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机要秘书谈林彪“一号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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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在紧急备战期间发出的“一号令”，“九一三事件”后众说纷纭，事实真相究竟如何，让我“实话实说”。

　　1969年3月发生在中苏边境的珍宝岛武装冲突，令全世界为之一惊。中国为了显示捍卫自己领土主权的决心和顶住“社会帝国主义”压力的气魄，不惜在这块弹丸之地部署重兵，并且派一大军区副司令亲临前线坐镇指挥。珍宝岛因这一场边界自卫反击战的胜利而举世闻名。其实，这场战斗的政治意义远远大于它在军事上的意义。

　　我注意到，林彪对珍宝岛发生的事情，从始至终都缺乏兴趣。我向他转报有关情况，他只是听听而已。毛泽东主席提出“要准备打仗”，又号召“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林彪仍无任何响应。“九大”召开前夕，苏联磨刀霍霍地在中国北部边境之外陈兵百万，拉开一副“大兵压境”的架势。内部情报资料不断显示，苏联高层有些“鹰派”人物极力主张乘中国正在发生内乱之机，对中国实行先发制人式的突然袭击，具体目标是摧毁中国的核实验基地（罗布泊）和一些主要战略城市（如北京、天津、上海和东北的哈尔滨、长春、沈阳等地）；有的甚至提出动用核武器，以一举摧毁刚刚建起的中国核能力。苏联为了实现这一侵略野心，还派了一个名叫“路易期“的间谍去与台湾的国民党勾勾搭搭，为蒋介石“反攻大陆”助威打气。这类动向，林彪听得认真，但无所表示。这大概就是他性格中的独特而又神秘之处。他似乎胸有成竹，轻易不露声色。

　　回想几个月前发生的事情与近日来出现的微妙变化，他的反应大都如此。

　　几个月前，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来访。毛泽东主席接见时，罗马尼亚代表团团长齐奥塞期库作为既是苏联的“老朋友”，又是中国的“老朋友”，对中苏两国、两党的严重对立深感忧虑。他想当“和事佬”，奉劝中苏两党“停止论战”和对峙，以使夹在中间的“兄弟党”免受困扰。毛泽东把他的好意相劝告顶了回去，并且说中共反修、反霸的决心不会改变，中苏论战不会停止，至少还要争论“一万年”。齐说，“一万年”的时间太长了。毛泽东笑着说：“看你的面子，那就把中苏论战的时间减去一百年，再争论九千九百年。”毛泽东的一句戏言，被罗马尼亚客人看作是中国党想缓和中苏关系的一种姿态。齐问：“我可以把毛泽东同志的这句话转告给苏联方面吗？”毛泽东说当然可以，不过“九千九百年”不能再减了。罗马尼亚人把这一信息当作是他们此次访华的最大成果，特意在返国途中在苏联的莫斯科作短暂停留，由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的第二把手波德拉纳希亲赴克里姆林宫，将毛泽东“减去一百年”急诊的承诺转告给了苏联的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

　　罗马尼亚人是认真的，但中苏两党的领袖们对此并不认真。

　　过后几个月，即1969年3月，中苏两国边防军在珍宝岛连续发生了两次武装冲突，并以中国边防军的胜利而暂时告一段落。于是，苏联的军方头领想对中国施行“核报复”的叫嚷甚嚣尘上，台湾的蒋介石也认为这是他“反攻大陆”的“最好时机”，然而由于美国的箝制，他们才没敢动手。美国当时正陷入侵越战争的泥潭，它的头号宿敌是苏联而不是中国。蒋介石的背后有美国在为他“反攻大陆”拆台，他勾结苏联重返大陆只是白日做梦。

　　苏联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有人想发疯，也有人比较清醒。清醒者的代表人物是总理柯西金。虽然当时中国的上层把柯西金也当作苏联“修正主义叛徒集团”的首领之一，但他实际上在中苏关系上是主“和”，而不是主“战”。

　　珍宝岛的枪声一响，柯西金坐不住了。他担心如此发展下去，中苏两国的武力摊牌将不可避免。但局势一旦变得不可收拾，那将不仅给中国、也会给苏联造成严重灾难。一个拥有十亿人口的中国，是不怕核威胁的；何况中国也有核武器，数量虽然有限，但给苏联的远东地区扔上几个，其后果也难以预料。更何况，西半球还有一个美国，中苏之间的两败俱伤，只能让山姆大叔坐收渔人之利。

　　柯西金这种求和怕战的心情，被中国的领袖们看得一清二楚。这应归功于总参三部的技术专家们，是他们采取特殊侦察手段，截获了柯西金通话的秘密。一份打印的柯西金通话记录，分别上呈毛泽东、林彪和周恩来。我作为给林彪讲文件的秘书，知道它内容的时间比林彪还要早。

　　“喂，你是北京的电话总机吗？”对方用的是华语，但能听得出，他的口齿并不流利。

　　“我是北京。你是哪里？”

　　“我是莫斯科。柯西金总理就在我身旁，他想和周恩来总理通个电话，请你帮助接转一下，好吗？”

　　“柯西金？”

　　“对。”

　　“他是修正主义分子，是叛徒！他有什么资格和我们的周总理通电话？”总机守机员毫不客气，手一抬，把电话线切断了。

　　对方又“喂，喂”几声，北京方面毫无反响。

　　接着，对方并不气馁，他通过北京的总机又接通了苏联驻华大使馆。柯西金本人并未出面，而是让他的翻译用俄语要到了苏联驻华使馆临时代办，告诉他去中国外交部，就北京电话总机守机员的“无礼”向中国方面提出抗议，并请中国外交部转达柯西金想与周恩来直接通话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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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有一点建议。”我继续向叶群叫苦：“在苏州值班的秘书只有我一个，我又不懂军事，这付担子使我感到有压力。”“这不要紧。”叶群说，“你一个人够，再从毛家湾调一个来。”“我们办公室的几个秘书都是政治干部出身，没有一个军事上的内行，现在是抓战备的紧张时期，林办秘书中最好能调来一个懂军事的。”“这不必要。”叶群把我意见顶了回来。“首长过去指挥打仗，从来不依赖秘书。现在就是再调一个将军来当秘书，也用不上。”

　　不管怎样，由于开辟了几条掌握敌军动向的渠道，我作为林彪抓战备工作的一耳目，感到心中的压力减少了。各方面的情况，每天源源不断地从总参作战部、空军情报部和北京的“林办”值班室传到苏州来。这一下，我这个值班秘书可真有事可干了，要记录频频打来的电话，要综合各方面的情报，还要看从北京每一两天就送来的一批文件，要天天几次给林彪和叶群讲文件、讲动向，还要处理杂七杂八的零星事务，忙得团团转。不久后，叶群又从北京把于运深秘书调来苏州增援，情况才稍好了些。林彪对我讲战备方面的情况，我听得比较认真，而叶群对这些枯燥无味的情况罗列缺乏兴趣。她又让我打电话给北京的阎仲川副总长，让他选送几份香港出版的报纸给苏州，目的是想开开眼界。过后不久，总参作战部送来四种香港报纸，每种都是厚厚一堆。它们是《大公报》、《文汇报》、《晶报》和《香港时报》。我选了几张给叶群过目，她刚看上几眼，就吓得“呀呀”直叫，原因是报纸的不少版面都有蛇的图案。从此，叶群与那些港报再也无缘。

　　紧紧张张只是一阵子。几天之后，林立果从北京来到苏州。一天，他跑到秘书值班室。闲谈时，他向我发议论说：“我看这个仗打不起来。我们搞紧急备战，苏联也搞紧急备战。很可能是双方摸不清对方的意图，都担心对方先动手。”我曾以为林立果的这种议论只是小孩子之见。但后来看来，他的这一见解也不无道理。从苏联的战略动向看，它关注的重点还在欧洲；它在边境外对我搞大兵压境，无非是想对我施加压力，但若真想对我发动进攻，兵力明显不足。至于美军，它在侵越战争中已经陷入泥潭，欲打无力，欲走又不甘心。远东美军和太平洋舰队进入全面戒备，可以看作是一种守势，而我方在苏美耀武力之时，加强战备体制也是必要的。林彪本人大概也明白了这一点。敌人的紧急战备，可能是对我军紧急战备的一种反应。林彪对于紧急备战的热情渐渐凉了下来。仅仅一周过后，他对听讲这一方面的情况，逐渐失去了兴趣。

　　我军各部队根据林彪的命令进行紧急疏散，已经有一月有余。立即爆发战争的迹象逐渐减少，形势也趋缓和。但是这时正值入冬季节。部队的处境又遇到了许多困难。特别是北部几个军区的部队，有的野营在外，有的散在民间，有的隐蔽在战备工事里，有的据守在深山隘口上。部队的给养、运输、训练、管理以及思想政治工作，都出现了不少新的问题。如果确实处在战时条件下，环境比这再艰苦，指战员们都会像当年的红军和“老八路”那样，坚持忍受。但是现在并没有更加迫切的需要，让几十万兵员在外边挨冷受冻。因此，人们对这种没完没了的疏散逐渐感到不可理解，有的甚至感到厌倦，各种“活思想”也随之增多。对于这种情形，我根据各军区来电反映的实际困难，及时向林彪作了报告。

　　“部队可以回营了。”林彪表示不解：“他们为什么还要继续疏散呢？”林彪真是大处抓得住，小处不爱管。在他看来，部队的疏散之权由他掌握，何时收兵回营就是各军区自己的事，至多由军委办事组发个通知就够了。但各军区是根据副统帅的命令进行紧急疏散的，上边不发话，他们不敢擅自作主。我对林彪解释说；“部队是根据首长的命令疏散的。首长不发布新的指示，各军区自己不好作出部队回营的决定。”“你给黄永胜打个电话，叫他们研究一下。我看部队可以停止疏散了。”林彪表态同意，这是件好事，但由于叶群的阻挠，又使部队的上百万指战员在野外多受了苦。叶群说：“首长不能发这样的指示。疏散出去没风险，过早收回来就有是非。如果现在就把部队收回来，一旦战争爆发，这个责任谁来负？”在关键性问题上，叶群在林彪面前当大半个家，这次又是这样。按理说，在形势已明显变缓的情况下，停止部队疏散本用不着再由林彪去发什么命令。作为军委的办事机构——军委办事组有责任、也有能力为此作出相应的安排。事实上，后来的收兵回营乃是下边自主作出的决定。军委办事组不“办事”，此乃一例。

　　林彪发布“一号令”的背景和经过，如此而已。说它是“反革命武装政变的预演”，没有任何事实根据。说它是“迫害老干部”的“动员令”，更是欲加之罪。刘少奇、朱德、陈云、邓小平等老革命家疏散外地，是根据毛泽东的提议，10月15日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正式作出的决定，并由周恩来、汪东兴具体经办的。在10月16日、17日实施，而林彪发令是在10月18日。这都是有案可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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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小时以后，林彪、叶群那边再无动静，说明没有变化。我抓起电话机，让北京的军委一号台总机找到北京的黄永胜。总机说，黄总长正在西山的战备指挥所，我让总机把黄的电话接过来。我对黄永胜说：“林彪同志对部队当前战备工作有六条指示，让我传给黄总长，请您记一下。”黄永胜答应一声：“好，我马上就办。”这个电话稿，我以“首长让黄永胜去电话”作标题，将它的原件存在档案柜里。奇怪的是，总参作战部向下传达时，擅自加上了一个所谓“林副主席的第一个号令”这样的题目，使它成为后来“批林”的众矢之的。叶群与我约好，“两个小时”以后在我将林彪的“六条”传给黄永胜的同时，她负责将“六条”内容报告给正在武汉的毛泽东主席。按叶群平时一贯注意突出主席的心态，她打这个电话的时间不会比我晚。林彪传出“六条”指示后，北京的黄永胜怎样向下传达的，我毫无所知。这一期间，我作为林彪身边唯一的秘书，从未接过黄永胜本人的任何电话。黄永胜与叶群的热线一直不断。在黄永胜眼里，与一个秘书打交道是不必要的。

　　“九一三事件”之后，林彪的“一号令”曾被认为是“反革命武装政变的预演”和“迫害老干部的动员令”而受到连篇累牍的“批判”。“四人帮”把持的舆论工具这样别有用心地胡说八道，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也跟着人云亦云，他们说什么林彪背着毛主席发出“一号令”，是想看看自己呼风唤雨的本事灵不灵，看看下边部队的主要领导人对自己发号施令是什么“态度”和“感情”，林彪更想“一箭双雕”。既想借“一号令”作一次“反革命武装政变“的”预演”，又想假“战备”之名迫害老干部，把朱德、陈云、聂荣臻、叶剑英、陈毅和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等一大批无产阶级革命家统统赶出北京去，由此推理下去，当然也把刘少奇惨死在河南开封和陶铸惨死在安徽的责任也都推到了林彪的头上。这不是历史，因为它不是事实，而是故意捏造的“历史”。事实是：据我观察，林彪为防止苏联借谈判之名对我实施突然袭击的态度是十分认真的。他口述的那六条，核心内容是部队要紧急“疏散”。疏散到哪里去，怎样疏散，他并未具体过问。命令发出后，他一直在注视着苏联方面的动静。

　　10月20日那一天，他让我与总参作战部取得不间断的电话联系。林彪平时在中午12点以前就开始午休，但这天却坚持不等苏联代表团从飞机上走下来，决不睡觉，他判断苏联人坐的飞机不是运载的什么谈判代表团的，大半可能是携带空降兵或核武器的不祥之客。因此他吩咐我盯住北京电话，探明这架飞机是什么时候从苏联的伊尔库茨克起飞、何时飞经蒙古首都乌兰巴托、何时飞越我国边境小镇二连，何时飞经张家口，何时飞近我国首都北京。我是一步一报。是听得不厌其烦。直到中午过后，他听到我转报北京传来的消息：“苏联代表团的飞机已经在北京东郊机场降落。……代表团在库兹涅佐夫的率领下，已经从飞机上走下来。……我外交部官员上前迎接，……情况正常。”林彪这才肯去休息。

　　事实是：林彪发出“六条”命令（所谓的“一号令”）以后，我军各部队（主要是驻“三北”地区的部队）立即进入一级战备状态。随后不久，敌人方面也相继进入了同样的戒备状态。据情报消息，沿中苏边境一带的苏军，全部取消了一切休假，部队调动频繁，有些部队似有向我前沿推进的趋势。驻在太平洋和远东一带的美军，也开始全面加强戒备。连在台、澎、金、马的国民党军队，也进入了紧急备战状态，各方面的动向，都已呈现剑拔驽张之势。在战云密布的紧气氛之下，似乎一场大规模的战争一触即发。

　　我作为国防部长的值班秘书，此时在精神上感到一种压力。一方面，我感到我这个角色的份量确实不轻。林彪委托主管军委日常工作，一旦战争打起来，他处于直接关系到国家安危的重要地位。他的判断是否正确，是否适当，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他对敌我双方的态势是否了如指掌。然而他现在远离北京，远离毛主席，远离总部的作战参谋机构；他既不看文件，又不亲自接电话。唯一能够帮助他掌握一些情况的，就是秘书值班室直通北京的电话。这电话机是由我守候的，一旦因为我值班贻误了情报的传递，就会酿成大患。另一方面，我整天和各种情报资料打交道，这些资料不能全盘端给林彪，只能经过我的判断、选择、分析和综合之后，扼要地讲给林彪听，可是我的军事素养和现代科技知识水平又很差，怎么能保证工作中不出误差呢？我怕误事，决定将这些忧虑报告给叶群，看她说应当怎么办。

　　“我看照现在这样下去，很危险！”我对叶群说。“危险什么？”叶群惊奇地问。“现在爆发战争的迹象很多。苏、美都进入了紧急战备状态，台湾的蒋介石都想乘机动手。对方的真正企图是什么，现在还弄不清楚。要真的敌人先动手，我们肯定要被动挨打，吃苦头。”“你根据什么这样说？”“我根据我们现在所处的情况。首长是国防部长，现在远在苏州，什么情况也不能及时了解，怎么指挥打仗？”“他不了解情况，就得怪你们。”叶群盯着我说：“你们秘书给他讲文件，报情况，误了事我就找你们是问。”“我知道的情况，就是及时给首长讲，也已经晚了几天了。我的情况主要是来自林办留在北京值班的秘书。情报部门把情况报给总参作战部，作战部报告毛家湾，毛家湾再报苏州，我再报告首长。这样一辗转就是一两天了。苏联的飞机从蒙古起飞到北京用不了一两个小时，打导弹只要几分钟；而首长一两天后才知道情况，这不危险吗？”“那你说怎么办？”叶群也没主意了。“我也没有更好的办法。”我说，“我想起码应当保证情况传递的准确和及时。为了及时，最好减少中间环节。总参作战部向首长反映情况，再不能只靠文件传送，更不必经过毛家湾的值班秘书转来转去，而应有一个总参作战部和苏州这里直接联系的渠道。我的意思是；总参作战部应当把重大的敌情动态及时用电话传给苏州。”“这样可以。”叶群立即表示同意。“你打个电话给总参的阎仲川，让他们及时向苏州报告情况，分秒不能误。你还可以告诉空军情报部，让他们也及时向苏州报告情况。这样双管齐下，情况就来得更及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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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毛泽东的提议下，中央决定在中苏谈判展开之前，将大部分中央一级领导人疏散到南方各地。10月15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会议，对疏散工作做了具体安排。16日至于17日，疏散工作紧张进行。毛泽东去了武汉。林彪去了苏州。朱德、李富春去了广东。陈云、邓小平去了江西。聂荣臻去了河北省邯郸。叶剑英去了长沙。被列为“专案”审查对象的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一些领导人也同时被疏散到外地。在北京留守的主要领导人只有周恩来和黄永胜。未雨绸缪，无可厚非。

　　10月17日，林彪、叶群坐飞机去了江苏省苏州市。我奉命陪林彪到苏州值班。林彪住在这所院子中央的一座西式平房里，叶群住在宋美龄曾经住过的一座旧式小楼上，我们几个值班工作人员住在另一座西式平房里。林彪、叶群的住处与工作人员的住处正成一个三角，相距不过三四十米。这所大院，听说“文革”时是苏州市政府的交际处，分南北两个大院，我们住的是南院，警卫部队住在北院，南院的房子还有一些，那主要是为原来这里的工作人员办公所用。林彪住下后，当务之急是保障通讯联络的畅通。总参通信兵部派来专人，为叶群的住处和值班室临时安装了军委一号台专线电话。林彪那里不需要通向外部的电话，但在林彪与秘书之间、叶群与秘书之间，特意架上一条简便的“热线”，只要林、叶想叫秘书，一个电话就能保证秘书“随叫随到”。“林办”秘书随同林彪来苏州的只有我和李文普，外加一个管收发文件的保密员。其余秘书全在北京留守。

　　18日下午5时许，内勤进来向我传话：“张秘书，首长叫你去一下。”由于刚来苏州，有许多事情需要安顿，因此我还拿不出充裕的时间去翻看北京带来的文件。林彪叫秘书去，可能是要我讲文件，我去讲什么呢？……我进去后，林彪正在室内低头踱步，他见我后，停下脚步，说：“你打个电话给黄永胜。”林彪示意我作下记录。我坐下了，他仍然站着。他像往常那样，站在我面前，一边想着，一边逐字逐名地口述：“一、……；“二、……；“三、……；“……”他一供口述了六条。这是林彪喜爱用的表述方式。他交代什么意图，常常没头没尾，没有拐弯抹角，没有多余的形容词和修饰词，一开口就是“一、二、三”。他这次也是这样，他说：“苏联谈判代表团将于10月20日前来北京，对此应提高警惕。为了防止苏联利用谈判作烟幕对我进行突然袭击，全军各部队应立即疏散；要保证通信联络的畅通；各种重要装备、设施和目标要注意隐蔽和伪装；要加强作战值班；要抓紧武器、弹药的生产；二炮部队要做好发射的准备。”这显然是林彪以国防部长的身份向全军下达的进入紧急战备状备的口述命令。

　　“都记下来了吗？”林彪问我。“记下来了。”我说。“再念一下。”我照念一遍。“好，就这样。”林彪说：“你赶快用电话找到黄永胜，把我说的这几条传给他。”“过去首长和主任都规定过，凡往处传的首长批示都要压半天。今天这个电话是否压一压？”“噢，当然要压一下。”林彪恍然想起他过去总结的“宁慢勿错”的经验。“宁慢勿错嘛！可以压几个小时。”他想了想，又说：“你把这个电话记录稿，再送给叶群看看！”我去的叶群，把林彪口述的六条记录稿给了她，她看了上眼，对我说：“首长叫打电话，你们就打呗！对打仗的事，我不大懂，他（林彪）比我高明。不过你们当秘书的，有责任帮助首长想得周到些。你看这里有什么问题没有？”“我看不出什么问题。”我故意绕了个弯子，然后才表示：“但如果想得周到些，我有两条建议。”“哪两条建议？”叶群蛮有兴趣地问。我说：“第一，这样大的问题，最好请示一下毛主席。”“对，对，这个建议好。”叶群连忙表示赞同，同时解释说：“首长这是在战争时期养成的作风，遇有紧急情况，就当机立断，事后再向军委和毛主席报告。他对毛主席一贯是忠心耿耿的，主席对他也信得过。首长这样做，在战时是允许的。当然现在还没有发生战争，先报告一下主席是应当的。你的这条建议提到了点子上。第二条呢？”“第二，”我接着说，“这里第六条讲的是让二炮部队做好随时发射的准备。二炮是导弹部队，是靠按电钮的。一旦不慎，一次就可能引起一场世界大战。因此，我建议对这一条应加上一些限制词。例……。”“这一条建议也提得对。”叶群不等我说完，就站起来要走。“这不能开玩笑，慎重一些对。走，你随我见首长去，当面建议他改一改。”她一边走一边说：“首长是个军事家，是作大文章的，不像你那样注意个别辞句。不过个别辞句也得讲究一点。”到了林彪那里，叶群一上来就说：“一零一呀！你让张秘书给我看的那份电话稿，我看过了。”“看过了，那好嘛！”林彪坐在沙发上，笑着打趣说。叶群也坐下来，对林彪说：“你提的那几条，我看都很重要，也很好。不过我想提两条建议，你爱听吗？”“什么建议？我想听听。”叶群重复了我说的那两条意见。把我的建议说成是她的建议，大概叶群是想加重一下建议的份量，也显示一下她在林彪面前的份量。“同意。就照你说的意见办。”从林彪那里出来后，叶群就向我布置说：“你把这份电话稿照抄一份给我。向主席那里报告，由我负责。传给黄永胜，由你负责。”“再压多久呢？”我问。“两个小时就够了。”叶群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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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接见的部队干部，特别是两个军的师以上干部，难得有一次和副统帅兼国防部长当面交谈的机会。因此他们趁着林彪讯问“部队有什么困难”时，就纷纷提出一个他们共同感到苦恼的问题：“怎样正确处理一好和三好的关系？”林彪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以后，提倡普遍开展创造“政治思想好、三八作风好、军事训练（完成任务）好、生活管理好”的“四好连队”运动。在罗瑞卿任总长的总参谋部和肖华任主任的总政治部的具体推行下，这一运动在头几年搞得有声有色，对于部队基层建设的加强和战斗力的提高确曾起过积极作用。但在林彪于1965年提出“突出政治”以后，“四好”运动就越来越变形，形式主义的东西越来越多，并且使军政干部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张，嘴上空唱高调成了时髦，埋头搞军事技术工作的却被批判，部队的战备工作和基础建设都受到了严重的削弱。因此说是“创四好”，实际上是“突出”了所谓“政治思想好”，又怕被人扣上“不突出政治”的帽子。这个问题，部队干部人人关心，经常议论，但谁也说不清楚，谁也解决不了，这下林彪亲自来了。虽然在大首长面前说话总难免有点拘束，但人们还是鼓起勇气向林彪提出了这个问题。然而在林彪看来，“一好与三好的关系”怎么会成为问题呢？他明明讲的是“创四好”，并没说只创“政治思想好”，他还曾讲过要以“一好带三好”，而不要只抓“一好”而丢了另外“三好”。他确实这样讲过，但下边执行起来却只有“突出政治”。据说，“突出政治”是“一突百通”，而“冲击政治”是“一冲百空”的。这些只是少数“先进典型”总结出来的经验，这经验说起来好听，照行起来颇难。这样，有少数部队领导干部越弄越糊涂。不“突出政治”不行，但不抓好战备和训练，又怎么行呢？面对大家提出的问题，林彪置之一笑。他说：“突出政治，要坚定不移。但什么是政治呢？全局就是政治，战备也是政治。要胸怀全局，立足本职。在当前，搞好战备就是最大的政治。”林彪讲话，郑维山代表他的下属表示“坚决拥护”，“坚决贯彻执行”。林彪从早到晚，忙了一整天，他稍感疲劳，早早地休息了。但精力充沛的叶群，却不肯轻易放过仅有一宵良机的张家口之夜。天色刚过黄昏她就让吴法宪、郑维山两员大将陪着去逛当地的百货商店。这时，商店已经关门点货，但因为“大人物”驾临，只好又破例将门打开，叶群等人进了商店，街上一些过往的群众也跟着一拥而进。他们也跟叶群一样，并不是真的想进商店买什么东西，而是各有所好。叶群不过是招摇过市，借机露面以显显威风，而跟进来的人们不过是想看看热闹。

　　“是叶群！”人群中有人高喊。

　　“是叶群！”又有人附和。

　　这几声惊叫，立刻把附近和游人和商店的工作人员都吸引过来，把叶群、吴法宪和郑维山围得水泄不通。随同叶群等人前来的8341部队警卫人员一时难以打破这堵人墙，只能暗中叫苦。

　　“还以为大家认不出我，但还是被认出来了。”叶群眉开眼笑地对着人们说。她拿出《语录》本，举在空中挥动几下，高喊：“我代表林彪同志向同志们问好！向同志们学习！向同志们致敬！”人群中发出一些掌声。有人带头高喊：“向叶群同志学习！向叶群同志致敬！”又有人喊：“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

　　“这是空军的吴司令！这是北京军区的郑司令！”叶群又把她身边的吴法宪、郑维山介绍给大家。她紧接着又带头高喊：“向吴司令学习、致敬！”吴法宪也举臂响应：“向叶群同志学习！向叶群同志致敬！”吴法宪胖得像个阿弥陀佛了。他在平静时，两只眼睛已被脸上肌肉挤得十分犯狭小，而现在，由于过分激动，嘴上的唾沫再配上含着报恩之情，使他显得更加可笑。叶群和吴法宪互相吹捧，在人群中引起一些掌声和笑声。这场闹剧，不得不收场。警卫人员出于安全的考虑，终于设法把叶群等人护送出百货商店上了汽车，返回住地。

　　军委办公厅警卫处参谋刘吉存是这场闹剧的目击者。他回到住地就对我大发牢骚。“真不像话！主任给我们讲，首长这次来张家口是严格保密的，叫我们保证首长的绝对安全。她出去在群众场合这样大喊大叫，保什么密？谁还能保证首长的安全。”次日下午，林彪一行返回北京。林彪的张家口之行，使他对西北方向的地面防务稍感放心。但此时主要威胁是来自北面方向，而且主要是来自空中，而非地面。

　　在当时，我国的空防能力远不能完全抵御敌人空中攻击。至于对手搞的核讹诈，当然吓不倒站起来的新一代中国人。但来自敌方的可能核袭击，也不能掉以轻心。林彪听讲国际动向，特别是苏联军方动向的兴趣，比过去明显增加。我这个“讲文件“的秘书也感到责任更重了。

　　我党中央对当时苏联方面的真正意图也保持着高度的警惕。尽管中苏两国总理的九月会晤已被中苏之是展开关于维持边界现状谈判的具体日期和双方代表团的组织级别取得了共识，但谁都不能不担心这是苏联为发动侵华战争而放出的烟幕。以库兹涅佐夫为团长的苏联政府代表团抵达北京之日，就不定就是苏联对中国动手之时。苏联代表团来北京时间已经确定：1969年10月20日。10月20日，也就成了中国人民最感到吉凶难卜的一天。当然，后来的事态发展证明，把形势估计得这么严重似乎是不必要的。但作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谁也不能把国家的安危当作儿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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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叶群的安排，林彪带上林豆豆坐上第一架“子爵”号，陪同的有空军司令吴法宪、副总参谋长阎仲川、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和参谋长马卫华。叶群自己带着林立果，乘坐第二架“子爵”号。叶群说，这样即便林彪的飞机出了事，仍可保证林家这条“根”不会断。

　　“林办”的工作人员也分乘两架“子爵”号。我和李文普以及林彪的内勤和8341部队的警卫值班负责人、负责专机服务的空军副参谋长胡萍，都上了第一架“子爵”号。叶群的内勤、“林办”驻地的医生和部分警卫干部、随叶群乘坐第二架“子爵”号，其余警卫人员则乘坐“伊尔—18”。林彪座机上有两个工作人员负有“特殊”的使命。这两个工作人员，一个是我，另一个是从空军报社临时调来的摄影记者。我的任务是记录林彪在途中的一切谈话，摄影者的任务是拍下林彪在视察途中的一切有意义的镜头。“子爵”号的内舱，原来是个桶形，设有40多个座位。经过改装，机舱的前半部隔出两个单间：一个是工作间，另一间是卧室。工作间的一侧有个铺着白布的长方形的桌，两旁各有两个软椅；另一侧横放一个长形沙发。一路上，林彪一直坐在工作间里。郑维山坐在林彪的旁边，以便随时回答林彪可能提出的问题。吴法宪和我坐在林彪的对面，阎仲川和马卫华则坐在另一侧的沙发上。林彪乘坐的“子爵”号平稳地从北京西郊机场起飞后，另两架飞机也相继起飞，它们的目标是直奔张家口。林彪的专机腾空后，很快向西转头，朝着延绵不断的太行山奔去。由于是看地形，飞行员受命把飞行的高度压得比较低，航速也比较慢。这一天又正值秋高气爽，万里无云，因此地面上的山川河流、桥梁隘口、庙宇村落，从机舱的玻璃窗望下去清晰可见。林彪时而拿起望远镜朝下望望，摄影记者及时抓住机会，把他的神态拍入镜头。除了飞机的马达声外，机舱内一片寂静。因为林彪不吸烟，其余人的烟瘾再大也只能忍着。林彪不引出话题，谁也不敢吭气。“前边就是五台山吧？”林彪终于打破沉寂。“是的。”郑维山用手向机舱下指了指。“那就是五台山。这一带，林副主席很熟吧？”“走过，”林彪说。“不过，现在这一带变化了。”林彪说着，又拿起放大镜，在上边寻找他所关心的地名。“这就是五台山。”郑维山指了指图上的一个标记。“我们的飞机现在是在这个位置上。再往前飞，这就是雁门关。”

　　郑维山很健谈。他初次和林彪坐在一起，开始有点拘束，但一当林彪把话匣子打开，他就滔滔不绝了。他向林彪介绍这一带的地形特点，讲到一些有条件，也讲到一些不利因素，讲到入侵之敌可能选择的进攻方向，也讲到他对防御作战所作的部署和决心。他特别有兴致地讲起了他所提倡的用步兵打敌人坦克的一种战术，声称敌人如果敢于用坦克群在他所防御的地带贸然来犯，他有决心把它们打得落花流水，有来无回。郑维山年过50，但精力充沛。他的口音既有南腔，又有北调，但很好听，也很好懂。他的口齿流利，讲起话来既精练，又有说服力。他没读过多少书，但在几十年的带兵生涯中，不但提高了军事指挥才能，而且练就了一个军事指挥员所难得的口才。一路上，经五台山过雁门关，再到张家口，往往是林彪的只字片语，就能引出他的一套宏论。在平时，林彪是不大喜欢一个下级在他面前这样侃侃而谈的。但今天，尽管郑维山喧宾夺主，并使他身旁的的空军司令吴法宪和副总长阎仲川无暇张口，但林彪并无反感。郑维山像连珠炮似地倾述着自己的一些军事见解，林彪一直在洗耳恭听。林彪大概是在有意观察和考核郑维山，而郑维山却向他交出了一份满意的答案。林彪于是又改话题，进一步问郑维山的战斗经历。原来郑维山也并非等闲之辈，他自幼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参加过长征，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一直是聂荣臻和杨成武手下的一名爱将。林彪又问郑维山：“你过去指挥过哪些大的战役？战绩如何？”郑维山有些羞怯地回答说：“我指挥过的战斗很多。参加过平津战役，我直接指挥的最大战果是歼敌五万多。”解放战争后期，郑维山仅是华北野战军第一纵队的司令。作为一个军级指挥员，他的战绩也算不俗。但在林彪面前，他确实感到自己没有什么可值得炫耀的。

　　转瞬间，张家口到了。林彪的专机在张家口机场降落后，驻在当地的65军杨军长和贺政委前来迎接，并用车把林彪一行送到了预先安排好的住处。这里是一座灰砖砌成的三层楼房，后面是一个宽阔的大院。它装潢朴素，设施简单，当时作为张家口市政府所管的“交际处”，是当地接待宾客的一流建筑。条件低劣，好在林彪对此并不挑剔。林彪从飞机上下来后，一直兴致很高。他在中午稍作休息，就提出要在当天下午接见附近驻军的师团以上主要领导干部。接见分成三批：第一是接见驻张家口的65军的军师两级主要负责人；第二批是接见驻延庆的27军师以上主要领导干部；第三批接见降了格。空军在张家口有几个“543”地对空导弹营，和陆军的军师“老大哥”相比，这些营级“小兄弟”只是个基层战斗体，但林彪对空军的重视远远高于陆军，因此它们的负责人也得到了面见副统帅的机会。每次接见，都由吴法宪、阎仲川和郑维山作陪。接见一开始，先由林彪问一问每个人的姓名、职务、哪里人氏、多在年龄以有关战备的一些情况，最后再由林彪就战备工作作些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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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副主席的指示很重要，我们坚决照办。”黄永胜带头表态说。

　　“我们空军的战备没搞好，我有责任。”吴法宪抢上来说：“我坚决拥护林副主席的指示，回去后立即行动。”

　　其他几员大将都表示拥护林彪的指示没有谁再补充什么“措施”。

　　军令如山倒。当天深夜，吴法宪用电话向“林办”报告：根据林彪的命令，空军在北京附近的几个机场上停留待命的作战飞机，除少数值班者以外，其余已全部转场，其它有关措施也已落实。

　　这天深夜，林彪又下一道既可笑又危险的命令。他让李文普给总理打电话，说为了防止因敌人轰炸而使水库决堤，他主张把京郊几个大型水库——十三陵水库、官厅水库以及密云水库的水大部放掉。总理接到李文普的电话之后，当即表示反对。总理说，如果把这些水放掉，不用说一夜之间，就是连放几天也放不完。更严重的是，这些水下泻之后，将使附近的几十个县、甚至更多的地区遭到水淹，因此万万使不得。李文普把总理的意见转报林彪，林彪这才作罢。

　　但不管怎么说，林彪抓战备是认真的。他的举止有些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国家安全不受威胁。

　　国庆期间平安无事，而林彪确实为它度过了几个难眠之夜。

　　节日一过，林彪决定视察张家口。张家口是北京西北的要塞，是首都安全的屏障。那里曾是当年平津战役中的一个重要战场，附近地形险要而复杂，林彪此行的目的是想亲自看看那里的战备工作落实情况。林彪此行是绝对保密的。除了主席以外，他行前连对周恩来都未打一声招呼。林彪动身之前，叶群忙着为此大作准备。一方面，她提前派出几个先遣人员到张家口，为林彪一行在那里过夜作食宿安排。另一方面，她让空军准备三架飞机待命。另外，由于张家口没有适合林彪坐的高级轿车，叶群下令从北京提前去一辆“吉姆”。正式动身的这一天（10月5日），北京西郊机场戒备森严。上午8点，林彪、叶群驱车到达机场时，除了吴法宪、郑维山、阎仲川、马卫华之外，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也赶来为林彪送行。在停机坪上，并列着两架“子爵号”专机。在当时的条件下，这是我国最好的、也是仅有的两架专机。它是从英国进口的，最大的优点就是比较安全——据说它从出厂至今还没发生过技术事故。机身不算大，共有四个螺旋桨发动机，即便在飞行时一个发动出了事故，另三个发动机仍可照常工作，又比较安全，因此作为短途专机比较理想。此外，机场跑道上还停着一架苏造“伊尔—18”型客机，它是为林彪的一般随员和警卫人员准备的。林彪一行近百人，三架飞机也是满载的。

　　这么多随行人员中，有一个人的处境最为奇特。这个人就是吴法宪。林彪此行的目的是“看地形”和检查部队的战备工作，与空军的事关系不大。与吴法宪有直接关系的是林彪乘坐的专机是属于空军的，但已有一位空军的副参谋长（胡萍）专门负责专机的使命，再劳空军司令的大架就属多余。外人很难设想，这里面有一段原委。这个主意出自叶群。叶群最担心的是怕林彪坐的专机出事，因此凡是林彪出行，叶群总是劝他多坐专列火车，而要少坐飞机。但林彪出于某种需要，又不能不依靠这个快捷的现代交通工具。这次视察张家口，时间紧迫，离开飞机更是不行。叶群为了确保林彪的安全，在想不出别的万全之计的情况下，就抓空军司令作“人质”。我听他不止一次地流露过：“只要首长和我坐飞机外出，必须拉空军的吴司令陪着。他必须对飞机的安全负完全责任，一旦出了事，他也跑不了。”由此可见，吴法宪寄人篱下所扮演的角色，是多么可怜而又可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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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西金想以苏联第二号人物的身份在北京降落并与中国领导人会面这一举动，决非是仅属外交礼仪之类的例行公事。但他大概不了解中国的决策所必需的复杂程序：驻外使馆给中国外交部，外交部行文报给主持外事工作的周恩来总理，周恩来又需行文向最高统帅毛主席和副统帅林彪请示最后由毛主席拍板定案。这些必经的决策程序靠的又是传统的“手工”方式，如此辗转，两天的时间过去了。

　　毛泽东主席早有“准备谈判”的暗示，现在又看到了苏联方面有意探试中国虚实的机会，当即拍板同意：可以让柯西金路经北京，周恩来可以和他打打交道，但只限他在机场作短暂停留，不能让他走进北京城内。

　　我国最高层的复电传到河内时，柯西金的专机已经在回国途中。他等了一两天，仍不见中国的答复，他怀着失望的心情拔腿走了。柯西金是从“南路”航线从莫斯科飞往越南的，他现在照原来的路线飞回去。先经柬埔寨、巴其斯坦和印度的领空，又经阿富汗，绕了半个圈子飞到苏联塔吉克共和国首府杜尚别，这时他才得到回音：中国周恩来总理同意和他在北京机场举行一次会晤。于是他又绕道苏联远东地区的伊尔库茨克，从那里直飞北京。

　　柯西金在北京机场贵宾室与周恩来举行了1小时40分钟的会晤。会晤结束后，我外交部及时将会晤记录印成文件分报毛泽东、林彪和中央政治局成员。我将会晤记录的内容要点讲给林彪听。会晤的气氛时紧时缓，双方唇枪舌战，但总的看是诚恳而友好的。会晤的成果是双方达成谅解：暂维持边界现状，尽力防止武装冲突，并就此举行一次副外长级的谈判，以求进一步解决边界问题上的分歧。

　　林彪听后毫无反应。给我的感觉是，他根本不相信苏联人的那套外交辞令，甚至怀疑柯西金是在带着“鸽派”的假面具，是想重温一年前苏联士兵侵占捷克斯洛伐克的旧梦。

　　1968年8月的一天晚上，苏联的一架军用运输机飞临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上空。机场收到了这架飞机要求紧急降落的无线电讯号，理由是飞机发生了机械故障，需要落地修理。捷克斯洛伐克当时是苏联的盟国，对“老大哥”的这种要求当然不会拒绝。机场打开了夜航导航灯，飞机安全降落。但从飞机上下来的并不是善良的和平使者，而是七十多名荷枪实弹的土兵——苏军特种部队的突击队员，他们迅即占领了机场。此后，又有数百架苏军飞机先后在机场降落。夜深后，苏军大批兵力向捷克纵深长驱直入，很快，就武装占领了整个捷克斯洛伐克。捷共中央主席杜布切克被苏军逮捕后解往莫斯科，他的唯一罪名就是不听苏联的“指挥棒”。一年前苏联演出的这一出丑剧，在林彪的脑海里记忆犹新。“大鼻子‘的话说得再好听，他也决不相信。

　　临近1969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20周年大庆，林彪更是忙碌万分。一向怕风、怕光、怕这怕那的他，此时也都顾不得了。他受毛泽东主席委托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又身兼责任很重的国防部长，他想要尽到自己的责任。几十年不打仗了，他的手也有些发痒。他经请示毛泽东批准，亲自主持召开了针对苏联可能进犯的“三北”地区（东北、华东和西北）作战会议。中国的三北地区背靠苏联，由过去的“大后方”一下子变成了最前线。

　　为了加强首都北京的防御，林彪提议将驻守在江苏无锡一带的第27军主力急调张家口地区，与早在那里驻守的第65军组成一道阻挡苏军可能入侵的“铜墙铁壁”。他让总参作战部绘制了一份长约七米、宽约三米的“三北”地区防御态势示意图，挂在毛家湾住地的会客厅。他站在地图旁边，手拿一根木棍，在上边搜寻着所关注的战略要地。叶群忙前跑后，现从空军“抓来一个摄影记者将林彪此刻的身姿摄入了镜头。林彪甚至还在住地练起了骑马。

　　1969年国庆节前夕，林彪出外“转车”回来，立即打铃叫秘书。我上去后，林彪用急促的口气命令说：“赶快打电话，叫军委办事组的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和总参管作战的副总长阎仲川立即到我这里来。”我打过电话后，几员大将陆续来到毛家湾。平时林彪找人谈话或会客，一般不让工作人员在场，这次则有点特殊。叶群对我说：“你负责作一下记录。首长今天要讲准备打仗的事，这是要立案存档的。”在林彪的会客厅里，几员大将落坐后，林彪说：“今天叫你们来，是要谈下战备问题。这个仗看来八成是打不起来，但要作八成可能打起来的准备。明天就是国庆节。在节日举行大型群众集会，在人们正欢欢乐乐的时候，说不定战争就打响了。如果敌人趁我们过节，对我们来个突然袭击怎么办？苏联设在外蒙的空军基地，距北京只有几百公里，飞机用不上一个小时就到了。如果打导弹，只要几分钟。我刚才坐车到西郊机场去转了一下，看见飞机还一排排地在那里明摆着，似乎没有一点应付意外的准备。这不行，也很危险。因此，要立即采取措施，改变这种等着挨打的状况。第一，北京附近几个机场的飞机，除留下作战值班的以外，其余的一律要在今天夜间转移到外地的机场去；第二，要在机场跑道上设路障，以防止敌空军实行机降；第三，留在机场的值班人员，要全部配发武器，准备打敌人的伞兵。另外，节日的其它战备工作也要搞好。关键是十月一日、二日、三日，一日又是关键中的关键。只要在这关键的几天里不出什么事，问题就不大了。”林彪问大家：“你们看怎么样？你们可以再想想，还要采取什么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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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都由总参三部记录在案。

　　以后发生的事情，又使柯西金大失所望。苏联驻华全世界果然约见中国外交部苏联东欧司负责人李连庆，又是提“抗议”，又是请示外交部协助让柯西金与周恩来直接通电话。李连庆用外交辞令作了应对。至于柯西金想与周总理直接通话的事，他认为苏联方面想与中国方面谈什么，最好通过正式的外交途径。

　　总参三部记录件中所反映的动向，受到中国高层的重视。周总理对那位守机员的表现批道：“精神可嘉，做法欠妥，”毛泽东主席则批的是：“准备谈判。”

　　林彪听了我讲的有关情况后，只是微微一笑。

　　此时，由张春桥、姚文元执笔、并由毛泽东几次修改的“九大”政治报告即将定稿付印。报告中点名批斗苏联“以勃列曰涅夫、柯西金为头子的现代修正主义叛徒集团“，毛泽东在最后审定时将“柯西金”的名字勾了去，以示区别对待。

　　“九大”之后不久，林彪去了北戴河，又去了井冈山。这段时间内，他很少听秘书讲文件，至于可能发生的苏联入侵，他似乎认为并未迫在眉睫。

　　就在不少人还在为珍宝岛自卫反击战而眉飞色舞的时候，新疆塔城地区的边境却传来了有失“国威”、“军威”的坏消息。

　　1968年8月13日，新疆军区塔城军分区派出一个30多人的小分队去边境巡逻，巡逻地块是一个荒无人烟的放牧草场。由于历史原因，中苏两国对这块领土的主权一直有争议，为了显示中国维护领土主权的决心，又受到珍宝岛反击战的鼓舞，中国边防军对该边境的巡逻一直坚持进行。中央规定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但是，由于我方有关负责人的失职，也由于巡逻人员的麻痹轻敌，这支小分队落入了敌方预先设置的圈套。敌方不但埋伏了一个营规模的兵力，而且还动用了火炮、坦克和直升机。我小分队干部、战士虽然英勇反击，但终因寡不敌众，最后被打得血肉横飞。

　　新疆塔城地区发生这场悲剧时，林彪正在北戴河避暑。我当时不在北戴河，因此对林彪有何反应不得而知，但从不久后林彪悠闲地重游井冈山来看，他对中苏之间正在酝酿着的深刻危机并不怎样忧虑。他是指挥打仗的“大手笔”，对于边境上一场武装冲突死几十个人，在他看来根本不值得大惊小怪。

　　林彪对苏联没有多少好感。他在抗日战争后期和建国初期先后两次去苏联治伤和养病，都给一些不愉快的记忆。我给他当秘书四年，只听他提过一次苏联人，而且只是那么一句话。那是1966年国庆节后，我驻苏使馆向国内报告使馆举行国庆招待会的情况。使馆反映，苏联高层对我正在开展的“文化大革命”普遍感到难以理解。出席我招待会的官方代表仅是国防部副部长罗托夫大将，此人对我尚算友好，罗托夫私下对我使馆代办说，中国正在开展“文化大革命”看来很乱，但我相信中国同志控制形势的能力，能够控制住局势就好。我给林彪讲了这情况后，林彪说：“罗托夫当过苏联派驻中国的专家组长，这个人我认识。”对于现在的苏联，他所知更少。

　　林彪看到了苏联的核威胁，但并不把它看得多么严重，因为他向来崇尚“人的因素第一”，也更信赖由他倡导、并已被中印边境“反击战”的实践证明了的所谓精神原子弹的威力。对正在变化着的外部世界，他由于长期脱离实践，几乎处于漠然无知的状态。但他在外敌面前，从来不缺少自信。

　　因此，在对国际风云变幻的观察上，林彪远不如周恩来那样敏锐和机智，更难以做到像毛泽东那样审时度势，当机立断。这不是由于他缺少这方面的天才，而是他正处于外人难以想像的病态。

　　1969年8月底，我情报机关获得比较准确的信息：苏联军方确实正在积极谋划对中国实行一次突然性的核袭击。美国的《华盛顿邮报》甚至透露得更加真实而具体。它是这样写的：“据可靠消息：苏联打算运用中程巡航导弹，携带几百吨当量的核弹头，对中国的重要的军事基地——酒泉、西昌导弹发射基地以及北京、长春、鞍山等重要工业城市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这一则报道是真？是假？抑或是美国想对付苏联而故意打出的“中国牌”？一些专家难以断言，但它确实帮助中国的最高决策层绷紧了神经。如果说原来还对苏联的某些“鸽派”人物有一丝幻想，那么此时此刻已经完全恢复了警觉和清醒。

　　中国高层紧急行动起来，研究对策，以防患于未然。9月2日，越南劳动党主席胡志明主席去世。苏联本来已派出一个副总理级的代表团到了河内，但柯西金听说周恩来总理到了河内，他想与周恩来“对话”的欲望又重新在心头涌起。为此，他取消了当天下午与正在莫斯科访问的日本外相的会见安排，立刻乘专机飞赴河内。但当他的专机在河内机场降落之前，周恩来已飞回中国了。周恩来走后，中国新派来的党政代表团团长是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

　　对于柯西金正在扮演的角色，中国人从上到下都充满怀疑。他的“微笑外交”大半可能是笑里藏刀，说不定就是苏联对中国进行所谓“外科手术式核袭击”前故意放出的烟幕弹。

　　周恩来为了躲开柯西金而提前离开了越南，但柯西金想面会周恩来的愿望仍然如饥似渴。他参加了胡志明主席的国葬仪式后，仍然留在河内没走。他通过我驻越使馆转报我国，希望在回苏联时取道北京，以便能有机会和周恩来总理会晤一次。我驻越使馆将柯西金的愿望及时报告了国内，柯西金急切地等待中国方面的答复，但他催问了几次，我驻越使馆的回答都是：“已报国内，尚未接到复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