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印度挑战美国

谭中

　　“中国”、“印度”是美国公众言论中越来越频繁出现的名字，特别在军事战略界与商界。

　　对美国军事战略来说，未来数年，甚至数十年，真刀真枪是对付恐怖与“无赖政府”，中国摆在长远“挑战者”的位置上(印度暂时上不了荧光屏)。对商界来说，中印两国都成为注视焦点，是“机遇”和“挑战”相结合。

　　《纽约时报》著名专栏作家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花了一年工夫并亲自到印度班加罗尔与中国上海等地考察，得出中国和印度正在挑战美国的结论。这不但在他的新书《世界是平地》（The World Is Flat）中强烈反映出来，而且在他最近的专栏文章中反复强调。

　　

印中和美国在高层竞赛　　

　　

　　他说，印中两国和美国“不在低层，而在高层竞赛”，两国正在“人才建设”上迎头赶上美国。他在美国的硅谷经常听到“B to B”(Back to Bangalore)和“B to C”(Back to China)的信号——高科技人才正在不断从美国返回班加罗尔和中国。（其实，B to B 和 B to C 都是信息产业界的术语，原本的意思是：前者表示企业对企业，后者表示企业对消费者。）

　　海格尔(John Hagel)和布朗(John Brown)新书《唯一可持续的锋芒：商业战略取决于建设性摩擦与能动性专业化》(The Only Sustainable Edge: Why Business Strategy Depends on Productive Friction and Dynamic Specialization)，主要是建议美国企业家利用全球化的大好形势“outsourcing”(向外寻求资源，外包)以“增进杰出能力、摆脱非必要活动”，为此必须对中国和印度的“capacity building”(能力建设)要有崭新认识。

　　书中说：“你只要看三年前上海是什么样子，现在又是什么样子，就可以推论到未来。”

　　弗里德曼借了海格尔和布朗的分析而提出警告。他认为：与中国、印度积极进行人才建设相反，美国的教育情况却不乐观。他最喜欢引微软创始人盖茨认为美国教育制度过时的话：“如果不针对21世纪的需要重新设计，每年将有数百万美国生命受到限制、甚至毁灭。”

　　美国传媒评论家费施曼（Ted Fishman）出版新书《中国公司：下一超级大国崛起将如何向美国与世界挑战》(China, Inc.: How the Rise of the Next Superpower Challenges America and the World)，引了另一作家麦逊（Ian Mason）的文章，预见到2050年印度总收入将达到美国的水平，中国则会超过美国75%。

　　麦逊说，“中国和印度正在技术上超赶”美国，它们的人均收入必然会向美国水平靠拢。中国人口是美国4倍，即使人均收入只有美国一半，它的国民总收入就会变成美国的两倍 (费施曼的估计是：那时中国经济将会是美国的2倍半)。

　　费施曼书中说：“在世界变化最快的巨大经济驱动下，它(中国)正影响着作为消费者、雇员与公民的我们(美国人)。”

　　书的序言标题是“当中国成长世界就萎缩”，最后第二章的标题是“中国世纪”。

　　费施曼说，中国有9000万到3亿人从农村向城市转移。9000万等于美国全部劳动大军，3亿就是美国和欧洲生产者的总数，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移民运动”。到2010年，中国一半人口都会变成城市居民。那时中国有7亿能干的现代化生产力以及14亿胃口越来越大的资源消费者，使“中国人民”成为“地球上最大的自然资源”。“中国和全世界怎样利用这一资源”将会是未来世界的最主要问题。

　　作者说，中国不但变成全球成衣、鞋子、玩具、家用电器、电视、DVD激光录像机与手机的最大生产推销者，而且在生物科技与电脑制造上迅速达到上游位置。

　　他分析说：“中国成为全球工厂，因为它位于地球相对稳定的部分，对世界制造商提供了可靠、驯服与能力强的工业劳动力，又被政府培养、锻炼出纪律性。”

　　世界企业家清楚地认识了这一点锲而不舍地向中国投入资金，他甚至做出资本主义世界绝不会“抛弃”社会主义中国的结论。

　　华盛顿经济政策研究中心的韦斯布拉（Mark Weisbrot）估计，中美贸易照目前这样发展下去，从2003到2013年，中国进口将增加9860亿欧元，美国则会减少1410亿——等于中国把美国购买力击垮。

中国现在是真正“醒狮”　　

　　

　　已故美国中国通、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JK Fairbank）最喜欢说，同是10亿人口，在欧美两洲是50个相互竞争的集体，在中国却是一个政治单元。他说，在宋朝曾经是全球经济巨人的中国，如果傚法西方和日本的狭隘民族主义而崛起，未来的美国就只能以农产品去交换中国的工业品了。

　　费正清从历史的观点，从中国在唐宋时代在世界上生产技术鹤立鸡群的情况，感觉到今天中国正在重振八九百年前雄风。

　　弗里德曼等人所感觉的中国“挑战”实际上是三大因素的结合：一、中国地大、人多，中国人聪明、勤劳、勇敢、万众一心；二、中国有三大发明与万里长城，发动过义和团与文化大革命，其潜在的威力(或破坏力)有历史见证、举世共睹；三、中国近世纪来备受西方列强外加日本军国主义的欺凌，现在是真正的“醒狮”。

　　同样的，印度生产大军拥有许多正在逐渐显露的潜在优势。印度文明有几千年的言论自由传统，从古到今都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其传统的丰富想像力和今天的“信息民主化”结合起来，简直是如虎添翼。

　　数学是现代科学的筋骨，“零”的祖国印度1000多年来一直是数学超级强国，这正是印度变成电脑软件超级强国的先天条件。印度另一个比中国优越的条件是知识精英精通英语、熟悉用英文传播的西方现代文化，这是中国几十年都难赶上的。

　　更重要的是：印度开国总理尼赫鲁从1950年代开始建立IIT (印度理工学院，是把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印度化)，近十所IIT在信息技术革命中做出重要贡献，美国国会最近特别指名称赞(可谓史无前例)。

　　弗里德曼更补充一点：中印两国都有“学习”的传统道德(美国则阙如)。

　　美国人担心中国、印度挑战，一方面鼓舞了两国力争上游的干劲与信心，另一方面也警告两国领导人：别刺激当今森林规则的680磅大猩猩——美国——使它老羞成怒。

　　邓小平制定的“韬光养晦”仍是中印两国崛起过程中最好的护身符。更为重要、正像费施曼指出的：中国在超过全世界发达国家以后仍然会有大量比发达国家穷困得多的人民。

　　孔子说过：“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中国以“天功开物”大军在国际市场上挤垮竞争对手，将来变成全球巨富而贫富不均现象变本加厉，已经存在的民间“仇富”情绪有可能像火山爆发。那样，中国超级大国兼人口超级大国也会变成动乱超级大国，倒不如放慢对外拔尖“崛起”而专心致力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做到绝大多数人民安居乐业，才是正道。

·作者是从印度退休旅居芝加哥的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