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的根本在于原料和市场的控制

郎咸平和宋鸿兵们的盲点就在于他们只看到了经济问题，只看到了经济危机，而没有看到背后的政治危机和军事危机。因为经济是一切社会问题的核心....政治服从于经济利益.....而军事又是政治的延伸....完善产业链条以便增加利润，其实就是要在全球范围内改变财富对比.....对于中国这样的举动，西方不可能不作出相应的动作进行制止，这里面的动作恐怕更多地会是政治和军事层面上的.....

产业链条建设的问题不是什么新问题，早在19世纪末，世界级的市场形成的时候，各国就一直对完善自身产业链条非常重视....（引用论据）所谓什么产业链条6+1的问题其实可以简化为2+1的问题，“1”就是制造，而“2”就是“原材料产地”和“工业品倾销市场”。

中央不见得没有注意到产业链条的建设问题。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已经数次重点讲到产业链条建设的重要性...（引述论据）

但是产业链条的核心问题，其实就在于对上游原材料产地和下游产品倾销市场的控制，这个问题本身根本不是仅仅依靠经济手段就能解决的，不然的话两次世界大战就不会爆发.....（引述世界大战的历史起因）...

因此要彻底解决产业链条的问题，恐怕主要入手点并不在于经济层面，而在于政治甚至干脆就是军事层面.....其中建立一支强大的全球投送力量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全球主要的能源和原材料产地都在亚非拉...而要建立一支强大的全球投送力量就必须先进行郎咸平所一直嘲笑和非议的单纯的产业升级...(引述论据)这不仅仅是出于对经济发展模式的考虑，更是出于战争准备的需要。因为这是获取强大先进的战争机器的前提... 在没有做好这些准备之前，一切对所谓产业链条问题地解决办法都是隔靴挠痒.....

目前中国对产业链条中原材料和产品销售环节之外的部分的调整，至多算得上是微调，因为不论你把利润分配的份额朝着自己有利的方向怎么调，华尔街总是可以通过抬高原材料和能源价格以及对你的产品征收高额倾销税等手段再调回来，只要美国还控制着世界主要的能源、原材料产地以及海上航线。而掌握产业升级、掌握产品设计、改善物流等等郎咸平提到的链条环节对经济危机的缓解能力是很有限的，效力顶多持续8~9年的时间，8~9年后所有的矛盾最终还是会集中指向最根本的因素——原材料产地和工业产品倾销地以及海上航线，结局必然是一场超限战，而且其爆发是不为人的意志所转移的。就像毛泽东所说：好比凹凸镜，向着炎炎烈日，百倍千倍的光度聚合到一点上，白热化了、冒烟了，不能不燃烧了！（回顾一下1930年的世界经济形势，再回顾一下二战爆发的时间表，就可以明白我的说法不全是信口雌黄）

中央知道中国还没有做好迎接超限战的准备，所以干脆不提控制原材料市场和工业产品倾销地的事情.....而并非是只有郎咸平看到了，中央没看到....

相似的思想我已经在《中国复兴的难关尚未真正到来》一文中表达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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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崛起的难关尚未到来

中华复兴的实质是要取得平等分享世界资源权利。比如说排碳,美国人均排多少碳,中国人均就要排多少，美国要人均消费多少石油，中国人均就要消费多少石油，类推到所有其他资源。西方总是反对中国模仿西方的生活方式，是因为目前西方以15%的人口消耗着世界75%的资源和利润。中国要保持像目前这样远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发展速度，解决之道只有两个，让西方人人均消费人降下来，否则中国人就升上去。而如果中国人均跟西方一样，那么就意味着西方必须从目前的资源份额和利润蛋糕里面拿出一多半来给中国。不管西方不愿意降下来, 还是阻止中国升上去, 这就阻止赋予中国平等的权利. 中国人就是要平等权利,这种要求是客观的和刚性的，不会因为仅仅是西方简单的拒绝就停止，而西方的拒绝也是坚决的，最终所有人都要为此付出足够的代价。

参照一战、二战、冷战的历史，这个平等权利的获得不可能是单凭“和平发展”就能做到的。因为无论对于哪个民族而言，推进和维护自身的能源、利润和原材料消费份额都是有广泛的民意基础的内在要求，不是冷静和理性就可以阻止的。

十六大指出：“本世纪头20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为实现生产力发展的跨越提供了可能...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为中国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和良好的体制保障。”

总之一句话，这段时间是中国快速完成产业升级，建立技术创新制度，实现科技经济文化等方面赶上发达国家水平的“重要关口”。“关口”二字的言外之意，似乎是说只要顺利渡过了这个机遇期，解决其他的困难都会水到渠成。

真的么？

产业升级、建立技术创新制度，科技经济文化水平赶上发达国家这一工作不是最困难的。这是中国内部的事情，中国共产党自己把制度理顺了，外人无法插手，中国的发展态势自然有保证。

完成这个工作，只能说是实现了现代化，算不上是真正复兴。现代化对于复兴来说是必要的物质基础，但是并不等于后者。复兴更重要的一面是掌握国际规则制定权，包括所有国际贸易中商品的定价权。之所以必须包括定价权，是因为定价权决定了国际财富分配，具体点说就是决定了能源、原材料和利润的分配，同时还决定了金融主导权甚至国际舆论的主导权。如果一个国家只实现了现代化，而没有国际规则制定权，那么复兴所取得的成果就没有制度保证，也不可能保持，随时可能被真正的国际规则掌握者所攫取。中东、拉美、日本、东南亚的很多国家都提供了现实的例子。反过来说，只有掌握了国际定价权，才能掌握资源和利润流向，从而为人民生活的提高奠定基础。纵观真正的世界大国，譬如西班牙、英国、美国等等，可以认识到：只有掌握了国际规则制定权以后的复兴，才是真正的稳定持久的复兴，才是真正的复兴。

如果中国以为仅仅靠单纯追求成为发达国家就能实现崛起的话，那么10年后中国将发现自己面临跟今天的日本、俄罗斯、沙特和巴西等国相似的困境，即发达了但是没有崛起，富强了但是仍然遭受国际秩序的盘剥，甚至越富强遭受的各方面的（能源、金融）盘剥越严重。这是因为旧的秩序是西方列强通过二战和冷战建立的，这个秩序建立在对全球能源和原材料及其运输航线的牢固控制的基础之上，是被以英美为核心的西方主导并且为西方服务的，其他的国家民族都是西方主宰的对象。

西方为了维持住自己的生活水平，减少后起国家对目前这种大大有利于他们的分配格局的冲击，必然要动用当今的国际秩序强制性的压制别国的发展，把别国辛辛苦苦努力赚到的利润再重新榨取回去，防止资源和利润分配份额向有利于其他国家的方向滑移。

压榨的手段就是以美元为基础的各种期货结算，包括石油、矿石、天然气和其他各种能源原材料等，和商品的定价，包括所有工业制成品。被压榨的具体表现就是中国会发现自己求购的商品一律价格奇贵，出售的产品一律价格极低，哪怕是高端工业制成品也是如此。而中国为了掌握原材料和能源产地的种种努力总会遭到看不见的势力的强力干预而不能生效，同时，中国会遭受一波又一波的寡头势力来自安全层面、金融层面、国际标准层面、国际制度层面的种种冲击，没完没了，没有任何安全保证。（这样的冲击其实现在已经开始了，7.5事件、08年的房地产和股市，大飞机的适航证还有碳排放都是活生生的例子）另外，西方的文化影视娱乐会充斥如何击败后起国家的故事。

这个秩序不改变，中国就无法掌握商品定价权，掌握不了金融主导权，掌握不了利润走向，自然也就掌握不了发展权，其他的所谓文化主导权更是无从谈起。中国只能作为超级打工仔的身份，跟日本东南亚一样经历“失落的XX年”，然后最终被其他的后起的发展中国家取代，永远成不了全球的老板。

这样的秩序显然已经无法通过经济和政治手段来解决，政治的延伸是军事，当国家集团之间的利益冲突在政治层面上无法缓和的时候，必然通过战争来解决。一旦中国跟西方国家发生冲突，关键时刻，西方国家之间由于彼此制度、人种和信仰上的相似性，以及即存的制度（北大西洋公约）的有效性，可以迅速团结起来组成军事集团一致对付中国。由于中国自身掌握的资源的有限性，在海外也没有军事基地，中国未必能对付得了整个西方。这就是亨廷顿宣扬“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的原因，也是很多西方人宣称“中国类似于二战后的德国，正走上纳粹道路”的原因，还是中国国内的亲美派总是居高临下的警告中国人“搞民族主义是玩火自焚”的原因。

也许有人会说，以上言论充斥冷战思想，现在全球都搞市场经济，意识形态之争已经过时。

面对以上言论，我倒要反问这么几个问题：

1，民族国家之间的大规模冲突，包括冷战、一战和二战，真的都是因为意识形态引发的么？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英德冲突中，英国和德国意识形态的不同在哪里？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和苏联结为盟友，他们的意识形态难道彼此相同？

2，意识形态趋同了，真的就可以消灭冷战，甚至彻底消灭战争么？

二战前的历史告诉我们，一战和二战的爆发原因根本与意识形态无关。冷战后的20
年历史更是告诉我们，冷战从来没有结束，战争时刻都在进行。尽管划分阵营的方式可
以多种多样，譬如宗教信仰（十字军东征）、意识形态（冷战）、人种（殖民战争）等
等，但是阵营的划分是一定会出现的。根本原因就是全球资源和利润（尤其是利润）的
绝对有限性与人类需求增长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

15年后，中国的产业升级将基本完成，仅仅依靠提高技术能力，提高产品品质，改善服务来增加利润还有完善产业链条的做法到那个时候将基本上不再奏效。财富分配将集中反映在对原材料、能源和商品定价权的掌握上，而全球资源和利润的分配，将不再是经济问题，而是全球的规则指定权，标准指定权，商品定价权这样的依靠政治军事手段才能解决的问题，是国家集团对抗的问题。到那个时候，中国崛起的难关才会来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