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那天很爱国？(转自联合早报)

他们那天很爱国？

● 李慧玲

李慧玲（摄）

　　周末陪着父母在成都繁忙的春熙路上走着，百货商场外面两个小女生高举着不是很醒目的“抵制日货”的纸卡。在喧闹中用浓重的四川口音，认真地呼吁他们的同胞抵制日货。我不得不为此而停留，看着年轻的路人三三两两趋前，在她们的纸卡背面签名。

　　我不知道这两个女高中生需要多大的勇气，才能站在闹市之中，表达她们的爱国情怀。问其中一人为什么要高喊抵制日货，她说，日本人侵略中国却不肯承认等等，说话时情绪不是很激动，更多像在把课堂上所学的背一遍一样。她说，不要买日本人的东西，他们就得撤出中国的市场。是谁让她们来这里示威的？她说是自发的。老师在课堂上讲了日本人的事情，她们义愤填膺。

　　我继续地往前走，心里记挂这些孩子。我在香港时，对上街和游行已经习以为常。但这是中国大陆，在这里，大家都知道这样走到街上抗议示威不是常态。这些孩子，还有很多其他愤怒的青年，他们自己也都知道这一点。他们对中日关系以外的其他事情难道没有强烈的看法吗？我不知道。但是或许他们也知道示威游行当中的奥秘，因此进行了选择。反对另一个国家似乎是正当的爱国方式，而爱国又是一个容易被谅解的理由。

　　我记挂她们的另一个原因，是她们背出与官方宣传口径一致的标准答案时单纯和自以为是的表情。对于日本，或者说对于中日关系，她们长期以来得到了多少信息，可以从哪些管道得到让她们自行作出判断的信息？

　　我们面对的共同危险，是对于很多事件常常都只停留在吸收新闻标题式的表面意思，然后蜂拥而上地按照仿佛多年来早已因不同时期的政治需要，调节好的程序来反应。比如“日本修改历史教科书”是怎样的一种背景、制度和操作方式，当中有怎样的过程，再往下问，很多人都没有概念。

　　回到北京后，同事叙述他在北京看到的情景，更叫人心寒。在示威的人群中，一个父亲举起四五岁的孩子，孩子手中挥动着一面在日本国旗上打了叉的小旗子。围观者热烈鼓掌，而孩子为自己受到了肯定骄傲地笑了起来。

　　这是爱国教育吗？我很庆幸小学四年级时，詹老师讲华文课本里抗日英雄林谋盛一课时，告诉我们七七卢沟桥事件的背景，但是没有教我们仇恨。或许就像邓小平说过的“考虑国与国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不去计较历史的恩怨，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心态的差别”，到我这一代人，岛国的国民教育更多是去突出岛国的脆弱。在太平时期，爱国的最好方式是自强不息，赢得别人的尊重，而不是博得人家的同情。

　　世界正在关注中国，因为它的巨大，在它发挥经济潜力时，我们还关注它作为一个国家的举止，关注中国人民在和睦时期与不和睦时期如何与别人相处。日本修改课本是每四年一次，日本有让人觉得不合理的地方，但是国际媒体最近以来，报道的焦点不是日本的教科书，而是一个崛起的13亿人口的国家，它的国民如何怒气冲冲地在砸人家的使馆玻璃；电视画面中出现的，是他们如何以受害者的心态，仍然想用拳头和怒吼来与人争论。

　　看到这样的邮件：“如果你买日本汽车，将来开上中国街头的日本坦克就是你造的，如果你买日本橱具，将来射穿同胞头颅的子弹就是你造的，如果你买日本电视音响，将来就会在战地喇叭中听到同胞被杀的哀鸣！”我找出周策纵先生的《五四运动》来，重新翻阅五四运动发生的背景，再想像卢沟桥事件发生的那一年年底，祖母如何带着襁褓中的父亲逃离中国。对比今天中国在世界举足轻重的位置、今天中日的经济关系和民间的交流情况——有100万中国人在中国的日资企业工作，有7万7000个中国学生在日本上学，近日的事情，包括昨天上海、杭州等地还有数以千计的人示威，总是让我觉得生活于荒诞之中，好像有什么地方错了位。没有战争，却好像准备得冒着敌人的战火前进似的。

　　但是敌人到底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