殡仪工作师的生活—不怕死人怕拍照 ZT

6月2日,成都殡仪工作诞生了首批技师,14位从业25年的殡仪工作者脱颖而出,其中5人是女性。昨(7)日,在北郊磨盘山成都市殡仪馆,记者走近了两位多年从事这一神秘行业的女性。
  
  入行25年:那时要算“白领”
  
  徐霞玲,今年刚满47岁,但从事殡仪工作已有25年,其中5年担任尸体接运员,现在是墓地的前台接待员。虽然她已年届不惑,但看上去却活力依然,卷曲的头发、得体的打扮让人觉得可亲可敬。
  
  1980年,22岁的徐霞玲走进了成都市殡仪馆,宿舍仅与停尸房一墙之隔。她说,当时自己年纪小,对殡仪这个行业并不了解,只是想着有一份不错的收入。“每月30元的工资,在上世纪80年代算收入相当不错了。”那时候,一个国营单位员工的工资不过才18元,“当时要算白领了。”徐霞玲自豪地告诉记者,“我抬了5年死人,从22岁就开始了,现在也还要经常带家属到停尸房”。
  
  尽管社会上很多人不理解,但徐霞玲的家人却非常支持她,特别是她的女儿。徐霞玲说,每当别人问女儿她妈妈是干什么的时候,女儿总是毫不犹豫地说“我妈是抬死人的”,言语不卑不亢。
  
  简单愿望:考证书肯定自己
  
  首批成都市民政局组织的技师考核中,只有14人顺利拿到了资格证书,49岁的罗章玉就是其中一个,将于明年2月退休。昨日,当记者先一步把好消息告诉她时,她欣喜若狂,但对记者的采访她却竭力推脱,“我是个只有初中文化的人,接受采访比我实际工作更难”。
  
  对自己的工作,罗章玉说,她只有一个简单的愿望:就是在退休前用一本证书来给自己的事业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这么多年了,殡葬行业才第一次明确有了工作等级之分,所以她不惜花800多元的培训费,坚持了30多天重拾课本,只为把握这样一次给自己正名的机会。“别人看不起不要紧,关键自己要觉得值。”罗章玉说,这也是所有殡仪工作人员的想法。
  
  由于工作性质特殊,她们在过年时从不主动到亲朋好友家去拜年。但在罗章玉眼里,自己所从事的工作是平凡而伟大的,她将自己称为“另类天使”,是死去的人走向天堂之路上的最后“值日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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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身上下沾满尸臭
  
  在殡葬服务这个行业,最辛苦的要数火化工,罗章玉就曾经干过这行。“现在我们的条件好多了。”这是她在采访中经常提到的。刚考进殡仪馆那阵,她经常也会在潜意识里感觉到刺眼的目光,内心还是忍不住有点自卑和惊慌。
  
  有时,抬死人火化会弄得满身都是尸臭味,特别是在炽热的夏天更是让人不堪忍受。罗章玉还清晰地记得20年前的那次停电。那一次殡仪馆停电3天3夜,由于没有必备的冷冻设备,80多具停放的尸体迅速发腐发臭,尸水都积了二三厘米高,全馆上下臭不可闻。当时,整个殡仪馆工作人员都不敢在里边吃饭,也吃不下。第4天晚上,殡仪馆终于来电了,罗章玉和同事们加班干到凌晨4时,这才将所有尸体火化完毕。那时,所有火化工全身上下都沾满了尸臭味,还有尸体上脱落的皮肤,甚至连头发上都是……早报记者侯林利摄影劳稔麦朵
  
  对话
  
  不怕死人就怕拍照
  
  记者:在常人眼中,殡葬行业比较神秘,你们的胆子是不是比一般人要大?
  
  罗章玉:一天下来,身上穿的衣服尽是死人的臭味,但干这行的哪能讲究那么多。都说我们胆子大得很,不过有的时候,有记者要给咱拍照,我们就打“闪闪”。
  
  记者:为什么呢?拍照这事不可怕啊?
  
  罗章玉(沉默片刻,淡淡地说):社会的压力还是很大的啊,我们自己倒也无所谓了,只是孩子还小,要为他们考虑啊,省得他们被人家讥笑“你妈是个抬死人的”,会给他们带来麻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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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下衣服包裹腐尸
  
  1981年12月,位于九眼桥附近的安顺桥因发大水瞬间垮塌,20多个站在桥上看热闹的人全部溺水身亡。徐霞玲当时所从事的工作就是从河中捞取已经腐烂发胀的尸体。
  
  在最后一具尸体打捞上岸时,所带来的编织袋已经全部用完,她和同事们跑遍了附近也一无所获。情急之下,她和同事只好脱下自己的工作服开始包裹,就这样,3件工作服裹着一个即将支离破碎的尸体上岸了。问起当初这样做的原因,徐霞玲朴实地回答有点出乎意外,“工作嘛,跟医生救死扶伤一个道理”。当时在河心村,徐霞玲和她的同事一共打捞起了20多具尸体,连续工作了3个昼夜。
  
  有时候,殡车除司机外只能乘坐2人,而他们一般出去接运尸体都需要3人一组,另外一个人就坐在后面堆放尸体的木框上,“换句话讲,就是坐在死人身上”。没有害怕是不可能的,一开始大家都不愿意坐上去,但时间长了也就习惯了。
  
  夏天的时候全市限电,殡仪馆也不例外,每天有限的电量只能保障大炉,工作人员休息的房间里没有空调,闷得厉害。徐霞玲说:“最怕的是找不到地方,那边死者家人着急,我们开着车找得也着急,耽搁不得啊。有时候从几层甚至十几层的高楼上抬尸体下来,中途是不能放下来歇歇的,死者家属都不愿意把死者的尸体放在地上的,一趟抬下来,累得头都昏了……”
  
  徐霞玲说,现在夏天出车量较大,白天一般都在20车次,由于是24小时工作承诺,晚上加班根本睡不了觉。常常是刚出车回来,抹把脸、歇口气的工夫,出车的电话就来了,最多的一晚上出车30多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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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
  
  夜里,我流着眼泪做噩梦
  
  冰冷头颅滚到脚边
  
  在5年的接运生涯中,徐霞玲说自己所接过的尸体少说也有3000具,每次都是换着班来搬运,熬夜是常事。她说,自己也曾胆怯,也曾在夜里流着泪做噩梦。1982年6月的一天,她和师傅蒋伯伯到火车站去接运一个被火车碾断头颅的男子尸体,那事让她终身难忘。
  
  “两人肩膀一抬,一个血肉模糊的头就顺着滚了下来,直接掉在地上。”徐霞玲说,当时她正和另一名运尸工抬着一具尸体准备往车上搬。尸体用白色的裹尸布包得严严实实的,白布被血水和体液浸染得斑驳不堪。在搬尸上车前,徐霞玲在师傅的指导下拉开裹尸布上的拉链进行检查,一股股浓烈的腥臭几乎让她窒息……
  
  当时徐霞玲24岁,还没有结婚,面对一个突然滑下的冰冷头颅,当时的震惊和害怕现在想起都毛骨悚然。她说,被火车碾断头颅的年轻男子,看上去是完好地摆在站台上的,根本没有想到他的头在抬起时会滑落下来,“人头滚到脚边,自己连看都不敢再看一眼,还是师傅去捡起来放在死者的大腿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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