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波是中国最具独立性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独立"二字,知易行难。如鲁迅所说,不做官的帮忙和帮闲,不做商的帮忙和帮闲,相对来说容易一些;但不做大众的帮忙和帮闲,却是一个更大的挑战。许多异议作者和人权活动人士都有登高一呼、应者云集的梦想,都有充当英雄豪杰和救世主的情结,为此不惜扭曲自我以迎合群众,期待群众拥戴为王。他们从«易经»中算出共产党垮台的日子,以"影子总统"和"影子主席"的名义发布命令、封官许愿。而经历了当年广场运动的刘晓波,深知"广场效应"之迷思,深味激进主义之危害,更对权力对人性的戕害有清醒认知,故而一边批判拒绝改革的中共当局,直陈权力与体制之不公不义;一边毫不留情地指斥那些鼓吹暴力革命、将百姓的生命当作炮灰以达成个人野心的"草莽皇帝"--此种人士在中国的历史与现实中一直层出不穷。如果说中国有一个"反对派"的话,刘晓波乃是其中少数将仇恨化为仁爱的人,这种仁爱甚至扩展到那些监视他、骚扰他的秘密警察身上。刘晓波曾给我讲过一个故事:有一次,他到朋友家做客,特务跟踪他到楼下。他与朋友聊天聊了很久,忽然接到特务打来的电话:"刘老师,我憋了半天尿,楼下找不到公共厕所,你能让我上楼来用一下厕所吗？"刘晓波征求主人的同意之后,遂让这名可怜的特务上来使用了卫生间。是的,受迫害者不能将自己降低到加害者的道德水准上、甚至用"以毒攻毒"来自诩; 受迫害者而应当以人格的力量唤起加害者内在的良知。
刘晓波在今天的中国所扮演的角色,类似于晚清时的梁启超。学者邵建在«看晚清三方角力»一文中指出:在梁氏等人看来,革命既然诉诸暴力,即使成功, 国家也会陷入长期的内乱和争斗,收拾动乱的人,必定是有极大本领和权术的独裁者。这正是辛亥以后的情形:从袁世凯到蒋介石再到毛泽东,历史轨迹被梁氏不幸而言中。所以,梁氏在反革命的同时,力推君主立宪,不是推翻清政府,而是以开议会的方式改造它。但他面对的困境是:不在于他反革命,也不在于孙文闹革命, 而在于清政府天天制造革命。他两面作战,一边与同盟会战,阐释自己为什么反革命;一边与清政府战,斥责其不断制造革命。最终,还是未能让中国避免暴力革命。一九三六年,中国的内乱方兴未艾,外敌虎视眈眈,梁启超已去世多年。一位笔名叫素痴的读者在«大公报»上缅怀梁氏,认为梁启超对流血的恐惧,"使他不得不反革命",但他的悯世之心又"使他无法容忍现实政治的黑暗"。于是,两边陈词,既劝革命党放弃暴力,又劝清政府彻底改革。结果,两边都是"言者谆谆, 听者藐藐",以致局势日下。这位素痴先生已是三十年后读梁氏此论,不禁"太息痛恨于盖世雄文的浪掷"。近年来,刘晓波既遭到中共当局的打压乃至系狱,也遭到海内外激进分子和野心家的攻击与辱骂,简直就是梁启超当年遭遇的翻版。那么,今天的中国会重蹈清末的覆辙吗？
我没有那么悲观。今天的中国,很多地方与清末又大不一样。全球化的突飞猛进,让中国无法像过去那样闭关锁国;信息时代悄然来临,中国网民的人数已达三亿多,超过了美国的总人口;城市化的推进、公共空间的拓展以及民间舆论的崛起,已成不可阻挡之趋势。刘晓波虽然被当局关押,他的文字却通过网络启蒙了千千万万饥渴慕义的心灵(仅在国内需要"翻墙"才能上去的博讯新闻网上,刘晓波个人文集中七百多篇文章的点击率,就高达四百多万,是一百多名海内外异议作家中点击率最高的);刘晓波虽然暂时失去了自由,但他的思想和文字无时不刻地在形塑着中国未来之走向,在近代以来的中国,以文字改变一个时代的风气与人心, 功劳最大的当推梁启超与刘晓波二人。当年,胡适之曾经这样评价梁启超说:"梁任公为吾国革命第一大功臣,其功在革新吾国之思想界。十五年来,吾国人士所以稍知民族思想主义及世界大势者,皆梁氏所赐,此百喙所不能诬也。……近人诗'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时',此二语惟梁氏可以当之无愧。"梁氏以其"惊心动魄、一字千金"的文字,带动了一个时代和一个国族的启蒙运动,胡适之的这番表彰并不为过。但胡适之将梁氏与革命牵扯在一起,恐怕是对其最大的误读。而我坚信,从梁启超到刘晓波的思想谱系和文字生涯,贯穿始终的,是对真理的追求、对人权的坚守和对同胞的大爱。文字是有力量的,尤其是背后有道义和良知支撑的文字,对这一点我们不必妄自菲薄,否则掌权者为何害怕梁启超和刘晓波们呢？在此意义上,我们若要衡量刘晓波对当代中国思想文化及政治进步的贡献,不妨套用并稍稍改动那句诗--"文字收功日,中国民主时"。
二零零九年八月二日初稿
八月二十日定稿 |
发表于 2010-10-15 2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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