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女”经济学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魏城

今年两次去中国，一次采访，一次探亲，均受到“超女”电视轰炸。

今年四、五月份，我去中国采访中产阶级，每逢晚上打开电视，都会看到“超级女声”比赛的实况转播。

我不解，问朋友：“超女比赛不是早就结束了吗？李宇春都来过英国了，与伦敦市长同乘花车，一起检阅了那些首次过中国春节的鬼仔鬼妹。怎么，比赛结果不算了？”

朋友纠正我：“你说的是上一届比赛，现在正在进行的是2006年超女比赛。”

哦，敢情是一年一次。于是，白天我在外面，与那些西装革履的小白领们聊什么“中产”啊、“社会流动”啊，晚上回到酒店，却频频遭受这些奇装异服的“超女”选手不时跑调的歌声的折磨。对比够鲜明的。

不过，并没有人逼着我每次把频道调到湖南卫视。不是没有换过台，但其它频道的节目更折磨人。

九月底我回中国探亲，回到家里，打开电视，又是“超女”！忙问家中有识之士，得到的回答是：“整个赛程持续半年呢！你运气好，赶上了决战之夜！”

我换了几个台，但不是那些剧情夸张、节奏疲软的电视连续剧，就是那些大同小异的歌咏比赛、选美比赛，还不如“超女”好看。我又换了回去，居然鬼使神差，一直看到“决战之夜”结束为止。

第二天与几位同龄朋友聚会聊天，我仍然意犹未尽，问起他们对“超女”的感想，但多数人一脸茫然：“李宇春不是早就夺魁了吗？”

得，他们的知识还不如我呢！倒是也有一位朋友知道此事：“对，昨晚我女儿在家，把着电视，就是不让我换台！”

稍后，他突然仔细端详起我来：“这好像不是你这个岁数的人关心的事儿吧？”

说得我也有些不好意思，只好没话找话地说：“我这个人啊，唯一的优点，就是喜欢关心下一代的成长。”

今日低俗，明日时尚？

中国全国政协常委、前文化部长刘忠德也像我一样，喜欢关心下一代的成长。

今年四、五月份，大概就在我采访那些小白领们时，刘忠德也接受了中国境内传媒的采访，他语重心长地说，文化产品是特殊商品。超女肯定是市场选择的，但不能让劳动人民整天陶醉在低俗的文艺当中，要让人民不断接触高雅艺术，提高审美层次。他还说，超女宣扬的是一夜暴富、一夜成名的思想，这对青少年的成长是一种毒害。他建议有关部门要对“超女”加强管理，甚至取缔。

刘常委说得挺认真的，不仅把“超女”定性为“低俗”，而且把问题提到了“毒害”的高度。

不过，可能毕竟因为他已不是现任文化部长了，所以，中国的艺人、专家们，甚至包括官方传媒，对他的关心，似乎并不那么感激。更不用说那些属于“下一代”的“超女”粉丝们的反应了。

《瞭望东方周刊》的记者引述一些艺人、专家的话说：“对整个中国社会来说，即使没有‘超女'，也一定会有其他可能依旧被认为是‘低俗'的新生事物来引领潮流。”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院长喻国明的话更噎人：“被指责为低俗的事情，也许十年之后就是时尚。”

《中国青年报》则发表评论说：“成群的女孩子不惜逃课奔赴充满酸涩甚至痛苦的‘海选'秀场，与其说是明星梦的诱惑，不如说是一种更强大、更神秘的青春梦想的释放……简单地一‘禁'了之，根本不能解决任何深层的问题。”

而《人民日报》记者所引述的一位普通粉丝的话，虽然仅仅描述了她本人的心理感受，但她的话，似乎比艺人、专家或者传媒的评论，还要深刻地揭示出了“超女”现象的全部奥秘——

这位20来岁的女孩说，她一直是“玉米”（李宇春迷），而且是最最忠实的“玉米”，当李宇春站在舞台上的那一刻，她激动得几乎眩晕，因为她从没看过一个这么干净的女孩能够如此洒脱地站在众多观众面前。

奥秘就在于“眩晕”这两个字上。这种感受，我无从体会，刘常委可能更难以理解，但历届“超女”大赛活动的组织者、投资者、经营者和赞助商们，却肯定心有灵犀一点通，不仅如此，他们还深悟“超女”经济学，知道如何从粉丝的“眩晕”感中赚钱。

只有流行，没有音乐？

赚钱也没有什么不对的。如今，就连中国文化部的官员们，开会发言或私下闲聊时，也左一个“文化市场”、右一句“艺术产品”。既然是市场经济，就应该允许文化商人们赚钱。更为重要的是，虽然文化产品的确是特殊商品，虽然市场机制所提供的也并不总是艺术精品，但至少不比行政指令所订制的产品更为“低俗”。

例如，《瞭望东方周刊》对收看“超级女声”的观众进行了随机抽样调查，其中相当一部分人表示：“我其实不是特别喜欢‘超级女声'，但我更不喜欢‘梦想中国'。”

“梦想中国”是中央电视台同期举办的一套类似的歌手选秀节目，大概属于刘常委所说的那种“高雅艺术”吧。

当然，指望大众选秀节目选出一流的“金嗓子”、“银嗓子”，也不切实际。

据说湖南卫视的“超级女声”模仿的是美国的一套类似节目：《美国偶像》，但《美国偶像》的最早模版，其实是前些年风靡英国的电视节目《POP偶像》。因为身在英国，我曾经从头到尾看完了前两届《POP偶像》的电视转播全过程（对，我也喜欢关心一下英国青少年的成长），我发现，如果你期待这一过程会产生一个21世纪的菲尔·考林斯，你肯定会失望的。

我发现，在这类节目中，大众选择的标准，似乎混合了偶像崇拜、美貌消费、气质迷恋、怜香惜玉等等复杂感受，粉丝们并非完全不考虑嗓音、唱功等纯音乐的衡量标准，但这些因素显然被挤到了从属的地位。例如，第一届《POP偶像》中一路领先的一个男选手，如果按照通常的标准，不仅嗓音谈不上一鸣惊人，形象也不算特别出众，甚至说话还有些结巴，但他就是靠他的未成年的年龄、娃娃脸的长相以及日常生活中羞涩、口吃与演唱时从容、流畅之间的强烈对比，赢得了一大批妈妈级、奶奶级的老粉丝的同情和热捧，居然一路过关斩将，捧回了一个银杯。

尽管如此，英国似乎也没有什么前文化大臣出来呼吁一下：有关部门应该加强管理，阻止未来的“小结巴”们继续利用老祖母们的同情一夜暴富。因为节目结束后，老祖母们的同情似乎未能转换成“可持续性的”唱片销量，“小结巴”这颗流星仅仅在英国流行乐坛上闪烁了一年左右，就销声匿迹了。

于是，长相楚楚可怜的“小结巴”，虽然出道不久，但其唱片在英国早已无人问津；而其貌不扬、且有些秃头的菲尔·考林斯，虽然成名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但他的唱片至今依然长销不衰。

当然，菲尔·考林斯也不是志在提升英国劳动人民“审美层次”的英国文化部扶持出来的。

在中国，李宇春虽然遭到了刘常委们的鄙夷，但她的市场运气却似乎比英国的“小结巴”们好了许多：支持她的“玉米”们大多都是20岁左右的独生女或独生子们，“眩晕”感显然比老祖母们的同情感持续时间更长，而且也能及时转化成唱片销量和广告收入。

据2006年福布斯中国名人榜调查称，迄今为止，李宇春的收入已达1000万元人民币。

当然，赚大头的还是包装、推销李宇春的文化商人们。“超女”经济学的致富原理既然这么灵验，于是，后来又有了2006年“超级女声”大赛。

只要守住法律和道德的底线，文化商人们靠粉丝们的“眩晕”感赚钱，也不是什么耻辱之事。如果说普通人的追星“眩晕”感也是一种市场需求，那么，文化掮客们通过合法手段，提供各类明星“产品”，以满足粉丝的这种需求，即使因此赚了个盆溢罐满，也未尝不是一件于人于己都有利的好事。我有时异想天开：如果某个商人开发出了一种对人体健康有益无害的香烟替代品，那么，这个人肯定会在发大财的同时，还会博得瘾君子、瘾君子家人乃至整个社会的由衷赞誉。

但是，粉丝们的“眩晕”感迟早会有烟消云散的那一天。如果你指望当代那些常常网上下载音乐、iPod耳机也很少摘下来的年轻人长期喜欢你的音乐，仅仅靠视觉给人带来的那种“眩晕”之感，显然是不够的，更重要的，还是要靠听觉给人带来的那种“余音绕梁”之感。

据说，今年是中国大陆流行音乐问世20周年，界内各方已经开始组织活动，纪念这个“里程碑”式的日子。但业内有识之士们对中国流行音乐的现状并不满意，对今后的走向也不乐观，还有人将此归咎于近年来风靡神州的“超女”大赛和类似的选秀活动，当然，他们立论的基点与刘常委们不太一样，他们抱怨说，“超女”经济学大兴其道，使得中国流行乐坛“只有流行，没有音乐”。

但萝卜白菜，各有所爱。不管是对文化管理部门来说，还是对业内专家来说，如果人为地提升劳动人民的审美层次并不可行，那就不妨一方面扶植一把那些“只有音乐，没有流行”的纯音乐，另一方面也对那些“只有流行，没有音乐”的纯选秀节目刀下留情，其余的，索性交给市场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