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不如农民拿诺贝尔奖比工匠造飞机还难

他们为什么会犯如此“低极错误”？一言概之：坐而论道不如躬身实践。不踏踏实实地沉淀在基层展开研究，再高明的方法论也解决不了实际问题。

　　新华每日电讯副总编辑陈凯星撰文说，中国的农民最该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东南沿海的农民们把眼镜细拆到一个个螺丝，把鞋子细拆成一个个鞋钉。然后，一条街、一个村、一个镇、甚至一个县，就专心做这些螺丝、这些鞋钉。他们用精细拆分市场的办法，巧妙化解了经济总量不足的劣势，在每一局部市场上都做到了规模最大、成本最低，堪称破解世界经济难题的经典战例。他们不声不响地解决了经济学家们在各类论坛上引经据典地争论，但却没解决的问题。

　　为什么在国人的眼里，现在的一些经济学家还不如农民？

　　首先是经济学家群体形象的跌落，近年来一些知名经济学家在重大问题上的发言确实不那么令人恭维，有网友总结经济学家的著名“昏话”有：股市要破3000点；腐败是改革的润滑剂；中国人要购买两套房；农民不要害怕当中产阶级；把公共财产视作无主之物、M BO元年以及经济学家要顶住互联网的压力等等。

　　想必，这些经济学家一本正经地发表以上言论时，口气之坚决如“定理”，却没想到会被如此猛烈地“炮轰”，令广大网民和国民哂笑！他们为什么会犯如此“低极错误”？一言概之：坐而论道不如躬身实践。不踏踏实实地沉淀在基层展开研究，再高明的方法论也解决不了实际问题。

　　农民则不同，他们时时为一家人的生计处心积虑地思考、惮精竭虑地劳作。农民式的精明在于，他们很实际，

　　不会放过一丝改善生活的机会，他们善于以身边成功人为榜样，总结身边失败者的教训。当一种市场机会出现时，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去尝试，直至失败抑或成功，而一旦成功，会引来大批仿效和竞争者，从这个意上来说，在中国南方出现专业化产业集群发展模式，并不奇怪。但这种简简单单的坚持的力量，就是探索，就是实践。

　　而现在的中国经济学人，最缺少的就是这种精神。

　　应当承认，中国有一批经济学者是不乏这种精神的。顾准是，薛暮桥也是。顾准最早提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实行市场经济，1959年，顾准被遣送河南劳动改造，在精神和肉体都受到极大折磨的情况下，他仍决心潜心研究10年，写下了大量笔记，价值难以估量，“几乎是以一人之力顽强凿通了那条阻隔中西思想对话的黑暗隧道”。他的钻研精神，现今哪位经济学家能比？而薛暮桥，一生重视基层调查，眼光始终向下，其经济研究就从家乡的农村调查起步，并长期主办《中国农村》月刊。建国初期，他就是省部级高官，但1961年，他还到浙江农村蹲点调查，1978年和1985年，又分别到安徽、江苏、山东等地实地调查研究。其眼光向下的作风，如今又有哪个经济学家能比？他们谁肯放下“尊贵”的身躯，沉淀到基层研究几年，来研究问题、解决问题？

　　没有。我们听到的大多是某个经济学家为谁代言以及其身后的利益，热热闹闹的学术之争的背后，是真金白银的利益调整。他们中一些人的本事在于，能够依据利益既得者的真实意思和下一步的利益图谋，创造出够哗然一时、令人炫目的理论来，M BO最终被叫停，似乎就是个典型的例子。

　　有人说，如今的一些经济学家，是经济学＋家的组合，他们是擅长在“家”里研究“经济学”的“思想者”，乐意做西方经济学的翻译机器和剪贴机，他们最大的贡献是把西方的经济学理论和方法论移植到中国。他们常常陷入现象的争论，因“矛”和“盾”

　　都是舶来品，而无法看清事物的本质。他们多是先有理论再有研究，而不是由基于实践的研究推出理论。譬如一个拿西方钢铁打造中国传统器皿的工匠。让他们打个中国花色的盆碗还可以，千万别奢望让他造航空飞机。一种刻薄而形象的说法是，让中国如今的经济学家拿诺贝尔奖，实在比让工匠造航天飞机还难。

　　称职的经济学家，应以精确的分析解释经济现象，以揭示经济规律为己任。但如今中国的经济学家似乎更喜欢用嘴来解释经济现象———西方的理论加上中国的嘴，就成了不走脑子的大嘴巴：没有不会说的，没有不能说的，没有不敢说的。不剔除这些劣根性，他们将永难真正走入世界经济学舞台的中心。

　　也许，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才有了这样的一种“民意”与“见解”：就是农民拿了“诺贝尔”，也轮不上中国的经济学家。

　　中国的“经济学家”，醒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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