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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陈炯明
送交者: 小坏蛋 [秀才] 于 April 23, 2006 11:02:26 已读 202次  

对陈炯明向无了解，于正统和传统史学关于他的论述和评价，可谓不经意接受。只是看到时人赠送的挽联，一念之间，颇奇怪于对他歌功颂德，备致赞扬。挽联本多溢美之作，不足以评定死者，然送陈炯明挽联者颇多政治名人，还有不少著名学者，颂扬过当，岂不贻笑他人，自贬身价？且挽联所指，不乏是对史论指责陈炯明的重大错误的辩正。于此，不免生疑。但对于陈炯明一生功过，仍无了解，这种疑惑也就事过即忘。去年在香港，老友李侠文先生赠我一册七十年代香港出版的《陈炯明传》复印件；侠老与陈炯明旧部黄居素熟稔，他也赠我以黄居素写给他的谈陈炯明事的信件。《陈炯明传》全面写陈炯明，由清末议员开始，参加黄花岗起义，早期经营闽、桂、粤的治绩，倡导联省自治，容孙至于反目而成中山广州蒙难，至退出军界、政坛，以至一九三三年九月病逝香港，均有记载。关键是陈和孙的关系，即容孙、驱孙、炮轰观音山总统府、孙被困永丰舰，其间经过，书中一反旧说，为陈炯明辩，传中附录诸件如吴稚晖与陈炯明来往书信及陈炯明逝世时香港报纸长篇报道，可作参考。读了《陈炯明传》，对陈炯明生平，他的思想、主张、治绩，诚有所了解，但在关键的问题上，即孙陈关系，中山广州蒙难事件，还是疑莫能明，甚至于是越读越不能明。这，主要是我对问题缺乏研究。然史料缺如，或均一面之辞的记载，恐怕会造成即使有研究的人亦不免作一偏之论。写这篇文章，起于仓卒，广东已出版陈炯明文集，也没有阅读，非敢为定论，亦不能作定论，只是为了表达我的疑惑，期得通人君人指教。 www.csuchen.de/bbs

　　孙中山死，陈炯明时居香港，亲撰挽联（陈炯明幼读旧学，毕业广东法政学堂，后为广东咨议局议员，亦曾办报，诗古文辞均佳，函电文牍向所亲拟，不假人手），其文曰： www.csuchen.de/bbs

惟英雄能活人杀人，功罪是非，自有千秋青史在。 www.csuchen.de/bbs

与故交曾一战再战，公仇私谊，全凭一寸赤心知。 www.csuchen.de/bbs

　　这哪里是挽联，但见一腔怨气喷薄而出。上联说孙中山不能“杀”他，历史会对他有正确评价，下联所说故交，似非指孙中山，却因孙之故而与之“一战再战”，结果落得如此，亦是怨词。如解释为与中山战，公仇二字难通。陈炯明与章太炎为知交，两人因联省自治主张而结合，同与孙不睦。章曾为陈《中国统一刍议》题辞，谓陈之议，“多中肯处”，是“根本之论也”。于《定威将军陈君墓志铭》中章更历数陈之功绩，而痛斥中山。章亦借孙死寄挽联以泄愤，其情其词都超过陈炯明的挽联，直是痛骂与诅咒，附引如下： www.csuchen.de/bbs

举国尽苏联，赤化不如陈独秀。 www.csuchen.de/bbs

满朝皆义子，碧云应继魏忠贤。 www.csuchen.de/bbs

　　考察陈炯明一生，早岁参加同盟会，黄花岗之役为先锋（敢死）队第四队队长，以后谋炸广东水师提督李

嬲

成王败寇，这是无可奈何的事情
功罪是非，自有千秋青史在

半人马

1922年的陈炯明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陈炯明算得上是一位叱咤风云的人物，也是一位充满争议的人物。在一般人印象里，陈炯明是背叛孙中山的反动军阀，其罪证之一，就是1922年6月16日的炮轰总统府，逼得孙中山化装出逃上海。然而，时至今日，如果我们不是以尊重史实的态度，把历史事件放在相应的历史条件下作客观的考察，还是率由旧章，简单地用“乱臣贼子”、“犯上”、“弑主”、“逆伦反常”之类封建罪名，作为定谳，实在无助于重新厘正这笔历史旧账……

　　根本分歧
　　陈炯明于清末广东法政学堂第一届毕业后，当选为广东谘议局议员，是维新运动所培养出来实行立宪的人才。他早年参加同盟会，策划了广东独立。辛亥革命后，他主政广东，致力于把广东建设成为全国模范省，禁烟禁赌，改革教育，发展经济，提倡新文化运动，邀请陈独秀担任广东教育委员会秘书长，支持共产党领导的工会组织和报纸，推行地方自治，民选县长、县议员。
　　陈炯明和一般军阀不同的地方，在于他具有民主思想，反对军治、党制，提倡民治。这就未必为国民党人以至孙中山所同意。孙中山的理想是成立一个正式的中央政府，领导全国革命，他把国民革命分为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在他眼里，人民是“无知可怜”的幼儿，革命党则是保姆，他说：
　　我们建立民国，主权在民，这四万万人民就是我们的皇帝，帝民之说，由此而来。这四万万皇帝，一来幼稚，二来不能亲政。我们革命党既以武力扫除残暴，拯救得皇帝于水火之中，保卫而训育之，则民国的根基巩固，帝民也永赖万世无疆之休。（居正：《中华革命党时代的回忆》）
　　陈炯明并不赞成此说，他曾经批评：
　　训政之说，尤为失当。此属君政时代之口吻，不图党人袭而用之，以临吾民。试问政为何物？尚待于训耶！民主政治，以人民自治为极则，人民不能自治，或不予以自治机会，专靠官僚为之代治，并且为之教训，此种官僚政治，文告政治，中国行之数千年，而未有长足之进步。国民党人有何法宝，以善其后耶？徒使人民不得自治机会，而大小官僚，反得藉训政之谬说，阻碍民治之进行。（《陈炯明集》下卷，中山大学出版社，1998年9月）
　　陈炯明所倾心的，是联省自治。
　　“五四”运动后，一些文人学者认为，既然南北政府都无力统一全国，与其连年征战，不如各省先行自治，把自己的事情办好了，再实行联省自治。如此便可以不通过武力而最终实现全国统一。联省自治者最津津乐道的，就是北美13州经独立战争脱离英国后，经由11年高度地方自治的“邦联”，进而建立“联邦”的历史。这似乎为久经战祸、渴望和平统一的国人提供了另一可行选择。因此，联省自治的主张一经提出，不仅风靡南方各省，而且迅速波及北洋政府治下的北方省份。
　　陈炯明对联省自治尤为心驰神往，1921年2月，他在《建设方略》一文中，详细解释了自己的政治见解：
　　近世以来，国家与人民之关系愈密，则政事愈繁，非如古之循吏可以宽简为治，一切政事皆与人民有直接之利害，不可不使人民自为谋之。若事事受成于中央，与中央愈近，则与人民愈远，不但使人民永处于被动之地位，民治未由养成，中央即有为人民谋幸福之诚意，亦未由实现也。（《陈炯明集》下卷，中山大学出版社，1998年9月）
　　然而孙中山成立正式政府和选举总统的主意已定。1921年1月12日，非常国会在广州复会。孙中山号召国民党人，像推翻清政府、袁世凯那样，再发动一次全国性的革命，来推翻北洋政府，他宣称：“北京政府实在不是民国政府。我等要造成真正民国。”

　　总统选举
　　对孙中山的主张，陈炯明等人则不以为然：依总统选举法，总统由两院联席选出，出席议员至少须全部的三分之二，即580人才能举行选举总统会，现在广州的旧国会议员才两百多人，还不够原众议院人数的一半，而且实行记名投票，这岂不是自毁法律吗？和北方毁法，又有什么本质不同？一旦广东成立正式政府，结局只有一个：南北之间将再次陷入战争之中。什么地方自治，什么建设模范省，统统都变成镜花水月。
　　孙中山则以为陈炯明的保境息民怀有私心，他的性格，是认准了的目标，便义无反顾地走下去，成败利钝，在所不计，此亦所谓“知难行易”也。陈派的人最终拗不过孙中山。1921年4月7日，两百多名议员召开非常国会，表决通过了中华民国政府组织大纲，在这个大纲中，只规定了大总统的产生和权限，却没有任期，也没有规定政府的组织架构。一切政务、军务、内阁任免，均由大总统“乾纲独断”。
　　会议采用记名投票，“以示负责”。结果孙中山得218票，陈炯明得3票，废票一张。孙中山当选为中华民国大总统。整个过程仅用了不到两个小时。
　　正如陈炯明预料的一样，孙中山当选总统和西征、北伐，仅仅是一件事情的三个环节，它们是紧紧相扣的。
　　6月，孙中山任命陈炯明为援桂军总司令，叶举为前敌总指挥，开始第二次粤桂战争。粤军以雷霆万钧之势，楔入广西境内，8月初，进驻南宁。
　　随后，孙中山派邹鲁到广西，敦促陈炯明出师援鄂，并由广东政府接济军费400万元。但陈炯明说，粤桂战争花费巨大，能动用的钱差不多都投进去了。他想尽一切办法，也只能筹到200万元，还要等北伐军出发以后才能付出。双方信使，徒劳往返，无济于事。孙中山亲赴南宁，当面向陈炯明晓以大义。结果陈炯明仍然主张先定省宪，以确立民治的基础；再议国宪，循序渐进地推进统一。他说自己并不反对北伐，只是现在兵疲将惫，囊空如洗，根本不可能远征北方。
　　10月29日，孙中山在梧州设大本营，一面派汪精卫回广州筹饷，一面躬亲督师，溯江北上，向桂林前进。他愤然表明：“我已立誓不与竞存（陈炯明字）共事。我不杀竞存，竞存必杀我。”（《华字日报》）1922年6月24日）遂有把手枪交给黄大伟，令其刺杀陈炯明之举。（章太炎：《定威将军陈君墓志铭》，载《广州文史资料》第9辑，此事亦经黄大伟本人撰文证实）

　　邓铿之死
　　经过长时间的酝酿之后，1922年2月3日，孙中山决计取道湖南，进兵北伐。但由于连年被兵，湖南方面无论是当局还是人民久已厌战，所以宣布保境息民，公开拒绝北伐军假道。入湘计划于是告吹。
　　3月26日，孙中山在桂林召开会议，决定班师回粤，改道江西北伐。这时广州发生了一件凶案。
　　3月21日，陈炯明的亲信、负责为北伐军在后方筹划的粤军参谋长邓铿从香港公干回省，在广九车站突然遇刺，两天后身亡。国民党官史一向说邓铿是被陈炯明暗杀的，然而，从目前的史料看，这种说法大可质疑。据罗香林记述：“公知凶手所自来，且身中要害，知不能免，急命司车者驶回省署，告陈公（炯明）暨家人亲友以后事。”（罗香林：《革命先烈邓公仲元传》）《陈炯明叛国史》也说：“邓被刺后，抬入总司令部，曾向大众叹气言曰：‘我知参谋长地位危险，何必自己人杀自己人。’有问凶手为谁者，邓又叹气，谓：‘我认得，真不料他杀我。’”
　　如果邓铿认得凶手与陈炯明有关，他怎么会在受伤后马上返回省署（陈炯弥办公的地方），又命人通知陈炯明呢？后来陈炯明辞职离开广州时，“邓仲元（铿）夫人及邓之介弟闻讯，赶至车站送行，陈与之谈话甚久，语及邓仲元身后时局之状况，相对泣下。”（《申报》1922年4月30日）可见邓的亲属都不认为陈炯明是幕后黑手，陈邓两家还一直保持着通家之好。
　　密切关注局势发展的驻穗美、英两国领事馆也认为，刺杀邓铿，是孙派国民党人所为。美国副领事在1922年4月4日有一份报告说：“关于谋杀邓铿的动机，我从外国情报探得两报告，一说是广西系所为，另一说是国民党，以警告陈炯明而下毒手。”英国总领事在4月22日也有一份报告说：“国民党谋杀陈炯明的参谋长邓铿，现已为众所周知的事实。”
　　邓铿之死，对孙陈间本来就脆弱不堪的关系，可以说是致命一击。有一种说法是，陈炯明不愿全力支援孙中山的北伐，孙中山为解兵马粮饷之忧，必欲除之而后快，是以杀陈手下的第一大将，以收杀鸡骇猴之效。（汪荣祖：《邓铿之死真相探索》，载《李敖千秋评论丛书》，1990年2月）
　　4月9日，孙中山决意变更计划，令在桂各军一律返粤，潜师而行，到了梧州，陈炯明才知道。孙中山让廖仲恺转告陈炯明：一、陈炯明参加北伐，二、筹措500万元的军费。陈炯明无法接受孙的条件，遂被罢黜。

　　举兵北伐
　　4月23日下午，孙中山在越秀山总统府召开全体幕僚会议，决定行止。大本营内，有两种意见，一是主张暂缓北伐，先清内患，解决“陈家军”；二是立即转道北伐，避免与陈炯明直接冲突，双方仍留转圜余地。
　　孙中山赞成第二种意见，“竞存叛迹未彰，在桂粤军数年奋斗，犹欲保存”，因此，他决定亲自督师北伐，“两广仍交竞存办理，给以殊恩，当能感奋”。
　　孙中山急图北伐，与北方形势的发展，不无关系。4月下旬，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孙中山与奉、皖军阀一直有秘密接洽，结成三角同盟。孙中山深感这是联合奉、皖军阀，夹击直系的千载良机，必须立即出兵策应，他已无暇顾及解决陈炯明问题了。
　　但出乎意料的是，直奉开战，仅及一周，奉军便被吴佩孚击败，狼狈退回关外，南北夹击直系的计划，化为泡影。但南方的北伐，却如弦上之箭，不得不发了。
　　5月9日，孙中山在韶关大誓三军，旌麾北指。“出师宗旨，在树立真正之共和，扫除积年政治上之黑暗与罪恶，俾国家统一，民治发达”。然而，当孙中山谋求与奉、皖结盟时，已经把北伐降格为一次普通的军阀战争了。
　　6月2日，北洋总统徐世昌在巨大的压力之下，宣布辞职。由于孙中山曾一再发表政治宣言，承诺只要徐世昌下台，他亦将同时下野。因此，舆论普遍认为，徐世昌下台后，停止内战，和平统一，终现一线曙光。6月3日，蔡元培、胡适、高一涵等两百多位各界名流，联名致电孙中山和广州非常国会，呼吁孙中山实践与徐世昌同时下野的宣言，可见这个要求在当时是颇得人心的。

　　炮轰总统府
　　驻守在广西的粤军，在听到陈炯明下野的消息后，顿时沸反盈天。5月8日，孙中山委任陈炯明的部下叶举为粤桂边督办，以示对粤军的信任。然而叶举并不领情，5月20日，他率领六十多营粤军，突然开入省城。
　　粤军虽然打着迎陈复职的旗号，但内部已经开始分化。一派要求陈炯明马上回省，恢复所有职务，镇摄大局；另一派则不满陈炯明对孙中山的态度过于软弱，希望由叶举来领导粤军，与孙中山彻底决裂，如果陈炯明不同意，就请他出洋，或者继续留在惠州休养。5月31日，上海《申报》的一篇文章，透露了粤军内部的分歧：“现在陈之部曲，亦分两派，一主张陈氏即速回省，则大局立定；一主张陈氏不可造次，俟解决完妥后，始可返省。”
　　陈炯明则在惠州隐居。各界吁请陈炯明回省的函电，铺天盖地，见诸报端；前往劝驾的使者，车水马龙，络绎不绝。甚至连陈独秀也到了惠州，劝陈炯明不如加入共产党，领导华南地区的革命。
　　6月1日，孙中山率领两营警卫，从韶关返回被粤军重重包围的广州。6月2日，孙中山在总统府设宴招待粤军将领，竟没有一个高级军官应邀前来，只来了几个中下级军官。他对那几个小军官说：“告诉你们的长官，不要以为据守白云山，便可胡作非为，我立刻上永丰舰，升火驶入东江射击你们，连你们的根据地也一并铲除！现在东江水涨，永丰炮舰可以直行驶入陈炯明的老巢！”
　　孙中山一连拍了三封电报，要求陈炯明立即到广州面商一切，又派人到惠州催驾。但陈炯明拒绝在这个时候到广州。他说，在省城军队撤出之前，他都不打算到广州。显然，他不希望被人误解。陈炯明曾经说过，一旦粤军叛孙，则“天下之恶皆归焉”，这是他所不愿意看见的。
　　然而，局势在继续恶化，6月3日，叶举宣布广州戒严，大街通衢，遍布岗哨。6月12日，孙中山邀请广州报界出席茶会。他决心通过报纸，向陈炯明摊牌，他宣布：
　　我下令要粤军全数退出省城30里之外，他若不服命令，我就以武力压服他。人家说我孙文是车大炮（讲大话），但这回大炮更是厉害，不是用实心弹，而是用开花弹，或用八英寸口径的大炮的毒气弹，不难于三小时内把他六十余营陈家军变为泥粉。但残害六十余营的军人，且惊动全城的居民，不免过于暴烈，但我不如此做去，他们终不罢休。我只望报界诸君，主持正义，十天之内，做足工夫，对于陈家军，加以纠正。陈家军若改变态度，即不啻如天之福，万一无效，就不能不执行我海陆军大元帅的职权，制裁他们了。（《申报》1922年6月19日）
　　6月15日深夜，粤军高级将领在郑仙祠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发动军事政变，驱逐孙中山下台。就在这危急关头，“陈炯明在惠州派秘书陈猛荪持亲笔信劝止叶举……信大意说孙中山出兵北伐如果能胜固好，如其失败，我以陆军部长身份暂将部队调返东江训练，做充分准备，到时仍可收拾残局。陈猛荪持信送到郑仙祠。叶举阅后，当着陈猛荪的面将信掷落地上，说陈炯明不知军事，还说：回东江哪里找吃的？叫陈猛荪回报陈炯明事情已不容不发……陈炯明怒不可遏地把茶盅也打碎了。”（彭智芳：《叛孙前后的陈炯明部队》）
　　叛乱终于发生了。6月16日凌晨，粤军围攻总统府，孙中山登上军舰，海军宣布和叛军开战。饶是如此，这场叛乱同谋杀还是有点差别，因为叶举等人并不想致孙中山于死地，只想将孙赶出广东，所以他们在开炮前让人打电话给孙透露了消息，让他赶快逃跑。他们提出的要求，也正是前面蔡元培等人所提出，请孙中山兑现他与徐世昌一齐下台的诺言。（《晨报》，1922年6月4日，并参见袁伟时先生相关分析：《文化专横与历史污秽》，载《二十一世纪》网络版第三期，2002年6月29日）
　　孙中山与陈炯明的政治分歧，几经波澜起伏，最终不得不诉诸武力，以悲剧收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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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经过如何的转还，月余以后，六月二十五日，黄居素邀孙中山代表汪精卫、廖仲恺与陈炯明代表马育航、邓伯伟会晤香港，举行谈判。廖传达孙意，坚持陈炯明写悔过书为唯一条件。马电陈请示，陈复电拒绝，便无结果。又过三月，吴稚晖忽由香港搭小轮访陈于汕尾，同行者莫纪彭，但吴以后说，邹鲁亦与。陈候之江边，后来谈至深夜。据《陈炯明传》记述，陈吴获得协议是，大军沿江西线前进，陈军攻福建。北伐至长江后，问题自然解决。且拟好两封通电，经陈签字，吴带回广州，经孙裁可后，双方同时发出。孙陈合作北伐，看来得到协议。舟返香港途中，吴稚晖对莫纪彭说：“一生拿人家的金钱，做自己愿意做的事业，最钜量就像陈竞存交过他港币五万元，拿到了这五万元到了巴黎办起里昂大学。万不料到两年后，大家闹到这田地哩。”（陈传载莫纪彭回忆《海丰之行》） www.csuchen.de/bbs

　　悔过书呢，《陈传》说陈吴之会没有提起。但是，孙中山没有忘记。据《陈传》引英国国家档案局于一九六○年七月二十九日公布的外交文件（M340 R0114）所述：“吴从汕尾回来，即日上广州。这时国父已经北上督师韶关，吴先生又赶到韶关，到后在国父跟前呈阅两封通电，并陈述陈氏已经悔过，其言至诚。国父向吴先生索取悔过书，吴先生答以悔过书仍未携来。这话才出口，将身跪在国父面前，再说一句：‘我吴敬恒代陈炯明悔过。’国父自然把吴先生扶起。”孙陈合作之事终于破灭。九月二十八日，孙返广州，段祺瑞派代表许世英见孙，也力劝与陈合作，联合讨伐曹馄、吴佩孚，孙拒绝。一纸悔过书的周折，带来历史的曲折。翌年（一九二五年）孙中山北上北京，继之病逝协和医院。陈炯明倾诉积愤的挽联已如上述。陈军与蒋介石率领的北伐军屡战，至一九二五年十月八日起，蒋军猛攻惠州城，于十月十四日攻陷，陈军最后据点瓦解，陈炯明从此倒掉了。陈本人于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息影香港，著书立说，生活拮据凄凉，然仍关心政事，谋在海外发展中国致公党党务，并曾数次北上京津，晤段祺瑞以商联络，与章太炎等商国是。一九三三年九月二十二日逝世，得年五十九岁。晚年穷固，三餐亦有所不济，身后更是萧条之至。 www.csuchen.de/bbs

　　陈炯明之死，吴稚晖挽以联曰： www.csuchen.de/bbs

一身外竟能无长物，青史流传，足见英雄有价。 www.csuchen.de/bbs

十年前所索悔过书，黄泉送达，定邀师弟如初。 www.csuchen.de/bbs

　　吴稚晖在联内重提旧事，谓与孙中山地下相见，送上悔过书，关系当恢复了。恐怕，这只是他个人善良的愿望而已。以孙陈之各执己见，事实上是做不到的。吴在挽联中附有跋文，文颇长，述孙陈之再度合作所以不成，乃出于“陈为部下所持，遂未成”。是为陈开脱之言。但吴也不胜惋惜悔过书事，谓为“惜此一纸书竟未成也”，暗示了陈的坚执，孙的固执。 www.csuchen.de/bbs

　　文写竟，也许还是不明所以。想像陈炯明其人，二十年代大呼“老百姓不出，奈民治何”!其排斥党权、军权而倡民权之所为，人谓陈曰新军阀，如此军阀，亦难得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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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作为革命领袖，要求党员和部属须绝对服从，政见不同，已所不满，公开发表主张，与领袖异，并起而行，各执其异，是为孙中山所绝对不许，且心怀耿耿，积久不忘。孙认为陈是他“卵翼”下的人，“卵翼”下的人叛变了他，何能忍受？一九二二年九月十八日，孙在上海发表“告党员书”，报告陈炯明叛变，有言：“此役则敌人已为我所屈，所代敌人而兴者，乃为十余年卵翼之陈炯明，且其阴毒凶狠，凡敌人不忍为者，皆为之无恤，此不但国之不幸，抑亦人心世道之忧也。”（李剑农前揭书）痛心之情，溢于言表，两人的矛盾冲突已不可解了。陈军公开叛变，炮轰观音山总统府，孙中山广州蒙难，躲避永丰舰，是最严重的事端，陈炯明也因此最受指责。政见冲突，可以谅解，公然叛变，诉诸武力，是为国人所不能容。《陈炯明传》解释说，武装叛变，炮轰总统府之时，陈炯明已经解除兵权谪居惠州，他并不知道这件事，是他的部下洪兆麟发动的。这一解释，诿过部下，是传统的习见手法，也乏佐证，不足服人。孙中山曾说，广州蒙难事件，“首事者洪兆麟所统之第二师，指挥者叶举，主谋者陈炯明也”。陈炯明只承认他要求孙中山下野离粤，炮轰之事与他无关。此案乃成悬案。其间，或许身当其事的蒋介石、许崇智、胡汉民（陈胡素不睦）起过什么作用，不得而知。反之，陈炯明对孙中山亦多疑，屡说孙打击他，以至于说“南宁劳军之日，即欲演烹狗之剧。事后闻之，毛骨俱竦”（《陈炯明答吴敬恒书》）。也是事无佐证。大约，两造相忌既深，积怨难除，便致多疑。 www.csuchen.de/bbs

　　其实，孙中山是很欣赏陈炯明的。曾说：“陈炯明不好女色，不要舒服，吃苦俭朴，我也不如。”（一九三三年九月二十三日，香港工商报）据国民党元老莫纪彭回忆，孙中山与陈炯明一次闲谈，曾以“狼、大、快”三字喻陈的革命作风，“盖粤语常以‘狼’字喻勇猛进取也”。自然，主要还是陈炯明的治军治政的能力让孙中山不能忘。决裂之后，孙中山未尝没有想到陈炯明。北伐遇阻，乃思良将，陈军此时也还有实力。于是，经汪精卫、吴稚晖等为陈缓颊，劝孙与陈再度合作，孙同意了。但坚持一条，要陈炯明写悔过书。这是以高居人上的领袖地位对待部属不可更改的立场。早在两年以前，蒋介石《孙大总统广州蒙难日记》透露，“五日，钟煌可复为陈炯明求和。总统以无诚意，且言陈炯明对我，只可言悔过自首，不能言和，故不允所请。”吴稚晖是陈炯明知交，现在与汪精卫对孙重提此事。吴稚晖、汪精卫分别于一九二四年四月二十七日致书陈旧部黄居素（按，黄居素曾任广东农民部长，粤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及首任中山县长，为陈亲信），劝陈与孙中山和解。吴稚晖致黄信，说孙将出师江西，请劝陈军“最好亦攻闽”。并托黄转交他的信与陈。汪信谓“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及其更也，人皆仰之”。示黄劝陈悔过。吴稚晖在其同月二十九日所写一万字的致陈炯明长信中，以其素有的滑稽突梯之文，上天下地天南海北纵横驰骋，无非说孙陈不能分离，谆劝老友和解，共陈十条献计，表示“根本观念，既已相同，一切少少牺牲，自然双方不败，即个人平昔憾恨，尽可不必调和”。结语云：“俟国事大定，永不交谈可也，拔刀决斗亦可。”汪、吴三信，相差两三天，不得孙中山默许，不能同时发信。五月十三日，陈炯明复书吴稚晖，论昔日与孙之恩怨，述自己一生抱负，含蓄表示无和解可能。其事乃寝。汪、吴、陈三信，经《陈炯明传》作者康白石于一九七五年在美觅得，载《陈炯明传》中，是可贵的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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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陈炯明一生，早岁参加同盟会，黄花岗之役为先锋（敢死）队第四队队长，以后谋炸广东水师提督李..未中，武昌起义后，率师进占惠州，广东独立，为副都督，等等，皆其革命表现，勿庸置论。在广东的治绩，兴办实业，禁烟禁赌，提倡地方自治，以“模范起信”为号召，大兴教育，请陈独秀入粤，为广东教育委员会秘书长，这些也是成绩所在。陈炯明被称为军阀，其实他是注重文事的，他本人就长于文事，虽掌军而反对军治。民国时期，军阀为了保住立足和占有的地盘（四川谓之为防区制），注意建设，兴办文事，也是有的，不足为怪。陈炯明的不同，在于他具有民主思想，反对军治、党制，提倡民治，举办地方自治，民选县长，这就未必为国民党人以至孙中山所同意。以后，他提出“联省自治”主张，反对武力北伐，甚至以为选举大总统非其时，请孙下野，必然逐步地和孙中山发生矛盾。孙中山规定中华革命党党员须向领袖宣誓效忠，绝对服从，还要打手模指印，陈以为有损人格，拒绝执行（反对宣誓和打手模指印的党员甚多，非只陈）。孙中山一九二一年五月五日当选非常大总统，也曾表示：“惟有使各省人民完成自治，自定省宪，自选省长，中央分权于各省，各省分权于各县，庶几既分之民国，复以自治主义相结合，以归于统一，不必穷兵黩武，徒苦人民。”（李剑农《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此项谈话，其精神和陈炯明“联省自治”的主张并不相悖，亦可见孙中山当时并不主张武力北伐，很快，形势变化，孙的主张变了，孙提出武力北伐案，一九二一年十月八日经非常国会通过，陈则认为战事甫息，宜休养生息，当以“模范起信”“联省自治”为先，建设两广，联络西南，再图中原。这样，孙和陈的矛盾也激化了。对各路军阀，孙对奉直皖各系的政策主张，亦为陈炯明所不许。联省自治的根基在西南各省，尤其云南唐继尧。孙之对外政策，联俄（借俄以自重），陈极反对。早在一九一五年，陈炯明时居新加坡，与在海外的黄兴、柏文蔚、钮永建、李烈钧共同发表宣言，表明绝不倚赖外力干预中国内政，谓“至言假借外力，尤为荒诞。兴等固不肖，然亦安至国家大义蒙无所知。窃览世界诸邦，莫不以民族立国。一族以内之事，纵为万恶，亦惟族人自董理之。倚赖他族，国必不保，殷鉴未远，即在平南。”（转见《陈炯明传》）这种主张亦为陈后来所执行。一九二○年四月二十九日，苏俄代表路博到漳州访陈炯明，表示愿意资助陈完成统一，但要中国放弃外蒙，为陈所拒。孙中山联络外国许以利益之议，陈素所不赞成，二人离合之因，此亦未必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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