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人惊奇不已的一九七八年

让人惊奇不已的一九七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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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刊发时间:2008-07-28 22:58:57 文摘报

  
  ●一位爱议论国家大事、关心小道消息的采购员拿来一份5月11日的《光明日报》,指点着说,“瞧这篇文章!我看又有什么名堂了。”  
  ●表哥故弄玄虚地板着脸说,“咋样?想吃黑馍难了!一年到头不就是一块白面?从前的地主老财也别想!收的粮食没处放,卖粮难呐!”  
  ●只有有了人的尊严、人的价值,这个民族才有尊严和振兴。


一位采购员拿来一份《光明日报》

  看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时,我正在家乡县城一个街办小厂干活。那时我离开大学已经十七年,差不多是一个小伙子出生长成的岁月。当初满怀激情,把户口迁到农村,立志要到生活里去,写出好作品,实现作家梦;然而在那样的年月,浪漫神话在严酷的现实面前一点点破灭,文学梦变得愈来愈渺茫。
  1978年的初夏,为了给我那赖以生存的小厂采购原料,我在一座豫北小城住了将近一个月。每天除了找关系,走门路,就是待在小旅馆里和采购员们混在一起。一位爱议论国家大事、关心小道消息的采购员拿来一份5月11日的《光明日报》,指点着说,“瞧这篇文章!我看又有什么名堂了。”其实那时我已不怎么读报,枯燥无味的空洞口号,读不出什么意思,也懒得揣测其中的政治风向。
  “……他们自吹自擂证明不了真理,大规模的宣传证明不了真理,强权证明不了真理。”这几句话使我心有所动,才沉下心把它读下去。“革命导师……并不认为自己提出的理论是已经完成了的绝对真理或‘顶峰’,可以不受实践检验的;并不认为只要是他们作出的结论不管实际情况如何都不能改变;……他们从不容许别人把他们的言论当作‘圣经’来崇拜。”这话触动了我内心的隐痛,使我陷入沉思。
  十年前,我曾因为写给同学的信里有“反动言行”被公安机关军管组抓进监狱。要不是处理这个案子的人爱好文学,手下留情,我可能就会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我的“反动言行”,就是反对“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列主义最高峰”的提法。我以一个二十来岁青年人的激扬文字,推论说,把毛泽东思想绝对化不但不符合辩证法,而且是一种个人崇拜。
  然而在那个初夏的夜晚,在那个灯光昏暗的小旅馆里,我操心的还是第二天怎样把采购的东西弄到手,怎样找车把它运回去。一篇文章写得再好,我也不敢妄想它能给我带来好运,改变我沉沦到无可沉沦的人生。更不敢预期它能改变中国,改变一个民族的命运。

街道上越来越多的人平了反

  此后几个月,这场真理标准的争论愈演愈烈,而我依然奔波在采购的路上,和大多数中国普通民众一样当局外人作壁上观。
  一天,一位和我一样在街道小厂混饭吃的人来找我。在别人眼里,我们这些人都属于灰色人物。平常我们是不相往来的。夜晚就更不来往。被突然闯进来的街道民兵查到,说你开黑会,麻烦就大了。他的来访让我诧异,他吞吞吐吐说出的话更让我吃惊。“听说右派要平反了,你知道吗?”“右派能平反?”“说是要改正。”我并不知道他曾被划为右派,只知道他曾是小学教师。他来,是想让我帮他写申诉。在那样的年月,替别人写翻案材料是非常危险的事,弄不好会惹祸上身的。可旧街老邻,叫我如何推脱?幸好他自己已经写了一个草稿,只是想请我看看,帮他改改。
  他走后,母亲不放心地问:“他说的是真的吗?”我不敢肯定。“如果是真的,你二哥就有指望了。”那一夜,我和母亲都没睡好。多少年了?母亲每隔一段日子就会给远在新疆的二哥寄衣物。他被划为右派在那儿劳改。一家人习惯了每顿饭精打细算,在粮食最紧张的岁月,想尽办法换粮票给二哥寄,以至于多少年看到红色票面的全国通用粮票就眼睛放光。
  我的日记里记着,“昨晨(1978年11月18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为右派摘帽安置的报道。”母亲喜出望外,叫我立即给二哥写信。我的信还没寄到,就收到了二哥的来信,说他即将恢复工作,回原单位报到。拿着那封信,母亲的眼里闪动着泪光。
  我在11月22日的日记里写道:“这几天,广播与报纸长篇报道了‘天安门事件真相’,称这次事件为‘四五运动’,‘四五运动的精神光照千秋’,成了厂里人们热烈议论的话题。”
  眼看着街道上越来越多的人平了反,那些漂流无着的“牛鬼蛇神”也都重回大城市。那时候才发现,街道上竟然藏着这么多人物,他们刚刚还在火补、修鞋、糊纸盒、纺麻线、脱坯、做水泥活,转眼间都成了教授、记者、编辑……母亲、妻子都开始为我着急。别人都走了,我怎么办?难道真要在街道小厂了此终生?

那真是一个让人惊奇不已的年头

  在郑州,大哥和我促膝夜谈,他说:“你也该写个申诉,跑跑自己的事情了。”我说:“我不是右派,也没受过什么正式处分,是自己退学深入生活,一跟头打了这么多年,有什么理由啊?”大哥耐心地说,“‘文革’前你出版过书,‘文革’中受迫害,还被抓起来过,受了很多委屈。怎么没理由?”于是,就有了我日记里的一个插页。
  献给一九七九年的第一篇作品申诉书
  我叫……男,现年三十六岁……
  我说自己是个业余作者,高中时出版过一本书,这本书曾经被文化部选送到国际儿童读物博览会去参加书展。为了深入生活,我从大学退学到基层。“文革”中遭受迫害……
  一直拖到秋天,我才把这封信寄给一位在报社当记者的同学,同时又寄了一封给“中共中央胡耀邦同志收”,算是对大哥和家人的交待。接着我继续跑我的业务,没指望它会有什么结果。在1979年9月24日的日记里,只有简单的一句:“下午,发襄樊电报及给中央挂号信。”
  出乎意料的是,10月17日就收到了胡耀邦办公室的回信。信上的落款是10月4日。手写钢笔字,不是打印。也就是说,他们可能是在收到这封信的当天就写了回信。
  在报社同学的帮助周旋下,县委书记亲自过问,在又一个春天到来的时候,我终于走出街道小厂,到县文化馆创作组去上班了。工资多少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在离开学校将近二十年后又重新拿起了笔!
  那真是一个让人惊奇不已的年头。
  路过书店,看见门口排了那么长(的)队,一直排到大街拐角。进去一看,原来是在卖新出的“文革”前的外国文学书。我连忙加进去,排了两个小时,买了《高老头》、《欧也妮·葛朗台》、《邦斯舅舅》、《契诃夫小说选》,花了四元多。这一下,这个月的生活可要紧张了。(1978年6月11日)
  电影越剧《红楼梦》今天开始放映。“文革”前的片子竟激动了一座县城。电影院从早晨五点一直放到凌晨两点。在办公室、在家里、在路上,在大街小巷,到处都在谈论宝玉、黛玉,人们沉醉在优美动人的唱段里,连学校的小孩子也都笑眯眯地哼唱。(1978年8月9日)。
  那个瞬间坚定了我重回文坛的文学信念:人性,个体的命运,是艺术穿越时空的灵魂。
  这一年,农村的变化更让人瞠目。
  才表兄和长胜哥从乡下来,吃过饭聊了一下午,天快黑才走。生产队的地分到户了,农具、牲口也分了,他们讲得眉飞色舞,高兴极了。(1978年12月16日)。
  那时我对表哥和堂兄的高兴存着几分疑问。多少年来,他们一直是缺粮户,每到冬天都要靠公社救济,一年四季没吃过白馍。分了地就能出现奇迹,让他们吃饱肚子吗?
  然而奇迹真的出现了。两年后我到乡下走亲戚,我问表哥,现在日子过得咋样?表哥故弄玄虚地板着脸说,“咋样?想吃黑馍难了!一年到头不就是一块白面?从前的地主老财也别想!收的粮食没处放,卖粮难呐!”
  也许是受了表哥卖粮难的启发,我写了小说《五月》,不料它获了那一届的全国奖,成了我的代表作。不久后我被调入省文联,实现了作家梦。
  三十年,在人类历史的长河里只是短暂的一瞬,然而对于每一个中国人,这变化是不可思议的。只有有了人的尊严、人的价值,这个民族才有尊严和振兴。还是这片土地,还是这些中国人,三十年前油盐、点心要凭票供应,三十年后这个国家成了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动力。没有思想的解放,没有人的解放,没有生产力、创造力的解放,可能吗?
  (《随笔》2008年第4期田中禾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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