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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强盗社会”的底层命运
　　
　　
　　中国文化保守主义的几巨头之一康晓光在近期发表的《我为什么主张“儒化”》一文因攻击民主政治和主张“仁政”，曾引来无数的批评。对此的评论不在本文范围内，我最感兴趣的是他马基雅维利似的风格。当前官方形左（还未被公开抛弃的意识形态）实右（赤裸裸的极右政策）的精神分裂颇能在思想界造成一些人为的混乱，也颇能让官僚资本集团大打意识形态的招牌迷惑无知者。然而，在提到中国的“强盗社会”现状时，康晓光几句话就把许多人只敢遮遮掩掩地说的东西给说穿了：
　　
　　“我说的‘精英联盟’就是这个意思。这样的联盟是非常有用的，一方面可以维持政治的基本稳定，一方面可以维持经济的持续增长。其实，只要社会中的强势集团携起手来，这个社会就是稳定的。老百姓手头的资源是非常少的，他们没有思想，没有钱，也没有枪，即使数量众多，例如有九亿十亿，但却无法对抗几千万精英。所以，只要一个社会中的强势集团能够团结起来，这个社会就是稳定的。一个政府能不能稳定，不在于有多少人支持它，关键是那些强有力的人是否支持它。所以，政府需要笼络的不是‘多数’而是‘强者’。这就是统治的奥秘！”
　　
　　这的确是统治的奥秘，至少是当下中国统治的奥秘，是它能“稳定”的最重要原因。被抢劫的老百姓，被官方的形左实右弄得头晕目眩的人，不了解统治的实质的人，被资本集团的走卒鼓吹的有利于他们掠夺的意识形态欺骗的人，看不出权力集团与资本集团用意识形态玩的狗咬狗的游戏还以为有一方能给大家带来好处的人都应该记住：在这个社会上拥有主宰性资源最多的人，这些“最强者”们都联合起来掐最弱的底层民众了。就像康晓光所讲的：“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政府明智地抛弃了工人和农民，与资本家和知识分子结成了联盟。”从血汗工厂，从各地发生的暴力拆迁，从执法机构黑社会化，从所谓国企“改制”，从教育产业化等等一系列现象已经可以看到，这些“改革”和当下体制的既得利益者虽有利益冲突，但在对付工人农民等底层民众上是完全一致的。工人农民等底层民仍将为所谓的“改革”付出沉重代价――准确地说仍将遭受精英们抢劫。
　　
　　这样一个“强盗社会”的强盗逻辑看起来无法抗拒：官府用暴力做后盾，资本集团用金钱收买雇佣，知识集团用知识欺骗和鼓吹，无拳无勇，无知无识，而且像是一盘散沙的工人农民不被人慢慢弄死，又能如何？不错，工人农民占了绝大多数，但他们人数再多，也不过是黑压压的一堆蚂蚁。在现代社会，各利益集团的利益博弈已明显地集中在“公共领域”。一个利益集团要想至少不被人吃，起码要满足两个条件：一是能否按自己的利益诉求参与制定各项公共政策与法律，二是退而求其次，能否以舆论的形式影响决策，施加足够的压力，使官方的决策考虑自己的利益诉求。如果这两点都做不到，那这样的“沉默的大多数”只有等着被人吃而毫无反抗的余地。
　　
　　而当下的专制体制恰恰堵死了工人农民维护自己权利的途径。首先，官府的宪法规定，四个农民在代表人数上才相当于一个城里人，而能当上“代表”的，绝大多数都不是草根阶层，这首先就从宪法上把农民的影响降到了最低。其次，官方经济体制的恶果被转嫁到了工人头上，在政治正确的“私有化”、“改制”的幌子下，官僚资本对工人的剥夺侵害不仅看起来是对的，而且是一种得到权力支持的明火执仗的抢劫。再次，在中国的无数大大小小的由媒体所构筑的“公共领域”里，几乎没有工人农民的声音，精英们的话语权力不仅使他们对工农的抢劫看起来很合法，很合理，而且瓦解了工农的利益诉求的逻辑基点――即工农的生活方式、身份意识等“价值”都已遭到整个“主流社会”的唾弃。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庞大的工人农民处于一盘散沙的状态，既没有团结的自觉，在官府的高压下也无法形成自己的利益组织进行斗争。官办工会成了愚弄工人的统治工具，而农会则一直没有合法性。这使得工人农民的政治力量近乎为零。这种情况正像康晓光所讲的：“老百姓手头的资源是非常少的，他们没有思想，没有钱，也没有枪，即使数量众多，例如有九亿十亿，但却无法对抗几千万精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