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承鹏对《唐山大地震》的评论

1976年的事情我还记得一件：那年我还很小，有天成都打金街上来了一个黑墩墩的小孩，十四五岁左右，他是专门打蜂窝煤的，就是把街坊家的煤渣子用一种铁模子打出成型的蜂窝煤，在那年代这是居家节约的好办法，很吃香。这小孩煤打得很结实，但不收钱，饭管饱就行，饭量奇大，一顿可吃五碗。我们不知其名就叫他五碗，街上常响起“五碗，打几个蜂窝煤”，就见他拎着煤模子跑去了，他吃饭的速度超过打煤的速度，有些像直接把一碗碗饭搁到胃里。
　　
　　后来才知道他其实是一个孤儿，前年全家跟着姐姐嫁去唐山，因为唐山当时的工资较高，后来碰上地震全死光光了，就剩他跑回广元老家，可老家遇大饥荒，都吃一种白色的泥巴叫观音土，五碗说，那土吃了就是肚子胀，想放屁又放不出来，乡里很多人就拉不出屎来死了。
　　
　　五碗说起这事从来都笑眯眯的，看不出一点悲伤，他继续打煤，继续快速吃饭，他对生活很满意，对新住所的避风程度也很满意（那是街边一根空置的下水道管子）。他大概在打金街工作了两个月，后来就被抓走了，因为有天凌晨运送战备物资的军车经过这条街，掉了一些罐头，他从睡梦中惊来，很高兴地捡，被一枪托砸翻，带走。
　　
　　本来他也没事，可后来遇上“严打”（这称呼当年就有），为了凑人数，就以抢劫军车名目把他算上，就崩了。这也是一个地震的孤儿，他的生命中最重要的就是吃饭，为了一个罐头，就这么交待了。当时执行枪决是要先在解放牌卡车上游街的，我见过他混在其他一些犯人中间站在卡车车厢上，鼻涕拖得好长，晶莹且不断线，还在笑，那笑容绝对真诚和幸福。可能是执行前吃了顿罐头饭。
　　
　　这些是不能拍成电影的。因为这是真正的悲剧。
　　
　　关于悲剧的悲剧是，即使这样拍出来，最不满意的不是有关部门，而是人民，因为这太像他们的生活了，他们是来看电影的而不是来看自己的，你理解吗，人民是花了币的。所以要拍的话，只能是五碗长大了，还办了属于自己的蜂窝煤加工厂，有一天在出门讨欠款时，发现客户的妻子正是自己的姐姐，而客户可能还是当初开军车的司机，天哪，亲亲的姐姐其实是没死的，她活得还好，只是多了一些皱纹，姐弟倾述着离别三十年来的衷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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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在精心的严格的改编删除后，电影中再没有一个坏人，再没有一件丑事，全是误会别扭。世界是多么好，为什么还有那么多苦难，当然全是老天不好。一切从领导需要出发，一切从票房需要出发。
　　
　　先把历史替换成虚构的家庭矛盾，又用童话般的好运和相逢来和谐掉这些矛盾，就在这样的模式化的“心灵按摩”中，人们忘记了真实的失去，接受了虚构的团圆，心满意足的离开影院，不再思索，不再疑惑，真的以为一切都过去了。
　　
　　因为人们潜意识中就是希望忘记苦痛，忘记真实，忘记教训，忘记责任，直到——下一次悲剧的来临。然后，痛哭，哀号，埋葬，忘却，抹杀，篡改，再直到下一次悲剧……周而复始。
　　
　　
　　我不是只针对《唐山大地震》，我针对所有这类的历史片，打着历史的旗号，然后开始编造。假的人物，假的事件，假的语言。于是当年的历史真实就渐渐被忘记了，只记得电影要灌输给你的。唐山大地震还是这么近的历史，就能这么干，那些描写五十年前一百年前的历史电影，要看到真实就更难了。电影人不该担负诚实的责任？那难道要靠历史课本？
　　
　　如果只以票房论英雄，不论是否偷换了历史。那么也就难怪我们的成功学中没有诚实二字。也就难怪我们永远活在虚假中，连为之哭泣付费的东西都是假的。
　　
　　因为真实的苦难总让我们麻木，压抑，逃避。只有虚构和改编后才能让我们“享受”的哭泣。因为精心编排的矛盾最后终能化解，一切苦难最后都变成了原谅与团圆，付完钱我们还要感谢国家和导演，让我们终于忘记了历史，只记住了主旋律文艺。
　　
　　伪历史大片比恶俗的奇幻片更加恐怖，后者我们至少知道那是假的。前者也会有一部分人知道那是假的，但是小朋友们哭完了会以为那就是历史的全部。于是，再过一些年，真实就被埋葬了，只有虚假恒久远，一部永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