佚名 : 再次怀念伟大的独立思考者张志新女士

今天是“路上行人欲断魂”的清明时节。窄暖还寒的早春气候和千年前杜牧之笔下的暗淡风景似乎并无区别。纷纷扬扬的细雨依然从清冷的天空上落下，滴打着沉闷的大地；所谓“吹面不寒”“熏人欲醉”的“杨柳风”，其实仍旧携带着一丝料峭的凉意在天地间游荡。只是驮着诗趣的牧童和飘着酒旗的村落之类星星点点的温情景象，早已经荡然无迹不复存身了。试想，千年之前的唐代落魄文人又如何能在当下的杏花村里，找到一瓮农家自酿的“腊酒浑”呢。或许，作为一个祭奠亡灵的节日，连老天也觉得应该有一个气氛阴郁的背景吧。还是杜牧之说得的好“清明时节雨纷纷”。我胸中千头万线理还乱的思绪也正如这纷乱的雨滴一样四处散落，我不知道该用怎样的“金针”才能把它们串掇起来，以见出我清晰的情感指数和理智脉络。

读者或者会问，你罗嗦了半天究竟想说些什么呢？我想我正在尽量压抑自己波云诡谲的内心世界，我想冷静客观地讲述一个故事。我知道，其实我做不到“冷静和客观”。我想说的那个故事是这样的：在二十余年前的清明节的前一天，即1975年的4月4日，有一个叫张志新的中国籍女子被枪杀了。她的故事就是我在清明节不得不说的沉重话题。不仅是在这个清明节，而且是在所有的清明节，我们都应该讲述她的故事，就象每逢清明我们都会背诵杜牧之的千古绝唱一样。

我在网上张志新的纪念馆里仔细端详着她的“历史相册”。这个1930年出生于大学音乐教员之家的才女是一个十分美丽的女人，她拉小提琴的优雅照片表现出一个成熟知识女性的翩然风姿。她有几个妹妹。几姐妹都象“宋氏三姐妹”一样的聪慧而美丽。据网上的纪念文选上说“张氏三姐妹在天津音乐界曾是颇有名气的才女，常随父亲出演音乐会，每次都少不了「弦乐三重奏」。三姐妹是大姐志新、二妹志惠、三妹志勤。她们的父亲张玉藻，早年参加过辛亥革命，有很高的音乐素养。母亲郝玉芝曾就读於济南女子师范学校。两人都从事教育工作”。1949年“天翻地覆慨而慷”，风景不殊而河山异主。她和当时众多的“追新族”一样对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充满向往和希望。1950年张志新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旋即保送入北京人民大学俄语系，毕业后分配到中共辽宁省委宣传部任干事。照理说她应该有一个大好的前程和光明的未来。

但不幸的是在一个“一句顶一万句”的荒诞时代，在一个所有人都被迫或主动停止思考的愚昧年月，张志新却拥有了“独立的思想”。她企图在众人昏昧的朦胧醉眼中，保持一个远离酒精侵蚀的大脑。当人们肉麻地异口同声地吹捧皇帝的新衣时，张志新就是那个“众人皆醉我独醒”的人。你可以想象行吟泽畔的屈原彷徨于无地的困境。绝望的屈原只能携着“荃不察余之中情兮”的苦痛，纵身跃入汨罗江，以一个千古冤魂的姿势，回避了直面现实的惨淡。但张志新不一样，她要浮出这令人窒息的水面发出愤怒的呐喊，她要和一堵专制的铁墙作激烈的碰撞。就是这样一个弱女子，一个从肉体到灵魂都闪烁着美丽光泽的弱女子站出来告诉我们：皇帝其实没有穿衣服——她批评大跃进，指斥毛泽东晚年犯下了严重的左的错误，并揭露当年权势熏天的林、江一派及其在辽宁的死党的野心家的面目… …在最黑暗的文革岁月里，她掷地有声的智慧的声音是那样铿锵有力地回旋于我耳旁：我不愿奴役别人，也不愿别人奴役我！现今看来，哪怕她的思考和言说仍然局限于体制内，仍然不能超脱于意识形态的羁叛而站在更高的一个角度评判她的时代，但这已经足够了。仅仅是由于说出了真话，灾难便落在了张志新的头上。她于1969年因思想获罪而被捕入狱，1975年4月4日遭到处决。

我对张志新在专制和残暴面前仍能够保持独立思考的大脑表示由衷敬佩的同时，对杀害与毁灭这个大脑的情节和过程，更是充满了关注和反思。就象很多有是识之士早已注意到到的一个环节一样：张志新是怎样死去的。朱建国先生在《张志新冤案的新秘密》一文中作了详细的叙述——
从１９７９年６月５日发表《一份血写的报告》开始，到９月１２日登载《论张志新这个典型的时代意义》结束，３个多月中，共刊登有关张志新烈士事迹的长篇通讯、怀念文字、理论文章、编者按语、新旧诗词、照片、绘画、歌曲、题词以及各种报道８６篇（幅），约１５块整版，１４万字。 ……在宣传报道中对张志新受到骇人听闻的残酷迫害的情节，如临刑前割断她的喉管，是照实揭露呢？还是含糊其词呢？在《一份血写的报告》（1979年《光明日报》记者陈禹山最早关于张志新的报道）中，关于这一情节是这样写的：“第二天临刑前，张志新被秘密带到监狱管理人员的一个办公室。接着来了几个人，把她按倒在地，惨无人道地剥夺了她用语言表达真理的权利。

一个多月之后，在《走向永生的足迹》中，就直言不讳了：“１９７５年４月４日，枪杀她之前，她被按在地上割气管。她呼喊挣扎，她痛苦至极，咬断了自己的舌头。”

　　又过了一个月，在《她是名副其实的强者》一文中，又增加了控诉法西斯暴行的内容：在被割气管时“张志新剧痛难忍，奋力呼喊，很快，就喊不出声音来了。这时，一个女管教员，听着，惨不忍闻，看着，惨不忍睹，惨叫一声，昏厥在地，随即被拖了出去。

　　可见，张志新冤案在当时是逐步展露的，一些极其残忍的法西斯细节，也是逐步由含糊到明确，慢慢披露的。在系列报道中，最后的报道最真实，最全面。如果后来不被有关方面要求结束张志新报道，是否还会透露更骇人听闻的秘密？（以上均转引自朱文）

　　在这里，我要大家记住割断喉管的细节。是什么人，依仗什么样的权势，用怎样的惨无人道的方式剥夺了张志新“用语言表达真理的权利”；还要记住张志新临刑前曾经被逼疯了的凄惨镜头：她用馒头沾着自己的经血吞咽着… …这是一个怎样锥心又可怖的画面啊。她是被关在一个只能坐着不能横躺的特殊监牢里（道上话叫“小号”）被逼疯的；还要记住，就是这个饱受摧残的女人，在告别那个冷血而肮脏的世界时，还粗暴地遭到了一群刑事犯的轮奸。面对如此惨状，我真的无话可说。我感到一种地狱式的阴冷和黑暗浸透了我的心田。我廉价的泪水悄无声息的落入漫无涯俟的苦海，几乎击不起一丝涟漪。“黑暗之黑”和“苦海之苦”，不是几声嘤嘤而泣的哀鸣所能担当的。我真希望有一天我们能象前西德总理勃兰特一样，在奥斯唯辛的焚尸炉前跪下说：我们有罪，我们忏悔！

还是回到张志新吧。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先生对第一个披露张志新惨案的《光明日报》编辑说，把割喉管的细节删去吧。所有稍具良知的人都无法忍受这样残酷的画面。但人们必须知道真相。在众多对张的惨死表示义愤填膺的读者的追问下，撰写《一份血写的报告》的记者陈禹山先生才告诉人们那个惨不忍睹的残酷细节：喉管是这样割掉的——“几个大汉，把张志新按倒在地，在颈背垫上一块砖头，不麻醉不消毒，就用普通刀子割断了喉管”——而且这还不是头一例。朱健国先生引述陈禹山先生的回忆说“原来张志新并不是第一例行刑前被割喉管的‘罪犯’，而是第三十多例。当年陈禹山在采访时发现，对行刑犯人割喉管这个超越法西斯的‘创举’，是辽宁公安局的一个法医根据当时辽宁当权人物的意旨而提出的。有许多犯人行刑前不是大声呼冤，就是要学革命烈士呼口号，有的‘反革命犯’还高呼‘毛主席万岁’，这被认为影响极坏，割喉管被设想出来。其时主持辽宁党政军全面工作的毛远新（毛泽东侄子）等当权人物同意了这一‘捍卫毛泽东思想’的创造性的 ‘新生事物’。

第一个‘享受’割喉管‘待遇’的，是沈阳皇姑区克俭小学青年教师贾承厚，因为曾给校长提过意见，被校长串通学生诬告他强奸女学生，判处死刑。贾始终不服，大呼有冤，于是被割断喉管后再枪决，死时只有20来岁。死后其家属在狱中拿回他的遗物，发现被子中缝有一张伸冤状，详细叙述了冤案经过与伸冤理由”。

我知道在中国历史上有许多虐杀的残忍的故事。象吕后将刘邦的宠妃戚夫人斩断四肢后丢进粪坑说是“人猪”，象武则天将高宗的两个旧相好砍掉手足泡在酒缸里说“令二妪骨醉”，象我们文明古国的酷刑“陵迟”——将人犯身上的肉一片片割下来，千刀万剐直到死… …我想，那毕竟是“万恶的旧社会”，是愚昧落后的中世纪，才会有的灭绝人性的野蛮暴行。但我万万没想到就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就在二十余年前的中国，竟然还有活生生割掉一个活人喉管的“创举”。

我们为什么如此残忍？我们为什么这样对待本民族的先驱和先知。在中国难道仅仅为了说一句真话，就要付出如此惨重的代价吗？正象很多有识之士指出的一样，这类动物庄园式的毫无目的的残酷，远远不是意识形态的对立和洗脑就可以决定的。这是一种植根于人性深处的“邪恶”。如果我们不时常剖析和反省自己，不时常用“善”，用宗教般的虔诚去洗涤我们血液中的毒素，我们就会第二次，第三次地去地去杀掉象张志新一样的我们民族异常稀缺的拥有独立意志的优秀儿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