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大审判中国最后全程见证者(ZT sohu)

依然在世的两位东京国际大审判中国亲历者

　　他们见证了东京审判

　　□本报记者　吴晨光

　　他的巨幅照片被悬挂在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他曾经达到人生的最大辉煌，也曾经默默承受了28年的黑暗岁月

　　他以亲身经历，对流行一时的《远东国际大审判》一书提出质疑

　　将“杀人竞赛”者送上断头台

　　他们并肩站立，军刀拄地，脸上流露出日本式的微笑。
他们的身后，是211名中国人的冤魂。

　　刊发于1937年年末东京《日日新闻》上的照片震惊了世界。“百人斩超记录！”这家日本知名媒体使用了如此标题。图片上的两名日本少尉军官—— 向井敏明与田野毅——在南京大屠杀中，以军刀砍掉中国人头颅的数量作为“竞赛”，最终以向井杀死106人“获胜”。而田野失败的原因，是军刀“卷了刀刃”。

　　1947年，东京，远东国际法庭中国检察官办公室。23岁的检察官秘书高文彬在浩如烟海的资料中，发现了这份报纸。“当想到自己的同胞像牲口一样被屠戮时，我的心都碎了。”他说，“作为中国人，惟一的想法就是将他们处决。”

　　是一架美国军用飞机将高文彬送往东京的。1946年5月，从上海到东京的航程需要3个多小时。与高文彬同行者还有周锡卿、张培基、刘继武、郑鲁达，因英文出色，他们被远东国际法庭中国检察官向哲浚先生选为翻译。半年之后，脱颖而出的高文彬又担任检察官秘书。

　　载有两名刽子手照片的《日日新闻》，经高文彬之手传回中国南京军事法庭。对东条英机等28名日本甲级战犯的审理，是在远东法庭进行的；而对于亲手屠杀中国人的乙、丙级战犯，则在中国国内的不同地区接受判决。

　　“证据引起了中国法庭的高度重视。”高文彬回忆说，“他们通过盟军司令部，抓捕逃亡在日本的向井和田野。由于重名者很多，搜寻几乎持续了半年。最终在两人的家乡日本崎玉县，盟军看到了他们。刽子手已经脱掉军装，头裹白布，在街边做起了小生意。”

　　根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记载：尽管两人在法庭上极力推诿，但因证据确凿最终被判处死刑。1948年1月28日，抽完最后一支香烟，杀人者被拖到南京雨花台刑场执行了枪决。

　　亲历东京审判

　　从担任检察官秘书到1948年7月回国，大部分工作日的早上八点半，高文彬都会准时来到办公室，收集证据，并将那些沾满中国人血泪的证词翻译成英文。一位年轻的美国少尉也会把前一天的庭审记录送来，由这位中国检察官秘书仔细阅读、整理后装订。“每位法官或者检察官只有一份记录，但我要求提供两份。”高文彬说，“除了为向先生保管之外，我打算把另一份带给我的母校——东吴大学法学院。”而在审理到与中国关系密切的部分时，检察官秘书也会来到现场，并从雄辩而严谨的中国检察官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

　　“二战后的东京一片萧条。”高文彬说，“街头四处是小贩，为生意的不景气满面愁容。而在地铁中，年轻的女孩子会主动拉客，生活的艰苦让她们不得不放弃尊严。”

　　由于中国人是战胜者的身份，所以高文彬受到了很大的“礼遇”。当他在商店和日本人碰面时，他们都会回避。“如果你是弱者，他们会飞扬跋扈；一旦你强过他，他就会对你心服口服。”

　　高文彬住在东京七重洲旅馆，与一名美国军官同室。最初每月的报酬是250美金，当调任秘书职务后，薪水增加到300美金，生活可以过得非常舒适，当时他每月的住宿费用只需两美金，而每天的伙食费是0.4美金。

　　审判是在东京涩谷区的日本陆军省旧址进行的。法庭上飘扬着11个战胜国的国旗，包括中、美、苏、英、法等，而法官也来自这些国家。审讯工作从 1946年5月3日开始，由检察长、美国人季楠向法庭呈递起诉状。开庭之前，先由荷枪实弹的英国宪兵将全部被告人从监狱中提出，押上军车，车窗上蒙着黑布。而当下午审理结束后，再按照原样押回监狱。

　　“28名被告人被指控犯有55项罪状，主要被归结为破坏和平罪、违反战争法规及违反人道罪。”高文彬说，“审理共经历两年半时间，开庭818 次，受理证据4000多件。东京审判与同一时期欧洲纽伦堡法庭对德国纳粹的审判，是《国际法》的重要发展，为《联合国宪章》中关于制止侵略、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奠定了基础。”

　　尽管出庭时间不多，但每天阅读庭审记录让高文彬对审理过程了如指掌。接近80岁的时候，他以寥寥几千字清晰地概括了远东法庭成立的背景及审理过程；又对流行一时的《远东国际大审判》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但最为遗憾的是，我从东京带回来了两木箱庭审记录，在上交后全部失散。”抗战胜利60周年时，老人痛心地说，“很多历史就这样湮没在岁月中。”

　　1948年11月12日，长达1200多页的判决书终于出炉。28名日本人中，7人被处极刑———包括战争的发动者东条、手中沾满中国人鲜血的土肥原、板垣；另外21名战犯分别被判无期或有期徒刑。

　　远东国际法庭法官梅汝趝、检察官向哲浚、检察官顾问倪征日奥等人一下子成为民族英雄，而高文彬的母校东吴大学法学院也因此更加著名。在赴日的十多名中国人中，70％以上是东吴毕业生。

　　东吴大学的义气书生

　　上海昆山路188号，东吴大学法学院遗址。自1915年建院，这里为中国培养了数百位学术精英，包括新中国首任国际大法官倪征日奥、小说家金庸等人。在20世纪初期，它被称为世界上最优秀的“比较法”（这里的学生兼修英美法与大陆法，并在学习中感受两种法系的异同——编者注）学院之一。1941 年，21岁的高文彬走进白色小楼，成为大一新生。

　　当时上海已经沦陷3年，为了避免在汪伪门下“注册”，从1941年到1945年，法学院曾3次搬迁。先是从昆山路搬入一座教堂，最后又转移到南阳路爱国女校。在颠沛流离中，高文彬学习了数十门课程———其中关于外国法律，都是全英文讲授。

　　“我们不敢高喊爱国口号，但没有人不痛恨侵略者。”他回忆说，“学校在昆山路时，我上学要经过位于常德路的一个日本兵营。为了表示对他们的厌恶，我宁可绕路走。”

　　日本人无条件举起白旗的时候，高文彬获得了法学学士学位。在当时，十之八九的国人都是文盲，可以想象到一个法学学士的珍贵。毕业纪念册上，同学对他评价道：“君神采清朗，短小精悍，雄于膂力，同窗咸戏称其有‘气功’。兄之力学精神，尤非浅浅之徒，所可望其项背。兄于英文，甚宗墨皋兰，读《约翰生传记》，不数日，即能默诵全书……”

　　60年前的毕业纪念册已经泛黄。2005年6月6日，82岁高龄、已经满头银发的高文彬翻开它时，眼睛里流露出飞扬的神采。他指着与他一同赴日参加东京审判、出任检察官顾问的鄂森先生的照片说：“这是我最尊敬的师长。”

　　毕业纪念册的序言是由鄂森执笔的，“春秋朝夕，影烟暮霭。中言而发，愀然而起。当其一纵一横，舌簧如电，目耀如星，充分表现习法者应有之精神。”在另一页，有东吴大学法学院的校歌：“茫茫禹域，整顿匡扶，责任在吾徒！法制兴邦，陪材沪上，几辈已前驱！”

　　晚年的辉煌

　　1945年7月毕业后，高文彬先后担任国民政府地方法院刑庭书记官、老闸区公所户政股股长。在拥有两年多东京审判的经历之后，检察官秘书又回到上海，成为国民政府外交部驻上海办事处的一名专员——相当于今天的科长。当红旗插上这个大都市的城头，解放军接管了高文彬所在的机构，他留在这里继续服务。

　　没有任何征兆，无妄之灾在1952年降临到高文彬头上。受东吴大学一名被错打成“特嫌”师长的牵连，受人尊重的外交官被判8年劳改。后回原籍不被接收，在那里呆到1978年。

　　而邓小平的复出给他们带来了希望。

　　1979年冬天，56岁的高文彬回到了阔别28年的上海。他身上的蓝色棉衣四处露出棉絮，手里只有一个破木箱。当他走出上海火车站时，有人把这位参加过东京审判的英雄斥为“叫化子”。

　　上海海运学院收留了他，如今，这所学校已经更名为上海海事大学。年近花甲的老人在这里拥有了教授头衔，主讲国际海洋法和国际私法。“政府后来要对我的冤案进行补偿，但被我谢绝了。”他说。

　　1984年，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工作人员找到了他，他参与东京大审判那段辉煌的历史终于被写入史册。今天，老人的巨幅照片挂在纪念馆“东京审判”的栏目中，他是目前健在的惟一全程见证历史审判的人。

　　1991年，高文彬应邀赴美国加州大学海斯汀法学院讲学，被该院推荐为“马文·安特生基金会”第一任外国专家讲师。这个法学院拥有全美第十的排名。

　　毕竟已经是一位七十岁的老人，病痛折磨着他。1992年之后，他一直在家休养，并指导着海运学院的十几名研究生。

　　“就在我感慨青春不再的时候，命运再次发生转折。”高文彬说，“1997年，一位名叫薛波的陌生人敲开我的家门，请我参与到《英美法大词典》的编辑工作中去。”

　　目前，世界上有两套法律体系并行——中国等国执行的是大陆法，而英、美等国运用的是英美法。国际交流的增多尤其是中国“入世”之后，没有此类工具书的中国法学家们举步维艰。自1993年起，中国政法大学硕士薛波联络了一批志同道合者，开始词典的编撰。

　　“解放后中国对于英美法教育的断代，让工作陷入僵局。”薛波说，“在多方求助之后，我们终于找到了这批东吴学者，从此，工作峰回路转。而参加过东京审判的中国人，有1／3成为词典的编审。”

　　高文彬所负责的，是以A、D、H为首的词条的校订。北京方面会把经过英中对译的初稿送到他的家里，而后定期把校订后的稿子取回。薛波至今保留着老先生们一字一句校对的底稿，他们的敬业会不时让这个坚强的男人泪水满面。“我的参考书是英国《牛津法律大词典》、美国《布莱克法律大词典》等6本砖头一样厚的工具书，在桌子上翻来翻去确实费力。”高文彬说。

　　由于词典的编辑是个人行为，薛波没有向老先生们许诺任何报酬，但这根本不妨碍工作的进展。直到2003年5月——12年的辛劳之后，这本收录了50000个词条、厚达1434页的词典出版时，高文彬已经整整80岁。

　　数名老人在编辑过程中去世，而1998年的一场中风也让高文彬的精力大不如以前。词典的扉页上，记录着这些老人的名字，“这是在参与东京审判之后，我人生中第二次辉煌。”高文彬说。（参见本报2003年1月报道《被遗忘三十年的法律精英》及2004年4月报道《“老兵不会死去，只会默默地消逝”》）

　　裘劭恒：说服最关键证人--末代皇帝出庭作证

　　上海，东长治路的一个高档小区内，老人品味着他的一生。

　　他精神矍铄，腰板笔直，声音洪亮，但记忆有些衰退。“但有一点我永远不会淡漠，那就是日本对我们的侵略。”高文彬说，“很多时候，当我闭上眼睛，就是我所翻译的几十万字的中国人的血泪证词。历史不能被遗忘，是的，绝对不能！”

　　他们见证了东京审判

　　本报记者　吴晨光

　　上海淮海西路的一栋居民楼中，远东国际法庭中国检察官首任秘书裘劭恒在此隐居。

　　6月6日，记者敲开了裘家的大门。老先生的妻子——一位气质优雅、操着上海口音的女士——客气地谢绝了采访的要求，“他的身体不好，已经不见客了。”

　　93岁的年龄加之病痛的折磨，让裘先生不能像当年一样侃侃而谈东京审判的过程。只是在家中高挂的历史照片上，能感觉出60年前的神采、气度和责任感。

　　裘劭恒于20世纪30年代，获得了东吴大学法学学士的头衔。1946年，远东国际法庭组建时，作为中国检察官向哲浚的首任秘书，他肩负着搜寻证据的任务。

　　当年2月7日，向哲浚和裘劭恒一到东京，就向国际检察局递交了中国政府认定的11人的战犯名单。名单中，位列第一的战犯是日本侵华的间谍首领土肥原贤二，排在第二的是曾任日本关东军司令的本庄繁——当时的国民政府并不知道这名战犯已经自杀，第三则是南京大屠杀制造者谷寿夫。

　　国民党政府最初以为作为战胜国，审判仅是走过场，但对于采取英美诉讼程序的军事法庭，有没有证据、证据是不是有力、会不会被对方驳倒，是能否判定战犯罪名的唯一标准。中国方面的一纸名单，对于检察方是远远不够的。于是在1946年3月到4月，向哲浚和裘劭恒频繁回国，前往过去的敌占区和遭受过侵略迫害的难民中寻找人证与物证。但由于战争期间中国方面没有注意搜集和保留证据，日本方面又严守军事秘密，投降后又销毁了大量犯罪证据，让中国检察官向哲浚的工作困难重重。

　　但裘劭恒最终找到了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尚德义、伍长德，目击者美籍医生罗伯特·威尔逊、约翰·梅奇牧师等关键人物。检察官向法庭提供的证人证词和其他证据材料堆起来，有一尺多高。大屠杀策划者松井石根刚开始百般抵赖，但很快被检察官驳斥得哑口无言。

　　1946年8月，伪满洲国皇帝溥仪出现在法庭上，在东京引起了轰动。末代君王是国际检察局3个王牌证人之一，他整整出庭8天，创下了单人作证最长时间的记录。而这名关键人物是被裘劭恒说服出庭的。

　　“他头一次看见我，见我是中国人，怕得要命，以为中国人要把他当汉奸审判。我告诉他说，来东京让他做证人，是去证明日本人是怎么利用你做傀儡侵略中国的。他开始还半信半疑，后来我去监狱次数多了，连陪在旁边的法警也不怎么听我们谈话了，他才逐渐放松起来，最终接受了法庭的要求。”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裘劭恒回忆说。

　　“裘先生工作能力强，是检察官的得力助手。”高文彬评价说。在日工作半年之后，首任检察官秘书返回上海从事律师工作，他的遗缺由翻译高文彬接任。

　　解放之后，裘劭恒所受到的冲击比高文彬小得多。他先于上海外语学院任教，1980年，突然接到了“火速进京”的通知。当他到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报到时，被告知已内定任命为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要他与邹瑜（曾任司法部长、中华全国法学会会长）一起，代表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外进行解答 “林、江两案”的一些法律问题。不久后，特别法庭庭长江华通知裘劭恒，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决定任命他担任特别法庭的法律顾问。

　　隐退之后，他又返回上海居住。也有不少媒体走进他的生活，尤其是在抗战胜利纪念日的时候。这位中国检察官秘书与参与过东京审判的所有人一样，秉承着这样的态度：历史不容篡改，忘记它，就意味着背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