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过梁漱溟的眼看那些“风流人物”

作为一位文化名人,梁漱溟有十分广泛的社会关系。他曾与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许多政要(包括国共两党的最高层领袖)交往密切,并对其中一些人产生了影响。从《梁漱溟晚年口述》(下称《口述》)中,我们既可以看出梁漱溟超然于权势的独立人格,也可看出不同时代里中国知识分子不同的社会地位和作用。梁漱溟对学界、政界一些人物的臧否也很值得品味,他讲到很多人的逸事,对我们了解这些人的人品,研究这些人的思想,是不无补益的。

  梁漱溟与毛泽东的特殊关系恐怕是最令世人瞩目的。多年的亲密朋友突然间势同水火,随后又形同路人,这种强烈的反差实在让人印象深刻。

  梁漱溟与毛泽东早在1918就相识了。那时,梁是北京大学哲学系讲师,毛是北京大学图书馆的管理员,当时他们两人只是点头之交。20年后,梁漱溟到延安,在16天里与毛泽东有过8次交谈,有两次是通宵达旦。他回忆说“彼此交谈都很有兴趣”。1950年梁漱溟到北京,毛泽东提出要梁漱溟参加政府,梁漱溟未同意。梁漱溟说:“他想拉我拉近一点,可我不想靠近。”尽管不太高兴,毛泽东仍时常派车接梁漱溟到中南海去漫无边际地聊天,有时候还留他吃便饭,席间有江青和秘书作陪。自从1953年9月那次激烈的冲突之后,毛泽东就不再派车接他了,两个人的私人关系自然就中断了。那以后,在公开场合见面时,毛泽东只是像接待其他人一样,匆匆地与梁漱溟握一下手,说一两句话,“没有请到家里来坐下来谈话”。从这些回忆中可以看出,梁漱溟对毛泽东单方面中止两人的友谊深感遗憾。

  梁漱溟在《口述》中多次客观地评价毛泽东,总是说毛泽东很了不起,只是到晚年因糊涂而犯错误。认为“文化大革命”以及“批林批孔”都是毛糊涂时候的“乱来”。

  对于蒋介石其人,梁漱溟从未有过好印象。蒋介石在武汉做“剿匪”总司令时,让人给梁漱溟传话:“希望梁到武汉来跟我见面。”梁漱溟回答说,“好,我知道了”,却没有应召前往。梁漱溟认为,蒋介石这个人基本的问题是太自私,不信任人,而且从来说话都不算话。他自以为怎样最得计,其实是弄得众叛亲离。艾恺问:“您觉得蒋介石对中国,对中国革命有没有什么贡献呢?”梁漱溟回答说:“他最大的贡献哪,(笑)最大的贡献是造成了共产党的成功。”

  梁漱溟与一些军阀的关系比他与蒋介石的关系要密切得多。在人们眼里,军阀大都是粗鲁不堪、没有文化的人,《口述》中的军阀却是另一种形象。他们乐于和学者、文化名人交往,不仅请他们到军队里传播知识,还请知识分子当顾问,尊为座上客,礼遇有加,并且尽力支持他们的事业。无论是附庸风雅,还是政治上有所企图,都显示出当时崇文的社会风气和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较高。

  据梁漱溟说,行伍出身的冯玉祥的确行为粗鲁,甚至将他的手下韩复榘罚跪、打耳光,气得韩复榘背弃他而去,投奔了蒋介石。但是冯玉祥却表现出很尊重文化。1924年,驻扎在北京南苑的冯玉祥托人请梁漱溟为其军队作演讲,共讲了五次。每次,冯都到场陪着听。被冯请去做讲演的人很多,其中有著名的军事学家蒋方震。冯玉祥给他的军官每人发一个小本子,记载蒋方震的语录,上书“蒋方震曰”,有三五句,让军官们牢记。冯玉祥自己也注重文化学习,曾请两位老先生(其中一位在清朝做过巡抚)给他讲《左传》。冯玉祥支持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也支持陶行知的教育事业。

  被人们认为是最为粗鲁,乃至“丑态百出”的军阀韩复榘对梁漱溟毕恭毕敬,两人一见如故。韩复榘大力支持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把他管辖的山东邹平县交给梁做实验区。艾恺提到有关韩复榘的种种传闻、笑料,梁漱溟说,那都是笑话,不真实。

  李宗仁与梁漱溟算是同乡,都是广西桂林人。李宗仁在广西搞“自治”,与蒋介石分庭抗礼,便招揽一些文人做顾问。1935年李宗仁请梁漱溟回广西,让他讲演、出谋划策。抗战时期,李宗仁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驻徐州,又请梁漱溟去徐州。梁漱溟在徐州逗留一个月,每天都由李宗仁招待吃午饭,每次都交谈,关系极为密切。解放战争后期,蒋介石下野后,李宗仁任代总统,请梁漱溟出面为他做事,被梁漱溟拒绝。

  阎锡山也曾请梁漱溟去山西作讲演,讲了一个月。1930年,阎锡山聘请梁漱溟为高级顾问,月薪500元。因阎锡山未采纳其关于裁军和停止内战的建议,梁漱溟辞去顾问的职务。

  《口述》中有不少对学界名人的评价。梁漱溟看重人品和道德,极力称赞好人品,讽刺和批评坏人品。

  20世纪初期“康梁”并称。在《口述》中,梁漱溟多次说他佩服梁启超,喜欢梁启超。梁漱溟说,梁启超作为一个老前辈,一位名人,却毫无架子,十分虚心。梁启超年长于梁漱溟20岁,因对佛学感兴趣,知道梁漱溟对佛学有研究,居然亲自到梁漱溟家中去讨论。后来两人经常往来。

  梁漱溟在盛赞梁启超的同时,又多次说他很不喜欢康有为。梁漱溟披露了两件事:一件是,康有为在陕西西安的卧龙寺参观时,将寺中多卷珍贵的古版佛经装到他的骡车上试图盗走,后被人发现并追回。还有一次,康有为向一个银行家余凡澄“借”一幅十分名贵的字画,试图据为己有;余凡澄多次讨要不得,便不得不派许多人到康家强行索回。

  梁漱溟曾经一度很佩服章士钊,说他对章写的讨论中国如何学习外国政治的文章都很爱读。可是在结识章士钊后,即对他感到十分失望,因为发现章“生活很腐烂——吃鸦片、赌博、赌钱、嫖妓女,娶姨太、娶妾,一个、两个、三个,我很失望,我很不喜欢”。

  梁漱溟盛赞教育家陶行知的人品,说:“陶先生这个人好得很啊,好得很,了不起。”梁漱溟说,一般留洋的学生都是西装革履,而陶行知却穿农民的衣服,穿草鞋,在农村带领一帮人,自己盖房子,创办学校,实行平民教育,“在留洋学生中没有看见那样的人”。

  艾恺说,梁漱溟最伟大之处是有着“表里如一的人格”。从梁漱溟对他人的评论就可充分证实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