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千城一面丧失个性 北京沦为二手香港?(图)

红桃JACK

千城一面

    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城市进入极速发展时期，截至2002年，中国城市增加了475个，每座的规划人口都在42万以上。而此时，恰逢全球步入信息时代，世界范围内的现代化城市都袒现在中国人眼前。在香港之后，中国人又综合了世界各地看来的很多片段印象，逐渐画出了现代城市的标准像：高楼、高密度、大广场、宽马路。

   上海在过去十年中新建的摩天大楼数量，比整个美国西海岸全部摩天大楼的总和还多，这些高楼正在加剧上海的地面沉降。在西北的某地级市，原本全城只有一栋十几层的高楼，市领导认为缺少现代城市气质，强令当地电信公司把自己的职工宿舍楼建为22层。

    广场本是西方城市形象的典型代表，古希腊时就是市民交往的空间，如历经几个世纪逐渐成形的威尼斯圣马可广场被称为“欧洲最美的客厅”。中国的城市领导者走出国门看到这些美丽的广场，短短一两年时间内就会在本地催生出一个大号的仿制品。现在，在中国，人们可以在北京之外发现十几个面积比天安门广场还大的城市广场，而且绝大部分是在边远的中小城市，显然，这些广场并不是为当地市民准备的。

    我们的造城，不仅常常直接取材西方发达国家，国内的一些城市也成为其他城市模仿抄袭的对象。北京在特定历史时期确定下来的一环一环向外发展的“摊大饼”式的城市扩展模式，被许多其他城市当作城市规划的宝典。中国内陆地区的一座城市如法炮制，修到二环的时候就遇到了山，还是坚持着环下去，哪怕只能画半个环。单个建筑的模仿更加普遍，近来，饱受争议的国家大剧院也成为模仿的对象，“巨蛋”已经在别处出现。

    在极短的时间内，我们的城市复制香港，复制巴黎，复制纽约，复制到千城一面，城市沉淀的历史魅力一天天减失。然而到头来，对于香港为什么是香港，巴黎为什么是巴黎，纽约为什么是纽约，又不知被关心了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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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规划的魔咒

    “城市规划”这个词，是20世纪50年代从俄文翻译过来的，本应译成“城市计划”，后因与当时的另一政府组织重名，才翻译成“城市规划”。中国城市规划学的学科体系基本按照现代主义的城市规划理论来设置，而这一理论从20世纪60年代就因缺乏人性而遭到人们的广泛质疑。

    “大而化之地为城市建立规则是最可怕的，因为无论什么规则，都是一种简化的思维。”周榕说。“千城一面的前提是千城一法。”迄今为止，中国只有一部规划法而没有任何地方性规划法规，城市自然生长所能产生的差异，一但遭遇规划，首先在这一层被过滤掉。

    周榕把目前的规划通则看作是观念、制度的投影：“现在建设前都要讲‘几通一平’，这‘一平’是很可怕的，它平去的是差异存在的现实土壤。”

    对于年纪较大的城市决策者来说，过去年代的记忆充满了悲惨匮乏，在他们脑海中，现代化愿景之强烈，令人只想尽快抛弃城市的历史记忆。能赋予城市气质差异的历史土壤也因此而松动，同时，他们采取的直接工具，是属于过去年代的“城市计划”思想。

    “中国现行体制下，城市发展的所有动力都来自政府部门，把城市真正的可能性完全抹杀了。”孙健敏说。在来自过去年代的规划咒语的刺激下，城市欲望的某一部分可以肆意疯长，而作为城市魅力基础的公共性和多样性，地理差异和人文关怀，被一点点抹去。

    “中国城市的真正发展才不过20多年的时间。在短期内，城市建设所能调动的资源，采用的方法、依据趋同，这是不可避免的。”比起不断被规划祛魅的历史城市，周榕认为，那些现在看起来千篇一律的新城倒不一定值得过分担心。只要假以时日，在偶然性的不断叠加、历史的不断淘洗之下，城市就会展示出不同面貌。

    然而，国内一些学者并不想把“添魅”的责任都交给后辈，他们开始对如何建立新的当代中国城市规划学进行研究。现在看来，在承认城市自然生长的基础上进行“微规划”，可能是一种人工“添魅”的可能。在规划政策的一些空白点上，如地产大盘或像五道口这样城市规划没光顾到的小块区域，探索性的实验已经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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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城市是自然生长出来的

    曾系统研究中国第六代电影中城市意象的自由撰稿人孙健敏，把“共享”定义为描摹城市的关键词。“现代化是大家协商的结果。大家聚集在城市是为了共同分担现代化成本。在城市里每个人都应充分表述自己的利益，同时尊重他人的利益。”在疯狂发展的欲望城市里，任何强加的意志都可能导致城市整体的裂伤，规划上也是一样。

    傅刚、费菁夫妇在纽约生活工作了18年，对这座100年前的欲望都市的规划思想有深切的体会。在他们看来，1811年建立的曼哈顿格网，富有弹性和包容性，能够适应200年来快速发展所带来的各种变化。

    费菁认为，好的城市是自然生长出来的，不是规划出来的，自然生长出来的城市，真实、不矫揉造作。

    “城市是一锅粥，八宝十全皆备，也许其貌不扬但有滋味。城市设计师和建筑师的工作是选料配方，行政部门掌握火候，使用者不断搅动……”面对欲望城市，规划能做的，就是给它未来无目的性的生长留出足够的包容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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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欲望

    如果把50年代到70年代人看作大的一代人，他们的共同特点就是都曾经经历过极其贫穷的窘境。当他们中的很多人成为现在主导消费的所谓“中产”时，会被一些小时候以为自己今生都不会拥有的东西，比如洋房和汽车，刺激出难以遏制的欲望。而这些大型消费品的个人拥有程度，与城市的面貌有很大关联。

    房屋作为巨大消费链条上一个很贵的环节，在风格的认同上，跟消费一件西装并无太大区别。150年的民族悲情，把中国人的文化自信心夺去很多。于是，长江三角洲上“一城九镇”的异国仿真，北京冬天凛冽寒风中的“蓝色爱琴海”，还有“格林小镇”、“塞纳河谷”、“澳林春天”……房产商刻意营造的欧洲风格的城市居住环境总能命中一干消费者的心。

    在《中国新闻周刊》和新浪网联合进行的网上调查中，60.05%的人们认为城市道路的宽窄无所谓，只要驾驶汽车时不会拥堵就好。当汽车成为城市空间的主导，人本主义就变成“车本主义”。为了行车方便，小巷被拆掉，马路越来越宽，行人要像老鼠过街一样四顾小跑着过马路。人们急着从一个室内移向另一个室内，城市的公共空间充满了焦躁和危险。

    调查显示，在城市里，人们最理想的拿一张报纸喝一杯咖啡的地点是街头咖啡座。《城市闲暇环境研究与设计》一书的作者马建业说：“城市的公共空间如何进行以休闲和交往为目的的设计，是城市魅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理想只是理想，中国人太忙了，甚至所谓的中产也停不下来。在城市街头卖呆儿的时间太少。”

    从中国城市的混乱无序中，傅刚看见“无法比拟的能量，为了生活、活得更好、活得更有滋味的强烈欲望。”这种欲望“不是天生的东西，而是来源于匮乏、压抑，来源于单凭做梦无法满足的愿望。”

    “今天的中国城市，反映的是极度压抑之后的疯狂爆发。”傅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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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望城市

    每个人都有欲望，城市模样是各种欲望角力的结果。在某种意义上，强势者会使城市成为自己的欲望载体，因而，城市是属于他们少数人的城市、建筑评论者，出版人史建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在这场城市化运动中，所有的加入者都充满了欲望，正是这种欲望以某种不恰当方式形成的扭力，描画了我们城市的脸孔。

    政府欲望

    上世纪90年代，“与国际接轨”的口号成为时代最强音，“大国风范”的自我感觉开始让城市决策者蠢蠢欲动，普通的西方城市不在话下，纽约、巴黎、伦敦、东京这样的超级都市，似乎才有资格成为我们城市蓝图的摹本。目前我国已有183座城市提出要建“国际化大都市”的目标，约占全国661座设市城市总数的27%。

    国际化欲望在城市建设中的另一个表现是，凡重要项目，都邀请国际上的明星建筑师来设计。国家大剧院“巨蛋”，在法国设计师保罗·安德鲁提交的若干个方案中，是他本人最不满意的一个；获得过普里茨克建筑奖的建筑大师库哈斯设计的耗资巨大的中央电视台新楼也以怪异造型而饱受争议，中国人真的需要这样的建筑吗？史建认为，与其说这是崇洋，不如说是示威。请国外名师造这样的建筑或许并不是为了给中国人看的，它实际上只是一种姿态。它的存在，是要告诉外国人说：“我无所不能。”

    除了国际化，发展的欲望片刻不可停歇。发展成了惟一目的、惟一指标。在各城各地提出的“N年大变样”口号中，变量N变得越来越小。库哈斯曾经这样调侃中国建筑师：“中国建筑师的数量是美国建筑师的1/10，在1/5的时间内设计了5倍数量的建筑，而他们的设计费只有美国建筑师的1/10。这就是说，中国建筑师的效率是美国同行的2500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