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评选过程

要成为合格的候选人，必须得到提名，提名者来自六个方面：
－颁奖机构成员；
－每一奖项的评选委员会委员；
－前任获奖者；
－瑞典及其它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在1900年已经成立的大学及理工学院的物理、化学及医学教授；
－颁奖机构选择的其它六所大学相关系科的教授；
－受到特别邀请的科学家。

各奖项的评委会由3至5人组成，是决策过程的核心。成员的国籍不限，但历史上通常是瑞典人。评委会成员由颁奖机构选择，任期不得超过9年。许多决定委员会工作方式的规矩是不成文的。CERN（欧洲粒子物理研究所）的Cecilia Jarlskog在1999年前曾担任物理奖评委会负责人，她说：“学会这些规则要花很长时间。”

通常，委员会的意见即为最终决定。但委员会必须接受颁奖机构监督，后者偶尔会干预一下。例如，1906年，瑞典皇家科学院就驳回了评委员将化学奖以发现元素周期表为由授给门捷列夫的大多数决定。这次干预是瑞典科学家阿累尼乌斯（因1903年发现电离效应而得奖）强力干涉的结果——门捷列夫是他的主要批评者之一。次年门捷列夫去世，永远没有得过诺贝奖。

与20世纪初一样，提名邀请现在仍于每年9月发出，提名截止期限为次年2月。在夏季，评委会成员必须埋头阅读大量的评价文章和文献。在四分之三世纪的时间里，公众对选择过程的了解仅此而已。但在1975年，诺贝尔基金会决定公开那些颁奖时间已经超过50年的文献。自那以来，科学史家仔细研究了那些早期奖项的提名细节及委员会成员意见。文献表明，从一开始，评奖规章就存在许多混乱与争论。提名者对如何理解“对人类做出杰出贡献”有分歧，甚至对如何定义物理与化学也意见不一。

例如，1923年，太阳天体物理学家赫尔（George Ellery Hale）和德朗达尔（Henri Deslandres）在物理奖评委会的早期讨论中是主要候选人。但根据奥斯陆大学的历史学家Robert Marc Friedman的说法（《卓越的政治：诺贝尔自然科学奖的背后》一书作者，Henry Holt公司出版，纽约，2001），委员会的新成员裁定，天体物理学是天文学的一项分支，而不是物理的分支，因此不合格。

物理学家普朗克与爱因斯坦获奖的延迟，表现了一次有代表性的斗争。根据Friedman及其它史学家的说法，这主要是因为二十世纪早期的瑞典科学界注重实验物理，而将理论轻视为纯粹的猜想。直至1921年，瑞典皇家科学院院士、物理奖评委会成员 Bernhard Hasselberg还从病床上提出抗议，反对因相对论而授奖给爱因斯坦。他写道：“将猜想放在授奖对象考虑之列，是极不可能的。”面对僵局，瑞典皇家科学院推迟颁布1921年的诺贝尔物理奖。次年，评委会成员之一、乌普萨拉大学的Carl Wilhelm Oseen找到了一个解决办法，提议以光电效应的名义给爱因斯坦授奖。但Oseen 很小心地没有详述这一效应如何从经验上证明了量子论的理念——光既有粒子性，也有波动性。

这里充满了候选人及其伙伴、所在机构为使之获奖而多方游说的谣言。Carlsson说：“我听说，有许多科学家和他们身边的人与卡罗林斯卡研究所有着正常提名渠道之外的接触。”日本科学促进会要在卡罗林斯卡研究所建一个信息办公室的决定，也被视作此等游说行为。

当然公然的游说不太可能奏效，甚至可能会起反作用。Doherty认为，“委员会并不天真。” Jarlskog 强调说，关于某个人的大
量提名涌入评委会办公室，是没什么用处的，最终评奖并不是靠清点提名的数量。

Jarlskog 说，真正有资格获奖的人会年复一年地被提名，直到选上为止。“我们觉得，延迟总比犯错误要好些。”但由于不可给已故人士颁奖的规则，有些人虽然在生前被提名，但等待证明的过程实在太久了。Carlsson说：“这中间有很多运气因素。对我来说，就是幸运地活得比较久。”

但招致最多议论的，是“三人规则”。这是评奖规章1968年修正案中的一条：“不可以有三个以上的人同时获一项奖。”

几年前，这一规则引发了极为激烈的争议。当年医学奖的颁奖理由是发现一氧化氮是心血管系统的一种信号分子，得主为美国得克萨斯医学院的Ferid Murad，纽约州立大学的Robert Furchgott 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Louis Ignarro。使许多科学家发怒的是，伦敦大学学院Wolfson 生物医学研究所所长Salvador Moncada未被包括在其中。

没有人怀疑获奖者们的贡献，然而由剑桥分子生物实验室的 Cesar Milstein（1984年因发现单克隆抗体获奖）为首的一些前任诺贝尔奖得主认为，Moncada在这项研究中起到了与获奖者们同等重要的作用。现在的Moncada不愿描述他极度失望的心情。不过Murad 说，还有“一到两个人”排在Moncada前面，他对反对意见导致的负面宣传感到很失望。

关于这件事，争议也许永远也不会完全平息。但它突出显示了三人规则的局限。在许多领域，找出对某一发现做出特殊贡献的三个及以下的人，变得越来越困难了。在高能物理及基因组学等方面，这更是不可能任务。CERN对撞机研究项目负责人 Roger Cashmore 说：“随着合作的规模越来越大，实在不容易分辨谁是主要贡献者。”

Cashmore建议，在这些情况下，奖项可授予某一机构，就像和平奖有时候采取的方法那样，比如1999年和平奖授给“无国界医生”组织。他认为，“这不会造成大的影响，却可以使机构得到巨大的关注与奖赏。”但迄今为止，自然科学奖颁奖机构仍不接受设立机构奖的想法。

一些诺贝尔奖获得者提出了一个法子，认为这可以把有关争论一股脑儿地解决：干脆就废止诺贝尔奖。CERN的Jack Steinberger（因为制造出致密高能中微子束并发现μ型中微子而分享1988年物理奖）说：“没有诺贝尔奖，爱因斯坦仍旧是爱因斯坦。”

或许如此罢，然而，若没有诺贝尔奖，是否Jack Stenberger仍是JackStenberger、Perter Doherty仍是Peter Doherty、Hamilton Smith仍是HamiltonSmith？他们都是杰出的科学家，但诺贝尔奖的确大大提升了他们的声望。此外，爱因斯坦是个特例——他是一位独一无二超凡出众的天才，根本就不需要物理奖评委会的认可。

对那些只能孜孜以求达到更高的普通卓越程度的科学家来说，诺贝尔奖代表着一个无与伦比的机会，能够把他们喜爱的研究工作推到公众舞台上，并可能利用他们新获得的名望来为科学做贡献。出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可以打包票，未来几十年里的每个十月，全世界的杰出科学家仍要梦想着接到一个从斯德哥尔摩打来的、改变一生的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