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子

她教训我，“休养一年再找工作好了，不用急。还有，一点感情生活都没有是不行的。阿五明日照样来帮你打杂煮饭。”
　　“不用不用，我的生活自己有数，你放心，我会找得到好女佣。”
　　“好的女佣有什麽用？”母亲忍无可忍，“要不找个好的男人，你们这些新女性，本末倒置。”
　　骂得我们狗血淋头。
　　说得也有道理。
　　但是她不明白，自小到大，没有人明白，有时闷到要学泰山般，用手槌胸，大喊大叫。
　　太寂寞了。有些女友以为结婚可以解除寂寞，结果更加水深火热，对方也那么盼望，等着她去解救，最后还是分手，靠一杯威士忌渡过长夜。
　　跟看母亲回家，家还是老样子，六十年代换过家具之后没有重新装修，隔廿年看来，反而有种复古的可喜意味，时下很多年轻人爱煞这种“古董”，到处搜罗，我家却到处都是宝贝。
　　沙发还是有脚的，台灯流线型，报纸惯性地放在玻璃茶几下一格。
　　下午的阳光静寂地照入客厅，彷佛看到自己，十七八年纪，一边做功课，一边听点唱节目，俞峥是我的偶像。
　　当中那十年彷佛没有过，除了青春，青春确是过去了。
　　所以人不能停下来，一定要忙，忙得似无头苍蝇，像以前那样，不知道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理想，还是为着不令别人失望，如艾嘉所说，忙得没有时间大哭一场。
　　现在有时间了。
　　母亲把麻将牌哗啦倒出来，她的搭子快要到了。
　　阿五把茶水备好。
　　啊，这里是神仙洞穴，山中方一日，世上已千年，水恒的麻将牌，永远的下午，阳光从来没有变化，女主人也就是这个样子。

桑子

我躺在长沙发上看画报。
　　忽然之间眼泪自眼角涌出，过去七年受的种种委屈苦处如电影般一幕一幕在脑海中闪过，真不知还要走多少路，鸽子才能在沙上躺下休息。
　　用一本杂志盖著面孔掩饰。
　　那时表姐每周末来教我跳舞，书房中有好些旧唱片，如今，一定更旧。
　　在牌只零零星星的啪啪声中，我与表姐随著比提佩芝的歌声跳慢四步。
　　有一只歌是这样的：没有人对泣，没有人道晚安，没有人在忧郁时引我开心，没有人相叹，没有人说我愿意，没有人轻语我爱你……
　　真要命，每一句都是真的。
　　跑到书房，蹲在唱片柜下拚命找，还是四十五转的唱片呢，像小碟子似。
　　翻半天，什么都找不到，倒有一堆邓丽君盒带，想必是母亲买的。
　　父亲现在都不回家了。
　　名正言顺住女友那里。
　　从来没人问过母亲对此事的感想。
　　四十岁开始，她过了十年迹近孀居的生活，社会对她这样身份的女性根本不表同情，她也很沉默。
　　小时候也问过她可悲伤，记得母亲说：四十岁，还有资格哀伤吗。
　　一切如常。
　　我把手插在裤袋中，站在牌桌边，同母亲说，我要回去了。
　　她头也不抬，打出一张牌，“明天再来。”
　　明天，过不尽的明天。七年之后还有七年，再有七年，但文件夹子终于是要合拢的。牌桌上的伯母问：“小姐有什麽打算？”
　　我答：“有，找工作，找朋友。”
　　她们笑了。
　　找找找。得到了失去，失掉了再去找。

桑子

楼下见司机老王在抹车，一辆六十年代平治在他经营下还簇新。
　　还烧柴油呢。母亲像是要把她最光辉的时代留住。
　　她还可以做得到，这一代呢，脚步一停，四周围的人就把你挤开，除非一直跑下去，马拉松，终身赛。
　　“来，”我说：“老王，帮你打腊。”
　　小时候坐它去上学，俨然小姐模样，不是不好出身的呢。
　　一边忙一边问老王，“有没有熟人？我一直想找个女工，要靠得住的，能做好菜，薪水高些不妨。”
　　“怎么，小姐要结婚啦？”
　　结婚同找女佣有什麽关系？他们是永远不会明白的。
　　“你同我好好物色，不急要，希望半年后可以上工。”
　　届时应当找到新工作了吧，也许要比从前更拚命，随时廿四小时听命。
　　过了二十世纪，不知有没有聪明的老板发明每日做廿六小时。
　　大概这个日子也不遥远了。
　　当务之急，还是要找一个好的女佣。

桑子

桑子

寂寞的小孩

那似乎是一个秋天，梧桐树的树叶一半已掉了，另一半也已泛黄孤零零地在枝头随风而飘的时候，云很淡，风很轻。每到这样的季节，浪漫的人总会遇到一些美丽的事情。可有时，不浪漫的人也会。
    “我是一个寂寞的小孩，漫步于城市灰色的高架下。”
    我在我的笔记本上记下这句话。那时侯我是一个刚刚开始新学期的高二生。我讨厌寂寞，但我确实很寂寞，虽然我有很多朋友。大概就像谁告诉我的一样，没有情人的孩子总是寂寞的。
    是楚一说的。我们就是在那个季节认识的。

桑子

那天，就像很多次一样，我站在常去的那座教堂门前发呆。正因为我的寂寞，我有这样的习惯，也许算是一种倾诉。
    “你信上帝？”他说。我这才发觉原来身后站了个人。
    “你问我吗？”我看他，他点了点头。“不，我不是教徒，”我说，“但，我希望上帝存在，我会是他的朋友。”做上帝的朋友，这些是从陈丹燕的书里看来的。有一段时候，我很迷恋她的书，更确切地讲，是她写的欧洲。在我的骨子里，我疯狂而又固执地热爱欧洲，热爱与我们的家园紧相连的那一半大陆上的一切。
    他笑了。
    我转身走了，而他仍站在那里。白色的教堂在他身后挺直了身。
    第二天我又去了那儿。下课的路上，我背着我那只沉沉的书包，呆呆地立在那座白房子前。我对我的上帝朋友说我的快乐与不快乐。我不知道他是否愿意听我讲，但我还是要告诉他。也许除了上帝，没有人会这样安静地聆听我的话。
    “你对你的上帝朋友说了些什么？”又是他。
    我没有回答他，因为我知道他不愿意听；而我也不愿意把我的世界向一个陌生人敞开。他也没有再说什么，我又一次转身走了。
    风大了，一枚枚黄叶飘落而下。秋真的已很深了。
    我突然回头，刚刚站立过的教堂门前，冷冷清清的，一个人也没有。满地都是金色的梧桐树叶。
    我的心头刹那间掠过一丝失望。
    他是谁？那个跟我说话的人。

桑子

很多天，我都没往那里走。我隐隐约约有点怕，怕再见到他；可我却又常常想起他。他的声音很好听。我告诉自己，我有很多事要做，我有我的学业，一年多后我要考大学的。
      可也许寂寞的人，总会把在身边出现过的人记得很牢，忘也忘不掉。在我内心深处的某个位置，他总是存在着。不过，我确信我不会再遇见他了。后来我又去教堂时，再也没有人站在我身后，跟我讲话了。

      当梧桐树的叶子差不多都已掉了的时候，秋天的脚步差不多也已渐渐走远了。在这样的季节交替的时节，讨厌的流感病毒开始侵蚀我的鼻子、喉咙、气管，甚至胃也隐隐作痛起来。几个礼拜也许更长的时间里，呼吸变得如此艰难，而感冒药总是起不到任何作用。或许，就像很多事情一样，这是一个过程，有开始，有发展，然后才会结束。

桑子

周末的晚上，我沿着高架散步。教堂里正在做弥撒。在门口驻足的时候，仿佛能听得到唱诗班在唱圣歌。那是种奇妙的音乐，我想起在维也纳有许多唱圣歌的小男孩，用他们那种无瑕的童声唱出赞美上帝的词句。好像在舒伯特小的时候，也做过这样的歌童。
      我走上天桥，倚着栏杆看桥下来来往往的车。晚上，车开着灯，排着队，长长的，很美。
      “这儿风大。站久了当心感冒。”有人对我说话。
      我依旧望着桥下的车流。“没关系，我正感冒着，反正好不了了。”
      “是吗？”他也像我一样倚在栏杆上。
      那个声音多么熟悉，就是在我心里藏了很久的。我转过头，看他，这时，我们靠得很近。我第一次认真地看他。他是个长的很讨人——不，是讨我——喜欢的男孩，但我却不知如何仔细地描述他。
      “你是谁？”我小心翼翼地问。
      “楚一。”
      “楚一？”我说，“楚楚可怜的楚，一无所有的一？”
      “楚国的楚，一帆风顺的一。但愿你能这么说。”
      我的嘴角漏出一点点笑意。“没有了？”
      “恩？”
      “你的自我介绍，就这些？”
      “还有，”他笑了，“我在那儿念书。”他的手指向一边的那所都是红房子的医学院。他继续说，“我刚考进这学校，一年级。这些你满意了吗？”
      “不，”我觉得他挺可爱的，“你能告诉我你是学什么的？”
      “你说呢？”他停了一停，“我是说你希望我是学什么的？”
      我对这所医学院蛮熟的，因为一年多以后，我希望自己也是那儿的学生。我知道我希望我会学什么。
      “知道吗？我的目标是那里的七年制法语班。”我没有回答他的问题，却把我的梦想告诉了他。
      “是吗？为什么？”他的脸上浮出一丝奇怪的笑。
      是啊，为什么？我也问过我自己。我知道我是害怕医院里的种种的，但是我喜欢欧洲，我喜欢法国，我知道在念完了这里的七年制法语班后，就有到法国实习的机会。就这些，我想。
      “能告诉我吗？”他又问。
      “恩，我想这学校离我家比较近吧。”我说。
      “真的吗？”他的脸上又有了那种奇怪的笑。
      “怎么样，难道这就不像是一条理由吗？”我问他。
      他摇了摇头，说：“让我来告诉你好吗？因为在这里做医生和做梦的机会同时存在。你可以做你的欧洲梦，梦想操着一口纯正的法语在法国某个小城洁白的医院里给一个满面通红的法国小伙子治感冒。梦想那里的教堂，那里的田野，最最正宗的法国梧桐。”
      我大笑起来，“你怎么知道？”我的欧洲情节在这之前一直只属于我一个人，而他又怎么会如此清楚我的欧洲梦？奇怪。
      “我不知道。”他说，“但这是我考这所学校，选这个专业的全部理由。”
      “你是说你念的是法七？哈，太有意思了。”我转过身来，对着他，对着他身后那群红房子。“你也喜欢欧洲？”我问他。
      “是啊，有着各种各样屋顶的教堂、城堡、郁金香、圆舞曲、风笛、塞纳河、河边的咖啡馆……”
      “满脸通红的法国姑娘。”我抢白了他的话，并朝着他笑。
      他什么也没说，他也没笑。风吹乱了他的头发，也吹乱我的。突然，我不敢再看他了。
      “我要走了。”我说。
      “去哪里？”
      “回家。你呢？”
      “回家。”
      我笑了笑，说：“Bonne nuit.”
      “那好吧。Bonne nuit.”
      我走下天桥，朝着霓虹灯闪烁的方向走去。

桑子

放学后我还是沿着高架走回家，虽然我也曾想过躲避。可能我真的蛮想见楚一的。因为我觉得我和楚一，我们很像，就像我们都爱欧洲。最初喜欢欧洲是从国外寄来的明信片上，就像楚一说的，有着各种各样屋顶的教堂；在德国它们是尖尖的，在奥地利却是像洋葱一般圆圆的。我更喜欢法国，从幼儿园就开始迷恋窗外的那些法国梧桐，不，是更早的时候，在我还是个小小孩的时候，复兴公园就是我最爱去的地方了。常常觉得自己有一种欧洲情节，所以在进了一所曾经是法国教会学校的中学后，我不假思索地选修了法语。我一直漫不经心地在学，我想象自己能操着一口动人的法语漫步在香榭丽舍——不过我想不是现在；那或许是很久以后的事—— 而现在我把听上了年纪的法语老师上课当成是一种享受。讲完了枯燥乏味的语法之后，他会像个老绅士般教我们如何做一个淑女；或者耐心地一遍又一遍讲述正宗的法国大餐。老师年轻时是法租界教会学校的学生，抗战时他是个爱国青年、地下党员，而在他老了的时候又成了社会主义国家的一名法语教师。有时候，我很羡慕这样的老人，毕竟这样丰富精彩的人生不是每个人都能拥有的。
      在我对楚一讲这些的时候，他低着头安静地听着。那时侯我们坐在复兴公园那些高高大大的梧桐树下。楚一说，现在这公园是我们城市里仅有的一座法式公园了，过去是租界里的法国人常来的地方。我摇摇头说这我不知道。不过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就知道这里有马克思和恩格斯。噢，老早以前我还在那儿钓鱼呢。我把手指向一边的池塘。他笑了。楚一说他的童年是在很远的北方度过的，那里很冷很冷，冬天雪下得很大很大，于是整个城市都变成一片白色。河水变成了巨大的冰块，带着彩色帽子的小孩子在河上滑冰；工人们捞起整块整块的冰，艺术家把它们做成好看的冰雕。那座城市带着很浓的俄罗斯风味，可那儿的人很少理会这些；他们在满是俄式建筑的大街上走，却没人对这些建筑感兴趣。我说你说错了，因为你就喜欢它们啊。他还是笑。其实楚一就是从这些俄式房子开始喜欢欧洲的。
      我也喜欢过去法租界的老房子。矮矮的洋房，窗外是绿树掩映。

桑子

大半个世纪以前，那个战乱的年代。就在这法租界里，年轻漂亮的法国军官爱上了一个卖花的中国女孩。军官长着褐色的头发，高卢人特有的窄脸庞和高鼻梁，还有一双深邃的灰眼睛。他每天都会去女孩那儿买花，总是挑一支最美最美的红玫瑰。于是女孩也渐渐喜欢上漂亮的军官；可她总以为他不会爱她，她只不过是个普通的卖花女孩。他每天来买花，那一定是送给他可爱的心上人的。女孩有点伤心，但还是盼着他每天都会来，从自己手中接过一朵沾着露水的红玫瑰，然后看着他微笑着离开——这，也是件幸福的事情。于是她数着，整整99天，他买了99朵美丽的玫瑰。
      “他们相爱，可谁也没有表白。”我说。
      我看着楚一。他说：“后来呢？”
      我摇头。我告诉他我还没想好。
      我很忙，马上要考试了。真快，满街的梧桐树枝已是光秃秃的了。楚一也很忙，忙着他的那些细胞、骨头和组织，我仍旧没有搞清楚那些麻烦的动词变位，我也始终搞不清为什么法国人要用4个20加上4来表示84，大概这就是高卢人的浪漫吧。
      我坐在教堂的最后一排等待一场弥撒。我的面前没有陈丹燕说的那种白蜡烛。神父迟迟没有出现。我闭上眼，两手相握，十指交叉。我想祈祷，可我的思绪一片空白。“我是一个寂寞的小孩。”我又重复了这句话。不知为什么，在认识了楚一后我差不多已把这句话忘了，我忘了我的寂寞，是不是因为楚一？
      我一直不知道自己和楚一是什么关系。陌生人？朋友？还是……情人？楚一仍像刚开始时那样时时出现在我回家的路上；总是不经意地守在那儿。我们有时会去复兴公园的那棵梧桐树下坐一会；有时会在人行天桥上吹吹风；或者，仅仅用一句Bonjour来问候对方一声，然后再继续匆匆赶路。有些时候我真觉得我们之间有种很难得的默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