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的困境（三）许知远

对话的困境（三）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 [url=/search/%E8%AE%B8%E7%9F%A5%E8%BF%9C/relative_byline]许知远[/url] [url=/archiver/2009-11-12]2009-11-12[/url]

审查？什么审查？艺术家在中国享有极大的自由”，作家铁凝在九月底的北京对《明境周刊》记者说，“我们期待在法兰克福的自由交流。” 铁凝是中国作家协会的主席，这个协会大约有七千名成员，他们仍可以每月领取到津贴，尽管钱的数目仅仅是象征性的，但象征性却不意味着不重要，它表明了是谁依附谁。

铁凝的话像是对黄平的响应。这位中国最重要的知识分子杂志《读书》的前任主编在法兰克福说，他主持杂志十四年来，从来没有遇到来自权力部门的干涉。

这仅仅是拙劣的谎言，还是蕴涵着更多的东西？你可以为铁凝、黄平辩护——这只是被迫之举，他们当然不至于“天真”或“愚蠢”到不了解中国现况，甚至私下也会对戴晴、贝岭这些异议作家心生理解，台面上发生的一切这仅仅是一种“表演”，他们在面对西方人的目光，他们要 “表演”自己对国家的支持。他们都是体制中人，在特定时刻，只能暂时放弃自我。这是中国的现有国情。

这是一套再熟悉不过的说词。此刻的中国，人人都能用“屁股决定脑袋”来为某种行为辩护。这个短语用得太熟练了，我怀疑终有一日，人们会觉得脑袋只是又一个屁股，我们的思维水准只能徒劳维持在腰部以下。

没人怀疑铁凝与黄平在某一方面的合理性，尤其当你把此刻与毛泽东时代相比，很多人似乎尤其喜欢这种比较。艺术家与知识分子们不仅仅是党的意识形态与政治权力的工具，不用让自己局限于“社会现实主义”的教条中。在这个系统中，艺术家与知识分子在最幸运的时刻，是“灵魂的工程师”，在平庸的时刻只是一个齿轮或螺丝钉，无条件为这台巨大革命机器服务。他们的工作是纯粹功能性的，他们的作品自身没有价值，它的唯一价值在于唤醒大众，让大众选择特定的立场，参与特定的革命组织。这种使命曾经如此地富有诱惑力。自从十九世纪末以来，中国知识分子陷入了晕眩和绝望的转型之中。曾经，他们是这个古老国家的特权阶层，有一套世代相传的知识系统，生活在一种确定无疑的价值观中。突然之间，这套系统失效了。他们陷入了双重焦虑，一方面他们看到中国从天朝坠入了现代世界的重重危机，他们自认是国家权力和价值的双重代言人，却面对新的屈辱无能为力；另一方面，他们也目睹传统中国社会的瓦解，他们曾经的道德与知识的领导地位也随之摇摇欲坠。接连的挫败把他们弄得既心急如焚又心灰意冷。

马克思与列宁主义学说出现了，充满了摇荡心旌的魅力。它批评西方世界的自身弱点，减缓了中国知识分子面对西方的焦虑；它还承诺一个迅速到来的光明社会，同时消除中国的外在屈辱和内在矛盾。很多知识分子满腔热情投入它的怀抱，当意识到他们的思考、写作、绘画，是为广阔的大众服务时，他们脆弱而矛盾的内心，突然依附到一个更强大的群体和力量之上，他们摆脱了孤单和挫败感，他们觉得自己被需要，感觉到归属和力量。
甜蜜的感觉没持续太久。他们很快发现，为了达到这一要求，他们不仅要放弃自我，还要侮辱自我、清洗自我，甚至杀死自我。即使努力做到这一切时，他们发现根本没有为所谓的人民服务。整个社会只是一项工程，人民只是工程的材料，作为灵魂工程师，他们的首要工作是让自己和别人都失去灵魂，或是让所有人都只有一种灵魂。这种批量的灵魂，易于堆砌成宏大的工程。它可以是村村都有炼钢炉、一万斤的水稻亩产、一场“破四旧”的运动、百万红卫兵的广场呼喊……一个称职的“灵魂工程师”要在一个历史最黑暗的时刻，写作出“金光大道”；要在大饥荒的前夜，用“科学方法”论证亩产万斤水稻。他能成功地让自己对现实视而不见，或只看到一种“现实”。而做不到这一切的知识分子与艺术家，成了国家的边缘人，他们被下放、改造、从“士农工商”中的最高层变成了臭老九。一些最为勇敢的则成为国家的敌人，他们要保持自己的头脑与舌头的独立性，结果永远地失去了头脑与舌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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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版见：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296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