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天安门广场最坚实的报告《铭记天安门》中文首发

Remembering Tiananmen Square

(Robin Munro人权观察组织研究员199011发表The Nation》)

天安门广场大屠杀一直是不解之谜。此份由人权观察组织观察员提供的目击者报告详实地纪录了这场恐怖的屠杀。
在1989年点燃的整个共产主义世界的抗争之中,中国的反抗以大失败告终。在6月3日和4日之间的那个夜晚,中国共产党向全世界表明,它将不惜一切代价来维持其专政。
那天夜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很少有当代事件像天安门广场民主运动那样被西方新闻媒介如此详尽地报道。然而,(运动的)结局在很多关键的方面仍然不为人知。事件的直接后果是,一些基本的想法深入人心记者们总会谈及屠戮学生,谈到“天安门惨案”。一年后,“天安门惨案”正式成为此事的代名词。
目前,在西方又出现了一种“修正”历史的倾向,认为惨案没有发生。这简直是荒谬之极。大屠杀确实发生了,但不在天安门广场,也不是以学生为主要目标。绝大多数死者(也许总数有一千)是工人,或者老百姓(“平民”),他们多数死在北京城西的大道上广场附近有几十人死亡,广场上也有少数死难者。但是仅以此称其为大屠杀,就歪曲了屠城的本质,也低估了天安门广场事件的政治含义。
当夜,有数百名记者在北京,但是在军队清场的关键时刻,却仅有几位记者在广场上。很多记者在真正的杀戮现场,沿着城西的长安街及复兴门大街,发出翔实的报道。记者中,有的被抓,有些被拦在路障之外,还有些在宾馆赶着发晨稿。在军队到达广场的时候,附近的大部分记者完全是出于安全考虑,都匆匆忙忙地离开了广场。
但是,在天安门事件中,西方媒体对自己的角色定位,是个更深层次的问题。由于受到全世界的关注,记者们常常感到他们是学生的安全保障。学生身上体现的平和的理想主义,唤起了人们对六十年代和民权运动的回忆,使西方把目光集中在学生身上,而大大忽略了老百姓所起的关键作用。
还有其它问题。也许是媒体的一厢情愿,人们相信广场上的屠杀,是天真无邪,自我牺牲与救赎精神所喻示的必然结局。学生自己的话也许已经说明了这一点。5月13日,广场上的绝食学生表示,“尽管我们的肩膀还很柔嫩,尽管死亡对于我们来说,还显得过于沉重,但是历史召唤我们,我们必须前往”作家Ross Terrill,在6月29日美国广播公司(ABC)特别节目中接受Ted Koppel采访时回忆起一位学生的话,“我们现在已经准备面对死亡,我们不想让你与我们同命运,再见大多数记者撤走了而后填入由此产生的真空的是就是人们确信无疑的骇人听闻的大屠杀。
本报告试图解释大屠杀发生的前因后果,指出当局对学生相对宽容,却对工人阶级的骚动可能把学生和市民的抗议演变成全方位的暴动深怀恐惧。报告也探讨了戒严部队在6月3日晚上到4日凌晨的表现显现出对执行屠杀并不情愿及其所揭示出的重要涵义。
有些人的确承认屠杀大多发生在天安门广场之外。Koppel在6月29日特别节目中,指出了两种屠杀的区别,但是他把它淡化为被中国政府利用了的一个“漏洞”。可是,寻求事实真相绝不是吹毛求疵。屠杀发生的地点,很大程度上揭示了政府冷酷的政治逻辑和杀戮目标的选择,也揭示了中国下一轮民主斗争的概貌。中共政权在民众中仅存的一点合法性,在这场一夜之间发生的流血事件中被它挥霍掉了。由于相当一部分“群众”准备卷土重来,部队中也潜在不可靠因素,除非能学会妥协,否则罗马尼亚式的起义将会重演。
新闻报道可能只是历史的初稿,但如果错误的报道不加以更正,就会永久性地扭曲历史的走向。学生和老百姓所追求的,就是不掩饰的真相,因为它昭示了他们的大无畏的精神,鞭挞了当局的懦弱与残酷。根据对天安门广场清场的不实报道所做的评论,已经在联合国和其他场合拱手把宣传上的胜利无谓地让给了北京的侩子手们。这种报道还会把人们的视线从继续镇压的主要目标上转移:从学生的抗议行动中发展出来的民众运动。人们是不会忘记学生的功劳的,因为他们是运动的发起者,是非暴力旗帜的捍卫者。但是,只有把注意力重新聚焦到老百姓身上,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在一年之后,中国的统治仍以暴政、武力以及思想警察来维持
I
在1989年的4月26日,《人们日报》发表了它那篇臭名昭著的社论,谴责北京学生抗议运动的本质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是一次动乱,其实质是要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自4月15日学运开始以来,那是改革派的党领导人胡耀邦去世的日子,这是中国领导人对学运首次发表的明确声明。
但假如一个要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阴谋在中国首都发生了,共产党认为谁是首犯?令人惊讶的是,并不是学生。根据这篇社论:“对于青年学生感情激动时某些不妥当的言行,党和政府采取了容忍和克制态度”,另一方面,“这些事实表明,极少数人不是在进行悼念胡耀邦同志的活动……其目的是要搞散人心,捣乱全国,破坏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根据官方的阴谋理论的发展,当局指控学生被“别有用心”的“外部因素”所“操纵”,在这里(当局)指的首先是“反动的”工人和(数量少一些的)知识分子,其次是外国的“反动势力”。6月3-4日的军事镇压印证了这条分析路线的正确性,并且这种分析也解释了直到今天都在进行的镇压。
中国的政治传统一直都给予了学生一定程度容忍和宽容度和一定范围内的行动自由,这些都是其他团体,尤其是工人阶层,所没有的。这种相对的特权在80年代改革期间得到了加强,那时为加快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和对西方的经济开放,邓小平迅速转向与知识分子达成具有历史意义的妥协(毛泽东曾无情地迫害过他们)。这种官方立场,毫无疑问面临着很多问题,因为学生与知识分子的更多自由不可避免地带来了西方“资产阶级自由化”腐蚀的危险。
但与改革以来在党内出现的、压倒一切的其他危险相比,这显得无足轻重。在城市工人阶级当中,沿着波兰团结工会的路线,出现了有组织的动乱和不满。最重要的是,去年春天,正是这个朝着――中国领导称之为“波兰病”的运动在北京和其他主要城市快速蔓延的趋势,决定了当镇压最终来临时不可妥协的特点。由学生发起的这场运动,成功地占了政府的上风,但随着广泛的其他社会力量介入了天安门广场,学生很快失去了对形势的掌控,领导权也逐步被分散了。
镇压背后的其他的主要原因是,越来越多的共产党机构在意识形态方面发生了背叛,转向了学生方面。在5月中旬,公共安全部门、法律和军队(这可是无产阶级专政最主要的支柱),都开始在广场出现,公开地支持民主运动。6月14日,在一个以党的偏见眼光对事件进行的解释里,北京的宣传部断言:“极少一部分人,曾经密谋要逮捕党和政府的领导人,象攻占巴士底狱式地夺权
事后回顾,6.3~4大屠杀的逻辑是清楚的。《人民日报》那篇严厉的社论,并没有使学生如预期的那样缩回校园中去,而是进一步激起了他们的抗议。示威游行吸引了公众大量的公开的支持,使得当局陷入了一种迷惑的、瘫痪的境地,直到6.4之后才得以改变。在5月13日,和政府的“对话”失败简短间隔之后,学生在天安门广场发起了大规模的绝食行动。在5月17日,当目睹2000多名理想主义的年轻学生因为酷暑和饥饿倒了下去后,超过100万的普通北京市民来到广场展示了令人感动的团结。“学生代表我们所有人说话”,他们告诉每个愿意听的外国人。“老百姓”,以前只是被动的旁观者,现在开始象一个积极的学生的支持者堡垒那样行动,24小时不停地将食物和其他的补给带到广场。
由于害怕出现各阶层之间的团结,直接导致了5月20日当局决定在北京实施戒严令,但是,民众对此的激烈反应,又一次出乎国家领导人的意料:由和平的抗议者组成的一堵堵人墙挡住了所有坦克和军队分队进入北京的主要入口。几天之后,士兵们被迫从撤回到他们在郊区的兵营中去。北京各处自发形成了不同的行动小组,包括由工人组成的“敢死队”以及其他老百姓,他们发誓宁死也不愿意让军队进入北京城。工人纠察队,与组织起来的强大的学生代表团在周围巡逻,维持秩序(在5月20日之后,已经看不到维持治安的警察和交警了);“小飞虎队”由大批年轻人骑着摩托车分布在城市各个地方,负责对运动进行联络;老百姓,目前的立场是和平、非暴力,但是直接面对着政府与军队。类似的“动乱”,用共产党的话来讲,迅速蔓延到几十个城市。
进一步,老百姓开始表达自身的不满。年经济改革尽管在大体上是受到欢迎的,但是它已经导致了一系列的社会矛盾:收入差距扩大,物价螺旋式上升,住房奇缺,,最后,但也是同样重要的因素是,腐败泛滥,党和政府官员通过投机倒把来牟取暴利。当局可能过高地估计了这些工人和市民新团体提出的政治挑战,这些团体是自发形成的,他们可见的和宣传影响是巨大的,但他们缺乏任何明显的理论框架和计划。但是共产党是真的害怕了。
然而,就在实施戒严的计划流产的几天之后,北京工自联的成立带来了更大的威胁。原因在于,这个总部设在天安门广场西北角的几顶凌乱的帐篷中的团体提出了一个自1949年后中国一直忌讳的问题:工人有权加入独立的工会组织和代表己见。这样的一个要求恰恰击中了中共政府的核心问题,因为共产党对其合法性的主要论调就是声称:它以劳动人民的名义并代表劳动人民的利益的进行统治的。虽然该团体真正活动的成员相对较少,但在5月29日三个头目被秘密逮捕之后,六月的前几天,它的正式成员的数量迅速飚升,达到了加入人数超过10000的顶峰。工自联的成员组织也在全国的主要城市迅速蔓延开来。
如果在学生组织的合法认可问题上可以协商的话,那么当权者从一开始就恐惧的这颗癌细胞就将出现了。在政府看来,如果五月末在广场上竖起的自由女神像代表了学生傲慢的挑衅、中产阶级自由主义入侵的象征,以及西方对共产主义神圣教条的颠覆,那么在距离女神像不到100码之外的北京工自联的粗糙的黑红旗帜,则代表了觉醒工人令人恐惧的力量。两者都必须被摧毁,迅速变节的党组织必须要被威慑和整顿回来。
根据4月26日社论的精神,大多数的学生和知识分子都将得到宽容。相反地,老百姓却会受到无情的惩罚,以在这一代中根除这种有组织的聚众骚乱。6月3-4日夜里冲突的场所虽有重叠,但基本上是分离的。真正杀人的地点,群众暴动和大屠杀的场所,主要在周边地区,沿西长安街一直到西部郊区。在这里,老百姓为保卫他们的中心-天安门广场,而战至死亡。这次民主运动曾坚守对话和非暴力方式的原则的承诺,但在那最后晚上,它采用了暴力也仅仅是因为绝望和愤怒。一旦军队开始了对北京的抢夺,失去一切是再清楚不过了。在风暴的中心,围绕着人民英雄纪念碑,学生们勇敢、坚定地站着,但完全被周围一圈魔力所保护。在最后一分钟,在广场这个地方,致命的军事包围面对着年轻人的道德权威,考虑到将会造成不可估量的后果,政府从大屠杀的边缘撤了回来。
通往天安门的血路
在最后军队开往天安门进行清场的那个夜晚,有超过1000外国记者在北京,而且他们中的很多人,一直跟随着解放军的主力突击部队,从西郊杀气腾腾地穿过试图堵住所有要道的老百姓,向天安门推进。大部分关于大屠杀的影片就是在这个地区,像木樨地复兴门和六部口拍摄的,期间几百赤手空拳的示威者和无辜的旁观者被半自动武器乱射的子弹击倒。军队的显然没有将这些人与那些扔石块、燃烧弹或放火点燃曾用于路障的车辆的人区分开。因为这个屠杀的主场地已经被外国新闻媒体比较大量地报道过,我们现在集中谈谈发生在沿西长安街和复兴门地段较少为人知的事件经过——也就是事后被北京人称为“血路”的地方。
目前知道的第一次暴力是发生在6月3日晚上10点30分左右的公主坟,即木樨地以西约2英里的地方。当时突击部队的先遣队乘坐大约20辆装甲车撞开放在圆形交汇路口被当作路障的公共汽车。据一名居住在北京的西德学生目击者讲述,许多人被装甲车碾压致死,而且士兵不分青红少白地向人群扫射。一位在现场的芬兰记者报道,当大约有50辆的卡车车队从被装甲车撞开的口子穿过的过程中,她看到2名持AK-47冲锋枪的士兵突然从第10卡辆上掉下,他们马上被愤怒的人群“撕成碎片”,她说,“那是个恐怖的夜晚。”整个晚上的冲突模式,已被这样的设定:军队肆意血腥的屠杀在先,紧接着是一小部分由被激怒的、越来越暴力的市民发起的对士兵的报复性杀戮。
为何军队表现得如此凶残?在公主坟,军队就警觉到他们会受到破坏性的顽强阻挡,被暴力推进和夺回天安门控制权的明显意图(比5月20日那次温和的尝试)所驱使。当士兵看到武力威胁显然不能使群众屈服时,他们开始担心起自己的生命安全,所以向木樨地慢慢推进的过程中,他们的暴力逐渐升级。从这时起,这些士兵感到他们面对的是出没于中越边境山地中武元甲将军麾下的身经百战的军队,而不是手无寸铁的平民。当晚当地居民和访问了北京西部医院的西方记者,形容他们似乎来到了屠宰场。
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


杨继绳在他那本改革年代政治斗争的书里开宗明义的说,毛死后,中国政坛4股力量
1,一切沿着毛的老路走。代表是华国锋
2,经济回到50年代初的计划经济,政治体制不变,代表是陈云
3,经济走市场经济改革的路,政治体制不变,代表是邓小平
4,经济政治全面改革,知识分子,学生和民间力量,没有实权代表
先是23联合灭了1,之后是23不断小规模内斗,3占上风,89是23联合绞杀了4,最后92南巡3小胜2,定下基调。

说89,离不开之前的86。过去几十年里遗留的问题在经济改革之后暴露出来,价格双轨,通货膨胀,因为权力的介入让这些问题变得更加严重。从长远看,和经济改革相配套的政治改革也是必然的,对4来说,乐观的认为经济改革的启动势必带来政治改革,86年让4碰了壁,之后几年社会问题更加严重,在3里最可能向4靠拢的胡耀邦去世引发了4最后的反弹。民主改革是4的诉求,和平解决的结果也是各方妥协的结果。但是23没有妥协,最终硬碰硬就是4的悲剧结果,对23也决不是胜利。回过头说,如果4没有这样的行动,最终社会会向良性发展吗?未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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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华柳丝多情狂,
  记否二十一年伤。
  汉字随处皆敏感,
  红朝无日不 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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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guanlin 发表于 2010-6-5 14:35

这首诗的平仄不对啊~
CSUCHEN--追逐你的梦想

猪qoko如是说:

忠于自己心中道德的人其实是最自私的,因为她\他可以为了道德而什么都不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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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club.china.com/data/thread/1011/2711/88/89/3_1.html
当维稳的开支超过军费的时候,我想我们应该明白“敌人”究竟在哪里了。请原谅我的阴暗。
不要训练猪,你浪费时间,猪还不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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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haiwe 于 2010-6-5 13:10 编辑

6月4日,杨锦麟有报天天读的浮世绘是迎客松配命交响曲,点题是个“二”字。
6月4日,各大门户网站一点关于64的报道都没有
1989年6月4日,曾经在北京发生了一场这么大的运动,到现在政府依然讳莫如深,想相信他没错都难。
今天,我就不懂政府怕什么,掌握着枪和话语权,连站出来说你们这群Sb 学生的勇气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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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文!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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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是无法重复的,我们从现在来看,固然很难讲如果当年学生运动成功之后是不是会有更糟的结果,当然也很难讲结果是不是会变得更好,就拿剧变之后的东欧和俄罗斯来说,当地百姓的生活虽然并不是就此进入了天堂,但是也未必就比社会主义时期更差。而且当时学生运动一直要求的是对话以及党内民主,始终没有提出反党以及颠覆政权的要求,如果当时党内开明派能够通过对话实现和解的话,对国内民主进程也许会有良性的推动,但是相反地中共由于对于失去权力的恐惧,采用了最糟的武力镇压的措施,这虽然能够短期内回复秩序,却在实现中严重动摇了其执政的合理性,这种动摇的影响一直持续到今天,上层由于对民众的恐惧始终选择采用各种强力控制手段,并且无视政治改革和民主改革的急迫性,这种高压手法以及各种历史禁区的设置,使得社会和解遥遥无期,各方面的不满始终积蓄,使得社会矛盾和冲突的爆发成为时间的问题。所以说当时的镇压行动,完全是一个非常糟糕的选择,中国因此失去了一个民主化的重要契机。在我看来,反思六四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对暴行的控诉或者说对当时各方面不成熟举措的批评,更在于在这个历史个案中,思考中国历史文化条件下,国家政权与民众之间权利互动模式的可行渠道和底线,彼此之间应该如何互相尊重并且实现全民的和解和互惠,而不是时刻可能处于冲突对抗和极度不信任的状态,而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尽可能地通过客观的史料去还原历史场景,而不是通过掩盖和封杀让其成为禁语并加速遗忘,这种不敢直面的态度不但于事无补而且是极度缺乏自信的表现。
此外不知道相对之下你需要什么更值钱的真相,或者说你能提供什么更接近真实的材料出来供大家参考呢?
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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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年心向民主的可不仅仅是中国学生,各国的处理手段也五花八门,从后20年的结果来看,恐怕当初中国共产党的棋没有落错。若不如此,又能如何?
今天是64,缅怀一下亡魂本是人道之举,不过作者的这种文章也可以叫真相,那真相也太不值钱了。
要成长,但不以冷漠为代价
要成熟,但不以现实为代价
要成功,但不以卑劣为代价
要成全,但不以背叛为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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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理智的态度我是认同的,也欣慰地看到你不愿意被媒体误导或者利用的谨慎。
但是之所以今天把这个拿出来给大家看,这原本就是我本人的一种愿意对历史负责任的态度,也是根据我自己若干年来对该事件的各方面不同报道的对比分析,从而认为本文是其中迄今为止相对更加符合客观事实的一个版本,从而希望能够提供给对该事件缺乏基本认识的人作为参考。
本文中间的资料来源于很多当时在场的见证人的陈述,并且得到了国内民主人士包括艾未未的认可和支持。
如果有兴趣的话,还可以自己去看一下相关的影视资料
The Tank Man
http://www.youtube.com/watch?v=SB70mWXrzEE&feature=related
天安门
http://www.youtube.com/watch?v=r7ou2-Kv4UA
血洗京城
http://www.youtube.com/watch?v=3y_DXKOKzm4&feature=related
血路
http://www.youtube.com/watch?v=c9n5l7gDI2w
「六四」是怎樣一回事?
http://www.youtube.com/watch?v=2jehEzQuFTY&feature=youtu.be
希望自己能够冷静客观是好的,但是客观是要建立在对事实资料的充分掌握和认知的基础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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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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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觉得撒几句谎可以理解,也请一视同仁,
有句老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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