明：“为将来发展农民武装起见，所以要受严格的军事训练”，“不
接受这种严格的军事训练，便是对革命没有诚意”。每个学员还发了一支汉阳造七九式步
枪，规定每天训练两小时，每周野５４１六、走向农民运动①

揭起反日的旗

时代书城:走向农民运动走向农民运动

    对农民，毛泽东自然是熟悉的。他自己是农民的儿子，从小在农村长大。然而，对农民
问题在中国革命中所处的地位，他的认识仍然经历了一个过程。

    建党初期，他首先关注的是工人运动。那时，陶行知等正在提倡乡村教育。恽代英一九
二三年曾写信给毛泽东说，我们也可以学习陶行知到乡村里去搞一搞。毛泽东认为，现在城
市工作还忙不过来，怎么顾得上农村呢？①陶行知当时所提倡的乡村教育，还算不上严格意
义上的农民运动。中国共产党内，最早在实践上致力于农民运动的，是彭湃。一九二二年他
开始在广东海丰老家活动，一九二三年一月领导成立了海丰县总农会，使这里成为大革命时
期农民运动发展得最好的地区。

    １２１六、走向农民运动①１９３８年３月２１日毛泽东在延安“抗大”三大队临别演
讲中，谈到他对农民问题的认识过程时也说：“十五年前，恽代英主张去做平民教育工作，
我没有去。”

    137

    中国早期的工人，大多来自农村，同农民有着血肉联系。正全力从事工人运动的毛泽
东，没有完全忽视农民问题。一九二三年四月，湖南水口山矿区工人罢工胜利后，毛泽东派
工会领导成员、共产党员刘东轩、谢怀德回到他们的家乡衡山县岳北白果乡开辟农运工作。
白果乡的农民在水口山做工的很多，那里有较好的工作基础。他们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动，在
九月中旬成立了湖南第一个农会——岳北农工会，会员很快发展到万余人。农工会搞了一些
平粜阻禁的斗争。白果乡正好是湖南省长赵恒惕的家乡，他自然不能容许，在十一月派兵镇
压了那里的农民运动。

    刘东轩、谢怀德回白果开辟农运时，毛泽东已到广东出席中共三大。

    参加这次大会的张国焘回忆说，毛泽东在会上提出一个新问题——农民运动，是“这个
农家子弟对于中共极大的贡献”。张说：毛泽东向大会指出，“湖南工人数量很少，国民党
员和共产党员更少，可是满山遍野都是农民。因而他得出结论：任何革命，农民问题都是最
重要的。他还证以中国历代的造反和革命，每次都是以农民暴动为主力。中国国民党在广东
有基础，无非是有些农民组成的军队，如果中共也注重农民运动，把农民发动起来，也不难
形成像广东这类的局面”①。

    不过，当时三大的主要议题，中共中央注意的焦点，是如何推进国共合作，认为农民运
动还不是眼前最要紧的任务。三大虽然也通过了一个由毛泽东和谭平山起草的《农民问题决
议案》，却没有花力气去具体组织实施。担任中央局秘书的毛泽东自己，一时也无暇去做。

    但中国农民作为一种巨大的现实力量，毕竟越来越引起人们的注意。一九二三年七月，
陈独秀在《前锋》第一期发表《中国农民问题》一文，“算是精审可观，对于中国农民状况
分析得很细致”的一篇文章。①一九二四年一月五日，邓中夏在《中国青年》上发表《中国
农民状况及我们运动的方针》，介绍了广东海丰和湖南衡山白果两处农运的情况，说：“由
上述的两桩事实看来，我们可以征测中国农民的觉悟是到了要农会的程度，能力是到了敢于
反抗压迫阶级的时候，这种壮烈的举动，比较香港海员和京汉路工的罢工，并无逊色，真是
中国革命前途可乐观的现象呵。”

    时机似乎已逐渐走向成熟，关键是要有得力的人到实践中去艰苦地摸索。一九二四年十
二月，毛泽东离开上海回湖南养病，正巧有了这样一次机会。

    他先在长沙板仓岳母家过完春节，一九二五年二月六日，和杨开慧带着岸英、岸青回到
韶山冲。

    农村过年，拖的时间长，又是农闲时节，毛泽东一回来，看望他的乡亲不少。他和杨开
慧也四处串门。他接触最多的，是早年由他带到长沙的学校里当校役、这时刚从安源矿上回
来的共产党员毛福轩，还有钟志申、李耿侯、庞叔侃、毛新枚等。他通过各种渠道做了不少
社会调查。

    钟志申是毛泽东的小学同学。当听说他一九一八年曾发动过抗缴“烟灶捐”的斗争、赶
走了当地恶霸成胥生的团丁时，毛泽东很是兴奋。他后来回忆：“以前我没有充分认识到农
民中间的阶级斗争的程度”，这次回韶山后，才体会到“湖南农民变得非常富有战斗性”，
于是，我“发动了一个把农村组织起来的运动”①。

    他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对农民进行思想启蒙教育。在长沙，他有过办工人夜校的经验。
这时，他通过杨开慧、李耿侯等，发动进步教师，利用原来的祠堂、族校，在韶山、银田寺
一带创办夜校。除教识字、教珠算外，还讲三民主义，讲国内外大事。毛泽东常去夜校查
看，提出夜校讲课一定要通俗易懂，使农民容易接受，如讲打倒帝国主义就说“打倒洋财
东”，这样农民一听就懂。根据他的要求，夜校还借识字向农民灌输一些浅显的道理。如讲
“手”、“脚”两个字时，就说：人人都有手脚，可是农民的手脚一年到头不停地劳动，却
缺衣少吃；地主有手不劳动，有脚还坐轿子，却吃大鱼大肉，穿绫罗绸缎。他们用这些事实
来启发农民的阶级觉悟。到七月间，夜校发展到二十多所。

    从三月起，毛泽东以毛福轩等为骨干秘密组织农民协会，发展会员。夜校的学员大多成
了农协骨干，夜校场所一般也是秘密农协的会址。不久，这种秘密农协发展到二十多个。在
这个基础上，毛泽东亲自发展了韶山第一批中共党员。六月中旬的一个深夜，他在自家阁楼
上主持了钟志申、庞叔侃、李耿侯、毛新枚等的入党仪式，成立中共韶山支部，由毛福轩任
支部书记。

    这是毛泽东在农村中创建的第一个党的基层组织。中共韶山支部的这些最早成员后来都
先后为革命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在延安的时候，毛泽东谈起一九三三年被国民党当局杀害的
毛福轩说：“一个农民出身的同志，学习和工作都那样努力，一直担任到党的省委委员的工
作，是很不容易的”。

    建立中共韶山支部后，毛泽东还注意发展一些有威望的开明士绅、小学教师加入国民
党，于七月初在韶山建立起国民党第七区党部，并指派共产党员李耿侯、钟志申等分别担任
宣传、组织工作。这方面的活动，当时湘区青年团委派来韶山工作的贺尔康在日记中曾多次
记载。如七月五日：“民校（国民党——引注）今日到韶山李氏祠开会。我到会时才八点
钟，……到下午七点钟闭会，共开会四次，讨论有三项：一、党务问题；二、反帝国主义问
题；三、乡村的教育问题。”八月一日：“晚饭后，邀请国校（国民党——引注）同志到吉
新堂开第一次成立区分部大会。到会者同志十人，又区党委员三人，由润之主席。到十一点
钟才散会。”

    当时，湖南仍处于军阀赵恒惕统治下，国民党基层组织同共产党、农协一样，都是秘密
的。这些组织的公开活动，大多利用“雪耻会”的名义进行。贺尔康七月五日日记说到的
“反帝国主义问题”，就是指毛泽东召集国民党区党部会议，商量在各乡雪耻会的基础上组
织湘潭西二区上七都雪耻会的问题，毛泽东还在七月十日召开的成立大会上发表了演讲。

    雪耻会来源于五卅运动。一九二五年五月十五日，上海发生日本资本家枪杀工人顾正红
（共产党员）的事件。五月三十日，上海公共租界的英国巡捕又在南京路上向抗议的群众开
枪，打死十三名工人、学生，伤者更多。全国迅速掀起了规模空前的反对帝国主义列强的抗
议怒潮。湖南许多地方成立了“雪耻会”。毛泽东同毛福轩、钟志申等以“打倒列强，洗雪
国耻”为口号，以秘密农协为核心，在韶山一带成立了二十多个乡雪耻会，作为公开合法的
群众组织，开展演讲、散发传单、游行示威、检查洋货、禁止销售洋货等活动。这些正是国
民革命的一项基本内容。

    不过，农民更关心的，还是自己的切身利益。毛泽东深知这一点。

    七月间，韶山大旱，田地龟裂，又正是青黄不接、粮食奇缺的时节。地主却乘机囤积居
奇，高抬谷价。毛泽东便召集中共党支部和农协骨干开会，决定发动农民迫使地主开仓平
粜。他派人同当地土豪、团防局长成胥生交涉。成胥生不仅拒绝，还把谷子运往湘潭等地牟
取暴利。毛泽东得知这一消息后，要毛福轩等率领数百名农民带着锄头、萝筐等，连夜奔赴
银田寺阻止谷米起运。成胥生见农民人多势众，被迫开仓平粜，其他地主也就不再敢闭粜。
这是韶山历史上一次有名的“平粜阻禁”斗争。

    对这个时期毛泽东在韶山的活动，贺尔康在日记里还有许多记载：七月十二日，“下午
润芝先生来舍邀我同去行人家（即串门——引注）。”“九点钟，国校（国民党——引注）
开会，成立第四区分部。一点又十五分钟时，会才完毕。此时润之忽要动身回家去歇。他说
因他的神经虽（衰）弱，今日又说话太多了，到此定会睡不着，月亮也出了丈多高，三人就
动身走。走了两三里路时，在半途中就都越走越走不动，疲倦极了，后就到汤家湾歇了。”
七月二十一日（阴历六月初一日），“到韶山南岸毛润之家，上午而他已他往，未在家。就
翻阅最近的报纸，看了半天。下午三时润之才回来，此时Ｃ（共产党——引注）人也随时到
了几个，等到六时Ｃ人还未到齐；世校（共产党、雪耻会、农协负责人合称——引注）开会
后，天已暗了，我因不能走，就宿了。”八月四日（阴历六月十五日），“下午到南岸润之
处，是Ｃ·Ｙ·的常会期”。“晚同润之到玉提凹小毛氏祠，民校（国民党——引注）开
会，十二点钟时才返”①。

    毛泽东在韶山从事农民运动的时间虽不长，却很有章法，在偏僻的山村搞起了各种组
织。农民运动开展得有声有色，在当时颇具影响。一九二六年十二月湘潭县农会在《湘潭县
农民运动报告》中介绍说：“湘潭农运，为湖南全省之中心。其地域为全省之要塞，故其发
展亦在各县之先。”“湘潭西二区银田寺、韶山一带，农民感觉所受压迫日重，于去年二月
间起而组织。到十月间，所成立之乡协，达二十余处，人数达千余，从此即开始作经济政治
斗争，如阻禁谷米出境，维持民食，增加雇工工资，减轻租额，地方行政人员民选。这种种
运动，时常与地主土豪发生冲突。”①毛泽东的活动，自然引起土豪劣绅的忌恨。成胥生密
报湖南省省长赵恒惕。八月二十八日，赵恒惕电令湘潭县团防局急速遽捕毛泽东。县议员、
开明绅士郭麓宾在县长办公室看到了这封密电，写了一封信交人赶快送到韶山。据毛泽民的
夫人王淑兰回忆：“那天下午，泽东同志在谭家冲开会，……送来信后，家里就派人去谭家
冲喊了他。他接到信，又用开水泡点饭吃，轿子是我给他请的。泽东同志先给他们讲好，抬
的谁？抬的郎中。送轿子的人，只一天一夜就回来了。团防局隔了几天才来捉泽东同志，因
泽东同志没在家，只开了些钱就了事。”②

    这时，毛泽东已到了长沙。就在赵恒惕的眼皮下举行秘密会议，向中共湘区委报告韶山
农民运动的情况。他还到湘江边上，橘子洲头，回想当年风华正茂的师范生生活，写下有名
的《沁园春·长沙》：“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这时的毛泽东，风华依然，但已非只是
“书生意气”了。

    九月到广州后，他在填写《少年中国学会改组委员会调查表》时，对个人经历作了这样
的概括：“教过一年书，做过８２１毛泽东传（１８９３－１９４９）

    ①

    ②王淑兰６０年代的回忆。

    湖南省博物馆编：《湖南全省第一次工农代表大会日刊》，湖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９年
版，第１７２页。

    144

    两年工人运动，半年农民运动，一年国民党的组织工作。”在“学业”一栏里写道：
“研究社会科学，现在注重研究中国农民问题。”时间是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这
时，他正在写《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其中分析了“半无产阶级”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
度。所谓“半无产阶级”，主要是指农民。毛泽东那时把他们划分为半自耕农、半益农、贫
农，还有“小资产阶级”中的自耕农和“农业无产阶级”即雇农。一九二六年一月一日，他
又在国民党中央农民部机关刊物《中国农民》上写了一篇《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
于革命的态度》。在韶山从事农民运动的实践，无疑为他的这些分析提供了重要依据。

    一九五一年，毛泽东把《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收入《毛泽东选集》时，写了这样一
个题注：“此文是反对当时党内存在着的两种倾向而写的。当时党内的第一种倾向，以陈独
秀为代表，只注意同国民党合作，忘记了农民，这是右倾机会主义。第二种倾向，以张国焘
为代表，只注意工人运动，同样忘记了农民，这是‘左’倾机会主义。这两种机会主义都感
觉自己力量不足，而不知道到何处去寻找力量，到何处去取得广大的同盟军。”而毛泽东在
这篇文章中明确地提出，自耕农、半自耕农、半益农、贫农、雇农，都“是我们真正的朋
友”。

    当时，中共中央虽然也成立了农民部，但工作主要是在国民党的旗帜下进行的。在一九
二六年一月召开的国民党二大上，毛泽东受主席团指定，参加修改《农民运动决议案》。
《决议案》指出：“中国之国民革命，质言之即为农民革命。为要巩固国民革命之基础，亦
唯有首在解放农民。”从此，毛泽东对国民革命和农民问题的认识，站到了新的起点上。

    国民党二大后，毛泽东参加了新成立的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三月十九日，他被
任命为国民党中央农民部主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农讲所创办于一九二四年七月，目的
是“养成农民运动人材，使之担负各处地方实际的农民运动工作”①。此前已有五届毕业
生，共四百五十四人。最初的主办人是彭湃。毛泽东接办第六届，地址在广州附近的番禺学
宫。经过筹备，这届讲习所于一九二六年五月十五日正式开课，收有来自二十个省区的三百
二十七名学生。同一天，蒋介石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提出《整理党务案》。毛泽东被迫
辞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后，便全力投入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工作

    这届农讲所共开设二十五门课程，内容都是围绕中国革命的基本知识，其中关于农民运
动的课程占八门，教员多是有实际经验的农民运动领导者，如彭湃、阮啸仙等。毛泽东亲自
讲授“中国农民问题”、“农村教育”、“地理”三门课，其中“中国农民问题”是所有课
程中授课时间最多的，共二十三个课时。

    毛泽东从六月初开始讲这门课。从保存下来的学员课堂笔记里反映出，毛泽东严肃地回
顾并总结了历史经验，指出以往革命党人都没有注意研究农民问题，辛亥革命、五卅运动之
所以失败就由于没有得到三万万二千万农民的拥护。他从人口、生产、革命力量、战争关
系、革命目的五个方面系统地阐明农民问题在国民革命中的地位。指出：“国民革命的目
标，是要解决工农商学兵的各阶级问题；设不能解决农民问题，则各阶级问题也无由解
决。”“可以说中国国民革命是农民革命”，“故土地问题为本党中心问题。”

    只有依靠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深受压迫的农民群众，只有把农民最关心的土地问题放
在革命的中心问题的地位上，才有可能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毛泽东经过长期的探索，终
于自觉地认清这个关键性问题，把自己的主要精力投到这方面工作中，再也没有改变。这就
为他以后能创造性地提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条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胜利之
路奠定了最初的基础。当然，对如何发动广大农民群众、如何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如何取
得革命的胜利，他还需要继续在实践中探索。

    毛泽东历来注重对社会实际状况进行切实的调查研究。他在农讲所提倡学员研究各省的
农民问题，组织了以地区划分的十三个农民问题研究会，还主持拟定了地租率、田赋、地主
来源、抗租减租、农村组织状况、农民观念、民歌等三十六个调查项目，要求学生根据家乡
的实际情况一一填写。毛泽东很珍视这些调查材料，后来丢失了，到六十年代谈起时还说很
可惜。

    当时，彭湃领导的以广东海丰为中心的东江农民运动最为成功。八月间，毛泽东又组织
师生到那里实习两周，大大加深了对农民运动的了解。《中国农民》报道说：“赴海丰实行
在将届毕业之时，学生于上课已久、接受各种理论之后，亲入革命的农民群众中，考察其组
织，而目击其生活，影响学生做农民运动之决心极大。”①革命的形势发展得很快。七月九
日，国民革命军在广州东较场誓师北伐。这一天，北伐军先头部队叶挺独立团已攻占湖南醴
陵。所到之处，都有当地工农群众直接给以各种援助。十一日占领长沙。七月中旬，中国共
产党在上海召开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讨论北伐战争中国共合作策略和民众运动政策等
问题。会议提出无产阶级要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要反对“左”、右两种倾向。但对农民
运动的限制很多，认为农民协会“尚不能带有阶级色彩”，农民的武装“不要超出自卫的范
围”等。

    毛泽东对农民运动的认识，和中央的这个认识已有所不同。他组织编印了一套《农民问
题丛刊》，供全国各地从事农民运动的人参考。内容有三类：一是关于农民运动的重要文
献，如《孙中山先生对农民的训话》、《中国国民党之农民政策》；一是农讲所教员的专题
研究报告，如《俄国农民与革命》、《海丰农民运动报告》；还有一部分是学生的调查材
料。原来准备出版五十二种，后来受条件限制只出版了二十六种。

    一九二六年九月一日，在第一辑出版时，毛泽东写了一篇序言，题为《国民革命与农民
运动》。他在这篇文章中指出：在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进行革命，“最大的对象是乡村宗法
封建阶级（地主阶级）”，他们是国内统治阶级、国外帝国主义的唯一坚实的基础。不动摇
这个基础，就不能动摇这个基础的上层建筑物。根据这一分析，毛泽东认为若无农民从乡村
中奋起打倒地主阶级之特权，军阀和帝国主义的势力就不会从根本上倒塌。如果只说要打倒
军阀而不要打倒乡村的封建阶级，那就是不知道轻重本末。由此，他进一步阐明：“农民问
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农民运动
不赶速的做起来，农民问题不会解决；农民问题不在现在的革命运动中得到相当的解决，农
民不会拥护这个革命。”他批评一些同志只重视做城市工作，而忽视农民运动的倾向，号召
要有大批的同志立刻下决心，去做那组织农民的浩大的工作，“向党里要到命令，跑到你那
熟悉的或不熟悉的乡村中间去，夏天晒着酷热的太阳，冬天冒着严寒的风雪，搀着农民的
手，问他们痛苦些甚么，问他们要些甚么。从他们的痛苦与需要中，引导他们组织起来；引
导他们向土豪劣绅争斗；引导他们与城市的工人学生中小商人合作，建立起联合战线；引导
他们参与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国民革命运动”。

    在农民运动篷勃高涨的事实面前，认为农民革命是国民革命成败的关键这种看法，逐渐
为国民革命队伍中不少人所承认。这时，毛泽东最富特色的贡献是：从分析农村、农民在中
国社会结构中的特殊地位来说明农民革命的重要性，从分析农民中各阶层的经济、政治地位
来说明农民革命的动力和目标。这就比较具体地说明了中国革命同盟军这个问题，大大深化
了人们的认识。毛泽东并不是最早从事农民运动的人，但他对这个问题认识的深度已走在前
列。《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发表后，很快引起各方面的注意。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在九月二
十一日出版的《农民运动》第八期全文转载。在中共中央工作的翟秋白还要求中央宣传都的
羊牧之根据毛泽东的见解充实宣传内容。

    这时，毛泽东无疑已成为在全国有影响的农民运动权威。

    在毛泽东完成《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时，北伐军相继在汀泗桥、贺胜桥击溃吴佩孚的
主力部队，前锋直指武汉。农讲所的目的，本来是要把经过训练的干部派回农村，向农民宣
传革命，发展农民运动。为了配合快速推进的北伐战争，第六届农讲所在九月间结束。学员
们分赴各地，直接投身农民运动。

    送走农讲所学员后，十月中下旬，毛泽东在广州参加国民党中央各省联席会议。这时北
伐军已攻占武昌，会议主要讨论国民政府迁都武汉、准备召开国民会议、国民党最近政策等
大问题，历时半月。出席这次联席会议的人中，共产党员占四分之一，国民党左派还稍多一
些，再加半左派，“会场完全为左倾空气包办。右派、中派（以丁惟汾为有力领袖，戴季陶
亦出席数次，未发言）共约占四分之一，但不敢多说话”。“孙科说：‘即〔只〕要找于树
德、毛泽东、恽代英、侯绍裘一疏通，会场中便没有问题了。’”①会议发表宣言，重申继
续执行国民党一大和二大的决议。

揭起反日的旗

毛泽东到任后，为了纠正此前宣传工作无计划、不敏捷、不普遍的缺陷，首先着眼健全
宣传工作体制。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原来管辖的范围实际上只及广东一省，同其他省市党部宣
传部门没有联系。毛泽东采取了两条措施，一是通过报刊和交通工具向各省市宣传部布置宣
传要点，一是要求他们定期向中央宣传部报告工作。到一九二六年五月毛泽东离开宣传部
时，向中央宣传部报告工作的省市已达十二个。

    在毛泽东的主持下，国民党的宣传工作很快出现生气勃勃的局面。当时担任国民党中央
常务委员会秘书长的林伯渠，在一九二六年五月十五日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作党务报告
时，欣喜地说：有一件事可以乐观，就是本党在海内外的宣传工作很有进步，“本党在以前
对于指导民众运动的宣传工作不很统一，现在说可以比较的统一了”，在深入民众宣传反帝
反军阀方面，“本党也都可以指导而有成效”。

    在国民革命错综复杂的风风雨雨中，宣传工作的成效不只表现在它的规模和数量方面，
更重要的是它贴近时事的深刻内容和战斗风格。

    毛泽东刚刚主持宣传部工作，国民党内部就发生了一件大事。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三
日，林森、邹鲁、叶楚伧、张继、谢持等少数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监察委员，在北京西山
孙中山灵前非法召开自称的国民党第一届第四次中央执监委员会议。他们公开提出取消共产
党员在国民党的党籍，解除谭平山、李大钊、毛泽东等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执行委员职务，
停止在广州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职权等，史称“西山会议派”。他们在一些地方设立“国民
党分部”，操纵上海的《民国日报》，大造反苏、反共，反对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
策的舆论。这以前，戴季陶先后出版《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
等小册子，宣扬阶级调和，攻击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要求已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
员，“脱离一切党派，作单纯的国民党员”。

    一个新的尖锐问题摆在了共产党人的面前：为了维护国共合作的大局，对国民党内新老
右派变本加厉的分裂活动，应该采取什么态度？

    毛泽东在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填写少年中国学会改组委员会的调查表时，在说明
他的政治主张后，已经指出中产阶级存在着左翼和右翼，对待两者的态度应当有根本的区
别。他写道：“本人信仰共产主义，主张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惟目前的内外压迫，非一阶
级之力所能推翻，主张用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左翼合作的国民革命，实行中国
国民党之三民主义，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买办地主阶级（即与帝国主义军阀有
密切关系之中国大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右翼），实现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左翼的
联合统治，即革命民众的统治。”

    毛泽东在理论宣传上做出了可贵的努力。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一日，在国民革命军第二军
司令部编印的《革命》第四期上，发表了国共合作以来他的第一篇最重要的文章——《中国
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文章劈头就说：“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分不清敌人与朋友，必不是个革
命分子。”在逐一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后，毛泽东指出：一切勾结
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乃是我们的敌人，一切小资产阶级、农民、无产阶级乃是我们的
朋友。文章特别提醒人们注意，中产阶级对中国革命具有动摇不定的矛盾态度。例如，“有
一个戴季陶的‘真实信徒’（其自称如此）在北京《晨报》上发表议论说：‘举起你的左
手，打倒帝国主义！举起你的右手，打倒共产党！’乃活画出这个阶级的矛盾惶遽状态。”
因此，这个阶级的“右翼应该把他当做我们的敌人——即现时非敌人也去敌人不远；其左翼
可以把他当做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时提防他，不要让他乱了我们的阵线”。

    这个分析是深刻的，在当时是独具特色的。一九二六年二月一日出版的《中国农民》和
三月十三日出版的《中国青年》，都先后转载这篇文章，随后又在广州汕头出单行本。几十
年后，作者把它作为开卷篇收入《毛泽东选集》。

    从主编《湘江评论》开始，毛泽东一向看重报刊舆论的社会作用。一九二五年十二月，
在反击新老右派的斗争中，他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名义创办了《政治周报》。据沈雁冰
（茅盾）回忆：该报当时“对外不公开，所以通信地址就设在毛泽东的寓所。毛泽东已编了
四期，后因开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及会后忙于其他工作，有一个多月没有出版。我去
接编的是第五期”①。

    为什么要办《政治周报》？毛泽东在《发刊理由》中说得很明白：“为了革命。为什么
要革命？为了使中华民族得到解放，为了实现人民的统治，为了使人民得到经济的幸福。”
对反革命的宣传，他说：“我们现在不能再放任了。我们要开始向他们反攻。”怎样进行反
攻？在方法上“并不多用辩论，只是忠实地报告我们革命工作的事实。”在他自己主编的四
期上，毛泽东发表了十几篇文章，揭露一切反革命宣传的实质，是“以国民革命指为共产革
命，以国民党指为共产党，以国民政府指为共产政府，以国民革命军指为共产军，无非承了
帝国主义意旨，制造几个简单名词散布出来，企图打破国民革命中各阶级合作的联合战线”
②。

    “联合战线”，就是后来说的统一战线的意思。那时，许多人担忧，分裂出一个国民党
右派，对国民革命是一个很大的不幸。毛泽东在《政治周报》上的许多文章，分析了产生这
种现象的历史必然性。他的基本观点是：在革命和反革命两大阵营的决斗中，中间派不是倒
向这边，就是倒向那边；划分左派和右派的标准，是看他对待帝国主义和军阀的态度，对待
国共合作的态度，对待工农的态度；西山会议派就是资产５１１五、在国民党内工作①

    ②毛泽东：《共产章程与实非共产》，《政治周报》第１期，１９２５年１２月５日。

    茅盾：《回忆录》，《新文学史料》１９８０年第３期。131

    阶级右翼的代表，事实上做了帝国主义所需要的工具。从国民党自身的历史和结构成分
来看，国民党右派分裂出去“是一种必然的现象。我们虽不必以此为喜，却断不是什么不幸
的事”，因为它“并不足以阻碍中国的国民革命”①。

    反对西山会议派斗争的高潮，是一九二六年一月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
会。毛泽东以中央候补执行委员的身分出席，席位是第十三号。会前，他被指定为大会资格
审查委员会五位成员之一，并为国民党中央起草了《中国国民党对全国及海外全体党员解释
革命策略之通告》，严厉批评西山会议派的言论和行为。在大会上，毛泽东作了“一大”以
来的《宣传工作报告》。他还参与起草《宣传决议案》、《宣传报告决议案》和《党报决议
案》。

    大会二百七十八名代表中，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占了绝大多数，使会议得以继续坚持
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革命政策，对参加西山会议的右派分子分别给以党纪处分。

    一月十八日在讨论《党务报告决议案》时，黄埔军校代表袁同畴节外生枝，说国民党内
所以发生两派纠纷，是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内从事党务活动而不肯公开造成的。他提出三个解
决办法：“（一）共产党员加入中国国民党时，声明自己是共产党员。（二）共产党员要将
在国民党内的活动公开。（三）中国国民党员加入共产党时，要得该地党部之许可。以上三
样办法，如果办到，其纠纷将不解自解。”

    毛泽东等相继作了反驳。毛泽东发言说：关于共产党人的身分，“如果怕声明自己是共
产主义者，也决不是真正共产党员了。但是共产党在中国还算是一个秘密组织，与俄国共产
党执政可以公开活动，情形不同。在中国共产党一日未能取得法律地位，是不能不秘密的。
如在上海等地，也要声明，便马上要受枪毙了”。关于共产党的活动，“在共产党的友党中
国国民党势力之下公开是可以的。但在他处，也要公开，就马上要给人解散消灭，这便足以
使国民革命中一部分力量受一个重大打击，也于革命前途是不利的”。至于国民党员加入共
产党的问题，“无论何党，党员出党入党应有绝对自由，实不必有若何的限制”。这些发言
得到很多代表的赞成。袁同畴不得不表示：“本席可以收回前时的提议。”①这次会议上，
毛泽东再次当选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中央常委会批准毛泽东继续代理宣传部长。他又
调进萧楚女、沈雁冰等一些共产党员。宣传部“人才济济，一时有人才内阁之称”，“实际
上宣传部的工作都是共产党做的”②。

    但是，这次大会在陈独秀等人的影响下，对势力正在坐大的国民党新右派却没有触动。
“中国共产党中央主席团和共产国际的代表了解到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关系中存在危险。
为了排除这种危险，他们准备向新右派（戴季陶）作出让步。”在选举问题上，他们甚至一
开始就打算退让，决定“只应有两名共产党员进入国民党中央”。只是由于出席会议的共产
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们强烈反对，才使新选出的三十六名中央执行委员中，共产党员有七名，
二十四名中央候补执行委员中，共产党员有六名。蒋介石在这次会上第一次当选中央执行委
员，随后又被选为常务委员。在国民革命军里，他原来只是一个军的军长，此时又担任了国
民革命军的总监。这就为他篡夺领导权埋下了隐患。后来，毛泽东谈到国民党二大时说：
“第一个失败的关键是二次代表大会，我主张反击。因我们有三分之一，左派三分之一，其
他三分之一，左派很赞成，结果我们自动退却”。①中国共产党出于善意的退让并没有使联
合战线内部的矛盾因此缓和下来，相反，倒是更壮了国民党新右派的胆。二大结束后才两个
月，蒋介石就制造了“中山舰事件”。三月二十日，他无中生有地说共产党人私调中山号军
舰要劫持他离开广东，借此逮捕了代理海军局长李之龙（共产党员），在广州实行戒严，监
视和软禁大批共产党员，解除工人纠察队的武装，包围苏联领事馆。

    事件发生的当天晚上，毛泽东就赶到苏联军事顾问团的住所，同顾问团代理团长季山嘉
商量对策。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也在那里，他们俩都主张反击，毛泽东建议动员在广州
的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密赴肇庆叶挺独立团驻地开会，通电讨蒋，削其兵权。②但遭到拒
绝。随后，他又到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副党代表李富春家里了解情况，正好碰上第一军副党代
表兼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周恩来回忆说：“我在富春家遇毛，毛问各军力量，主张反
击。……我听了毛的话找季山嘉，他说不能破裂。”①

    当时，毛泽东、周恩来、陈延年、李富春等对情况的分析是：黄埔军校有五百多共产党
员，在广东的国民革命军六个军中，五个军的军长和蒋介石有矛盾，而蒋的第一军中政治骨
干大部分是共产党员，我们还掌握了一个叶挺独立团，从力量上看是可以反击的。只要我们
态度强硬，国民党左派也会支持我们。

    这些建议都被拒绝。当时正率苏联共产党代表团在广州访问的依文诺夫斯基也不同意，
他是苏共中央委员、苏联红军政治部主任，在处理中山舰事件中事实上处于决策地位。在上
海的中共中央也主张妥协。三月二十九日还发出指令说，“蒋介石的行动是极其错误的，但
是，事情不能用简单的惩罚蒋的办法来解决，不能让蒋介石和汪精卫之间的关系破裂，更不
能让第二军、第三军和蒋介石军队之间发生冲突”。对蒋介石，“我们现在应该全力拯救
他，将他从陷入的深渊中拔出来”。

    蒋介石确实很快从中山舰事件陷入的政治危机中“拔出来”了。不到两月，他就在国民
党二届二中全会上借口避免“党内纠纷”，提出一个《整理党务案》，规定共产党在国民党
省、市以上高级党部任执行委员的人数不得超过三分之一，共产党员不能担任国民党中央各
部部长。中共中央派张国焘、彭述之来指导出席二中全会的中共党团。在讨论是否接受此案
时，一连七天都没有结果。最后，张国焘按照他和苏联顾问鲍罗廷以及陈独秀商定的意见，
要求与会的共产党员签字接受。毛泽东没有签字，全会表决时也没有举手。具有讽刺味道的
是，何香凝、柳亚子、彭泽民等国民党左派都激烈地反对《整理党务案》，以至声泪俱下。
但会议最后还是通过了此案。

    根据《整理党务案》，一九二六年五月二十五日，毛泽东离开代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
的位置。此后，他的主要精力转向另一件事情了。

    那就是农民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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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起反日的旗

毛泽东传:在国民党内工作在国民党内工作

    离湘赴沪后不久，毛泽东又会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等先期到达广州，和陈独秀、李大
钊、张国焘、谭平山、蔡和森、陈潭秋、罗章龙等，为中共三大做准备工作。一九二三年六
月十二日至二十日，中共三大在广州东山恤孤院后街三十一号召开。毛泽东以湘区党的代表
身分出席。

    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讨论国共两党的合作。还在去年八月，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的意
见，在杭州西湖召开特别会议，决定同国民党实行合作。一九二三年二七惨案留下的血的教
训，使中国共产党进一步认识到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只靠工人阶级孤军奋斗是不够的，应该
争取一切可能的同盟者。由于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取得了成功，国民党在社会上有威信，又
在南方建立了根据地。孙中山在民国成立后几经挫折，深感中国革命要改弦易辙，对共产党
员同他合作抱着积极欢迎的态度。西湖会议后，李大钊、陈独秀等一批共产党的重要领导人
就陆续以个人名义加入了国民党。

    对这样做，毛泽东是有思想准备的。四月离开长沙时，他在湖南自修大学主办的《新时
代》创刊号上发表了《外力、军阀与革命》一文，提出：中国的反动势力太大了，外力和军
阀勾结为恶，共产党和一些“非革命的民主派”都将同“革命的民主派”国民党合作，以
“成功一个大的民主派”。到广州后，他在《向导》上发表的文章中提出对中国革命的基本
看法：国民革命的历史使命是“打倒军阀并打倒和军阀狼狈为奸的外国帝国主义”，只有
“建立严密的联合阵线，这个革命才可以成功”①。从五四时期倡导民众大联合，到这时主
张建立联合阵线，他的思路是连贯的。

    在三大上，对国共要不要合作并没有什么异议。但围绕合作的具体组织形式，却发生了
争论。张国焘认为，工人阶级只能在自己政党的旗帜下进行革命，不同意全体共产党员特别
是产业工人加入国民党，去搞党内合作，否则会取消共产党的独立性，也不同意在劳动群众
中发展国民党组织。张国焘的观点成为会议争论的焦点。多数人不同意他的观点。毛泽东在
发言中根据湖南工人运动的经验，说明搞联合阵线的必要性，认为大批工农加入国民党，正
可以改造它的阶级成分，和资产阶级建立联合阵线，共同完成民族民主革命的需要。经过讨
论，会议通过了“党内合作”的主张，决定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但仍保持
共产党组织的独立性。

    大会选出九名正式委员、五名候补委员组成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陈独秀、毛泽东、罗
章龙、蔡和森、谭平山为中央局（相当于后来的政治局）成员。五个人中有三个人原来是新
民学会成员。陈独秀为中央局委员长，毛泽东为中央局秘书。根据规定，“秘书负本党内外
文书及通信及开会之责任，并管理本党文件。本党一切函件须由委员长及秘书签字”①。

    毛泽东第一次进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这时他三十岁，刚好是“而立”之年。

    三大后，中央机关暂留广州。这时起，毛泽东开始接触国民党的一些上层人物。他曾和
李大钊、陈独秀到廖仲恺家商谈国共合作的具体事宜，还常去培正路简园谭延闿住处。谭被
赵恒惕迫出湖南后，这时担任孙中山大元帅府的建设部长，正在为讨伐赵恒惕做准备。毛泽
东通过他加强对国民党内部情况的了解和联系，也为中共湘区委采取联谭倒赵的政策创造条
件。这时，国民党本部刚好要派国民党元老覃振回湖南，毛泽东便托他带信给李维汉，要湘
区委协助覃在湖南筹备国民党组织。当时，在湖南的国民党员只有邱维震一个人。

    此后，毛泽东一直挂念这件事情。九月，中央机关迁回上海办公，便委派他回湖南贯彻
三大决议，指导湘区委筹备国民党湖南地方组织。为了便于开展工作，在国民党中央担任总
务部副部长的共产党员林伯渠，还给了他一个中央党部筹备员的名义。

    此前，湘区委接受他的建议，派何叔衡、夏曦、刘少奇和覃振、邱维震成立了筹备组。
由于谭延闿率军讨赵，湖南战事甚紧，工作没有完全展开。九月，谭败退广东，局势稍稍稳
定下来。十六日，毛泽东回到湖南，随即同夏曦商定了筹建和发展湖南国民党组织的具体步
骤：第一步组织长沙支部，第二步在常德、衡阳等地建分支部，在这个基础上再成立湖南总
支部。二十八日，他写信给在广州的林伯渠等，汇报了这个计划，说当天便“租定房子成立
筹备机关（秘密的），多邀信仰三民主义及有活动能力的人入党”，并建议委任夏曦为筹备
主任。在毛泽东的指导下，十月初国民党长沙支部成立，随后宁乡、安源等地分部和湖南总
支部也相继成立，使湖南在大革命时期成为国民党组织最发达的省份之一。

    这次回湘，毛泽东和杨开慧仍住长沙小吴门外的清水塘二十二号。开慧上有老母，下有
孩子，负担很重，生活清苦。毛泽东回来后她格外高兴。他们的第二个孩子毛岸青也于十一
月降生了。可是刚住了三个月，毛泽东就接到中共中央的通知，要他离湘赴上海。临行前，
毛泽东强抑感情，作《贺新郎》相慰：

    挥手从兹去。更那堪凄然相向，苦情重诉。眼角眉梢都似恨，热泪欲零还住。知误会前
番书语。过眼滔滔云共雾，算人间知己吾与汝。人有病，天知否？

    今朝霜重东门路，照横塘半天残月，凄清如许。汽笛一声肠已断，从此天涯孤旅。凭割
断愁丝恨缕。要似昆仑崩绝壁，又恰像台风扫寰宇，重比翼，和云翥。

    毛泽东到上海，是为了参加即将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的通知
说：“吾党在此次国民党大会代表中，希望每省至少当选一人……此同志必须政治头脑明晰
且有口才者，方能在大会中纠正国民党旧的错误观念。”

    “俟各省代表过沪时，我们的同志再集合议决一致的主张。”①

    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日，是个很重要的日子。在孙中山主持下，国共两党的精英，同处
于广东高等师范学院那座有着高高塔楼的礼堂内，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
以湖南地方组织代表的身分出席。他的座位是三十九号，会议期间被指定为章程审查委员之
一。他多次发言，除就组织国民政府、出版及宣传、设立研究会等问题发表意见外，还针对
国民党内的右派观点申明自己的主张。

    一月二十八日，讨论国民党章程时，广州代表方瑞麟提出不能党中有党，要求写上国民
党员不能加入其他政党的条文。这个提案显然是针对共产党员跨党、反对孙中山容共政策
的。李大钊率先驳斥方的谬论，诚恳地解释了共产党的做法。廖仲恺等人起而支持。在大会
气氛有利于国共合作的情况下，毛泽东趁机发言：“主席！主席！三十九号发言，本席主张
停止讨论，即付表决。”②结果方瑞麟的提案被轻易否决了。

    二十九日，大会在是否通过“请采比例选举制为大会政纲之一”的议案时，发生了激烈
争论。所谓比例选举制，是西方国家选举制度之一。它根据各政党在全国所得选票在选票总
数中的比例，来分配其议员席位的名额。提案人黄季陆发言说：“比例选举制，可以打破现
在选举的流弊，因为现在选举制总是以多数压服少数，而比例选举制则各能如其势力以发
展，毫无冲突之处”。他的意图是保护当时在国民党内占少数的右派的地位，很得到一些人
的支持。毛泽东发言反驳说：“现时比例选举制系少数党所运动出来的结果。本党为革命
党，凡利于革命的可采用，有害于革命的即应摈弃。比例制有害于革命党，因少数人当选即
有力量可以破坏革命事业，是予少数派以机会也。本席根本反对本案，以为不能讨论，不能
表决。”①多数代表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大会没有通过这个提案。

    毛泽东在会上的表现，受到孙中山和一些国民党人士的赏识和注意。三十日上午，选举
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委员时，孙中山亲自拟了一个候选人名单，交付大会表决，其中就有毛
泽东。他被选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

    大会结束后，毛泽东被派往上海参加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工作。他于二月中旬到上海，
同蔡和森、向警予、罗章龙等住在闸北香山路三曾里中共中央机关内。六月初，杨开慧和母
亲带着毛岸英、毛岸青从长沙到上海，一家便住在英租界慕尔鸣路甲秀里（今威海卫路五八
三弄）。

    上海执行部是国民党在广东根据地以外最重要的机构，统辖江苏、浙江、安徽、江西、
上海等地工作，在上海法租界环龙路四十四号办公。国民党元老胡汉民、汪精卫、于右任、
叶楚伧等分任各部部长，毛泽东任组织部秘书兼代秘书处文书科主任。沈泽民、瞿秋白、邓
中夏、恽代英、向警子、罗章龙、邵力子、张秋人、王荷波等共产党员，也都担负执行部各
部门的实际工作。社会上一时称环龙四十四号为“国共群英会”。

    中共中央领导机构那时也设在上海。国共合作一段时间后，需要总结经验。中共中央执
行委员会在上海召开扩大会议，通过了《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工作问题》等决议案，强调
“国民党的左派是孙中山及其一派和我们的同志——我们同志其实是这派的基本队”。“我
们应当用种种方法于思想上和组织上巩固左翼”，并“以宣传工作为主”，宣传国民党一大
精神，宣传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要求民权的主张。这次会议决定中央分设组织、宣
传、工农、妇女各部，毛泽东担任组织部长。

    会后，他以中央局秘书身分，起草并与陈独秀联合签署了一系列文件，如《中共中央通
告》第十四号（五月十九日）、第十五号（七月二十一日）、第十七号（九月十七日）、第
二十一号（十一月一日）等。这些文件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坚持国共合作，反对右倾。一九二
四年六月一日，孙科等提出“制裁共产党分子案”。十八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张继、谢
持等又提出“弹劾共产党案”。针对这些情况，在第十五号《通告》里第一次使用了国民党
“右派”这个概念，要求全党一方面要注意革命势力的联合，不要使“分离的言论与事实出
于我方，须尽我们的力量忍耐与之合作”；另一方面，“为国民革命的使命计”，对右派的
言论、活动，“都不可隐忍不加以纠正”。

    毛泽东正是本着这种原则在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坚持工作。执行部成立后做的第一件事，
是党员重新登记。老党员也都要经过填表和审查后才能成为改组后的国民党员，发给党证。
作为组织部的秘书，毛泽东具体负责这件事。有些老党员摆资格，认为“毛头小伙子不配问
我们的履历”。据罗章龙回忆，“一天，一个人冲到楼上，胡汉民、汪精卫都起来打招呼，
他们三人交谈，我和润之不认识此人。那人说，我从同盟会开始，革命几十年还要填表？可
不可以免填？”一打听，才知是辛亥革命后当过四川省长的谢持，现在是国民党中央监察委
员，实际上是个反对改组的右派。“他到我们这里说了一遍，大家都不以为然地说，党员人
人都要填”。因为未得允许，谢持便“一怒而去。润之说，派人送张表去，要秘书好好解释
一下，可以放宽点”①。给了这个台阶，谢持还是填了表。那些以老党员自居的人也都按规
矩办了。

    右派分子自然仍不会罢休。成立上海第四区党部时，右派为争取领导权，先是请孙中山
出面为他们说话，但遭到拒绝。然后孤注一掷，决定雇佣流氓打手，混入会场干扰。毛泽东
得知这个情况后，同左派商量，动员共产党员和左派人士出席会议，由王荷波组织纠察队，
控制会场，制止流氓混入，保证了成立会顺利进行。

    叶楚伧是执行部三个常委之一，算是负责人。八月一日，他竟策划一些国民党人在上海
南方大学开代表会议，讨论所谓“处置共产分子问题”，当即激起左派的反对。第二天，右
派分子闯入上海执行部机关，殴打邵力子。事件发生后，由毛泽东领衔，同恽代英、施存
统、沈泽民等联名上书孙中山，控告叶楚伧“主持不力，迹近纵容”。

    毛泽东事实上成为中共在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中心人物，以他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同叶楚
伧等右派的斗争也公开化了。这年十一月十七日，孙中山应冯玉祥等的邀请北上，途经上
海。毛泽东向他面呈了包括自己在内的上海执行部十四人致孙中山的信，反映“自八月起经
费即未能照发，近来部内更无负责之人，一切事务几于停顿”，希望派员解决。孙中山因北
上事繁，又染重病，无暇处理此事。叶楚伧等人“用尽办法、把毛赶走”①。加上积劳成
疾，毛泽东就在十二月请假回湖南老家养病。叶楚伧很高兴，特地宴请上海执行部的一些右
派分子，“以志祝贺”②。

    毛泽东离开上海不久，中共四大于一九二五年一月在上海召开。这次大会明确提出无产
阶级要在民主革命中取得领导地位，并确认农民是工人阶级的同盟者。这是党对中国革命认
识的重大进展。大会还选出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局，毛泽东没有继续当选。

    四大结束后不到两个月，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国共两党组织各界群众，广泛传播孙中山
的三民主义革命精神，形成大规模的宣传活动。接着，五卅运动席卷全国，把大革命推向高
潮。同时，国民党内左派和右派也进一步分化。以一九二五年八月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被
暗杀为标志，国民党内部逐步形成以蒋介石、戴季陶、胡汉民为代表的新右派。这就使国共
合作的关系更加复杂了。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从湖南归来，于一九二五年九月到达广州。这时，广州成立
了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因政府事繁，不能兼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职事，于十月五日推荐
毛泽东代理宣传部长。

揭起反日的旗

毛泽东除担任记录外，只作过一次发言，介绍长沙共产主义小组的情况。的确，毛泽东
有着许多实际活动经验，但他不像在座的李汉俊、刘仁静、李达等精通外文，饱读马克思著
作。共产党的第一次会议上，不少人常常引经据典，涉及许多理论问题。毛泽东给与会者留
下的印象是老成持重，沉默寡言，“很少发言，但他十分注意听取别人的发言”①。他很注
意思考和消化同志们的意见，常在住的屋子里“走走想想，搔首寻思”，乃至“同志们经过
窗前向他打交道的时候，他都不曾看到，有些同志不能体谅，反而说他是个‘书呆子’‘神
经质’”②。

    八月中旬，毛泽东回到长沙。因身体不舒服，便住在船山学社，以养病为主。他抓紧时
间读了些书，特别“把英文作为主课，每天多少必读几句，诚已晓得非读不可了”③。他的
心情是愉快的。要做的事情很多，怎样开展工作？党的“一大”会议并没有提供具体的办
法。各地党组织的工作，一般从两方面着手：一、利用职业关系进行宣传和发展党员；二、
想法接近工人，组织工人运动。毛泽东也是这样开始他建党初期的活动的。

    回湘不久，他被聘为湖南第一师范的国文教员，随即辞掉一师附小主事职务，推荐何叔
衡接任。他们觉得党需要有一个加强理论学习和宣传的公开场所，便利用船山学社的社９８
四、建党初期的实干家①

    ②

    ③毛泽东致萧子升信，１９２１年９月２８日。李达：《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次、
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回忆》，《“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版，第１２
页。刘仁静：《回忆党的“一大”》（１９７９年３月１４日、１７日），《“一大”前
后》（二），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版，第２１５页。105

    址和经费，创办了一所湖南自修大学。

    创办自修大学是毛泽东的夙愿。早在一年多以前他就设想过。毛泽东先后起草了自修大
学的《组织大纲》和《创立宣言》。里面说“自修大学为一种平民主义的大学”，采取自学
为主的方法，研究各种学术，并注意劳动，“求知识与劳力两阶级之接近”，是“取古代书
院的形式，纳入现代学校的内容，而为适合人性便利研究的一种特别组织”。学校发出的
《入学须知》中申明：“我们的目的在改造现社会。我们的求学是求实现这个目的的学
问”。九月开学时，入校者只有一人，即后来著名的共产党员夏明翰。到一九二三年十一
月，省长赵恒惕以“所倡学说不正，有害治安”的罪名封闭了湖南自修大学。这时，自修大
学及附设补习学校已经培养了来自湖南三十四个县和外省四个县的二百多名青年。

    在创办湖南自修大学的同时，毛泽东着手组建湖南地方党组织。十月十日，湖南省的共
产党支部成立，毛泽东任书记，成员有何叔衡、易礼容等。

    支部租了小吴门外清水塘二十二号一处平房，作为秘密活动机关。清水塘在城郊，地方
比较偏僻，所住多为菜农，菜畦里有两口水塘，上塘水浊，下塘水清，由此得名。门前有一
条路直通小吴门，人来人往不大引人注意。毛泽东和杨开慧从一九二一年十月搬到清水塘，
一直住到一九二三年四月离开长沙。

    湖南党支部成立后，毛泽东着手在工人和学生中发展党员，建立党的基层组织。为了接
近工人，他脱下长衫，换上粗布短褂，赤脚穿了草鞋，到工人聚集的地方去，同他们做朋
友。先后在第一纱厂、电灯公司、造币厂、黑冶炼厂，以及泥木、缝纫、印刷等行业中吸收
一些先进分子入党。在学生中，首先是在自修大学、第一师范、商业专门学校、第一中学、
甲种工业学校等基础较好的学校发展党员，有的学校还建立了支部。毛泽东还两次到衡阳省
立第三师范，建立党支部。两次到安源煤矿了解情况，并于一九二二年二月成立了中共安源
支部，由李立三任书记，是湖南党组织领导的最早的产业工人党支部。夏曦、郭亮、陈昌、
夏明翰、蒋先云、毛泽民、黄静源、杨开慧等，都是在这个时期入党的。

    到一九二二年五月，湖南（包括江西萍乡安源）已有中共党员三十人。毛泽东和何叔衡
在中共湖南支部的基础上建立了中共湘区委员会，毛泽东任书记。委员有何叔衡、易礼容、
李立三等，后来增加郭亮。区委机关仍设在清水塘二十二号。杨开慧实际上担任区委的机要
和交通联络工作。

    这个期间，毛泽东还以中共湘区委员会书记身分兼任社会主义青年团长沙执行委员会书
记，领导湘区团组织建设工作。一九二二年六月七日至十五日，他连续三次给当时在团中央
机关工作的张秋人写信，报告和联系团务。六月十七日，毛泽东主持召开长沙地方团员大
会，在团执行委员会下面，特设立了学生运动、劳工运动、社会教育运动、妇女运动、政治
宣传等七个委员会。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政党。十分自然，中共“一大”闭幕后，便把发展工人运
动作为自己工作的重点所在。一九二一年八月中旬，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
部”，作为公开领导工人运动的机关。十月，在长沙成立了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毛泽
东任主任。

    尽管毛泽东在一师时办过工人夜校，但从事工人运动对他仍是件缺乏经验的陌生事情。
他办事历来不尚空谈，而是脚踏实地，从当地的实际情况出发，把工作有条不紊地开展起
来。

    在湖南从事工运，首先遇到的问题，是如何争取湖南劳工会。这是个在湖南工人中较有
基础而又受无政府工团主义影响的工人团体。它只作经济斗争，组织原则是“铲除领袖的合
议制”，绝对打破领袖观念和男女界限，一九二○年十一月二十日在长沙成立。主要创始人
是黄爱和庞人铨，会员约七千人。

    劳工会拥有不少群众，黄、庞二人在工人中也有相当威信。要把他们争取过来，不是一
件容易的事情。毛泽东首先仔细了解和分析了劳工会的情况，从中看出一些有利因素。如：
黄爱、庞人铨都是五四运动、驱张运动中的激进分子，为人正直，纯洁；黄爱还先后受过李
大钊、陈独秀的影响，是在征得陈独秀的支持后由沪返湘组织劳工会的。劳工会领导第一纱
厂工人反对省政府把纱厂租给华实公司的斗争遭到失败，正需要人帮助指导。于是，毛泽东
从帮助黄爱、庞人铨入手，指定专人同黄、庞联系，还多次约他们到清水塘住处恳切交谈。

    一九二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湖南劳工会成立一周年。毛泽东同黄、庞商议改组劳工
会，并在《劳工周刊》上发表《所希望于劳工会》一文，对改组劳工会提出三点建议：一是
劳工会的目的不仅在从事经济斗争，“尤在养成阶级的自觉”，“谋全阶级的根本利益”。
二是旧的行会式组织方式要不得，要有民主产生的人员精干的办事机构。三是工人应该自己
养活工会，要准备罢工基金和选举基金。

    毛泽东的建议，得到黄、庞的赞同和采纳，他们随即对劳工会进行改组，把原来各工团
的合议制，改变为书记制，将过去的八个部集中为书记、教育、组织三个部，黄爱还邀请毛
泽东助理会务。他们接受毛泽东“小组织大联合”的主张，先后成立了土木、机械、印刷等
十多个工会。劳工会从此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

    十二月中旬，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由张太雷陪同到桂林和孙中山会商。途经长沙曾作停
留。毛泽东在文化书社接待了他，介绍黄爱、庞人铨和马林见面，请他“花了一个晚上给他
们讲阶级斗争、俄国革命”的情况。①马林在随后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曾这样谈到沿途的
观感：“这次南方旅行我觉得是我在中国逗留期间最重要的时期。……在若干省城里我发
现，中国青年对社会主义问题十分感兴趣。我在长沙、桂林、广州和海丰都参加了青年的集
会。那里有青年学生的各种地区性俱乐部，研究关于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论。这些青年
组织总的说来实际上并没有对工人运动的发展作出什么贡献。只有长沙的青年组织举行了反
对华盛顿会议的示威游行并建立了一个纺织工人联合会，这个工会组织于一九二一年十二月
底举行了罢工”①。

    马林走后，毛泽东请易礼容转告黄爱、庞人铨，邀他们到清水塘谈话。事后，毛泽东对
易礼容说：“谈得很好，他们的见解看法同我们是一样的，愿意同我们一起干”。

    十二月二十五日，根据中共中央局指示，毛泽东通过湖南劳工会、省学联，发动长沙一
万多工人、市民和学生，举行示威，反对美、英、日、法等国在华盛顿召开“共同支配中
国”的所谓太平洋会议。黄、庞分任大会主席和游行总指挥。当时的记者报道说：“劳工会
的‘老虎的和平’的传单，从经济的立场，揭穿太平洋的内壁，鼓吹阶级斗争，鼓吹劳动者
武装，鼓吹全国、全世界的劳动者的大团结，色彩是很鲜明的。”这是改组后的劳工会组织
的第一次大规模活动，在全国影响很大。黄爱、庞人铨也在斗争中洗刷了无政府工团主义的
影响，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一九二二年一月十六日，黄爱、庞人铨因组织长沙纺织工人罢工，遭军阀赵恒惕逮捕，
次日晨被绑赴浏阳门外秘密杀害。牺牲前，黄爱被砍三刀后仍用力高喊：“大牺牲，大成
功”。

    黄、庞遇难后，毛泽东立即联合长沙各界在船山学社两次召开追悼大会，发行纪念特
刊。为冲破赵恒惕对舆论的封锁，毛泽东把李立三从安源调回，指示他去常德动员黄爱六十
岁的父亲同去上海，向各界控诉赵的罪行。随后，毛泽东也借机赴上海，组织反赵运动，出
席上海追悼黄、庞大会。一时间，全国各地掀起了追悼黄、庞，抗议赵恒惕摧残工运罪行的
浪潮。陈独秀在给共产国际写的报告中特别说道：“因反对太平洋会议，鼓吹承认苏维埃俄
罗斯的示威游行及参加纱厂罢工，青年团团员黄爱、庞人铨二人被督军所杀。”①黄爱五四
时期曾在天津参加觉悟社，和周恩来交情甚深。周在德国得知黄、庞被杀，悲愤地写下《生
别死离》一诗，表示决心要用鲜血来浇灌“共产花开”，让“赤色的旗儿飞扬”！

    通过改组和指导湖南劳工会的活动，毛泽东初步获得领导工人运动的经验。他深知依靠
和培养骨干、建立强有力的工会组织的重要性。于是指派党内干部，先后组建了粤汉铁路工
人俱乐部、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工人俱乐部这个名称，是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定下来的。除
路矿等方面的一部分产业工人外，湖南省会长沙主要是手工业工人聚集的城市，行业很多，
工人多达十万人。毛泽东领导湖南党组织先后组建了长沙泥木工会、长沙人力车工会、长沙
笔业工会、长沙理发工会、长沙缝纫工会、长沙铅印活版工会等。各工会和俱乐部的秘书都
由共产党员担任，毛泽东还亲自兼任长沙铅印活版工会的秘书。从一九二二年下半年到一九
二三年初，先后领导发动了安源路矿、粤汉铁路、水口山铅锌矿和长沙泥木工人等一系列的
大罢工，掀起了湖南工人运动的高潮。斗争高潮是从安源工人大罢工开始的。

    江西萍乡的安源煤矿和湖南株洲到萍乡的株萍铁路，合称安源路矿，共有工人一万七千
人。由于株洲同长沙已有铁路相通，它同长沙的联系比同江西省会南昌要方便得多，所以由
湖南党组织领导，是湖南党组织领导范围内最大的工矿企业。早在一九二○年十一月，湖南
自治运动失败后，毛泽东到萍乡休息，到过安源考察，注意到这里的工人所受的残酷剥削。
他们每天劳动长达十二个小时，工资低微。矿井又没有安全设备，不断出现伤亡事故。

    一九二一年冬，安源路矿一些工人写信给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请求派人到安源帮助并
指导一切。书记部派毛泽东前往。他两次到安源，后一次还带了李立三等一同前往。下到又
黑又脏的煤井，同工人交朋友，了解他们的疾苦。他告诉工人们应该团结起来争取自己的利
益，还打了个比方，说：路上有点小石子，大老板抬脚随便一踢，就踢开了，要是把许多小
石子掺上沙子、石灰合成团，大老板搬也搬不动。回到长沙后，毛泽东决定把这里作为发展
工人运动的基本立足点。年底，派李立三到安源开辟工作，以后又陆续派刘少奇、蒋先云、
黄静源、毛泽民等到安源工作。

    毛泽东很强调争取以合法形式开展斗争，先把脚跟站稳，逐步开展工作。他告诉李立三
要利用当时社会上时兴的平民教育运动，开办工人补习学校，发现和培养骨干。李立三到安
源，用的就是办平民教育的名义。他通过关系打听到萍乡县知事是举人出身，喜欢古文骈
体，反对白话文，就用“四六体”写了一篇呈文请求立案，果然很快得到批准。这个县知事
还把呈文加上头尾，作为布告张贴。一九二二年一月，安源建立了第一所工人补习学校。在
此基础上，成立了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李立三任主任，朱少连任副主任，取得了合法地
位。一九二二年“五一”劳动节这天，安源工人举行了声势较大的示威活动。

    五月中旬，毛泽东第四次来到安源，召开中共安源路矿支部会议，听取工作汇报。当听
说“五一”游行喊的口号中有“中国共产党万岁”时，他告诫大家，一定要稳当，一下把共
产党公开出去，要是反动派向你们要共产党怎么办？有的人就会害怕。在这样复杂的环境
中，要讲究斗争策略，不然就要吃亏。现在要紧的是把工人组织起来。

    此后，工人俱乐部注意斗争策略，采取创办“消费合作社”的方式，把俱乐部活动同工
人的切身利益联系起来，使加入俱乐部的工友增加了许多。九月初，毛泽东第五次来安源，
和蒋先云、朱少连等分析安源斗争形势，一致认为罢工时机已经成熟。接着又召开党支部会
议，研究罢工方案。毛泽东提出了“哀兵必胜”的策略，以争取社会舆论的同情，孤立分化
路矿当局。九月十四日，安源路矿工人举行大罢工，李立三任总指挥，刘少奇为工人总代
表。罢工宣言提出十七项政治和经济要求。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提出了“从前是牛马，现在
要做人”的口号。经过五天的激烈斗争，工人俱乐部“未伤一人，未败一事，而得到安全胜
利”①。这年冬天，毛泽东第六次来安源，召开工人代表会议，在会上作了全国工运情况的
报告。临行前，毛泽东指示安源党组织，趁罢工胜利，发展一批优秀工人入党。安源党团组
织迅速发展，到一九二三年就发展了十三个党支部和二十六个团支部，还建立了安源党的地
方委员会。

    一九二三年四月，毛泽东第七次到安源。这时，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受到直系军阀吴佩
孚残酷镇压，中国工人运动转入低潮。安源路矿当局也扬言要取缔工人俱乐部。来安源前，
毛泽东就召集安源党组织负责人到长沙开会研究对策。他指示要暂避锋芒，取稳重步骤，不
轻易举行罢工，但要摆出弯弓待发之势，做好罢工的充分准备。安源的同志根据毛泽东的意
见，回来后一方面找矿局谈判，严词指明当局有请军队解散工人俱乐部的阴谋，如果这样
做，势必引起工人再度罢工，整个矿区将遭受破坏。同时在工人中紧急动员，号召大家做好
充分准备。这就使矿局陷于被动，终于不敢动作。

    一九二二年十月，紧接安源罢工胜利之后，毛泽东又发动和领导了长沙六千多泥木工人
的罢工斗争。

    当时，官府搞土木工程的“义务工差”很多，工价又低，这是泥木工人生活贫困的直接
原因。工人罢工的基本目的是争取营业自由权，并要求长沙县知事把工价调到三角四分。十
月六日，罢工开始后，毛泽东奔走呼号，使全国一些地方的工会发来声援电，长沙《大公
报》几乎每天都报道罢工消息。但长沙县公署拒绝接受工人提出的条件。工人们决定请愿，
县公署又张贴布告，禁止请愿，否则依法惩办，还说工人中有“暴徒”。一些工人害怕再度
发生黄、庞事件，找毛泽东商量。毛泽东对他们分析说，现在的形势与黄、庞领导罢工时大
不相同了。一方面，工人有组织，社会各界同情我们；另一方面，此事和赵恒惕直接关系不
大，没有赵的眼色，长沙县知事周瀛干不敢杀人。

    十月二十三日，数千泥木行业工人开进潦县公署围墙。毛泽东穿着一件对襟衫在队伍中
间指挥。他手上带着一个口哨，吹一声口哨，工人喊一句口号，连吹连喊，工人的情绪越发
高涨。周瀛干始终不敢出来。最后省政务厅长吴景鸿只好出面，答应次日上午召集公团会
议，请泥木工人派代表出席协商。十月二十四日，毛泽东亲自担任泥木工人首席代表，率领
几名工人代表到省政务厅同吴景鸿谈判三小时，迫使吴答应由泥木工人行具一个呈文，说明
要求增加工资和营业自由，交省政府赵恒惕批准。毛泽东当场将吴和工人代表的谈话记录下
来，并起草呈文。第二天，《呈省长文》在长沙《大公报》发表。毛泽东在“呈文”里采取
以彼之矛、攻彼之盾和分化打击的策略，特别指出：营业自由，载在宪法，工价之争，官府
不必过问。泥木工人以三角四分工价请求开工，“独长沙县知事坚持不决，实属违反省宪，
阻抑工情。既蒙省长维持，复承政务厅吴厅长于今日工等代表晋见之时，代表省长表示允照
工等主张办理”，请省长明白批示，以安人心云云。赵恒惕不得不照此批准。至此，泥木工
人经过二十天罢工斗争，取得完全胜利。

    为了便于统一领导和更大规模地开展湖南工人运动，毛泽东开始筹划全省统一的工人组
织。

    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一日，粤汉铁路总工会在长沙新河站开成立大会，大会由毛泽东主
持，全省三十多个工会组织各派代表参加。与会代表一致赞成组建全省工团联合会，随即又
召开联合会第一次代表会议，毛泽东被推为主席并代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发表演
说。会后，毛泽东参加起草了全省工团联合会的章程。十一月五日召开各工会第二次代表会
议，毛泽东被选为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干事局总干事，郭亮为副总干事。同时发布宣言通告
全国。这是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国“两大地方组合”之一，另一个是湖北省工团联合
会。劳动组合书记部这个名称是搬用的外来名词，很难被工人群众所理解。在全省工团联合
会成立后，这个名称便不再使用了。

    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成立后做的一件大事，是同赵恒惕政府进行了三天说理请愿斗争。

    当局对日益高涨的工人运动，深感不安。他们制造谣言，说干工运的是“过激派”，得
了外面的钱，搞无政府主义，要推翻现在的省政府等。同时还放出将对工人采取严厉镇压手
段的口风，并发生了长沙西区警察署突然摘下人力车工会会牌等挑衅事件。

    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和中共湘区委决定采取先发制人的办法，利用赵的省宪法，展开
说理斗争。十二月十一日，毛泽东以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总干事的身分，率领所属各工会代
表郭亮、任树德、罗学瓒等二十三人，会见长沙县知事周瀛干、省警察厅长石成金。十二
日，又会见省政务厅长吴景鸿。十三日，直接会见赵恒惕本人。他们就请政府表示对工界的
态度，关于结社、集会自由，表明工界本身的态度等十个问题展开谈判。迫使赵恒惕等宣
称，政府对工人全采保护主义，并无压迫之意，还承认省宪法第十二条规定的人民有自由结
社、和平集会的权利，“不受何种特别法令的限制”，“完全有效”。毛泽东等还申明：工
人所希望的是社会主义，因为它于工人有利，但目前尚难做到，故以民治主义为原则，绝不
是官厅文告说的无政府主义。赵恒惕等对“不要政府”的无政府主义确是深恶痛绝，但对社
会主义却茫然无知，因而表示“均以工人采这种态度极为得当”。

    工人的要求基本上得到解决，毛泽东等立刻以《各工团代表与赵省长、吴政务厅长、石
警察厅长、周长沙县知事交涉的实在情形》为题，披露说理斗争详实情况，刊在一九二二年
十二月十五日至十七日的长沙《大公报》上。赵恒惕像吞下一颗酸涩的果子，很不是滋味。
事后他对左右说：湖南再来一个毛泽东，我就不能立足了。

    的确，经过两年工人运动的锻炼，毛泽东已经成长为一个老练的革命家。在斗争实践
中，他依靠组织和群众，培养骨干，注重策略，利用矛盾，争取舆论，以合法斗争掩护和配
合非法斗争，积累了丰富的实际工作经验。后来毛泽东身上表现出来的出色的领袖才干，这
时已初见端倪。他领导的湖南工人运动，罢工十次，胜利及半胜利九次，失败一次，“大引
起社会之注目”①。同时也获得党内的高度评价。陈独秀在中共三大上总结二大以来中央和
各地区工作时，曾这样说：“就地区来说，我们可以说，上海的同志为党做的工作太少了。
北京的同志由于不了解党组织，造成了很多困难。湖北的同志没有及时防止冲突，因而工人
的力量未能增加。只有湖南的同志可以说工作得很好。”①自一九一七年四月陈独秀主编的
《新青年》上刊发毛泽东的《体育之研究》，六年过去了。从五四、建党到工人运动，陈独
秀越来越赏识毛泽东的才干。一九二三年一月他着手筹备党的三大，便决定调毛泽东到中共
中央工作，派李维汉回湖南接替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书记一职。

    一九二三年四月，毛泽东安排好湘区工作，离开清水塘，离开妻子杨开慧和刚刚半岁的
儿子毛岸英，秘密地前往上海。这时，长沙街头已贴出赵恒惕悬赏缉拿“过激派”毛泽东的
布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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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起反日的旗

时代书城:建党初期的实干家建党初期的实干家  

    二十七岁的毛泽东，个人生活也发生了变化。一九二○年冬天，他和杨开慧结婚。

    杨开慧生于一九○一年十一月六日，比毛泽东小八岁。她跟着母亲在长沙县板仓乡下度
过童年。父亲杨昌济留学归来后，迁居长沙城。一九一八年又随父亲迁居北京。杨昌济病逝
后，一九二○年二月和哥哥杨开智扶柩回到长沙。不久进湘福女中选修班读书。毛泽东从上
海回到长沙后，她便到湖南学联做宣传工作。

    毛泽东两次北京之行中，和她相爱了。杨开慧后来回忆说：“自从听到他许多事，看了
他许多文章、日记，我就爱了他。”毛泽东也有许多信给她，表示爱意。还写过一首《虞美
人》寄给杨开慧，上阕是：“堆来枕上愁何状，江海翻波浪。夜长天色总难明，无奈披衣坐
起薄寒中。”大概只有在热恋中的深情男子，才会写出这样温柔缠绵的词句。

    杨开慧还说：“我看见了他的心，他也是完全看见了我的心”，“不料我也有这样的幸
运，得到了一个爱人”。“从此我有一个新意识，我觉得我为母亲所生之外，就是为了他。
假设有一天母亲不在了，他被人捉住了，我要去跟着他同享一个命运”。

    这些话写于一九二九年六月二十日。杨开慧牺牲前把它藏于长沙板仓住所的墙缝里，直
到一九八三年才被发现。这也是他们爱情史上的一段佳话。

    他们结婚的时候，杨开慧只带着简单的行李，住进了毛泽东任主事的第一师范附小的教
师宿舍。这天晚上，他们花六块银元办了一桌宴席，招待长沙的几位亲友。从此，杨开慧一
直协助毛泽东开展革命工作，并在一九二一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新婚燕尔之际，毛泽东牵挂着新民学会的活动。他和蔡和森、何叔衡等接受马克思主义
后，从根本上确立新民学会发展正确方向的时机也已成熟。长沙的会员好些日子没有开会
了，他和何叔衡等商定，一九二一年元月一日至三日在潮宗街文化书社举行学会的新年大
会。这几天，正好是各机关和学校放假的时候。在发出的通知里，根据巴黎会友的提议，列
了“新民学会应以什么作共同目的”、“达到目的须采用什么方法”、“方法进行即刻如何
着手”等十二项讨论内容，要求会员先研究准备，届时“拨冗到会，风雨无阻”。元旦这
天，下了一场雪。邹蕴真回忆：“那天早饭后，一人徒步来到潮宗街文化书社。书社是租用
旧公馆的一部分，坐北朝南，前面一道高墙，中间开个黑漆大门，进门是个方砖铺成的空
坪，空坪北面有一长排房屋，靠东的两间木房，就是书社作为营业处承租的铺面。空坪东边
靠近营业处前面，有个长方形厅堂，里面放着一张长方桌和一些小方凳，就是我们开会的会
场。开会期间，天气阴冷，时飞小雪，但到会的仍踊跃，无中间缺席者。”①到会的有十多
人。会议由何叔衡主持。先由毛泽东介绍巴黎会友召开蒙达尔尼会议的讨论结果，然后着重
就学会的共同目的、达到目的的方法、眼前如何着手这三个问题，畅所欲言地展开讨论。

    讨论第一个问题时，有人主张“改造中国与世界”，有人主张“改造世界”，有人主张
“改造东亚”，有人不主张用“改造”二字，认为宜用“促社会进化”。毛泽东发言说：
“改良是补缀办法，应主张大规模改造。至于‘改造东亚’，不如用‘改造中国与世界’，
提出‘世界’所以明吾侪的主张是国际的，提出‘中国’，所以明吾侪的下手处；‘东亚’
无所取义。”一月二日付以表决。到会者十八人中有十四人赞成“以改造中国及世界”或
“改造世界”为共同目的。

    一月二日，讨论第二个问题时，仍先由毛泽东介绍巴黎会友的意见，接着他把当时世界
上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归纳为五种：一、社会政策（即社会改良主义）；二、社会民主主
义；三、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列宁的主义）；四、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罗素的主义）；
五、无政府主义，供大家讨论。何叔衡第一个发言，说他“主张过激主义。一次的扰乱，抵
得二十年的教育，我深信这些话。”毛泽东紧接着说：“我的意见与何君大体相似。社会政
策，是补苴罅漏的政策，不成办法。社会民主主义，借议会为改造工具，但事实上议会的立
法总是保护有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否认权力，这种主义，恐怕永世都做不到。温和方法的
共产主义，如罗素所主张极端的自由，放任资本家，亦是永世做不到的。激烈方法的共产主
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表决结果，
毛泽东等十二人主张布尔什维克主义，两人主张社会民主主义，一人主张温和方法的共产主
义，三人弃权。

    一月三日，讨论第三个问题，即眼前如何着手。大家提出研究、宣传、联络、经费、基
本事业（办学校、书社、印刷局等）和建立组织等六项。熊瑾玎等谈到“有组党之必要”，
全体同意把“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作为“着手方法”之一。

    在讨论“会员个人生活方法”时，毛泽东表示：“我可愿做的工作：一教书，一新闻记
者，将来多半要赖这两项工作的月薪来生活。……至于消费，赞成简单，反对奢泰”。能留
作会议纪念的，是毛泽东整理的新年大会全部记录。不久，他又把这份记录铅印出来，作为
《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二号，分寄给长沙及省外、国外的会员。

    当时在《湖南通俗报》做主编的谢觉哉，在元旦这天刚被毛泽东、何叔衡、周世钊介绍
加入新民学会，他参加了后两天的讨论，在元月三日的日记中写道：“连日新民学会开会，
关于主义争辩甚厉。……同一学会，则以奉同一主义为宜”。①

    巴黎和长沙的两次大会，说明新民学会已成为奉马克思主义为主要信仰的革命团体。学
会七十四个成员，早期先后加入共产党的约三十一人，毛泽东、蔡和森、向警予、易礼容、
李维汉、罗章龙、郭亮、夏曦等都担任过党的重要领导职务。其他有三十多人长期从事教育
和科学事业，并同情革命。只有熊梦飞等二人后来成为反共分子。

    和新民学会多数会员分道扬镳的，还有主张温和改良的萧子升。毛泽东一九一○年在湘
乡东山小学堂读书时，就和他认识了。在湖南一师又是同学，萧早毛泽东三年毕业，两人曾
一同“游学”，相交甚深。萧子升很有活动能力，书法很好，但有公子气。他从法国回来
后，同毛泽东争论了好几个晚上，谁也没有说服谁。大革命时期，他曾任国民党北平市党务
指导委员。国共分裂后，当过故宫博物馆监守，国民政府农矿部政务次长。后来长期旅居海
外。晚年曾回忆说：“一九二○年，新民学会出现了分裂，在毛泽东领导下，那些热中共产
主义的人，形成了一个单独的秘密组织。”②３８四、建党初期的实干家①

    ②萧子升：《毛泽东青年时代》，引自中共湖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长沙共
产主义小组综述》，见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共产主义小组》（下），中共党
史资料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第５７５页。

    《谢觉哉日记》上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４年４月版，第２６、２７页。

    99

    这个“秘密组织”，就是长沙共产主义小组。在新年大会前后，毛泽东没有把筹建共产
主义小组的事情在新民学会公开。

    一九二○年八月，陈独秀等在上海成立了共产党发起组，“预备在一年之中，于北平、
汉口、长沙、广州等地，先成立预备性质的组织。”①看来，长沙一开始就列入了陈独秀的
建党计划。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说：“陈先生与在湖南长沙主办《湘江评论》的毛泽东
等早有通信联络，他很赏识毛泽东的才干，准备去信说明原委，请他发动湖南的中共小
组”。

    十一月间，毛泽东便收到了陈独秀、李达的来信，接受正式委托。他们还将上海成立共
产主义小组、机器工会，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宣言》起草等情况，随时告知毛泽东，还寄来
了《共产党》月刊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等。十一月左右，毛泽东曾邀请陈独秀来长沙，内
容之一就是参加湖南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成立会。因陈乘海轮赴广东，就任孙中山军政府的广
东全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未能到长沙来。经过慎重物色，毛泽东和何叔衡、彭璜等六人在
建党文件上签了名，创建长沙共产主义小组。时间大约在一九二○年十一月。不久，毛泽东
写信告诉蔡和森这位建党热情最高的朋友：“党一层，陈仲甫先生等已在进行组织”②。

    在筹组共产主义小组的同时，毛泽东还进行着湖南社会４８毛泽东传（１８９３－１９
４９）

    ①

    ②毛泽东致蔡和森信，１９２１年１月２１日。周佛海：《扶桑籍影溯当年》，引自
《共产主义小组》（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第４７１页。100

    主义青年团的组建工作。一九二○年十月，他同时收到北京、上海寄来的社会主义青年
团的章程。便在第一师范、商业专门学校、第一中学的在校学生中物色对象，建立团组织。
第一师范学生张文亮，就是毛泽东物色的建团工作骨干。他在一九二○年底的日记中多次写
道：十一月十九日，“接泽东一信，送来青年团章程十份，宗旨在研究并实行社会改造。约
我星期日上午去会他，并托我代觅同志。”

    十一月二十一日，“会见毛，云不日将赴醴陵考察教育，并嘱青年团此时宜注重找真同
志；只宜从缓，不可急进。”十二月二日，“泽东来此。他说，青年团等仲甫来再开成立
会。可分为两步进行：一，研究；二，实行。并嘱咐多找真同志。”

    十二月十五日，“接泽东复信，‘师范素无校风，你应努力团结一些同志作中坚分子，
造成一种很好的校风’；‘青年团的问题你可努力在校发展团员，在本学期开一次会’”。
十二月十六日，“泽东来此。青年团将于下周开成立会。”

    十二月二十七日，“泽东送来《共产党》九本。”

    日记几次出现“找真同志”的字眼。可以看出毛泽东积极慎重、注意质量的建团方针。
北京、上海一些地方在建团时，由于缺乏经验，忽视质量，成员复杂，以至不得不在一九二
一年五月宣布解散。湖南的团组织避免了这段弯路。它在一九二一年一月十三日，即新民学
会新年大会结束后十天正式成立，毛泽东任书记。成立时有团员十六人，到七月份发展到三
十九人。其中有毛泽东的小弟弟毛泽覃。

    当时，毛泽东已父母双亡，他先后把小弟弟毛泽覃和从小在他家里长大的堂妹毛泽建接
来长沙读书，只留大弟毛泽民在家理事。毛泽东把自己献给了革命，对家庭也有了新的想
法。

    一九二一年二月，他带着毛泽覃回韶山过春节。年三十晚上，毛泽东和弟妹们围着火塘
守岁。毛泽民告诉哥哥，家里起了一次火，修屋用了不少钱，前些时候又遭败兵勒索和坏人
抢劫，家事已是一年不如一年。毛泽东听后开导说，国乱民不安生，要舍家为国，走出去干
点事。家里的房子可以给人家住，田地可以给人家种。我们欠人家的钱一次还清，人家欠我
们的就算了。那几头牛，还是让别人去喂，要春耕了，人家用得着。剩下的谷子，春耕时粜
给上下屋场的人吃。

    过完春节，毛泽民随毛泽东离开韶山到了长沙，被安排在一师附小做校务，同时在工人
补习学校学习。从此，毛泽东全家投身革命活动，毛泽建、毛泽覃、毛泽民先后为革命献出
了生命。

    毛泽东对个人的思想修养和改造一直十分认真地对待，在一九二一年一月二十八日给彭
璜的信中对自己性格中的长处和弱点作了坦率的剖析：“天下惟至柔者至刚，久知此理，而
自己没有这等本领，故明知故犯，不惜反其道而行之，思之情栗！略可自慰者，立志真实
（有此志而已），自己说的话自己负责，自己做的事自己负责，不愿牺牲真我，不愿自己以
自己做傀儡。待朋友：做事以事论，私交以私交论，做事论理论法，私交论情。”青年毛泽
东的这种性格，在他以后的日子里仍多少可以看得出来。

    长沙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采纳蔡和森此前“事须秘密”，“潜在运动”①的建议，常
以群众团体和文化书社、俄罗斯研究会名义，从事马克思主义宣传活动。毛泽东还时常向长
沙《大公报》推荐马克思主义文稿。该报主笔龙兼公是他的朋友。毛泽东还通过第一师范工
人夜校，在工人中展开工作。一九二○年五月一日，长沙工人和学生数百人冒雨举行了庆祝
国际劳动节游行。据李达回忆：在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期间，代表们在住所交换各地工作经
验，“北京小组在长辛店做了一些工人运动，武汉方面，京汉铁路工人运动及其他各工厂的
工人运动也是刚刚开始。长沙小组，宣传与工运都有了初步的成绩。看当时各地小组的情
形，长沙的组织是比较统一而整齐的。”②毛泽东是一九二一年六月接到赴上海参加中国共
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通知的。六月二十九日下午六点，他和何叔衡一道在长沙小西门码头，
乘着暮色，登上开往上海的小火轮。旅费由新民学会会员熊瑾玎协助筹集。他们走得很突
然，也没有让亲友送行。当时和何叔衡同在《湖南通俗报》工作的谢觉哉在日记里写道：
“午后六时叔衡往上海，借行者润之，赴全国○○○○○之招。”③这五个圆圈，谢觉哉后
来解释说７８四、建党初期的实干家①

    ②

    ③《谢觉哉日记》上册，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版，第４９页。李达：《中国共产党的
发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的回忆》（１９５５年８月２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现
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选编：《“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１９
８０年版，第１２页。

    蔡和森致毛泽东信，１９２０年８月１３日。

    103

    是“共产主义者”，当时他知道这是件大事，怕泄露，只能以圈代意。

    这确是中国历史上一件大事。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国内外七个共产主义小组派出的十二位
代表。他们是：李达、李汉俊（上海）、张国焘、刘仁静（北京）、毛泽东、何叔衡（长
沙）、董必武、陈潭秋（武汉）、王尽美、邓恩铭（济南）、陈公博（广州）、周佛海（日
本）。会议原定由陈独秀主持，但他因广州公务繁忙不能抽身，特指派包惠僧与会。与会的
还有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尼科尔斯基。

    这是一次年轻人的会议。最年长的何叔衡不过四十五岁，最年轻的刘仁静只有十九岁。
十五位与会者的平均年龄二十八岁，正巧是毛泽东的年龄。以后改变整个中国面貌的中国共
产党，最初就是由这样一些年轻人成立起来的。他们或西装革履，或身着长袍，是一色的知
识分子。毛泽东在当时并不特别引人注目。

    代表们以“北大暑期旅行团”的名义住在上海法租界的博文女校，会址设在不远处李汉
俊的哥哥、同盟会元老李书城家里，门牌是贝勒路树德里三号。七月二十三日正式开会，最
后一天（三十一日）改在浙江嘉兴南湖的一条游船上进行。大家推举张国焘主持会议，毛泽
东和周佛海做记录。会议正式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并通过了党纲，选举陈独秀、张
国焘、李达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为书记。关于党成立后的中心任务，会议确定要组织工会，
领导工人运动。

揭起反日的旗

从上海回湖南后，尽管他已向马克思主义急速转变，但对社会改良的手段仍抱有某些期
望。不在实践中尝试一下，人们是很难轻易放弃自己选择过的思想武器的。

    毛泽东回到湖南后，曾在七月九日给胡适的信中兴奋地说：“湘自张去，气象一新，教
育界颇有蓬勃之象。”七月二十二日，新任湖南督军的谭延闿发表了被称为各省自治运动
“嚆矢”的“祃电”，声称将采取“湖南自治”、“还政于民”的政策。他的目的是笼络人
心，维护他还没有巩固的统治，抵制北洋军阀政府的再度干预。但湖南社会各界，由于长期
深受北洋军阀之苦，由于谭延闿当时打着反对北洋军阀的旗号，作出一些开明的姿态，再加
上毛泽东等此前对湖南自治的广泛宣传，许多人对谭的诺言寄予很大希望。各种社团和知识
界人士纷纷发表主张，提倡“民治主义”、“湖南自治”。

    谭延闿发表“祃电”时，毛泽东正在韶山乡下休息。九月一日，他赶回长沙，立即参加
湖南自治的讨论。一个多月时间里，他个人或联名在长沙《大公报》和上海的报纸上连续发
表十四篇文章，系统地提出实现湖南自治的具体主张。

    谭延闿宣布湖南自治，有意把“湘人治湘”和“湘人自治”相混淆，实质是想借湖南人
的家乡观念，为他们这批本省籍的官僚政客包办湖南政治开路。毛泽东提出，湖南人民要求
的，不是“湘人治湘”，而是“湘人自治”。因为“湘人治湘”是“把少数特殊人做治者，
把一般平民做被治者；把治者做主人，把被治者做奴隶。”①他要求把“湖南自治”搞成发
自下层的政治运动。他心目中的榜样是俄国，“俄国的政治全是俄国的工人农人在那里办
理”①。

    湘人自治采取什么形式呢？毛泽东设想了一个“湖南共和国”的方案。他说：我们主张
“湖南国”的人，并不是一定要在字面上改一个名称，“只是要得到一种‘全自治’，而不
以仅仅得到‘半自治’为满足。”②他觉得实行全国总建设一时还完全无望，最好的办法是
“索性分裂去谋各省的分建设”，先和正处于混乱中的“大中国”脱钩，待十年二十年各国
“分建设”好了，再搞“彻底的总革命”③。“这实是进于总解决的一个紧要手段。”④毛
泽东号召湖南带个头，率先建立“湖南共和国”。他认为，湖南在驱张成功后，已经摆脱了
北洋军阀的统治，有可能率先这样去做。他设想：在这个国家里，废除军阀统治，建立以民
为主的真政府。自办银行，自置实业，自搞教育，健全县、乡自治机关，成立工会、农会，
保障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权利，等等。

    毛泽东这种近乎惊世骇俗的构想是大胆的，但又是空想的。它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毛泽东
思想上还存在的内在矛盾：这个用来率先示范的“湖南共和国”其实近似一种放大了的“新
村”；由各种社会团体和各界人士联合起来，用舆论的力２７毛泽东传（１８９３－１９４
９）

    ①

    ②

    ③

    ④毛泽东致罗章龙的信，１９２０年１１月２５日。毛泽东：《湖南受中国之累以历史
及现状证明之》，长沙《大公报》１９２０年９月６日、７日。

    毛泽东：《“全自治”与“半自治”》，长沙《大公报》１９２０年１０月３日。

    毛泽东：《释疑》，长沙《大公报》１９２０年９月２７日。88

    量来推动谭延闿实行湖南自治，又近似他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所鼓吹的“呼声革
命”。只要有机会，他都还想试一试。

    湖南自治的舆论声势已成。毛泽东希望能进一步推动起一种实际的社会运动。与此同
时，谭延闿也担心呼声日高的自治运动发展下去后，他会控制不住，就匆忙地在九月十三日
召集“自治会议”，决定由省政府和省议会各推举若干人充任“湖南自治会”的起草员，来
草拟一部“省宪法”，然后召开制宪会议。毛泽东当然不能罢手。形势的发展，迫使他越来
越深地卷入到实际运动中去。

    谭延闿官办自治的方案刚发表，毛泽东、彭璜和《大公报》主编龙兼公就动议搞一个民
办自治的文件。稿成后题为《由“湖南革命政府”召集“湖南人民宪法会议”制定“湖南宪
法”以建设“新湖南”之建议》。这个文件利用谭延闿原来所作的开明姿态，承认谭延闿为
首的湖南省政府“实在是一个革命政府”，认为在这“千载一时的机会”，由这个政府召开
人民宪法会议是比较现实的。同时提出：人民宪法会议代表，必须实行直接的平等的选举，
每五万人中产生一个。由人民宪法会议制定宪法，根据宪法产生正式的湖南议会、湖南政府
以及县、区、乡自治机关。至此，“新的湖南乃建设告成”。

    这个文件于十月五日至六日在长沙《大公报》上公开发表，签名者达三百七十七人，几
天后增加到四百三十六人。毛泽东为实施这个文件多方筹划奔走。七日，他参加湖南学联召
开的省城各团体、各报馆代表联席会议，决定双十节举行自治运动游行请愿，推举龙兼公、
毛泽东起草《请愿书》。八日，他又出席省教育会召集的“第二次筹备自治运动之各界联系
会议”，到会代表四百三十六人，由毛泽东担任主席，详细讨论了宪法会议选举和组织法要
点，并推举方维夏等将讨论结果提交湖南省政府。

    十月十日，长沙近两万群众冒着大雨上街游行。到达督军府门前时，彭璜等代表向谭延
闿递交了毛泽东起草的《请愿书》，要求迅速召开人民制宪会议。在省议会门前，出于对包
办“制宪”的不满，还有人扯下了省议会的旗帜。谭延闿接下了《请愿书》，但对所提各项
要求却在事后断然拒绝。十一月下旬取谭而代为湘军总司令的赵恒惕，更撕下开明的伪装。
他们知道毛泽东是这场运动的关键人物，便制造谣言，说是毛泽东扯下了省议会的旗帜，还
想捣毁省议会。警察厅随即把毛泽东召去诘问，想借此造成一种高压的恐怖气氛。毛泽东不
得不在《大公报》上登出《辩证函》，郑重声明：“无论何人，不得于我之身体及名誉有丝
毫侵犯。”

    警察没有再采取什么行动。但一场以和平请愿方式进行的好似与虎谋皮的自治运动，也
从此一蹶不振，不了了之。

    无情的事实迫使毛泽东冷静下来。他似乎也有些心力交瘁，告诉朋友，“我的生活实在
太劳了”①。十一月下旬，他决定离开省城休息些日子，到了江西萍乡。

    在萍乡，毛泽东又从行动回到了思考。原来设想的路走不通了，必须另外开辟一条新
路。他一向是个善于从失败中吸取教训、能够在探索中不断扬弃那些不符合实际的想法的
人。

    十一月二十五日，他在同一天给向警予、欧阳泽、罗章龙、李思安、张国基等新民学会
会员写了五封信。其中三封信的主要内容是总结湖南自治运动的失败教训。给向警予的信
说：“几个月来，已看透了。”并且从这个失败中得出结论：“政治改良一途，可谓绝无希
望。吾人惟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另造环境一法。”

    给李思安的信说：我们须“另造环境，长期的预备，精密的计划。实力养成了，效果自
然会见，倒不必和他们争一日的长短。”这个“他们”，自是指谭延闿、赵恒惕之流。给罗
章龙的信说：“要造成一种有势力的新空气”，新民学会须“变为主义的结合才好。主义譬
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

    毛泽东总是扎扎实实地走自己的路。这是又一次的自我剖析和扬弃。事实的教训，使他
终于摆脱开对社会改良道路的最后一点幻想，使他更加义无反顾地走上革命的道路，下这个
决心实在是不容易的。一旦下定了决心，他再也没有回过头。

    到十一月底，他还做完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他把新民学会会员之间的往来通信，编
辑成两册，并在一些信件上写了提要或按语，在十二月间印制出来。这是对他和新民学会两
年多来思想探索的道路做了一个总结性的回顾。

    毛泽东在《通信集》中一封讨论驱张运动和自治运动的信件上加写了一段重要的话：
“这两种运动都只是应付目前环境的一种权宜之计，决不是我们的根本主张，我们的主张远
在这些运动之外。”

    这些运动之外的“主张”是什么呢？毛泽东提出：新民学会要开始“从事于根本改造之
计划和组织，确立一个改造的基础，如蔡和森所主张的共产党。”①这时的蔡和森，正在法
国。自一九二○年五月上海半淞园会议之后，新民学会会员主要分在法国和长沙两地活动。
留法的会员到这年冬天已达到十八人。第一批赴法的蔡和森等已能阅读法文书刊，“猛看猛
译”了几十种革命书刊。这使他们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比毛泽东等稍早一点，也更深一些。
上海半淞园会议要求法国会友定期会集，组织座谈。萧三把这个精神带了到法国。一九二○
年七月五日至十日，法国的新民学会会员十五人，集中到巴黎附近的蒙达尔尼开会，通过以
“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学会方针。在如何进行改造的道路上，出现了以蔡和森为代表的激烈
派和以萧子升为代表的温和派的争论。会议委托蔡、萧二人将两种意见写信告诉国内的毛泽
东等。

    萧子升的信写于八月初。他表示“颇不认俄式（马克思式）革命为正当，而倾向于无政
府（无强权）普鲁东式之新式革命”，这种革命从教育入手，“以教育为工具”。蔡和森的
信写于八月十三日。他明确提出中国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而“阶级战争——无产阶级专
政”是实现“社会主义之必要方法”；党、工会、合作社和苏维埃是“无产阶级革命之四种
利器”；其中，党又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针对中国的情
况，蔡和森说：“我认为先要组织党——共产党”，他希望毛泽东“在国内不可不早有所准
备”。

    这两封信在路途上时，毛泽东正为自治运动忙得不可开交。他大约在十一月份看到它
们，这时正好已抛弃实行湖南自治的幻想。经过深思熟虑，毛泽东于十二月一日给蔡和森、
萧子升以及在法会友写了长达四千字的回信，对他们的不同意见作出明确的选择：“我于子
升、和笙（李维汉——引注）二兄的主张，不表同意。而于和森的主张，表示深切的赞
同。”他说明自己赞同革命道路的理由：因为温和改良的法子，实属“理论上说得通，事实
上做不到”。“历史上凡是专制主义者，或帝国主义者，或军国主义者，非等到人家来推
倒，决没有自己肯收场的。”“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
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这是他从无情的实际生
活中得出的结论。

    萧子升随后于一九二○年十二月底回国，带来蔡和森于九月十六日写给毛泽东的长信。
信中详细阐述了成立共产党及其国际组织之必要，主张“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
党”。毛泽东于一九二一年一月二十一日复一短信说：“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
“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

    毛泽东给蔡和森的回复，态度鲜明地表达了他对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信仰。他说这
是“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最后选择，表明他两年多来经历了一条多么曲折的心路历
程啊！四十年后，他对英国元帅蒙哥马利说：“革命不是哪里想干不想干的问题，我最初就
没有想过干革命的问题。我那时当小学教员，当时也没有共产党，是因为形势所逼，不能不
干。”①

    在表明这种态度时，毛泽东刚过完二十七岁的生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