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富阶层调查

五湖散人

们的政治状态和政治取向

　　中国知名调查公司－－新生代市场检测机构的“中国新富市场与媒体研究”一经推出便引发各界的浓厚兴趣。这份以研究中国新富阶层消费取向为主的报告，从不经意间体现了该阶层的政治取向：




   


　　他们关心中国经济发展，但对国内政治却不甚关注；他们患有“集体厌日症”，但却坚持使用日本产品，并主张理性处理两国关系；在经历了童年的文化饥渴后，他们像世界上大部分人一样，拥抱美国文化，并开始怀上美式“中国梦”……

　　中国新富素描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林坚报道　“我是新富阶层吗？”27岁的吴波对这个词语表现了出人意料的敏感。“我就一个混混，算不上富吧。”但是根据新生代市场监测机构做的调查，吴波无疑应该被划作城市新富一族。

　　新生代此次使用的判断标准主要是“三高”。“高消费”：吴波在北京的一家中型外企工作，月入税后8000出头，亚奥地区有一套自己的小三居——虽然用了不少爸妈的钱，东芝的笔迹本电脑用了两年了、前不久换了一个索尼的数码相机、正在计划明年初买一辆车。“高学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本科毕业。“高感度”：对新鲜事物热情洋溢，在时尚杂志上面寻找新的吃喝玩乐去处，提到一件事第一反应就是“上网查”。

　　吴波不停强调“北京像我这样的年轻人太多了”。在他看来，他公司的同事们几乎都符合这个标准。“新富”的门槛似乎远远低于人们的预期。

　　零点调查公司董事长袁岳曾经指出，国际上研究新富的时候普遍采用的起点就是个人金融资产达到6.6万美元，相当于50万元人民币左右。但是由于中国不少人存在灰色收入，因此零点调查使用的新富标准包括财富含量和一些外显符号：

　　储蓄等金融资产总额：个人或家庭金融资产总水平在人民币50万以上；

　　个人总体年收入：20万以上；

　　社会头衔：地级市以上工商联、青年企业家协会或其他类似组织领导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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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符合以上某一项者，即可被零点调查归类为“新富一族”。但是根据新生代市场监测机构自1997年开始积累的中国城市70000居民的消费形态数据表明，也许新富的标准并没有这么高。新生代今年调查了全国18个城市的11309个样本，以深圳的平均个人月收入最高：6035元，即平均年收入七八万元人民币。其他城市中，只有上海和广州越过了人均月收入5000元大关，分别为5527元和5163元。

　　从新生代市场监测机构做的调查来看，中国新富阶层位于25岁至29岁之间的占33.4%，30岁至34岁之间的占35.4%，两者相加几乎占了总数的70%，这说明25岁到34岁这部分年轻人已经成为新富这个崛起阶层的主力，有趣的是，这几乎正与媒体一度热炒的一个集体概念“生于七十年代”重合。他们基本都接受过高等教育——76%的人具有大学及其以上文化程度。他们基本是工薪一族：个体户和自营职业者只占不到6%，其他人基本都在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企业从事管理工作或一般工作。几乎90%的人拥有自己的房产——其中有18.9%的房子是单位分配的，这在大部分城市显然是25岁以上人的专利。

　　他们的消费需求和实力都是毋庸置疑的：78%的人有自己的汽车、73.2%有自己的数码相机、67.4%有笔记本电脑、61.8%有高级音响、43.6%有数码摄像机、33.4%有等离子或者背投电视。他们在购物时是狂热的品牌主义分子，84%的人表示在消费时非常注意品牌，50%的人表示如果真正喜欢的东西，即使难以承受也会买下来。

　　和传统人群的消费习惯不同的是，这部分人平均每月要花费394元在健身上，460元在图书音像制品上，387元在美容美发美体上。他们明显比自己的父母一辈更懂得享受生活，他们平均每年还要花费7337元在旅游上——其中选择境内游和境外游的比例大概是4:1，尽管有几乎50%的人抱怨没有足够的时间去休闲。

　　根据这些数据，我们基本能为新富人群勾勒出一幅素描：30岁左右、从事管理工作、有房有车、热爱休闲生活、追求名牌、喜欢享受。他们已经成为各城市娱乐消费的中坚力量。国外媒体为这些依靠中国崛起而迅速致富的年轻人创造了一个词“华人雅皮士”（Chuppies）——德国《世界报》最近一篇对中国富裕年轻人的报道标题叫《随便什么都可能》。这也符合新生代这一调查中新富们对自己的描述“我是一个思想开阔并且能够接受他人生活方式的人”“我乐意学习很多知识，即使这些知识和我没有多大关系”“我喜欢尝试新鲜的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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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是很熟悉这一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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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仍是一个梦想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陈南报道　为什么说美国仍然是新富心中的一个梦？




   


　　根据新生代市场监测机构的调查，65.3％的新富主要的文化活动是看电影。“看什么电影？众所周知，中国人最爱看的是好莱坞大片，这和世界其他国家一样。”社会学家李明水告诉本报记者。

　　在一家媒体担任中层的许林向记者描述了一幅中国新富和美国文化的图景：“这些新富中，最多的就是大学本科学历的人，在大学里面，很多男生最喜欢的是美国的NBA篮球赛，约会经常去的地方是麦当劳和肯德基。大学里面最热门的话题是出国，最令人着迷的出国目的地是美国。好不容易熬到毕业找工作，大家一讨论，最羡慕的是那些去了外企的同学，而外企的同学里面最风光的一定是在美国企业工作的，因为待遇最高，福利最好，知名度最大。工作了，大家都想有点出息，很多人都去买励志书籍，这里面最出名的专家是美国人卡耐基。等到了下班，看点电影，你也没得选，大部分好看的电影都是美国的。”

　　生于60～70年代的中国人，是中国新富阶层的主力。“这些人普遍在童年时代，文化生活匮乏，那时候的中国还非常封闭，所以到了他们有钱以后，拼命想补上这一课。你可以看到，处于这个年龄段的人最喜欢到处搜集DVD，就是为了去实现内心深处的愿望。这就决定了他们在下班时间经常要受美国文化的影响。”李明水对记者分析道。

　　“这种东西你很难量化，但是却可以深刻改变一个人的价值观和处事的方式。所以这些新富中的大部分人内心一定是喜欢美国的，虽然在一些事情上，比如美国的伊拉克战争，比如美国轰炸中国大使馆，他们是极其反对的，甚至反对得非常坚决，但是，当谈到具体的生活方式，具体的思维方式时，他们很多时候非常认同美国。”李明水说。

　　在李冰看来，这无可厚非，因为美国代表了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物质文明，而向先进的国家学习本身无可厚非。“我们可以在外交方面坚持我们的原则，但是我们必须承认人家发达，而发达国家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也必然是第三世界人民竞相模仿的对象。这跟是否尊重自己的传统文化没有关系，因为一个好的文化就必须是开放的。”

　　而王东明则从另一个角度解析了新富对于美国有好感的原因。他解释说：“很多新富都是生意人，现在做生意的国际化越来越高，你要和美国人做生意，你就必须了解他们的文化，他们的行为方式。而当你和他们接触以后，你会发现，人家确实比较规范，很多方面都值得你学习，于是你自然而然就会对他们的方式比较欣赏。”

　　“所以说发达国家对你的吸引力是全方位的。我曾经和一个沙特阿拉伯人做过生意。他告诉我，他们国家的很多精英都很讨厌美国，但是却都执意去美国留学。因为你只有学习人家好的东西，然后才能发展自己，从而有与其对话的资本。”

　　所以在李明水看来，人们往往说喜欢哪个国家，更准确的是喜欢某个国家的行为方式。好比大家喜欢欧洲，其实是喜欢欧洲国家对于传统文化和环境的保护政策。如果中国的传统文化和环境也保护得跟人家一样好，那中国对中国人自己的吸引力要比现在大得多。

　　许林也认同了这种观点，他认为和他一样的很多新富，虽然不喜欢美国现在咄咄逼人的外交政策，但提起美国来还是十分憧憬的。他最后总结说，其实中国人有自己的梦想，而新富阶层更是如此，大家只不过把这样的梦想，往一个世界上最发达国家的模子里套，然后再根据中国的实际寻找一些变通。事实上，所谓新富喜欢美国更多的是喜欢有一个美国式的“中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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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厌日本 喜爱日货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陈南报道　在看到这个报告之前，有人很关心一个问题：新富会抵制日货吗？当看到这个报告后，人们才发现，新富对于日货并不抵制。而当记者开始采访新富的时候，他们都说，他们讨厌日本，但是喜欢日货。




   


　　新富讨厌日本

　　如果在新富中做一个调查，写出他们最讨厌的国家，日本一定名列前茅，至少在记者的小范围调查中是如此。

　　目前在一家日资公司工作的盛亮对记者描述了自己对日本的感情。他说：“我应该是一个理性的人，但是如果要我喜欢日本，这很难做到。虽然我在日本的公司上班。”在他的印象中，七十年代出生的人小时候都看抗日影片，很少见到正常的日本人，从小就认为日本人是中国的仇人，“这样的印象很难改变。虽然我后来去了东京、福冈等地，亲眼目睹了日本人的彬彬有礼和他们国家的整洁发达，但是心里依然还是要受到那种情绪的影响。所以我很难喜欢日本人。我也有一些日本朋友，但是和日本人接触的时候总觉得心里有一层隔阂。”

　　李冰也向记者描述了自己对于日本看法的前后变化。他小时候每年的抗战纪念日都要被组织去卢沟桥参观，老师都会告诉学生，勿忘国耻。直到长大后，李冰开始看了一些北野武的电影和大江健三郎的书后，对日本产生了一些好感，“我原来以为我不再讨厌日本了”。但是今年8月份的中日亚洲杯决赛让他改变了对自己的看法。

　　“我平常挺喜欢足球的，那天刚好公司里好多人去，我也跟着去了，本来想好只是帮中国队加油，但是一进场大家就不行了，日本国歌一奏响，全场一片嘘声，我也情不自禁地跟着起哄。比赛过程中，看着那些日本球迷在用日语有节奏地加油助威，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想起了那段历史，于是就开始和一些观众向他们示威，尽情宣泄心中的情感。后来我回来一想，原来自己心底还是那么讨厌日本，只是因为那段中国人都难以忘记的历史。可是我觉得我们也必须走出那段历史，要不这两个邻邦的关系永远都不可能好，这样对双方都不好。”

　　新富喜欢日货

　　但是，李冰却是日货的最忠实拥护者，“我们家买的电器基本上是日本的，因为日本的东西确实好，我觉得好东西就要为我所用，没有必要考虑你是否喜欢这个国家。我们也想支持国货，但质量实在是不好，给自己添堵。”

　　新生代市场监测机构的数据显示，中国新富的消费理念和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一样，比较注重品质和品牌。特别是在数码产品方面，日货更是占据了新富购买比例的前几位。在等离子电视和背投电视方面，索尼和松下占据了前两位；数码相机方面，索尼、佳能、奥林巴斯、尼康和富士占据了排行的前五位；而数码摄像机的前四位也都被日本品牌占据，分别是索尼、松下、JVC和佳能。

　　王东明也说自己还是比较信赖日货的，虽然也不太喜欢日本，但是买什么货和喜欢这个国家与否并没有什么联系，而且自己也不是偏爱日货，主要是看品牌，比如笔记本电脑他买的就是IBM的，这也和大部分新富的选择一样，在这一项中，IBM和戴尔排在了前两位，而日本的东芝和索尼则排在三、四位。

　　新富主张对日理性

　　李冰说虽然中国人很难忘掉历史，但他还是主张理性地和日本交往，“在原则性的问题上不能让步，但也没有必要凡是日本的就要反对”。

　　而身在国家机关工作的吴群辉则向记者讲述了一个他的朋友圈里的故事，“应该说这些人也都算是新富吧，当时我们是在一个地方讨论京沪高铁的事情。很多人主张用日本的技术，因为从我们了解的情况看，这确实是几种方案里比较成熟和实惠的，但当时在座的也有人反对，认为这个工程太重要了，交给日本人不太令人放心。但大家都觉得没有必要从抵制日货的角度来看问题，因为毕竟对我们来说有利没利需要我们自己去分析。正是因为对中国有利，我们才发展和日本的经贸关系，如果要真是考虑两国的恩怨，把这些东西都停了，中日两国都吃不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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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热政冷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陈南报道 每个星期四下午6点左右的北京中粮广场前，卖报纸的徐大妈总是要接待一个三十多岁的顾客——李冰，这位在中粮上班的新富来到这个报摊前，购买一份《参考消息》和一份《南方周末》，然后开上他的索纳塔轿车回家  


   


。这已经成为了他的一个习惯。

　　这也是许多新富的习惯。据新生代市场检测机构的调查显示，在国际类报纸中，新富人群首选中国发行量最大的报纸《参考消息》，而在国内新闻方面，《南方周末》则是新富的最爱。在此之后的是几份经济类报纸——《21世纪经济报道》、《经济观察报》和《中国经营报》。

　　他们很关心经济

　　“为什么要看《南方周末》和《参考消息》？这是一种习惯，保证你不至于被时代所抛弃。就像美国的知识分子不得不看《纽约客》，因为不看就意味着你在别人谈话时，容易什么都听不懂。”李冰这样对记者说。

　　他告诉记者，除了看《参考消息》和《南方周末》，他每周还要看财经类的报纸，因为“做生意的人当然需要关注经济。这是职业习惯使然”。

　　而公务员吴群辉显然不是职业使然，他关心经济有他自己的道理。他对记者说：“经济当然最需要关心了。因为它跟你的生活是最紧密相关的。比如油价，我那辆车的支出已经在节节上升，我当然希望油价能快点降下来。再说，中国整体的经济情况好了，对我们的各个方面都有好处。你看看香港的中产阶级，房地产泡沫一破，一个个被整得灰头土脸。所以我们当然要关心经济。”

　　在李冰看来，经济肯定是所谓“新富”最关心的，“反正我的朋友都这样”。其实，从新富的理财理念就可以看出，经济与他们生活的息息相关。目前有40.4%的新富投资股票，同时有31.3％的新富进行定期储蓄，还有12.4％的新富进行国债、基金投资。

　　“因此新富这个阶层必然要关心中国的股票市场、银行的利率等等，而他们所有的投资、他们所有的物质生活都和这个国家的经济总体情况息息相关。”社会学家李明水对本报记者分析道。

　　他们更关注小人物的命运

　　如果说对于经济的关注是新富在考虑自己，那么购买《南方周末》的新富往往要提到自己对于弱势群体的关注。

　　李冰对记者说：“之所以看《南方周末》，是因为这份报纸始终在关注小人物的状态，始终在关注环保、关注文化保护这些所谓新富们比较关注的概念。”在他的印象中，《南方周末》一直都在做这些他们喜欢看的新闻，而“看《参考消息》更多的则是为了让自己具备国际眼光，不落伍”。

　　其实，在这些新富看来，之所以关注小人物，是因为这个国家更多地是由小人物构成，“如果他们的生活不好，如果中国的下岗职工继续增多，如果中国的贫富差距继续加大，那中国这个国家到头来很难稳定，而一旦国家不能稳定，我们所有人都要受到影响，虽然我们现在的生活很好，衣食富足，但是毕竟这要和整个国家的大环境联系起来。”王东明在新富里都应该算得上有钱了，他已经买了一栋别墅，并拥有两辆汽车，现在是北京新鸿运贸易公司的老板。“所以我一直很关注公司员工的生活，也一直在给慈善机构捐款，希望帮助那些有困难的人”。但他也抱怨说，中国还没有一个正常的慈善氛围，很多钱捐了也不知道最后到没到那些需要钱的人的手里。

　　“小人物比大时政更真实，能让人真正地去做一些事情。挺好。”王东明告诉记者。

　　他们不太关心大时政

　　王东明说他自己是一个实在的人。他拿起手边的一份《新京报》，对记者说：“你看这个报纸的头条，写的是派出所长有向民众述职的业务，但是大家都知道，在很多东西没有健全的情况下，我虽然认为这是一个进步，但要真正做到还是很难。所以我们生意人平常更关心的是一些实在的新闻，像下面这个新闻，北京每度电涨4分，这就很真实，和许多人都有关系。”

　　而李冰对此也持一样的观点，他回忆说，平常和朋友讨论问题很少讨论到大时政的东西，比如反腐，“我们大家对新出台什么政策并不是太感兴趣，因为中国这个国家政策法规很多，但执行起来并不让人满意。我们只有在哪个贪官被抓了以后才会叫好。因为这样才比较实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