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五常：中国未来系列之一至十九--完+序

paradoxfishbear

张五常：工业第三阶段：月是故乡明（「中国未来」系列之十）
2006-6-1

传统的经济历史分析工业发展，是从科技与生产力的角度入手。中国的情况很特别，又或者是我个人喜欢特别地看。

我认为中国的工业发展阶段要以地区划分，明确的。第一阶段是珠江三角洲，时间大约八十年代初期到一九九二。第二阶段是长江三角洲，时间大约一九九三到今天。当然，珠三角及长三角还会继续他们的工业励进，我只是从不同阶段的地区重点看。

从地区看，中国工业发展的第三阶段会在哪里呢？我的推断，是会回到乡镇那里去，因为月是故乡明。二十年前，中国要搞什么乡镇工业，说什么离土不离乡，认真地看，搞不起来。当时的乡镇企业要不是国营，就是乡营或镇营，非私营或民营也。当时举国没有几条好公路，物流有困难，不宜乡镇工业发展。也是在当时，外资对中国没有多大兴趣，乡镇造的多是手工艺品，没有国际大看头。

大家都知道，经济发展集中于沿海一带非善策，但起笔需要，因为经济发展要有个火头。十年来这火头明显地烧到内陆去：成都、重庆、武汉、长沙等地，皆可见大火燎原。这样看，中国的可观工业发展早就不限于珠三角及长三角了。然而，有势头的工业发展，我们还不容易在乡镇见到。

会见到的，大约从我下笔的今天开始吧。相当肯定，有三个原因。其一是国内的公路建造得非常快，对物流有大助早就见于农产品。周其仁认为，城市的农产品物价上升得慢，主要是交通有大改进的结果。应该对：经济急升，农作人口急速下降，农产品的相对价格理应上升得明显，但没有。其仁老弟对经济的掌握渐入佳境：这种简单观察功力不凡。浅吗？当然，但名校博士一般看不出来。这里要指出，运输的改进对工业比农业更重要。

其二，扶助农民是今天国务院的首要项目。有意思，问题是怎样扶助才对。据说北京目前正在搜集意见。在《扶贫何价？》一文中，我指出扶贫有负性与正性之别。前者是政府花一元扶贫，社会得到的利益不到一元；后者是扶贫一元，社会可获超过一元的利益。

原则上，正性扶贫的项目多得很，问题是回报有高低之别，明智的选择不容易。我们还要指出政府投资容易引起贪污问题。牵涉到社会整体利益的政府投资，通常连带着界外效应，这就是高斯分析的「社会成本问题」了。很复杂，不容易算得准。这方面，中国比我知道的任何其它国家高明：他们差不多凡事收费——无论公路，桥梁、水乡、公园，有时甚至厕所，都收费。这样，虽然不能完全解决社会成本问题，但大部分解决，因为公共设施的投资回报有直接收入作依凭。

上面提到的公路投资，当然协助「月是故乡明」的工业发展。前几年听到，收费公路可以回本或赚钱的只有百分之三十。但经济发展得快，要亏蚀的过三几年一般大有起色。人口多，发展快，就有这样的方便：只要能继续目前的增长率，公共设施的投资乱来一下也容易买中马。

只要能约束贪污与控制成本，扶助农民大可考虑乡镇的基建、教育、医疗、康乐、文化等。原则上，这些都可以是正性扶贫。不直接收费，有些项目，例如基建，可以从卖地及税收赚回来，但不收费或收费甚微的教育、医疗等，社会的回报就不容易衡量。有回报，应该考虑下注，只是社会利益难以衡量。这方面我有两个建议。一、政府不仅容许，而且鼓励私人投资于这些项目，让他们自由收费。不是说政府自己不要做，而是公立有私立的在旁协助，政府的负担会减少，而有私立的参与竞争，公立的会办得好一点。二、政府要鼓励私营或民营的慈善机构筹办这些事项，只要不牟利，要免税，再不够就补贴慈善，例如私人捐一元，政府补一元。有政府补贴，私人慈善会风起水涌。意图做善事的人会比较细心处理，会比较小心花钱。当然，假冒为善的人多得很，但有严谨法律约束的慈善机构，例如香港的，不容易出术。

第三个工业将会转向乡镇发展的原因，可能最重要。这是近几年出现的民工荒（尤其是南中国），一则起于其它廉价劳力国家的竞争，接单工业不能大幅加薪，二则因为月是故乡明，愿意离乡别井的人愈来愈少了。农民愿意转往工业，或愿意半农半工，但不愿意离乡别井，会帮政府一个忙。工业集中于沿海一带，或近于闹市，如果继续下去，边际产出定律说对国家整体的发展不利。政府要推广乡镇的工业发展，是正着，而月是故乡明有助焉。二十年前不成，今天可以——我认为是今后十年的大势所趋。

在广东设厂的朋友说，从北方南下的工人每年只回家探亲一两次。如果工厂设于离工人老家不过两个小时车程，工人可以每一两个星期回家一次，享天伦之乐。有天时（发展得快），地利（交通发达），人和（天伦之乐）这三者的合并，第三阶段的工业发展会在乡镇出现是不难推断的。

产品的质量、生产力与科技的改进，是地区之外不可忽略的工业发展问题。产品质量的急升出现于第二阶段，尤其是一九九七至二○○三那段时期。生产力的急升最近几年开始明显：工业总人口下降了不少（大约从三年前的九千八百万下降至今天的八千三百万），农民人口继续下降，但工业的总产值继续大幅上升。这其中一个重要含意，是愈来愈多的人转到商业及服务业去。都是好现象。

至于科技的改进，二十多年来没有中断过，但我认为科技的急升会发生于工业发展的第四阶段。那是乡镇工业的发展有了势头，后浪推前浪，科技的需求压力大幅增加，落在知识分子集中的都市。如果目前的经济发展速度能持续，中国的科技跃升不出十年。

（「中国未来」系列之十）

[ 本帖最后由 paradoxfishbear 于 2006-8-31 11:09 编辑 ]

wamway

有道理！
老兄复出了？呵呵！

qquchn

555555    1 2 3 4  5 6 7 8 9 呢？？？？？？？

paradoxfishbear

原帖由 qquchn 于 2006-6-19 01:28 发表
555555    1 2 3 4  5 6 7 8 9 呢？？？？？？？

薛兆丰: 反垄断的三重疑云

时间：2006年06月20日08:04  

　　今年4月5日，我专程赶到位于纽约市区的哥伦比亚大学，参加一场在其法学院举办的专题讲演。演讲者王晓晔博士，是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反垄断法起草委员会的顾问。会前，我自报家门，而王晓晔博士笑容可掬，态度亲切，是位儒雅的学者。

　　王博士讲演完毕，我有机会提问。我问：“中国反垄断的立法，是通过什么样的机制，来确保所谓的‘反垄断执行机关’具备充分知识，用以裁决哪一种商业行为有利于市场竞争、哪一种商业行为不利于市场竞争？”

　　王博士略显惊讶：“知识？你是说知识？我们在反垄断法问题上已经掌握了大量知识。在场很多人都是法律专家。我们有知识，但我们还要去训练。我们需要训练出大量法律人才，来进行反垄断法的执法。”

　　感谢王博士的回答，这一问一答，凸现了对反垄断法两种截然不同的基本观点。我自经济学入门以来，未见过赞成反垄断法的经济学家：从我翻译其著作的阿尔钦（A.Alchian）到导师博祖（D. Boudreaux）、塔洛克（G.Tullock）以及瓦格纳（R. Wagner）人，没有一个不是观点清晰、立场鲜明的。我们的信念是：反垄断者（官员、法官、学者）从不具备“矫正市场”所应有的知识。

　　相反的是，王晓晔博士毕业于德国汉堡大学法律系。据老师瓦格纳回忆，那是一所相当强调政府干预的学院。王博士发表的大量关于反垄断的论文，也恰恰印证了瓦格纳的印象，即他们的信念是：反垄断者掌握了“矫正市场”的充分知识。

　　在1996年一篇论文中，王晓晔论证道：“考虑到中国工业企业在组织结构和规模结构的迅速变化，要建立有效竞争的市场模式，3亿元的年销售额作为控制企业合并的门槛在重工行业也许显得有些低”，但经过560个汉字的论证，她断言：“以3亿元的市场销售额作为控制企业合并的门槛是比较恰当的。”

　　为什么？为什么刚好是3亿元？为什么不是3.14亿元？也不是2.56亿元？这是分歧的根本所在：经济学家认为，别说560字，就是560万本著作，也不可能推断出多高的门槛，会使政府干预变得合理；而以王博士为代表的法律学者却似乎认为，不仅存在这样的门槛，而且它可以通过配合国家政策、经济时事、协调行业间冲突等方式，把这个门槛找出来。

　　什么叫“企业规模”，如何界定企业的“市场范围”，怎样计算企业在相关行业中的“垄断程度”，通过什么方法评估垄断企业对社会造成的“经济伤害”—这些在反垄断执法过程中必须首先得到可靠回答的问题，经济学均无答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科斯（R. Coase）指出，反垄断法鼓励了人们的投机，即“即使根本不存在答案，也企图去提供答案。”

　　最近提交审议的中国《反垄断法》，存在三重疑云。第一，行政垄断是不是不反了？过去八年，我一直强调唯一要反的垄断就是行政垄断，而且这不需要立法，只需要政府放开行业准入即可。最终通过的《反垄断法》，若确实把“反行政垄断”章节束之高阁，就会使得该法的正确目标逍遥法外。

　　其次，反垄断法执法，必须以准确的取证为基础。但在目前的《反垄断法》草案中，几乎所有“罪名”的含义和量度都是含糊不清的，经济学根本就不提供定性和定量的理论框架。该法执行起来，必然产生大量的混乱。

　　再有，是执法机构尚不明确。给行政垄断网开一面，有可能诱使私营企业和外资私营企业纷纷投靠地方政府及其所属企业，形成大量由地方政府和地方利益保护的混合型企业，这对反垄断法执行机构的执法力度是个挑战。也就是说，《反垄断法》的实际效力，得看权力和利益的较量，而不是法和经济上的见证。

　　薛兆丰谈垄断：

　　　　　　　　　垄断经济学

　　　　　　　　　反垄断只要一招

　　　　　　　　　不要学美国的反垄断法

　　　　　　　　　制造垄断与坐享垄断

　　　　　　　　　谁不正当竞争

　　　　　　　　　谁在危及自由竞争？

　　　　　　　　　凭什么挑战微软？ 　

　　　　　　　　　微软行为的经济学依据

paradoxfishbear

如何再看中国二十年？ [中国未来]系列之一

张五常

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不断的，有四分之一个世纪了。无疑是人类历史纪录，而考虑到东欧与前苏联等国家也搞开放改革，但与中国的进度不可相提并论，「中国奇迹」就成为今天西方的热门话题。

两年来外间的经济专家喜欢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还可以持续二十年或更长的日子吗？看好的与看悲的都有，于是成为一个颇具争议性的话题。贝加偏于悲观，举出西德与日本的例子，认为一个高速发展了二十年的国家，总会做出一些傻政策，拿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是以为难。佛利民的看法是好坏参半。他认为中国还没有政治自由，动乱早晚会发生。对中国前景继续看好的师级人物也不少，可能占多数。芝加哥大学的R. W. Fogel就是个乐观者——此君最近举出其它成功国家的经验，以数据推出对中国的「乐观说」。

上述几位都是老朋友，我不同意他们的观点是因为大家对中国情况的理解不同。四分之一个世纪前我是他们当中唯一的对中国前景看好的人，只因为掌握到一些关键的局限转变，在推断上胜出几条街。今天，走进热衷于中国发展的西方经济学者群中，我可能被编为一个悲观者。不是很悲观，因为原则上中国继续高速增长二十年不困难。可惜「原则」换不到饭吃，而中国目前面对的局限变量太多，政策上可以出错的地方不少。避免大错，也不容许多项小错组合，再来一个高速二十年当然可以，但这样的假设难以接受。

今天中国的经济活力与七十年代初期的日本相近，如果日本当年没有做出几项大错——尤其是管制农产品进口与让日圆大幅升值——他们的经济神话可能一直说到今天。另一方面，今天看中国，使我联想到彷佛三十多年前自己身在日本，近距离地观察那里的经济。但当年没有这个机会，就是有也言语不通。满是活力的经济，一个专家学者整生难得一遇，何况中国是那么大的国家。

应该是个人的奇遇了。以产权及交易费用为重心的、今天被称为「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从开始我就参与，经过多年的实证研究，懂中文，机缘巧合，一九七九年起跟进中国的发展，观察到一个大国从近于零开始，彷佛天方夜谭地逐步凝聚而达到今天的经济活力——这样的观者天下间可能只我一个。七十岁了，历史与不同体制的运作知得多，任何制度上的因果话题我可以随意地以多方面的经验印证。

一九八一年我推断了中国会走市场经济的路，三年后我说中国会有二十年或以上的的高速增长。看对了不是侥幸，而是当年的局限转变简单明确，使我安心而又武断地作假设，逻辑井然，于是把自己的名字押在推断上。今天的情况远为复杂。大致上，我感受到胡、温政权要走的路；也是大致上，我认为他们要走的路是对的。问题是他们面对的局限条件复杂，可能出错的地方实在多。

中国会再有二十年的高速增长吗？会或不会，胡乱选一方的命中概率是百分之五十，不俗，但我从来不下这样的学问赌注。假设中国不会作出政策上的大错或多项小错，于是乐观推断，近于套套逻辑，说了等于没说。界定多项局限的可能转变而逐项分析，太复杂，读者会感到天旋地转。这里我只能申述自己相当肯定的大概，而今后见到政策上有明显的错，会继续大声疾呼。可惜上苍虽然对我格外仁慈，还可以眼观六路、推理纵横的日子恐怕不多吧。

首先要说的，是实质的国民收入增长，中国要继续二十年以往的高速是不可能的。这是因为产品与服务的质量上升，大部分没有算进国民收入增长之内。这些年中国的国民收入增长率其实高于政府的统计，高出多少只有天晓得。产品与服务的质量改进不会不断地直线上升—— 会继续升，但会缓慢下来。这样，如果今后的二十年中国能保持政府统计的增长率，人民的实质生活改进不会像以往的那么快。

产品与服务的质量转变，没有全部反映在价格上，是个指数难题，二十多年前我和专家老友Z. Griliches研讨过。我认为中国的实质经济增长率大幅地低估了，是因为一九九八起有好几年，中国有百分之零至三的通缩，而同期质量的上升非常快。这显示着通缩其实比公布的数字来得严重（以一个作不得准的装修例子看，九八至○三的通缩年率达双位数字）。但同期的失业率徘徊于百分之三至四之间，而国民收入的增长率大约是八。这些加不起来的现象外地没有出现过，大略查考，认为北京的统计没有乱来。结论只有两方面：其一是传统的货币与宏观理论出现了问题；其二是中国的经济体制与货币制度自成一家，撇开沙石有独到之处。

回头说中国今后能否持续高速增长这话题，我们当然只能从北京的统计数字看，不管质量的转变。三年多前北京定下的目标，是到二○二○年，人均收入的增长年率是七点二，国民收入的增长率大约是八点零。不夸张，但怎样看也是高速了。事实上，以目前的形势看，不搞宏观调控，不让人民币升值，各方面略为放宽，国民收入的增长率达双位数字很容易。这不是问题，问题是高速的增长可否继续二十年。这样看，国民收入的增长率不需要保八，保七也了不起，算是高速。

这里要提出，我对中国发展的看法与外地的经济学者很不相同。其中一个重要的分歧，是我认为中国还在改革，而那所谓「中国奇迹」主要是制度改革的效果。对我来说，要理解中国，论什么产出函数，搞什么回归分析，皆废物也。关键是制度的转变。

回想八十年代初期，港商在广东设厂，政府指定要用国家职工，做是三十六，不做也是三十六，工人于是比赛慢动作，午餐后睡两个小时。后来港商打生打死，争取到雇用合同工，推出件工制，工人立刻清早排队等开门，不再睡午觉，放工时间驱之不散。只这样，工作人数不变，一夜之间产出量上升两倍。国家职工是一种制度，合同件工是另一种制度，改变了制度生产活力就跟着变。经济专家把工人数字放进产出函数方程式，不管他们是否在睡觉，不是发神经吗？

二十五年前我看准了中国的局限转变，推出制度会迫着怎样改，于是为文兴风作浪，推波助澜，不知是北京影响了我，还是我影响了北京，又或者是天才了得，跟着的改革发展我多次预先把历史写了出来（见拙作《中国的前途》与《再论中国》）。今天向前看，情况不同了。还要改革的是清理沙石，精修细节，扶助农民，推广知识，搞好医疗，环保江山……。是很多很多的小改，因而有很多很多的出错机会。

局限也大为不同，复杂的，下期再谈吧。

paradoxfishbear

先说来龙才论去脉

张五常

一九七八年邓小平复出；中国的经济改革起自何时很难说。七九年我到广州一行，亲朋戚友天天在搞关系，走后门，言论开放了不少，但看不到经济改革的迹象。很穷，饭店没有米，晚上街道漆黑一片，整个城市没有一间新建筑。一九八一年我动笔为英国一家学社写《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吗？》时，开放改革的气氛变得浓厚。我喜欢武断地以一九八○为邓小平的伟大改革的开始。

于今回顾，中国的改革有相当明确的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一九八○至邓小平南下的一九九二的春天，邓老之外，这阶段的主要改革人物有处理经济的***与知识分子很喜欢的胡耀邦。第二阶段是邓老南下跟着引退的一九九二，至朱镕基退休的二○○三，主要改革人物是江泽民、朱镕基与李鹏。第一阶段走了十二年，第二阶段十一年，长度差不多。分阶段是因为性质很不相同，面对的困难有别。沙石不论，大致上遇到的困难是解决了。考虑到困难程度，改革做得好，非常好。

今天是第三阶段，起于朱老退休及胡、温接掌。这阶段起笔形势大好：人民币的强势使我于二○○三年三月十一日推断美国将会施压，要人民币升值；几年通缩过去，楼价止跌回升；民工荒开始出现，农民生活的改进明显地高于统计数字；外资引进继续急升，外汇储备如黄河之水天上来；进入了世贸，厂家磨拳擦掌。是的，进入这第三阶段，「中国奇迹」是国际话题，而人类历史没有见过这样的经济发展——我早就提出——是那时开始受到认同的。

今天说中国的未来，要推断分析的当然是第三阶段，但前文指出，向前看，局限变量太多，加上国际政治复杂，要看得准是过于苛求了。我只能在几方面作大略的假设与猜测。可以这样说吧：推测第一阶段的发展最容易，一九八一年我写下的推得准；第二阶段不易：一九九三年我想不到朱镕基可以在短短的三年间把高通胀化解为零。代价不小，但鬼斧神工。

从历史的角度看，二十六年是一瞬间，而身在其中写未来，是活在历史中写历史，不能跳出去再回头看。这样，看未来而希望有一两分准绳，我们要回顾以往的第一与第二阶段，要先理解来龙之势，才敢猜测去脉何方。

从第一阶段说起吧。一九八○年起中国是从无到有。我曾经说，从零上升百分之一百还是零，从微不足道上升百分之一百还是微不足道。这样看，中国改革之初的增长率急升不困难。一九八五年初我认为，北京公布的增长率是低估了。那时我调查了几个广东工业区，收入增长年率近百分之五十。但那是广东，不代表整个中国。

珠三角当时发展得远比长三角快，有两个原因。其一是共产时代北京不重视南方，珠三角不多见有规模的垄断国企。这样，外资投入竞争，申请牌照不需要像上海那样过数十重关。其二是香港的存在。港商当年杀进去，第一批焦头烂额，如果不是关系多多，血本无归是惯例。但当我在八五年比较深入调查时，港商已争取到雇用合同工，关系不多但运气好的，开始赚钱。港商从那时起大量涌进。

珠三角主要是由港商发展起来的。工业上，这发展一般是中、小港商，国内地区政府还没有工业园的概念，百鸟归巢，厂房乱七八糟，很有点乱来，以致今天珠三角的工业景观远不及长三角。但长三角的私营或外资工业发展，起于邓小平先生南下之后的一九九三年，是第二阶段才出现的。有珠三角的前车可鉴，长三角策划得好，苏州工业城的马路、街灯、绿化、设计等规模，美国也不容易见到。这方面有很多要说的，到第二阶段才说。

第一阶段起笔是从无到有的开始，国民收入的增长率容易可观，只略为放宽一下就有瞄头。困难是改革产权制度——当时任何其它皆次要。那是非常艰巨的改革工程。毛泽东时代的所谓共产政制，其实是以人与人之间的等级界定资源使用与收入分配的权利，于是论党龄，在行政、卫技等不同分类每项有几个到十多个级别，工作由政府分派，职工是指国家职工，物品与住所皆用分配制，小量的市场交易皆有价管，排队轮不到要走后门，自由市场不存在。

上述情况的大概众所周知，四海之内破口大骂者无数。但我是个客观学者，知道理想的社会不存在，而任何制度都可以破口大骂。一九八二年回港工作，近看神州，几个月后恍然而悟，知道共产政制是怎样的一回事。废除了私有财产——废除了以资产界定人与人之间的权利——租值消散会发生，人口理应下降。然而，虽然人民公社与**害死无数人，中国的人口是上升了。这显示着共产政制一定用上减少租值消散的办法，而以等级界定人与人之间的权利确有此能。差不多所有大家痛骂的运作或安排，都起于这等级界定权利，大家看不惯。这又回复到八一年我写下对中国的分析，但加了补充：在没有资产界定权利的情况下，以等级界定权利是需要的，可取，是在另一种局限下减少租值消散的法门。问题是在无可避免的竞争过程中，要增加国民收入，是需要减低交易或制度费用的，而这些费用是等级界定比资产界定权利高很多。无可置疑，昔日的共产政制民不聊生，是因为在国民收入的百分比上，制度费用太高了。

八十年代初期的改革重点，是要把以等级界定权利转到以资产界定权利那边去。为此我频频大声疾呼，但知道就算北京接受我的建议，改革谈何容易？改革的权力在上头，而等级权利也以上头为重，改革某程度一定会更改这权利排列，革命元老反对不难理解。我当时看到两个可乘之机。其一是改革由下面搞起，经济如果增长得够快，等级较高的可以看到就是自己的权利排列下降了，得可偿失，享受不会限于家中有一部特权空调机。其二是我开门见山地建议，干脆地以金钱把上头的等级特权买下来。这建议当时在北京有不小回响，反对的声浪奇怪地少，只是不知道怎样做才不难看。

今天回顾，当年在南中国搞起的发展势不可挡，胡应湘拍枱拍凳在广州建成中国大酒店（今天看是个里程碑），国家职工转为合同工，不少干部拿着一些关系本钱跑到工商业去。这些发展的示范，协助了上述的「其一」。「其二」呢？或明或暗地，间接的，好些等级特权是用金钱买下来。经过朱镕基的反贪污处理，成交价相宜。但当我在九二年见某些高干子弟取之无尽，大叫够了，够了。

朋友，不要凡事看不过眼的就破口大骂。我们要以大局为重。四分之一个世纪前我意识到中国的经济改革是历史大事，有很大的机会改变了整个二十一世纪。当年见到伦理上不对头的我必问：是换取些什么呀？换得过吗？

下期再谈。

（「中国未来」系列，之二）

paradoxfishbear

张五常：从大包干到输清光
发表日期: 2006-4-14

让我再从中国经改的第一阶段（一九八○至一九九二）说起吧。

一九七九年到广州探访离别了二十二年的姊姊，她和姊夫都是医生，解放前起在政府机构工作，深知国家的情况。弟弟既然是制度专家，他们当然有问必答，言无不尽，只几天我学得很多。一天晚上，姊夫走尽后门，安排了一个国家级的地方晚宴。邀请的贵宾中有我汅来称为立叔的梁尚立。难以忘怀是宴后没有人收钱——国家职工都下班走了。这是今天没有学好的一些经济学者还支持的国企的本质吧。

从那时到一九八一动笔写《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吗？》那本小书，我想的是怎样从一个以等级界定权利的体制改革为一个以资产界定权利的体制。当时身在美国，虽然听到有「承包」这回事，却没有想到那是后来改革产权的关键信道。我的意识是中国不能再来一次流血革命，而历史的经验，以宪政或法例改革产权结构，只能轻微修改，革命性地以法例改革，历史没有出现过。日本明治维新的史实我清楚，那只是把私有土地加上转让权，而明治之前的土地转让已经在灰色市场出现了。一九八二回港工作，知道国内的农地承包开始盛行，我意识到承包合约是中国产权改革的命脉。有前车可鉴：中世纪时代的欧洲，类似的通过合约安排改革土地产权有成功的先例，虽然演变缓慢，用了两百年。

看官须知，当时的欧洲，或古代的中国，「租」与「税」是同义的字。郡主收租是承包制，而如果郡主施政，提供保安及公共服务等，成为政府，收的租就称为税，而有一段长时期租与税是分不开来的。中国在共产政制下，产品上缴然后下拨，税就谈不上；承包是「留成」之后上缴，我就推断税制会出现，想不到来得那么复杂。今天简化了不少，还是太复杂。至于中国能在几年间差不多走完了欧洲中世纪走过的路，我意想不到，但不觉得奇怪。当时农业承包似火燎原，大家有利可图，加上政府鼓励，不快才奇怪。

感谢蔡俊华。他把多年搜集的农业承包历史资料，倾囊相授，使我能在一个星期之内写好了《从「大锅饭」到「大包干」》（八四年十一月十五日发表），从人民公社的工分制写到生产大队到生产小队到包产到组、到户、到劳，以至一九八三盛行的大包干。不容易找到更为层次分明的农业改革发展，而经济理论又可以大展拳脚的。

一九八三兴起的大包干的「干」，是指三项征收。一是公粮（农业税，不久前法定取消）；二是公余粮（价管下政府征购农产品，取消价管后不存在）；三是集体提留（福利金与公积金——后来改了称呼——据说不久前跟着税一起取消，引起不少问题）。大包干是开始稳定下来的承包制，而如果承包合约的年期够长，加上可以转包，土地的使用权与包「干」之后的收入享受权能到「户」，土地作为资产就界定人与人之间的权利。推到尽，承包合约是一张地契，转包是土地买卖，年期够长与私有土地是没有分别的。

大包干是通过承包合约把等级界定权利转到以资产界定权利那边去。在农业推行得顺利，因为：一、土地的划分容易界定；二、土地既不会贬值，也不会遗失；三、从干部等级界定权利转向土地资产界定权利时，昔日的生产队长或农村等级较高的干部，一般能承包较大的土地面积。从高斯定律的角度看，明智的做法是界定了土地资产权利再作打算。后来转包导致土地再分配，而地区政府征用土地往往引起纠纷，这情况到今天还没有处理得好。

提到高斯，炎黄子孙要感谢这个人。私有产权是「私」字当头，北京不容易接受（就是今天他们以「民」为「私」）。但清楚的资产权利界定北京却接受了。其实以资产界定权利就是私产，只是在高斯之前没有谁说得清楚。见北京不反对权利界定，我就不断地以高斯之见下笔推销。

一九六八年作合约研究时，我指出在高斯定义下的私产要有清楚界定的使用权、收入享受权与自由转让权。所有权（ownership right）是不需要的。当年英国的私人土地是没有私人所有权的。这一点，我曾经读过两巨册英国法律史，再跟艾智仁及高斯研讨过。肯定私产不需要有私人所有权，见到北京要维护土地国有的社会主义形象，一九八五年我建议把两权分离：所有权为国有，使用权为私有。于今回顾，那是邓小平后来提出的两权分离的中国式社会主义。五年前在北京遇到一位D校院长，他记得一九八六我在北京首都钢铁厂讲话，提出两权分离，在座很少人相信行得通，而跟着上头通告不要相信我说的。

跑到首钢的宿舍住了几天，是为了研究工业承包。说有兴趣调查，香港新华社立刻同意提供任何资料，有问必答，而使我难以下台的是查济民生先寄给港大一张支票，作为研究经费。其实当时港大的经费不紧张，但查先生出了手，我不能临阵退缩。结果是写了结集为《再论中国》的文章，但工业承包的研究不足以独立成书。

是非常头痛的调查。我要求的工业承包合约，只几天就送到，无从入手是因为内容频频转换，只几个月就面目全非。当时的中国是转变得太快了。我跑福州，跑北京，跑杭州，跑温州，走马看花，花多眼乱。变得太快当然难以捉摸，但一九八七年初我肯定工业承包的困难所在，有五点。一、工业机构内的资产一般共享，不能像农地那样界定划分。二、厂房与设备、机械等会贬值，或受到破坏，既为国营，政府不能不管，而投资额是多是少，由谁负责，吵个不休。三、工业的生产程序远比农业复杂，需要的层层承包（即判上判），政府干预起来很头痛。四、工业变化大，亏损可以如家常便饭，无「干」可包也。五、工业以生意头脑为重，当时法定的最高月薪是人民币二百五十，天才怎会服气呢？

考虑到上述种种，我建议北京快刀斩乱麻。是简单的三步。一、政府偏低地评估一家工厂的资产净值，收低息为「干」。二、按资产净值发行股票，免费分配给厂内员工，不妨仿效美国棒球世界锦标赛分红时球员互相投票来决定谁分多谁分少。三、让股票在市场自由转让。

犹豫不决，北京没有这样做。几位北京朋友让我数番拍案解释，但我相信他们对国企还可以改善挽救的幻想是诚恳的。结果是没有垄断权益的国企，一般的收场是输清光。是的，到了九十年代初期，因为要照顾国家职工，好些国企送出去也没有人要。其后，私营企业急升，国企亏蚀严重，朱镕基迫着要关水喉，显示着输光还不止也。再其后，国企容许买家解雇职工，由地区政府负责，地产值钱，国企可以沽出。

一九八一年我白纸黑字地写下，中国改革最困难的地方，会是那些容易维护垄断权益的国企。不幸言中。今天还有些大名鼎鼎的教授说国企可取，要维护，不知是哪种学问了。

是重要的一课。国企输光是社会的代价，但为了改革制度，输光也可取！当时看这代价庞大，但今天回顾，微不足道。

（「中国未来」系列，之三）

二○○六年四月十三日

paradoxfishbear

张五常：从贪污到通货膨胀
发表日期: 2006-4-22

一九八三年，高干子弟拿着半吋厚批文走天下的传言时有所闻。我见过两张，有盖章但还没有填上内容。很难说卖批文是不是贪污。一九八四年，官商勾结的传言四起，贪污的声浪变得明显了。我当时是高兴的。

为什么听到贪污会高兴呢？当时改革的重点是要把以等级界定权利转到以资产界定权利那边去。前者，从下向上或从甲向乙获取例外的方便是走后门：是一种特权交易，算不上是贪污。做得过分不好看，但等级特权无从界定得一清二楚，后门交易要接受。我在大学作正教授近三十年，特权不少，找我求方便的人无数，知道自己可以乱来一下还是在权力的范围内，只是除了学术与跑街头巷尾我什么也懒得管。

贪污取代走后门，显示着等级特权开始瓦解。我早就知道从等级界定权利转到资产界定权利的过程中，贪污一定会出现，但想不到来得那么快，所以高兴。但到一九八五，北京考虑推出物品分类管制，我蓦然惊觉：那是印度！跟着大声疾呼。当时的北京与今天不同，摸着石头过河任何旁观者的提点他们都考虑。我大呼中国走向印度之路，北京的朋友也跟着叫起来了。

细心衡量，人类的权利界定制度大概只有三种。其一是以资产界定权利，其二是以等级界定权利，其三是以管制法例界定权利。三者都有减低租值消散之效，但从管制法例而得的收入，超越了政府指定的，我们称为贪污。巴拿马、印尼、印度等地方的经验，是管制法例的权利可以划分得清楚，可以制度化而固定下来。一旦制度化，改革就胶着了。

中国的改革要从等级界定权利转到资产界定权利那边去，其间必经之路是以管制法例界定权利。一九八五年的中国，管制法例无数，每项法例都可带来贪污收入，干部频频走位，彷佛在玩音乐椅游戏，只要音乐停顿下来，大家找到了座位，改革就终止了。当时不少学者建议中国的改革要缓进，我破口大骂，说不能让音乐停下来，宁可乱，也要快，否则不能冲过印度那一关。

以物品分类管制容易协助界定贪污权利，可幸北京最后没有推出。当时最常见的贪污行为是倒买倒卖。那是要有价格管制才能成事，而价管只能在国营企业才容易施行。当时我不太担心这价管可以持久，因为水出鱼，鱼饮水，羊毛出在羊身上，价管不是免费午餐，需要的庞大费用支持来自政府。问题是不少有特权的把价管得来的枱底收入，送子女到外地读书（一位伦敦大学的教授协助找英国学位，生意好得很）。倒买倒卖的收入当然不容易放弃，但以之支持子女留学的是定期费用，要解除价管很困难。

我花了不少墨水主张解除价格管制，尤其是为了维护价管的枱底收入，国企要争取垄断权益。当时杭州的丝织行业就要维护养蚕的专利，而丝的价管倒卖差不多是公开的秘密。支持价管的言论主要是恐怕物价上升，国家职工承受不起，骤耳听来言不成理，但一九九一年我认为不是全错。

一九八八年七月，邓小平与……于北戴河硬闯放开价格，闯不过。传言四起，政权局势很紧张，使我考虑取消佛利民到北京之行。但朋友说……之会已经约好了。九月十九日下午佛老与赵老谈得好，大家同意与不同意的地方说得清楚。想不到后来某刊物大做文章，说我要倒邓保赵，更想不到在八九年……天安门事发后，北京有两份内部文件说我和佛老是北京民运的主导者。我不认为是误解，而是政治的需要才把佛老和我钉在十字架上。我今天还相信，间接上，赵总书记下台与他坚持放开价格有关连。

回头说八八年九月十九之会，……对解除价格管制的看法显示着他对经济有深入的理解。政治不论，经济上他与佛利民只有一点分歧。佛老认为要立刻解除外汇管制；赵老同意汇管要解除，但要在解除国内所有价格管制之后。两个都对！赵老认为国内的物品一半有价管，一半没有，相对价格不合理；外间没有价管，相对价格是合理的。一旦解除汇管，合理的与不合理的相遇，可能出现汇率不合理，增加原料成本，所以要先解除价管才解除汇管。这是我听到过的最可取的支持汇管继续的理论。佛老则认为既然解除价管有困难，解除汇管会增加解除价管的压力。这也对。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高斯获诺贝尔奖，我飞到斯德哥尔摩去替他讲话，遇到佛利民。谈起中国，我对佛老说当年催促中国解除价格管制可能是错了。国营企业的生产弹性有问题。放开价格，产出不跟着上升，国家职工的薪酬相当划一地由政府规定，他们可能跑到街上去。这样看，解除价管是要与把国企改为私企一起推行的。但在那时，没有垄断权益的国企奄奄一息，或输清光，银行是出粮机构，政府给国企输血成为例行公事。

因为价格管制而引起倒买倒卖的贪污，比起八九年……之后与地产有关的贪污，是小巫见大巫，而又因为后者牵涉到银行，通胀急剧上升。

我可能是「始作俑者」：两年前在深圳遇到几位退了休的干部，他们说中国出售土地起于我的建议。是一九八六的春天，深圳政府邀请我到那里谈经济，尤其是关于土地使用的问题。我向他们解释了西方的土地法例，解释了使用权可与所有权分离，然后大胆地建议他们卖地。当时是非常敏感的话题，就是佛山发行债券也不准转让，卖地的「资本主义」形象明显，提出来彷佛天方夜谭。但我知道他们有财政困难，解释利害关系之后，我不客气地指出不卖地他们不容易找到资金把城市建设起来，于是建议他们先搞好土地法律，然后拍卖。再澄清，一九八六年六月二十五日我在《信报》发表长文《出售土地一举三得》。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一日（刚好是我的生日）深圳举行土地拍卖，是中国改革后的第一次。今天深圳人口一千三百多万，可能因为大部分地区是新发展，以多人口看市容是中国之冠。

不幸的是，拍卖可以贪污，法庭可以贪污，而通过关系拿得地皮通常涉及贪污，高干子弟上下其手也算是贪污了。……之后经济放得宽，九十年代初期土地的获取或明或暗，而有关系的到银行借钱发展房地产，银行也贪污，相当公开的：利息率有枱上与枱下之分，而有盈利要枱下分帐。听说央行印银纸印个不停。改革初期是三十五元人民币兑一百港元，到了一九九三年六月，黑市汇率是一百五十元人民币兑一百港元。国民收入增长的数字，从改革起北京低估。九十年代初期的通胀率，他们也应该是低估了。

朋友，不要以为这篇文章是对中国改革的负面评价。绝对不是。无可避免的事，我们要接受。贪污只不过是改革程序的一部分，不可或缺。中国的经验是历史上最困难而又最成功的改革，只出现过这一次。世界上不会有比我更客观的学者，躬逢其会，认为有责任把我知道的过程，加上自己的阐释，大概地记录下来。

（「中国未来」系列，之四）

二○○六年四月二十日

paradoxfishbear

第二阶段的工业发展

张五常

这两三年，老外频频说中国的经济发展是历史奇迹，何其后知后觉也？十多年前我就这样说。老外聪明，只是远看庐山，见不到满山小树萌芽。想当年，珠江三角洲一带虽然发展神速，但工业区乱七八糟，乌烟瘴气，外人看不入眼。邓小平一九九二南下后，苏浙一带废除了多种牌照约束，拼命招徕，长江三角洲才杀出重围。

如果中国的改革发展是历史奇迹，那么无可置疑，长三角是奇迹中的奇迹了。十三年前我说二十五年后长三角会是历史上最繁盛的工商业中心，今天还没有到位，但庶乎近焉。老外今天看神州，啧啧称奇，是给长三角扬之以威，示之以势，吓破了胆，于是频呼竞争不公，施压人民币升值。

其实也算不公：地球没有出现过那样吃得苦而又是那么多的劳动人口。九十年代中期，世界百分之十七的建筑起重机集中于上海，让该市在五年内建成香港需要五十年才建好的商业楼宇，过重，市下沉，政府要大幅减少建筑容积率。通缩袭市，楼价暴跌，建筑工人凌晨操作依旧。

近于从零开始，长三角超越珠三角只用了八年，其间有严峻的宏观调控与通缩。以昆山为例，九七年要投资一百万美元才可以十万零五千元人民币购买一亩工业用地，购买多少没有约束。二○○○年是五万一亩，投资多少不论。去年是二十万一亩，约束是投资二十五万美元才可买一亩。这些规限或约束变化多，下文可见，主要是地区竞争的结果。三千多家台商云集昆山，爆满，前前后后大约十年。

说到美轮美奂，苏州工业园冠于神州，可能冠于地球。这里的特色是世界名牌云集，工业用地听说卖清光，目前有建筑物的只占小部分，几年后全建好会是现象了。近几年无锡上升得比苏州还要快。杭州是年轻工商业家的聚脚地，认识不少，皆一时俊秀。义乌、温州等的崛起皆天方夜谭，不用我介绍了。

究竟发生了些什么事？币值稳定当然重要，但长三角飚升的头十年，有一半时间面对严重通缩。进入世贸有助，但那只是近几年的事。说向外资献殷勤，那当然，但其它国家也懂得做。没有众多工会的左右重要，但不一定足以抵消远比香港昔日工业起飞时为多的管制法例，以及贪污带来的手续麻烦。发生了些什么事？产权结构的基本改革在八十年代的第一阶段改了，为什么九十年代的第二阶段会继续飚升呢？

我的答案有两方面。其一是周燕同学给我翻阅的十多份中外合资合约。说是合资，其实是注册商标、发明专利与商业秘密的租用合约。看官须知，这些专利的传统租用合约很难监管，因为产出数量难以鉴证，使用费（royalties）往往得个「讲」字，而商业秘密是一去不返的。以合资合约处理商标与科技知识的租用，容许拥有这些「无形」资产的机构委任董事与其它行政人员在产出现场监管，大幅减少甚至杜绝欺骗行为。

我见到的中外合资合约，一律有详尽的商标与专利使用费的罗列，而这些是「相金先惠」，有没有利润，凡有产出外资就先收取，有时写明外地的银行户口号码，汇出没有管制。罗列着的凡有产出就要支付使用费的项目有时长达几页纸，是合资合约的一部分，中方协助产出的责任有说明，而令人瞩目的是中方要负责减低中国的税。有利润当然按股权分配，但那是外资抽取使用费之后才算。

个人认为以合资合约替代商标与专利租用合约是中国的发明，因为其中条文的设计一般反映着怎样合法地避去政府的管制法例。当时外资在中国独资是不容许的，要与中方合资从事，但上述的合资合约显然受到欢迎，因为后来可以独资了，约满后或新入门的外资，往往可独不独。

第二方面，上述的合资合约，与其它在外地不会见到的合约安排，显然是从我屡次提及的激烈地区竞争衍生出来的。事实上，地区之间的激烈竞争，也是起于一套外地见不到的合约安排。换言之，整个中国的工业制度架构，是一套合约安排的组合，撇开沙石妙绝天下。要深入理解，读者要参考我一九六九发表的《佃农理论》与一九八三发表的《公司的合约本质》。没有作过这些研究，我不会在中国的地区调查中恍然而悟。

想当年，北京把权力下放，起笔时下头没有资产权利可言。毛主席当年废除私产做得彻底，就是工人的劳力也由国家支配。从资产权利的角度看，下头一片空白，把权利放下去，只要顺流而下，避过礁石，达到一个前所未闻而又满是生产活力的制度可以理解。这是人类历史的唯一经验。

八十年代初期，承包制开始取代昔日共产政制下的等级权利划分，农业取代得好，工商业有困难——都分析过了。大约八十年代中期，地区与中央协商承包出现，起初用固定的包「干」上缴，跟着发展为层层承包：中央与省，省与市，市与县。以固定银码上缴的承包有不少问题：协商常有吵闹，区区有别，过低中央或上头眼红，过高下头叫救命，要上头赈济。

承包上缴的方程式改变过不知多少次，后来改用分成，那就是佃农制度了。虽然继续修改，但到了朱镕基时期，地区之间的（佃农）分成方程式开始固定下来。权力下放后，中国今天的经济权力核心不是中央，不是省，不是市，也不是村，而是县。以土地划分，大致上没有土地就没有经济权力。中央上头统一税制，提供土地征用与建筑的大致规例——形式上与佃农合约相同。某些公共事项（例如过区的公路建设），由中央或省处理，而县的司政监管则是省与市的责任。

土地使用的权力落在县的手上，是绝大部分的经济权力了。中央指定的土地使用规例是大概，留下很大的空间让县作主。例如税率与分成率皆划一，不能变，但工业用地之价，由县决定，可以间接地调低到负值。佃农理论说，除非特殊情况，在竞争下单凭地价调整可以达到最高的经济效率。大致上，土地用途也是由县选择的。

最重要的工业税收是增值税（按产出所值减除原料成本抽取），可以看作工人的收入税（月入一千六百之下工人本身是免税的）。抽增值的百分之十七，其中百分之二十五归县所有，百分之七十五交到上头。增值税是工厂没有盈利或亏蚀也要抽，是佃农分成的原则，而有盈利才抽的称所得税，县占百分之七十五，其余上缴。工业所得税不多，县不那样重视。（工业之外的其它生意抽营业税与所得税，县也与上头分成，这里不谈。）地点奇差的县，入不敷支，上头会考虑资助；如果县的主事人办事失当，上头更换时有所闻。有地而劳动力下足，地不值钱，所以县对工人客气招手，而县与县之间争取投资者的激烈，中国独有。一九九三年左右中央大举放宽人口流动，农业人口急速下降，工业打崩头。月是故乡明，十年后，严重的民工荒在南中国出现了。

这就是了。一个县是一家公司，拿着有划清界线的土地作为资本做生意。公司合约的结构，一方面与上头分成，另一方面与投资者分成，皆佃农制。税率划一，所以县的成败，可以用税收在总资产的比重衡量。有成就的县长或书记，不愁没有私营或民营机构招手。此外，促成县与县之间的激烈竞争，一个重点是竞争的局限条件非常清楚。这一点，读者要参考我早年写下的佃农理论了。

不要忘记，在分析「大包干」时我指出，「税」与「租」的理念相同。竞争租值（税值）极大化是天才之笔，是秘密，因为天下只有我一个人明白。北京怎会知道呢？是逼出来的！当时我还没有发表《供应的行为》的第三章，大幅地修改了传统的成本与租值的概念。

（「中国未来」系列，之六）

paradoxfishbear

发表日期: 2006-5-11
  
人民币出现于解放前，有六十年的历史了。历史上，中国没有哪种纸币曾经存在那么久，虽然历尽沧桑，满是血泪。有谁会想到，今天地球上的先进之邦会联手强逼人民币升值呢？这是炎黄子孙终于抬起头来的铁证。

八二年回港任职后不久我跟进人民币。外汇券与人民币并存的一国二币有研究价值。国民D时期的一国多币，是乱来，但外汇券是货币制度的一部分，不是乱来的。

一九七九年中国开放改革，游客涌进，物品质量较佳的友谊商店为游客而设，国内的人不准到那里购物。问题是后者委托游客朋友代购。为了杜绝这种行为，该年四月北京推出外汇券。较高级的商店与酒店只准用外汇券，不准用人民币。这样，作为货币，外汇券也是通行证或入场券。只两年，此法证实行不通，因为国内的人可以在市场以人民币购买外汇券。

虽然人民币与外汇券的公价币值一样，但后者用途较广，也可以按公价兑换外币，过了不久，在灰色市场外汇券比人民币值钱，大约高三分之一。这样，在市场购物，懂得讨价还价的人，拿出外汇券可获大折头。如下情况出现：两种公价相同的货币，购买同样物品，讨价还价后二币不同价，其实价格相同；另一方面，不懂得讨价还价的老外，以外汇券付人民币之价，中了计，价格分歧（price discrimination）就出现了。

到了一九八四，以外汇券阻止国内人购买较佳物品半点作用也没有，但北京的朋友要保存外汇券，认为上述的价格分歧会带来较多的外汇进帐。我数番向他们解释不一定，但牵涉到弹性系数分析，他们不明白。后来还是老外不傻，没有几个不懂得讨价还价，北京才知道外汇券是多此一举。

这里顺便一提，一国二币，人民币是劣币，外汇券是良币，只要市场知道，可以讨价还价，劣币是不会把良币逐出市场的。那大名鼎鼎的格拉森定律（Gresham’s Law）错得离谱，我在一九八五年一月与一九九二年三月两次为文解释得清楚。正相反，二○○三年北京要在香港搞「离岸中心」，让香港的银行大做人民币生意。但人民币有上升压力，是良币，港币钩着美元，是劣币，我立刻发表文章说良币会把劣币逐出市场，因为街上卖花生的会选收人民币！可能给我吓了一下，这「中心」到今天还搞不成。其实香港早应转用人民币，或改为与人民币挂钩。政治问题我不懂，但天生一个浅白脑子，经济解释信手拈来。

一九八六年六月，北京公布取消外汇券，跟着八月说十一月起外汇券不再使用。我手痒，于该年九月发表了不应该发表的《外汇管制可以休矣》。北京的朋友说，因为这篇文章，他们推迟七年才取消外汇券。文章长，但论点简单，浅而妙。

我说有人民币与外汇券的共存，市场讨价还价后表面不同价其实是同价，再其实是非法行为，因为含意着的是一个黑市汇率。不明显，因为外汇券的存在是一重烟幕，把非法行为盖着了。取消外汇券，是拿开烟幕，非法会变得黑白分明。如果取消外汇券后中国容许外币（如港币）在国内流通（当时容许），以公价汇率算外币购物之价低不少，摆明是非法，纠正要外币价格管制。如果取消外汇券后外币不准在国内流通，在与市场脱节的公价汇率下，外贸、旅游及外资炒黑市会明目张胆，约束要加强外汇管制。这样，如果北京不走回头路——不加强价格管制与外汇管制——取消外汇券，拿开烟幕，外汇管制守不住。

一九九三年外币的灰市变为白市，北京取消外汇券，人民币进入了朱镕基时代，大略的发展我在《铁总理的故事》说过了。这里要说的是一九九七年我再跟进人民币的发展时，思想有大冲击。我是个不受成见约束的人，但传统的货币分析左右了我的思想。是拜师学艺的时候，我记不起有哪项经济问题我是那样反应迟钝的。

看官须知，传统的货币分析是环绕着一个古老的币量理论（quantity theory of money）。理论基本上没有错，虽然分析可以变得非常复杂。这理论的弱点，是不管货币制度——制度如何与这理论的方程式是没有关系的。

一般专家同意，如果金或银有适当的供应量，金本位或银本位是最可取的货币制度。金属本身是货币，也是货币之锚，物品的市价会因为金属之价稳定而稳定，以金属之价有变而变，币量理论容易处理，而以货币政策调控失业、不景等问题是谈不上的。问题是这种本位制守不住：金属供应不足，或外流过多，或其价暴升暴跌，都会带来严重的经济波动。

脱离了本位制，大师佛利民认为，小国可用英国殖民传统的钞票局（currency board，今天香港用的），可以看为局部本位制，但大国则要走fiat money的路，这是欧美今天的制度了。在这制度下，货币没有一个固定的锚，而是以调控币量或利率的办法来达到某些经济指针或目标，例如通胀率、失业率、产出增长率等。这是间接地以指针为锚，货币政策是指以调控币量、利率及其它法例来达到指针。非常困难，历史上没有一个国家真的处理得好。这是蒙代尔及一些货币专家跟佛利民之见有出入的关键原因。没有谁不同意货币要有锚，只是一个大国的锚不易找，专家一般这样看。大家都赞成汇率浮动，但没有固定的锚而浮动是一回事，有了固定的锚才浮动是另一回事。这一点，对经济一知半解的人老是搞不清楚。他们认为所有物价以自由浮动为上，货币也应如此，但他们忘记了货币的重点是协助交易，不是一般物品，币值要稳定，而这稳定最好有一个固定的锚。

脱离了本位制，大国的货币找不到一个固定的锚，是佛利民的观点。十多年前我向他建议以一篮子物品为锚，他回应说原则上可行，但费用高，太麻烦。殊不知在朱镕基掌政下，人民币钩着美元为锚稳如泰山，根本不需要有多少外汇储备，条件是央行不手痒，要集中于守锚来调控货币量。这是要放弃大部分以币量的变动来调控经济，或起码货币政策——例如以增加币量来减少失业——要在守锚之后有空间才考虑使用。这是说，单为守锚而调控货币量，或集中于稳定币值而守锚，任何国家都可以做到。欧美的货币制度的困难，是指针过多，顾此失彼——这一点，佛利民一九六八的一篇文章说过了。

回头说佛老当年认为以一篮子物品为锚费用过高，太麻烦，中国的经验证明是不对的。以一篮子物品取代美元为锚，贵客自理，可以在市场直接地购买这些物品，央行不需要存货，也不需要自己在期市活动，只是稳守锚价。我把朱老时期的中国货币制度阐释为：用一个可以直接在市场成交的指数为锚，钩着美元可以这样看，钩着一篮子物品也如是。

这其中有一个重要含意。币量理论是局部理论，范围不广，没有大用场。有一般性的货币理论一定要把货币制度的本身——尤其是锚的选择——加进去，而币量理论只是其中一个注脚罢了。有一个上佳的货币之锚，下得好，守得稳，币量多少由市场需求取决（不是锚价由市场取决），是多是少币值也稳定。

回头说昔日国内的银行是出粮机构，人民银行也如是，我骂过不知多少次。一九九五年，人民银行成为真正的中央银行，法定不准做生意，而其它银行则商业化起来了。都做得对。今天中国的银行制度，沙石不少，奇怪的，没有跟进，不理解。还存在的主要困难是国营。监管银行借贷永远不易，职员出术的方法层出不穷，国营监管当然头痛头痛。另一方面，银行有坏帐，何必要国家负担呢？

       （「中国未来」系列之七）
二○○六年五月十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