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大佑:用音乐表达政见 骗子下台

 暌违多年,“音乐教父”罗大佑今年再度展现独特的音乐魅力,独立发行专辑《美丽岛》,其中两首歌对时局做了严厉无情的批判。他日前从香港参加黄霑的丧礼后回到台北接受本报专访,娓娓诉说自己对台湾政治、两岸未来和音乐创作的看法。

  12月8日,台北县永和市四号公园,代表新党参选立法委员的雷倩举办造势晚会,小小的公园旗海飘扬,挤满了热情的支持者,但是其中更多恐怕是慕名而来的歌迷。

 九点半,压轴戏上场,罗大佑抱着吉他上台,台下欢声雷动,掌声不断,候选人雷倩带领群众高喊:“罗大佑,我爱你!”

  戴着墨镜,一身黑衣的罗大佑喝了口矿泉水,低垂着头,展开双臂,在舞台灯光转暗,台下群众屏息静候中,开始缓缓清唱新歌《美丽岛》:“浮沉海陆间,出没入夕阳底,放眼人世啊,何时才变成你。轮回于有无中,翻尽了悲和喜,风雨美丽岛,爱恨随痴人迷……”

  罗大佑稍早在接受本报专访时说:“台湾的历史发展到现在,我们经过了世纪末、沙斯、伊拉克战争、一场非常虚伪的选举,已经遇到一种瓶颈,这个岛能不能再继续美丽下去?我希望能唤醒更多人,把这个岛的良知唤醒过来,对政府扮演民间监督的作用。”

  在晚会群众的喝采声中,罗大佑接着弹奏吉他,唱起脍炙人口的《亚细亚的孤儿》,台下也开始传出零落的伴唱声,一场距离投票日两晚的政治造势晚会,突然间宛如他的个人演唱会,雷倩后来以7万2467票当选,罗大佑魅力发生多少效用,不得而知。

  他对本报说:“《亚细亚的孤儿》谈的是1980年代那种台湾和大陆之间,上一代之间的对抗,还无法走出自己的环境。现在台湾民主面对的问题更多,民进党变成执政党后,似乎把更多的问题带到民主的本质里。”

  罗大佑在晚会上也发表他个人的“政见”:“我们是担心我们所成长的美丽岛被继续分裂,最可怕的是继续被我们的政府分裂!我的政见只有四个字:骗子下台!”台下顿时一片喝采。

  说完,他继续唱起专辑里两首备受争议的歌——《绿色恐怖分子》和《阿辉仔饲着一只狗》。

  罗大佑在专访时讨论《绿色恐怖分子》说:“它就发生在生活里面,大家也知道发生什么事情,总得有人去记录这样的一个历史。我觉得它讲的是生活里面很简单的是非,因为大家的情绪是被它引导的,它会怎么影响我们的生活?我们应该对它有怎么一个简单的看法?”

  总统大选后,这首歌在总统府前抗争的泛蓝群众中传唱,整首歌用进行曲的形式,仿佛马戏团小丑在耍宝,全曲充满了蔑视和调侃的态度。

  罗大佑说:“如全世界所知,那个枪击事件是一个假的谋杀事件,是靠这个拿到政权,我们不能接受执政党公然行骗,而又不接受立法院正式合法成立真调会的调查。所以《绿色恐怖分子》写在这个时候也是对的,我担心台湾社会会因为这样的腐化、操弄跟欺骗,会变得越来越腐化下去。”

  他表示,原来写一首叫《新新人类》的曲子,原本怎么唱都不对,319枪击案发生后,突然就找到歌词变成《绿色恐怖分子》。

  《阿辉仔饲着一只狗》则写在李登辉还权倾一时的年代,用闽南语填词,音乐以十二小节的蓝调摇滚做基础去发展,他说:“那首创作是蛮早的,1999年底到2000年就开始写,我个人估计李登辉是有出卖连战,这种不是在好的伦理下的政党轮替是有问题的,我觉得整个和平大移交本身是充满问号的东西,所以当时我就预估可能它会带来更多问题。”

  对于用闽南语填词,罗大佑的解释是:“因为我本身是本省人、闽南人,我用台语表达就更自然一点,一些对执政党比较拥护的人,用他们的语言,他们也比较听得懂。”

  罗大佑针对特定人物的作品寥寥可数,除了这两首分别描述李登辉和陈水扁的作品,天安门事件后他也创作过《侏儒之歌》,收录在香港版的《爱人同志》专辑里。(他对邓小平的评价改变则是后话了。)

靠音乐来生存

  对于创作可长可久的音乐,罗大佑说:“我相信一首好歌是要脱离它空间跟时间的限制,像大家常说的‘情歌不死’,我这张新专辑还是有几首情歌,一个生命应该需要异性的吸引力,需要保持一个优雅的态度去吸引异性,这个宇宙其实就是太阳升起,月亮落下,阴阳的平衡,我相信是跳脱特定的时间空间后,找出一种宇宙自然规律,音乐跟人性就会源源不断继续下去。”

  与他的经典作品如《之乎者也》、《现象七十二变》比较,《绿色恐怖分子》与《阿辉仔饲着一只狗》都针对社会现象立即批评,对于经历这些事件的听众或许有感染力,但是缺乏了以前作品冷静的宏观审视和反思,是否能超越时间的考验而达到“经典”的地位,显然不无疑问。

  对于音乐的发展趋势,罗大佑说:“音乐变成information是我比较担心的地方,因为它会跟人的心灵的沟通产生一种距离。我还是希望音乐本身是一种纯粹的精神上和心灵上的产物。”

  四号公园造势晚会的群众在罗大佑表演结束后散去不少,显见“音乐教父”的号召力。

  罕见的旺盛创作力让罗大佑能在华语歌坛屹立不倒,他在叙述自己的创作观时说:“我创作力的来源——第一,这是我的生活,这是我的工作,我是靠这个来生存;第二,是我做过医生,我知道那种血淋淋的感觉,我知道当生命失去时,他的家人有多痛苦,所以如果医生是面对生命,音乐也应该是面对生命,它来自我对生命的热情和执著。”

“风险我自己来顶”

  台湾政治环境的急速改变影响了每个人,包括用歌声批判时代的“音乐教父”,罗大佑的新专辑《美丽岛》由他个人独立发行。

  他坦诚说:“唱片公司本身是紧张的,要接受这么强烈的政治message,它们的风险比我大,我不需要它们去冒这个风险,我自己来顶这个风险会比较健康一点,比较不会引起那么多牵扯。”

  他表示,除了“不想牵连亲朋好友”,他也不愿意因为专辑里一些政治意味的歌曲与大公司做妥协。

  他解释说:“台湾的自由环境还没有问题,但言论上,执政党在政治整合时让民间媒体和其他党派的声音出不来,这是我比较担心的一点,这是政治上的操弄。我以个人出来,就不会与党派扯上关系,就创作本身是没有问题的。”

  总统选举前发生的枪击案显然对罗大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向来通过创作歌曲表达社会观察的他无法掩饰自己的愤慨:“陈水扁如果不下台,骗局继续的话,台湾永远不会好,因为我们不能生长在一个谎言里,大家都不讲真话。”

  他接着说:“《绿色恐怖分子》和整个台湾良知有关,大家不敢讲真话的年代,是不会有真实的歌曲,执政党应该慢慢体会到,人民是有权利讲真话,当每个人都怕讲真话,只讲假话时,就是一个最脆弱、最危险、最没创意的时代。”

  台湾政治目前兴盛的“本土化”主流论述,显然也是罗大佑无法回避的问题,他说:“我赞成本土化,可是要本身能够扎根的本土化,而不是口号式的本土化,说穿只是为政治服务而已。流行歌曲重要的原因在于它是市井小民的声音,人民是没有真正政治力量的,他是被统治者,我是帮市井小民,帮没有政治能力,甚至政治思考分析的人,去写一些他们的歌,即使是情歌,有关土地的歌,人与人的歌,都是重要的。我们不要站在很高的本土化角度,去做很空泛、为政治服务的事。”

  至于从本土化而衍生出来的“去中国化”潮流,罗大佑说:“我反对在台湾做去中国化,就像筷子,是中国的产物,你要怎么去筷子?这是很愚蠢的,完全在制造两方面文化的对立,和不安的感觉,去否定文化本身具有的传统价值。我觉得没有必要去剪断和中国的文化脐带,新加坡在这方面花了很多心力,使各种华人、语言尽量可以蓬勃发展,这方面台湾不如新加坡。”

不否定自己是中国人

  对于自我的认同,罗大佑说:“从我的歌你就可以清清楚楚知道我的立场,作一个台湾人,我并不会否定我是中国人,华人社会我觉得应该有更多的反省,假如整个世界是在走合的趋势,不是在走分的趋势,在华人,或说是中国人,有共同语言、文化背景的人,当然应该更团结才对。”

  他在谈到于演唱会现场公开剪美国护照的抗议行为时说:“撕护照也许是一种形式的抗议,但我宁可解释成我很尴尬,我有美国身份,又有中国人身份,我找不到我自己,所以选择一种比较单纯的做法,我只要做一种人就行,在华人世界扮演一个角色就是了。”

  海峡两岸除了在政治和军事上对立,在经济与文化领域也存在既合作又竞争的关系,但是台湾近几年的发展,让罗大佑无法不忧虑:“台湾优势是在人的自由思考,跟对民主的认识,但经过民进党执政,对媒体这种压迫以后,用经济制裁很多财团,创作者会越来越审查自己,这对创作者是很不利的事。”

  关于华人流行音乐的前景,他说:“相对中国大陆经济起飞,文化自然会慢慢开放,全世界的华人包括台湾、香港、新加坡等自然就会有人到中国大陆,用自己的歌创作出新的音乐。”

罗大佑才在演唱会现场公开剪掉自己的美国护照。(档案照片)
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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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张比以前的还是差了不少,
比较怀念十年前的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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