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alligator 于 2010-8-3 16:47 编辑
中国的现代化需要和平,需要与街坊邻居相安无事
中国发生政治巨变起源于1976年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的逝世。他们带走了那个对抗的时代。
终于跳出“左祸”的包围,邓小平独自面对自己对中国所承担的责任的时候,他是极其现实的。他要中国不能再“左”下去,不能是老百姓的纳税钱自己说想给谁就给谁;他要带领中国进入四个现代化。因而,给中国带来了无限生机。他同时考虑的是,不想让周边国家都反对中国,中国的现代化需要和平的环境,需要与街坊邻居的相安无事。当然为此街坊邻居也会以“相安”做交易,给中国施加压力。
陈平在他的书中有一段记载:
1979年,我从中央联络部副部长口中得知,中国已正式要求泰国共产党的广播电台调低对当时泰国政府的批评,具体说就是要求泰共电台别再发表言论贬低当时的泰国总理。泰共不肯这么做,还选择关闭了电台。我聆听这些事实,但不妄加评论。(中国给泰共的广播电台建在昆明。)
……1980年之前,我们的电台广播从未间断。1980年12月,我被通知到人民大会堂与邓小平见面。知道邓小平约见时,我立即就怀疑事关广播电台。早几个月前,北京领导人为李光耀到访营造非常友好的气氛。在中国首都普遍感受到这位新加坡领导人的访问十分成功。
我认为邓小平对我不满意。文化大革命爆发之前,我常见到他……不幸的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们这些马共领导人曾附和反邓小平的声浪。他在1978年重新掌权之后,一直都没想要见我。此时约见一定是要与我讨论非常敏感的事情。
我在当天早晨步入邓小平的办公室。……一番寒暄过后,他语锋一转,说道:我把您请到这里来,是想和您谈谈你们电台的事。我们要您把它给关掉。
我没问为什么,他径直说明原因。几个星期前,李光耀与他会谈,自称代表东盟四国(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及印尼)前来中国。李光耀具体告诉邓小平,他出访中国之前费尽唇舌与上述四国的领导人沟通。
……我谨慎聆听邓小平叙述他与李光耀会谈的过程。我不高兴是情有可原,但我承认争论毫无意义。我小心翼翼地打好腹稿才发言。我记得非常清楚当天我这么对邓小平说:“谢谢您告诉我这件事。身为中国的客人,我当然尊重您的决定。”邓小平听出了我的弦外之音,他知道我的感受如何,也知道我何其不同意他的要求,可是他也知道,我别无选择,只能顺从他的意思。
这次会面商定电台关闭的时间是1981年6月底。
实际上,邓小平已于1978年就访问了吉隆坡;已经鼓励马共寻求和平方案。进入1982年,中联部向陈平明确表示,中国对马共武装斗争的经济援助不可能无限期地支付下去;并从此开始有计划的递减。
《合艾和平协议》以它的政治智慧为对抗时代的各方弄潮儿留下了无限尊严,也使他们今天的和平生活充满了温馨
1972年《中美联合公报》发表;1980年代东欧联盟正在解体,冷战即将结束;世界趋于和缓,对立走向沟通。
《合艾和平协议》就是在这样的大趋势下达成的。
马共在与政府的武装对抗中,根据地已经迁到了泰、马边境的泰国一方(北马到泰南)。泰、马政府曾组成联合部队围剿马共人民军。但马共人民军为了自身生存的需要,一向表示尊重泰王国政府及泰王国的领土完整,所以泰军方与马共人民军之间并没有像马政府与马共人民军之间来得那样深仇大恨。
在80年代中期,泰军方与马共人民军之间互相发出过愿意和谈的信号,并有了接触。两三年后在泰军方的促成下,马政府也开始进入接触,是为三方会谈初始。 |
发表于 2010-8-3 1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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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8-10 0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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