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五常:让我先覆高斯(「中国未来」系列之九)

张五常:让我先覆高斯
发表日期: 2006-5-26


「中国未来」系列写了八篇,正要动笔写第九,却认为在程序上要先覆高斯。事情是这样的。这系列的第六篇——《第二阶段的工业发展》——自己重视,要求高斯的助手王宁翻译给老人家看。九十五岁的高斯读后,说「极端有趣味」,提出好些问题。新制度经济学的鼻祖提出,不能不回应,何况这系列写得辛苦,回应高斯可以松弛一下。会再要求王宁翻译给高斯。

亲爱的郎奴:



王宁传来你的问题,综合起来有四个,试覆如下:



(一)你问,我提到杭州的工商业俊秀是哪些人,从哪里来,为什么会集中于杭州?是土生土长的中国人,平均年龄大约四十岁,做得你的孙儿,做得我的儿子。斗青年才俊多,杭州当然比不上上海等大都会,但以人口比例算,杭州胜出无疑问。该市有一个天下知名的西湖,不大,优美,曾经诗人云集。杭州自古繁华,而今天的盛况是回复到宋代诗人所描述的了。浙江是今天中国一个比较富裕的省份,工商业的才俊跑到杭州去,看着西湖,想着中国的古文化,创生意,不是很有意思吗?今天杭州的人均每年收入,达四千多美元,以中、美双方的物价调整,应该逾万美元了。屈指一算,如果整个中国的人均收入达到杭州水平,物价调整后,中国的国民实质总收入会比美国的高一倍。



杭州有一个经济学会,会员绝大部分是工商业家,没有读过经济的。我敢打赌,这学会的成员对真实世界的经济认识,平均算,会远高于你和我知道的任何国际经济学会。史密斯当年没有受过正规的经济教育,写下了《国富论》,之后没有谁达到那样的水平。



二十年前,今天杭州的工商业家是大学生,一般读过我结集成书的《卖桔者言》。今天我到杭州,免费午餐不在话下。但你可以想象我的尴尬:每次到杭州,他们请我吃饭,说要拜我为师。胡说胡说!应该是我拜他们为师才对。



年多前,你还算是一位成员的芝加哥大学法律学院的院长访中国,我带他到杭州去。十多二十个青年才俊大宴我们于西湖旁的贵宾厅。餐后摄影留念,院长对我说:「看来主角是你,不是我。」我于是给院长作第二次介绍:「这位院长是高斯的老板。」主角立刻转到院长那边去!不知院长回美后有没有对你提及这件趣事。可见中国事业有成的青年对你万分尊敬,应该的,因为没有高斯定律的思维中国不会有今天。你会很喜欢杭州的工商业家。他们对真实世界知得多,客观,分析能力强。有这些本领,有没有读过经济毫不重要。



你要知道他们做些什么,告诉你吧。一位做期货,很成功。一位管理升降机工厂,是美国牌子,产量占世界百分之十一。此君说今天地球上一半的新升降机用于中国。你会喜欢听到的数据,是十多年前开始时,百分之九十的零件由外地进口,今天倒转过来,百分之九十产于中国,而这几年制产出的升降机出口美国了。一位产出水泥的,听说是中国从水泥进口转为水泥大出口国的一个主要人物。一位造染料,供应世界百分之二十一,最大。一位做房地产,听说在《财富》榜上有名。此君对地产市场的分析十分老到。后来我在上海听郎朗钢琴演奏,散场时见到他。一个地产商从杭州跑到上海听一场古典音乐,应该说着些什么。



(二)王宁说你要多一点理解我说的中国独有的地区之间的激烈竞争,这容易,因为对你说是行家说行话。你会记得一九六九的春天,在温哥华的一个渔业研讨会中,一位(几年前获诺奖)在座的提出:「把公海渔业改为私产,只能有一个大业主,所以鱼产品之价会是垄断之价。」我立刻回应:「怎么可能呢?如果世界上所有的农地都是我的,我一定要分租出去给无数农民,农民竞争,农产品之价会是竞争市场之价。」当时你坐在旁边,轻声说我对了,说了三次,过了几天你又再说我对。



北京当局是大地主,拥有中国的所有土地。大致上,他们把土地以佃农分成的方法租给整个国家的数以百计的县,而县又再以佃农分成的方法租给无数用家。你知道我推翻了马歇尔的佃农理论,但马氏不简单,在一个注脚中差不多找到正确的答案。这注脚和我的理论加起来,说,分成率可以不变,只要有一个价值够高的变量可以调整,竞争下会达到最高效能的资源使用。



撇开沙石,中国的地区情况可以这样看。分成率是税率,税收再分也是佃农分成。这些分成率是划一的。重要的变量调整是地价。土地投资基建由县处理,卖地收入也要与上头分帐。重点是地价可以从很高下降到零之下(后者是补贴招商)——这样,县的土地投资往往要亏蚀。但他们不傻,不会明知故犯地做亏本生意:税收分成他们可以赚回来。他们于是在土地使用决策与地价调整的范围内争取最高的税收,也即是争取最高的租金收入。每个县是一家公司,争取土地租金总收入的极大化是正确不过的经济原则。县与县之间的竞争非常激烈,大家拼命招徕,而又因为没有劳动人口土地不值钱,他们善待工人。人类历史上没有出现过这样精彩的分成制度,把整个国家以合约组合起来。我认为这是中国经济今天还继续飙升的主要原因。



(三)转谈合资合约。你或许记得,一九九一年在斯德哥尔摩,步下诺贝尔奖台时你向我招手,我走前恭贺,你第一句就要求我继续合约研究。当时你说知道美国有一个机构,有很多工商业的合约版本出售。我的回应,是早就知道这机构,一九七六年由美国国家研究基金出钱给我买下数百份合约版本,绝大部分是知识产权与商标的租用合约。这研究很困难,所获甚少,但在这研究中我知道,这些租用合约很难监管,续约常有争执,打官司如家常便饭。



三年前一位同学要写博士论文,不知从哪里弄来十多份中外合资合约,找我求教。我懒得管,躺在沙发上睡觉。她高声把合约读出,只听几句我就跳起来了。原来这些合资合约,不少是知名大机构的,一律是通过合资而互相监管的知识与商标的租用。这个同学调查得相当彻底,知道施行一般畅顺,合资双方皆大欢喜。没有读过她写成的论文,但与她多番研讨中,知道该论文重要。



如果你还是《法律经济学报》的编辑,如果我还年轻,再如果这些合资合约可以公开引用,我可以在一个周末写好一篇你不能不放在学报首位的文章。可惜这类有趣而重要的文章,今天的经济学报早就见不到了。



(四)这就带来你提出的第四点:中国怎样才能避去美国经济学的不良影响,来一个中国经济学的大跃进。机会不高,但存在。我每星期发表三篇专栏,大约一半是关于经济的,网上转载无数,而几年前完工的三卷本《经济解释》,虽然在中国没有发行,从网上打印下来的「盗版」无数。不记得多少次在街上遇到要求我在盗版上签名的同学,当然来者不拒。



重点是我坚持经济的唯一用场是解释世事,就是建议政策也要先求解释。有不少中国学子搞博弈理论,但毫无解释力,看来搞不上去。最近北京搞新制度经济学的朋友出版了一本刊物,也转载我的专栏。还有两个地方要用《经济解释》为名出刊物,我不反对,希望他们不会吵起来。



如下的数字可能给你一点安慰。「高斯定律」一词(国内称科斯)在中文网页出现过六万六千次;我的「佃农理论」差一点,五万四千次——都了不起。「经济解释」一词是我于一九八九发明的,你猜中文网页出现过多少次?二千七百万次!



(「中国未来」系列之九)
一点浩然气

快哉万里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