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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意渐尽，梧桐的硕大的叶子几乎覆盖了道路。夕阳西下时，我总是夹着一本诗集和一本英语书在校园里闲散地漫步。这是多么美好的时候！可是我眼睛里总是满含泪珠。

因为我的大学梦在这时候几近破灭。上课的时候，教师们总是心不在焉，都想着“孔雀东南飞”，很少有愿意呆下来安安静静地做学问和教书的。他们在课堂上大骂国家的政策和与他们观点相左的人，有的人甚至从中央骂到地方再骂到系里，真正与课堂相关的内容却讲得很少。学校里的大部分学生都在学英语，因为都要过国家四级，否则就毕不了业。专业课和个人爱好就都顾不上了。上大学仿佛只为了一件事：学外语。幸好我在高中时的外语一直很好，虽然口语不怎么样，但应试能力很强。我的英语成绩是我们班高考成绩中最高的。

在未踏进这扇门以前，我梦想中的大学是一座天堂：没有仇恨，没有隔膜，只有爱，只有欢笑。

可是它并不存在。存在是一所世俗中的文化的角落，与它之外的世界并没有什么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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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寓宿舍里的八个同学在短短的一个月时间里，大体分成了两派。四个来自城市的为一派，四个来自农村的为一派。在这两派中，又依性格和爱好分出若干派。马飞的家在本市，典型的独生子女，纨绔子弟，父亲是一个高干。他的床上总是与众不同。刚开始挂的是把日本进口的木吉它，半个月后便换成了电吉它。与电吉它同时进入宿舍是，还有他的传呼机。他人倒是很大方，但他一般都与同宿舍的人不怎么来往。他的朋友都是些社会上的，据说是搞艺术的，一个个长发飘飘，不男不女，高傲自大。据说他高中时就谈了不少女朋友，在进入大学不到一个月时间里，他又认识了很多女孩子。女人都是贱货，都喜欢虚荣的东西。所以马飞自成一派，就算是新贵吧。城市籍的有两个性格相似，都爱踢足球，双双出入，情投意合，恩爱倍至。这是一派，就叫中产阶级。一个爱穿蓝色调的衣服，我就叫他蓝调；另一个总是爱穿西装，衬衣都是清一色的白，我叫他白领。城市籍的剩下的一个，性格很乖僻。他的家庭不怎么有背景，父母都是工人。生下他的时候，由于工作上的困境，父母把他放在青海老家生活了两年，后来又把他放在上海外婆家生活了五年，直到上小学时，他才见到自己的父母。他对父母一直有一种仇恨感，性格也很孤僻。他不怎么说话，每天上课回来后就坐在床上，或者躺在床上，有时候一直听其他同学说话而他从不插进一句话，有时候一个人抱着头想自己的心事。他自成一派，就算是无产者吧。农村籍的学生又分成三派。程一涛来自湖南，个头高，见人就笑，诗写得好，学习也好，先是当了班长，后又入了系学生会，整天日理万机，很少能见着他的人。他说他的父亲是一个乡长，后来当包工头子，在当地建筑业很有些名气。他算是暴发户。他是一派，我叫他激进派。我也自成一派，域外派。还有两个，一个来自四川，一个来自甘肃，两人没什么爱好，既不踢足球，也不喜欢艺术，更无雄心大志，除了上课外，无所事事，于是到处认老乡，我叫他们逍遥派。瘦的叫瘦长老，胖的叫胖长老。从穿着打扮和消费能力看，他们比我好不到哪里去。

八个人刚来的时候，除了城市籍的四个说普通话外，我们农村籍的操着四种方言，这也是很有意思的。除了我和那个同样喜欢沉默的舍友外，他们总是能够排除异己之心，在中午和晚自习后乐上一阵。马飞和程一涛在的时候，主角就是他们俩。而我，永远都是一个看客，一个多余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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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下了很大的决心，买了本海子的诗集。这个被誉为“天才诗人”的故事深深地震撼了我。不知为什么，我总觉得海子心里的苦难和我的一样。我非常喜欢他的诗，但又不敢看他的诗。

黄昏时，我拿着他的诗集来到杨树林中。杨树林正值半林瑟瑟半林红，这是我最喜欢的时候。如果世间真的有神的话，我觉得这时候就是他们出现的时候。因为在这时候，我们人类的心里总是有一丝绝望的心理；因为在这时候，我们总是要独自面对自己；因为在这时候，我们总是忍不住地会遥望天空，从心底里升起一股强烈的祈求的愿望。我静静地读着这个已经自杀的诗人的短诗，仿佛看见他并没有死，他借着我的心思想，借着我的眼睛在寻找生活的启明星。

而我，总是借着他的诗歌寻找着痛苦。

麦地

别人看见你

觉得你温暖，美丽

我则站在你痛苦质问的中心

被你灼伤

我站在太阳 痛苦的芒上


没有在农村里生活过的人，没有在麦地里被太阳炙烤，没有在麦地里产生过幻想和绝望的人，是无法理解海子的痛苦的。城市里生活着的人们是无法理解的。只有我能理解。母亲活着的时候，我们常常在一起干农活，太阳最毒的时候，我们都受不了，母亲就对我们说：“要好好学习，不然的话，就要这样受一辈子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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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西侧是一片杨林，仲秋时节，杨树的叶子已经有一些衰败。夕阳西下，杨树林一半辉煌，一半萧瑟。我喜欢这种富有诗意的情景。我从小就喜欢秋天，喜欢看秋风中摇摆着的秋草和无边无际的油菜花。最近，我总是一个人在这里坐着。手里的书常常打开着，可是一页都没翻过。一到这里，我好像着了魔似的兴奋或忧伤，思想和情感都很活跃。我从小就喜欢一个人呆着，言语也很少，父亲不大喜欢我。后来我在学校里成绩一直是第一，老师对我很看重，父亲才觉得我有另一面值得他骄傲和关注。但我在学校里仍然少言寡语，喜欢独处。家里很穷，母亲总是有病，父亲的脾气又很大，动不动就要打我们兄弟两个。我穿的衣服是同学中最破的，女生好像总也看不起我。小学时，同桌是校长的女儿。她总是很霸道，把大半个座位都占去，我一旦跟她争时，她就骂我穷鬼。我受不了，但也无可奈何。从此，我再也不跟女生坐一个桌子。从小学到高中，我很少跟女生说话。上初中时，班上有个女生长得非常好看，像画上的人一样。可能全班的男生都在暗地里喜欢着她，我也不例外。她跟有些男生说话，跟有些男生却从不说话。一次我和她在一起打扫卫生，我紧张极了，很想和她说几句话，但又不知说什么。卫生打扫完了，她冲我笑笑，算是我们告别了。我也冲她笑笑，竟然满足得晚饭吃了两大碗饭。上高中时，我在县城里读书，城里的姑娘长得都好看，可是她们的眼睛都很高。我知道她们一定看不起我，但我也看不起她们。她们有的学习很差，有的跟着一些坏男生胡混，将来一定会做婊子。这种女人是该骂的。

在这个世界上，跟我最亲近的女人只有两个，一个是我母亲，另一个是我姨姨。她们是唯一看得起我并深爱着我的女人。姨姨比我大十岁，在我们家乡的女人中间是最美的。我是她一直抱着长大的，她喜欢拉着我的手到处转亲戚。我为她骄傲，她也以我为骄傲。她说我一定能上一个好的大学。记得前几年我母亲病重的时候，姨姨就常常在我们家。春节的时候，家里人多，我、母亲和她就睡在一起。大概她在我小时候把我搂着睡惯了的缘故，总是在睡熟时把一条胳膊搭在我的身上，有时候还贴着我。我已经长大了，身体里的冲动是那么强烈。我睡不着，有时候突然从脑子里出现她赤身的样子，我吓得赶紧睁开眼睛驱走这心中的恶魔。可是，睡着睡着，就又冒出这种情景来，于是，我直好睁着眼睛，或者远远地离开她，缩在角落里睡去。她累了一天，晚上睡得很香，所以从没有觉察。母亲不在了，我也到县城去读书，姨姨就很少再到我家去。父亲一个人不但要到地里干活，还要给弟弟做饭。

离开家乡已经一个月了，我越来越想念她们。不知他们怎么样了。

他们想不想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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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我羞得不敢和同学一起走，只好单独低着头快快地走，生怕别人看出我的心思。第三天时，我才把那个高年级的女生忘了。因为我知道，我和那么美丽的女子是天生的两种人。她肯定看不起我这样的人。

有一天下午，我找了一个没有上课的教室准备写一些什么。里面坐着一些学生，每个人的旁边都空着，都似乎不愿意别人来打扰他。我看到最后面有一个座位空着，就去坐了下来。刚坐下，一转头，就看见那个跳芭蕾的女生坐在离我不远处。我的心一跳。天气热得很，大家都穿得少。只见她穿着牛仔短裙，坐在座位上时，两条修长的腿就几乎全露了出来。我坐在那儿一个字都写不出来，总是忍不住地要看她和她的腿。她好像意识到有人在看她，便转过头来本能地朝我看了一眼。我赶紧低下头去，但我已经被她发觉了，而且我看到她的眼里有一种对我不屑的神情。

那几天的夜里，我总是能梦见她，但看见的却是她那种高傲的神情。

使我痛苦的是，我总是不能忘记她，尤其是那夜的梦。每当没课的时候，我总是在文科楼的空教室里晃荡着，从一个教室到另一个教室，我希望能看到她。我还有意识地在下课时到楼道里转着，晃游着，希望能碰见她。

她叫林眠，和我的名字只差一个字，可是我觉得她的名字是那样高贵，那样富有诗意。她只比我高一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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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天晚上，余伟失眠了。

林风的小说在旁边，这几天一直无暇来看，现在睡不着，正好拿来消遣。一看题目是《非常日记》，觉得有点意思，便打开来看。没想到，他竟打开了一个让他惊异万状的心理世界。虽然作者的文笔不怎么样，但正如他的诗和他本人一样没有多少修饰，也没有多少伪装，而且他所描述的事情是那样逼真，那样细腻，使他的这本日记体小说表现出独特的风格。小说的前面附着一封信，是写给余伟的。


余老师：

您好！

您大概想不到我会给您写信吧，我是一个不会言语的人，尤其见了您以后，我就更不知道跟您说些什么，可是，我知道您能理解我。我在北方大学的六年来，从没有听过像您那样精彩而又独特的报告。您可能不知道，整个北方大学的学生是怎么评价您的吧？他们说您是他们的精神导师。是您的报告，打开了他们从未启开的内心世界；是您对我们青年的理解，使我们对自己的心理和道德，特别是性心理有了一个正确的理解。在这些人中间，我是最幸福的一个，因为只有我和您有单独的交往。如果没有您，我那些文学作品就是垃圾；如果没有您，我对人生就会绝望，甚至走上歧途。总之，是您，给了一个新的我。

我来看您的时候，要下很大的决心。我不善于和人交往，可是您从没有嫌弃过我。我每天都想见到你，如果见不到你，我的心理就感到空空的，所以我每天都要到你那儿去，但我不能天天打扰你，所以我每天都要在你楼下徘徊一阵，这样我的心里就实在多了。我从来没有这样的感受。

余老师，这本小说是我刚上大学时就开始写的，已经改了好多遍，前几天，我又重新修改了一次，不过每次只是结构上的一些调整，我不愿意改变它的原貌。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小说，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这样写作。我从没有打算将它发表，而且我想不可能发表。我也没有打算让任何人看，人们看了后一定会嘲笑我。但我愿意让您看，您是我现在最信任的老师和朋友。是的，余老师，在我的心中，您是我的朋友。请原谅我的冒昧和无礼！

另外，余老师，除了您之外，我不希望有别人看到它。这是上部，下部我还没写完，等写完后再拿来请你批评。

向您致以崇高的敬意！



您的学生：林风

2000年10月20日


林风的信使余伟既高兴又心情沉重。余伟从没有想过他会在林风的心中有那样高的地位，也没有想过他会在学生中产生那么大的影响。他们一共见过五次。第一次是在余伟回国到这里执教做的首场报告后，当时有一大群学生围着他，那个学生一直在后面看着他，直到最后也没有说上一句话。第二次是在一周后，还是他做报告以后，还是许多学生围着他，还是他一直站在其他学生的后面，一句话也没说上。第三次的经历与上两次基本相同，不同的是，这次是余伟过意不去了，主动问了他。他红着脸，脸很消瘦。他说话的声音很小，小得还有些口吃。他说他想找余伟单独聊聊，余伟便给了他电话和住址。第四次是林风拿着他写的部分诗稿来找余伟。余伟把一部分诗稿推荐给了晚报副刊，后来发表了几首。第五次便是林风拿来了他的小说。临走的时候，林风特意对余伟说，不要把他的稿件给别人看。他答应了。

林风的小说是这样开头的：



1995年的秋天，也就是我18岁的时候，终于踏进了北方大学的大门。父亲希望我将来做一个大官，而我的母亲生前对我的唯一希望是能吃一口国家饭，不要受苦就行了，但我的理想是做一个作家。没想到所有的理想都在一一破灭，我被情欲俘虏并痛苦地折磨着。有时候，我想去自杀，以结束这毫无意义且让人生厌的人生，可我一想到亲人会痛苦，就勉强地活着。但活着，就得思想，就得经受情欲无穷尽的鞭笞。

1995年9月10日晚，中文系在学生食堂举办了迎新暨庆祝教师节晚会。系上要求我们都去参加，我个子小，坐在第一排。我本来对音乐和舞蹈什么的不感兴趣，但又不能走，就勉强地看着。到了中场的时候，一个高年级的女生出来跳芭蕾舞。我是第一次亲眼看芭蕾舞。只见她穿着白色的透明的舞衣，立着脚尖出场了。她的笑容是那样灿烂。所有的人都静静地看着她。我离她最近，几乎能闻着她身上发出的芳香。我直直地看着她的大腿和微微露着的短裤、圆润的翘臀，直觉得呼吸越来越急促，生怕别人听着，就赶紧屏住呼吸，又不敢看周围，好像别人都在看我似的。我觉得自己的脸一定红了。后来，我仿佛昏了过去，不知道过了多久，直觉得眼前的她在给观众敬礼，就赶紧应和着别人鼓掌。这时，我看了看周围，才发现根本没有人看我。一擦脸，脸上全是汗。

那天晚上，我做梦一直在看她跳舞，后来，我竟然抱着她和她做爱。我吓了醒来，直觉得床上湿漉漉的。看了看别人，都睡得很死，才安下心来。可是，我的心还是跳得很厉害。我想起以前做梦还和别的女人做爱，有好几次甚至和我最亲近的姨姨……她是从小把我抱大的。在我十六岁时，母亲去世了，她就常常来给我做饭。考大学的那阵子，她几乎每天都来看我。我一想到这些，就觉得自己犯了罪。甚至在我十五岁的时候，有一次做梦，明明看着我抱着的人是一个不认识的人，可是转眼竟变成了我母亲。我在梦中吓了醒来，打了自己一个耳光。越是不愿意做这样的梦，可是这样的梦越多。有那么几天，我甚至害怕睡着，怕一睡着就会犯罪。好在母亲去世后，我再也没有做过那样的梦。但姨姨却莫名地出现了。我看过弗洛伊德的书，说这是恋母情节。按他的说法，很多男人都曾做过这样的梦？我不信。我认为这是一种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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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伟哭笑不得，自言自语道：“独生子女，情有独钟……”他给独生子女和情有独钟各回了个短信，算是暂时的安慰与答复。

发了电子邮件后，他在电脑上郑重地写下一个文章的题目：《警惕：独生子女上大学的种种困境》。

突然，电话响了，是笑茵打来的。她急急忙忙地说：

“余伟，我非常害怕。”

“怎么啦？”

“刚才我上厕所时把门没有关，进来的时候也没有在意什么。结果我刚睡下不久，就发现有人在宿舍里找东西。我以为是我们宿舍的谁，问了一声，没有人回答，又问了一声，只见那个人从门里跑出去了。吓死我们啦！你快来吧！”

余伟赶紧出门，打车到了她们学校。

笑茵宿舍的人都起床了。旁边宿舍里的女同学也围在她们宿舍里，见余伟来了才散去。余伟问她们丢了什么，笑茵说她的化妆品和内裤丢了，别的什么都没丢，甚至连放在桌上的钱包都没动。她连连骂那个贼太恶心，偷什么不行，偏偏偷内裤。看来小偷不是来偷钱的，而是专门来偷她们的内衣和日用品的，而且目标是笑茵。

笑茵吓得再也不敢睡觉了。余伟问她看到那个人是什么样子吗？她说个子不高。等她那么一喊，那人就飞快地跑了。等她们跑出来时，楼道里已经没有人了。她们就在楼道里喊，别的宿舍的人都出来了。看楼门的睡着了。一楼卫生间的窗户开着。

一个女生——大概已经有三十多岁了，听说她是从南方考来的，有一个孩子，和丈夫一直两地分居，她考研就是希望能改变命运，将来能和丈夫在一个城市甚至一个大学工作——她说，最近几天，她老是看见一个矮个子男子在楼道里转着，大概二十多岁，脸很瘦，眼睛很}人，像是那种白天不怎么活动，专门在晚上行动的人。她说得那些女生都格外害怕。

五点钟时，他们都累了，觉得这真是件没意思的事，便和衣躺着睡了。笑茵要余伟和她挤在她的床上，余伟不好意思，还是回去了。第二天中午，余伟去找笑茵。屋子里围着很多女生，都大骂那个小偷，有人认为这就跟强奸一样罪大恶极。余伟一想到笑茵的内衣，气也不打一处来。她们决定给学校武保处报案。

武保处的人来问了一下情况，也觉得可笑。不过他们说最近在好几个学校都发生过这样的事，但在每个学校只发生一次，而且作案时间都是星期六晚上。他们说，以后星期六晚上他们会采取行动的。

武保处的人走后，她们倒兴奋起来，因为她们觉得这是典型的性骚扰。她们中有很多人都有过这样那样的经历。有两个同学的内衣被偷过。有三个同学曾经遇到过相同的尴尬事件：有男学生把她们挡在路上，说是自己乡下的妹妹到学校里来看她，没有袜子，要她们把袜子借给穿一下。她们觉得又气又可笑，最后竟把袜子“借”给了那个男生。笑茵说她已经遇到了两次。

余伟笑着问她们：

“你们在给他们脱袜子时，实际上心里很高兴，是不是？”

她们互相看着，大笑起来。他又问：

“你们觉得不光是可笑，还有一种自豪感？”

她们又互相看着，笑。他问她们：

“你们当时心里是不是还有一种恐惧感，生怕他有其它的不良行为？”

笑。

“我曾经遇到过一个病人——在我们心理学界，把这种人称为病人，不把他当犯人——他在接受我的治疗时，我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说自己控制不住自己。他说每当他要到了他喜欢的女性的内衣和袜子什么的，他就一晚上都兴奋，他闻着她们的味道，满足极了。我问他怕不怕被抓起来送进监狱，他说很怕。大部分病人是没有勇气来治疗的，他们也把这个当作是一种犯罪，至少当作是一种道德沦丧的行为来对待，只有意识到自己是得病了，或者是在家人和朋友的劝导下才来治病的，但这样的人还是很少。社会对这种行为的认识有两种，一种认为是道德沦丧或犯罪，另一种认为是心理有病了。可是在我们国家，心理学的发展很慢，这些事情也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尤其正在进行法制建设，很少有人认为这是一种心理疾病。说真的，我很同情那个小偷。他并不想伤害谁，他很可能也只是爱着而已。”

这时候有人开玩笑地说：

“那他就成了你的同情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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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茵也白了一眼余伟。余伟感到很委曲，也很后悔，赶紧解释：“不是这意思，我的意思是这种事情在国外是很普通的事，只是在国内才刚刚被人注意。实际上，这种事情在国内也不是头一例。早在五年前，我还在国内读硕士时就在一家小报上看到过类似的报道，只是当时人们把它当作一种可笑的事，却没有来研究而已。”

“研究是可以的，放纵就不行了。就说国外吧，从小就把这些事当成家常事说，孩子稍稍大一些，就有了性行为。你说这是好事吗？国外有多少人在研究这些东西，研究的结果怎么样呢？开放的越多，问题就越多。”老作家显然也在极力地克制着自己。

“但开放总比不开放好。”洋博士并不停止。

“那不一定。什么事情都有个度。我们老祖宗讲的中庸之道就是这个道理。”

“就是要讲这个度，所以要有人来研究。”

气氛有些尴尬。两个女人感觉最不自在。第一次见面，就为各自的见解而争论，可见思想不是个好东西。但是男人似乎并不这样认为，非要在思想上战胜对手不可。

他们争论了很久，任凭笑茵的母亲怎么调停，两人还是不能停下来。他们后来还争论了英国的离婚运动，美国女人发起的走出厨房运动，等等。女人大概不能理解男人为什么这样非要在思想上争个长短。菜没吃多少，话倒说了不少，脸早就红了。笑茵拼命地给余伟眼色，余伟并不理睬。两个女人生怕两个男人因为争论而产生矛盾，所以就嚷着要回家，这才结束了这次见面。

回来的路上，两人一直沉默着。到北方大学一站时，余伟看了看笑茵，说：“到我那儿去吧！”

笑茵不说话，犹豫了一下，气乎乎地下车了。下车就意味着和解。笑茵问他为什么非要在第一次见面时争论呢？以后有的是机会。余伟说，他就是忍不住，再说了，如果我在未来岳父面前不拿出些本事和骨气来，他肯定也看不上我，现在至少打了个平手。笑茵终于也笑了。她觉得这个书呆子还是挺可爱的。一高兴，她就住下了。晚上，他们终于抑制不住地疯狂地做爱了，一共三次。他问她为什么在第一次接吻时他要的时候她拒绝了。她说她实际上挺保守的。他说，他就喜欢保守一些的女人。

第二天早上，宿舍里的女生问笑茵昨晚上到哪里去了。她说回家了。她们就笑。她就问她们笑什么。她们问她，你说呢。她红了脸，争辩着说，她就是回家了嘛。有人就笑着说，昨晚上她母亲很晚的时候给宿舍里打电话，问她回来了没有。她的心一激，继续听她们说。她们说，她们告诉阿姨，笑茵没有回来。她想，完了，让母亲知道了。这是最让母亲伤心的事。她坐到了床上。她们仍然笑着，看她这样子，就又往下说了。后来阿姨又打来电话，她们就说，笑茵正在楼底下送余伟呢，阿姨再没打过电话。她笑了，脸红得连自己都觉得过分。的确，她实际上是一个传统的女人。过去她始终认为自己很先锋。

这一天，她们都很想念对方，但又都很满足，没有给对方打电话。

夜深了，余伟照例上网。早在美国学习的时候，他就建立了自己的专业网站，有英文和中文两个版，来浏览这个网站的人很多。北方大学的校长刘子奇教授也是在网上认识余伟的，他和余伟有过深入的交流，给余伟发过三个电子邮件，盛请余伟来北方大学工作。2000年秋天，余伟怀着感动终于来到了这所国内重点大学。刘子奇很重视余伟的网站，给余伟划拨了专门的经费来运作它。余伟回国后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网上度过的，只可惜这里的网络建设太慢，上网的速度又跟不上，来浏览他的网站的人非常少。今天，他终于看到有一些学生在他的网站上发表作品了。他还收到几个电子邮件。其中有两个邮件很有意思。一篇是写一个独生子女上大学时的尴尬处境。她什么也不会做，但什么也不愿意居人之后。父母就住在本市，每天都要打电话，每周都要来一趟学校，给她买好用的东西，就连她用的牙刷也是她父母买的。她做的事，就是学习和花钱玩。她在进校的时候，高考成绩是全班最高的，可是一上大学她就厌恶学习了。一年以后，她成了全班倒数第三。她的心理彻底崩溃了，高傲与自卑，自恋与自弃，使她对未来充满了不信任。她不愿意在宿舍里住，也不想和父母一起住，于是就租了学校附近农民的房子住。她几乎和同学不来往，也开始厌恶父母对她的娇惯。后来，她和一群社会上的流氓混熟了，最后居然吸了毒。现在她已经是大三的学生，也已经知道自己的处境很危险。她把自己的经历写成了文章寄给余伟，希望他能帮助她，但她只给余伟留了个网名：独生子女。另一篇还是一个独生子女上大学失恋时的求救信。她说，她的男朋友在暑假回来把她抛弃了，和另一个女孩子谈上了。她本来就受不了，更何况那个女孩子比起她来简直太丑了。她说她自杀了一次，被救活了，可是她的男朋友并没有就此收心。她现在觉得活着没什么意思了，希望余伟给她一点援助，最好把她的男朋友给“收”回来。她也没有留下真名，仍然只是个网名：情有独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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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茵告诉余伟一件奇怪的事。他们女研究生楼上最近连连发生失盗现象，女研究生的内衣内裤一旦晾在外面，就被人偷盗了。她的一件内衣也丢了。

“真恶心！偷什么不好，偷人家那些东西！”笑茵摇着头，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我不这样认为。我在国外的时候……”

“你能不能不说‘我在国外的时候’这几个字，多别扭！”笑茵嗔道。这是他们正式接吻确定恋爱关系的第七天。他们是在网上认识的，一周以后，他们就在现实中见面了。互相都很满意。笑茵唯一对余伟不满的就是，他老是把“我在国外”当做开场白。刚开始时，以女孩子的虚荣心，她还是颇有些自豪感，后来宿舍里的女生说他像《围城》里的某个人物时，她也就觉得他有些愚了。

余伟也不生气，继续说：

“在国外，这种现象实际上很多，尤其在美国等一些工业文明很发达的国家。我的意思并不单是说发生的事件比我们多，还有他们比我们重视这方面的研究与治疗。我也曾临床接触过好多病例。起初，我也觉得这些人的行为很恶心，后来我就不这样认为了。他们是有病，有心理或者生理方面的疾病。他们是不得已而为之的。”

“我就不信，他们连自己的行为也控制不了。我看，他们是缺乏起码的道德羞耻感，已经构成犯罪，应该将其绳之以法。”

“太偏激了。你以为这些人不痛苦吗？你以为他们也想这样吗？他们也知道这样不合适，可是他们由不了自己。再说，这些人是怎么变成这样的？就是因为道德的束缚，使他们有了心灵上的疾病，如窥阴癖，露阴癖——你还没听过露阴癖吧，就是专门在异性面前露出他的那东西。你大概没见过吧？”

笑茵就笑，虽然没有回答余伟，但却想起了上初中天天挤公共车的时候。那时候，招手停啊什么的还没有，所有的人都挤公共车。班上有几个坏男生，一下课就在那里大声地说一些下流的事情。实际上有时候，他们是专门说给他们女同学听的。听他们说，他们经常在车上碰着一些男的，专门把那东西掏出来，在女人身上蹭。真恶心。她们好奇，可是既不敢看，又想知道是不是那样。最终还是没看到。上大学的时候，女生楼上住了一层男生。中间的楼层旁就是厕所，有很多男生在夏天的晚上，常常光着身子走来走去，若看见女生来了，还特意那样。有几个女生爱看。她们宿舍就有一个，一到晚上，她就讲一些男人的事情。说真的，她虽然觉得恶心，但听起来很过瘾。

余伟认为不能敌视那些人，他们就是因为被周围人歧视、无视，因为他们内心的自卑，还因为他们不幸的家庭生活才这样的，这不仅仅是他们的错，要说错的话，就应该还有社会、家庭和教育。

道理听起来是正确的，但笑茵还是气愤不过。无论如何，这件事发生在别人身上，这个道理就通了，可是发生在她自己身上，这个道理就有些强人所难了。

余伟为了说服笑茵，又说起一些他见过的变态狂的事情，说得笑茵越发害怕。她也想通了，不过，她不敢在宿舍里住了。

晚上，笑茵的父母要见余伟。余伟请他们到欧亚中心去吃饭。笑茵的父亲是一个作家，那种老派的很严肃的作家。年轻时候写过不少政治诗，后来写小说，主要写他在插队时的经历，实际上是杂农村题材和城市题材为一体的那种小说。他总是觉得自己来到这个世界上身负重任，虽然他也没有写出多么出名的作品，但他的这种精神还是令余伟感动。他在性格上是一个非常随和的人，话很多，总想和人交流。交谈的目的也很明确，就是要表达他对社会和各种事件的看法。他很高兴，他读过余伟的很多东西，包括他的心理学博士论文。余伟也是个文学爱好者，大学时读的是中文专业，发表过一些作品。在国外读博士时，他给国内的一些报刊投过很多稿，发表得更多了。不过，都是些感想式的文章，思想的内容远远大于艺术价值。

吃饭的当儿，笑茵就把她们楼上发生的事当笑话告诉了父母。笑茵的母亲一听很害怕，担心笑茵会出什么事儿。她是一个公务员，从来没有听说过这样的事。

笑茵的父亲一听，则大骂社会风气的恶化。他认为那种行为是不可饶恕的，但归根结底是社会造成的。他说：

“我插队的时候，倒是常常听说过这样的事。那时候吧，是社会不好，而且做那些事的都是些不怎么样的人。我上大学时，就从来没听说过这样的事。这种事怎么能发生在大学里呢？大家都在拼命地读书、学习，谁都很珍惜大学里的时光，哪里像现在的大学生，整天想着谈恋爱，浪费大好青春。你看，居然还有这样的事！”

“你呀，老觉得那时候好，现在社会环境不同了，你还是老脑筋。”笑茵的母亲嗔道。

他一听，更生气：

“咱家邻居那个演话剧的老周，还得过梅花奖。他有一个九岁的女儿。有一天，他气愤地说，他在楼门口曾看见几个小孩子在摹仿着电视里的床上镜头，他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那些孩子还不是咱们楼上的？他说，他现在就非常为自己的女儿担心，害怕出问题。可怎么能防得住呢？你总不能天天跟在她后面，也不可能禁止她跟社会接触。真是叫人担心哪！”

余伟说：“在国外，人家就不一样，很早就给孩子进行性教育。不光是学校里有这样的教育内容，即使是家长也不怎么忌讳，所以他们对性有一种开放的认识，不神秘，不像我们现在这样，把这种现象视为禁区。人有一种心理，就是越是禁区越要闯。”

余伟给他们讲他在国外目睹的种种现象，老作家大概早就不高兴了，委婉地打断他的话：

“现在的年轻人，一说就是国外，仿佛国外的什么都是好的，我们的什么都是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