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怕中国政府 就怕中国网民[杜平] (2008-04-25)

五湖散人

　针对中国民众在海内外举行多种形式的反法、反CNN、反达赖的活动，有些人认为这是官方在背后操纵的结果。这种说法显然是高估了中国政府开展舆论攻势的意识、策略和技巧。假若北京方面具备这些能力，它就完全可以自信地面对西方媒体的围攻，无需临时抱佛脚，寻求欧美公关公司出谋划策。

　　在当局平息拉萨暴乱之后，中国政府在相当长时间里一直处于守势。外交部、公安部和西藏地方政府的发言人纷纷出面发表讲话，试图澄清事实真相，揭露西方媒体的不实报道，反击西方政客的指责，但他们说话越多，外界就越是质疑，越不相信。

　　原因何在？并非是他们所言所述都不是事实，而是外界对中国政府从来就缺乏足够的信任。这里面无疑有西方人一贯的歧视和偏见，但同时也有其他重要原因。从一个中立的媒体人的角度看，除了某些西方媒体的成见之外，笔者认为，中国政府和西方媒体之间还存在着其他几个关键的信心障碍。

先要改变对本国媒体态度

　　其一，最近几十年以来，中国政府虽然以高度开放的态度向大批外国媒体敞开门户，但向媒体发布信息的模式基本上没有改变，透明度不高，公开性不够，诚实度也常常不能令人信服。这就使得西方媒体的思维惯性延续不止，甚至变得根深蒂固：凡是中国政府官员所说的话，它们都会本能地予以怀疑，不会轻易相信。

　　说到底，这并非只是中国政府和西方媒体之间的问题，而是中国政府和本国媒体之间的问题。假若让中国自己的媒体拥有合理的编辑自主权和独立性，其信息、言论和权威性被民众广泛接受、认可和信赖，使整个社会的信息流通快捷而顺畅，那么，西方媒体即使要制造虚假新闻，大概也不会有太多的歪门邪道可被它们利用。

　　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去年向外国媒体承诺，在北京奥运会前后允许外国驻华记者在中国境内自由采访。这无疑是一个很好的公关姿态，至少暂时能够赢得西方媒体的好感。但就本质而言，这种做法其实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甚至是本末倒置。中国政府的开明和宽容，应该首先体现在对待本国媒体的政策上，而不是相反，否则就会使外国媒体更瞧不起中国媒体，而且也不可能帮助中国政府甩掉“压制新闻自由”的标签。对“家奴”的不信任、不宽容、不放手，这是中国官方在国际舆论攻防中一直被动挨打的症结所在。

　　一言以蔽之，若要改变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态度，就必须首先改变政府对本国媒体的态度。或者也可以说，只有当本国媒体拥有适度的自主权和独立性时，中国政府在对外交往中，才能不动声色地调动各种工具，无需动辄声色俱厉，无需花大量精力去和外国媒体进行无意义、无结果的周旋。

话语体系与世界脱节

　　其二，最近一些年来，中国政府在与外国媒体互动时，思维模式和互动方式都有很多改进，但与其他领域的开放程度和进步相比，差距依然十分明显。很多官员，特别是地方官员大概都没有真正了解外国媒体的思考模式、运作方式以大众传媒的诸多微妙之处，因而无法用国际主流社会所能够接受的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把政府的立场和观点有效地传播出去。

　　撇开是非对错不谈，就说此次奥运政治化所引起的中西媒体对立，我们可以轻易地列举出中国各级政府在应对西方媒体时的明显不足，乃至不当，包括几十年一成不变的八股语言和表达方式。二十一世纪的某些中国官员，显然还停留在上个世纪的政治语境中。遇到一些突发事件，那些具有暴力倾向的政治词汇和表达方式就会脱口而出，连中国人自己都会听得心里发毛。中国现在面对的不再只是温饱问题，而是“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的高端问题，官员们的思维和语言必须跟得上社会文明的步伐。

　　不妨再次强调指出，中国的政治话语体系与国际主流社会长期脱节，是阻碍中国与外部世界进行有效沟通和融洽相处的巨大屏障。很多官员不仅早已习惯了这种政治语境，而且只能在这种政治语境下生存，使得原本优秀的文化站不起来、走不出去。这是中国在对外交往中必须着重强化的软肋。

　　上面已经谈到，由于中国媒体没有足够的编辑自主权和独立性，中国在外交和舆论攻防中经常处于被动地位。进一步地说，中国主流媒体的现状，既不符合崭新时代的国家利益需求，也不能有效地维护政府的威信。这一现实在此次拉萨暴乱事件之后暴露得很突出。

　　政府控制了媒体，媒体就变成了政府的化身。中国媒体之所以缺乏真正的权威地位和公信力，根本原因就在于此。在关键时候，拥有千军万马的庞大新闻机构，所发出的声音和传播信息的效果，连一个异议人士都比不上。这是媒体管理体制不求新、不求变的必然结果。

中国网络媒体以小搏大

　　媒体是国家实力的重要部分，在西方发达国家更是配合国际战略、策应国际行为、追求外交目标的重要手段。中国政府控制下的媒体当然更肩负着为国家利益服务的任务，但由于政府不尊重媒体，干预太多，管得太死，甚至常常越俎代庖，结果就导致这些媒体变成了双脚被紧紧束缚的小脚丫环，无法发挥只有媒体才能起到的作用。

　　如果上述结论还不能令人信服，那就看一下中国网络媒体的威力。准确地说，此次中西媒体对抗，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网络媒体与欧美传统媒体的对抗，并非是人们所说的中国官方媒体与西方媒体的对抗。那些高水平的网络文章、视频、网页和讨论，不仅凝聚了广泛的共识，释放了极大的号召能量，而且还把不可一世的某些西方媒体逼到墙角，使之转攻为守。试想想，若只是中国官员和官方媒体，这样的局面有可能出现吗？

　　网络媒体之所以有威力，就在于每个人都有权利和机会平等参与；官方媒体之所以没有威力，就在于官方不肯放弃“领导一切”、“统管一切”的心态。CNN在发表“致歉”函时，声称其主持人不是批评中国人民，而是批评中国政府，其中最大原因，就是他们感受到了中国网民的威力，而没有感受到中国政府的威力。相比之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再三要求CNN真诚道歉却没有结果，这就足以说明问题的核心。不怕中国政府，就怕中国网民。这个现象值得中国官方认真思考。

　　归根结底，所谓网民就是人民。中国与西方媒体和达赖之间的对抗，之所以能够赢得声势，反守为攻，最大的功劳不在官方和官方媒体，而在于包括网民在内的人民。他们自愿、自发和自由的言论，是政府应付外界压力的强大后盾。如果当局愿意承认这一点，那就应该用更好的技巧去引导网民，让他们意识到自己的社会责任所在，同时更要善待网民，给他们更多的信任、更多的宽容。

·作者是《联合早报》评论员

yh9708

政府的文宣和公关水平就好像咱们的建筑行业标准一样,都是上个世纪70年代的老古董啦! 也该与时俱进啦!

鸟鸟爱装嫩

中国该检讨脆弱的文宣体制

在各方压力下，同时出于中国利益的考虑，中国政府决定和达赖喇嘛的代表进行对话。这是拉萨事件僵持40天后的一个转折。尽管新华社155字的消息中夹杂着旧的调门，但寻求对话，依然被看作正确选择。


之前，中国政府在处理拉萨事件上显得进退失据。最初没能迅速向外说明真相，并限制记者报道，造成舆论战失分（直到现在，这个损失还无法扭转）。后来调整传播策略，邀请记者进藏，却又被打上官方安排的标签，由于部分喇嘛突然冲出来要求自由表态，更令中方尴尬。中国官方媒体此后又逐渐增加涉及西藏信息的传播数量，却丝毫没有改善中国在西方的舆论形象，同时由于奥运圣火继续在全球遭受抗议，同时由于涉及西藏信息的加速传播，又极大调动了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


由于一些抗议已属激进主义范畴，上周末中国再次调整策略，呼吁民众平静下来，并对敏感外国机构——如法国大使馆——严防死守，防止偏激者做出非理性举动。新基调重点非常明确：为激进情绪降温。


这样的故事早不陌生，在使馆被炸、反日游行时，都遵循类似模式，在民众情绪被鼓动后，又呼吁人们 “理性爱国”。“做好自己的事是最好的爱国”，这样的文宣语态背后是进退失据，没有任何新鲜感。


中国的文宣体制是否要一次次地重复错误？此次拉萨事件，应该成为中国检讨文宣体系的契机。


西方人一直认为：中国激进主义者背后站立这中国政府，而这确实与事实不符，这样做——支持激进主义者上街——不符合对“稳定”的期待，民众走上街头，恰恰触动了政府最敏感的神经。


但1990年代还是出现了四次公开报道的抗议活动，如炸馆事件、反日游行、厦门PX和此次抗议家乐福，其中，厦门事件具有偶然性，其他三次则和现存文宣体制高度相关。


这是因为，在外交事件来临之时，媒体机构最初一般要煽动情绪、指责对手，这是最安全的，这倒不一定是政府指使，相反是媒体惯性，这样做往往是最安全的，发出其他的声音，都可能会招来祸事。媒体声音必须寻求出口，而出口却有限，那么这些声音在有限出口内高密度发出，短期内形成了声音广场。


于是便进入“‘煽动’——情绪高涨——平息情绪”的怪圈。在这个怪圈中，政府反而经常是充当灭火者，而不是西方人所说的“背后支持”。


虽然，中国文宣机构和政府经常被看作是一体的，但现实中，文宣机构和政府部门不同，是有自己逻辑的。在这个体系里，“政治正确”是最普遍的坚持，因此，几乎没有一家媒体愿意、能够、敢于、富有智慧、用国际通行的话语模式维护国家利益，传递中国声音。


所谓“政治正确”，就是指其行为出发点只寻求不会受到同僚、上级批评，而不考虑是否违背国家利益，有损政府形象。


基于“政治正确”导致了一旦“有事”，政府无法有效传播自己声音，传播出去也不能令人信任，在官方媒体中，不要说在国际上，就是在国内谈得上有公信力的也没几家。而没人为中国政府说话，没人信任中国政府，何谈维护中国利益？


在中国的政治体系下，“政治正确”一直是一个毒瘤，即使是柔软的人也变得不妥协，即使是温婉的女发言人，也要操着过时并有损中国形象的调门，即使明明知道对达赖喇嘛进行人格攻击，会对民族关系造成极大伤害，并有损政府形象，但还是要显示“勇敢”。


在“政治正确”的癫狂之下，官员们五颜六色的声音，通过媒体传播，并经带有偏见的西方媒体的剪裁，中国的形象会怎样？如今，“政治正确”甚至蔓延到普通网民中，只不过，他们显得更暴力。


比如，动辄要杀人，动辄指责别人为汉奸、卖国贼(甚至主张把他们抓起来)，动辄强奸对方家里的所有女人，甚至问候别人的父母，这些语言的背后是最大的政治正确，“爱国”这样的“爱国”只能给CNN主持人“他们50多年来一直是一群暴民”的说法提供口实。


中国文宣体制对外损害中国利益，对内，则让中国处于高度不稳定状态，一旦出现社会动荡，政府发出的声音，主流的声音，将无法得到民众信任，让政府更加进退失据。


执政党在革命时代，相比他的对手——国民党，拥有巨大文宣优势，中共领导人习惯将之称为“笔杆子”，而几十年后，这一优势几乎荡然无存，目前，中国文宣体制，看起来很强大，但实际上很脆弱，比如达拉事件中的表现。


原载南方周末林楚方-北京观察博客，作者为南方周末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