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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5-7-28 2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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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十七日，一兵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唐天际，在围城部队高干会议上的报
告中说∶
在围城时期，基本上还是执行围困封锁，禁止人民与长春市之来往，禁止
与长春之贸易关系。但在我警戒线附近，因蒋匪之抢掠驱逐与强制疏散而奄奄
待毙之饥民很多，死亡率很大。这些人已经不可能回到长春市内增加敌人之负
担，故我们还是必须加以救济。这对我们的政治影响及部队的影响是很大的。
关于放出与救济这些难民有以下几个原则∶甲、难民已进入警戒线内及警戒线
外附近之地区，或我军攻占之地区，对是饥饿死亡很严重者，放出或予以就地
救济，至于城内及敌乘隙新疏散出来之难民则暂不能救济，待调查之后听候处
理，对于尚存有粮食，或将存粮出卖者不予放出。
乙、不是大批号召及整批自流的放出，而是在部分地区（即指定一定的放
行之道路）采取部分的放行，故可先派工作人员进入难民地区进行调查，将真
正的难民予以组织，告以放行之时间地点，并予以证明，每一期预计放行之数
目要先期报告，以便准备救济。
丙、在放出之难民中，工人与学生可以吸收者经难民处理委员会转至适当
地点收容，但不是号召城内工人学生都出来。对于真正有特殊技术之人才，可
以号召争取其出来，亦送委员会。(31)。
九月九日，“林罗刘谭”在给毛泽东的报告中说∶
我之对策主要禁止通行，第一线上五十米设一哨兵，并有铁丝网壕沟，严
密结合部，消灭间隙，不让难民出来，出来者劝阻回去。此法初期有效，但后
来饥饿情况愈来愈严重，饥民变乘夜或与白昼大批蜂拥而出，经我赶回后，群
集于敌我警戒线之中间地带，由此饿毙者甚多，仅城东八里堡一带，死亡即约
两千。八月处经我部分放出，三天内共收两万余，但城内难民，立即又被疏散
出数万，这一真空地带又被塞满。此时市内高粱价由七百万跌为五百万，经再
度封锁又回涨，很快升至一千万。故在封锁斗争中，必须采取基本禁止出入，
已经出来者可酌量分批陆续放出，但不可作一次与大量放出，使敌不能于短期
内达成迅速疏散。如全不放出，则饿死者太多，影响亦不好。
（二）不让饥民出城，已经出来者要堵回去，这对饥民对部队战士，都是
很费解释的。饥民们会对我表示不满，怨言特多说∶“八路见死不救”。他们
成群跪在我哨兵面前央求放行，有的将婴儿小孩丢了就跑，有的持绳在我岗哨
前上吊。战士见此惨状心肠顿软，有陪同饥民跪下一道哭的，说是“上级命令
我也无法”。更有将难民偷放过去的。经纠正后，又发现了另一偏向，即打骂
捆绑以致开枪射击难民，致引起死亡（打死打伤者尚无统计）。(32)。
比之草民百姓的命运，人世间的一切苦难都黯然失色了！
白骨之城
“兵不血刃”的长春之战，把手无寸铁的老百姓推上第一线。
尚传道在回忆录中写道：“根据人民政府进城後确实统计，由于国民党‘杀民
’政策饿、病而死的长春市民共达十二万人。”(33)10月24日，南京《中央日报》
在一篇《长春国军防守经过》中写道：“据最低的估计，长春四周匪军前线野地里
，从六月末到十月初，四个月中，前後堆积男女老少尸骨不下十五万具。”
长春变成不折不扣的死城，饿俘之城，白骨之城！
天塌了
67岁的宋占林老人，离休前是长春市二道河子区城建局环卫科长。
老人说：
1948年春节前後，吉林和周围城镇有钱人都往长春跑，中农也跑，大车、爬犁
络绎不绝。国民党宣传共产党“共产共妻”，“流血斗争”，都害怕。长春一下子
就变挤了，住房紧张，煤柴紧张，谷草最贵，一斤谷草换几斤大豆。跑进城的难民
都有马。那时粮食还不见紧张，大豆有的是，都用豆饼、大豆烧火做饭。我家也是
，锅上锅下都是粮食。天化时就不大行了。先是把黄豆磨成面吃，不消化，胃受不
了。难民杀马，烤马肉吃，像现在街上烤羊肉串儿似的。最先饿死的不少是难民，
和进城谋生计的手艺人。
我就这二道河子生人。父母，弟兄四人，四个妯娌，三个孩子。
我们兄弟身强力壮，我和大哥是木匠，二哥是铜匠，在贫民区中算中上等人家
。就这样，13口之家也死了4口：父亲叫流弹打死了，孩子全饿死了。
朝阳区东朝阳路9居民委员会主任李素娥老人说：
那时，我家住在老虎公园（今动植物园）北门。一家8口，父母和6个孩子，我
是老大，那年16岁。父亲在南岭运动场画跑道圈，原来就病厌厌的，最先饿倒的，
接著是大弟弟。男人不经折腾，女人抗劲儿。我们家全靠我折腾了。爹妈常说：是
素娥救了一家人哪！
我们7月中旬断粮，吃野菜、树皮。先扒榆树皮，扒掉老皮要里面那层嫩的，粘
粘乎乎挺好吃，後来甚麽树都扒，老皮也吃。长春树多，夏天马路上不见阳光，都
是荫凉。都扒光了，白花花的，我有个二姨叔叔，在“60熊”一个特务连做饭。伪
满时，爹妈卖只200多斤渚，给他娶的媳妇。妈说：3年大旱饿不死厨子，你去看看
能帮点不。进屋就见锅里煮著大米饭，二婶拿锅盖就盖上了。二叔说：你吃一碗吧
。我恨不能把头都拱进锅里，一想到爹妈和弟妹，就说给两碗我拿家去吧。二婶脸
不是脸，鼻子不是鼻子，说我们今晚就揭不开锅了，还给你拿家去？我妈哭著说：
这年头没亲戚啦！
我家房后有块地，头年种点谷子，吃了些，装了三枕头。藏着掖著，寻思不到
快饿死时不能动。邻居有两个姑娘和国民党不正经，不知怎麽叫她们知道了，来几
个“60熊”，硬给抢走了。一家人哭啊。爹说：这是命，遇上小人了！
说到头，还是空投大米救的命。
得拿命换。
老虎公园是个空投点，飞机一来就掉粮袋。尽是大米，南方大米，东北人叫“
线米”，飞机一响，国民党就戒严。看不住。老百姓早准备好了，哪儿都藏人，空
投也不都那麽准，老百姓抢，国民党就开枪。开枪也抢，用小刀划开袋子，搂些就
跑。有的见到粮食就往嘴里抓，甚麽部不顾了，也忘了，枪打刀扎，就那麽抱著粮
袋不放，枪打死的，人踩死的，每天都有，我们家人祖祖辈辈都胆小，可人到了那
汾上也就没甚麽胆小胆大的了。妈甚麽也舍不得吃，总让我吃个半饱，说你是咱家
顶梁柱呀。我哪吃得下呀？走路打晃，动一动就冒虚汗，可一看粮袋掉下来，劲就
来了。白花花的大米捞在手里，那是全家人的命呀！
有个姓刘的钴娘，比我大一岁，叫粮袋砸死了。离我不到10米远，砸得扁扁乎
乎的。
朝阳区义和路居民张淑琴老人说：
一天，我坐在炕上哄孩子，喀嚓一声，一袋粮食掉下来。还没明白怎麽回事儿
，吵儿巴火进来几个国民党，都是新7军的。魂儿都吓飞了，没听见他们问甚麽。翻
一大阵子，粮袋砸穿房盖掉在天棚上了，正在我们娘们孩子头顶上。是炒黄豆。他
们就骂，说吃黄豆拉稀肠子都快拉出来了，大老远的还送这破玩艺儿，嘴里这麽骂
，那眼睛瞪得“大眼贼”似的，掉进墙里的也抠出来。
国民党有搜粮队，一斤半斤也拿走。我们家来过一次，翻得碗朝天，瓢朝地，
用铁钉子往地下捅。
有天来个兵，翻出几个大饼子。我哪能撕巴过他呀，就说：你看看我那孩子吧
，小猫小狗也给留条小命吧！他还有点良心，给留下两个。
那年我25岁，3个孩子，大的6岁，小的1岁。唉，哪还叫孩子呀，猴啥样他们啥
样。小女儿就那麽饿死了。吃奶孩子没听说有活过来的。再困个把月，就全完了。
李素娥：
拿命换点大米不敢吃，拿去换糠、麴子、酒糟甚麽的，让全家人糊口，抢大米
不能拿面袋，得用筐，不显眼。后来筐也不行了，就穿个大布衫子，里面缝些兜。
去市场卖大米也一样，一次叫几个“60熊”发现了，说我是“大米贩子”。就2斤大
米。我抱住不放，在地上打滚。他们拽我去督察处，我不知道他们怎叫“60熊”，
也不明白这“督察处”是干甚麽的。旁边人说：你就舍了吧，去督察处就没命了。
一个同学见了，跑回去报信。爹妈来了，给他们磕头，一口一个“长官”，“老总
”，说孩子小，不懂事，高抬贵手开开恩。有个兵是辽南人，我们老家也是辽南，
听出是老乡，就说到他们家看看再说，5个弟妹一水水躺在炕上，有出气没进气样儿
。没说甚麽，把那2斤大米拿走了。身上打得青一块、紫一块的，爹妈抱著我哭。
有一次卖大饼子，谷子、树皮和麴子做的。想卖点钱，最好是换点药，给爹和
弟弟治病。吃点饭立刻就精神了，那算甚麽病呀？可人就是那麽怪。妈说，你上街
还不叫人撕碎了呀！那时卖吃的，一个人卖，几个人看着。怕抢。不少卖大饼子的
，把命都搭上了，我出门没走多远就让人抢了，边跑边吃。我追上个死人幌子样的
人，他已经吃光了。我蹲在那儿哭，他傻乎乎地看著我，站那儿也不跑了。
现在这人认钱。假药，假种子，假化肥，甚麽都掺假，要钱不要良心。我们这
荐人讲名声，讲信用，讲仁义，可他抢我大饼子，我抢国民党大米，就是没了礼义
廉耻吗？弟妹们吃东西我都不大敢看，一看心里就痒痒，嗓子眼恨不能伸出个小巴
掌。一些人是看见吃的，身不由己就上去抢了。
有人给我保媒。甚麽“保媒”，“结婚”的，就是换大饼子。和我大小的姑娘
，不少都换了大饼子，换给郊区农民。孟家屯，就是现在第一汽车厂那儿，不管多
大年纪，还是瞎子、瘸子，光棍都娶的小媳妇。我在电车公司工作时，几个师傅都
是小媳妇。
东西不值钱，钱不值钱，金子不值钱，人不值钱，几个大饼子就领走一个大姑
娘——就认吃的。
宋占林：
刚解放时我当街道干部，没少处理这类离婚案。结婚为口饭，有饭吃马上不干
了。政府政策是能过就过，不能过不硬捏。长春药厂一个女的，有孩子了，非离婚
不可，男的不干，丈母娘说几句不中听的，就把丈母娘杀了。
李素娥：
每天都饿死人。死在家里的不知道，路边越来越多。我在南关永安侨头卖大米
，身后咕呼一声，一个老头就倒那儿了。灌口米汤就能活过来。有收尸队，一路捡
，往车上扔，说“喂狗”。狗吃人，人吃狗，那狗才肥呢。
宋占林：
死人最多的洪熙街和二道河子。洪熙街甚麽样子没见到，二道河子十室九空。
开头还弄口棺材，接著是大柜、炕席甚麽的，後来就那麽往外拖。也没人帮忙
了。都死，谁帮谁？拖不动了，就算到地方了。有人拖不动了，坐那儿就动不了了
，也死那儿了，最後也没人拖了。炕上，地下，门口，路边，都是。有的白花花剩
副骨架，有的正烂著，刚死的还像个好人。大夏天，那绿豆蝇呀，那蛆呀，那味儿
呀。後来听城外人说，一刮风，10里、8里外都薰得头痛。
我们家附近没一家不死人的。同院的王青山，5口剩1口。西边何东山，也是5口
剩1口。前院一个姓曾的木匠，7口人剩个老伴。“杨小个子”一家6口，剩个媳妇。
后边一家“老毯儿”（东北称闯关东的河北人为“老毯儿”），6口全死了。
旧历8月初，我临出哨卡走到现在胶合板厂那儿，想喝点水：一家门窗全开著，
进去一看，10多口人全死了，炕上地下，横躺竖卧，炕上有的还枕著枕头，女的搂
著孩子，像睡著了似的。墙上一只挂锺，还“嘀嘀嗒嗒”走着。
开头见死人掉眼泪，头皮发炸。后来也害怕，不是怕死人，是觉得自己早晚也
是这条道。再往后见了打个唉声就过去了，再住後连个唉声也不打了，也不把死当
回事儿了。
解放後，熟人见面就问：你家剩几口？就像现在问：你吃饭了吗？
解放後第一件事就是“救生埋死”，“救生”就是给活着的发粮食，“埋死”
就是埋死人。我参加“埋死”了。干一天给5斤高粱米，干了个把月。全城都干，全
民大搞卫生运动，不然发生瘟疫更了不得。挖个大坑，把钢轨甚麽的架上，尸体放
在上面烧。大部分是埋的。有的集中一起挖个大坑埋，有的随处挖坑就埋了。前院
姓曾的一家都烂炕上了，拿不成个了，唉，别说了。第二年看吧，凡埋死人的地方
都不长草，那地太“肥”了。
吉林省军区原参谋长刘悌，当时是独8师1团参谋长。
老人说：
独8师当时就在二道河子执行围困任务。通信员说有个老太大，把饿死的老头的
大腿煮吃了，吃了也死了。团长吴子玉是个老军，说哪能有这种事。通信员说，不
信我领你去看看。进去一看，锅里还剩条大腿。团长回来跟我说，那天都没吃饭。
宋占林：
我出哨卡前，看到路边一个人两条大腿都剔光了。早就听说有吃人肉的，还不
大信。那肉是刀剔的，不是狗啃的。那时早见不到狗了。
1955年，我当区机关党委书记时，有个挺好的党员发展对象，向党交心，说他
那时吃过人肉。那还能入党吗？
最叫人揪心的是孩子，不少人都把孩子扔了，扔到马路边上，希望有钱人能抱
走捡条命。现在的东盛小学，当年就是学校，二道河子这片那儿最多。大都是5岁上
下，有的拉拉巴巴刚会走，张著小手“妈呀”、“妈呀”叫，爬到马路上的，爬进
学校的，那个小样呀！叫不动了，就歪在那里，慢慢就死了，活着的还在那儿爬，
哑着嗓子叫“妈”。人们都不敢往那儿去。每天都有送的，听说真有叫人抱走的。
张淑琴：
我在吉林大路那儿见过，披个小被，在那儿哭得泥人儿似的：看一眼赶紧跑，
自己孩子都饿死了，抱回来不也是个死吗？
65岁的于连润老人，退休前是朝阳区孔雀理发社工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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