殡仪工作师的生活—不怕死人怕拍照 ZT

Jessica2002

6月2日，成都殡仪工作诞生了首批技师，14位从业25年的殡仪工作者脱颖而出，其中5人是女性。昨（7）日,在北郊磨盘山成都市殡仪馆，记者走近了两位多年从事这一神秘行业的女性。
　　
　　入行25年：那时要算“白领”
　　
　　徐霞玲，今年刚满47岁，但从事殡仪工作已有25年，其中5年担任尸体接运员，现在是墓地的前台接待员。虽然她已年届不惑，但看上去却活力依然，卷曲的头发、得体的打扮让人觉得可亲可敬。
　　
　　1980年，22岁的徐霞玲走进了成都市殡仪馆，宿舍仅与停尸房一墙之隔。她说，当时自己年纪小，对殡仪这个行业并不了解，只是想着有一份不错的收入。“每月30元的工资，在上世纪80年代算收入相当不错了。”那时候，一个国营单位员工的工资不过才18元，“当时要算白领了。”徐霞玲自豪地告诉记者，“我抬了5年死人，从22岁就开始了，现在也还要经常带家属到停尸房”。
　　
　　尽管社会上很多人不理解，但徐霞玲的家人却非常支持她，特别是她的女儿。徐霞玲说，每当别人问女儿她妈妈是干什么的时候，女儿总是毫不犹豫地说“我妈是抬死人的”，言语不卑不亢。
　　
　　简单愿望：考证书肯定自己
　　
　　首批成都市民政局组织的技师考核中，只有14人顺利拿到了资格证书，49岁的罗章玉就是其中一个，将于明年2月退休。昨日，当记者先一步把好消息告诉她时，她欣喜若狂，但对记者的采访她却竭力推脱，“我是个只有初中文化的人，接受采访比我实际工作更难”。
　　
　　对自己的工作，罗章玉说，她只有一个简单的愿望：就是在退休前用一本证书来给自己的事业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这么多年了，殡葬行业才第一次明确有了工作等级之分，所以她不惜花800多元的培训费，坚持了30多天重拾课本，只为把握这样一次给自己正名的机会。“别人看不起不要紧，关键自己要觉得值。”罗章玉说，这也是所有殡仪工作人员的想法。
　　
　　由于工作性质特殊，她们在过年时从不主动到亲朋好友家去拜年。但在罗章玉眼里，自己所从事的工作是平凡而伟大的，她将自己称为“另类天使”，是死去的人走向天堂之路上的最后“值日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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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身上下沾满尸臭
　　
　　在殡葬服务这个行业，最辛苦的要数火化工，罗章玉就曾经干过这行。“现在我们的条件好多了。”这是她在采访中经常提到的。刚考进殡仪馆那阵，她经常也会在潜意识里感觉到刺眼的目光，内心还是忍不住有点自卑和惊慌。
　　
　　有时，抬死人火化会弄得满身都是尸臭味，特别是在炽热的夏天更是让人不堪忍受。罗章玉还清晰地记得20年前的那次停电。那一次殡仪馆停电3天3夜，由于没有必备的冷冻设备，80多具停放的尸体迅速发腐发臭，尸水都积了二三厘米高，全馆上下臭不可闻。当时，整个殡仪馆工作人员都不敢在里边吃饭，也吃不下。第4天晚上，殡仪馆终于来电了，罗章玉和同事们加班干到凌晨4时，这才将所有尸体火化完毕。那时，所有火化工全身上下都沾满了尸臭味，还有尸体上脱落的皮肤，甚至连头发上都是……早报记者侯林利摄影劳稔麦朵
　　
　　对话
　　
　　不怕死人就怕拍照
　　
　　记者：在常人眼中，殡葬行业比较神秘，你们的胆子是不是比一般人要大？
　　
　　罗章玉：一天下来，身上穿的衣服尽是死人的臭味，但干这行的哪能讲究那么多。都说我们胆子大得很，不过有的时候，有记者要给咱拍照，我们就打“闪闪”。
　　
　　记者：为什么呢？拍照这事不可怕啊？
　　
　　罗章玉（沉默片刻，淡淡地说）：社会的压力还是很大的啊，我们自己倒也无所谓了，只是孩子还小，要为他们考虑啊，省得他们被人家讥笑“你妈是个抬死人的”，会给他们带来麻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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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下衣服包裹腐尸
　　
　　1981年12月，位于九眼桥附近的安顺桥因发大水瞬间垮塌，20多个站在桥上看热闹的人全部溺水身亡。徐霞玲当时所从事的工作就是从河中捞取已经腐烂发胀的尸体。
　　
　　在最后一具尸体打捞上岸时，所带来的编织袋已经全部用完，她和同事们跑遍了附近也一无所获。情急之下，她和同事只好脱下自己的工作服开始包裹，就这样，3件工作服裹着一个即将支离破碎的尸体上岸了。问起当初这样做的原因，徐霞玲朴实地回答有点出乎意外，“工作嘛，跟医生救死扶伤一个道理”。当时在河心村，徐霞玲和她的同事一共打捞起了20多具尸体，连续工作了3个昼夜。
　　
　　有时候，殡车除司机外只能乘坐2人，而他们一般出去接运尸体都需要3人一组，另外一个人就坐在后面堆放尸体的木框上，“换句话讲，就是坐在死人身上”。没有害怕是不可能的，一开始大家都不愿意坐上去，但时间长了也就习惯了。
　　
　　夏天的时候全市限电，殡仪馆也不例外，每天有限的电量只能保障大炉，工作人员休息的房间里没有空调，闷得厉害。徐霞玲说：“最怕的是找不到地方，那边死者家人着急，我们开着车找得也着急，耽搁不得啊。有时候从几层甚至十几层的高楼上抬尸体下来，中途是不能放下来歇歇的，死者家属都不愿意把死者的尸体放在地上的，一趟抬下来，累得头都昏了……”
　　
　　徐霞玲说，现在夏天出车量较大，白天一般都在20车次，由于是24小时工作承诺，晚上加班根本睡不了觉。常常是刚出车回来，抹把脸、歇口气的工夫，出车的电话就来了，最多的一晚上出车30多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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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
　　
　　夜里，我流着眼泪做噩梦
　　
　　冰冷头颅滚到脚边
　　
　　在5年的接运生涯中，徐霞玲说自己所接过的尸体少说也有3000具，每次都是换着班来搬运，熬夜是常事。她说，自己也曾胆怯，也曾在夜里流着泪做噩梦。1982年6月的一天，她和师傅蒋伯伯到火车站去接运一个被火车碾断头颅的男子尸体，那事让她终身难忘。
　　
　　“两人肩膀一抬，一个血肉模糊的头就顺着滚了下来，直接掉在地上。”徐霞玲说，当时她正和另一名运尸工抬着一具尸体准备往车上搬。尸体用白色的裹尸布包得严严实实的，白布被血水和体液浸染得斑驳不堪。在搬尸上车前，徐霞玲在师傅的指导下拉开裹尸布上的拉链进行检查，一股股浓烈的腥臭几乎让她窒息……
　　
　　当时徐霞玲24岁，还没有结婚，面对一个突然滑下的冰冷头颅，当时的震惊和害怕现在想起都毛骨悚然。她说，被火车碾断头颅的年轻男子，看上去是完好地摆在站台上的，根本没有想到他的头在抬起时会滑落下来，“人头滚到脚边，自己连看都不敢再看一眼，还是师傅去捡起来放在死者的大腿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