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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京54岁生日 金正日贺寿 普京低调(组图) 新闻晨报


朝鲜媒体10月7日报道说,朝鲜领导人金正日向俄罗斯总统普京贺寿。
据报道,在普京54岁生日来临之际,金正日向他表示祝贺,祝愿他在俄罗斯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上取得更大成功。
1999年12月31日叶利钦辞去总统职务,任命普京为代总统。2000年3月26日,普京顺利当选俄罗斯总统,2004年再次当选。普京酷爱体育,曾获桑勃式摔跤健将、柔道运动健将及功勋教练称号,喜欢游泳和钓鱼。他能讲流利的德语,有两个女儿。在“个人问题”上,普京一向低调,不喜张扬。在2002年他50岁寿辰的时候,俄罗斯百姓们本希望为他隆重庆祝一番,但不事张扬的普京却没有参加任何贺寿活动,而是去摩尔多瓦参加独联体首脑峰会了。


车臣青年挥舞旗帜站在普京大幅画像前,画像上写有“生日快乐”字样。
车臣首府格罗兹尼数千青年人集会庆祝普京54岁生日。
旗帜上书写“健康、快乐、成功”。 车臣首府格罗兹尼青年挥舞国旗人庆祝普京54岁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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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安门广场上的庆祝活动开始了。“毛主席万岁!万万岁!”的声浪此起彼伏,使斯诺感到茫然。

  毛泽东把他叫了过来,让他站在了天安门的正中央,翻译冀朝铸正好站在了他们身后。摄影记者杜修贤急忙抢下了这个镜头。

  第二天,经周恩来总理精心安排的这张照片发表在了中国的各大报上。

  毛泽东把斯诺请到天安门上的用意,许多人都不甚清楚,就连当时的美国中央情报局也忽略了这一重要情况。事后基辛格在他的回忆录中说:“毛泽东和周恩来对我们敏锐地观察事物的能力估计过高,他们传过来的信息是那么转弯抹角,以至于使我们这些粗心大意的西方人完全不了解其中的真意。10月1日,中国国庆节那天,周恩来把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和他的妻子请到天安门城楼上,站在毛旁边检阅一年一度的国庆节游行,而且照了相,这是史无前例的。哪一个美国人也没有享受过这么大的荣誉。这位高深莫测的主席是想传达点什么。斯诺后来自己谈论这一事件时指出:‘凡是中国领导人公开做的事情都是有目的的。’事情过后我才终于理解到,毛是想以此作为象征,表示现在他亲自掌握对美国关系,但是这在当时真是一种远见卓识。我们在关键时刻理解不到他的真意。事情做得过分微妙,反而达不到通信联络的目的。”

  的确是这样,毛泽东是要用这样一种方式,向美国总统传递这样的信息—中美关系要解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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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定这次会见只是礼节性的15分钟,实际却按照毛泽东的意思延长到了一小时零五分钟。在会谈中毛泽东是那样地机敏,但会谈一结束,疲惫的他却不得不在沙发上静坐了 30分钟,随后即卧床休息。也许有心人会注意到有关这次会见的报道中没有出现“神采奕奕”、“身体非常健康”一类的用词。

  在这以后,毛泽东讲话越来越困难,到最后一年时间里,只有长期在他身边工作的人员才能听懂(有时是根据口形猜测)。他在与人谈话时需要工作人员逐句“翻译”。

  1973年8月24日,毛泽东主持召开党的“十大”。帷幕拉开之前,他是由工作人员搀扶到主席台上就座的。会议结束时,他是等全体代表退席后才让工作人员扶走的。所以,在“十大”的新闻纪录片中,既没有毛泽东入场的镜头,也没有他退场的镜头。这是他最后一次出席党的全国代表大会。

  毛泽东身体的骤然衰老同样也躲不过摄影记者的镜头。

  1972年初,毛泽东第二次病倒后,情形发生很大的变化。在会见尼克松时,他们这些常常看见主席的人都禁不住吃了一惊,毛泽东犹如化妆般地迅速苍老,矫健的步伐被沉沓的蹒跚取而代之了。

  这是多么令人心悸也令人忧虑的现实啊!虽然那高高耸立的红墙可以阻隔人们的视线,可没有什么能阻隔再现真实的镜头。一种从未有过的惶恐化为沉重的阴影笼罩在大家的心上。

  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人,是不会忘记伟大领袖那神采奕奕、迈着矫健步伐登上城楼的日子,激动人心的场面和激动人心的形象被人民完好地收藏在心里,而当时任毛泽东的专职摄影师的记者更是留下了许多精彩的镜头。随着岁月无情的流逝,形象感觉的偏差越来越大。当杜修贤担任毛泽东的专职摄影师后,他却为获得一张对得起亿万人民的照片而绞尽脑汁。

  为了弥补这种偏差,杜修贤和他伙伴们几乎施展了浑身的解数—形象不够角度补,脸色不好光线补,还利用侧照、仰照、远照等技巧避开病态的表情,寻找把握“传神”的瞬间……

  手里的相机沉重了,他们的心更加沉重。

  他们的沉重和胆怯还不仅仅是来自毛泽东的拒绝,毛泽东不愿意将自己苍老的形象过多地曝光,这个心思他们能理解。

  他们的沉重和胆怯更多的是来自“四人帮”的指责。

  每次开启快门后,留在胶卷上的形象让人焦灼、失望又是那样无可奈何。因为他们拍摄毛泽东会见外宾的片子都要经过中央领导人审看。一般是总理先看,看后就送到钓鱼台给住在那儿的王洪文、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审看。

  几乎每一次审片都要遇到相同的话题:毛主席的形象没有拍摄好!

  江青有一次用疑惑的眼神看着杜修贤,问:“老杜,我最近才去主席那里,他的身体很好嘛。你们怎么拍成这个样子?”那话里的含意再清楚不过了—你们是不是故意将主席拍成这个样子?其实,要论去主席那里,江青绝没有记者们去得多,他们虽然不知道主席的身体病情,但主席的形象他们心里是有数的。江青这样一问,在他们本来就沉重的心上又增加了一种恐慌。

  姚文元分管新闻,片子都要经他审看,有时他并不多说什么,只是听到别人说这说那时也插上几句,往往一句就噎得你够呛:“你们照不好毛主席,全国人民会骂死你们的。”

  张春桥说话阴:“越拍越没经验了,奇怪。”

  王洪文好像心思不在审片这样的小事情上,倒是很少听到他的责难之词。

  神化的力量是难以置信的。有时照片刚刚见报,电话铃声便会震耳欲聋,心理防线过于森严的读者,会毫不客气地将责难之词劈头盖脸砸过来:“为什么将毛主席拍得苍白无力?”“你们是资产阶级新闻还是无产阶级新闻?”……

  杜修贤至今还记得有一封人民来信上这样写道:“我们对人民日报上刊登的5幅照片深感不满。我们以为,这样的照片,是一起严重的政治事故,是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光辉形象的诬蔑,是广大工农兵革命群众所不能容忍的。”

  长期置身在这样沉重、紧张和压抑的环境中,杜修贤觉得自己的精神都快崩溃了。一段时间,竟害怕电话铃响,那悠长悠长的铃声,每响一下,心就蹦跳一次,似乎预告某种最惧怕的事情来临。

  他们满腹委屈,却要镇静自然地将责难之词整理成书面材料,送给总理阅示,及时向他汇报外界对中央外事协作组的反应。

  对待这个问题,总理有时不像他们那样紧张,他看看手里的“状纸”,再看看一脸苦涩的杜修贤,居然会像打开折扇似的舒展眉头,笑出了声。

  可杜修贤心里沉甸甸的,实在笑不出来。

  “老杜,群众反应是对的,但是你不要有问必答,更不要背包袱,你看这句话……”总理取下老花镜,在纸上的某一段话下面划过,“这几句话显然是不符合客观情况嘛,是红卫兵的语言。这些你就不要去管它了。这不能都怪你们!”

  杜修贤不知怎的鼻子酸酸的。在欲诉无语、欲哭无泪、最需要鼓励和理解时,有总理这么一句话,这委屈这苦涩这沉重……也认了!

  他离开西花厅时,尽管挎相机的肩头又沉又酸,但心里轻松了许多。

  为了主席的眼睛,周恩来指示把拍摄时间限制在三分钟。这下可让那些平时从容不迫的摄影师慌了手脚。

  1973年春季,毛泽东患白内障多年的眼睛,视力急剧下降,愈发讨厌耀眼的摄影灯在他书房里闪来闪去。因此,中央办公厅的领导给“红墙”摄影师们打了个招呼,可能在主席那儿拍摄还要作些新的规定。

  从70年代起,外国首脑大凡踏上中国的土地,就会有个急切要求:我们要拜会毛泽东,并以一睹“东方巨人”为快为荣。

  毛泽东身体状况日衰,而外宾求见的要求日盛。八旬老人面临的是纷至沓来的友谊之手,这能拒绝吗?犹如人不能拒绝空气一样,毛泽东也不能拒绝这些热忱的请求。

  这天下午,杜修贤刚在人民大会堂拍摄了总理会见外宾的场景,照片和电影胶片也刚冲洗剪辑好,等总理的空隙见缝插针,送他审看。

  “文化大革命”以后,总理规定拍摄人员,外事活动结束后两小时,新闻照片要到他手里审发;三小时内电影电视片要投在幕布上。当时杜修贤他们机子里装的是 32度电影胶片,冲洗工艺比较复杂,从冲洗到看样片,最快也要一个多小时。有时他只好少剪点电影胶片,一卷好快些照完。像流水作业似的,他边拍边叫人不停地将胶卷往社里送,这样可以节省不少的时间。

  杜修贤等了一会儿不见大会堂来电话,估计总理正忙,没有时间审看片子。他也想来个见缝插针洗个澡,不料这“针”还没插进“缝”,总理那边来了电话。

  “老杜老杜,快、快,主席见客!”杜修贤慌忙跳出浴缸,也来不及擦干身子,湿漉漉套上衣裤,抓起相机,就水淋淋往门外跑。跑出门才听清楚,刚才总理电话说主席晚上11点见客人,现在叫他们去大会堂。

  怎么这样紧张?是不是总理要审片?

  杜修贤等人一进大会堂就径直往总理常看片子的西大厅走,到门口一看,总理不在。服务员告诉他,总理在东大厅。总理见他到了,看了看表,做了个手势叫他坐下。

  借着灯光杜修贤观察总理的神情,好像有什么话要对他说。

  “最近主席视力下降厉害,你们知道吧?”

  杜修贤点点头,但他已意识到不妙。

  “医生建议主席少用摄影灯,要避免强烈光线的照射。我找你们来,是给你们下道命令,从今天开始,只给你们三分钟的拍摄时间,多一分也不行。时间一到立即关灯。”说到这,总理将严肃的目光投向杜修贤,“老杜,你负责指挥好。”

  三分钟?!杜修贤和他手下的工作人员惊讶地交换了一下目光。

  “谁要违反规定,我不找别人,就找你这个头儿!”总理不容置疑的口气把杜修贤想放宽时间的请求全堵在嗓子眼儿里了。

  别无选择。他们只能如此。

  宴会后,总理在西大厅看了电影电视片,他没提什么意见。

  放映完,他们收拾好东西,就驱车去“海里”。“海里”是工作人员对中南海的简称。

  毛泽东住宅外很静,微风徐徐。不远的中海映着一轮朗月,皎皎月光随着波动的水纹,星光跳闪……这恬静的夜晚,杜修贤却无法平静,心里老想那“三分钟”。

  杜修贤踏上极为熟悉却又陌生的台阶时,发现失去了以往的镇静和从容,汗老是密集地渗出来,本来就潮湿的内衣,显得更加闷气、黏糊,很不舒服。

  毛泽东书房里没有人,他们赶紧放线架机子。

  “三分钟能够吗?新闻片放一次还要五六分钟。”

  “主席的神态要慢慢等,三分钟光拍也来不及,别说等了。”

  拍电影拍电视的记者在一边嘟嘟囔囔的,杜修贤的心情更烦躁,勉强压住阵阵攻心的虚火,说:“今天,咱们先试试,万事只有开头难。你们还比我强一点,机子可以转足三分钟,回去可以剪辑,多少有个余地。我呢,只能一张一张地按。每张都要成功才行。你们说三分钟我能按几张?我心里比你们还急。可这是总理的指示,咱们得听啊!千难万难,咱们不能再给总理添难了。主席的眼睛不到这么严重程度,也不会这么限制我们的。再说咱们到底还有三分钟时间,抓紧点,估计还是够用的。”

  大家这才不吭气了,埋头整理手里的机器。他们谁心里都清楚,为了毛泽东的健康,周恩来操的心最多。他今天只给我们三分钟也是事出有因,无可奈何之举呀!

  第一次的“三分钟”难关他们终于闯了过来。

  握手一分钟,关掉摄影灯。他们微微地松了一口气,等客人就座,开始会谈,他们又进去拍一分钟会谈的镜头。最后,毛泽东站起来送客人,他们再拍一分钟。

  开始,他们不太掌握毛泽东的病情规律。会谈刚进行时,毛泽东的精神面貌不佳,头无力地倚在沙发上,照出照片显得无精打采。后来渐渐发现,稍晚一点进去,毛泽东的情绪要好一些。有了经验,他们便摸到了三分钟摄影时间的最佳分配,冲洗出来的镜头效果也要比刚开始好一些。

  路是人走出来的。几个月后,三分钟的摄影时间好像也不那么紧张可怕了,不说绰绰有余,倒也能从容自如。

  可是“好景不长”,刚摸到了三分钟的最佳分配规律,领导又对他们说:“要尽量减少开灯次数,只拍一次握手的镜头,告别握手就不要再拍了。电影电视放映告别镜头时可重复使用见面时的握手镜头。少开灯,对主席的眼睛刺激也少一点。”

  这样显然对杜修贤不利。主席和客人见面时,精神有时没提上来,留在镜头里的表情往往是平淡、漠然甚至是呆滞的。

  会见活动每人能有两次握手的机会,而属于杜修贤拍摄的瞬间只有一次。

  他走出书房,左想右想,总觉得主席握手的镜头没把握。

  和以前一样写请示条递给里面的总理!可递出来的条子,不像以前指示明确,只有三个字—“视情况”。

  杜修贤想总理可能也为难,叫他们自己灵活掌握情况。

  可他们不怕“死”,就怕“活”。一灵活他们就无所适从,不知视什么情况,什么情况叫行,什么情况叫不行,是个什么样的标准。总理为难,他们更为难哪!

  没有办法,他们几人只好轮流将眼睛贴在书房的门缝边,费劲地往里瞅。这三分像记者七分倒像小偷的滑稽举止,让站在门外的卫士掩嘴窃笑。但他们也管不了那么多,目不转睛地望着毛泽东,只要见毛泽东情绪好,只要见客人要告辞就拿着机子往里跑,迅速抢拍。如果偷看到最后,毛泽东仍情绪不好,他们只好偃旗息鼓,悄悄收兵。

  国庆节,斯诺被毛泽东请上了天安门。很可惜,斯诺在中国的新闻竟没能引起尼克松注意。

  进入70年代,毛泽东虽已步入暮年,但是他的思维仍然非常活跃。他反复思考和忧虑的是:中国的国际安全以及国际关系。

  在1972年内,他和周恩来—两位中国的巨人,他们在古稀之年以惊人的胆略携手打开了冰冻多年的中美、中日关系之门。这一英明之举,使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关系发生了急剧的 变化,掀开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史上新的篇章,也在他们合作史上写下了闪光的一页。

  中美、中日外交关系的确立,迅速改变了世界格局。为中国后来的对外开放跨出了关键一步。 

  长期以来,孤立和遏制中国,一直是美国在亚洲推行侵略扩张政策的重要内容。

  1969年1月20日,尼克松就任美国总统后,他意识到不改变这种政策,美国就无法摆脱在亚洲的困境。美国要有效地对付苏联,也必须改变过去的反华政策。他立即指示基辛格“探索同中国人民和解的可能性”。

  同年3月,尼克松在访问法国时对戴高乐说:无论困难多么大,他决心要同中国进行“对话”。不久,又正式请求戴高乐把美国谋求同中国对话的设想转告中国政府,接着又分别要求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和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把他的想法转告中国领导人。

  从中国方面看,自中苏关系破裂之后,苏联已成为对中国安全和世界和平的主要威胁。为了中国的自身安全和利益,毛泽东和周恩来也作出决策,争取改善中美关系。

  1970年10月1日,天安门广场照例举行盛大庆祝活动。当一个高鼻子外国人和他的妻子走出电梯的时候,周恩来总理迎了上去,用他那有力的手,握住了这个老外的手,说:“欢迎你,斯诺同志。”

  当斯诺知道他是第一个被邀请上天安门的美国人时,他很兴奋,说:“我真是第一个被邀请上天安门的美国人吗?”

  周恩来肯定地点了点头。

  斯诺是一个充满好奇心的记者,要不是充满好奇心,当年他会到陕北红色的土地上去吗?

  今天,他登上天安门,依然是那个充满好奇心的记者,他对这座东方城楼上的一切都觉得新鲜,甚至觉得眼睛都不够用了。

  “毛主席叫我请您来,您是中国人民真诚的朋友。”周恩来的声音响在耳边。

  斯诺也很动感情地说:“当年我穿过封锁线去找红军,第一个见到的红军领导人就是您。”

  回忆起往事自然都很高兴。斯诺还记起,当时周恩来用英语和他交谈,他很吃惊。

  周恩来也回忆起当时给这位外国记者安排的采访路线,说那时没有汽车,只有一匹马给他骑。

  “当年您安排我见毛主席,采访红军,这在西方来说是独一无二的。今天我上天安门,也是……”

  周恩来以政治家的语气说:“在中美关系相互隔绝的情况下,你三次访问中国,今天还上天安门参加我们的国庆活动,这是一件独一无二的事情。”

  “我又有独家新闻了?!”斯诺显得很兴奋。

  这时,电梯又一次打开,毛泽东的身影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

  周恩来和斯诺迎上前去。此时,毛泽东已经步入老年,和斯诺印象中的毛泽东有了很大的变化。

  “主席,您看谁来了?”周恩来用他那特有的江苏口音普通话说。

  毛泽东显然已经认出了斯诺,他笑了,说:“斯诺先生,老天保佑,我们又见面了。”

  斯诺感到,毛泽东虽然老了,但他说话还是像当年一样地有趣。他把自己的妻子介绍给毛泽东,毛泽东热情地和他们握手,对他们表示欢迎。

  周恩来又向林彪介绍斯诺,他对斯诺说:“这是林副主席。”

  斯诺和林彪认识,在延安时他采访过这个著名的红军将领,所以他说:“林彪将军,我们又见面了。”

  林彪说:“斯诺先生,你是毛主席请来的,我们热烈欢迎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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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毛泽东的晚年生活:一个骤然衰老的毛主席 中华网

摄影记者怀着神秘的心情第一次走进毛泽东的客厅,无比惊奇地发现这里是书的海洋。毛泽东像普通人一样和他交谈,亲切的感觉油然而生…… 

  1970年元月,新华社摄影记者,也是担任周恩来专职摄影记者的杜修贤接到通知,他将同时担任毛泽东的专职摄影记者。

  多年从事政坛摄影,他有一种重如泰山的压力和责任。然而对担任毛泽东专职摄影师这一重任,他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能否胜任没有把握。这时,他倏然想起一句古诗:高处不胜寒。

  难道这就是冬季的机缘?

  他曾问过办公厅的领导:“总理一个人的活动就够我忙的,又加个主席……这怎么忙得过来呀!只是管主席一人,还是两人都管?”

  “当然都管!”领导口气十分干脆,没有商量的余地。

  他是个痛快人,做事不喜欢拖泥带水,既然这样,与其犹犹豫豫不如干干脆脆答应了。虽然他从60年代就走进中南海,成为一名出色的“红墙”摄影师。他跟随在总理身后,为当时的第一代党中央领导人留下了许许多多的精彩瞬间,这其中也包括了毛泽东。但毛泽东在他的记忆里有时仍有一种朦胧的感觉,好像他沉默、忧郁。在他身边工作过的人都讲毛泽东没有架子,讲话很风趣,一举一动都带有诙谐的成分,特别是浓郁的湖南话,使得本来就很有诗意的语言更加悦耳也更加难懂,为此工作人员们没少闹笑话,待主席明白他原话已被别人理解成驴唇不对马嘴的意思时,他自己也会跟着一起大笑,丝毫没有一点责备的意思。但由于没直接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过,所以杜修贤对毛泽东仍有一丝神秘感……

  杜修贤接到毛泽东秘书的电话,说主席要接见外宾,叫他立即就去。这是走马上任的第一次拍摄,也是他第一次走进毛泽东的游泳池。

  他走到这幢普通却不寻常的平房前,决然料不到它是毛泽东一生最后十年的住处。

  他第一次走进时,因为充满好奇神秘,目光不由得环顾四周。书房里的情景并不像脑海里所想像的那样富丽堂皇,明光闪亮,甚至有点灰暗、陈旧,厚厚的紫色窗帘挡住了户外的阳光,屋里亮着灯,使得本来就很简朴的陈设愈加简朴。构成灰色主调的要算那贴满墙壁的线装书,一排排一层层一摞摞砖头似的书摆满了环屋的书架,许多书里还夹着白色的纸条,这是读书人留下的思考和阅读的记号,猛一看还真像商店货架上的价码标签呢。

  除了惊人的书“海”外,醒目的陈设要算客厅中间摆成月牙形的沙发和挤在沙发之间的三角茶几。沙发旁摆着落地台灯,茶几上整齐地放着一摞纸巾、国产烟、青瓷烟缸和青瓷茶具,茶几下面有几只白色痰盂……一切都非常普通也非常亲切。

  这时毛泽东从他的隔壁房间走了进来,杜修贤正背对着门测光,没有看见,待转过身时,主席已坐进了沙发里,他竟一点没有察觉,自顾选镜头,无意间发现镜头里怎么有个人,一骇,是主席!他忙放下相机,默默地立在原地不敢动……毛泽东似乎也没有注意他们,他拿着一本厚书,目光透过手里的放大镜,正细细地慢慢地在字行上移动。

  杜修贤和拍电影拍电视的两位记者生怕惊动主席看书,就悄悄地出来,到外面的过厅里等着。

  主席的机要秘书这时告诉杜修贤:“主席常提到你呢!”

  “提到我?”杜修贤不相信地直摇头,“我从没跟过主席,他怎么熟悉我呢?”

  “真的哎。主席不止一次说过你手快,抓神抓得准,动作也快。真的,你是主席点名要的将。”秘书的神情很认真,不像是开玩笑。

  他想可能主席常看见他拍的新闻照片,才这样说的。

  杜修贤只是笑了笑,好像不以为然似的。其实他心里很高兴。但他知道毛泽东是不爱面对镜头的,记得有一次,他和中央新闻摄影小组的几个人想趁主席在大会堂开会之际,为他照一些正面的标准像。准备提供给画家们使用。因为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画像要更换,画家需要临摹的样本,这个拍摄“样本”的任务就落在了中央新闻摄影小组几个记者的身上。几个记者就在会议室外的大厅里架好大照相机,等候毛泽东开会出来。过了不一会儿,毛泽东走了出来,就是人们记忆里的那种大步流星的步伐,估计办公厅主任已经通知他,有拍摄正面像的任务。他大概看出摄影师们的用意,就径直走来,在为他摆放的椅子上坐下,但表情很严肃,好像在进行什么重要仪式似的。

  杜修贤知道主席不喜欢面对镜头,就赶紧手忙脚乱地对焦距,想早点照完。可是他一看取景器,却傻了眼,明明镜头是正面对着毛泽东的,怎么……眨眼工夫就转了向,镜头里毛泽东是侧面!这是怎么回事?他还以为是椅子没有放正,可是一看,椅子是正的,毛泽东却侧着身子。不仅头部侧着,连整个身子都侧着。主席为什么要侧着脸照相?是要照侧面像,还是不喜欢面对镜头?猜来猜去,杜修贤也猜不透主席此时的心思。一般标准照都是正面像,杜修贤又不敢擅自做主给主席照侧面像。大家一边直着急,可谁也不敢上前提醒主席坐正。干脆,大家将大相机连架子端起来,顺着主席的姿势移了半个圈,直到又一次镜头对准他。

  毛泽东一声不吭,满脸不快地望望黑幽幽的镜头,幸好没有再侧转身子。他们赶紧利索地抢拍了几张就关了机子,好让主席早一点“解放”。以为一拍完,主席会马上离开拍摄地点,谁知他见关了机子,倒不慌不忙站起身,掏出香烟点燃,深深地吸一口,接着又轻轻放出,一缕烟雾在他眼前飘散,好安逸!

  大家见主席放松了,也跟着松了口气。

  后来发现许多次他都这样,只要你不将照相机镜头笔直地对着他,即使灯光忽闪忽闪的,他也会谈笑风生,神情自若的。他并不是拒绝所有的镜头,而是喜欢记者在他轻松自由中拍摄他。

  过了一会儿,秘书进来说外宾要到了。

  因为毛泽东不喜欢记者围在四周,更加讨厌闪光灯,所以,他会见外宾只允许一个摄影记者在跟前。如果有外宾带来的记者,只要是摄影记者,就一律拦在门外。

  外宾的车子已停在了门口。主席放下书,十分利落地站起高大魁梧的身躯,弯腰将烟头按在烟缸里,快步朝门口走去。1970年,主席看上去身板还硬朗,脸色也红润,常从眉宇间流露出人们最熟悉的慈祥。

  外宾由周总理陪同走进客厅。杜修贤飞快地按动快门,因为他能把握最佳瞬间,拍这样的照片往往是又快又好。

  毛泽东随客人一同落座。

  镜头里—毛泽东正和外宾谈笑风生,将他精辟的论点和英明的预见交给来过这里的客人。聚集着伟人思想的小小空间将成为影响全球的支撑点,毛泽东充满了自信。

  喀嚓,喀嚓,快门不住地响动。

  看见毛泽东兴致勃勃,神采奕奕,大家心里都有一种幸福的感觉。

  会见时间一般不会很长。客人离去时,毛泽东总是坚持将客人送出客厅,穿过放着乒乓球桌的房子,走到通往室外的过厅门口,主席这时才止住送客人的脚步。

  过厅不大,一扇门通向外面,人们进进出出都从这扇门里走。过厅里靠窗有一排沙发,工作人员常在这里等客人或是休息。

  杜修贤见主席送客人到了过厅,估计不会再有新任务了,就收拾机器,准备离开。

  “老杜!”

  主席送走客人,转过身用浓重的湖南口音喊道。没有想到,这个在中南海干了10年的摄影师一个最难忘、最幸福的时刻就这样降临了。

  他激动地走上前去,紧紧地握住那双温暖的巨手。毛泽东笑眯眯地问:

  “老杜,你是么子地方人?”

  “陕西米脂。”

  主席在过厅的沙发上坐下,从茶几的烟盒里取出一支雪茄烟递给他,这简直不可思议!连他会吸烟主席都知道。他没好意思接,从自己的口袋里掏出烟,“主席,我抽这个。”

  “哎!吸这个烟,这个烟有劲哦,不习惯吗?”

  杜修贤见主席手这么举着,连忙接了过来。

  主席自己又点了一支雪茄烟,顿时,雪茄烟特有的芳香飘袭而来。“会吸这个烟才叫会吸烟呃!”

  杜修贤笑了,用手小心摸了摸这粗黑、外面还裹着塑料膜的进口雪茄烟。没抽,而是点燃了自己的香烟。毛泽东凝着眉,用手指头敲了一下自己闪亮的大额头。

  “陕北有句顺口溜—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清涧的石板瓦窑堡的炭。可惜啦,你是个汉子。”

  毛泽东虽然湖南口音很重,但这几句陕北顺口溜愣就学得有那么股子陕北黄土坡的土腥子味。

  他笑着连连答应:“对的对的,就这么说的。”

  “米脂风水好,出皇帝。李自成就是你们米脂人。他也是个汉子,看来,米脂也出汉子嘛!”

  这一番话勾起了杜修贤遥远的回忆。

  “穷则思变!所以,米脂出了个李自成。米脂的汉子自古有出来闹革命的习惯嘛。”主席又和他开玩笑地说了起来。

  接着,主席讲了许多红军在陕北的趣事。今天,杜修贤已想不起来这些趣事的内容,只记得当时主席很开心,和他一起哈哈大笑个不停。

  毛主席身上的灰色中山装似乎掩盖不住他诗人的浪漫气质,明明是笔挺的毛料服装,他这么一穿,什么样都没了,松松垮垮地耷拉在身上,每个细节都被勾画了出来。杜修贤看见他,一个口袋盖儿掖在口袋里,另一个则一半在里一半在外;衬衣领口的扣子没扣;袖口敞着……

  不过,眼前的毛泽东比心目中的毛泽东更有魅力,他活生生的叫人感到真实可信可亲。特别是他对生活细节的忽略,使他更像个男子汉,尽管他已是老人,但男子汉的魅力丝毫不减。

  谈完话,主席站起身,抖抖一裤腿的烟灰,走进了书房。

  离开主席住所,杜修贤想起了那根雪茄烟,他捏了捏,放在鼻下一嗅,带劲!原来,他留个心眼:这烟没舍得抽,悄悄地收了起来。

  这支雪茄烟杜修贤珍藏至今。在今天,也许有些年轻人感到他的举动似乎可笑。然而,这却是曾经生活在那个年代里的人民,对领袖爱戴和敬仰情感的真实流露。

  ★ 杜修贤怎么也没有想到,在担任毛泽东专职摄影记者期间,他的任务最艰巨,责任最重大。这是因为毛泽东的骤然衰老再也躲不过真实的镜头,而八方责难却向他涌来。

  “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的毛泽东,也无法背离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1971年,林彪事件发生后,78岁高龄的毛泽东与周恩来一起领导了对林彪集团的揭批查工作。精神上的打击和极度的劳累,使毛泽东的身体骤然衰老。

  1972年1月10日,毛泽东只在睡衣外套了件大衣就去参加陈毅的追悼会,结果着凉感冒引起了肺炎。就在那次追悼会结束时,在场的一位医生注意到,毛泽东在上汽车时几次想抬腿都未能登上汽车,最后在工作人员的搀扶下才上了车。同年2月12日凌晨,毛泽东由于肺心病加重和严重缺氧,突然休克,心脏也已经停止跳动。幸亏医生胡旭东、吴洁立和护士长吴旭君、俞雅菊等及时抢救,才缓了过来。闻讯从西花厅驱车赶到毛泽东住所的周恩来,也很久迈不开要下车的腿(当时周恩来也身患绝症)。如果抢救失败,后果不堪设想。

  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这是毛泽东重病脱险后的第九天。他的脚肿得很厉害,过去的鞋已经穿不进去了。为了准备会见尼克松,工作人员事先特地画了脚样,定做了两双肥大的圆口黑布鞋。尼克松抵京的当天下午,毛泽东就在住地会见了尼克松、基辛格等。当客人进门时,工作人员搀扶着身体虚弱的毛泽东站起来,向客人们致以问候。毛泽东为自己已不能用十分清晰的语言流利地表达意思向客人表示道歉。周恩来向客人解释说,这是因为毛泽东患了支气管炎的缘故。而尼克松在回忆录中却判断:“这实际上是中风造成的后果”。尼克松有所不知的是,毛泽东的病情实际比他的判断还要严重得多,书房的屏风后放置的就是应急抢救的医疗设备,医护人员正在隔壁的房间内待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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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BI:中国是头号窃密国 硅谷设办公室专盯华人 青年参考

美FBI设硅谷办公室专盯“中国间谍”

  美国华人斥其种族歧视 人人都需证明自己不是间谍

  近日,美国联邦调查局(FBI)部分官员的论调,又一次引发了“中国间谍入侵硅谷阴谋论”。

  “硅谷成头号目标”

  据美国《圣何塞信使报》和《每日评论在线》9月29日报道,两名华裔工程师被控窃取高科技公司机密一案,将于2007年1月开审。两名被告被控偷窃太阳电子计算机公司(Sun)、全美达(Transmeta)、NEC(日本电气株式会社)及美国泰鼎科技(Trident)4家公司的微芯片保安卡及其他商业机密,“协助中国发展半导体业”。联邦调查人员还指控这两名华裔工程师“涉嫌”与中国某市政府联合开办一家投资公司。

  在这两名被控的华裔工程师中,钟明(音译Ming Zhong)是美国永久居民身份,另一人葛岳飞(音译Yuefei Ge)则是美籍华裔。两人于2001年在旧金山国际机场候机时被联邦调查局特工拘捕。联邦调查局特工在拘捕两人时,在两人的手提行李箱内发现大量“怀疑为商业机密”的文件、属于两人雇主的太阳(Sun)公司和全美达公司的专用文件,以及怀疑从这两公司偷来属于这两公司的科技仪器。

  美国商业部出口执法组圣何塞办公室主管朱莉·萨尔西多很夸张地得出如下结论:“在美国商务部调查的案件中,有约1/3是涉及中国的。这些新型间谍不同于传统的特务,他们不是007式的特工,而是商人、学生或者学者。他们瞄准的目标不是军事情报,而是高新技术,因此,硅谷成了他们的头号目标。”

  要为此专门增设办公室

  美国联邦调查局反情报处前副处长戴维·苏斯迪更是危言耸听:“美国的盟国,比如说以色列和法国,它们也在偷窃美国的机密,但中国却是头号窃密国。只要你看看中国在研发领域的进展,就知道他们瞄准的目标就是硅谷。”

  据联邦调查局多名官员透露,为了应对“中国新间谍”,联邦调查局在圣何塞增加了一个经济间谍与反情报办公室,另外,联邦调查局还打算在帕洛阿图市设一个经济间谍办公室。

  遭美国华裔猛烈抨击

  针对美国媒体的报道和联邦调查局官员的说法,中国外交官和美国华裔进行了反驳与抨击。

  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发言人李建华(音)表示:“说中国是美国商业机密的头号威胁,这太可笑了。这样的说法不符合事实,美方根本没有证据表明中国政府派人到美国这么干。”

  美国的华裔人士对此说法也很愤怒,因为自李文和冤案后,美国华裔就常常成了美国科技与商业领域“间谍”的代表。圣何塞华裔协会的负责人乔治·柯就说:“FBI就是张大网,把所有的华裔美国人都装进去,这样每个华裔人士就不得不证明自己不是间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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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十料200万人围扁府 “让扁坐直升机上下班” 新闻晨报

台湾媒体报道,反贪腐倒扁总部在十月十日发起“天下围攻”行动,将号召两百万人从火车站集合,由重庆南路向扁府周遭蔓延开来,隔着拒马将扁府管制区团团包围。三天后,红衫军将再重返凯达格兰大道。

由于警方还没有公布国庆博爱特区的管制区,天下围攻的包围线也无法拟定,初步只能规画由火车站集合出发,红潮将由重庆南路蔓延开来,沿着封锁线包围扁府,并希望将官邸及扁府分隔开。总部人士私下撂话:“陈水扁就准备坐直升机上下班吧”。

至于天下围攻的具体计划,施明德7日将举行记者会对外说明,总部新闻总监张富忠也呼吁警方应该尽速公布封锁范围。

倒扁运动总指挥施明德昨天继续巡回基隆、新竹和桃园三地,但包括李新等重要干部都没有出席,而是留在台北会商天下围攻如何进行的种种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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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子等于白买? 中国居民住房70年期限惹争议 财经频道

中国房地产市场近年非常火爆,购买住房也成为中国富裕阶层的主要消费。不过,中国居民购买的住房并不包括土地,仅仅是房屋七十年的使用权,这个问题,在中国造成了许多经济学和法学上的困扰。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石山邀请曾在上海从事过法律工作的郭国汀和美国中国事务网站主编伍凡就中国房地产使用期限问题进行讨论。

记者:中国的房价这几年非常火热,上升的速度非常快,有些城市甚至每年百分之二十、百分之三十这样上升,但是中国房地产却有一个问题,因为所有的房地产在出售的时候,都只有七十年的使用期,这个问题被一些中国的专家称为一个“定时炸弹”。郭国汀律师,这个七十年是根据什么定出来的,是中国有这样的法律规定吗?

郭国汀:这个问题是非常有意思的问题,而且我们在大陆也办过类似的案子,也都涉及到过这个问题。据我所知,这个七十年的来源,它的起源是当时有些法学界所谓的专家参考香港的做法,但是他并没有考虑大陆的法律跟香港的法律或是情况完全不一样。

那么你讲到七十年,实际上也就是对所有的房地产,包括国有企业,像工厂、商店只有五十年不是七十年,只有住宅才是七十年。那么这个规定实际上就是你购房者,从本质上来讲并没有所有权,房地产变成只有使用权,而且使用的期限只有七十年,肯定是很荒唐的。

所有的土地跟房子等于白买,买了还得被全收走,等于你就花了这么高的代价使用了七十年而已。

记者:嗯,伍凡先生谈谈您的看法。

伍凡:我的看法,你要从根本上、根源上来讲,它就是很大的矛盾,名义上是公有,我租给你,租了七十年,再过七十年你还得跟我继续租,所以根本不是买房子,并且你租房子要一次租金付完,现在还要增加房地产税。所以这完完全全是在掠夺啦。

从世界各国发展经济的角度来看,土地完完全全归公有,那是非常落后的,仿佛私有财产但完全没办法保护私有财产。

记者:我看到一个例子,说在深圳八十年代盖的房子,也是七十年的使用期,那到现在快二十年了,这个房子现在卖,如果年轻人去买,比如二十多岁、三十岁,那么这个房子在他自己有生之年,可能就要被收回去,所以这个房子就乏人问津了。

伍凡:对。

记者:这样会对经济造成一些影响是吗?

伍凡:一定会影响,因为谁敢去买房子了嘛,因为你这不是私有财产,现在我只是租的一个房客,这土地上的房子,我等于说名义上归我所有,可是我不知道七十年后归不归我。

记者:那为什么中国房地产还是非常火热,房价还会拼命上升呢?郭律师谈一下吗?

郭国汀:这实际上是炒作造成的,再一个是泡沫经济嘛,房地产的价值远远脱离了它真实的价值。现在比如说上海,据我所知环线以内的价格,一般的上海人百分之九十九都买不起。买房的很多都是外地人,把房价炒上去之后从中牟取暴利,是这样的原因的。

记者:是说有利润的一个预期,虽然现在贵,但不到七十年我已经把它赚回来了。

郭国汀:对,很多人,中国大陆很多城市的房地产是这么个原因搞起来的。

记者:会不会是他们认为这个规定这么不合理,影响这么多人,到时候肯定会变,我们也不担心,会不会是这样呢?

郭国汀:你讲的因素是存在的,心理上的因素。因为大家都这么认为,反正你七十年不是对我一个人,是对所有人,所以那个规定本身是无效的,而且不符合正常的本来法律应该有的规定,买了就有所有权。

记者:越来越接近使用权的期限的时候,那政府会采取什么措施呢?伍凡先生。

伍凡:我觉得这个问题每一个买房子的人都稍稍心里都有这个阴影,七十年之后怎么办?所有的博克回答的时候,这个问题我的回答不了,大家的问题,大家到时候再解决吧,就是往后推。但是按照你这个,推到七十年之后怎么办,我想不到七十年,到三十年的时候这个问题一定会拿出来讨论,按照我的判断,一定会拿出来讨论。

你要么再延长七十年,要么一次解决,完全给老百姓,进行土地改革。只有两种可能,延长以后就到子孙后代,延长两代之后还拥有使用权,房子拆了重盖,还是你的,这是一种办法,第二种办法是土地改革。

郭国汀:有关土地改革的问题,我觉得实际上是恢复原状的问题,它还谈不上什么改革,恢复一九四九年前六法全书规定就行啦。就是土地私有化。这是解决根本问题的最重要的法律依据。

记者:我自己觉得,那我买房不如租房了,因为….

伍凡:是啦,这就是结果,你这个逻辑就是我前面讲的,这对土地使用者是非常不利的,不能让土地发挥最大的效应,经济的效应,还有对人权的保障根本没有作用。

郭国汀:这就是官员为什么特别热衷于跟房地产大商人关系搞得非常密切,国家损失一亿,他个人得到一百万他也干。

伍凡:我觉得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经济政策决定的,属于制度性的,制度原因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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贪官被模特情妇6次"拯救" 狱中完成长篇小说 民主与法制时报

风流贪官屡屡涉险,模特情妇一次次拯救其于水深火热之中,又最终抛他而去。对于湖南巨贪黄石山来说,这是一场横跨智商与情商的超级桃花劫。
  今年7月,被判处12年有期徒刑的黄石山在狱中完成了他的自传体长篇小说《红唇咒吻》。他期待着此书的出版能够帮助国际刑警组织将女主人公王湘妮捉拿归案。
“金融改革家”
  难敌红唇咒吻
  模特情妇两次“灭火”拯救贪官
  1995年6月,湖南株洲县信用社主任黄石山到县化肥厂考察贷款偿还能力。该厂为了抓住这个财神爷,任命年轻漂亮的女会计王湘妮为“公关经理”。在宴席上的首次邂逅,一下子将黄石山击倒。
  “黄主任,小妹敬你一杯!”王湘妮在浅斟细酌中对黄石山说:“很久前我就拜读过你的文章,想不到居然有缘能够和偶像作家同桌共饮。”
  一句“偶像”一下子活跃了宴席气氛,王湘妮红扑扑的脸蛋撩得黄石山春心荡漾。王湘妮不谈贷款之事,而是盛情邀请“偶像作家”赏脸观看她的时装表演。直到这时,黄石山才知道这位芳龄19岁的女会计原来还是株洲市最有名气的夜总会兼职模特。
  黄石山1963年出生于株洲县上冲乡八斗村一个贫苦农家,初中毕业后便无钱上学。在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里,黄石山一手握锄头,一手握笔杆,创作发表了多篇小说,成为当地小有名气的乡土作家,当地一所学校破格聘他为语文教师。黄石山后来以惊人的毅力考上自学本科,接着居然还获得了我国一所著名院校硕士研究生学位!
  凭着一篇洋洋洒洒长达6000多字的金融论文,黄石山顺利地跨进了县农行的大门,上班伊始便受命创建株洲县信用社,几个月后便被任命为该社主任,令该县金融系统一片哗然……
  “真是奇才!”王湘妮告诉黄石山:“我曾交过3个男朋友,这些人若有黄大哥您十分之一的志向,我也不会将这些人一脚踹掉。”
  相识4个月后的一个夜晚,两人越谈越投机。在一家宾馆,沐浴后的王湘妮在激情燃烧中献出了自己的香吻……在翻云覆雨后,黄石山塞给王湘妮两万元钱,王湘妮嗔怪道:“你把我看成什么人了?”
  这之后的第二天,黄石山便指示将数百万元的贷款打进县化肥厂的账上。
  从此,黄石山带着王湘妮到长沙、武汉、北京、上海、深圳等四处旅游,如同一对如胶似膝的亲昵情侣。
  就在黄石山焕发第二春沉浸于温柔梦乡时,经常夜不归宿引起了妻子姚菲的怀疑,她向黄石山提出离婚,黄石山喜出望外。
  “糊涂!”黄石山没想到,王湘妮劝他不要离婚。黄石山颇感意外,官员和大款的情妇们大都使出各种手段力求修成正果,不战而胜的模特为何将送上门的果实推出去呢?王湘妮的解释令黄石山为之动容:“我是在拯救你。想想看,你的事业刚刚起步,这个时候发生婚变会严重影响到你的前程啊!”
  按照模特情人的授意,黄石山马上回到家,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向妻子赔礼道歉和大表忠心,果然化解了一场婚姻危机。
  然而,事隔一年,黄石山再度陷入绯闻泥潭,搞得他焦头烂额。
  原来,信用社职工联名向上级机关举报黄石山耗资百万购买别墅金屋藏娇。黄石山如坐针毡,因为他让王湘妮辞去化肥厂会计职务,做“专职二奶”。黄石山在别墅的产权证上填写王湘妮的名字。黄石山深知,作为共产党员和金融干部,一旦查实他包二奶的证据,其党籍和乌纱帽就会同时丢掉。
  奇迹出现了!纪检人员在调查三天后无声地撤走。事后黄石山才知道,在风生水起的关键时刻,王湘妮魔术般地将别墅产权证换成了黄石山的名字,让他逃过一劫!
  红粉军师妙手打造“金融改革家”
  最令黄石山感动的是,王湘妮3次人流和一次刮宫手术从不向黄石山索取任何回报。正因为如此,黄石山决定启用铁杆情妇出任信贷部主任一职。
  就在两人的爱情渐入佳境时,由于黄石山业务判断能力奇差,推动工作的方式很肤浅,有关部门准备将其废黜。黄石山为了巩固地位而出奇制胜:人民银行株洲市分行在海南炒地皮造成8000万元贷款损失,黄石山挺身而出为该行买单;他还花了6000万元接管了3家与上级领导有关系的亏损企业。靠着不断为人买单,黄石山有惊无险地握紧了权柄。
  然而,1998年8月,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整顿金融三乱的126号文件后,黄石山的信用社被并入株洲市商业银行。黄石山过去的资金大窟窿成了悬在他心头上的一把剑。
  “亲爱的,不必担心,事在人为。”王湘妮为情夫献上了一个解套的锦囊妙计,黄石山拍案叫绝。黄石山迅速成立了湖南省为民担保公司、株洲县利民担保公司、株洲市聚金投资顾问公司、株洲市银联投资策划公司、株洲市鑫融投资公司、株洲市鑫旺投资公司、株洲市阳光典当行等7家金融机构,通过高达10%至25%“贴水”的办法,高额揽储,不到一年时间便非法吸储突破亿元大关。
  紧接着,黄石山大举投资实业,成立神龙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其旗下产业涉及房地产、酒店、旅游、娱乐等项目,产业遍布湖南省内、武汉、海南及广西北海等地。
  在王湘妮一连串的献计献策下,黄石山掌控的金融帝国连续两年在湖南省同行评比中名列第一,他成了当地的大红人,被誉为湖南“金融改革家”,黄石山因此荣升为株洲市商业银行副行长,主管信贷工作。
  光环闪耀的黄石山吃水不忘挖井人,很快就提拔王湘妮为商业银行第一支行副行长。
  想着自己这些年来恣意妄为欠下的诸多孽债,黄石山开始向情妇求解“行善积德”之道。王湘妮足智多谋:“办家医院吧,救死扶伤是最好的赎罪方式。”于是,黄石山从公款中拨出2000多万元,在株洲成立了一家私营医院,王湘妮摇身一变成了这家股份制医院的董事长。
  然而,“行善积德”没有消除黄石山的“原罪”。2003年6月,株洲市商业银行觉察到黄石山的非法揽储和个人腐败行为后,将他予以除名。惊恐万分的黄石山认为自己的罪行败露,打点行李准备逃到深圳避难。
  “别怕,天一时半会儿塌不了。”在山雨欲来风满楼之际,王湘妮处变不惊,使出了一个大手笔:她操纵黄石山投资3000万元,将位于株洲县城以南十几公里处的空洲岛买下来发展旅游业。
  “真心爱人”逃亡之旅独自远走高飞
  2004年7月,积蓄多年的株洲市金融风暴终于爆发了!挤兑风潮席卷整个商业银行。无法取到自己存款的1671名储户潮水般地涌到公安部门报案。家住株洲市芦淞区南湖街樟树坪2号的黄石山吓得一屁股瘫坐在地上,顿感大难临头。
  “傻瓜,你看这是什么?”王湘妮拿出两本去菲律宾的护照。
  2004年8月25日,在登上飞往菲律宾的班机前夕,王湘妮还授意黄石山以对外投资的方式将800万元打到了菲律宾的账号,作为他俩亡命天涯的保命钱。
  王湘妮在东窗事发后之所以选择逃亡菲律宾,是因为她有个远房表妹魏淑芬嫁给了菲律宾华人何庆忠,两人定居在菲律宾马尼拉。在魏淑芬的安排下,黄石山和王湘妮分别以林子堂和杜薇的身份住进马尼拉郊区的一家酒店里。
  9月上旬的一天,黄石山和何庆忠在一起喝酒时,他对何庆忠说:“兄弟,听说你还是个硕士毕业的高材生,呆在小公司里太委屈你了。反正我现在在马尼拉一切要从头开始,不如以你的名义,我给你50万,你去给我注册一家公司,亏了算我的,赚了我们五五分成,如何?”何庆忠试探着说:“你现在一个难民,能有那么多现金吗?”黄石山见何庆忠小看了他,昔日的嚣张气焰顿时冒起:“你看不起我?别说50万,就是100万,我也能拿出来。”
  9月15日这天,王湘妮接到一名陌生男子的电话,告知黄石山被绑架,要王湘妮准备100万换黄石山一条命,否则就撕票。
  放下电话,王湘妮知道是黄石山吹牛出了事,但是,他们现在是逃亡者,根本无法报警,加上菲律宾的账号以及密码只有黄石山一个人知道,她根本拿不出100万。经过仔细分析后,她认为绑匪应该是何庆忠雇佣的,认定他们这些人只是想要些钱罢了,并没有害命的意图。
  王湘妮单枪匹马和绑匪周旋,她要求先把黄石山放回,只要他安全了,她一定会交钱。绑匪不同意,要先见钱,王湘妮狠了狠心:“你们先把黄石山放走,我留下做人质。”
  就这样,王湘妮代替黄石山被关进了一间昏暗狭小的屋子,整整两天两夜没吃一口饭。当黄石山终于取到100万现金来救她的时候,王湘妮已经没有说话的力气了。
  黄石山抱着奄奄一息的情妇,想着这些年来屡遭劫难,王湘妮曾6次拯救于他,黄石山的泪水夺眶而出!他把菲律宾的账号和密码告诉了王湘妮,两人辗转逃到一个叫迈都的海港隐居起来。
  迈都是一个旅游胜地,这里经常有中国游客出没。黄石山整日不敢出门。
  就在这时,王湘妮怀孕了,隔三岔五地去医院“检查”身体,实际上她悄悄溜进网吧,搜索国内消息。王湘妮从网上获知黄石山潜逃在湖南株洲已经掀起轩然大波,并惊动中央高层,湖南省公安厅向菲律宾国际刑警组织发出了红色通缉令,缉捕她和黄石山。
  2004年12月24日,王湘妮谎称身体不适,将黄石山支到镇上买食品,她持马来西亚的护照,带着黄石山600余万的存折和20多万现金悄悄登上了飞往马来西亚的飞机。同时,她还给黄石山留下一张纸条:“不要怪我无情,我们都为追求所谓的幸福而来,可这种错位的幸福,一开始就注定了如今的结局。我如今怀了你的孩子,我带的这些钱就算是对我的补偿和孩子的抚养费吧,你好自为之。”
  “天啊!”黄石山回到住处,顿感天旋地转!因担心王湘妮举报,身无分文的黄石山迫于生计,只好到码头做了一名搬运工,将轮船上的货物转运到岸边的货车上。2005年2月5日,体力不支的黄石山在扛一个100多斤重的麻袋时,跌得手骨骨折。身心俱伤的黄石山走投无路,向当地警察局投案自首。不久,便被引渡回中国。
  2005年12月20日,拥有53名同伙的黄石山因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和虚报注册资本罪,数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12年,并处罚金70万元。
  投入监狱后,黄石山想到王湘妮仍在国外过着奢侈的生活,他通过半年的笔耕,于2006年7月中旬创作完成了自传体小说《红唇咒吻》。他期望此书出版并被翻译成外文,帮助国际刑警组织尽快将王湘妮抓获归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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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恩娜遭男子当众狼吻 中秋晚会顿时混乱(组图) 娱乐频道

参加香港很受欢迎的《美女厨房》电视节目人气急升的女歌星官恩娜,昨晚中秋月圆之夜,在香港黄金海岸商场主持露天节目,竟遭淫狼上台箍颈、嘴对嘴强吻,吓得花容失色,掩面哭泣,由保安员制服淫狼。她表示,对方是有计画及有预谋地侵犯,香港警方已将事件列作非礼案处理。  

  香港的屯门黄金海岸商场昨发生女歌星被强吻非礼案。被捕男子姓罗,二十四岁,身材高大,戴鸭嘴帽和黑超眼镜,混在女歌星卫诗的歌迷中,涉嫌趁机犯案,目前仍被警方扣留调查。  

  现场消息称,香港新城电台昨晚在黄金海岸商场地下的棕榈商场,举办“月满照佳人”中秋晚会,由新城的男主持人BOB主持,官恩娜、卫诗等歌星作嘉宾主持。晚会采取先到先得形式入场,约四十名分属官恩娜及卫诗的歌迷早已入座,约有一百名观众站在旁观赏。  

  官恩娜事后表示,她是第一个上台的主持,当时她向台下观众发问,答中有奖品。讵料当问第二个问题时,一名坐在卫诗歌迷中的男子在台下“抢咪”,用咪高峰向在场人士称,想趁中秋节向一名女士示爱。  

  官恩娜见对方如此“多情”,遂请他上台答问题,不料,该男子答非所问,胡言乱语,工作人员遂请他下台。此际,有人突然发难,转身面对面以手箍官恩娜的颈,欲施狼吻,她本能地转身闪避,但该男子孔武有力,终于嘴对嘴吻了官恩娜一下,官恩娜呆立当场,惶然不知所措,在场观众亦吓得鸦雀无声。  
台下忽地跑上一名淫狼扑向官恩娜索吻,主持人也吓呆了。
中秋晚会顿闹得很混乱
  在旁主持的阿BOB急忙推开淫狼,保护官恩娜避开,其时官恩娜受惊哭泣起来,保安员立即冲上台制服淫狼,护送她入后台离开。警方稍后接报到场,将姓罗淫狼拘捕带署调查。  

  官恩娜在众目睽睽下,遭突袭被非礼,虽然不需送院,但颈部被力箍下却留下一道红印。她事后表示,曾想过对方很年轻,如果报警留有案底,恐会影响其一生,但回想对方是有计画及预谋地侵犯,而且使用暴力,故与有关方面商讨后,决定报警,惩诫其劣行。  

  香港律师梁永铿指出,箍颈强吻已有淫亵成分,足以构成非礼罪。强吻者明目张胆当众非礼他人,似在示威,有可能遭重判。根据法例《刑事罪行条例》,任何人猥亵侵犯他人,一经循公诉程序定罪,最高可处监禁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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