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论精选－23楼： 电喷狼－农民工的报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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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一顶，合法作者，绝非网特。



利益集团绑架国家政策    丁学良

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政治领域里最重要的进步就是逐步的制度化。它最突出的体现就是最高政治权力的交接越来越按照事先规定的程序进行，有一个大概的时间表。这就是说，中国的老百姓越来越肯定地知道，大概到哪一年，在开什么样的大会时，什么样的领导位子将会传给谁。

这种制度化虽然不是民主化，其历史意义却不能小看：这样的制度化不仅是1949年以后在共产党的体制下，在中国二千多年的历史上都是很重要的。因为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状况就是：皇帝不能退休，因为皇帝是天子。他要么是在位子上一直坐到死，要么被人推翻、改朝换代。

从 1990年代末以来，正因为有了最高权力交接的制度化，以及与此相关的重要会议的定期化（这也是制度化的一部分），就使得在中国社会里面，每逢新一届高层领导接班前后，或有什么重要的会议召开之前，公众就会有很多的期待。期待什么呢？期待有什么重要措施出来，期待即将出来的政策更加附合他们的利益；一句话，民众期待着“大动作”出台、改革开放政策有“大的突破”。

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这已成为一种不断重复的期待。可惜，与这个不断重复的期待对应的，就是不断的失望。过去这些年来，每当高层有人事变动，中国就会有各种各样的传言；等到权力的转移完成、新领导班子接任，或重要的会议结束了，大部分时候中国民众的大多数又相当失望。

这种现象折射了一个深刻的问题，即中国的民众对于每届新领导的政策创新的期望，大部分时候都太高，对重大的改革开放措施的出台都期待过高。期待过高的原因，是它们建立在一个根本的忽视上，即忽视了在改革开放的30年进程中，中国的政治和行政系统里面，已逐步形成了一些相对稳固的特殊利益集团。这些特殊利益集团一开始时，力量还不够大，对整个的改革开发大局势还看得不很清楚，但是时间长了，他们就看得越来越清楚了。如今，他们已经能非常清楚地知道在什么时候、在哪个部位上做什么和怎么做、讲什么和如何讲，才能使自己集团的特殊利益相对最大化。

我仍记得15年前，我一位在体制内做事的朋友说的一番话。我出国留学后第一次回国，聊天时这位朋友讲：“你出国快10年了，回来以后对中国问题的观察可能要换一副眼镜了。你出国时，还是改革开放初期，大的争论多是和意识形态相关，现在不同了，大家越来越搞清楚自己的实际利益在哪儿，所以现在的矛盾都是不同的特殊利益集团在搏斗，意识形态问题变得很次要。”

这句话现在回过头来看，真是一个非常清醒的明白人的观点。当然，现在有这种认识的人越来越多，但在1993年秋就有这样的看法，确实是判断准确。

我的这位朋友当年的判断是站在体制内经验的立场上获得的，如果我们从理论的角度分析，会有更深刻的启发。我在读博士时读过的书里，有几十本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其中一本，是美国马里兰大学讲座教授奥尔森（Mancur Olson）的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Nations，《国家的兴起和衰落》，1982年出版。他这里用的“国家”不是state（国家政权），而是 nation，表达最符合我们中国人定义的国家，既包括政权，也包括人民。这本书出版两年后即获得美国政治学会的大奖，也吸引了诸多学者的关注和书评，其中就有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萨缪尔森，和以“寻租理论”而出名的经济学家 G.Tullock 。
这本书的要点是，任何一个国家，只要有足够长时间的政治稳定，就会出现特殊利益集团，而且，它们会变得越来越明白、成熟、有技巧。然后它们就会对这个国家最重要的公共政策，国家的经济发展、社会发展、政治机器，尤其是行政和法律，会越来越知道该怎样操纵，懂得在操纵时怎样找到好的理由。由于他们的技巧越来越娴熟，因而获得的利益也就越来越持续、越多。最终慢慢导致这个国家的经济、社会、行政、法律等方面的体制、政策、组织，变成最符合特殊利益集团的安排，使得该国发展的新动力越来越被抑制，各个部门越来越僵化，这必然导致国家的衰落。

此书的案例非常丰富，包括英国、美国，以及二战前后的德国、日本。今天，如果把奥尔森的理论运用到对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某些大的方面的观察，也是非常契合的。

毛泽东时代从1949年到1977年，在中国很难找到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特殊利益集团（有一个例外，以后再专文论及），因为毛不让国家体制稳定，过几年就搞一次运动。毛的运动伤害的人太多，必须否定，但客观地讲，这种没几年就翻天覆地大动荡一下，确实不易形成稳固的特殊利益集团。当然，有人会说毛自己身边也有一个利益集团，但毛不是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利益瓜分者，他是最高统治者，两码事。

从政治经济学的意义上讲，特殊利益集团只有在相当长的政治稳定性之下，才能慢慢形成巩固起来。中国进入邓小平时代，大的动荡越来越少，尤其是1989年风波以后，保持了20年的基本政治稳定，为利益集团的形成提供了大好气候。

任何一个在中国工作了一段时间的人，只要有一定的观察力，就会数出来有哪些特殊利益集团。比如说，在中国常听到水电系统是重要的利益集团，它强大到了不仅把中国的大江大河，而且连中等的江河，都圈过去了，建电站大坝，每个项目都有几亿、几十亿、几百亿元的资金。许多中国人也能讲出来谁是该利益集团最重要的代表，有前水电部长、前总理等，当然还有那些总是设法找到科学技术的“理由”来为该集团上项目论证的“专家”们。

此外，在这20年中新出现的房地产业，也是一个特殊利益集团；能在中国做房地产的都不是一般的人，因为土地资源非常稀缺，特别是在大城市。

更不要忽视，中国的计划生育系统也是一个特殊利益集团。中国的人口老化非常快，国内外很多学者测算，到了2030年，如果目前人口控制的趋势不变，中国的在职劳动力和退休人员之间的比例，会出现根本的转折点，上班人口支持不了退休人口的负担了。既然已从数据模型上测算出来，距离那个转折点也就是2030年，还有一代人的时间，那现在就应该对计划生育政策进行重大调整，乃至废除。国际上很多研究证明，一个社会要想长期有效地对生育实施控制，最文明的办法是大幅度推动免费的基础和中等教育，尤其是在农村和妇女中间——世界上凡受过中等或更高教育的妇女，就会自愿减少生育。这远比中国现在采取的强制手段好得多，后者导致了很多悲剧的发生。强制的人口控制，也导致了男女失衡。

但是，为什么在其他国家和地区被证明有效的以普及免费教育促进自愿节制生育的政策，没有被中国政府所接受？原因就是“计划生育”政策在过去几十年中，已经造成了一个特殊的利益集团——全国至少有几十万的干部，或者更多，就是靠着“计划生育”当官、掌控钱和权。

在中国，人们多半能讲出那些特殊利益集团之后，各自有哪些人脉？因为每个利益集团都不只需要在经济资源上运作，更重要的是要有政治上的保护。特殊利益集团必须是政治资源与商业资源的结合体。

今天中国的普通公民，哪怕对这些特殊利益集团再不满，也没有办法对付。而特殊利益集团绑架公共政策特别是国家的发展政策后所造成的负面结果，却是要全社会、尤其是弱势群体去买单。利益的大头是他们承包，而代价的大头却主要是普通民众承包。因此，在这样的格局下，每当高层领导换届、重要会议举行时，中国的公众就会对“出台新政策”、“推出好措施”有很高的期待，但这类期待往往很快就变成失望。

客观而言，特殊利益集团并非中国独有，这是进入工业化、商业化之后，人类社会普遍遇到的现象。在美国、西欧的体制下，也可以列举出一些利益集团，比如美国与石油有关的、与金融业相关的利益集团等。在美国的特殊利益集团中，被人们指责最多、主要是被美国的中左派咬着不放的，是军方-产业集团，这个利益集团总是渲染别国的军事力量在突飞猛进，对美国的安全提出了挑战。军产集团只有不断把针对美国的军事威胁讲得很大，才能在大饼中分到更多的份额。

我本人认定，在美国另一个大特殊利益集团是律师，该群体虽然没有军产集团显眼，但对美国社会潜移默化的影响更大。因为美国是一个法律至上的社会，这是它的长处，法律是如此重要，所以吸引了很多聪明人进入这个领域。当律师的也可以从政、从商，都有非常明显的优势。

虽然在美国、西欧也存在特殊利益集团，但它们的大环境体制与中国的非常不同。在美欧的体制下，那些利益集团虽然可以影响法规政策，却没法一手遮天。第一，没有哪个特殊利益集团可以长期操纵选举行政首脑的全过程，尽管会影响它。否则，我们就无法解释美欧的全国大选中，常有异军突起，比如目前的奥巴马，就是明显的例子。

第二，特殊利益集团也无法一手操纵全国议员的选举，尽管当中确有一部分是它们的游说者，但它们不可能把国会的两院操纵在手。这就是为什么美国有关军产利益的政策辩论时，两边吵得翻天覆地，有利于军产利益的方案也会被否决。

第三，特殊利益集团也不可能一手操纵全国的媒体，尽管会影响其中的一部分。没有一个利益集团能在美欧的体制下，控制全国所有的重要媒体——公共政策辩论的平台和揭发官商勾结的战场。比如在美国，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斯蒂格利兹和克鲁格曼，都把在主流媒体上批评小布什政府的内外政策，当成自己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要务，其批评的力度，连很多欧洲学者都觉得太猛烈了。

第四，美国和西欧也是全球化程度非常高的地方，始终处于激烈的国际竞争。无论从历史还是从理论看，一个介入高强度多方面国际竞争的国家，其利益集团时时会被迫作出妥协。


上一页‹‹12345››上述四种制约，使得美欧的特殊利益集团，并不能长期绑架国家的政策和发展战略，尽管会影响一时或一处。然而，这些制约条件在中国现有体制下，要么不存在，要么非常脆弱。这才是值得我们高度关注和担忧的理由。

中国的行政领导，不是经过公开透明的程序竞举出来的。中国的人大和政协委员也不是民选出来的，各级人大里面一半以上的委员都是现任的或刚退休的官员，这给特殊利益集团巩固自己的网络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同时，中国尽管有很多媒体在一些问题上能揭露部分真相，但在大部分时候和大部分重要问题上，受到全国一致的有效控制。

相对令人鼓舞的变化是，中国在这30年中的国际化趋势，比以前有了极明显的进步。在这个领域，有时会把特殊利益集团试图一手遮天的状况戳一个洞，露出一缕光线，甚至迫使它们在某个具体问题上不得不退让屈服一下，使中国社会的整体利益得以进步。比如，中国的卫生系统也是特殊利益集团，SARS“非典”出现初期还想一手遮天，结果是国际化的原因，它经由香港传到多国，才导致失责官员撤职、公开抗疫的良性局面。这次的三鹿奶粉也差不多，要不是新西兰总理让其驻北京的大使馆跟中国政府高层把事情戳破，隐瞒还可能延续下去。

所以，我强调的是，那些普遍存在于美欧的三个制衡因素，在中国要么不存在，要么很脆弱，惟有国际化还能发挥较大作用。

我们回头看一下相关的历史。在前苏联，最大的利益集团就是军产集团，它把国家的政策和发展战略绑架到什么程度，绝大多数苏联人并不清楚，甚至连戈尔巴乔夫一类，在没当上最高领导之前，也差不多。戈已当了好几年政治局委员了，都不知道苏联的实际军费是多少。一直到他当了总书记后，才看到实际的军费是官方公布数字的近4倍。而到那时他才知道，这个真的数字，只有总书记、总理、国防部长、计划委员会一把手才清楚，其他政治局委员都得不到真情。所以戈当了总书记后，就得出一个简单、清醒的结论：苏联必须终止和美国的新一轮军备竞赛，凭着苏联的经济实力再和美国搞下去，就会把国民经济完全拖垮。

从目前解密的资料可以看出，当年苏联军费为何能在那么长的和平时期保持那么高，基本原因就是特殊利益集团——用当事人的回忆录讲，他们控制了最高领导人的耳朵和眼睛——苏联没有自由媒体，也没有多党竞争，议会也不可能进行公开辩论，所以只有内部信息渠道，这个渠道是被军产利益集团所控制的。送到最高领导层耳朵和眼睛那里的信息，很多是夸张或伪造出来的，诱使高层在重要政策上，长期严重偏向军产集团。苏联的垮台有多种原因，但从1993年到现在解密出来的资料看，特殊的军产利益集团对国家发展政策的绑架，使其在军备竞赛路上全速奔跑多年，是垮台的一个基本原因。

当然，这完全不是说今天的中国和当年的苏联一样。但在中国的体制下，在相关制衡条件缺失的前提下，即使新一届领导人也想老百姓之所想，意欲有所作为，当他们接班之后，想推出一些有开创性的举措来使国家更良性发展，使政策更公平、更有利于国家民族的整体利益时，他们手中都不具备能够对付强大的利益集团、迫使其做出重大让步的权威。

毛泽东当然有这样的权威，所以他隔几年就翻天覆地来一下。毛之后，只有邓小平有类似的权威。我们再回顾一下，改革开放初期，只有邓才能让中国的军费控制在相对低的水平，并大幅度裁军。没有邓那样的权威，任何人都不可能迫使军队、军工做出那么大的让步，释放出更多的资源到中国的民生与经济发展中去。

1989 年夏秋之后，邓越来越不过问具体的政策。那时候成长的利益集团，他也不怎么去干涉了。之后，这些利益集团慢慢地愈益强大。在未来这些年里，除非出现非常情况，使任何领导人用老办法都不能有效处理，只能推出非常手段来解决非常的挑战——只有到那时，新的、高度的权威才能形成，才能迫使特殊利益集团大大让步。

目前的中国高层确实有不同于过去的施政设想；再过若干年，中国的高层领导班子又要换届了。我觉得，现在的和下一届的领导人，即使他们内心里想做一些大动作的改革，但是因为他们尚不具备像1980年代初邓小平那样的权威，就没有办法迫使强大的利益集团做出大的让步。这将是未来很多年里的基本格局。

所以，要想使得中国不至于国家的发展政策、公共政策在太多的时候被特殊利益集团“绑架”得太过分，我们只有坚决稳步地推动中国进入更多方面的国际竞争，这才是比较实事求是的思路，比较现实的选择。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insectide.

ls的不懂经济学，不懂历史，不懂民主政治。
为什么要牺牲个人？
民主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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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中国农民工无声的报复
文章提交者：电喷狼 加帖在 猫眼看人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2008年初，一场暴风雪降临中国大部分地方，而一个股灾在全球蔓延，在我看来，全球股灾是中国农民工无声的报复。

　　按照亚当-斯密的观点：如果一个国家不需要进口的话，那它也不需要出口，因为它没有必要换得别国的外汇。在中国改革之初，中国出口的东西很少，但是需要进口的很多——机械设备、汽车、彩电，甚至小小的录音机，我们做的也比别人差的多，所以大陆的外汇一直紧巴巴的，对于中国人来说，美元是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因为它可以换来我们梦寐以求的各种商品。只要东西能换美元，我们还补贴点自己印刷的人民币——其实这人民币也挺好用的，而且越来越好用，可以买的东西越来越多。

后来就不是这么回事了，大多数东西我们做的和别人差不多甚至更好，这时候本来我们可以少卖点东西给别人了，可是我们的农民工在生产这些东西的时候并没有得到他们应该得到的报酬，如果得到合理报酬的话，他们可以少卖点，多留点给自己用。既然农民工自己用不起，就再卖吧，多便宜都卖，农民工们不知道，反正他们没有权利要求休息、没有权利谈判工资，在被拖欠工资的时候也没有什么办法取回，司法途径耗时又费钱，去跳楼要被劳教，被砍断腿也无处申冤。

农民工只知道干活，他们为了改变生活不惜一切，他们满足于生活的细小改善，而不去计较付出和回报的巨大差距——或者是没有计较的权利，他们把小孩交给老人，老人们不但抚养小孩，还要耕种土地，提供着价格让美国人也大失所望的农产品（美国农场主在中国加入世贸的时候发现中国大部分农产品比美国便宜）。农民工还直接拖住原来城市工人的工资——甚至让他们直接下岗。农民工先是满足了自己的生活——盖房子、买家电，后来他们为了城市化继续付出，为了子女受到更好的教育，他们付出大笔的赞助费，用畸形的价格为城市住宅买单，拉动了各行各业的发展。

他们夺走了欧美工人的职位，虽然欧美的工人知道中国的工人会这样做，但是他们没有选择，人都是趋利避害的，即使在北韩，每个人跟着领袖慷慨激昂，不过他们工作的时候肯定都在怠工——否则怎么会萧条到要饿死人？即使全世界的权贵们能说服全世界的工人不要抗争而接受资本家“恩赐”的工资那也没用啊——没人消费的话，工人们生产的东西又能卖给谁？西方国家在一次次的经济危机之后终于明白：没有劳动者利益与资本利益的同歩增长，社会生产发展是不可持续的，社会面临着一个二选一的问卷：是选择经济危机呢？还是通过劳动者与资本利益共享的方式实现更好的市场经济？

公共选择学派的代表人物布坎南说：“个别公民的计划活动的利益是否大于该活动对他们的成本，没有人比他们本人更好的判断；最终目标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最大可能的自由，以及经济福利和所有人的和平协作”。

每一个中国农民工都是一个经济人，他们离开家乡的时候计算过每一笔成本：种田的收入和出外打工的收入对比，打工拿不到工资的风险，春运的高价车票成本，甚至无形的成本——没有性生活、和父母儿女的分离、下了煤矿以后上不来变成一块煤。

可是除了他们自己，谁为他们计算过？叫兽们说：谁让你不幸生在中国？国家现在没有能力解决你们的子女教育和住房问题，所以户籍制度不能废除，你们只能每天干十几个小时，拿200美元的月工资。当然你们的生活会改变的，你看，两千多年的皇粮国税不是免了吗？学费不是免了吗？我们农民工不相信也得相信，谁让我们做奴隶做了那么久，我们太容易满足了，于是我们继续埋头苦干，哪怕累死在工作岗位上，哪怕有毒物品伤害了健康。

当农民工制造了全世界60%以上的服装、鞋子，当农民工制造了80%的电脑、数码相机，当中国的钢铁产量是日本、美国、俄罗斯产量的总和，当农民工又制造了全世界接近1/4的汽车的时候，全世界再不感觉到农民工的报复，那这个世界也太麻木了。象弗里德曼说的：经济中发生的变化不是意识形态之争的结果，它不会来自政治信仰或目标，它几乎完全对事件的力量作出反应——残酷的事实证明远比最强的政治或意识形态偏好更加有力。

农民工们消费不了欧美国家工人的产品（他们连自己生产的产品都消费不起），那么欧美的工人只有失业，虽然中国的富人还能消费一点欧美的产品，比如800多万的宾利轿车，富人还用几十辆悍马来办婚礼，不过有的富人可以一个人买十几辆悍马，但是他们不能一直买下去吧，还有很多富人不敢买——因为穷人太多，治安不好。
当农民工们的消费被局限在很低的水平的时候，我们的生产和服务——不是国内包括欧美国家的生产和服务——也只能被局限在很低的水平。你们不想明白这个道理也要明白，就算你们不相信，那么市场会用经济危机来让你们相信。

很多人不劳而获，可是农民工不知道，就算知道也没有办法改变。1999年，四大资产管理公司以账面价格收购了四大银行的1.4万亿元不良资产，2000年由原四大银行下属的信托投资公司证券部合并组建而成的银河证券，直接隶属财政部，在2005年因为奄奄一息得到汇金公司45亿－50亿注资。这些钱不是金融机构员工工作创造出来的价值，而是印刷出来的，失去了道德风险的约束，这些金融机构又开始制造泡沫了，在弗里德曼看来：通货膨胀在任何地方都是货币现象。于是猪肉涨价了，房子涨价了，股票也涨价了。当城市的人受不了的时候，制造通胀泡沫的人害怕了——于是加息、发行特别国债和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来回收流动性。

当泡沫破裂，农民工们可能也会失去工作，不过他们在失去工作的时候也算过帐的：当养一两头猪好过打一年工，这工还有什么值得打？他们很多人会回到家里，守着家人，省吃俭用，吃自己种的菜，等着老板开出高一点的工资——哪怕那也是无奈接受的。

所有的说教都失去了作用，所有的恐吓也失去了作用，事实上，农民工听不到恐吓，恐吓更多的是对我们这些人，我们中间还是有人糊涂到不明白这个道理——帮农民工维护利益不是为了农民工，而是为了我们自己，萧条不是只会让农民工失去工作，只有农民工有钱消费，我们才会有工作，只有农民工富了，我们才可能富或者更富一点。

农民工们默默的在风雪中踏上了回家的路，他们不知道，因为他们的被歧视和欺压，现在全世界都在受到报复。

还有很多农民工留在这里工作，也还有农民工会离开家乡，接受微薄的工资，但是只要他们继续被漠视，经济的波动就不可避免，而且还可能付出更大的代价——中国永远不可能成为发达国家。这不是因为因为我们国家有太多农民，而是因为一个对农民（实际上对所有人）冷酷无情的制度。

权贵的身家缩水了，股票价格大降，而物价在上升，但是它们的生活没有什么影响，因为财富对他们来说只是数字，它们依然锦衣玉食。

城市的原住民受影响了，物价上涨，原来仅有的存款缩水了，买了股票的欲哭无泪，谁让你们漠视农民工？你们只希望有廉价的保姆；你们不关心农民工的留守儿童，听信谎言让户籍歧视在教育领域根深蒂固，只希望自己孩子可以少交点学费；你们赞成政府不要提供廉价房给“外地人”，而不去想他们是否有权利得到，听信谎言只能提供给拥有户籍的人；你们在有人为讨工资跳桥而被堵住的公交车上骂：要跳你就快跳，别害我们迟回家；你们听任走鬼被城管驱赶，甚至因为自己生活受影响而支持城管的作为，却不想想农民们难道是为了寻欢作乐来进城吵你们？他们就不能为了改变自己的生活而努力？如果不是城市有现实的需求他们又做什么走鬼？你们看着春运售票点前面在寒风中彻夜排队的人无动于衷，甚至感到厌烦。

当每个人都变成无辜者的时候，真正的无辜者彻底沉默了。我们的眼睛不是用来明察事理的话，那只能用来哭泣。

灾难不会停止，除非象布坎南说的那样：最终目标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最大可能的自由，以及经济福利和所有人的和平协作。那么经济才会是一个健康的机体，象冯-海叶克在上个世纪20年代告诉我们的：失业和通货膨胀的主要真实原因是物价和工资的结构被歪曲了（通常由于垄断定价或政府定价），只有农民工们在法律和现实操作上都和那个给他们工资的老板，决定他们的福利的政府完全平等的时候，物价和工资都是市场均衡博弈的结果的时候，经济的周期才会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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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晖：再论“低人权优势”：兼答相关批评
　
　　有一个问题是不存在争议的，就是我对低人权优势下的经济增长是一种强烈的批判态度。我觉得没有什么必要用低人权增长如何如何不道德来反驳我。在这一点上没有争议。李实在上一次会的时候有一个评价就很好，他说我的意思就是中国现在的模式还不如拉美，是一种比拉美还要低一挡的模式。我觉得这就是我的意思。至于它是不是低一档，这当然是可以讨论了。但是显然我没有肯定的意思。但这只是价值判断。
　　如果回到事实判断：低人权是不是对南非和中国的经济奇迹产生作用了呢？我觉得肯定不是唯一的作用。我一开始就说了，如果中国只有低人权，那就是北朝鲜，根本不可能有高增长的。我一再强调南非也好，中国也好，都是全球化加低人权。由于低人权，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就特别有出口商品，吸引资本的优势。这一点是确凿无疑的。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像中国或南非用这样的条件来招揽资本家，推出血汗工厂的商品。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我刚才已经讲了，我再重复一遍：没有全球化，中国就是北朝鲜；没有低人权，中国就是东欧。大家知道东欧是不可能像中国一样推出血汗工厂的商品。尤其是东欧要加入欧盟。加入欧盟的成本有多大？欧盟的福利门槛要比自由门槛高得多了。
　　改善人权最终来说并不会影响经济发展，而且会为经济发展提供更好的背景。包括现在的东欧，经济增长就非常快。而且应该说除了打仗的那些国家，经济发展普遍都比俄罗斯快。俄罗斯现在民主倒退，所以我们特别喜欢谈俄罗斯。而那些没有倒退的国家，包括前苏联境内的比较民主的国家，波罗的海三国，普京时代的增长率都比俄罗斯高。但是因为他们没有出现民主倒退，所以我们都不讲，只在那里讲俄罗斯的经济如何腾飞。我觉得这个是没有什么意思的。
　　但是，我认为在一个时期，低人权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这是什么作用呢？其实就是加速资本原始积累的作用。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南非经济高增长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英美大量投资。其实我觉得当然是这样的。我也提到这个问题。它和中国也是一样的，吸引外资，天下第一，或者说仅次于美国。但是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英美就不投资到别的国家？老实说，不也就是因为南非那种欺负劳工的方式别的国家做不到吗？这个道理是非常简单的。所以我觉得英美投资当然是个重要因素。如果没有全球化，根本就不可能有这样的增长。在这一点上，我倒是觉得现在左派骂全球化骂得很厉害，其实全球化与中国，南非这种不道德的奇迹是有一定的关联。但是我提出的解决方案跟他们是完全不一样的。比如他们说经济全球化造成了这种状态，因此他们说不要经济全球化，要重新设立关税壁垒，把外资赌出去。我觉得恰恰相反，经济全球化我们要保留，但是我们现在要推进人权的全球化。不能一直靠低人权优势来搞原始积累。这是第一点。
　　至于低人权，刚才有人提出让我提出具体低在哪个方面。其实我之所以说是低人权，而不是低工资，就是考虑到人们的人权观是多样的。上次姚洋就说，我用人权这个概念是不合理的，因为人们对人权的理解有很大的偏差，有很大的不同。我说恰恰是因为大家对人权的理解是各种各样的。但是无论从哪样来讲，中国和南非都是低人权。所以我才用这个名词。我们通常讲的人权无非是三层意义。
　　一个是左派讲的人权，实际上就是社会保障，社会公共福利，平等意义上的人权。福利国家就是高人权，自由放任国家他们认为就是低人权。但是南非和中国都是负福利国家，就是在福利问题上比零福利还要低的。负福利国家就是用国家权利，用非经济力量增加不平等，而不是减少不平等。我们讲的福利就是在二次分配中，用政府的力量降低不平等。从数值化的角度来讲，就是降低基尼系数。南非也好，中国也好，恰恰是一次分配的基尼系数还不是太高，二次分配以后就高起来了。这两个国家都有这样的特点，因此我说他们是负福利国家。右派讲人权，我这里讲得右派主要是经济学意义上的右派了，就是自由放任者。
　　自由放任者讲的人权是契约自由权，就是对自由竞争的保持。南非和中国都是垄断很厉害的，都是国有经济占有的比重很大。实际上也没有人说他们是自由放任国家，包括南非的共产党也没有说南非是自由放任国家。
　　第三，左右两派都共同公认的人权，就是政治自由和公民权：言论自由、结社、杨老师提到的成立工会等等。这是左右两派都公认的。不管是保守党还是工党，都不会认为我们要取消言论自由等。这一点至少对于南非黑人来说，和中国一样也是低人权的。所以我说在这三个方面都是低人权，因此仅仅讲低工资，这样的国家很多，比如说印度也是低工资国家，南部非洲很多国家也是低工资国家。但是比如说集体谈判能力，它就没有像南非一样剥夺得那么厉害。到了70年代黑人工会开始崛起，南非也在改善。
　　有人说中国改革也有人权进步的一面，的确是这样。我觉得中国改革的进步，要讲进步就是体现在人权的进步，也是体现在这三个方面：我们的自由虽然还很低，但是比以前多；我们的福利虽然也很低，但是比以前多；我们的政治自由虽然也很低，但也比以前多。但是我讲的低人权是什么意思呢？是指全球化过程中比其他国家低，比如资本家到你这里投资，不到别的地方投资，就是因为你没有工会，不是为了别的，就是看中你这一点：可以圈地，没有工会，这一点就吸引了大量的资本。至于说是不是毛泽东时代的人权比现在好？当然不是，但是毛泽东时代根本不让外资进来，根本不搞全球化。那当然是另外一个问题了。所以我觉得低人权优势的确是客观存在的。讲得简单点，就是低人权会加速原始积累。
　　有人说它的长远会怎样？其实盛洪也讲到，如果我们没有对民主、自由的追求的话，仅仅从经济本身来看，我觉得在全球化过程中，如果闭关锁国，肯定不能长久，像北朝鲜一样根本就搞不下去，但是如果你打开国门，低人权国家就有一个特点。我觉得自由经济国家和民主国家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有创新激励。这一点是低人权国家不能相提并论的，包括美国南方在这一点上是不能跟美国北方叫板的。所以关起门来肯定竞争不过别人，包括美国南方如果关起门来和北方不搞经济一体化，南方不可能有什么效率。但是问题就在于市场经济的全球化，资本可以广泛流通，那么自由经济民主制度下的创新优势就会被低人权国家接过去。接过去以后，他搞的血汗工厂的所谓优势你又学不到，那么最终结果的确很可能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
　　其实国际社会对南非的制裁除了道义上的以外，还有一部分是经济上的考虑。比如说很多人就认为南非这样搞的话，英美就不会跑到南部非洲其他国家去投资。道理很简单，南非的投资环境最好，天下第一：土地可以随便圈，劳工可以随便使唤，南部非洲哪一个国家有这样的条件。如果你真的没有民主运动、自由运动、人权运动经济以外的追求，那么的确是很难讲。我觉得最重要的问题是市场经济要求的是全要素的自由流动。但是目前在民族国家的背景下是不可能有全要素的自由流动的。劳工就不可能自由流动。所以的确可能会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要解决这个问题我觉得只有要求低人权国家放弃低人权优势。如果用终止市场全球化的办法，首先损害的就是南非人和中国人。南非虽然千不好，万不好，但是南非即使是黑人还是要比其它南部非洲国家的要富。这一点是肯定的。否则就不能理解南部非洲的黑人为什么都争先恐后地跑到南非来打工？南部非洲的黑人要到南非去打工，就像我们现在西部的人要到东部去打工。这是同样的道理，用外来工是个很普遍的现象。
　　还有一个我要回答问题就是所谓的动机的不同。有人说南非的低人权是基于邪恶的动机，我们的低人权是基于善良的动机，因为中国要发展，要付出一些代价。其实老实说这个邪恶不邪恶真是很难说的。曼德拉的《自由之路无坦途》就讲汤姆林森报告就有很多动机也是很好的，讲非洲黑人要求发展的机会，这非常重要。如果没有发展机会就不可能保障白人社会的安全。所以他讲了很多建设黑人家园要搞工业分散化，搞经济增长点，专门投资区，政府有优惠政策改善黑人就业等等。但是实际上做得很差。我觉得主要是制度的原因。老实说很多事情并不是在制度上写一些冠冕堂皇的动机就可以解决的。
　　关于新农村建设，我从来没有完全否定过，而且新农村建设中的很多内容是我一直在提倡的，其中主要改善教育和卫生这两项公共服务。我一直觉得新农村建设主要就是应该在这两个方面进行大力度的投资。但是会有很多人把新农村建设理解为中国解决城市化问题的一种替代。我可以举出很多例子。很多人就专门写过文章，说农民进城会导致严重的问题，什么拉美病，印度病。总而言之一句话，你看看汤姆林森报告，我觉得我们应该把这个报告翻译出来。他们是怎么讲城市化和黑人进城以后的问题的？他们讲黑人进城导致的问题跟我们今天一些人讲新农村建设的必要性几乎完全一样，说这些人会找不到工作，会导致犯罪，所以一定要把他们留在农村。留在农村就要改善生活条件，国家就要给他们投资。而且我说了，中国给他们的投资还没有达到黑人家园的水平。要说在这点上，我们还不如他们呢，讲得简单点就是这样。这是有数据的。我觉得就财政投入来讲，中国那么大的国家绝对量比他们多，我这里讲的是人均。
　　还要讲贫民窟问题。贫民窟问题最近我曾经闹出一场风波来，大家可能知道。其实我的主张很简单，就是他们进了城，除了打工以外总是要安家的，你总不能把这些人出卖了青春就赶回去，把这个作为你的政策的出发点。道理很简单，要么就给他们提供廉租房。廉租房有什么缺点，刚才茅老师提到了。其实廉租房的缺点对于中国来说还是一个未来的问题，尤其是对于农民工来讲，更是未来的未来的未来的问题。现在还根本看不到这种影子。无非就是两个办法：一个就是通过福利来解决——政府给他们盖房子；一个是通过自由来解决——你让他们自己解决。我的意见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如果你不能给他们提供福利，至少你不应该剥夺他们的自由。你不能搞到他们自由也没有，福利也没有。既是低自由，又是低福利。我觉得这就太糟糕了。
　　关于这一点，姚洋说，我们房改以后我们的房子就可以租给农民工住了。我不知道姚洋教授的住房是不是租给农民工住的，的确是有一些人租了我们的房子，蓝旗营的住房现在如果出租的话，月租金可以达到八千块。农民工能租吗？关于这一点，姚洋反对贫民窟和一些左派攻击贫民窟，他们对贫民窟都持一种非常反感的态度，但是他们的理由截然相反。左派批评贫民窟是说你对穷人不够好，没有给穷人盖好房子。而姚洋对贫民窟的那个观点是极右极右极右的观点，说穷人没有房地产跑到城市里来就是侵犯产权。这个逻辑老实说在西方很少有人敢讲的，哪怕心里那么想都不敢讲的。西方的右派反对福利房，但是他们怎么说呢？我们不要给他们盖房子了，他们进去了就出不来了，以后他们富了房子也收不回来。而且很难分得公平。最好的办法是给他钱，用货币补贴。第二个说法就是穷人都集中在一起会产生很多的问题。最好是采取混合收入社区，福利房要分散地盖。这在西方就属于右派言论了。
　　像姚洋讲的穷人闯进城里侵犯产权，我们就把他赶走。这个说法老实说哪个右派敢这样讲？所以我说姚洋讲的很多事实我都赞成，但是我就非常奇怪，他很善于把极左的观点和极右的观点结合在一起。老实说姚洋上次讲过中国最好的就是有一个中性政府。中性政府是怎么建立的？就是通过打土豪，分田地建立的。就是由于其他国家没有打土豪，分田地，所以没有中性政府。我就要问了，打土豪，分田地不侵犯产权吗？你要利用的时候，你就鼓励穷人侵犯产权。你当了富人了，你要驱赶穷人的时候，你就要维护产权了，你就要把穷人都赶走了。老实说我刚才已经讲了，拉美和印度的确是有这种现象，就是所谓的穷人的圈地运动，开发商要给穷人让路。南非和中国根本没有这种事，哪有什么穷人侵犯产权，只有国家侵犯穷人的产权。讲得简单点，他们公平合理地，完全自愿地，合理合法地租了房子，政府动不动就把他们给推平，动不动就把他们给赶走。这根本就谈不上侵犯产权，要说侵犯产权也是政府侵犯产权，就是破坏契约自由。中国的农民哪有这个胆量？中国政府对待穷人的态度全世界罕见，最右的国家都不可能这样做的。你还要去占地，还要去圈国家的地，这个我就不说了。中国在流动劳工这个问题上就是最右的。
　　低人权并不是经济发展一定要有的东西。的确是在过渡时期人权的提高和经济发展是有矛盾的。在80年代以后，乃至过渡时期的头几年，经济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包括东欧转轨以后也出现了这样的问题。而且老实说南非转轨代价我觉得要比东欧高。我们现在整天讲东欧一转轨就不行了，就不说南非转轨怎么样。但是从长远观点看，南非迈过这个坎以后，我相信它会走向一个正常的发展道路。实际上最近这些年南非的经济增长率也在提高，对外资的吸引力也在增强。但是这个转轨其实真是不太容易，南非现在的问题也的确是很严重，包括我讲的治安问题，甚至包括外资。尽管说南非对外资的吸引力提高了，但是那只是跟前几年相比而言，这个对外资的吸引力实际上还是没有回复到历史上最好的时侯。我们最近不是讲竞争力排名，竞争力排名跟经济增长的速度可能不是一回事。竞争力排名南非在过渡的后期一直是掉得很厉害。最近实际上也还是没有恢复到以前的那种状态。一个表现就是南非白人移居国外的情况还是越来越严重，实际上还是有一些白人不愿意在那里呆。南非现在正在好起来。
　　低人权不是低工资。周边国家的工资可能比南非低，用温铁军先生的话讲，就是你刚才说用的不当的词，政府和企业与工农打交道的交易费用比较低，讲得简单点就是人家的工人讨价还价的能力更低。虽然他们的工资总体水平低，但是没有像南非一样动不动就拿警察去对付黑人，讲得简单点就是讨价还价的能力。这一点我同意，我也写过文章，这个不应该叫做交易费用，但是我们就姑妄这么说吧。包括张五常也是这样讲，社会主义如果说有点优势，那就是可以降低交易费用。并不是因为它公平。关于这一点，的确是这样。
　　我觉得，中国也好，南非也好，都应该把提升人权，改变二元结构，改变制度性的歧视作为一个未来发展方向。南非过渡时期的困难我们可以提出一些教训，能不能尽量减少这种过渡时期的困难。但是我觉得即使有这些困难，相比起人权提高的进步而言，他们也是次要的。这些困难是可以克服的。克服以后，不管是南非还是中国，都会有一个康庄大道。这就是我要讲的。来源：中评网   
　　（本文为作者在天则经济研究所第374次双周论坛（2008年11月21日）上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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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完孙立平，帖个秦晖两年前的旧文


前年在哈佛，一个美国学者疑惑地问：今天的中國，究竟是左派得势，还是右派得势？　　我对他说：按照你们的标准，中國如今是左派右派都不得势。因为你们的左派要追问统治者的责任；你们的右派要限制统治者的权力；这两种人在中國都被打压。但是，统治者也扶植他们需要的左、右派：他们需要“左派”为其扩张权力，需要“右派”为其推卸责任。所以也可以说，中國如今是“左派”、“右派”都很得势。
　　可见今天中國，不能用西方语境中的“左右”眼光来先入为主。遗憾的是人们往往如此。
　　今天国际学界、尤其是国际经济学界对中國认识千奇百怪，但荦荦大者不外乎三：其一曰中國崩溃论。即认为中國经济的高增长只是浮夸造成的假相，实际则是内部危机与全球化压力日益严重，难免崩溃。其二和其三都相反，认为中國经济创造了增长与繁荣的奇迹，但对此则按西方经济学两大阵营的传统学理形成两种相反的解释：古典自由经济学把“中國奇迹”归功于经济自由化或市场化的成功，而左派经济学或凯恩斯经济学则归功于“社會主義”或政府干预、管控的成功。
　　我认为这三大主流认识都有严重偏差：中國经济持续高增长、在全球化中应对自如是事实，“虚假论”、“崩溃论”不对。但这种增长既不像偏左的论者那样可以解释为“政府成功”，也不像偏右论者所言可以解释为“市场成功”，更与所谓“市场政府双重成功”的“北京共识”不相干。除了低工资、低福利的传统优势外，中國更以“低人權”的“优势”人为压低四大要素（人力、土地、资金和非再生资源）价格，以不许讨价还价、限制乃至取消许多交易权利的办法“降低交易成本”，以拒绝民主、压抑参与、漠视思想、鄙视信仰、蔑视公正、刺激物欲来促使人的能量集中于海市蜃楼式的单纯求富冲动，从而显示出无论自由市场国家还是福利国家都罕见的惊人竞争力，也使得无论采用“渐进”的还是“休克疗法”的民主转轨国家都瞠乎其后。
　　当然如果不对外开放，这种冲动也不会有多大能耐。但是在全球化时代对外开放后，中國由于在“專制－非福利”体制下免除了“民主分家麻烦大，福利国家包袱多，工会吓跑投资者，农会赶走圈地客”的“拖累”，便出现了空前快速的原始积累。而这种方式造成的危机，则靠外部资源（资本流入、商品输出）的增益来缓解，同时通过全球化把危机向外部稀释：在中國的铁腕强权压住自己的内部矛盾而维持表面“稳定”的同时，“中國因素”却使他国的内部矛盾激化：中國因素导致的资本流和商品流在自由国家打破了原有的力量平衡，加剧了劳资矛盾，在福利国家加剧了移民冲突，而在这两类国家都加剧了就业和公共财政困境。
　　于是短短十余年间，中國制造的商品洪流般充满世界，世界各地的资本潮水般涌进中國。全球化中“中國的竞争”势不可挡，它既迫使福利国家降低福利水平，也迫使自由国家重树贸易壁垒，还使得不发达国家在吸纳资金、获得资源等方面面临更大困难。
　　然而吊诡的是：由于先验偏好和信息不全，各家都力图对“中國的成功”作出有利于自己的解释：中國经济的非自由色彩令左派欣赏，而它的非福利色彩则令右派欣赏，同时它又以穷国快速发展的形象令第三世界艳羡。于是本来对现代左派和右派、对福利国家和自由国家、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國家都构成严重挑战的中國，却同时受到上述各方的称赞。然而称赞归称赞，由于上述“中國优势”不可复制（没有中國式的铁腕强权，任何国家无论左派还是右派执政，实行自由市场政策还是凯恩斯式的乃至社会民主的政策，都不可能这样来搞原始积累），而“中國挑战”又客观存在而且不可回避地日益严重，各方的对华关系从长远看都不乐观。
　　而另一方面，中國的这种发展模式也在其内部形成“尺蠖效应”：“左派”得势则自由受损而福利未必增加，“右派”得势则福利丧失而自由未必增进。“左”时政府扩权却不可问责，“右”时政府卸责却不愿限权。左起来就侵犯平民私产而公共财富却未必得到保障，右起来公共资产严重流失而平民私产却未必受保护。一边“新国有化”一边又“权贵私有化”。左时“公权”侵夺个人领域却无心公共服务，右时放弃公共產品却不保护个人權利。政策趋左则压缩个人自由却并不开放公共参与，趋右则抑制民主参与却同时限制自由竞争。“左派”建不起福利国家，“右派”搞不成公平市场。正如孙立平所言：无论向左还是向右，得利的都是同一些强势者，而吃亏的也是同一些弱势者。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一个萝卜两头切，左右都是他得”。这样就使社会矛盾在一放一收的尺蠖式进程中日益发展和积累，而不能像宪政民主体制中那样，以左派争福利、右派争自由的“天平效应”来维护社会平衡。
　　因此，中國的快速发展并没有像有些人设想的那样“把饼做大”就能缓解“分饼不公”的矛盾，而是出现了经济发展与内部外部矛盾同步持续深化的现象。过去在1989年后鄧小平把统治合法性建立在经济增长上，他常说东欧垮了而我们没垮，就是因为我们经济搞得好。但是现在，经济高增长和社会不稳定同时发展的现象使人对此说日益怀疑，以至据说一些领导人开始羡慕起经济凋敝而表面上政治却很“稳定”的古巴和北朝鲜来，要学习后者的政治高压。但是这饮鸩止渴的做法最终只能导致更严重的不稳定。胡溫政府的另一个趋势是值得肯定的，这就是比过去更强调公平和政府的公共服务责任问题。然而“尺蠖效应”的机制不解决，只怕是权易扩而责难问，现有体制下回复“大政府”只会形成扩权－卸责的又一轮循环。而走出“尺蠖效应”，就需要进行权责对应的宪政改革。
　　而像中國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多人口，中國经济这么大的量，随着将来作为全球商品供应者和资本吸纳者的作用日益凸显，一旦出问题可能比1929年美国股市崩盘对全球的冲击更大。因此中國平稳顺利地转型不仅是国人之福，也是世界之福。而中國因“尺蠖效应”而发生社会爆炸，或因现行原始积累方式与福利国家和自由国家的双重冲突而导致国际秩序崩溃，则不仅是国人之祸，也是世界之祸。
　　在全球化形势下，世界关切中國是必然的。如今发达国家压中國把人民币升值，这实际上就是中國现行原始积累方式与福利国家和自由国家体制冲突的体现。但人民币升值实际上不能解决问题：由于现行铁腕体制下中國内部不存在公平博弈，人民币升值对中國“竞争力”的抑制很容易被强势者向弱势阶层转嫁压力而缓解，因此人民币升值在中國未必能像当年在日本那样改善贸易平衡。而压中國升值反而徒令一般中國人反感。
　　事实上，中國制造业工资水平如今不低于印度，但竞争力仍高于印度，显然靠的并非单纯经济性的低工资优势，而是“低人權”的优势。正是这种只要官商勾结就可以任意圈占农地、役使劳工、耗用资源的“优势”，使得中國成为举世罕见的“投资乐园”，连印度的塔塔财团也想躲开工资虽低但工会农会很厉害的本国，而向中國转移资本。何况其他？
　　显然，中國的“优势”既不在于其市场更“自由”，也不在于其国家更“福利”，而就在于其更專制。笔者反对專制的态度众所周知，但从来不以“專制妨碍经济增长”为理由。事实上，專制“刺激”经济增长，在非市场条件下有斯大林和纳粹德国的例子，在市场条件下也有近代早期中东欧“二度农奴化”使商品性农业大发展的例子，而美国经济史家福格尔的研究也表明，内战前美国南方奴隶制经济的“效率”不亚于、很可能还“优于”北方自由经济。但是專制仍然应当反对，这不仅由于其不人道，也由于这种“效率”的畸形。别的国家不说，中國今天靠“低人權优势”在全球吸纳资本、输出商品而形成惊人的高额“双顺差”，不仅让别国头疼，中國一般人民又能得益多少？超廉价的劳力、土地、资源付出，形不成有效进口需求，只换来巨额的“绿纸”（帐面美元）。中國人埋怨美国开动印钞机就卷走了咱们的血汗，美国人埋怨中國的廉价货砸了他们的饭碗，而一旦美元狂贬，美国完了，我们的血汗也白搭了。
　　所以，改变这种状况，不仅是别人希望的，也是我们中國公民希望的。但是逼中國升值人民币改变不了它。只有帮助中國改善人權，尤其是维护工农的权益，才能改变这种状况。在市场经济全球化之际如果没有人權的全球化，“全球化”确实可能带来弊病乃至灾难。而消除了“低人權优势”后，中國不可能维持如今的原始积累方式，靠官商勾结压制工农吸引投资输出廉价商品来扩大“双顺差” 的“竞争力”将大打折扣。对福利国家和自由国家体制的冲击也将减少。
　　那么中國经济还能如此高速地增长吗？或许不能了。但是这种畸形的高增长真那么值得维持下去吗？到了不可持续、难以为继时内外危机爆发不更危险吗？印度与民主转轨国家的成就都表明，没有了“低人權优势”，中國作为发展中國家仍然会保持一定程度的低要素成本优势（只是不会被人为压低得那么离谱）。加上体制改善与中國人勤奋而富于创造性的特点，中國经济度过转型期危机而保持合理的增长速度是完全可以预期的。当然可能没有现在“快速”，但增长效益的内部与外部分配都会比如今合理，内外关系会比现在和諧，而给中國与世界人民带来的福利增进更会远胜于如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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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真的很推崇这著名的汉奸专家。呵呵物以类聚”
——不敢当。
按你的标准，批评本族政府即即为本族之奸，则放眼美日西欧，这种美奸、日奸、德奸、法奸数十年来在媒体、政坛、街头随处可见，大唱本国政府之衰调反调，挖苦官员无所不用其极，稍有罪过死抓不放，苦心积虑，揣摩本国之病症，处处不高兴，其国家反倒长盛未衰：那么，这样的汉奸，利国利民，我何乐不为？
再把你的标准扩大化，倒是唱着全心全意为XX的高调，以振兴中华为己任的集团，对内掠夺土地，污染江河，奴役矿工，侵凌幼女，对外让渡利益，甘当买办，托妻寄子，竞购奢华，但是，只要他们继续唱高调，变着法子喊“和谐”，“三百年未有之盛世”，“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国家主权不容侵犯”“坚决反击反华势力””中国不高兴“这样的口号，你即以为爱国者，那么，如此的爱国者，你或许想当，我是不屑参与的。

梦中战斗的猫

长平：中国人怎样才高兴

一个国家要想强大，要想领导别人，只能依靠自己的实力，而不是声嘶力竭地呵斥和叫卖
一位美国朋友告诉我说，热衷电视剧的那几年，是她最爱国的时候。我立即在脑子里搜索美国的主旋律电视 ...
goober 发表于 2009-5-3 10:27

你真的很推崇这著名的汉奸专家。呵呵物以类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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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平：中国人怎样才高兴

一个国家要想强大，要想领导别人，只能依靠自己的实力，而不是声嘶力竭地呵斥和叫卖
一位美国朋友告诉我说，热衷电视剧的那几年，是她最爱国的时候。我立即在脑子里搜索美国的主旋律电视剧，看看它们是怎样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的。在她的进一步解释中我明白了，原来她不是受了爱国主义教育，而是看了一批真正优秀的电视剧，让她为这个国家的编剧、导演和演员而感到骄傲。恰恰相反，好莱坞制作的一些粗劣的爱国主义影片，让她作为一个美国人感到丢脸。
我们都认为，从整体水平上看，美国电视剧要强过电影。相当多的美国电视剧，无论其人性挖掘、社会批判还是艺术想象，都达到了相当深刻的程度。正因为如此，有些电视剧如《六英尺下》、《绝望的主妇》等，调子十分灰暗，甚至令人绝望；有些电视剧如《越狱》、《24小时》等，对现实政治进行了无情的嘲弄；有些电视剧如《迷失》、《英雄》等，对全球化和多元化有着不切实际的幻想。然而，正是这些不够主旋律的电视剧，让包括无数中国人在内的全球美剧迷如痴如醉。
电视剧只是一种通俗文化，比它们更能让人热爱一个国家的东西还有很多。但是，无论如何，这位美国朋友的感想道出了一个基本的常识，那就是一个国家要想强大，要想领导别人，只能依靠自己的实力，而不是声嘶力竭地呵斥和叫卖。可以肯定的是，布什政府八年来强硬的反恐政策和爱国宣传，让很多美国人都不怎么热爱自己的国家了。
最近很多人都在说一本新书《中国不高兴》。基于对《中国可以说不》的了解，我没有读这本书的任何兴趣。无奈网络上到处都是书摘、评论和争吵，我也被动地看了不少介绍和段落。首先我不清楚抽象的“中国”如何表情，这里指的是中国政府呢还是中国人，抑或是中国政府代表的中国人？我知道很多中国人的确不那么高兴。孩子喝牛奶喝出了肾结石，吃猪肉吃到含毒瘦肉精，丈夫去挖煤被活埋在地底下，官员抽的烟上千元一条，去上访被送进精神病院，买本书一看逻辑混乱，他能高兴得起来吗？
不过这本书对这些让人不高兴的事兴趣不大，它说的是怎样对美国人、日本人做脸色，“撕破西方的面纱”。我不太明白，就算有一个叫“西方”的国家群或者人群戴着面纱，中国人就一定要冲上去撕破吗？撕破了心头就会高兴起来？我当然觉得民族主义是值得重视、值得研究的东西，但是写一些强硬的话，跟着喊上几嗓子，就表示自己重视过了，研究过了？我看到的事实是，很多本来还挺高兴的中国人，以及很多本来就不怎么高兴的中国人，在看了这本书之后，变得有些不高兴了或者更加不高兴了。
我相信也有一些人看了会很高兴，他们的高兴来自不高兴。对别人翻一个白眼，自己内心就偷偷乐一下。这本书的伦理基础是爱国，但是它并不是通过指出国家的问题、帮助国家进步来实现这个目标，而是通过恨别人的国家，恨爱别人国家的人。这让我想到网民们对演艺明星的爱国教育：演员说“错”了话、穿“错”了衣服、爱“错”了人，要被泼粪，被抵制，被诅咒。其结果是，如今我们能叫得出名字的演艺明星，大多数都移民到了国外。显然，这些爱国教育，并没有让他们高兴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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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的观点和吴敬琏相似。”
——他和吴敬链也不一样。吴是经济学家，他是社会学家，角度不同。

“但并没有给提出政府提出实质性的解决方法，要么一个接一个地现象分析，要么就空谈乌托邦，云山雾罩，最后加个结论：希望政府在未来切实有效地改变这一现状。

——上面帖的是讨论帖，丢 出论点为主。此外孙立平还有其他成篇的（包括前面谈寡头体制的），主题很明确，就是我们的社会已经是寡头体制，既得利益集团控制一切，而社会虽不至于动荡，却在在各个层面都出现组织溃烂的情况。
这样一个对总体社会的判断，本身就是解决问题和改善现状的一个开端。正如治病，越是疑难重症，越要诊断清楚，甚至是反复会诊，然后才确定治疗方案。学者们所能做的，就是从专业角度观察，论证，此间又会有反复争辩，然后慢慢得出一个共识，这便是行动的起点。
孙立平的这个观点，即现在中国正陷入“社会溃散”、“造成社会溃败的根本原因是权贵资本主义的形成。过去很多人把权力和市场看成是截然对立的东西，现在看到这两个东西在中国结合起来了。”，在国内的网上是得到很大反响的，如果经过充分讨论，能够形成共识，并进而在各方面加以引申，那么，所谓“三百年未有之盛世”、“稳定压倒一切”等等这样的在宣传媒体中充斥的基调，也就不攻自破；而像“北大清华就是为富人开的”、“我只为富人建房”这样的个别领域的论调，也就会迅速而明确地受到质疑；而如公务员财产公开、透明竞标、财政公示等这样有益的政策，也就有了明确的依据。

至于像任志强这样观点，正是因为国内“盛世”、“稳定”、“和谐”这样的大的舆论基调之下，才显得有恃无恐的。如果大的基调是强调现在的弱肉强食之丑恶，他是不敢这么说的。

至于你说你敢骂任志强，在一个更宽松的体制下，你不但可以骂，还可以合法地组织一帮人到他的公司前去示威，在他出席公开活动时举着牌子当骂给他听，或者通过合法的游说和宣传，让他的“政协委员”在下一次选举时丢掉。那样，对付这种强权人物，可是更好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