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被人看得起:中国小伙在日本的皮条客生活

不帅朝脸踹

李小牧东京边缘客

　　他是周旋于东京新宿歌舞伎町黑白两道的两栖动物。他称自己是“灰道”人：


　　一个在日本红灯区和媒体上都出名的“明星”；一个左手是警察，左手是黑社会的双重卧底


　　接到父亲噩耗的那天，他站在新宿街头，跟一个陌生的日本人用中国话说：“你知道吗？今天我父亲死了。”日本人莫名其妙地看着他说，看着他眼泪珠子一个劲地往下落。


　　可是，仅仅过了五分钟，他就发现前面来了一拨台湾客人，他快速地抹了一把脸，迎上前去问：“先生，要服务么？”


　　文/彭苏


　　李小牧的生命里时刻离不开两样东西:女人和香烟。


　　他伸手做了个“且慢”姿势: “还有一样,就是喝的东西。”说着,他从沙发上一跃而起,纤长的身体如蛇一样滑到冰箱,拿出一瓶矿泉水后: “最好喝的还是日本清酒。”


　　李小牧喝了日本清酒后,往往会做三件事:一哭,二闹,至于三,他笑得暧昧,宛如室内昏黄。


　　一个四十五岁的男人像孩子一样在你面前啜泣。


　　在异国他乡，为了生存，混迹于风月场所长达十七年的他，居然还有眼泪？


　　可他正盘坐在沙发上，手里握着一罐青岛啤酒仰脖猛灌，双目湿润，声音嘶哑。


　　一切不加掩饰，一如他的文风。 他的书名叫《歌舞伎町案内人》。


　　李小牧正是新宿歌舞伎町案内人。


　　“所谓‘案内人’,即中文的引路人、向导员、导游，新宿歌舞伎町是日本东京有名的红灯区之一，那里的案内人,实际上就是皮条客。”


　　“我想被人看得起”


　　尽管李小牧在他的《歌舞伎町案内人》中文版的尾声里说：案内人与中国的皮条客概念不一样，我做的“皮条客”是向游客介绍歌舞伎町所有的店：餐厅、酒吧、娱乐室、健身房、电影院、赌博店等等，当然也有色情场所……在歌舞伎町做案内人，最多只能起个“托儿”的作用。


　　但他很明白，在普罗大众心中，他依然是中国式的“皮条客”，更有甚者直呼他为“龟公”。


　　这个“皮条客”在8月中旬的一天清晨，在家里看着网上一篇关于他的著作的最新书评，足足掉了两个小时的泪，他的第四任太太，不，应该是第五任太太莉莉，足足骂了他半天。


　　“这篇书评有什么打动你的地方？”


　　“你太年轻，你不会懂的，你没有经历我们那个病态年代。”偏瘦的李小牧一本正经，瞪起眼来的样子倒有点病态。


　　李小牧属鼠，1960年8月出生于湖南长沙市。属相也许和性格真有关系，李小牧说自己小时候胆小如鼠。


　　他什么都怕。怕脏、怕晒太阳，所以他不喜欢与其他男孩一样“打仗”、踢球。怕声音，住在校园里，外面世界“红卫兵们的振臂高呼，破四旧的尖利号令，高音喇叭的‘最高指示’”都让他惊恐不安，“文革前几年，我从不敢离开校园半步”。


　　只有到了晚上，母亲温柔的手一遍遍温柔地抚摸着他瘦弱的脊背，他才能安然入睡。男孩子瞧不起他，欺侮他，笑话他是“假妹妹”。“假妹妹”的特长却是跳舞，这一跳就跳到了湘潭市歌舞剧团。


　　“我在团里年龄最小，但我心里很清楚，我永远成不了台柱子。”永远成不了角的原因，在李小牧看来，主要是因为父亲的政治问题。


　　李小牧自记事起就很少见到父亲。“性格像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的父亲，注定是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所以也是牛棚里的“常驻代表”。没有一个人看得起这样的家庭，没有人真正看得起李小牧。


　　让他记忆犹新的是，有一天，他正在台上排练舞蹈，一伙人冲进来找他，怒冲冲地说他父亲从牛棚里跑了，质问他是否知道其去向。


　　在场的人全都看着他，他感到自己完了。他满以为远离长沙，远离沉闷的家庭，躲进湘潭歌舞团，情况会好些。“这一下，所有人都知道了我家有政治问题，我又要被人看不起了。”


　　“政治问题”一直到22岁仍困扰着他。1982年，李小牧的父亲和湖南省文联合作创办湖南芙蓉文学院。“当时全国有5万名学生来信报名。”李小牧从团里退回来后，帮忙父亲办学，他说那是他第一次对前途充满希望。


　　可是，学校最终被查封了。“他们非说学校存在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经济问题指我们邀请革命老同志为学校做顾问时，向他们‘行贿’家乡土特产；政治问题是指教材印有‘英明领袖华国锋’几个字。”


　　他们是谁，李小牧没有具体说出。他认为这不过是另一伙政治势力，而父亲再次沦为其中利益倾轧的牺牲品。


　　一直内心强烈渴望出名，强烈希望家庭走出弱势的李小牧，这次真的出“名”了。当时各家媒体纷纷报道他是骗子，他们家是诈骗团伙。


　　饱经沧桑的母亲倒下了，从小就很阴郁的哥哥疯了，李小牧觉得他在长沙再也呆不下去了……


　　“我发觉你总是在强调‘看得起’、‘看不起’。”

　　“是的。记得有一次，我在从歌舞团回家的路上，不远就看见我母亲正拿着我的相片向别人炫耀。尽管那张相片皱巴巴的，她还是非常开心。我常想她可能对我期望最高，因为当时我们家根本就没有任何值得炫耀的地方。” 李小牧的眼睛又一次红了。

shishi

哎。。。。。。。。。。。

水瓶座小天天

sigh~~~都不容易D说...........好可怜.............

不帅朝脸踹

“我想赢得一种承认”


　　“你到底想赢什么？”


　　“我很想赢得一种承认。我像一个悲剧，案内人让我在日本赚钱谋生，也是我创作的源泉，但它也成为永远贴在我身上的标志。


　　“我曾经恨过我父亲。如果没有他，我们全家人不会过着被人看不起的日子。我从8岁起就拼命跳舞，我只有利用这点特长来为母亲争光。可惜，条件、环境、资质都注定我当不了一个成功的舞蹈家。我没有读过书，可是为了办好文学院，我做得那么努力，结果学校被封了，我们被大众唾骂成骗子，全家人再次被人看不起。


　　“我父亲年轻时，极想通过实现自己的价值，来改变自身命运，改变儿女的命运，可是他一再失败，也让我在生活中处处碰壁。我从湘潭跑回长沙，从长沙跑到深圳，没有一个城市让我感到满足，感到安心。最后，我来到了日本学服装设计。


　　“我没有资格指责爱梅不忠，她来到日本后，也是为了生存，去了新宿相亲俱乐部作诱饵陪客，认识了别的男人。同时，我也认识了一个日本情人，就是书中所说的苇子。


　　“我刚开始站在大街上拉皮条时，我在服装学院的同学常常经过那里。我害怕他们知道我做这行，我总是装作在发广告纸巾，或者是等人。久而久之，他们发现我老在那条街上，我穿着变得好了，手里宽绰了，他们以为我是在那儿做“鸭”，在学校里，我又被人家看不起。


　　“现在想想，他们讲的也没错啊，我满足了苇子的欲望，她送给了我喜欢的东西。这种形式，在苇子心里，我不正是一只中国“鸭”吗？


　　“新宿这条街别说在中国人眼里，就是在日本人眼里也是有名的3K街，又脏又乱又可怕。可偏偏在这个被人看不起的地方，让我这样一个年纪大，又不懂语言的外国人找到了生存的位置。 我的地盘位于歌舞伎町正中心，包括剧院广场在内的两条街。这是歌舞伎町的主街道，就像一块人人争抢的肥肉。


　　为了保住这块地，我绞尽脑汁，想方设法与黑白两道搞好关系.在这条街上，我和黑人，日本人，韩国人，甚至是自己的同胞钩心斗角，你争我夺。


　　“你看，我在日本付了那么高的学费，进那么好的服装学院学习，好不容易毕了业，我却成了一个拉皮条的。


　　“我结了五次婚，中间也没断过女人。我一直想寻找像我妈妈一样的女人。一个不仅能体贴我，关怀我，能为我生小孩，还能明白我心里想做什么的女人。


　　“无论是爱梅，还是我以前的日本太太久美子，以及与我一起在这条街上打拼过的莉莉，她们最终都不能理解我，所以，尽管有钱了，我还是感到压抑，我沉迷于赌博长达八年，也就是这个原因。


　　“我说过我没有中国朋友，我就没有遇到值得我信任的中国人。不是吗？我在书中，写过的那个中国人，我以前的部下金东，不就是一个小人吗？


　　“他刚开始跟着我时，穷得像鬼一样。我吸收他入伙，培训他上道，增加他的分成利润。他孩子病了，我半夜开车接送。结果呢？他被我开除后，立马来报复我，想瓜分我在这条街上的利润，还找人来绑架我。


　　“我不明白，为什么在国外整我的，偏偏还是我的同胞？你说我最恨金东，一点没错。他就像过去在国内所有伤害过我的人的浓缩版。


　　“我学成以后，可以回到国内，重新创业，成为一个服装设计师。但我已经回不去了，我在新宿歌舞伎町投入太多心血，我爱上了这条街。


　　“在这条街上，我看到了很多发生在社会底层的故事，可以找到很多我年轻时的影子，它们都装在我的大脑里，成了我写书的丰富题材。同时，我也在想从他们身上探索，我的命运为什么会这样？


　　“是的，现在我出书了，也自己办过报，还被各大媒体采访。我父亲没有实现过的理想，我都一一实现了。


　　“可是，在日本人眼里，我是明星，也是怪物。


　　“在中国人眼里，我无论多么张扬，他们永远都会认为，我是新宿歌舞伎町的一个案内人。”


　　在谈话结束时，李小牧将自己比喻成一朵出污泥而不染的莲花。


　　“自封的吧？”


　　“呵呵，是自封的。”他狠狠地将手中没抽完的香烟摁在烟缸里，他没有发现，那一支支长短不一的残烟插在里面，还真像一朵白莲。


　　只是花瓣是烟蒂，底座更是一只脆弱的玻璃缸。


　“你好！是从台湾来的吗？”


　　“你是从香港来的吧！”

　　“歌舞伎町的情况没有我不知道的，我能帮您什么吗？”


　　我就是像这样从侧面主动搭腔。我保持笑容,问话方式尽量自然。


　　没有想到，“客人”听到问话,大都会停下脚步。几乎所有的人都因为终于能来到这亚洲第一闻名的红灯区看看而暗自庆幸。但去哪儿？看些什么？哪些店有意思？他们是两眼一抹黑，什么也不知道。


　　在这种时候，居然有人彬彬有礼地用中国话问他们，既像绅士又看上去亲切而值得信赖,于是,他们大都表现出在异国他乡突遇同胞那样听我给他们一一做介绍。


　　等到他们发现我不像是坏人，不会带来危险时，他们立刻就变得非常主动，不住地提出问题。到了这一步，我的买卖就基本成功了。


　　在日本学到的获得成功的诀窍之一，就是向别人低头。按中国人的个性是很难这样做的。


　　以我在歌舞伎町多年摸索出的经验，和日本人打交道时，如果不保持低调，什么事情都很难办。只要稍稍低低头，对方的态度就会完全不一样。即使是那些平时看不起中国人的家伙，只要对他多鞠几个躬，多笑眯眯地问候几声，他们就会很快变成一个和蔼可亲的人。


　　我觉得，要想在日本生存，就要实际一点，首先把面子丢在一边。


　　我从不做欺骗同胞赚钱的事。我所选择的，都是一些公认的“优良店”。我不断通过各种渠道获取“优良店”的信息，待我确信真是“优良店”时，才会正式签约。这和大多数“拉客”商有着本质的区别。那些人当中，很多都是采取着里应外合、共同骗取客人钱财的勾当。我曾对自己发过誓，绝对不做昧良心赚钱的事。


　　一天，认识的一个中国按摩师也站在我常站的位置拉起客来。那会儿我的独占意识已经非常强烈，本能地就想把对方置于死地。原本我喜欢一个人靠自己的力量解决一切问题，不管发生什么都不想与警察和黑社会有染。


　　但是，当时自己的力量还没有那么强大，同时还想看看会长到底会不会帮忙。讲信用的会长马上亲自带了几个手下帮了我。


　　“喂！小子！不赶快给我滚出这里，那可就不是断几根骨头就能了事的！”


　　平时温和的会长这会却一反常态，发出了如此的恐吓。那个人瞬间就屈服了。此后，再也没有在歌舞伎町露过面。


　　在歌舞伎町时间呆长了，我认识了各种各样的人。从黑社会成员到街头小痞子、皮条客、陪酒女、风俗女、毒品贩子、流浪汉……可以说，都是些与普通市民相去甚远的边缘人物。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些人都是繁华都市里生出来的畸形儿。


　　由这些畸形儿组成的世界当中的上层人物,可以说就是黑社会，而与此相对，这条街上还生存着另外一种不同的人物——那就是刑警。


　　在这条街上，没有黑社会做后盾无法生存。但同样，不和这些刑警打交道也同样没有出路。如果说有黑社会撑腰，可以保持在这条街上生存的最低条件的话，那么，有这些警察朋友，就等于有了稳固自己地位的“杀手锏”。


　　可是，与这些人交往必须掌握好分寸。和他们太近了不行，会引起黑社会和周围的反感与怀疑。太疏远了也不行，那也会成为他们的“眼中钉”的。我这个外国人更是要小心，不然可能会更麻烦。

不帅朝脸踹

“哭有什么用呢？”


　　李小牧自嘲自己是个女人精。他的职业离不开女人，他写专栏也要从女人入手。他创造的经典名言是：脑髓性感的女人才是真正性感，否则只能是一夜情，而且还是一个小 时。


　　从脑再来谈到脚。 “我儿子脚背很高，膝盖很平，他现在学习芭蕾舞。”李小牧摩挲着儿子的相片，一脸怜爱。


　　“如果他长大后也想做案内人呢？”


　　稍稍愣后，他嘻皮笑脸道：“可以啊，尝试不是坏事。但我不希望他长做下去。”李小牧真的很难让人猜测。


　　“什么难猜，他天生就是一个玩家。”这是李小牧在深圳结识的朋友对他的评价。


　　李小牧点燃了细长的薄荷烟后，吐出一口白雾说，他并不了解我，我没有中国朋友。


　　李小牧在深圳的这段历史从未在书中提及。认识他的人依稀记得，若干年前，为了赚取20元外块。每天晚上，他都带着他的第一任太太，奔赴于深圳各大歌厅舞场。每当瘦弱的李小牧托起比自己还壮的妻子时，看的人都是心惊胆颤。


　　朋友们也很诧异，李小牧当年从深圳到日本去留学，走之前没有一点风声。


　　“因为爱梅。”爱梅是李小牧的第二任妻子。


　　李小牧还清晰记得，那是在他出国两个月前发生的事情。一天晚上，派出所的人突然闯进了他和爱梅的家，说他们是非法同居，不仅房产证被没收了，他也被关进了一个不到一米高的地方。


　　“整整24小时，我就蹲在那里。我满脑子都在想，我没做错什么，为什么会这样？长沙没有我的立足之地，深圳是特区，对于我们就算是国外了，我以为在这个城市，人是自由的，我不会再被人看不起……”


　　李小牧无可奈何地透露，事后他才知道，派出所所长看上了爱梅，这意味着他还会有不断出糗的可能，他感到他又要“逃”了。这次，他选择了日本。


　　1988年2月26日，28岁的李小牧来到日本，当晚，他在雪中的东京新宿街头踯躅而行，憧憬能找到一个可以安身的地方。


　　正在回忆时，桌上的电话铃响了，李小牧拿起了话筒，习惯性地说“莫西莫西”，那是另一家媒体的电话采访。


　　对方想让他谈谈，对于中国人去日留学，有什么建议。“如果是自费留学，我希望他们不要走我的老路。”李小牧的脸色十分阴沉，夹着香烟的手指不停在抖。


　　在情人旅馆里打扫过污秽的“战场”，在日本料理店里涮盘洗碗，在歌舞伎町里为人妖伴舞，在新宿街头为行人发广告纸巾，这都是李小牧不堪回首的老路。


　　那么做案内人呢？


　　“我做案内人，是为了生存。那些在东京陪酒卖春的中国女孩，也是为了生存。我站在新宿街头发纸巾，工作一小时是1000日元，而做案内人五分钟就能赚到3000日元，我当然要选择赚钱更多的职业。刚做那会儿，我也痛苦过，思想上也激烈斗争过，我在国内跳过舞，当过演员，做过贸易，在日本一流的时装学校学习设计，现在却要站在大街上拉皮条，我要不要面子啊？”李小牧用力夸张地拍着脸颊。


　　最令他难受的是，有一次他和爱梅吵架，爱梅指着他的鼻子骂道，“没错，我是有个日本男人，那又怎么样？你这个丢留学生脸的拉皮条的，就凭你的本事，在这异国他乡能让我过上好日子？”


　　那天，李小牧全身发抖地倚在角落里，强忍着声音，不断抽泣着……


　　“听说你在日本做案内人一直瞒着你父亲？”


　　“我告诉他，我在日本做导游。我无法想象在电话里能让他明白，歌舞伎町案内人都做些什么。我们在中国见最后一面时，他才知道我的工作。他看到我做这行，过得还不错，并没有说我什么。”


　　李小牧回到日本后不久，父亲就过世了。接到噩耗的那天，他站在新宿街头，跟一个陌生的日本人用中国话说：“你知道吗？今天我父亲死了。”日本人莫名其妙地看着他说，看着他眼泪珠子一个劲地往下落。


　　可是，仅仅过了五分钟，他就发现前面来了一拨台湾客人，他快速地抹了一把脸，迎上前去问：“先生，你们要服务么？”


　　李小牧在房内演示着那一幕，低头哈腰，一脸讪笑。


　　“哭有什么用呢？没人会因为你父亲死了，就会多给你小费。活着的人照样要活下去。没有钱，拿什么养家？你拿什么交学费？那一刻，我对我自己说，今天我赚到了钱，我就是在赢。”


　　李小牧继续笑着，笑得极其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