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中国教育面临的最尖锐的问题－－学校、市场和政府的重新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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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周天勇 中央党校经济研究中心
人民网

　　内容提要：目前中国教育体制带有浓厚的计划经济和行政垄断的色彩，由于学校之间没有竞争，教育效率低下、成本奇高，导致受教育者和家庭的教育负担越来越重，如不予以改革和控制，上学将是未来中国人的一大难事。教育改革的出路在于：扩大学校的教育自主权，教育行政部门应当改变目前“应该管好的事情没有管好，不应该管的事情管了不少”的出力不讨好的局面；教育社会化，放开让社会办学，让社会力量参与和联合办学，甚至与国外教育力量联合办学，扩大教育的供给能力，降低教育价格；政府的责任是制定教育发展战略，投入足够的教育资金，特别是财政应当列支足够的义务教育资金，做好教育督学和仲裁工作，制定教育游戏规则，动员社会力量和动用政府资金帮助困难学生就学。

　　教育体制自1977年以来，进行了恢复高考制度、高校调整和合并、推行素质教育、学校后勤社会化等方面的改革，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和效果。但是，教育体制仍然弊端很多，是群众意见较大和较集中的行业之一。提出的比较尖锐问题是：各级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收费越来越高，如果收费水平再继续涨下去，广大工薪群众的收入无法供养子女上学，中等和高等教育将会成为有钱人享受的领域；考入高考分数线后，子女家长求学心切，而招生也发生了一些寻租等腐败问题，而且寻租办法越来越隐蔽；农村人口城市化进程将加快，但是，进城务工的农民的子女因户口等制约，不能顺利地上学，要么要付出高于城市子女的费用，要么专门为这个阶层所办的学校，得不到政府教育部门的承认，教育对这部分群众实行不平等的歧视性政策；城市中因城市改造和工作的地点变动等，人口的居住地点也流动化，但是中小学生却不能在社区间择校上学，群众也不能选择学校的优劣。群众的疑问是：以后我们的子女还能上得起大学吗？作为一个农民，我们的孩子能在城里上学吗？我们能为孩子选择一个好的学校上学吗？世界经济一体化的速度加快，我们的下一代能与国外下一代人在技术、市场和经济各方面进行有成效的竞争吗？国外一些研究和教育机构认为，在中国教育体制僵化和供给不足的情况下，中国学生到外国就学的市场巨大，许多国家的教育供给体系加速向中国开放，并积极到中国来招睐生源，为什么他们不能在国内读书呢？至少能不能与国外的教学力量联合办学而留住如此巨大的教育生源呢？本文拟就此谈一些自己的看法。

引文来源：http://theory.people.com.cn/GB/49157/49166/4470134.html


　　一、高度计划和垄断的教育体制及其问题

　　在市场经济国家里，教育一般是一个垄断竞争性的特殊服务行业。既有垄断的一面，又有竞争的一面，竞争的程度要高一些。从学校类型看，政府办的有国立学校和州立学校，也有社会办的私立学校，也有民办公助、公办民营和混合办学等不同类型的学校；从教育阶段看，有义务教育和非义务教育之分。教育如果高度垄断，不导入市场机制，没有竞争，教育的效率将会下降，成本将会奇高。中国目前上述教育体制中的问题，原因在于政府有关部门的高度行政性垄断。中国教育高度垄断的体制安排和运行状态为：

　　首先，初中小学体制具有高度的垄断性。一是初中小学招生按照户口所在地进行排位分配，学生没有自由和跨区选择学校的余地，学生排位以后，上也是这个学校，不上也是这个学校，学校不发愁学生的生源问题，即使这个学校的校长和教师不思上进，教学和管理水平再差，也会有学生上学，接着会有上级的拨款、学生的收费、许可的学校创收等，学校不会发生因家长选择而形成的生源危机而倒闭关门。二是初中小学择校试验班招生计划数量限制导致的恶性垄断。如果一些学生的家长因所在地学校教育质量较差而选择其他学校时，需要支付一笔相当昂贵的成本，在中小城市，这笔费用在8000－15000元人民币，而在一些大城市中在15000－50000元范围，甚至有的较好的学校，有高达10万元以上的。为什么会这样高呢，因为政府有关部门给其下达的试验班等，扩招有计划数量极为有限，巨额的择校需求与有限的招生数量发生供求矛盾，由各种关系、交纳高额费用等方式进行市场的平衡。三是由于以学生户口所在地为准的初中小学招生僵化体制，使大量的临时户口家庭子女、城市建设搬迁改变户口所在地家庭子女、居住地与家长上班地距离较远家庭子女，无法就学，或者就学路途较远、通勤时间拖长，家长接送子女的时间、风险和成本加大。

　　家庭根据其文化背景、收入水平、未来目标等等，对子女教育的需要是有多样性、多标准性和多层次性的。城市化的推进，使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和其他城镇的人口向大中小城市迁移；即使在一个城市中，人口居住的流动性、工作的流动性和居住地与工作地的距离等等也加大和拉远，这就需要其子女教育地点的选择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和可选择性。在这样的格局下，中小学招生再按照年户籍人口增长率来计划每个地区的招生数量，下达给每个学校，不准突破计划所定的招生数量，不准招收外区子女，不准学生家长择校，…，是极不合理的。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许多外地人，也有农民进城市，其在城市中已经安家落户，但是就是因为没有城市户口，其子女不能在城市中上学。这是一种典型的计划经济和歧视外地人和农民的制度，也不符合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力要素及其家庭人口流动配置的原则。　民其结果是：高度行政和计划管理的中小学教育供给不适应市场条件下社会多样性的教育需求。上述中小学管理体制，是典型的一种计划经济模式，不适应市场经济下职业变动、居住地变动、人口迁移和人口流动等需要，也不适应不同收入水平和不同文化背景家庭对不同教育水平和特点的需要。

　　其次，高等教育和中等专业教育，更具有明显高度计划垄断的特征。一是全国高考和研究生的一些课程统一出题，统一高考，各个学校，甚至象清华、北大这样的名校也没有出题自主权力；而且有关部门想将越来越多的课程纳入自己统一出题的范围。二是各校高考和研究生招生数量由教育部和国家计委统一集中后，再分配和下达给各省，各省按照考试情况，确定进档分数线，也确定每个学校的分数线；学校无权在区际间调整，学生面临的是一个高度计划垄断的招生体系，报名和选择学校的风险很大，也几乎没有再选择的余地。三是学校的许多学科、课程、教材等等，由有关管理部门设定，似乎有关部门知道社会需要什么样的学科，而学校却不知道学生应该学些什么。四是学校毕业多少学生，怎样分配，过去也由计委和教育部决定，后来实在分配不了了，只好作罢，可以双向选择了。五是学校的基本建设计划、改造计划，都要报主管部门和有关教育行政部门审批，扩大招生需要扩大设施，有关部门不审批，也无法扩大。高度计划和垄断的高等教育体制带来以下一些问题。

　　中学生上大学难，由于不能推迟就业年龄和提高就业能力，政府就业压力加大。高等和中等教育的这种高度计划和垄断性，导致教育运行中这样一些后果：一些有潜力的学校，不能扩大招生，使许多中学毕业的学生上不了大学。1998年时，有关部门开会，声称高等教育要控制规模、提高质量。后来在广大群众和学者的强烈呼吁下，加上中央将扩大招生作为扩大需求和减轻就业压力的措施之一后，才有了1999和2000年的扩大招生30余万和20万。否则每年这50万中学生马上进入就业的压力也给社会和政府造成巨大的难题。中国的主要问题还不是要将少数人高等和中等教育的质量提高到世界先进水平，而是要扩大每万人口在校大学生数量，让更多的人上大学，提高他们的素质，才能给以他们就业的手段和本领，并且还推迟了就业的年龄，减轻了政府即期的就业压力。在中国，让少数人的学识达到世界先进水平，而让大多数中学毕业的学生不能上大学，是一种很不好的制度，结果只能是造就更多的低素质的就业困难的劳动力，导致创业和自主就业空间狭小，给社会、国家和政府添乱。

　　素质教育很难推行。中小学教育，特别是小学教育进行素质教育改革确有必要，但是，素质教育的前提条件是大多数中学毕业生能上大学。如果，大学的招生数量由于高度计划垄断，不能相应扩大，与社会需要相差太大，素质教育将会引起相当数量家长的强烈反对。因为高考不是按照素质教育标准招生的，也无法按照素质教育标准招生。家长有个子女上大学的总是，而党校则有个升学率问题，高考指挥棒必然要导致应试教育，而不是素质教育。在目前的高等体制下，素质教育的风险就是孩子们上不了大学。有的家长说，如果按照素质教育不强调分数，那么，高考时考不上大学，谁来负责。现在每一种工作，招人的条件都强调要是大学毕业，中学毕业找工作已经非常困难。当然，这里也不是说目前的这种读死书、死读书的教育就正确，需要进行改革。关键是要让想上大学的学生，尽可能多地让他们上大学，才能使残酷的应试竞争变成学习的快乐，素质教育才有可能在群众满意的格局下推行。关键是要扩大招生。而高等教育既要高度计划垄断，难以扩大招生，又想要推行素质教育，这本来就是一个自相矛盾、难以行通、怨声载道，而又费力不讨好的事情。

　　教育效率很低，学生的学费越来越高，如不加以改变，上得起学的家庭相对可能会越来越少。目前的高校合并，一方面，提高了一些公共教育课程师资的利用率，提高了后勤、图书等资源的效率。但是另一方面，也提高了高等教育的集中度，也即增强了高等教育的垄断力量。如果政府不改革高中等教育的高度计划垄断性，群众面临的是一个垄断力更加强大的体系：招生数量扩大有限，学费将会越来越高，教育越来越没有选择。目前高校合并的特点是行政性的合并，合并后学校内部原各方存在一些矛盾，甚至一些学校是人合心不和，内部管理方面内耗和协调成本加大；并且一些学校几十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二十年以来形成的校名无形资产价值受到一定程度的损失。高校合并在放开学校自主权的格局下，在市场竞争中，有的学校自然会办不下去而被强的学校所兼并，或者两个强的学校为了优势互相补，合并在一起。这是自然而符合经济规律的，是成本最低而预期良好的合并。

　　这种由政府有关部门分配学生的办法导致高中等教育学校之间没有竞争，其结果是：教育水平高的学校不能扩大招生，教育水平低的学校可以通过计划分配到生源；学校因生源是政府有关部门分配的，即使教的不好，也不会发愁下一学期没有生源的问题，没有竞争压力，教学质量得不到改善和提高，也即管理不善的学校不会缩小和倒闭关门；由于生源是计划分配的，而且学生要上哪个大学，也是行政分配的，没有挑选的余地，因此学费再高，也得上此学校，学费的上涨得不到竞争的平抑；由于学校可以通过不断涨费和变相收费的方式获得收益，而对学生（消费者）来说，又是卖方垄断，买方几乎没有讨价还价的能力，学校不思提高教育效率，人浮于事，许多人几乎与高等教育无关，却要学生承担他们的工资和福利。

　　韩国高等教育，高等教育的师生比为1：40，而中国1999年为1：9.7，教师效率为韩国的1／4；另外，高等学校中教师与其他行政、后勤、社团等人员的比例为1：1多，甚至有的地区达到1：1.5以上。中国香港一个大学的系，系主任由教授兼任，系主任助理只有1人，可能管了一切行政事务；而大陆大学一个系要有一个系办，要有3个系办主任和副主任，还要有一些科员，加上其他行政干事，人员太多。加上学校中的行政和后勤部门，中国学生要负担的“教师”与学生比不再是统计上的1：9.7，而是1：4甚至1：3。中国的学校实际是一级教育中的党政社团组织，它在办社会，它在发挥政府的功能，而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学校。但问题是，天下没有不付费的办社会和其他功能。高等学校除了教育之外，其他的诸如政府和社会功能越多，它的内部结构就越复杂，组成结构本身和结构的运行需要支付成本，于是这些与孩子们教育根本无关的费用都要由学生越来越高的学费来承担。

　　试想，这样的高等教育效率，学费怎么会不高呢？学生们养了一批与对他们教育和获得知识无关的人；甚至学生还要养学校中的幼儿园、车队、效率极低的医院和食堂等等。学费由高度计划垄断、高度集中的高等教育体系定价，学校之间没有竞争，学生没有选择的余地，学费和其他费用在不断上涨，中国人的孩子以后还能上得起大学吗？

　　教育是一种实现社会公平的形式。人人都要享受教育的权利，而中低收入的阶层接受教育后，其人力资本增加，人力收益率提高，有知识的人越来越多，人们素质普遍提高，其报酬就平均化。因此，越来越普遍的教育，是缩小收入差距和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一个国家里，越是少数人得到高等教育，大多数人得不到高等教育，则这个国家中少数人的收益率越来高，而大部分人的收益得不到提高，收入差距就会扩大。

　　教育，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是一种特殊的投资和消费。任何一个国家里，政府都要在财政开支中列出教育预算。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和财力状况，国家对初中高各层次教育的支出程度不同。有的国家，国家包揽全部初中高等教育经费，教育对全体公民是免费的；有的国家只负责初等教育经费的支出，负责一部分中高等教育经费。中国目前，中小学实行9年义务教育，即各级政府要负责学校日常运行、基本建设、维护改造等经费，学生只交纳一些书本和服装等学杂费用；高中阶段学生承担的费用要比9年义务教育阶段多一些；而大学学生的学杂费每学期在4000－6000元左右，一些特殊院校还要高一些；另外，吃住行等还要自己负责。在中国相当多的农村地区，九年义务教育，县财政没有足够的预算来列支，绝大部分费用由乡镇一级政府想办法。于是教育的负担就落在了农民身上，成为农民沉重负担的一大部分。

　　因此，一个大学生4年毕业，人力资本投资大约为5－7万元。高中3年，最少约需要2万元，义务教育阶段9年需要5万元。这样不计算择校可能交纳的巨额费用，平常情况下，一个家庭将子女从上小学培养到大学毕业，共需要12－14万元。这些钱，一个家庭如果月收入3千，30％的储蓄率，要存12－14年。如果月收入为2000元，储蓄率如果为30％，得存16－20年。如果再存款买房子，或者每月收入中要归还买房子的贷款，则存款的年限会更长，到40－50年。看来，一个中等收入的家庭，如果供养一位子女上大学，加上购买住房，消费将会很紧张。若收入较低，特别是下岗职工和农民家庭，则大学变成了一种奢侈消费，如果学校的收费再继续涨下去，中低收入群众的子女上不起中专和高等学校，将会成为一种严峻的现实问题。

[ 本帖最后由 wamway 于 2006-6-15 17:14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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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头上新三座大山 住房 医疗 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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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的问题还在于，政府愿意放权吗？
可能这不是简单的教育问题，还可能涉及政府制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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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得该文的思路基本上是希望中国的教育走美国化道路。
美国与欧洲(德法和英为代表)的教育发展模式孰优孰劣，当然是各有各的观点，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不过本人觉得美国的模式更适合中国：美国模式更注重人才培养，更注重竞争。欧洲模式更注重公平。一个社会如果为了尽可能公平而不足够的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话，实际上是阻碍了社会发展。
实际上，现在欧洲的科技和经济方面与美国的差距都在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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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教育方面，政府不应该管理学校、市场和社会力量能办好的事情；而应当管理学校、市场和社会力量办不好的事情。政府不应当错位：应该管理的事情没有管理或者管得不好，不应该管理的事情管了不少，也不可能管好。那么，政府干些什么呢？

　　政府要制定教育发展的战略和规划。掌握需要进行初中高各级教育的人口数量，进行国家和地区人力资源总量和结构需求的预测，根据提高全民素质、增强人口就业能力（知识水平越高，自我创业的能力和自我就业的机会就越大）、满足国家经济发展、科学技术进步和各项其他社会生活需要，制定教育总量和结构等发展战略和规划。包括小学生入学率、中小学升学率、每万人口在校大学生数量、研究生数量、人口的各知识层次比例、学校总量和结构、师生比等等指标；需要增长的教育投资和经费；教育质量和水平的改善和提高；…。

　　政府也要研究市场经济条件下，包括面临的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全球经济一体化等，经济发展和竞争对人才的需求变化，与劳动和人事部门协调，发布人才需求信息，指导学校课程和专业设置。
　　政府要加大教育的投入，投入水平起码要与我们发展水平差不多的发展中国家相当。即使提倡教育产业化和社会化，在任何一个国家里，政府不能将教育的经费来源全部和大部分推给社会。各级政府预算要承担教育的绝大部分经费；中专和高等教育，政府也要投入大部分经费，其次才是发挥学校和社会的力量。1998年中国财政拨付于文教科学卫生三项费用占GDP的2.7%，估计2000年财政支出的教育经费GDP比重超不过2%。目前世界人均GDP800美元左右的发展中国家其财政支付的教育经费占GDP的4－5%，最低也低不过3%。我国虽然提教育兴国战略，但实际从财力对教育的投入看，教育并没有真正提到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地位上。在国民经济“十五”期间，财政拨付教育的经费占GDP的比重应当提高到3.5%水平；争取在第十一个五年计划期内提高到4.5%，在第十二个五年计划期提高到5.5%，即每个五年计划期内国家预算教育经费GDP比重提高一个百分点。这样才能保证义务教育和中专和高等教育的需要，才能真正落实教育兴国战略。我们常听到一句话，就是再穷也不能穷了下一代的教育，经费再困难也应当先将教育的需要放在前面。一个只重视资本设施建设而在财力上不重视教育的国家，是没有发展后劲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国家。不重视教育的投入，我们不可能在2050年赶上中等发展国家发展水平。

　　目前部属学校下放、合并工作已经初步完成，企事业单位学校也在社会化，普及义务教育成为政府的一项重要工作。从目前的分税制看，中央集中度逐步提高，但是高校下放、企事业学校社会化、普及义务教育三项，使地方各级政府的财力负担加重。加上其他支出事权不清，形成了中央收税、地方收费、企业费负过重过滥的局面，一些财政困难地区企业农民负担上升、欠发老师工资现象严重，谈不上教育扩大发展事项。因此，教育经费来源体制也需要进一步调整和完善。需要进一步划分清楚中央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的事权，哪此事属于地方政府办，哪些事应当由中央政府办，各自负责的事权范围，由各自承担经费。使教育有明确的资金来源体制。

　　政府督学和仲裁。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在教育中的职责不是下场去踢球，而是在场外当裁判。政府的教育主管部门，一是监督办学的设施条件、师资情况、教学质量。在中国目前情况下，学校的准予设立，要宽进严管，实行有进有出的淘汰机制。二是核定学校的定岗、定员和消耗水平，包括师生比等指标。对于师生比太低的学校，应当采取措施，促进其整改，提高效率。三是在科学测算的基础上，审核不同等级学校不同的收费标准，制止乱收费现象。四是一切形式的学历教育都应当纳入教育主管部门的督学范围，教育主管部门管理的不是让不让这些部门办学的问题，可以放开让其办学，重要的是教育部门要监督其教学条件、课程设置、师资、学习过程等等，最后要检查获得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学生的学习质量。对于学习后没有达到毕业生所掌握知识的，可以在新闻媒体上公布其实际水平，降低其教育等级，用人单位可以据其考虑使用与否及如何使用。教育主管部门定期公布各学校的实际水平名单，将促进办学单位对教学质量的改进。

　　可以考虑市场经济社会经济生活的多样性和多变性，调整过去的管理方式。如大学生、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的学习年限，可以放宽，有的可工作一年后，再来补读；在基础专业课程修毕的情况下，大学生的课程选择，包括入校后专业的选择，都应当放宽一些，给学生一定的自由度；学校可以外聘教授和博士生导师，这些教授和博士生导师，可以不为学校正式的工作人员；高等教育，大学生特别是硕博士研究生，应当放宽准入，宽进严出；包括前述的学生可以跨区自由选择学校，学校可以自由出题招生等等。

　　在实际的教育活动中，可能发生学校与家长等诸方面的矛盾，需要协调，甚至行政仲裁。政府要站在第三者的立场上，进行公正地调节，以解决可能出现的与教育有关的各类人民内部矛盾。制定、起草和建议通过教育政策、条例和法规。政府要按照市场经济运行的规则，制定管理教育的配套政策条例，并起草法律，建议国家通过。这些制度安排的原则是：是各学校运行和竞争的规则，而不是用这些条例和法规将其管死，甚至直接去管理它们，这些教育政策、条例和法规包括：鼓励社会办学的政策，允许其准入的范围，单独办校办法，其资金注入现有的学校的合作办法；防止学校垄断的条例，如避免学校间就学费水平达成共谋而侵害消费者利益；监督管理学校的条例，如保证考试、招生的公开、公正、公平性，毕业证的发放；约束各级教师行为的条例；学校关闭办法；等等。

　　目前的教育政策、条例和法规需要清理。清除那些以行政和计划办法管理教育的条款，甚至要废除一些法规文件。制定一些市场经济条件下急需出台的教育政策、条例和法规。因此，教育体制内部法规的清理、修改、制定和有关教育法律的修改是一项教育事业在“十五”期间非常重要的工作。

　　政府要利用各种方式，帮助考入学校准入线的贫困和困难家庭子女和残疾学生实现其就学机会，谋求教育的公平。方式是：国家的军校、师范院校、农业院校等，对上学的学生实行程度不同的供给和补贴制度；对一般院校的贫困家庭学生，政府采取助学金、奖学金等方式进行帮助；政府和学校鼓励学生以勤工助学方式解决自己的经费困难，对于特别困难学生，应当实行减免学费等措施；政府鼓励企业和个人捐助困难学生，在学校建立贫困学生奖励基金，对其支出实行抵扣企业、个人所得和利息税政策；建立学生助学信贷制度，设立学生信贷担保基金和体系，在加强教育信贷发放和回收监管的前提下，在银行中提取一部分教育信贷准备金，以核销未来教育信贷中的一些不良资产；鼓励慈善机构捐助教育事业，将其资金调整项目，更多地用于帮助贫困家庭子女上学。与民政部门合作，办聋哑、弱智、盲人等残疾人及孤儿学校，与司法部门协调，办少年新生学校。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不可能将中专和高等教育费用由国家全部包下来，中专和高等教育不会是一种免费教育。但是，另一方面，中国又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教育的平等和普及，是实现就业公平和分配公平、谋求共同富裕的一个前提。政府的职责是在尽量加大帮助贫困家庭学生上学投入的前提下，利用政策、舆论导向等方式调动社会的积极性，帮助尽可能多的贫困家庭的子女实现他们的大学梦，扩大受高等教育的人口面，使这些低收入家庭有一个未来提高收入水平的人力资本基础。帮助困难家庭学生接受各层次教育，是社会主义社会缩小居民间收入差距、实现小平同志共同富裕目标的最积极有效的方式。

　　国家有关宏观管理部门要起草教育社会监督和听证法律，并组织和实施有关教育收费的社会听证。由于教育收费有一定的垄断性质，因此需要有一个教育以外的国家宏观管理部门起划一个教育听证法律，或者在其《价格听证法》中包含有关教育听证的内容。教育听证委员会人员，由公民、会计、价格、审计等方面的专家，教育和经济学家等组成，由新闻单位旁并于公布。听证的内容：学校的定岗、定员、消耗和由此而决定的成本的合理性，收费水平是否过高，教育供给质量与收费是否相符，财政应该投入部分是否转嫁给消费者等等。教育听证会，应当保证其公正和公开性。避免日前电信资费听证所发生的情况：听证委员会组成人员不合理，听证会暗箱操作，害怕新闻披露，最后挂公开听正之名，行继续不合理收费之实。

　　总之，政府及其教育主管部门，要按照市场经济的原则，改革教育的计划和行政垄断体制，扩大学校的自主权，加强学校之间的竞争，鼓励社会力量办学，促进教育产业化和社会化，加大政府对教育的投入力度，制定教育发展战略、政策和规则，使教育良性运行和发展，教育立国、兴国和强国，为下个世纪中叶实现赶上中等发达国家发展目标奠定坚实的人力资本基础。

　　（作者工作单位：中央党校经济研究中心）
（来源：作者赐稿，此文原发表于《管理世界》200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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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何一个国家，政府不能将教育经费全部包下来，政府也不可能具体管理每个学校的每一件事，需要市场来调节教育，需要社会力量来投资、推动和监督教育的发展。社会多样性和多变性的生活形成的不同的教育需求和供给，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要以市场的方式表现出来：一些社会需要过剩的专业，其毕业生找工作就困难，其工资水平也就下降；一些社会需求大于供给的专业，其毕业生可以选择多个工作机会，最后可以选一家个人收益较高的单位；人们的收入有限，家庭总是在收入有限的情况下，尽量想用最少的支出获得最好的教育供给，这样市场将会淘汰收费较高和质量较差的学校，或者逼迫他们改进教学、降低收费；如果社会出现新的产业，新的人力资本需要，这时候需要新的教育，于是新的特殊的教育需求会使大学开设新的专业和课程，以适应新的社会用人需求；而一些由于社会结构和产业结构调整而不需要的专业，也将因毕业生找工作困难，不再有生源进入，最后收缩甚至取消；有的家庭收入高一些，想让子女受较好的教育，他可以多付费，进试验班和好的名校，因为试验班和名校中教师的报酬较高，教学条件较好，中小学生毕业后，可考上名牌大学，而名校毕业的大学生则用人单位争抢需求，报酬也较高，所以，家长也愿意付出较高的费用来进行这种较高质量和层次的人力投资；现代市场信用制度，又为一些具备智力条件，而因收入较低上不起大学的，提供了用未来收入支付现在教育投资的融资机制，只要他在学校努力学习，其日后形成的人力资本收益，完全可以偿还受教育而形成的负债；一个学校为了在市场上进行竞争，提高它的质量和声誉，它会自动重视人力资本，它会聘请知名教授，它会重视学校的科学研究影响；而市场也将根据学校毕业生的分配情况、学校的师资情况，将学校进行分类，不同的层次，其收费水平不一样，教师的收入也会有差别，市场给以不同的学校以不同的报酬和奖赏；…等等；可以举出很多市场的作用。

　　由学校和社会力量，兴办职业高等学校和成人继续教育学校，以适应市场经济对专门技术人才和人力资源知识更新的需要。这类教育，要适应社会经济生活变化，要有灵活性。

　　对教育的调节，政府做不到的事情，或者政府做起来成本很高的事情，市场会做到，市场调节的成本很低，并且市场调节的效果很好。政府不要管市场能管好的事情，政府管的范围是市场和社会最后都管不了和管不好的事情。为什么要将教育用行政和计划的办法垄断起来呢，为什么要害怕市场的力量呢？

　　有些同志认为，教育产业化可能导致学校收费，因此不宜提倡。其实，教育产业化并没有错误。教育内部的办社会要推向社会产业化，要产学研相结合，形成教育科技产业，要以教育消费和建设为内容，形成大教育产业，等等。问题是，如果教育高度计划和行政垄断，教育产业化将会形成与其初衷相反的不良后果。

　　社会力量在教育中干些什么呢？首先，一些学校的后勤可以交由社会来办。学校中的幼儿园、医院、食堂、学生宿舍、车队、绿化等等，都可以推向社会，由社会出资，由社会来管理和经营。学校办的社会，先可以将其企业化经营，后进行改制，最后将其变成独立于学校的外部的服务性企业。而学校发展扩大，招生人数增加，需要的服务，不再建立学校自己的后勤体系，而是由社会来承担。一些不便于推向社会的设施，可以公有民营。学校的后勤由学校自己包下来，政府又拿不出足够的资金，最后导致因后勤设施不足而不能扩大招生。需要发挥社会的积极性，调动社会力量为学校服务。学校集中力量搞好科研、教育工作，才能提高学校管理的效率。

　　其次，社会资金可以进入教育行业，解决教育资金不足问题。过去发展教育，只是一个积极性，即国家出钱。国家财力有限，于是教育发展适应不了社会日益增长和变化的需要。为什么不利用社会资金呢？可以将后勤服务部分由社会出资办，也可以让社会资金进入教育主业。如建立学校董事会，让一部分资金进入学校，建设学校的研究生培训中心等；高等学校和国外力量、国内社会资金联合办学，成立分校或者学院；允许一部分民间高校存在，自我投资、自我管理，国家监督其教育质量，允许其颁发毕业证书；信贷资金进入学生学习需要，为学校建设贷款；允许投资为一些特殊需要的阶层办学，如收费较高的封闭式中小学；也允许民间投资、管理和经营办为进城务工家庭子女办的学校，解决人口城市化带来的特殊教育需要；…。教育的社会化，更为重要的是，通过社会资金和经营介入，引入企业节约成本的经营管理方式，提高学校的运营效率。

　　可以利用社会资金，调动退休和社会上的师资力量，办几所有实力的民办大学，还可以引入国外资金，引进国外名校到中国来办大学，或者让它们与中国学校联合办学。使中国高等教育规模扩大、招生增加，形成竞争、提高效率。

　　再次，对教育要进行社会化监督。教育需求与供给，即使在政府日后扩大学校自主权形成竞争后，一些方面和地方，教育消费者仍然处在不利的地位上。因为教育是一种特殊的供给和需求，居民的居住地和工作地固定，一个周期内消费者不能在学校之间换来换去，子女和家庭之间关于学校教育质量的信息交流不充分，教师的教学存在着道德风险，在国家出资和股东会管理下也存在着学校的内部人控制，教育供给的一些附加收费难以辩认和控制等等，教育的质量和收费水平仍然要由其他措施来监督和控制。除了政府外，对教育的社会监督是非常重要的。对教育社会监督的方式有：学生和家长的举报和投诉、新闻舆论、教育成本和收费的社会听证委员会等。社会监督的范围：如教育收费水平，成本消耗，教学质量，招生的公开、公正和公平性，出题和考试的保密和公正性，…等等。如对考试和招生舞弊，除了教育行政和国家司法机关进行处理以外，抑制其泛滥的重要环节还有考生反映和新闻界曝光。

[ 本帖最后由 wamway 于 2006-6-15 17:08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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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竞争：扩大学校的自主权

　　那么，怎么解决上述问题呢？一种思路是用计划和行政的办法解决问题。将学校管死，提高质量，不让它们扩大招生；乱收费和涨价，则鼓励举报和政府进行检查和整改。实际上由于计划招生，规模控制，名额分配，学校不能跨区自主招生，学生也没有选择的余地，这就造成的学校的垄断地位。学校之间没有竞争，学校收费无法通过竞争而下降；教学质量也无法通过竞争而提高。再则，学生在学校就学，几乎没有上学的初始和中途选择余地，即使学校乱收费，大部分家长也敢怒不敢言。没有竞争，学费不可能降低下来。这种思路是行不通的。

　　第二种思路是扩大学校的自主权。主要是：给予一些高等学校出题监考等考试权，可以春季考试，或者秋季考试；给初中高等学校自主和自由在各地选择学生的权力，招生在不影响质量的前提下，不再下达计划；给以高等学校和一些中等专业学校自主设置专业和课程的权力；中小学校可以按照社会需求，安排试验班或者普通班，或者办文艺、体育等特长班，可以在社会监督下，实行不同的收费标准；学校有联合社会力量，进行合作办学，以扩大招生的自主权力；批准有条件的社会力量办学，与公立学校进行竞争，政府在加强监管、严格验收的前提下，承认其发放毕业文凭。对扩大教育自主权采取试点、逐步过渡推广的方式进行，对不同层次的学校进行分类管理，分层次改革。

　　这样，在学校与学校之间就形成了竞争压力。一是扩大大学招生后，大学不再是千万人挤的路，进入较为容易，家长也就自然考虑到素质教育，孩子们的学习负担才会降下来，才能真正减负；二是中小学的试验班会多起来，之间进行竞争，收费太高许多学生就不去了，收费也会降下来；三是收费高的学校，如果没有特点，生源就会受到影响，收费越高，生源越少，要么降低收费，要么由于规模小而固定成本高，办不下去，或者自然与其它大学联合，或者关门倒闭；四是目前行政后勤等成本几乎与教学成本相等，甚至大于教学成本，而且师生比太低，高等教育效率极低，虽然高校合并会由于公共课程利用率提高而提高一些效率，但是这些体制成本还是降不下来。为什么呢？因为学校没有外部竞争。因此，取消高等教育的计划和行政垄断体制，扩大其自主权，高校之间就会形成争夺生源的竞争，效率会提高，质量也会提高，学费会降低。如果一个高校，只是发放文凭，不提高它的质量，它的毕业生总是找不到工作，最后声誉不佳，生源就会大量减少，政府用不着费劲，它就会关门或者与其他学校合并。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没有学校之间的竞争压力，就没有学校内部减少机构、提高效率、尊重人才、提高质量等方面实质性的改革。教育内部体制改革就不会顺利而又普遍地进行。

　　可能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扩大学校考试和招生的自主权后，学校顶不住一些周边权力人物子女、上级等方面压力，可能将不够线的一些学生招入学校，发生招生腐败。这可以用制定《高等学校考试招生法》、新闻监督、政府教育部门督导、鼓励群众举报反映等方式加以制约。不应因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永远维持目前高度垄断的教育体制。

　　在外部竞争压力下，学校内部要进行改革，首先，坚决取消学校的行政级别。学校就是学校，不是政府，学校领导应当是学术权威，而不是行政官员。不应当将学校办成政府，而是应当办成学校。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精简与教育无关的机构和人员，要与国外大学比照，进行行政、教学人员的定岗定编，要在以精干和双肩挑方式加强党组织建设的前提下，以教育科研设事，要以事定岗；而不能因人定岗，因形式主义和上下对口定岗。江泽民同志指出，中国共产党要代表广大人民群众最根本的利益。高校人浮于事，这些人由群众掏腰包养着，消耗人民的血汗钱，他们涨工资还要涨学费，这是侵害广大人民利益的一种现象，应当坚决予以改革，以获得广大人民对党和政府的信任。

　　其次，改革现行的评聘职称的方式和办法，教师和科研人员竞争上岗。评聘职称将发表文章数量、刊物、影响和教学数量、层次、学生反映情况等等量化，按照分数线高低评职称，学校按照岗位需要聘用职称；如果几年上不了课堂，上课学生反映强烈，或者挂牌后没有学生来听课，多年不能发表学术论文，也没有试验成果，这样的人员即使有职称又能怎样呢？学校不应该再聘用他们为教授等等，孩子们拿钱不能养活一些对教学、科研没有用的人。

　　其次，学校后勤要尽快和彻底社会化。学校办后勤办社会，一方面服务范围太小，没有规模经济，效率较低，另一方面从体制上看，党校内的后勤大多为行政、事业、国有体制，体制成本高和风险大，将浪费和亏损转嫁给学校。结果，为学生服务的这些部门，要么学校总是要补很多的经费给他们，要么向学生收取的费用太高，服务质量低下，克扣学生，导致学生不满。因此，不能再用学生的学费办学校里的幼儿园等教师的福利事业，取消为学校领导和职工服务的车队；将食堂、医院等单位社会化和企业化，学校中设多个食堂，进行价格和质量的竞争；学生公寓社会化经营，在加强安全和价格管理的情况下，逐步由社会来提供。在学校里，成立学生学校社会化服务质量、成本和价格的听证委员会制度，以抑制某些服务机构在垄断状态下损害学生利益的情况发生。总之，只有切实进行这些内部改革，才能推进高校科研、提高教学质量、抑制学费持续上涨。但是，学校没有自主权，学校之间没有竞争，内部改革就没有动因和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