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民族资本家卢作孚和他的"民生"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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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航运大亨卢作孚

　　多年来，卢作孚这个名字一直被红尘紫雾深深掩埋，以至于大多数国人都很陌生。直到近半个世纪后，卢作孚先生才真正抖落一身尘埃，穿过重重雾障，出现在我们的面前。


　　　缘起


　　本刊2005年5月27日刊登了《悲壮大迁徙》一文，其中有一段对卢作孚下落不明的描述：“令人遗憾的是，每天对着电话大吼大叫的卢作孚在完成宜昌大撤退后，胸腔崩裂，重病倒下，后来居然连尸首也找不到了。”


　　文章刊出后，一位细心读者在来信中指出，卢作孚先生逝世后，被“民生”轮护送至川江南岸一座小山上安葬，后又被家人悄悄将墓迁于南山。墓碑上无卢作孚之名，写的是卢魁先。1999年，卢作孚和夫人蒙淑仪合葬于重庆北碚人民公园的“作孚园”内。


　　记者随后联系上这位细心的读者，原来他就是《紫雾--卢作孚评传》的作者金雨时。在卢作孚诞辰110周年，逝世51周年的2003年，金雨时和妻子如月推出了这本追述卢作孚不凡一生的评传。


　　金雨时说，在认知卢作孚先生的过程中，他们夫妻二人的灵魂得到了一遍又一遍的淘洗。“这种对我们灵魂和道德的洗礼，自自然然就转化成了一种潜心的思考和倾诉这种思考的欲望。”


　　正是基于这种浓厚的“卢作孚情结”，金雨时希望《新民周刊》能够还历史本来的面目。记者与金雨时就卢作孚的生死之谜有了一段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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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作孚之死
南方周末 　2005-04-21

　　航运巨子卢作孚
　　□卢国纶(成都)
　　　　
　　卢作孚(1893－1952)是中国现代著名的爱国实业家，以创办经营民生实业公司和主持重庆北碚乡村建设著称于世，被毛泽东称为四个不能忘记的中国实业家之一。在抗日战争初期的危急关头，卢作孚指挥了被誉为“中国实业史上的敦刻尔克”的宜昌大撤退，率领民生公司船队为抗日战争作出了卓越贡献。1950年卢作孚拒绝去台湾，毅然从香港返回内地。1952年2月8日，卢作孚因服用过量安眠药物不幸逝世。本文作者卢国纶是卢作孚的幼子，他以亲身经历揭开了卢作孚自杀之谜。　　——编者
　　
　　1952年2月8日晚，我的父亲卢作孚在重庆民国路20号家中服用过量安眠药物，不幸遽离人世。半个多世纪以来，围绕父亲逝世的原因、经过，以及父亲所留下的遗嘱，无论报刊书籍或是民间口传，都有着各种不同的版本和评说，然而多与事实严重不符。在陆续出版的各类文献中，关于父亲的逝世，或是有意隐讳、只字不提，或是以“病逝”二字一笔带过，还有个别书刊引用不实传说，以讹传讹。某些不负责任的作者甚至就父亲的逝世编造所谓“史实”和“卢作孚遗嘱”，以致谬说流传，误导世人。

　　此事我当属最有发言权者之一。父亲逝世当晚，家人除母亲蒙淑仪在家外，我们五兄妹中仅我一人住在重庆市区。那时我大哥卢国维在香港，大姐卢国懿在美国，二哥卢国纪在北碚，二姐卢国仪在上海，他们都是后来陆续得知父亲逝世之噩讯的。我当天午夜即得知消息，惶然赶回家中，协助母亲处理现场事宜。之后，又全程参与了父亲所有后事的处理。作为亲历者，今特地将父亲逝世的背景、原因、经过一一写出，并澄清关于父亲遗嘱的种种谬传，从而对历史负责并告慰父亲在天之灵。
　　
　　卢作孚去世的背景

　　1950年6月，经过中央党政高层领导的安排，父亲离开香港回到北京，作为特邀代表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第二次全体会议，后被增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在北京期间，父亲曾两次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多次与周恩来、朱德、陈云等中央领导见面，还见到了张澜、黄炎培、郭沫若、古耕虞、陈铭德、邓季惺等老朋友。在与领导、朋辈的畅谈中，他对新中国的建设，对公司的未来，都充满了希望。

　　1950年10月，父亲回到重庆，受到了当地党政军方面及民间的热烈欢迎。邓小平等西南地区军政领导更予以亲切接见。不久，他又被任命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父亲返回重庆后，又重新投入了民生公司的日常工作中。对父亲来说，民生公司是他毕生心血所寄。

　　父亲1893年出生在重庆合川，因家境贫寒，刚上完小学即辍学，后艰苦自学成才。早年投身教育，立志以教育救中国，但由于连年军阀混战而很难实现他教育救国的理想。1925年，父亲在合川集合一群志同道合的青年，创办了民生轮船公司并出任总经理，转向实业救国的道路。经过苦心经营，抗战前民生公司已统一川江航运，将外国轮船公司逐出长江上游，成为中国最大的民营航运企业。抗日战争爆发后父亲率领民生公司员工积极投入抗日救国事业，尤其是现场指挥了被誉为“中国实业史上的敦刻尔克”的宜昌大撤退，为国家保存了工业命脉，而最为后人所称颂(详见2002年3月21日本报文章：《抗战时期：宜昌敦刻尔克大撤退》———编者)。抗战胜利后，民生公司除改进内河航运外，同时开始发展海洋运输。遗憾的是，由于内战爆发，导致民生公司的经营状况一直不佳，实力大受损伤。

　　新中国的建立，使父亲尤为振奋。他返回内地后，即安排和指挥民生公司滞留香港和海外船舶驶返内地的行动，在民生公司各分支机构和船员的同心协力之下，18艘滞留香港的主力船舶突破封锁，陆续驶返内地，参加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在重庆期间，父亲相当重视学习时政，经常让我与他一起学习毛泽东著作，譬如《矛盾论》、《实践论》等篇章，他在思考着民生公司的发展方向，积极探索民生公司如何走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早在1950年3月滞留香港期间，父亲就通过代表向中央提出了民生公司实行公私合营的请求，6月他返京后，又向中央提出关于民生公司公私合营的具体方案。经党中央、毛泽东主席决策，中央政府同意接受父亲的请求，同年7月由交通部派出代表，与民生公司的代表协商签订了《民生实业公司公私合营过渡办法》。同年8月，交通部部长章伯钧又和卢作孚签订了《民生公司公私合营协议书》，此举意味着民生公司在全国率先进入公私合营程序。父亲去世以后，1952年9月1日，民生公司正式实现了公私合营。1953年10月11日，《人民日报》报道了民生公司的合营情况，发表了短评《公私合营企业的一个范例》，把民生公司的公私合营作为一个典型，给予了高度赞扬。

　　1951年初，父亲到川南参加土地改革。在此期间，我和妻子冯俊兰决定放弃在重庆大学的学业，报考西南铁路工程局会计统计人员训练班，参加革命工作。我为此事发电报并写信给父亲，征求他的意见，得到他回电赞同，父亲又写信鼓励我“不问在任何环境，必求前进”。1951年7月，我在四川江津铁路训练班学习时，父亲在给我的信中提及我二姐卢国仪正在参加土地改革。父亲在信中称土地改革是“当前国家最伟大的革命事业”，并断言“只有为人民服务的人们最受人民欢迎”，对国家民族复兴的热忱向往之心，白纸黑字，历历在目。

　　1952年1月20日，父亲又曾给二姐卢国仪写了一封信，这是父亲一生中给子女写的最后一封信。信中除对女儿的生活表现出父亲无微不至的关心外，还殷殷教导女儿如何做人做事，以便更好地为国家、为人民服务。在这封信中，丝毫看不出父亲的精神状态有什么问题。
　　　　
　　卢作孚去世的原因

　　正当父亲满怀壮志，准备为国家作出更大贡献时，国家形势发生了变化。民生公司内部也出现了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层层累积以至于集中爆发，最终导致父亲无法承受而遽然离世。

　　自父亲返回重庆后，相继而来的“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等运动，已普及于全国基层包括民生公司，公司自身也顺应大势开始民主改革进程。由于基层运动的领导者执行政策有偏差，在运动中，公司的部分董事、高中层管理人员受到不应有的冲击，父亲对此甚感惶惑。

　　建国初期，战火方熄，百废待兴。由于业务量不足，民生公司的经营状况没有得到改善，反而由于各种费用的消耗和公司在国内外的债务还本与付息的压力而日见艰难。公司收支失衡，入不敷出，财务陷入困境，员工的工资发不出来，员工的情绪出现严重波动，公司局面非常不稳定，父亲为此忧虑重重，深感难以撑持。

　　1952年初，中央决定对民生公司特殊对待，在暂停对私营企业贷款的情况下，破例给民生公司贷款一千万元(旧制人民币一千亿元)，并指示西南军政委员会将此举措转告民生公司。西南军政委员会立即邀请民生公司某负责人谈话，转达了中央这一指示，并嘱他待卢作孚从北京回来后，马上转告，请卢作孚放心。遗憾的是该负责人却没有将这一情况告诉父亲。在父亲去世的前两天，北京又发电报来确认为民生公司解决经济困难贷款一事，仍然是这个负责人先得到这份电报，但并没有交给父亲，原因甚不可解(父亲去世后，该负责人解释说他忘记告诉父亲，并忘记把电报交给父亲)。事情至此具有了浓厚的悲剧色彩：一方面，在中央的关怀下，民生公司的难关本来可以安然渡过；而另一方面，父亲却根本不知道中央有这个决定，仍在为财务危机空前严重、从而可能引发公司更大的危机而忧心如焚。

　　1952年2月5日，民生公司的川江主力船“民铎”轮在丰都附近水域发生事故触礁沉没。2月6日父亲亲赴丰都察看，处理善后。当时有传言说这个事故是潜伏特务在搞破坏，公司里人心惶惶，气氛紧张。对于父亲来说，这一事故无异于雪上加霜。据母亲后来回忆，那几天父亲守着电话疲惫不堪，通宵睁着眼睛无法入眠，不时喊着公司某几位高级管理人员的名字，情绪极为紧张焦躁。
　　1952年2月8日上午，民生公司召开“五反”动员大会，会议主题是揭发资方腐蚀国家干部，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坐在台下第一排，父亲又特别被安排坐在第一排的正中间位置。在会上，公股代表张祥麟在会上带头做检查，内容是与卢作孚一道赴北京出差时，曾和卢作孚一起去吃饭、洗澡、看戏等。张祥麟检查后，父亲的通讯员关怀便跳上台去，揭发说张祥麟在北京时，接受卢作孚请吃饭、请看戏是受了“糖衣炮弹”的袭击，是受了“资本家”的拉拢腐蚀，他并严厉追问张祥麟还有什么问题没有交代，其间会场多次高呼口号，气氛十分紧张，使坐在台下前排的父亲十分困惑和难堪，心情极为沉重。

　　关怀是原民生公司“虎门”轮的年轻服务员，父亲离港返京前调他来担任通讯员，把他从香港带回内地，虽然跟随父亲一起工作的时间不长，但父亲让他住在家里，抽出时间亲自教他学文化，对他可谓仁至义尽，关心备至。可是在2月8日大会的前几天，这个年轻人不知何故，忽然搬出了我们家，在开会时又上台去“揭发”，表面上是揭发张祥麟，实际上矛头直指父亲。会后，父亲把关怀找到办公室谈话，在场的有民生公司副总经理童少生等公司高层人员。父亲劝导关怀发言要负责任，应该实事求是，有一说一，夸大事实、无中生有的话不要乱说。但关怀拒不接受父亲的劝告，并且有恃无恐，态度非常不好，这对于父亲无异火上浇油。

　　父亲一生光明磊落，洁身自好，对旧社会奸商拉拢贿赂官员、贪污舞弊的行为一向深恶痛绝。此刻，他很难理解用私人工资收入招待同事这样的正常交往怎么就成了腐蚀干部？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怎么会如此对待他？父亲是一个视人格尊严为生命的人，这样无端的侮蔑和侵犯，他绝对不能接受。可以说，2月8日的大会对于父亲是一个极大的刺激，直接成为他当晚自尽的导火索。
　　
　　卢作孚去世的经过

　　2月8日下午，母亲到位于观音岩的重庆市妇女互助会开会后，便到张家花园路来看我仅有两个月大的女儿卢晓南，傍晚才回到民国路家中。据母亲事后回忆和我了解到的情况，大致经过如下：

　　当晚大约7时，母亲到家后，厨工温师傅对母亲说，父亲回来时，交代说要睡一下，不要孩子们打扰，便进入卧室没有出来。母亲考虑到近来父亲过于劳累，难得有这样的机会休息，认为这个情况完全正常，并没有意识到将会出事，还叮嘱孙女卢晓琪、孙子卢晓雁保持安静，让祖父好好睡觉。等了一段时间，仍不见父亲的动静，温师傅便进房间察看，发现父亲脸色有变，情况异常。

　　母亲遽逢大变，没有丝毫心理准备，顿时不知所措，情急之下慌忙挂电话到民生公司求救。连挂了数次电话之后，公司一位副总经理方携医护人员来到家中。在这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本应把父亲立刻送医院抢救，但是，母亲倚靠的公司来人竟没有把父亲送到离我家距离尚不到百米远的仁济医院！他们只是把悲痛欲绝的母亲扶到其他房间，由医生给父亲打强心针，此时经护士提醒，才发现父亲服用了大量安眠药。虽然进行了简单的抢救，但已无力回天———父亲就这样走了！

　　待公司来人离去后，母亲才派温师傅去叫我，我赶到家时已是深夜，强忍哀痛的我一面安慰悲伤过度的母亲，一面设法通知在渝的亲友，料理后事。所有的忙乱过去后，留下母亲和我为父亲守灵，失去至亲的巨大悲痛笼罩着我们，突如其来的打击令我们母子难以承受，凄清、孤苦和震惊之情，是我永世也难以忘怀的！

　　在得到民生公司的报告后，西南军政委员会对此事十分重视，当即派公安部门有关人员到家里了解情况，布置安全保卫工作，并安排专人和我保持联系。他们离去时，带走了剩余的安眠药片和父亲留下的遗嘱。2月9日，西南军政委员会秘书长孙志远代表军政委员会领导，到我家里对亲属表示了慰问。

　　2月11日，我二哥卢国纪一家从北碚赶回重庆，其他兄姐或不及赶回，或尚不知父亲已经离开了人世，未能回来为父亲送行，至为遗憾。

　　2月12日，是父亲出殡的日子，民生公司和有关部门做了周到的安排，送葬的队伍人数很多，灵柩从民国路家中一直抬到望龙门，再由父亲创办民生公司时的第一艘轮船“民生”轮载运到南岸，葬在民生村附近的一个山坡上。

　　父亲走了，但是他活在了人们心里。民生公司的一位船长在当天父亲出殡之时，拉响了船上的汽笛，为父亲送行。他说，是卢作孚把我从一个水手培养成为一个大船的船长，我应该纪念他。这样的事例，让我们全家人都忍不住热泪沾襟！
　　
　　关于卢作孚的遗嘱

　　父亲留下的简单的遗嘱，是写给母亲的。遗嘱用钢笔写在一张毛边信纸上，字迹非常清晰。这张遗嘱，事后被西南军政委员会公安部的人员带走，至今下落不明。亲眼见到这份遗嘱的，仅有包括母亲和我在内的少数几个人。当时我根据回忆记录了下来，这份遗嘱的内容是：

　　一、借用民生公司家具，送还民生公司。

　　二、民生公司股票交给国家。

　　三、今后生活依靠儿女。

　　四、西南军政委员会证章送还军政委员会。

　　这里有必要对父亲的遗嘱逐条做一下说明。

　　“借用民生公司家具，送还民生公司”，指的是我们家1948年从南京搬回重庆，我二姐卢国仪主持搬家时，误将借用民生公司的两件旧家具一起搬了回来，当时我们家除这两件误搬回来的旧家具外，并没有其他借用民生公司的家具。后二姐偶然得知此事，便在信中告诉了父亲。父亲非常在意这件事，特别于1952年1月20日，亦即去世的18天前，在写给我二姐的回信中首先提到此事：“一月九日信接到。为南京破旧东西写信给罗昌扬，尚未得回信，正准备再去信。希望能得一确实内容，以便归还或赔偿”(罗昌扬为当时民生公司南京办事处主任)。父亲一生大公无私，两袖清风，绝不占公家半点便宜，临终时仍记挂着借用公司的家具，特别首先叮嘱母亲一定归还。

　　“民生公司股票交给国家”。父亲在这里提到的股票，主要是指由民生公司董事会奖励给父亲的、从未参加过分红的一点干股。父亲去世后，母亲遵照父亲的嘱托，将此股票寄给了在武汉的民生公司董事会。但民生公司董事会按照国家政策没有接受，后又寄还给了母亲。

　　“今后生活依靠儿女”，母亲是一个家庭妇女，没有职业，自然也没有收入。父亲虽然是著名的实业家，担任民生公司的总经理，但多年来只靠一份工资维持家庭生活，其他兼职收入都捐给了北碚的公益事业，我们家的经济状况一直是相当紧张的。而此时，我们兄妹已陆续就业，因此父亲才叮嘱母亲今后生活依靠儿女，为母亲以后的生活做了安排。

　　“西南军政委员会证章送还军政委员会”，这表现出父亲对自己所担任的政治职务负责任的态度。

　　父亲的遗嘱由于从没有完整地公开披露过，以致社会上流传着不同的版本，多数系以讹传讹。比如，四川一家媒体1998年曾刊出过一篇《卢作孚自杀之谜》，其中失实之处甚多，在提到父亲的遗嘱时，出现了很大的错误，其原文是：“一、借用民生公司的家具，送还民生公司。二、无事不到民生公司去。三、今后生活靠儿女。四、为立信会计学校潘序伦先生代募捐款，送交潘先生”。文章中所述“遗嘱”的内容有两条与真正的遗嘱不符。一是“无事不到民生公司去”，事实上，父亲在世时，母亲就从来不到公司去，不用说“无事”，便是有事也是要等父亲回家再说。该文作者特别就遗嘱的内容强调，“从上面可以看出，临终之前的卢作孚，对民生公司内部人情的冷暖，世态的炎凉是何等的痛恨。”这当是指“无事不到民生公司去”而言，父亲不可能在遗嘱里写出这样的内容，这段文字显然是某些人想当然的。二是所谓“为潘序伦先生代募捐款”，更是不可能。既然是捐款，当属公款。父亲从来就不把公款放在家里，因此，就不可能有嘱母亲“送交潘先生”一说。这两条所谓“遗嘱”纯属谬传。还有一本传记文学则把遗嘱简化为“把家具还给民生公司，好好跟孩子们过”，这也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说法。

　　分析父亲的遗嘱，可以看出，他虽然下定了必死的决心，但临终前他的头脑是非常清醒的。

　　1980年，中共四川省委为父亲作出了政治结论，结论中说：“卢作孚为人民做过许多好事，党和人民是不会忘记的。”父亲的一生从办教育、办实业到乡村建设，不畏艰难，艰苦奋斗，为公众造福，为人民服务，始终秉持“忠实地做事，诚恳地对人”的宗旨，一心一意为社会为国家做实事做好事。尽管他创下了庞大的事业，却严于律己，就是最后离开人世，也是两袖清风而去。
　　1999年，父亲卢作孚和母亲蒙淑仪的骨灰一起合葬在重庆北碚公园的“作孚园”内，从此长眠于他亲手创建的乡村建设实验区———北碚，永远伴随着他的母亲河———嘉陵江。早在1927年，父亲出任重庆北碚地区峡防局局长，主持北碚乡村建设，大力发展经济、文化、科学、卫生等事业，开办工厂、煤矿、农场、学校、医院、图书馆、公园，修筑铁路，并创办了中国第一个民营科研机构———中国西部科学院，把北碚从一个盗匪横行、贫困落后的穷乡僻壤建设成为名闻遐迩的模范地区。漫长的岁月过去了，北碚的变化日新月异，而祖国的巨变更是一日千里，父亲为之奋斗一生的建设现代化强国的民族梦想正在一步步地实现。父亲如果有知，会为此而感到欣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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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初，北碚被称为嘉陵江峡区，这里街道脏乱狭小，没有工厂作坊，烟馆赌场横行。１９２７年春，卢作孚来此担任江、巴、璧、合四县峡防团务局局长，眼见民生疾苦，怀着实业救国，改革出新理想的他决定将此地作为自己进行现代化建设的一个实验平台。


青年是建设的主力，卢作孚刚到北碚时发现峡防局青年十个有二三个有病，极度缺乏体育锻炼，于是当年８月，他便在北碚鞍子坝租地着手建体育场，第二年修成。卢作孚把现代体育观念引入这个山间的乡村，鼓励人们参与运动，锻炼身体，并组织各种球队打比赛，１９２９年４月２０日到２６日，四川体育史上规模最大、项目最多、参加面最广的运动会就在这里举行，共有来自全重庆３８个单位的１１６１名运动员参加。后来民众体育场改为公共体育场，至今仍是群众集会的会场。


“若要今年收成好，请到图书馆去看做庄稼的书。”这句话是卢作孚写在最初建立的北碚图书馆墙上的标语之一。在北碚建设的最初期，他已经考虑到知识教育、文化建设的重要性，１９２８年，他利用旧庙宇和４００本书建起第一个乡村图书馆。如今破庙早已不复存在，北碚图书馆也已搬进了原兼善中学的大楼，但是北碚人仍喜欢沿用它的旧名“红楼图书馆”。


北温泉公园、缙云山，至今这两地仍是人们休闲娱乐的好去处，但或许没有多少人知道，北碚几所公园的始建者都是卢作孚。那时全中国的都市都很少有公园存在，在公共场所修建公园被视作进步的表现。卢作孚到北碚不久就利用缙云山下的温泉寺修建公园。１９２９年温泉公园建立之初，经费只有４０个银元，用２０银元买材料，２０元请客吃饭作宣传，设计和建筑劳动全都靠自己，而主要劳动力就是新营房的士兵和受训的青年，其中卢作孚的四弟卢子英带领的少年义勇军出力最大。接着他又在火焰山下规划出平民公园，即今日的北碚公园。


在北碚有一条穿行于山间的老铁路，因为时代久远，铁轨已经锈蚀，一些路段也已拆掉，那是四川的第一条铁路，当时卢作孚为了解决煤矿运输落后的问题，组建股份公司，请来外国工程师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用了８年时间建成这条１６．５公里长的北川铁路，不仅是运输的工具，更成为一大景观，这条铁路一直使用到２０世纪６０年代。


从１９２８——１９３８年，在卢作孚、卢子英兄弟俩的共同努力下，北碚建起西部科学院（现北碚自然博物馆），全国各地的科学工作者、学者都曾来此讲学，一时间北碚全国闻名。北碚变化惊人，经济、文化、教育建设都已得到实现，然而自始至终卢作孚和卢子英的办公地点都没离开过最初的那间旧庙。


在北碚城区内，街道早已阔宽，现代化气息十分浓郁，只有街道两旁的大树还留有当年的痕迹，这些树种都是卢作孚在职时请国内一流的专家挑选的，如今都已是枝繁叶茂，连宽阔的大马路也遮盖得差不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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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间，民生公司征用的860只木船和数千纤夫也在加紧运输。“纤夫们在川江上，完全是用肉体和江水搏斗，”李铁仙说，随船的美国记者将照片发回美国刊出后，全世界才得知：在中国最危急的关头，这个民族在用肉体与钢铁搏斗，“她将是不可战胜的。”

　　舍生取义的悲壮故事几乎天天都在发生：民俗轮行进过程中，3架日本轰炸机穷追不舍，至青石洞时，船身中弹，船上运载的机器、几十名船员和几百伤兵顷刻沉入江底，只有几人生还；在它旁边，另外一艘轮船拼命冲出危险区，躲进岩湾……

　　民生公司为宜昌大撤退付出了惨重代价——每天都有轮船、木船被炸，每天民生公司都有员工献出生命，公司共计损失轮船16艘，116名员工牺牲，61人受伤致残。

　　但他们的牺牲是值得的。经川江抢运出的单位包括：兵工署22厂、23厂、24厂、25厂、金陵兵厂、陕西厂、巩县厂、兵工署汴厂、湘桂兵工厂、南昌飞机厂、宜昌航空站、航委会无线电厂、航委会安庆站、扬州航空站、钢铁迁建委员会、申钢厂、大鑫钢铁厂、周恒顺机器厂、天元电化厂、新民机器厂、中福煤矿、大成纺织厂、武汉被服厂、武昌制呢厂、武汉纱厂等数百家，还有国民政府机关、科研单位、学校设备及若干珍贵的历史文物。

　　这些抢运入川的工业物资，很快在重庆等地建起新工业区，尤为重要的是以重庆为中心的兵工、炼钢等行业，构成战时中国工业的命脉，它们成了抗战的坚强后盾，生产出大批枪炮，为前线将士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杀敌武器，“这一切，首功在宜昌大撤退，在卢作孚和他的民生公司。”古今川江如此气魄谁能堪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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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都是为抗战

　　“宜昌大撤退”完成后，卢作孚站在船尾，望着宜昌城渐渐远去，他的耳边回响起1000多名川江水手写给国民政府参政会的信中那发自肺腑的声音：

　　“我们并不顾虑工钱太少，职业无保障，对于战时的交通，曾尽了和正在尽着最大的努力，输送杀敌壮士，抢救生产器材，护送伤员和避难同胞等，在敌人的飞机炸弹下工作，不管死或活。如果说我们是在为微薄的工资而苟延残喘，实在不如说我们是为了抗战的胜利。”

　　据一份资料统计，民生公司经由宜昌抢运入川的机关、团体、学校、工厂、医院等单位的人员，共约6.4万多人。其中抢运入川的学校有复旦大学、中央大学等数十所。而运送军用物资的轮船90%也都是来自民生公司。

　　为优先抢运伤兵，民生公司调派“民联”、“民生”等7艘轮船，在一段时间内集中抢运。轮船舱底装兵工器材，舱面装运伤兵，伤兵船票实行半价结算，伤兵眷属按6折计算。仅1938年，抢运入川伤兵人数达1万多人。

　　为抢救难区儿童，中华慈幼协会、世界红十字会、战时儿童保育会等先后组织难童撤退入川，由民生公司轮船免费运送到沿线各地儿童保育院。

　　完成“宜昌大撤退”后，民生公司付出了重大代价：117名职工献出宝贵生命，76名船员负伤致残，16艘船被炸沉，69艘船被炸伤。其中，民生公司最大的轮船“民元”号在敌机第一次袭击中即被炸毁，主力轮船“民风”号因装卸炮弹不慎爆炸沉没，“蜀和”号在青滩触礁沉没……

　　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抗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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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昌惊天大撤离

　　1938年，日军逼近武汉。跟随首都迁渝，大批机关、学校、工厂纷纷向川渝拥进。数万人员、近20万吨物资，急需从宜昌逆长江抢运进川渝。在敌机的狂轰滥炸下，民生公司在40天里上演了———宜昌惊天大撤离

　　1938年初秋的一天，川江上船鸣声此起彼伏，从河南撤离出来的中福煤矿总经理孙越崎独自站在江边，看着川流不息的船只哀叹：“难道煤矿设备只能抛掷在江边？几十年的心血白白付诸东流？”

　　“不，一定还有办法的！”孙越崎想到了卢作孚———民生公司总经理。

　　“我一定把你的设备运上去。”当孙越崎得到卢作孚的承诺时，满腔的焦虑化作了感激。这年的秋天，感激卢作孚的何止孙越崎一人，而是千千万万的中国人。

　　八方风雨会宜昌

　　1938年夏，安庆失守，武汉告急。战区机关、学校、工厂纷纷撤退，争先恐后涌向宜昌。

　　宜昌一时堵塞，抢运工作异常艰难。

　　接着，从徐州等地前线撤下来的大量伤员要转运入川。6月21日，国民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电示民生公司：“前线伤兵，必以宜昌为惟一后送区域，预计伤兵在短时内，有5000人至1万人到达宜昌......”而此时，拥集在宜昌的还有紧急待运的军工器材12万多吨、珍贵的航空油料1万多吨、各类公物6万吨。可以说全国的兵工工业、航空工业、重工业、轻工业的生命，完全交付在这里了。

　　一夜之间，西迁的移民和物资把这座古镇撑得爆满。在这危急时刻，扼守长江三峡的宜昌，成为悬系中国命运的咽喉。

　　宜昌城很小，不足两平方公里，但每天有几千人来此，最多时达到3万。然而川江天堑，滩多流急，船只吨力小，运力有限。按常规计算，滞宜物资和人员的运送，需要等到第二年底才能完成。武汉距宜昌630多公里，敌机频频轰炸，前有高山阻挡，后有追兵逼近，人心惶惶，秩序混乱。

　　1938年9月，时任交通部次长的卢作孚风风火火地赶到宜昌。此时，由他白手起家创办的民生公司已成为川江上船只最多、实力最强的航运公司。望着堆积如山的物资，蜂拥的人群，卢作孚当机立断，抽调民生公司最得力的人员参加抢运。

　　40天后变空城

　　此时的宜昌如同一个大仓库：3万多待运人员、9万多吨待运器材。以当时民生公司的运力，按常规运送，要将其全部运往重庆，至少需要一年时间。更让卢作孚担忧的是，时值深秋，长江三峡将进入漫长的枯水期，到时运输任务就更难完成。

　　卢作孚根据长江上游有40天是中水位的特征，决定打破常规采用“三段航行计划”，最大限度地抢运物资。

　　“长江航线，从宜昌到重庆，上水航行至少需要4天，下水航行至少需要两天，费时太长，必须采取尽量缩短航程的办法，以争取多运物资。”现民生公司董事长、卢作孚之子卢国纪回忆说：“当时，父亲作出规定，除了最重要的和最不容易装卸的笨重设备，由宜昌直接运到重庆外，次要的，较轻的设备，则缩短一半航程，只运到万县(今万州区)即卸下，交由其他轮船转运。这样就节省了一半的时间。更轻、更不关紧要的器材，再缩短一半航程，只运到奉节、巫山或巴东即卸下，留待以后再转运。还有的甚至运进三峡即卸下，让轮船当天即开回宜昌。这样，每天早晨，必有六七只装满物资的轮船从宜昌开出去；每天下午，也必有同样数量的空船开回宜昌来，充分地利用了难得的40天中水位时间，最大限度地增加了运输能力，使成千上万吨至关紧要的军工和民用工厂设备，从宜昌抢运出去，送到了安全的地方。”

　　抢运极为艰苦，敌机空袭不断。入夜，敌机一来，整个码头骤然灭灯。敌机一过，港口作业区又灯光齐明,码头上热火朝天。船工“嗨哟嗨哟”的装卸号子声、起重机轰鸣声、汽笛声交织在一起……汇成悲壮的交响曲。

　　40天过去了。当日寇进入宜昌时，这里已是一座空城。

　　宜昌撤退，后来被喻为“中国实业上的敦刻尔克”。

鸟鸟爱装嫩

卢作孚(1893年-1952年)，出生在重庆合川一个贫苦人家，15岁离家到四川求学，参加过同盟会，经历了辛亥革命。

　　1926年，随着他的一句“要救国，必须发展文化教育；要发展文化教育，必须首先办实业；只有有了实业作基础，文化教育才有可靠的支柱”的爱国口号，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艰难创办起来，经营长江内河航运。

　　当时，长江重庆至宜昌段全被外国轮船公司垄断，江面上触目可见英、美、日、法、意、瑞典、挪威、荷兰等国国旗。在外国轮船公司的强力排挤下，所有中国轮船公司几乎濒临破产。

　　民生公司创办时，只有一艘70吨的“民生”号小客轮，航行在重庆至合川的嘉陵江上。经过几年的经营，民生公司迅速发展成长江上的一支新生力量。为了联合华轮公司与外国轮船公司抗衡，民生公司从1930年开始了“化零为整”运动，先后合并了一些小公司，后买了一批中外轮船，1935年，统一了长江上游航运，将不可一世的外国轮船公司逐出了长江上游。到1937年抗日战争前夕，民生公司的轮船已增加到46艘，被誉为长江上的一颗明珠。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卢作孚放弃欧洲之行，立即发电报给公司全体职工：“民生应该首先动员起来参加抗战！”

　　1937年8月抗战爆发后，他任国民政府交通部常务次长兼全国水陆联合运输管理处处长，耗尽心血，把无数物资和人员抢运至四川，又把出川抗战的部队运往前线。

　　1937年9月后，民生公司船队首先将4个独立旅、两个师的川军先头部队，由重庆和万县抢运到宜昌。当川军乘坐民生公司轮船出川开赴抗日前线的时候，成千上万的民众拥到江边去送行，军民同仇敌忾的动人情景，使无数人激动得落下眼泪……

　　据资料记载：抗战开始仅一年时间内，民生公司抢运到前线的作战部队共30余万人，4600多吨弹药……整个抗战期间，民生公司运送兵员达270余万！

　　在1937年到1938年几个大战役后，民生公司又将大量伤兵抢运回川。抗战初期，民生公司经由宜昌抢运入川的机关、团体、学校、工厂、医院等单位的人员，共约6.4万多人。

　　粮食是抗战主要物资之一。历年四川贡献的粮食占全国征粮总数的1/3。这些物资的运输，基本上也由民生船队担任，源源不绝地运送到前方。

　　1938年秋的“宜昌大撤退”，民生公司抢运了大量沦陷区军工物资和工业设备。

　　1940年，卢作孚任全国粮食管理局局长，为支撑紧张的粮食供应而倾其全力。民生公司对抗战的卓越贡献，受到国民政府嘉奖，卢作孚获一等一级奖章。

　　毛泽东曾称赞卢作孚是中国“四个不能忘记的实业家之一”。徐盈1948年在《中国当代实业人物志》书中写道：“没有卢作孚，没有民生公司的这些牺牲，也许不能造成战时的那些良好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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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敦刻尔克”大撤退


　　抗日战争爆发后，卢作孚先生放弃了预定的欧洲之行，全力投身于反侵略战争的工作，提出“民生公司应该首先动员起来参加战争”，亲自指挥民生公司运送出川抗日的川军部队；他改变了一向不肯做官的态度，临危受命，被国民政府任命为军事委员会第二部副部长兼农产、工矿、贸易调整委员会运输联合办事处主任。1938年初，他又出任国民政府交通部次长，在武汉，两个月内完成了所有兵工厂和钢铁厂的撤退运输。


　　1938年秋，武汉已沦陷，3万多人员和10万吨重要物资还滞留在宜昌。这10万吨物资是苦难的中国兵器工业、航空工业、钢铁工业以及其他战略配套工业的最后一点骨血，是抗击日寇，军火工业再生补给的最后一部分物资精华。如果不能及时转运入川，不仅大后方的军事工业重建将大费周折，而且一旦被日军掳掠，后果不堪设想。


　　然而此时通往后方重镇的交通要津川江又快到不能行走轮船的枯水期，情况万分紧急。卢作孚临危不乱，开创宜昌撤退著名的“三段航行”，指挥船只冒着日军的炮火和飞机轰炸，将待运人员和重要物资在40天内全部运走。


　　最早将“宜昌大撤退”比作“敦刻尔克大撤退”的是举世闻名的中国平民教育家晏阳初。然而，敦刻尔克大撤退是依靠一个国家的力量，由一个军事部门指挥完成的。宜昌大撤退则完全依靠的是卢作孚和他的民生公司。因此，亲历了宜昌大撤退的晏阳初说，“这是中国实业史上的敦刻尔克，在中外战争史上，这样的撤退只此一例。”


　　这到底是一种怎样的大撤退呢？相关报道显示，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后，纽约市政府用9个月时间完成了世贸大厦南楼和北楼双塔废墟的清理，共运走了93万吨坍塌大楼的物料。9个月93万吨，月均10万余吨，这和宜昌大撤退的40天10万吨器材，3万多人员的运量基本相当。问题在于，这是前后相差63年的两大历史事件，有着完全不同的时代背景和机械施工以及运力装备水平！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却又是那样千差万别。


　　在宜昌大撤退完成之后，国民政府曾先后两次向卢作孚授勋。对于这一段彪炳史册的功绩，卢作孚在家人面前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了一下，连勋章也没有让孩子们一一过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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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该被忘记的民族英雄


　　多年来，卢作孚这个名字一直被红尘紫雾深深掩埋，以至于大多数国人都很陌生。直到近半个世纪后，这个名字出现在中央电视台的《记忆》栏目之后，卢作孚其人其事才成为新世纪一个重要的“考古大发现”。


　　卢作孚不仅是同盟会会员和四川保路运动的参与者，也是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创始人和总经理，长江航运的一代霸主，风云一时的中国船王；更是抗战初期可与后来法军敦刻尔克大撤退相比的40天宜昌大转运奇迹的策划者和领导人，是为抗战胜利立下赫赫功勋的政府杰出服务勋章和一等一级勋章获得者。


　　卢作孚不仅是一个实业家，还是民国初年“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的理论家和实践者，是北碚新城及其“经济特区”和“文明社区”的策划者和创建者，民间性西部科学院的缔造者和首任院长，是中国西部大开发的拓荒者。进而，他还是中国现代化建设及其文明转换时期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思想家，是产业、交通、文化和国防“四个现代化”的最早倡导者和勇敢的开拓者。他的著作《中国的建设问题与人的训练》及其关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文章，至今仍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卢作孚不仅是一个脚踏实地的实干家，更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的理想，不在个人的升官发财，不在家族、公司、地域的繁荣昌盛，而在于全中国的现代化新世界的创建。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不愿“在猪圈中盖起个人的华堂”，而愿“在花园里搭建自己的茅屋”。

　　金雨时称卢作孚是一个不该被遗忘，也是一个不可能被长久遗忘的人。难怪当年“识君之抱负，惊君之才，知君之心 ”的黄炎培先生，早就预言“几十百年后，有欲知君者，其问诸水滨”。梁漱溟则在《景仰故交卢作孚先生献词》说：“作孚先生胸怀高旷，公而忘私，为而不有，庶几乎可比古之贤哲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