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之星黯然下马拆零报废！

五湖散人

2006年2月18日，湖南重镇株洲，刚刚下过一场小雨，天气潮湿而阴冷。

坐在刘友梅位于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技术中心大楼的宽大办公室里，却显得异常闷热，屋子里暖气开得很足。窗外不时从厂区的试验线轨道上传来机车响亮的汽笛声。这位“中华之星”的总设计师、中国工程院院士，显得格外消沉。

“有什么办法呢？‘中华之星’实际上被铁道部否定了，但我们的工作问心无愧。”刘友梅略微停顿了一下，说，“理由很简单，铁道部就是认为‘中华之星’不可靠，虽然试运行五十几万公里，但还远远不够。”

作为中国自主设计的目前时速最高的交流传动动力集中型动车组，“中华之星”拉响的第一声汽笛还是相当响亮的——它甚至出现在中学时事政治的考卷上。 2002年底，这种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国产高速列车在秦沈客运专线进行正线试验时，曾经创造了每小时321.5公里的“中国铁路第一速”。

但从2004年开始，“中华之星”迅速从新闻中消失了。在日本、法国、加拿大和德国的高速动车组纷纷中标中国铁道部采购项目的时候，却见不到“中华之星” 的身影——它甚至连投标的资格都没有——按照2004年铁道部《时速200公里铁路动车组项目投标邀请书》规定，此项目合格投标人应该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合法注册的，具备铁路动车组制造能力，并获得拥有成熟的时速200公里铁路动车组设计和制造技术的国外合作方技术支持的中国制造企业(含中外合资企业)”。

“现在，我们的整个团队都很消沉。”望着窗外，刘友梅连声说，“无奈！无奈！”

刚过春节，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的一位领导告诉刘友梅，技术中心又有两名技术骨干要辞职离去，而类似的事情已经在去年早就发生了。这对于素有“中国电力机车之都”的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来说，似乎并不意外。

院士很伤心，但他没有办法，只是勉强说：“我们尽量劝说或者创造一些其他的条件，让他们等一段时间再看看。实在劝不了也没办法，人才流动是正常的。”

记者采访刘友梅的时候，由他挂帅设计的“中华之星”还在秦沈客运专线上运行。但按照铁道部的规定，运行区间只限于山海关到沈阳，而且最高时速不能超过160公里。

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的母公司中国南车集团的一位人士透露，秦沈线上的“中华之星”就是个试验品，“铁道部已经把它毙了，以后估计也不会再生产‘中华之星’了”。

这个曾经的国家重大产业化项目，在付出数以亿计的资金和集合整个中国铁路机车研发制造系统众多科技人员的多年心血后，在产业化道路上已经约等于中途夭折了。

低调的临时列车

从北京坐火车，经过4个小时左右，就到了古城山海关。一辆漂亮的“大家伙”静静地停在站台上，鸭嘴兽形状的动力车头分挂两边，蓝白绿相间的流线型车体，让它显得是那么与众不同。

山海关车站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就是由株洲电力机车厂和大同机车厂等联合制造的“中华之星”高速动车组，每天往返山海关和沈阳之间一趟。

“中华之星”按照二动九拖方式设计，也就是两节动力车，9节拖车，9节拖车包括2节一等座车，6节二等座车和1节酒吧车。该动车组属于时速270公里高速列车，但记者在动力车头上看到，标记的却是“160km/h动车组”。

2月10日，记者登上由山海关开往沈阳的这趟L517次列车，16点54分准点发车。“中华之星”行驶在中国第一条客运专线秦沈线上，坐在一等座车宽大舒适的可调节软座椅上，打开前排座位后面的小型液晶电视，欣赏好莱坞大片《蜘蛛侠》或者优美的MTV，确实是火车乘客们从未有过的享受。

但整个车厢里，包括记者在内只有6名乘客，虽然舒适，却显得格外冷清。

L517次列车的一位乘务员告诉记者，“中华之星”是从2005年8月1日正式开始载客运营的，但铁道部一直没有做过宣传，即使在沈阳和山海关，知道的人也不多，所以每天的乘客很少，9节车厢满员可载772人，但当天的乘客不到100人。在他的记忆里，从正式运营到现在，只有过一次几乎满员的情况，好像是来了一个参观团。

“直到现在，‘中华之星’还‘享受’的是临客待遇。”这位天天在秦沈客运专线上看风景的小伙子说：“临客就意味着不知道哪天就被取消了。”

车窗外是茫茫白雪，“中华之星”行进在关外大地上，孤独而寂寞。

晚上19点48分，列车到达沈阳。389公里的路程用时2小时54分钟，记者算了一下，平均时速只有134公里。

在采访刘友梅的时候，他对于目前“中华之星”的运行限速也显得很无奈。

“160公里的最高时速是铁道部规定的，我当时向铁道部一而再再而三说，‘中华之星’在正式运营后，应该跑到每小时200公里。”刘友梅说，“但铁道部不允许，理由是目前秦沈线的行车条件达不到要求。”

这种说法让刘友梅感到很奇怪，因为秦沈客运专线最初就是按照时速200公里设计的高速客运专线。

其实，属于270km/h动车组的“中华之星”在运行考核期间就被限速，致使考核里程中的200km/h速度里程仅占到全部考核里程的40%，就此事，刘友梅和项目组曾多次向铁道部要求恢复全线200km/h速度运行考核，但均未被允许。

“中华之星”上线载客运营后，刘友梅也曾多次向铁道部建议，应该在秦沈客运专线全线实现200km/h载客试运营，作为产业化前的延伸考核，以便继续提升“中华之星”的攻关工作。但直到今天，铁道部没有给刘友梅任何答复。

“这使得本该继续进行的项目工程建设目标和进一步的试验难以保持，并造成了工程建设上的浪费。” 刘友梅说，去年8月1日“中华之星”载客试运营前，他也曾建议运营线路要从沈阳到秦皇岛，因为秦皇岛是旅游胜地，所以在乘客数量上会有保障，但铁道部最终决定，运营线路从沈阳到山海关，并且低调开行，不做任何宣传。

“山海关是个小地方，而铁道部又不做宣传，所以直到现在也没有几个人知道秦沈线上运营着中国自己的高速列车。” 刘友梅说。

关键时刻掉“链子”

如果没有后来发生的一些事情，或许“中华之星”今天已经顺利运行在更多的客运专线上，并按照最初的目标实现产业化。

“这一切都是人为因素造成的。”刘友梅说。作为技术专家，他深刻感受到了来自人治和行政权威背后的巨大压力。

2003年4月，国内曾有报道乐观估计，2003年7月1日秦沈客运专线开通之后，“中华之星”高速列车将投入北京至沈阳的试运营。记者在采访中也了解到，2003年6月10日至18日，“中华之星”动车组从秦沈客运专线上下线整修，目的就是为各制造单位在7月秦沈客运专线开通前解决各自存在的问题。6 月24日，中国南车集团和北车集团曾会同各厂家和皇姑屯动车所在沈阳市沈铁大厦召开“中华之星”动车组运营筹备会，会上还提出了12条整改意见。

但2003年7月1日，“中华之星”并没有如期进入载客试运营。有人士披露，是因为“中华之星”上进口的法国信号系统出现了问题。刘友梅对记者承认：“在初期，进口的法国TVM430信号系统确实出现了一些问题，但问题很快得到解决。”

他认为，原因在于铁道部对“中华之星”的技术性能和安全性不放心。

“实验过程中，肯定会遇到很多事情。速度这么快，会出现什么问题，谁也不清楚。在搞新产品开发过程中，失败和遇到各种问题都很正常。”刘友梅说。

但铁道部有关领导的态度也有理由，因为平时很少出现故障的“中华之星”，在领导亲身体验的关键时刻却掉链子了。

在2002年11月27日“中华之星”冲刺试验并创造了312.5公里最高时速的第二天，时任铁道部部长傅志寰希望亲自上车试乘，体验“中华之星”的速度。当天，傅志寰还把几位副部长都带来了。

按计划是9点钟正式试验，为稳妥起见，全体试验人员起了个大早，先在线路上跑了一趟，最高时速达到285公里。但恰在快回到基地前的17秒钟，安装在“中华之星”上的转向架故障诊断系统出现报警。

列车回到基地，下车检查发现B动力车有一个根轴的托架轴承座冒烟。当时在场的南车、北车集团领导和技术人员都很着急，据说当时急得南车集团的副总工程师都钻到车下去检查。北车集团的领导更是着急，因为这节动车头是北车旗下的大同机车厂负责制造的。

这套故障诊断系统原本用于诊断军用航空发动机的故障，由航空集团“608所”开发并转化民用。刘友梅赶快叫人上车去查看数据，发现轴承温度已经达到109摄氏度，完全超标，属于一级报警。随后用红外线测温计检查，轴承座温度也达到90多度。

但部长们都还等着登车，是继续试验还是立刻停止？在看完数据、分析完现场后，作为总设计师的刘友梅找来南北车的两位领导商议，他个人意见是接下来的试验应该停止，“因为已经列入一级报警了，应该相信这套系统，否则就会出大事故”。

随后，情况向傅志寰做了汇报，傅也决定取消接下来的试验。

故障转向架被马上拉回大同厂解体，检查发现是进口轴承质量问题。在与国外制造商协调后，轴承得到退换。刘友梅告诉记者，到现在替换的轴承也没问题，“这也证明安装在‘中华之星’上的故障诊断系统是有效的”。

“但这件事情却成为‘中华之星’安全性不可靠的最重要依据。铁道部一些先生大做文章，否定‘中华之星’，说‘几位部长的命差点都要被中华之星报销了 ’。” 刘友梅很气愤，“我认为这恰恰说明‘中华之星’安全诊断保障系统很有效，能提升‘中华之星’的可靠性，就看你站在什么立场上去说了。”

随后在2003年9月19—20日长春召开的“高速动车组专家研讨会”上，“中华之星”被评价为“与国外先进水平相比，在技术水平、产品成熟程度和可靠性等方面还存在较明显的差距”。这次会议已经明确要从国外引进200km/h动车组和300km/h以上高速动车组，但专家们在“建议综合”里仍强调，要进一步完善12日，铁道部主持召开“中华之星”阶段验收总结会，会上铁道部对国家立项自主研发的高速列车在口头上表示了支持。“但实质上对‘中华之星’持全盘否定的态度。” 刘友梅认为，这次验收会刻意否决了“中华之星”项目从设计、研制、试验、运行考核的严格过程以及“中华之星”所具备的200km/h以上速度级技术能力的事实。

2004年，在铁道部200km/h动车组项目采购招标中，“中华之星”彻底出局。当时本刊曾发表文章，认为“中华之星”极有可能重蹈当年大飞机项目“运十”的覆辙。

“这次验收会极大地伤害了我们科技人员的自信，也损害了政府部门的诚信形象。”刘友梅很痛心，但更关键的是，“‘中华之星’高速列车夭折了，中国刚刚自主建立起来的高速列车技术的系统集成平台被扼杀了”。

是不是自主创新的希望？

2005年6月26日，中国工程院召开了一场“提高装备制造业自主创新问题”的座谈会，在这次由中国工程院院长徐匡迪亲自主持的会议上，刘友梅就 “中华之星”面临的困境向与会院士们做了汇报。 “院士们听完后感到问题很严重，认为这种现象也是中国当前开展自主创新面临的普遍问题。”刘说。

会后，刘友梅联合包括原铁道部部长傅志寰在内的52名院士，以中国工程院红头文件的方式，向国务院呈送了一份《关于报送院士反映“中华之星”高速列车有关情况的签名信》。

《签名信》认为，中国是铁路大国，发展及产业升级中可以适度引进借鉴，但不能完全依靠技术引进来解决中国铁路的问题；铁道部最近引进“日、法、加” 三国共计140列200km/h等级电动车组的实践说明，包括设计技术、系统集成技术、交直交变流技术和网络控制技术都难以获得技术转让，中国企业仅分工承担组装制造任务，处于产业链的低端，使国内企业失去了自主创新的机会，使已经培育起来的科研队伍面临人员流失。

《签名信》建议，对于自主研发的“中华之星”高速列车，有关部门应尽快组织鉴定，并实现产业化。院士们强调：“培育高速列车的民族品牌，可拉动和发展一批相关产业，千万不能让国家立项自主研制的成果不了了之。”

《签名信》呈送上去后，刘友梅一直在等待结果。

但采访中，铁道部的一位专家认为，很难说“中华之星”能体现了中国自己的技术创新和系统集成能力，充其量是众多进口零部件的拼装，更不要说什么核心技术。

对此刘友梅并不讳言，但他认为，虽然有些零部件是从国外进口的，并不妨碍我们由此获得系统集成能力。他反问到：“‘神六’的零部件有很多是进口的，但你能说‘神六’不优秀吗？”

“更重要的是，“中华之星”自主解决了高速列车的主要核心技术和自主知识产权的问题，初步打造了中国高速铁路技术的系统集成平台。”刘友梅认为，“中华之星”自主解决了以下几大核心技术：

一是动力系统，即交流传动系统。这是高速列车的核心，没有强大的动力，列车跑不起来。“中华之星”动力车的一整套动力系统，从牵引变压器，到牵引变流器，到交流异步牵引电动机，全部是中国自主研发和自己生产。

二是高速制动系统。“中华之星”的整个制动系统是自主知识产权的，从整个系统的控制逻辑单元到基础制动到防滑器，一整套子系统的集成都是中国自己做的，并自主研发了动力再生制动加列车电空制动的直通式数字制动机。

三是转向架。转向架除承载功能外，还起到减振和安全功能。转向架有两种，一种是动力转向架，一种是非动力转向架。“中华之星”的动力转向架由南车集团的株洲厂和北车集团的大同厂联合承担自主研发，非动力转向架由长春厂和青岛四方各承担一个方案。

此外，自主研发的系统还包括“列车控制网络系统”和“气动力学与轻量化车体”等。

“当然，在系统集成和核心技术实现自主的同时，我们并不排斥国外先进部件。”刘友梅说，高速受电弓、真空断路器、GTO器件、去离子水泵、高速轴承和螺杆空气压缩机等部件都是从国外进口的，“这可以弥补国产器件的不足，提高国产高速列车的质量水平”。正文转载完毕，请各位热心网友帮忙转载到全国各大 BBS，希望这篇文章和院士们的呼吁引起广大群众的注意。外部力量和内部既得利益者勾结，扼杀民族工业自主创新的悲剧，在大飞机上已经发生了一次（运 10），忠心希望这次高速铁路能有幸逃出扼杀。

国家软科学研究计划课题组2005年组织完成的《中国高速铁路技术发展路线》报告也指出，“中华之星”的意义更深层次在于，虽然目前还存在一些问题，可靠性还不高，与国外技术水平还有相当的差距，“但通过这一项目，中国毕竟有了自己的技术开发基础和高速铁路技术平台”。

“‘中华之星’是一项新生事物，它同发达国家开发高速列车一样要经历诞生、成长、成熟的过程，而实际上我们目前的水平已远远超过了日、法、德等发达国家在开发初期的水平。”刘友梅说，“中国这样的后发国家，在技术上与发达国家确实存在差距，但这不能成为自己否定自己的理由。”

在重大技术项目中，优先保护民族产业和支持自主技术是国际惯例。刘友梅不理解的是：“难道不让‘中华之星’继续投入200km/h速度运营和进一步改进、开发，把其扼杀在摇篮里，就可以解决自主研发中出现的问题吗？”
“恰恰相反，这只能使中国企业丧失研发200km/h以上动车组的实践机会。”刘担忧，从长远看，更会对业内公认的中国最具有自主创新潜力的轨道交通装备制造业带来致命打击。

《中国高速铁路技术发展路线》报告在批评目前铁道部“以市场换技术”思路的基础上，进一步认为，铁路是我国的巨型国有企业，它的采购，也应在一定程度上受《政府采购法》的约束。

刘友梅对此深有同感。最近他注意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正在修订之中，里面新增的第52条让他看到了丝许曙光。该条款为政府采购扶持政策，其中明确规定：政府机构、公用事业国家重大建设项目以及其他使用政府财政性资金购买重大装备和产品的，属于国内企业能够生产的就应当订购或采购国内企业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新技术装备和产品；国家采取政策措施支持企业采购国内企业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新技术装备和产品。

“但愿这些法律文字尽快在现实中得到落实。”刘友梅说。--经过漫长的等待，又听‘涨’声响起来，我的心中有无限感慨。荷包里的数字依然还在，可是我仍需要在梦想门前徘徊。

小看看

技术不在设备，也不在资金。

技术的关键在于人。不能完善产生和供养技术人员的体制，再怎么引进外资也没用。

neolane

北洋当年 可是帮克虏伯家处理了不少压仓旧货啊 也怪咱没钱 钱都拿去修颐和园的石头船了
修的倒是挺漂亮 就是不知道门票钱宰老外把马关的2亿两和庚子的9,8亿两宰回来了没
每每看到蒋家宋家的人在海外思根 背上就不免的一冷 见过kuso的但是没见过这么kuso的

话说这大型客机自主的项目也要上了...算了 就算不成 咱不是还有波音 空客么

destiny1978

真精不怕火恋

买办是亡国之祸――中国钢铁工业在国民党统治黄金十年的衰落
送交者: pojunxing [秀才] 于 March 21, 2007


近来不少人借着纪念918, 歪曲事实颠倒黑白，
给腐败黑暗的将中国带到亡国灭种边缘的蒋买办政府翻案，实在是令人不齿。


对于1927年到1937年这段时间，被买办和帮闲文人们美化为“黄金十年”。

在这十年里，一次次外敌入侵，一年年国土沦丧，没有一天停止过内战。
虽然军费一直占政府支出的80%，但是中国军队的装备却没有任何实质的进步。
中国仍然不能独立设计和制造国防需要的飞机、坦克、重炮。“黄金十年”竟是以南京大屠杀和民族危亡为结局的。




即使根据国民党中央在32年4月提成的每年装备5师，
持5师的最低计划，每年仅军工原料就需要各种规格钢材2万7千多吨。
而此项钢材均依赖进口。


中国建设近代钢铁工业，是从1890年创办汉阳钢铁厂开始。
这个设有两座小高炉、两个小平炉和两个小转炉的工厂，建设了4年才投入生产。


国民党登台的1927年，全国钢产量是3万吨，到1935年才达到5万吨，也就是国民党所吹嘘的黄金十年中的黄金八年钢产量只增加了2万吨。与印度相比人均生铁是印度的0.8，人均钢材是印度的1/27。


而这期间唯一建成的大型钢铁企业，还是山西军阀建立的西北实业公司。
而在抗战发挥重要作用的兵工署第二十四工厂（兵工署重庆炼钢厂）。则是四川军阀刘湘亲手建立，于抗战后交于国民党中央的。

1937年1月1日划归军政部兵工署，真正接管在1月底，1月8日，重庆炼钢厂3吨电炉冶炼出炭素工具钢4吨（事后国民党中央归还刘湘挪借垫付建厂款75万元）。而国民党先是实业部1928年要在南京附近地区，后是资源委员会1935年要在湖南湘潭建中 央炼钢厂，但都只是纸上谈兵。


最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汉阳钢铁厂在北洋军阀时期年钢产量就达到5万吨。
汉阳钢铁厂于1925年停止炼钢，国民党统治十多年竟然没有恢复炼钢。


到1938年10月21日武汉失守前夕，只将汉阳钢铁厂30吨马丁炉2座，35吨及50吨高架起重机2部及铸锭用模等附属品拆走，运入四川。
更令人发指的是汉冶萍自己不产钢，但挖出的铁砂，炼出的生铁居然大部运往日本八藩钢铁厂又铸成武器，用在中国人的身上。

1935年以后，日本在鞍山等地建设的钢铁厂陆续投入生产，旧中国 “名义上”的钢产量（因为大部分在东北，掌握在日本手里）才逐渐提高。

下表为1927年到本1937年中国钢产量（含东北产量），请大家自己评价国民党。

=================
年份 钢产量 铁产量(万吨)
===================
1927 3.0 43.7
1928 3.0 47.7
1929 2.0 43.6
1930 1.5 49.8
1931 1.5 47.1
1932 2.0 54.8
1933 3.0 60.9
1934 5.0 65.6
1935 25.7 78.7
1936 41.4 81.0
1937 55.6 95.9
===================


光会说美国干吗去了？德国干吗去了？苏联干吗去了？怎么不问问GMD干吗去了？


光知道怨天尤人，美国，德国，苏联又不是GMD的老子，凭什么给你好处。
黄金十年光知道从外国买钢铁，经手人得百分之二三十的回扣，皆大欢喜。

就不知道发展自己的钢铁工业。结果37年抗战爆发，北洋军阀时期能造的炮钢，枪管钢，民国又有黄金十年的发展，反而全不能造了，能怨谁。北洋军阀统治下的1920年全国工矿业国家资本以可比价格计算（这里指银元）为22260万亿元，GMD在中国当了十年家，又是继承，又是吞并。

1937年七七事变前全国工矿业的国家资本以可比价格计算（这里指银元）居然不升反降，老本亏了不少，变成 20600万亿元了，居然还有人谈什么黄金十年，这面皮当有一墙之厚。


中国工矿业资本比重（1936年数据不含东北）


1894
外国资本60.7 国家资本31.2 民族资本家资本8.1

1913
外国资本80.3 国家资本9.7 民族资本家资本10

1920
外国资本70.4 国家资本11.4 民族资本家资本18.2

1936
外国资本78.4 国家资本5.4 民族资本家资本16.2


尤其不能令人忍受的是，1931年918之后，GMD继续为日本资本在中国的扩张提供方便，结果37年七七事变前关内29％的煤炭产量（英资为23％），关内90％的铁矿砂，95％的现代化炼铁是在日本资本控制下的。


战争爆发，日本资本一撤，中国38、39年的钢产量一下降到了不足1000吨。这莫非也能怨到美国，德国，苏联人的头上。



这还不算什么，1943年国统区又出了个怪事情：大后方战时工业危机。

1943年重庆18家铁厂14家倒闭，4家钢厂也到了1家。而机器加工业如果按1944年4月2日中央日报的说法：机器厂维持经常开工者，不及十分之一，停用的工机具约占总数的40％。
如果按1944年7月9日新华日报《贵州企业公司四川参观团的报告》：四川工业50％到70％的生产能力处于闲置状态。



这一方面缺枪缺炮，另一方面一不缺原料，二不缺工人。钢铁厂、机器加工厂却大批倒闭，这可称的上各国战时所未有的奇迹。

没别的，GMD买办思想太浓厚，总想找个外国洋爸爸，从来想不到自己扎扎实实办工业。首先办工业得不到资金上得支持。
像1940年的数据显示，GMD四行对工业的贷款仅占其放款量的3％，而43年的数据更糟，43年重庆银行业对商业的贷款占其放款量的96％，而工矿业两的贷款合计还不到其放款量的1％。其次，好不容易中国有了些工业，不仅不支持，反而千方百计进行压榨。非令其倒闭而后快。像生铁1941税为1.28元，1942秋便到了90元，工业酒精 1943得税额是1939年得169倍。

关卡林立交易不畅更是常事，从GMD陪都重庆到福建要过七八十个关卡，卡卡交钱。所以这条路在工商界人士中得了个西天路的美名。法币恶性贬值，工矿业名赚实亏就成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相反钢铁和其他现代工业在日占区反而得到相当的发展，918后日占东北的军事工业提供了侵华日军武器消耗的40%和弹药消耗的70%。到1945年已经成为铁路网密布，煤、钢、电、石化和军工发达的“东方鲁尔”。

这样一个虚弱无力的国家，这样一个一味投降的买办政府，就是一只待宰杀的肥羊，不被人入侵那才是奇怪。英米日等外国资本家在中国掠夺资源，开血汗工厂，买办们也能分一瓢汤。

代价是压制民族工业和技术的发展，甘当东西洋人的奴才。买办也豢养一批右派帮闲文人，鼓吹中国人低劣，不能独立自主的建设自己的国家，恶毒咒骂中国五千年的文化和价值观，鼓吹全盘西化。


买办和右派帮闲汉奸文人是亡国之祸
送交者: pojunxing [秀才] 于 March 21, 2007

作者：不详

　1931年8月22日蒋在南昌说：“中国亡于帝国主义，我们仍能当亡国奴，尚可苟延残喘，若亡于共产党，则纵肯为奴隶亦不可得。”

“9·18”的夜里，东北军参谋长荣臻打电话给北大营下令说：“不准抵抗，不准动，把枪放到库房里，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蒋说的“我们”是谁呢？荣臻说的“国”是谁的国呢？

显然不是农民，从清末以来，每一次割地赔款的负担最终都落到农民身上，早就知道“最恨条约”的道理。不是工人，因为工人一向在列强和买办的血汗工厂里被敲骨吸髓。也不是知识分子，9·18之后不知有多少青年学生在请愿时被打得头破血流。也不是军人，保家为国是军人的本分，绝大多数军官和士兵都是坚决要求爱国的。甚至有不少地主，因为在日本占领下的台湾大部分土地被日本人霸占了，在东三省，日本也计划霸占1/3的耕地分给日本的“开拓民”。

总是有人要求别人牺牲，牺牲工人，牺牲农民，牺牲知识分子，牺牲军队，牺牲一代人，牺牲国土，牺牲盟国……试问一个国家里把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军队都牺牲了还剩下谁？谁的利益如此崇高？竟需要整个民族为之牺牲？

这个凶狠的怪物就是买办。蒋发表的讲话正是官僚买办集团利益宣言。蒋的不抵抗主义正是买办利益的要求。而右派文人就是寄生于买办政权的帮凶和帮闲。

买办诞生于鸦片战争以后，由于中国社会结构、历史文化的特殊性，列强必须透过买办在中国谋取利益。

列强对中国的侵略主要有商品输出、资本输出和武力掠夺三种手段，不同历史时期的主要侵略手段也不同：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主要是靠商品输出(鸦片贸易就是典型的例子)；北洋军阀时代重要依靠资本输出(主要依靠借款给军阀们打内战，作为交换攫取中国的铁路、矿山、关税等利益)；1927年以后主要转为武力掠夺，因为日本已经不满足于从半殖民地的中国获得的利益了，因此发动“9·18事变”夺取东北三省做殖民地。

在这三个阶段里，买办始终为帝国主义服务，同时分得一份利益，因此买办的势力也逐步增强。

最初买办除了有几个钱之外是没有任何社会地位的，到了洋务运动时期，由于封建势力需要加强和列强的联系，于是出现了所谓“红顶商人”。如1900年，上海40个大买办中有15个花钱捐了“候补道台”。但这仍是一个尴尬的形象，因为社会主流还是科举制产生的封建士大夫，因此很多买办还积极参加反清活动。

北洋军阀时期，中国出现了江浙、华南、北方三个买办财团，这时的买办透过资助各派军阀，积极参与政治。在广东，英国汇丰银行的买办陈廉伯甚至组织商团武装和孙中山的革命军作战。在上海，江浙财团导演了着名的“4·12事变”。

1927年后，由于江浙、华南两大财团和蒋介石政权的结合，买办发展为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不但控制了全国的经济命脉，而且掌握了军政大权。1927年的蒋政权是个买办和大地主联合执政的政权，而1940年汪伪政权已经完全成为彻底的买办政权了，伪中央政治会议的30位委员大部分是买办。这时买办对帝国主义武力掠夺的最好服务就是不抵抗主义和投降，他们得到的利益就是继续掌权。

对于1927年到1937年这段时间，国民党逃台之后曾美化为“黄金十年”。在这十年里，一次次外敌入侵，一年年国土沦丧，没有一天停止过内战。虽然军费一直占政府支出的80%，但是中国军队的装备却没有任何实质的进步。中国仍然不能独立设计和制造国防需要的飞机、坦克、重炮。“黄金十年”竟是以南京大屠杀为结局的。

然而买办们在这十年里却大发横财，从1928年建立中央银行开始，到1937年，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已经垄断了中国的金融业。至今还有人怀念三十年代的上海滩，怀念黄浦江里的外国兵舰，怀念租界里手持棍棒的红头阿三和安南巡捕。这些人就是买办和租界文人，那是他们淘金的十年。

买办们为了自己的利益，卖了农民卖工人，丢了东北丢华北，至于从日本手中收复朝鲜和台湾更是早就丢到爪哇国去了。总之只要买办们能□且偷安，继续捞钱，一切都可以出卖。唐朝时武则天有个男宠叫张易之，有人在他家门上贴了个纸条上写：“看你横行到几时”，张易之竟狂妄的回贴：“为欢一日已以足”。后来张易之果然被愤怒的羽林军斩杀了。然而买办的本事比张易之要大得多。他们一面把中国当成淘金场，一面把自己的根扎在大洋彼岸，一有风吹草动，只要拿上一本护照，再记住瑞士银行的密码，就可以一走了之。在美国居住多年的宋美龄，她豪华别墅的每一块砖都浸透了南京30万中国人的血，她余生中的每一天都在向人们证明这样一个道理──买办没有祖国。

因为买办没有祖国，所以买办不需要国防。蒋介石时代对海军的投资还比不上满清。30年代蒋军的炮兵实力甚至比不上北洋军，北洋军参照德国、日本军制，1 个正规师里还有1个炮兵团，而1937年的国民党军最好的嫡系师里也只有1个炮兵营。买办经济只偏重于列强需要的纺织、原材料加工等轻工业，而所有和国防有关的航空、化学、钢铁等重工业买办都不能使买办获利。宋子闻有句名言：“外国进口的盘尼西林(青霉素)用都用不完，中国何必要自己生产？”。

买办也需要军队，但这是内战型的军队，专门用于镇压人民的军队。无论从装备、编制、教育、训练都是如此。由于缺乏火炮等重武器，蒋的200万军队按当时国际通行的标准，只是一支治安军，远远不能算国防军。1935年庐山军官训练团学的是《剿匪手本》，德国顾问教的是堡垒战术。这一套对付江西红军是有效的，但搬到□沪战场上就成了日军飞机、大炮的活靶子。对红军的围剿动辄出动30万、50万、100万兵力， 3000万军费。围剿爱国的19路军和爱国同盟军都出动了15万以上的兵力。而每次用于爱国的中央军不过几个师而已，19路军作战的经费竟是靠各界捐助的。

所有这些倒行逆施都说明，买办的利益依附于列强的利益，与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是背道而驰的。买办经济不能成为中华民族复兴的脊梁。一旦买办的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则必有投降政治、消极军事、破产外交和殖民文化。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就会坠入黑暗的深渊。

反右没错， 错在对买办和右派帮闲文人太仁慈， 错在没有坚决消灭其生物存在基础。

大米

虽然不能全面投入市场，但是政府可以大力扶持使其继续得以发展，现在暂时以高标准引进别人的，待到国产技术能跟国外先进技术一决高下了就可以放开了，那时一个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民族科技之星就诞生了，否则永远都要跟在别人后面。也就是说，对待国外的东西苛刻一点，对待自己的东西宽容一点~

宾尼

ivydy

我们不是没有高科技，就是我们的高科技成本也蛮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