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尔顿·弗里德曼：挽救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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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尔顿·弗里德曼：挽救市场

作者：米尔顿·弗里德曼

米尔顿·弗里德曼

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翻译：薛兆丰  证券时报·财经周刊

如何改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正是热点话题：增加其注资、新建一个国际组织来指导全球金融市场等。国会和克林顿政府上周费时良久，斟酌最近对IMF180亿美元的资助计划。这是枉费心机。正如乔治·舒尔茨等人指出：“IMF低能、多余和陈腐。我们无需另一个IMF……一旦亚洲危机结束，我们就应该废除IMF。”跨国的中央计划不会比国家的好。

IMF成立于1944年的布雷顿森林会议，它有且仅有一个功能，就是监督这次会议所确立的固定汇率体系的运行。该体系在1971年8月15日崩溃了，当时尼克松总统“关闭了黄金兑换窗”，作为包括工资和物价管制的经济改革的一部分，美国不再履行按每盎司35美圆买卖黄金的承诺。IMF的作用已经消失，理应关闭。

但政府机构异常顽固，国际组织也不例外。坐拥巨资的IMF找到了新的出路：为困难的国家充当经济顾问，但它不但不收费，反而提供援助。它找到了好多客户，尽管其建议未必正确，即使正确，也未必能贯彻。不过，由于它有求必应，连串国家得以延续早该寿终正寝的愚蠢政策。结果，金融体系的波动反而加剧了。

1994-95年发生的墨西哥危机，使得IMF的活力大增。据说IMF、美国、其他国家及其他国际组织联合了500亿美元“挽救”了墨西哥。事实上，被挽救的不是墨西哥，而是国外无法向墨西哥追回贷款的银行和金融机构。此举造成了深远的衰退，时至今日，墨西哥的老百姓还在承受低收入、高物价的痛苦。

挽救墨西哥，激化了两年后爆发的东南亚危机。个人和金融机构大受鼓舞，纷纷向东南亚放款投资，追逐高息和高回报，而对资金风险掉以轻心。普遍相信，一旦发生意外、或者固定汇率崩溃，IMF就会出面拯救。有人称这种现象为“败德”，但我认为那是中伤。假如你接受了别人馈赠的礼物，难道是不道德吗？同样，很难责怪私人贷款者笑纳IMF心照不宣的奉献来规避资金风险。但是，我实在要责备IMF派送礼物。我也要责备美国以及其他IMF的成员国，他们动用公帑补贴私人银行和金融机构。

七十五年前，凯恩斯指出：“假如外部价格水平波动，就不可能同时确保内部的价格水平和汇率水平稳定。我们非要做选择不可。”他这番话默认了资金是自由流动的。但自从纳粹的希尔玛·沙舒特在1930年代发明外汇管制后，凯恩斯的两难选择变成了三难选择。资金自由流动、联系汇率、国内自主的货币政策——只能选择两项，不能三者兼顾。我们非要做选择不可。

南韩、泰国、印尼和马来西亚，在IMF的鼓励下，尝试三者兼顾，因而造成了金融危机，1967年英国、1980年代初期智利、1995年墨西哥等所作的尝试和失败，也都同出一撤。

某些经济学家，尤其是保罗·克鲁曼和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建议放弃资金自由流动来解决三难选择，马来西亚就照办不误。我认为这是最糟糕的选择。新兴国家不仅需要外资，更需要伴随而来的有关善用这些资金的规章和知识。更何况，漫长的历史表明，贯彻外汇管制，必然引致腐化和政府管制扩大，而罕见带来经济健康成长的。

任何别的选择都要好得多。一种办法是采用联系汇率，既可以象美国各州、巴拿马（其经济是美元化的）、以及参与欧元体系的国家那样采用通用的货币，也可以象香港和阿根廷那样建立货币发行局。它们的精髓在于：对采用同种货币的国家来说，中央银行只有一个。这里，欧元国家只有一个欧洲央行，其他的国家只有一个联邦储备局。

香港和阿根廷尚留余地，有可能终止其货币发行局、改动挂钩汇率、或者引入中央银行的功能，香港金融管理局多少越了雷池，结果他们没有幸免在外地引发的外汇危机。否则，货币发行局是一贯擅长于免受波及的。加州和巴拿马都不存在那些活动余地，欧元国家也没有。

联系汇率的支持者，往往误解了正宗的联系汇率和固定汇率之间的天渊之别。如果阿根廷有外汇赤字，即如果其美元支出大于其美元收入，该国的货币量就会自动减少，经济将受到压力，被迫减少外汇支出，增加外汇收入。相反，在固定汇率下，如果泰国出现外汇赤字，泰国银行却无须减少货币量。它至少可以暂时靠动用美元储备或借入美元来支付赤字。

这种固定汇率是一颗定时炸弹。很难断定，赤字会昙花一现，还是会愈演愈烈。人们难免往好处想，不愿采用会压抑经济的行动。固定汇率虽然可以缓和既轻微又暂时的困难，但虽轻微但并非暂时的问题却会滋长。最终，到微调汇率再不能奏效时，就必须采取重大举措。到时汇率的变动方向人尽皆知，在泰国，就是贬值。抛空泰铢的投机者，最倒霉也只是损失了佣金和利息，固定汇率意味着，假如泰铢不贬值，他就可以在他抛空的价位平仓。相反，假如泰铢贬值，他就获利丰厚了。

很多应该对东南亚危机承担责任的人，总是忍不住谴责投机者。事实上，正是他们的政策，给投机者提供了必赢的赌局，参与者获百利而无一害。就算泰国可以延续其吃力的政策，这对泰国又有什么好处呢？

资本管制和统一货币是三难选择以外的办法。剩下的办法，是让汇率由市场决定。干净浮动，指中央银行不干预市场，虽然央行和政府会在其他事务中参与外汇交易。但肮脏浮动更常见：中央银行不断干预汇率，但并不事先声明其目标汇率。目前美国、英国、日本和其他许多国家都是这样做。

在浮动汇率制度下，绝不会出现外汇危机，虽然国内危机有可能发生，好象日本。理由很简单：那些由既盯死汇率、又奉行自主央行政策所产生的危机压力，统统被汇率的变动吸收了。曾经冲击南韩、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尼的外汇危机，绝不会蔓延到新西兰或者澳大利亚，因为那些国家实行浮动汇率制度。

一个国家应该采用正宗的联系汇率、还是浮动汇率呢？这要具体分析，主要看这个国家的主要贸易伙伴的货币政策是否一贯稳健，假如是，那么那个国家的货币就是理想的挂钩对象。一个国家在这两种制度中任选其一，都不仅避免了外汇危机的困扰，而且再无需借助国际组织的调解。可能IMF因此才暗暗支持固定汇率吧。

目前的危机不是市场失败的结果。相反，政府在国内通过贷款、补贴、税收或设置其他障碍、在国外通过IMF、世界银行和其他国际组织来干预和僭越市场，才是危机的真正原因。我们不能容忍更强势的国际组织，在有限的、甚至荡然无存的会计制度下，开销更多纳税人的金钱。那是个无底洞。我们要政府——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际上——急流勇退，让市场发挥效力。用于开销和借贷的金钱，越多来自私人，而不是纳税人，就越好。

[ 本帖最后由 paradoxfishbear 于 2006-11-30 19:56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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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其仁：自由何价？

作者：周其仁　　来源：英国《金融时报》 　　发表日期: 2006-11-30

喜欢米尔顿·弗里德曼的，各有各的理由。我的理由是这样的，在根本不知他老人家为何方神圣的年代，自己亲身观察和体验过的经济生活，就奠定了接受弗里德曼毕生所阐释的经济法则的基础。这条“米尔顿法则”只有一句话：普遍的自由导致惠及全人类的经济增长。

应该是上世纪60年代中，我还是一个中学生的时候，学校请来北京一位大学老师做报告，讲题是参加当时“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叫“四清”——的见闻和体会。不是初中生都听得懂的题材，但有一个“场景”我却记住了：他所去的一个村子，老乡穷得叫人不敢相信——工作队员带下乡的一面梳头用的小镜子，全村谁也没有见过，居然围观起来，视为宝物！

也许就是记忆中的这么一点，让我后来自觉自愿报名下乡。那是1968年，“文革”搞不下去了，而国民经济根本吸纳不了那么多年轻人就业。好在毛主席有办法，一句“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就把上千万知青打发下去了。不过当年我是衷心拥护下乡政策的，报了名还怕不被批准，和十几位同学划破了指头签名给工宣队“上书”，真的一脑门子要去缩小城乡差别。

下乡的地方是王震将军创办的黑龙江农场。适逢中苏关系紧张，农场所在的虎林县珍宝岛当年有过一战。因此黑龙江农场列入军垦系列，其实不过就是发了一身军服种地。由于每月有固定薪水，农场职工生活还过得去，不过有孩子的家庭日子就过得非常紧巴。半年后我被发配到完达山打猎，周遭星星点点有人民公社的村子和居民，才让我看到真正的中国农民，他们干一年活也见不到几文现钱，有的还倒挂公社的钱粮，不少人家达不到温饱——真要有梳头镜子可供围观，还算日复一日单调生活里的一丝浪漫哩!

知青下乡当然要接受再教育。不过我连一位样板戏式的“贫下中农”也没有遇到过。老乡们很朴实，尽力帮教我们这些城里人适应农村的生活和生产。不过我很快发现，他们在公家的大田里的劳动状况，与下班后在自家自留地里的劳动状况，完全不一样。黑龙江的10月天气已经很冷了，怎样在“连长”——其实就是生产队长——查地之后美美地打个盹又不着风寒，是一门不小的学问。我当然学得了真传，而且在地里烤豆子的手艺也不赖——不过所有这套“磨洋工”的玩意到了自留地里就全然不见了。天还是那个天，地还是那个地，人还是那个人，就是行为截然不同，劳作的结果也全然不同。

说起来，这是我修过的第一堂“经济制度与经济行为”课。不消说，当时还不可能得出清楚明确的结论。但是问题已经永远挥之不去：为什么同一个行为主体遵循完全不同的行为准则？也是在那里，我第一次知道自留地的来历——1960－61年的大饥荒之后，为避免饿死人的事件再次大规模发生，才在一大二公的体系里划出了一小片自留地（有的地方干脆叫保命田）。今天说说也许无妨了：那年月例行公事的“忆苦思甜”，一位老农声泪俱下忆到的历史上最苦日子，竟然就在1961年。这是什么样的诅咒？

要等到1978年以后，事情才有了一个答案。说简单好简单，就是放手让种地的农民在大田体制和自留地体制之间作一个自由选择！吹了多年的优越性，却又怕农民自主选择，怎么说得通？说来也怪，让种地农民选出来的包产到户体制，不消几年就把原来的农产品高度短缺状态，变成了时不时农产品的“卖难”！作为那个时代的见证，不少人都知道“要吃米，找万里；要吃粮，找紫阳”这两句民谣。其实当时那两位省级领导人，又何曾种过米和粮？他们连同支持他们的胡耀邦、陈云、邓小平，无非就是坚持实事求是，坚决改革人民公社制度，用政策、舆论和后来通过的法律，承认并保护了中国农民选择的自由。

机缘巧合，从乡下考入北京的大学以后——那是我辈的一次自由选择——有机会在杜润生先生门下习过几年艺。我所知道的早期农村改革历史，就是不断冲破思想、体制和既得利益的笆篱，不断增加农民自由选择的历史。包产到户如此，取消种植计划、改革统购统销如此，允许农民办乡镇企业、进城镇务工经商亦如此。这样一路下来，即便愚钝如我，第一次读弗里德曼也不觉得有任何难明之处。唯一的问题是，他怎么可以把经济学道理说得如此清晰、准确和斩钉截铁的？

是的，必须是普遍的自由，而不是少数特权或既得利益集团的自由，才铺垫了经济增长的可靠根基。因为是普遍的自由，所以这“自由”就以不得损害他人的自由为边界。这样的自由，要限制政府权力的范围并对政府权力实施有效的监督，但绝不主张“无政府”——因为离开了必要的政府强制和保障，自由一定荡然无存。我国农村体制变化的经验，从不堪回首到痛定思痛，再到从实际出发把土地变得充满希望，验证了弗里德曼简洁而深刻的经济思想。

后来在美国“洋插队”，结识到一位好朋友郭誉森。他当年从台湾到芝大留学，上过弗里德曼亲授的价格理论课，是货真价实的“芝加哥小子”。1989年我到美国后，经GaleJonhson教授推荐在芝大经济系访问过9个月。认识后的第一次交谈（记得不在芝加哥），郭兄说你们在大陆写的东西，我差不多都读过了；有一点疑问，外边说大陆那时候封闭，但从你们报告的字里行间看，好像受过弗里德曼的训练，怎么可能呢？——回想起来，这是当时让我这个如假包换的“老土”最开心的一个问题。

1990年在旧金山，我才有机会第一次见到弗里德曼。刚刚开始学英文，不可能听得懂弗老的讲演，由誉森轻声为我一句一句翻译。那时全世界关心中国的未来路向，只听弗里德曼肯定非常地说，中国还要走改革开放之路。在场中外听众疑问重重，但弗老面不改色，解释说他的根据就是原来计划体制的路线再也搞不下去，尝得经济自由甜头的人民决不会同意减少自由。

几天前听到弗老去世消息的一瞬间，我最先想到的就是16年前听他讲过的那一席话。天下学经济的都知道，弗里德曼最坚持经济理论和学说的高下，唯一地要由包含于其中的推测（prediction）来检验。仅从这一点看，弗老对中国走向的推测就足可以使他微笑地长眠于地下了。更不需要说，20世纪下半页全球范围不同国家的改革实践，早已经是“米尔顿法则”的最好检验。

2006年11月28日 星期二

[ 本帖最后由 paradoxfishbear 于 2006-11-30 20:11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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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里德曼：香港发展模式透析

作者: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 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的高级研究员

这种情况终于发生了。香港的“积极不干预政策”太好了，以至于无法持续下去。它同政府官员支出他人金钱和干预他人事务的所有本能背道而驰。香港现任行政长官曾荫权(Donald Tsang)在上个月宣布放弃推动香港走向繁荣的积极不干预政策也就是意料之中的悲哀了。

真正令人吃惊的现象在于，半个世纪以来，他的前任一直在抵制征税或干预的诱惑。尽管英国的经济制度曾颇具社会主义色彩，但作为英国殖民地的香港却实行了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政策，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英国人郭伯伟(JohnCowperthwaite)。郭伯伟于1945年被派往香港从事财经工作，并在1961-71年期间出任香港的财政司，他已于今年1月21日去世。郭伯伟支持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是出了名的，他甚至拒绝收集经济统计数据，担心这会给政府官员以增加干预的借口。他的继任者夏鼎基(PhilipHaddon-Cave)提出了“积极不干预”一说，用以描述郭伯伟的做法。

他的政策取得了巨大的成果。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香港是个非常贫穷的小岛，人均收入仅为英国的四分之一左右。到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时，香港的人均收入已同英国基本持平，尽管英国在同期也经历了高速的增长。这充分证明了自由的巨大生产力，证明了当人们能自由追逐自己的利益时他们能取得什么样的成就。

香港自由放任政策的成功是鼓励中国大陆和其他国家放弃中央集权控制、更多依靠私有企业和自由市场的重要因素。其结果是，这些国家也都尝到了经济高速增长的甜头。我认为，中国的最终命运取决于大陆向香港路线靠拢的速度是否比香港向大陆路线靠拢的速度更快。

曾荫权坚持说，他只是希望政府在“市场机制明显失调时”不会袖手旁观。这里忽略了一个事实，就是如果存在“明显的失调”，市场将会在曾荫权采取措施之前很久就把它们消除了。更重要的是，过于积极的政府反而会带来明显的或不太明显的“失调”。

半个世纪的“积极不干预”使香港的富裕程度足以消化大多政府滥用权力的不当干预。仅仅是惯性就会使干预的影响依然有限。虽然改变了这个政策，香港在今后多年里仍将保持富裕繁荣。不过，尽管香港经济将继续增长，但它却不会再是经济自由的象征了。

不过，这无毁于郭伯伟的成就。无论香港的未来会怎样，过去50年的经验将会继续指导和鼓舞追求经济自由的人士。这也为希望给其人民带来同样繁荣的决策者提供了一个良好经济政策的持久样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