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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5-8-18 1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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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与郭沫若道不同不相为谋
事件回放
1931年年轻气盛的沈从文在《论郭沫若》中说:让我们把郭沫若的名字置在英雄上、诗人上、煽动者或任何名分上,加以尊敬和同情。在小说方面,他应该放弃他那地位,因为那不是他发展天才的处所。在《论中国创作小说》里,沈从文又多处重申郭不善于写小说的观点。
1938年12月,全民抗战的当口,沈从文在《一般或特殊》文章中说,“中华民族想要抬头做人,似乎先还得一些人肯埋头做事,这种沉默苦干的态度,在如今可说还是特殊的,希望它在未来是一般的。”此见解当即被认为是鼓吹抗战停止,等过五十年的埋头苦干以后再说,因而被斥为比梁实秋“更毒”、更阴险的“与抗战无关论”。以后到1948年郭沫若撰写《斥反动文艺》一文时,更据此批评沈“在抗战初期全民族对日寇争生死存亡的时候,他高唱‘与抗战无关’是‘有意识的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的证据”之一。
沈从文过去一直反对政治干预文艺,同时也反对作家参与政治。提出要把文学“从商场和官场解放出来,再度成为学术一部门。”这种“反对作家从政论”接连受到郭沫若和其他左翼作家的批评。
沈从文与政治的距离与郭沫若对政治的热衷成为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两个典型。1948年郭沫若在香港发表的《斥反动文艺》对沈从文近十年背离左翼的老账新账一起算,给沈扣上“一直是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的大帽子。郭沫若将沈从文“定性”为“桃红色的”反动作家后,沈从文也就在劫难逃了。他的这一观点,不仅影响了沈从文的前程,而且也影响了将近半个世纪的文学史研究。北平解放前夕,北京大学贴出了抄《斥反动文艺》的大字报,并且在教学楼上挂出了“倒新月派、现代评论派、第三条路线的沈从文”的大幅标语,由此带来的巨大的压力,使得沈从文竟致于一度神经错乱。从此后,沈从文退出文坛,转到文物部门工作去了。
旁观者语
吴宏聪:(中山大学现代文学研究专家,曾为西南联大中文系助教)
沈从文和郭沫若解放后基本处于不相往来的状态。如果说二人也曾有过某种接触的话,那就是1981年沈从文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出版时,这本书里出现了一篇郭沫若在1964年就已写好的《序言》。我数了一下,全文只有不到200字,没有提到沈从文,也没有提到这本书,居然也是序言。原来这本书是周总理提出要写的,所以当1964年出版社请郭沫若写篇序言时,郭既不好拒绝,就写出了这样一篇被人称为“用心良苦”的序言。
王建喜:(北京大学中文系)
王小波在《道德堕落与知识分子》一文中说,中国的知识分子所从事的工作是:1、创造精神财富;2、不让别人创造精神财富。‘而且’后一样向来比较出色”。但愿这种说法不是仅针对郭沫若一人而言。作为卓有成就的著名作家、学者,郭沫若不应该不知道沈从文、朱光潜、肖乾等人的价值以及他们在学术界、文学界的影响和地位,所以他于1948年在香港发表的《斥反动文艺》让人费解和痛心。沈从文被界定为“桃红色文艺”的作家,“一直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着”。郭沫若曾被人封为继鲁迅之后的又一面旗帜,他本人也极其看重这个称号,千方百计要扛稳它,所以这面旗帜以外的一切他都彻底打倒,不但精神上要彻底消灭他们,甚至恨不得将他们连肉体一并消灭。遭此贬损的作家和学者们从此开始了他们几十年悲惨、屈辱的生活。从阎王殿走回来的沈从文彻底告别了他心爱的文学事业,转入历史博物馆,为文物填写卡片,而此前他却是闻名海内外的作家、北京大学的著名教授!他终止了文学创作,却在文物考古方面作出了卓越的成绩,这可能是郭沫若先生没有想到的事情。但是千万不要为此庆幸!想想沈从文在死亡线上的挣扎以及之后几十年含垢忍辱的折磨,我们宁肯不要他考古学上的成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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