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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光元年(前134年)　　这一年是汉武帝对内政外交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之年，史称“元光决策”。汉武帝又令郡国举孝廉，策贤良，开创了察举征辟的人才选拔制度.而董仲舒在这次贤良对策中脱颖而出。
　　
　　　 董仲舒，西汉广川（今河北枣强县广川镇）人，约生于汉文帝前元元年（前179），约卒于汉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其生卒年月一说约前194年至前114年。西汉著名儒家学者，哲学家、经学家、《春秋》“公羊学”大师。董仲舒少治《春秋》，其师承不明。精心钻研，“三年不窥园”。弟子众多，下帷讲诵，弟子相传，甚至有不能见其面者。以“公羊学”闻名，汉景帝时立为博士。汉武即位后，试图改变统治思想，措施就是“尊崇儒术”，但一开始却遭到其祖母、崇尚黄老之学的窦太后的阻挠，主张更张政治的主要人物王臧、赵绾被下狱处死，权臣田鼢和窦婴被罢免。建元六年（前135），窦太后死，黄老之学的最后一个顽固堡垒消失了。 儒学开始真正复兴和走俏，而为儒学的走红作好理论准备和舆论准备的，则是次年董仲舒的贤良对策。如果以窦太后薨作为汉代学术崇尚的转折点，那么董仲舒的对策无疑就是儒运宏昌的开端。
　　
　　　　　董仲舒在史称《天人三策》中建议：
　　　　（1）建立明堂礼教制度，约束贵族行为，
　　　　（2）立学校，从民间选贤良，为平民知识分子开辟通仕之途，
　　　　（3）提出天人感应学说，用以约束警策皇帝，
　　　　（4）限民命田，防止土地兼并。
　　　　（5）统一政治思想。
　　
　　
　　
　　　 董仲舒的思想学说，以《春秋》“公羊学”为骨干，广泛汲取了先秦诸子宣扬的“天命”和“天志”、“刑名法术”、“无为”等思想，以及先秦阴阳家、秦汉方士神秘化了的“阴阳五行”学说，并利用当时天文、历数、物候等自然科学的新成果，构造出了一套以“天人感应”为核心的神学目的论体系。用“天不变，道亦不变”的观点，论证封建的“大纲人伦、道理、政治、教化、习俗、文义”等的永恒合理性。他的“阴阳灾变”理论，为后来兴盛的谶纬神学提供了依据。在人性论上，董仲舒主张“性三品”说，认为人性有善、恶、中三等之分。在道德论上，认为应该“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突出强调道德的重要性而轻视功利。在社会政治学说上，强调“大一统”，系统提出并论证了“三纲五常”理论，其“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妇纲”的“三纲”理论，对后世有极其巨大且有害的影响。
　　
　　　　董仲舒喜谈灾异，这也造就了汉朝的一种时尚，以至于后来发展为谶纬迷信之滥觞。虽然他本人曾因推演灾异而被交从吏议，分当处死，后被赦免。从此终身不敢再谈灾异。但自他之后，灾异论在民族文化中的影响根深蒂固，对皇权的绝对性带来了一定的打击。有多次的朝代更迭更是利用了这一传统。直至西元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还被许多中国人私下视为天命已变的征兆。
　　
　　　 当代科学哲学中有一个”测不准原理”，它认为：探索历史的起源与因果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蝴蝶的翅膀”的微微一次颤动，宇宙历史都可能因而呈现出另外一种面貌。在另一个遥远的地方或许就有一场火山爆发。这与董仲舒”天人感应”相互影响的灾变论似乎有些暗合之意。肉食者的倒行逆施，与京师附近的大地震真的有或者没有丝毫关联吗？
　　
　　
　　　 董仲舒的思想学说除了有很大负面影响之外，还有一些正面的作用值得指出。如他的“天人感应”理论，固然有宣扬“君权”的一面，但还有限制君主滥用权力的一面。他说：“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春秋》之大义也”又说：“且天之生民非为王也，而天立王，以为民也。故其德足以安乐民者，天予之；其足以贼民者，天夺之。”这是试图以“天”来限制君权，与孔子讲“忠君”，但又并非君主专制的无条件拥护者，是一脉相承的。董仲舒还借“奉天法古”、革除秦朝弊正为理由，提出了一系列在当时条件下值得肯定的主张，如：限制地主战有土地数量，堵塞土地兼并之路；取消盐铁官营；解放奴婢，肃夺主人滥杀奴婢的权力；“薄赋敛，省徭役，以宽民力”；为官食俸禄的人不得置产业；反对不顾国内重大矛盾而不断对匈奴大举讨伐的做法。如上种种，应该承认都或多或少是减轻人民负担、有益于老百姓生存的建议。
　　
　　
　　　 《天人三策》被采纳后产生的有三个影响；一是改变了汉家思想崇尚，由以前的崇尚黄老无为之治，改而崇尚儒学的礼乐文章，开启了汉代文治灿烂的先河。高惠之时，多武功之臣，粗重少文；文景之世，崇尚黄老，质朴无华；至武帝喜文采，亲儒学，经术之士多进，公孙弘位至三公，于是公卿多文雅彬彬之士，逐渐改变了官吏的素质，同时也为中国文官制度的形成走出了重要的一步。二是砥砺了汉代士子好学尚文的一代风尚，自董仲舒建议“兴大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数考问以尽其才”，国家以儒学选士，士子以儒行励操，形成尊儒好学的风气。三是建议岁贡贤能，形成定制，并以此考绩官吏，从而为汉家多渠道选拔人才开通了航道。
　　
　　
　　　　可是董仲舒文幸而人不幸，汉武帝虽采纳了董仲舒的许多条建议，但却并未重用其人。对策之后，《汉书》只平淡地记上一笔：“对既毕，天子以仲舒为江都相，事易王。”汉朝自吴楚七国之乱后，诸侯王一直是被打击、被削弱的对象；又实行“左官法”，歧视在侯国为官的人。诸侯国相，虽是中央署置，但也不及朝官备受亲近。其实，董仲舒不被重用，也许正因为他是“真儒”“纯儒”的缘故。《史记》说：“董仲舒为人廉直”。是真儒，其生活的目的就是为了“明道”“行义”；是纯儒，其事君的准则就是“廉直”“勿欺”。既为行义，其于财利就会有所不为，对于君主的要求也很高,董仲舒曾说：“故为人君者，谨本详始，敬小慎微，志如死灰，形如委衣，安精养神，寂寞无为”。要皇帝们都达到董先生的要求，等于是叫他们挥刀自宫，恐怕各各都要逊位做太上皇去了。”， 这当然不会被汉武帝所欣赏的！既是廉直勿欺，就注定了他不会阿附取容，以博高位。因此，同样是治《春秋》，公孙弘能以“从谀”的手段位至三公，而董仲舒却因“廉直”的美德倍遭冷落。个中三昧，确实是十分值得深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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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光二年(前133年) 雁门郡马邑城的豪绅聂翁壹通过大行王恢告诉武帝说：“匈奴刚与汉和亲，亲近信任边地之民，可以用财利去引诱他们。”武帝听到这个建议很兴奋,觉得雪耻辱的机会来了,于是召集大臣商议进攻匈奴的大计, 　御史大夫韩安国的还是老一套：“中国自战国以来，对匈奴即采取防守战略。战国和秦代长城即是明证。秦始皇多次出巡云中。北地，示强威，服海内，派公子扶苏为监军，大将蒙恬、蒙毅率军防守，只使匈奴暂为收敛而已。我朝自高祖定基，历来取和亲政策，先后八嫁公主，数送粮财，以求养精蓄锐。高祖、吕后何等英武，也无可奈何。高祖七年（前２００年）亲率３２万大军前去远征匈奴，结果大败而回。目后时期，冒顿单于曾写信大肆侮辱，吕后也只能强压怒火，好言笼络。匈奴之难于征服者，在于其骑兵３０万，十分凶悍。且东起辽东，西至西域，幅员辽阔，来去自由。而且分漠南、漠北两部，我军即使打败其漠南部落，但难于深入漠北蛮技之地，我军一退，其漠北部即跟踪而至，因此，空耗国力，难分胜报。唯有继续和亲，方为上策。”
　　
　　　　大行王恢不同意韩安国的和亲主张。他主张：“匈奴侵侮我中原大地数有百年，以掠劫为能事，不知礼仪，每次和亲只能维持数年和平，且美女财帛源源相送，反视认为大汉朝软弱可欺，更加肆无忌惮地兴兵犯境。只有彻底消灭匈奴之兵，才能使他们懂得天朝威严，心生畏惧，不敢来犯。过去和亲，乃为不得已而为之，如今我朝休养生息已数十年，当变被动为主动，变防守为进攻，以求彻底解除我朝北部威胁，救生民于水火之中，请陛下圣裁，早下决心。”
　　
　　　　这场激烈的争辩的结果是武帝采纳王恢的建议而结束.武帝早就意识到一味的向匈奴妥协总不是办法,游牧的匈奴是中原民族农耕文化和汉王朝的严重威胁。不彻底解决匈奴问题，汉民族国家很难获得生存和发展。以前对匈奴实行和亲政策，非不欲剿而灭亡之，实因国家初定，民须休养生息，乃迫不得已。今养精蓄锐已近百年，仓禀充实，是改变政策，展开反击的时候了。
　　
　　　 于是汉庭暗中派遣聂翁壹做间谍，逃到匈奴，对单于说：“我能杀死马邑城的县令县丞等官吏，将马邑城献给您投降，财物可以全部得到。”单于很信任他，认为他说的有道理，便答应了聂翁壹。聂翁壹就回来了，斩了死囚的头，把他的脑袋悬挂在马邑城上，假充是马邑城官吏的头，以取信于单于派来的使者。说道：“马邑城的长官已经死了，你们可以赶快来。”于是单于率领十余万骑兵穿过边塞，进入武州塞。
　　
　　　 正在这个时候，汉王朝埋伏了战车、骑兵、材官三十多万，隐藏在马邑城旁边的山谷中。卫尉李广担任骁骑将军，太仆公孙贺担任轻车将军，大行王恢担任将屯将军，太中大夫李息担任材官将军。御史大夫韩安国担任护军将军，诸位将军都隶属护军将军。互相约定，单于进入马邑城时汉军的伏兵就奔驰出击。王恢、李息、李广另外从代郡主攻匈奴的军用物资。当时单于进入汉长城武州塞。距离马邑城还有一百多里，将要抢夺劫掠，可是只看见牲畜放养在荒野之中，却见不到一个人。单于觉得很奇怪，就攻打烽火台，俘虏了武州的尉史。想向尉史探问情况。尉史说：“汉军有几十万人埋伏在马邑城下。”单于回过头来对左右人员说：“差点儿被汉所欺骗！”就带领部队回去了。出了边塞，说：“我们捉到武州尉史，真是天意啊！”称尉史为“天王”。塞下传说单于已经退兵回去。汉军追到边塞，估计追不上了，就撤退回来了。王恢等人的部队三万人，听说单于没有跟汉军交战，估计攻打匈奴的军用物资，一定会与单于的精兵交战，汉兵的形势一定失败，于是权衡利害而决定撤兵，所以汉军都无功而返。
　　
　　　　武帝恼怒王恢不攻击匈奴的后勤部队，擅自领兵退却。王恢说：“当初约定匈奴一进入马邑城，汉军就与单于交战，而后我的部队攻取匈奴的军用物资，这样才有利可图。现在单于听到了消息，没有到达马邑城就回去了，我那三万人的部队抵不过他，只会招致耻辱。我本来就知道回来就会被杀头，但是这样可以保全陛下的军士三万人。”武帝于是把王恢交给廷尉治罪。廷尉判他曲行避敌观望不前，应当杀头。王恢暗中送给了田蚡一千金。田蚡不敢向武帝求情，而对王太后说道：“王恢首先倡议马邑诱敌之计，今天没有成功而杀了王恢，这是替匈奴报仇。”武帝朝见王太后时，王太后就把丞相的话告诉了皇上。武帝说：“最先倡议马邑之计的人是王恢，所以调动天下士兵几十万人，听从他的话出击匈奴。再说这次即使抓不到单于，如果王恢的部队攻击匈奴的军用物资，也还很可能有些收获，以此来安慰将士们的心。现在不杀王恢就无法向天下人谢罪。”当时王恢听到了这话就自杀了。
　　
　　　　虽然此次预优袭击虽因事机不密而未获成功，但却揭开汉匈战争的序幕。从此，长达近百年的汉匈战争拉开了序幕,并直接影响了世界的历史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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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说武帝听取了董仲舒的意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恐怕不符合历史事实。起码，他的尊方士之术就甚于尊儒术。这也难怪，汉武以前尊崇黄思想,黄老思想除了强调清静无为以外,还有追求神秘虚幻的一面,武帝自幼生长于深宫,不可能不受其影响, 具体的表现武帝希冀鬼神赐福、追求长生不老和异人仙境，便成了他最热衷的事。
　　　　
　　　　 由于武帝对鬼神方术的耽迷,给方士行骗创造了条件,这些方士或以魔术手法眩人眼目，或以动听言辞故弄玄虚；而武帝对方士却是深信不疑，或尊之礼之，或封之赏之，并且言听计从；而结局却是方术无一灵验。武帝屡屡受骗，直至晚年才翻然悔悟，说了一段很有感慨的话：“昔时愚惑，为方士所欺，天下哪有仙人？尽妖妄耳！节食服药，差可少病而已。”
　　
　　　　 元光二年(前133年),武帝初次来到雍县，在祭祀五位天帝的五畤举行郊祀仪式。以后经常是每隔三年郊祀一次。这时候武帝求得一位神君，供奉在上林苑中的蹄氏观。神君本来是长陵的一个女子，因为儿子夭折，悲哀而死，显灵于她的妯娌宛若身上。宛若在家里供奉她，百姓很多人都去祭祀。战国时的赵国公子平原君曾经前往祭祀，她的后代子孙因此而地位尊贵，声名显赫。到武帝即位后，就用隆重的礼仪安置在宫里供奉，能听见神君的说话声，但见不到她本人。
　　
　　　　 当时李少君也以祭灶致福、避谷不食、长生不老的方术进见武帝，受到武帝的敬重。李少君是由已故的深泽侯引荐来主管方术之事的。这时他隐瞒了自己的年龄和出身经历等，经常自称七十岁了，能驱使鬼物，使人长生不老。他靠方术遍游了诸侯各国。他没有妻子儿女。人们听说他能驱使鬼物，还能使人长生不老，就不断地赠送财物给他，因此他常常有多余的金钱、丝织品、衣服和食物。人们都因为他不经常产业却很富有，又不知道他是什么地方的人，所以对他越发相信，争着去为他效力。李少君天生喜好方术，善于用巧言说中事情。他曾经到武安侯处宴饮，在座的有一位九十多岁的老人，他就谈起从前跟老人的祖父一起游玩射猎的地方，这位老人小时候曾经跟着祖父，还能记得那些地方，这时满座宾客都惊讶不已。有一次，少君拜见武帝，武帝有一件古铜器，拿出来问少君。少君说：“这件铜器，齐桓公十年时陈列在柏寝台。”过后查验铜器上的铭文，果真是齐桓公时的器物。整个宫中都大为吃惊，以为少君就是神，已经有几百岁了。
　　
　　　　 李少君对武帝说道：“祭祀灶神就能招来鬼神，招来鬼神后朱砂就可以炼成黄金，黄金炼成了用它打造饮食器具，使用后就能延年益寿。寿命长了就可以见到东海里的蓬莱岛仙人，见到仙人后再举行封禅典礼就可以长生不死了，黄帝就是这样的。我曾经在海上游历，见到过安期生，他给我枣吃，那枣儿象瓜一样大。安期生是仙人，来往于蓬莱岛的山中；跟他投合的，他就出来相见，不投合的就躲起来不见。”于是天子开始亲自祭祀灶神，并派遣方术之士到东海访求安期生之类的仙人，同时干起用丹砂等各种药剂提炼黄金的事来了。
　　
　　　　过了许久，李少君病死了。武帝以为他是成仙而去并不是死了，就命令黄锤县的佐吏宽舒学习他的方术。访求蓬莱仙人安期生，没有人能找到，而燕、齐沿海一带许多荒唐迂腐的方士却有许多人仿效李少君，纷纷前来谈论神仙之类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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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光三年(前132年)，黄河改道夺泗入淮，在瓠子（今河南濮阳西南）决口，大溜向东南直奔巨野泽，夺泗水故道转注淮水入海。有16个郡遭受水灾, 灾情十分严重.武帝派汲黯、郑当时率领兵卒十万去堵塞决口，屡塞屡坏。当时，丞相田蚡自己的封邑鄃（今山东平原）在旧河道以北，未受水灾，所谓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田蚡不但不为防洪工作建言献策,反而劝武帝说：“长江、黄河发洪水而使堤坝决口是上天的意思，不应该用人力强塞，如果强塞的话未必合天意。”武帝很迷信天意,天象一类的东东,于是便把治理黄河的工程停滞了下来,这一停就是20多年。
　　
　　
　　　　　丞相田蚡无心治河防洪,却把主要精力放在与失势的前丞相魏其侯窦婴争斗上.这也正应了主席那句：“与人斗其乐无穷。”这场斗争的实质是政治新贵田蚡与元老勋旧窦婴之间的斗争,由于先前的争田产和灌夫醉酒辱骂田蚡的事情,田蚡总想找机会整治他们. 元光四年（前131）的春天，田蚡向武帝说灌夫家住颍川，十分横行，百姓都受其苦。请求武帝查办。武帝认为他小题大做说：“这是丞相的职责，何必请示。”灌夫知道田蚡向武帝打他的小报告,也控告揭发了田蚡的贪污受贿，和私自接受淮南王的金钱并说了些不该说的话的不光彩的事情。双方争执不下,谁也整不到谁,于是宾客们从中调解。双方才停止互相攻击，彼此达成和解。
　　
　　　　同年夏天，田蚡为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娶已故的燕王刘嘉的女儿做夫人，王太后很高兴,于是下了诏令，叫列侯和皇族都去祝贺。魏其侯拜访灌夫，打算同他一起去。灌夫推辞说：“我多次因为酒醉失礼而得罪了丞相，丞相近来又和我有嫌隙,还是不去为好。”魏其侯说：“事情已经和解了,还是一同去吧。”硬拉他一道去。酒喝到差不多时，田蚡起身敬酒祝寿，在坐的宾客慑于田蚡的权势都离开席位，伏在地上，表示不敢当。过了一会儿，魏其侯起身为大家敬酒祝寿，只有那些魏其侯的老朋友离开了席位，其余半数的人照常坐在那里，只是稍微欠了欠上身。世态炎凉,让灌夫看了不高兴。他起身依次敬酒，敬到田蚡时，田蚡自然不会买他的帐,照常坐在那里，只稍欠了一下上身说：“不能喝满杯。”灌夫火了，便苦笑着说：“您是个贵人，这杯就托付给你了！”当时田蚡怎么也不肯答应。敬酒敬到临汝侯时不我待，临汝侯正在跟程不识附耳说悄悄话，又不离开席位。灌夫没有地方发泄怒气，便骂临汝侯说：“平时诋毁程不识不值一钱，今天长辈给你敬酒祝寿，你却学妇人一样在那儿同程不识咬耳窃窃私语！”田蚡对灌夫说：“程将军和李将军都是东西两官的卫尉，现在当众侮辱程将军，仲孺难道不给你所尊敬的李将军留有余地吗？”灌夫说：“今天杀我的头，穿我的胸，我都不在乎，还顾什么程将军、李将军！”座客们便起身上厕所，渐渐离去。魏其侯也离去，挥手示意让灌夫出去。田蚡认为灌夫有意拆他的台,于是发火道：“这是我放纵灌夫的过错。”便命令骑士扣留灌夫。灌夫想出去又出不去。田蚡的门客籍福起身圆场替灌夫道了歉，并按着灌夫的脖子让他道歉。灌夫越发火了，就是不肯道歉。田蚡便指挥骑士们捆绑灌夫放在客房中，叫来长史说：“今天请宗室宾客来参加宴会，是有太后诏令的。”于是田蚡弹劾灌夫，说他在宴席上辱骂宾客，侮辱诏令，犯了“不敬”罪，把他囚禁在特别监狱里。这次田蚡不但新帐老帐一起算,不但追查灌夫以前的事情，而且还派遣差吏分头追捕所有灌氏的分支亲属，把他们都判决为杀头示众的罪名。魏其侯对此感到非常惭愧。于是出钱让宾客向田蚡求情，田蚡当然不会答应释放灌夫。灌夫被拘禁，便无法揭发田蚡那些不光彩的事情。
　　
　　　　 事情紧急,魏其侯打算挺身而出营救灌夫。他的夫人劝他说：“灌将军得罪了丞相，和太后家的人作对，怎么能营救得了呢？”魏其侯说：“侯爵是我凭战功挣来的，现在我即使把它丢掉，没有什么可遗憾的。再说我总不能让灌仲孺自己去死，而我独自活着。”于是就瞒着家人，私自上书向武帝求情。武帝看到魏其侯的上书,马上把他召进宫去，魏其侯就把灌夫因为喝醉了而失言的情况详细地说了一遍，并且认为这样的小事情不足以判处死刑。武帝也认为他说得对，赏赐魏其侯一同进餐，说道：“双方都是亲戚，其是非可到东宫去公开辩论这件事”。
　　
　　　　到了东宫,由武帝主持，双方陈词。魏其侯在廷议上极力夸赞灌夫的长处，说他酗酒获罪，而丞相却拿别的罪来诬陷灌夫。田蚡听了则竭力诋毁灌夫骄横放纵，犯了大逆不道的罪。魏其侯思忖争辩不过田蚡，便攻击揭露田蚡与淮南王交往受金谋变之阴事。田蚡反击说：“天下幸而太平无事，我才得以做圣上的心腹，爱好音乐、狗马和田宅。我所喜欢的不过是歌伎艺人、巧匠这一些人，不像魏其侯和灌夫那样，招集天下的豪杰壮士，不分白天黑夜地商量讨论，腹诽心谤深怀对朝廷的不满，不是抬头观天象，就是低头在地上画，窥测于东、西两宫之间，希望天下发生变故，好让他们立功成事。我倒不明白魏其侯他们到底要做些什么？”于是武帝向在朝的大臣问道：“他们两人的话谁的对呢？”御史大夫韩安国是个骑墙派,两面讨好说：“魏其侯说灌夫的父亲为国而死，灌夫手持戈戟冲入到强大的吴军中，身受创伤几十处，名声在全军数第一，这是天下的勇士，如果不是有特别大的罪恶，只是因为喝了酒而引起口舌之争，是不值得援引其他的罪状来判处死刑的。魏其侯的话是对的。丞相又说灌夫同大奸巨猾结交，欺压平民百姓，积累家产数万万，横行颍川，凌辱侵犯皇族，这是所谓‘树枝比树干大，小腿比大腿粗’，其后果不是折断，就是分裂。丞相的话也不错。希望英明的主上自己裁决这件事吧。”主爵都尉汲黯认为魏其侯对。内史郑当时也认为魏其侯对，但后来又不敢坚持自己的意见去回答武帝。其余的人都不敢回答。武帝看到这种尴尬的局面,便怒斥内史郑当时道：“你平日多次说到魏其侯、武安侯的长处和短处，今天当廷辩论，畏首畏尾地像驾在车辕下的马驹，我恨不得一并杀掉你们这些人。”于是起身罢朝，进入宫内侍俸王太后进餐。王太后也已经派人在朝廷上探听消息，他们把廷辩的情况详细地报告了太后。好容易媳妇熬成婆的王太后受了婆婆窦太后几十年的压制有气没地方撒,越想越生气，不吃饭了，对武帝说：“现在我还活着，别人竟敢都作践我的弟弟，假若我死了以后，都会像宰割鱼肉那样宰割他了。再说皇帝怎么能像石头人一样自己不做主张呢！现在幸亏皇帝还在，这班大臣就随声附合，假设皇帝死了以后，这些人还有可以信赖吗？”武帝没办法只好说：“都是皇室的外家，事关重大,所以在朝廷上辩论他们的事。不然的话，只要一个狱吏就可以解决了。”这时郎中令石建向武帝分别陈述了魏其侯、武安侯两个人的事情。
　　
　　　　田蚡廷议退朝，出了停车门，招呼韩御史大夫韩安国同乘一辆车。在车上田蚡生气地说：“我和你共同对付一个老秃翁，你为什么还模棱两可，犹豫不定？”圆滑世故的韩安国过了好一会儿才对田蚡说：“您怎么这样不自爱自重？他魏其侯毁谤您，您应当摘下官帽，解下印绶，归还给圣上，说：‘我以陛下的心腹，侥幸得此相位，本来是不称职的，魏其侯的话都是对的’。像这样，圣上必定会称赞您有谦让的美德，不会罢免您。魏其侯一定内心惭愧，闭门咬舌自杀。现在别人诋毁您，您也诋毁人家，这样彼此互骂，好像商人、女人吵嘴一般，多么不识大体啊！”田蚡听后认为有理,向韩安国致歉说：“争辩时太性急了，没有想到应该这样做”。
　　
　　　　于是武帝派御史按照文簿记载的灌夫的罪行进行追查，发现与魏其侯所说的有很多不相符的地方，犯了欺君的罪行。魏其侯被弹劾，拘禁在名叫都司空的特别监狱里。汉景帝时，魏其侯曾接收过他临死时的诏书，诏书上写道：“假如遇到对你有什么不方便的事情，你可以随机应变，把你的意见呈报给皇帝。”等到自己被拘禁，灌夫定罪要灭族，情况一天比一天紧急，大臣们谁也不敢再向皇帝说明这件事。魏其侯便让侄子上书向武帝报告接受遗诏的事，希望再次得到武帝的召见。奏书呈送武帝，可是查对尚书保管的档案，却没有景帝临终的这份遗诏。这道诏书只封藏在魏其侯家中，是由魏其侯的家臣盖印加封的。于是大行便弹劾魏其侯伪造先帝的诏书，应该判处斩首示众的罪。元光五年（前130）十月间，灌夫和他的家属全部被处决了。魏其侯过了许久才听到这个消息，听到后愤慨万分，患了中风病，饭也不吃了，打算绝食而死。有人听说武帝没有杀魏其侯的意思，魏其侯又开始吃饭了，开始医治疾病，讨论决定不处死刑了，制造了许多诽谤魏其侯的话让武帝听到，因此就在当年十二月的最后一天,这是田蚡故意挑选的日子，因为春天是赦免犯人的时候，田蚡怕武帝赦免窦婴，所以在这一天,将魏其侯在渭城大街上斩首示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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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窦婴死的冤,田蚡也不得好死,元光四年的春天(汉初以十月为岁首，所以一年中先冬天，后春天。)魏其侯被判弃市斩首后,田蚡就病倒，嘴里老是叫喊，讲的都是些服罪谢过的胡话。于是wu让能通神见鬼的巫师来诊视他的病，巫师说看见魏其侯和灌夫两个人的鬼魂共同缠着田蚡，要杀死他。终于田蚡在过度惊吓中暴死了。田蚡死后,由儿子田恬继承了武安侯爵位。不过田恬没能守住自己老爸挣来的爵位了,元朔三年（前126），武安侯田恬因穿短衣进入宫中，犯了“不敬”之罪，封爵被废除。
　　
　　　　其实所谓不敬之罪只是一个借口,关键是同年淮南王刘安谋反的事被发觉了，武帝让追查此事。后来查明淮南王前次来朝，当是田蚡担任太尉，亲自跑到到霸上来迎接淮南王献媚说：“圣上没有太子，大王最贤明，又是高祖的孙子，一旦圣上去世，除了大王继承帝位，还能有谁呢！”淮南王听了十分欢喜，送给田蚡许多金银财物。自从魏其侯的事件发生后,武帝就渐渐的就不再信任田蚡了，只是碍着王太后的缘故罢了。等听到淮南王向田蚡送金银财物时，武帝就气愤的说：“假使田蚡老儿还活着的话，朕一定要灭他全族了。”虽然田蚡已死,他的儿子还在,找个碴整治他还是很容易的。
　　
　　
　　　　由于田蚡暴亡,丞相的职位就出现了空缺, 于是武帝就任命资历很老的御使大夫韩安国代理丞相的职务，韩安国这下干劲十足心想争取把那个代字去掉,侍奉武帝更加殷勤,可惜殷勤过了头,一次韩安国给皇帝导引车驾时堕下车，跌跛了脚。这一跛真不是时候,正赶上武帝商量决定任命丞相的时候，打算任用韩安国，派人去看望他的伤情，派去的人回来报告说韩安国脚跛得很厉害，一时半会好不了.于是武帝改用平棘侯薛泽担任丞相。煮熟的鸭子还是飞了,韩安国因病免职几个月，等他的跛脚养好了，武帝任命韩安国担任中尉。一年多后，调任卫尉。韩安国好象命中与丞相无缘,等到下次武帝有意向想任命他为丞相的时候,已经是韩安国临终前了。
　　
　　　　这一年,汉武帝向大西南开疆阔土,早在建元六年（前135），大行王恢攻打东越，王恢凭借兵威派番阳令唐蒙把汉朝出兵的意旨委婉地告诉了南越。南越拿蜀郡出产的杞酱款待唐蒙，唐蒙询问徙何处得来，南越说：“取道西北牂柯江而来，牂柯江宽度有几里，流过番禺城下。”唐蒙回到长安，询问蜀郡商人，商人说：“只有蜀郡出产枸酱，当地人多半拿着它偷偷到夜郎去卖。夜郎紧靠牂柯江，江面宽数百步，完全可以行船。南越想用财物使夜郎归属自己，可是他的势力直达西边的同师，但也没能把夜郎象臣下那样加以役使。”唐蒙就上书武帝说：“南越王乘坐黄屋之车，车上插着左纛之旗，他的土地东西一万多里，名义上是外臣，实际上是一州之主。如今从长沙和豫章郡前去，水路多半被阻绝，难以前行。我私下听说夜郎所拥有的精兵能有十多万，乘船沿牂柯江而下，乘其没注意而加以攻击，这是制服南越的一条奇计。如果真能用汉朝的强大，巴蜀的富饶，打通前往夜郎的道路，在那里设置官吏，是很容易的。”汉武帝同意唐蒙的主张，任命他为郎中将，于元光五年夏,率领一千大军，以及负责粮食、辎重的人员一万多人，从巴符关进入夜郎，会见了夜郎侯多同。唐蒙给了他很多赏赐，又用汉王朝的武威和恩德开导他，约定给他们设置官吏，让他的儿子当相当于县令的官长。夜郎旁边小城镇的人们都贪图汉朝的丝绸布帛，心想汉朝到夜郎的道路险阻，终究不能占有自己，就暂且接受了唐蒙的盟约。唐蒙回到京城向武帝报告，武帝就把夜郎改设为犍为郡。这以后就调遣巴、蜀两郡的兵士修筑道路，从僰直修到牂柯江。这时候蜀郡人司马相如也向武帝建议西夷的邛、筰可以设郡，于是武帝就派司马相如用郎中将的身份前去西夷，明白地告诉他们，朝廷将参照南夷的方式对待他们，给他们设置一个都尉、十几个县，归属于蜀郡。从此,汉朝开始经营大西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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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武帝开拓西南的时候,武帝的后宫也不太平,自从卫子夫入宫再次得到武帝的宠幸,很快就有了身孕,这件事被嫉妒心极强的陈皇后知道后，气的几乎要发疯,这也不能怪卫子夫媚君有道,谁让陈皇后天生不育呢，其实陈皇后非常希望自己也得子嗣。光求医问药的钱就花了九千万之多，可就是始终没有成效。 陈皇后气闷非常，眼见卫子夫越来越得宠，而自己越来越失宠,于是病急乱投医,召一个名叫楚服的女巫入宫，要她设法祈禳，以挽回武帝的心意。楚服设坛斋醮做法，折腾了好长时间就是不见应验。武帝听说这件事后，怒不可遏，当下叫御史张汤彻底查究，张汤可是有名的酷吏。
　　
　　　　 张汤，西汉京兆杜陵县（在今西安市东南）人。少有吏才，精通刑律。幼年时，父为长安县丞，因事外出，命汤守家，回家后，发现肉被鼠盗食，大怒，责打汤。汤乃挖掘鼠洞，捕得盗肉的鼠和吃剩的肉。他把鼠放在堂下，像审问囚犯那样加以审讯。审讯程序从传讯到定案非常完备，然后取鼠与肉结案定罪，按刑律将鼠处以磔刑。他的父亲把判决书取来观看，文辞非常周详而准确，同老狱吏一样，感到非常惊异，以其有狱吏之才，命他学习刑律。其父死后，张汤为长安县吏，做了很久。
　　
　　　　田胜（武帝母王太后的弟弟）为九卿时，因罪关押长安狱中，“汤倾身事之”，对他关怀备至。田胜出狱后，被始立的武帝封为周阴侯，同张汤结为至交，引其拜见当时的权贵人物。宁成出任内史时，用汤为内史掾，以其能干，向丞相府推荐，得以调任茂陵尉，掌管为武帝预建陵墓事宜。武安侯田蚡为丞相时，征辟张汤为丞相史（丞相府幕僚），不久，又向武帝推荐他，任为侍御史，办理案件。
　　
　　　　 张汤审案的特点则是根据武帝的喜怒而决定,张汤不但判斩楚服一个人。而且使用类似明成祖瓜蔓抄的审理手段揪出与本案相关的三百个同党，将这些党羽统判一概处死。而陈皇后则被武帝废黜了,册书被收，玺绶被夺，废徙于长门宫。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陈后巫蛊狱。
　　
　　
　　　　陈皇后刚被废的时候,陈皇后的母亲大长公主自武帝即位后已经升格成窦太主了，对武帝不顾自己当初拥力有功,忘恩负义废了自己女儿而愤愤不平,窦太主自然无法向武帝发火,只能责备向武帝进献卫子夫的平阳公主说：“皇帝没有我就不能即位，过后竟抛弃了我的女儿，怎么这样忘恩负义呢！”平阳公主回敬说道：“那还不是因为陈皇后没有儿子的缘故才废的啊。”窦太主听后无语。
　　
　　　　陈后巫蛊狱也使窦太主恐惧害怕起来，多此向武帝致歉谢罪。武帝安抚他说：“皇后行为不当，不得不废。太主因当放宽心，不要听信谣言而无端担心害怕。皇后虽然被废，不过供奉还是和以前一样，长门宫和原来皇后的寝宫也没什么两样。”
　　
　　
　　　　陈后自从入居长门宫中，终日抑郁寡欢，遂辗转想出一法，命一个心腹内监，携了黄金千斤，向大文士司马相如求得代做一篇赋，请他写自己深居长门的闺怨。司马相如得悉原因，挥毫落墨，落笔千言。这赋叫作《长门赋》，诉说一深宫永巷女子愁闷悲思，写得委宛凄楚：“……悬明月以自照兮，徂清夜于洞房；忽寝寐而梦想兮，魄若君之旁……”陈皇后欲借文人笔墨，感悟武帝，她命宫人日日传诵，希望为武帝所听到而回心转意。但“长门赋”虽是千古佳文，却终唤不回武帝的昔日旧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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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审理陈后巫蛊狱的结果让武帝很满意,认为张汤能干，所以迁升他为太中大夫,与赵禹共同编定了《越宫律》（宫廷守卫）《朝律》（朝贺礼仪）和“见知故纵”（官、民对犯罪行为必须举报，否则就是故纵）等法律。张汤制定的条文十分严刻，特别是对现职官吏尤严。
　　
　　　　 不久，武帝以张汤明法令，擢其为掌管全国刑狱的廷尉，赵禹迁为掌山海池泽税的少府，皆居九卿之位。两人交谊虽深，而志趣不同。赵禹为人廉洁傲慢，当官以来，家中没有食客。三公九卿前来拜访，赵禹却始终不回访答谢，务求断绝与知心朋友和宾客的来往，独自一心一意地处理自己的公务。他看到法令条文就取来，也不去复查，以求追究从属官员的隐秘的罪过。张汤为人多诈，善施智谋控制别人。他开始当小官时，就喜欢以权自谋私利，曾与长安富商田甲、鱼翁叔之流勾结。待到了九卿之官时，便结交天下名士大夫，自己内心虽然同他们不合，但表面却装出仰慕他们的样子。当时武帝方提倡儒术，重用文学之士。张汤判决大案，就想附会儒家观点，乃从博士弟子中选拔学习《尚书》、《春秋》的人为廷尉史（廷尉属官），使其按照古义来解决疑难狱案。在上奏前，张汤先向武帝说明原由。凡是武帝同意的，就接受并记录下来，作为判案的法规，以廷尉的名义加以公布，作为断狱的依据，用以宣扬武帝的聪明善断。如果所奏不合武帝旨意，张汤即主动承担责任，认错谢罪，顺着武帝的心意，而不推过于贤能的属吏。这样，即使所议有错，甚至有罪，也能得到武帝的谅解而免于罪。如果所奏事得到武帝的嘉奖，他就奏禀武帝说：所奏事非我所能知，这是属官某人的意见。他想推荐官吏，常常表扬人家的好处，而把别人的过失掩蔽起来。
　　
　　　　在判断刑事案件中，如果此人是武帝想要治罪的，就将此案交给断狱严刻的属官去办；反之，如果案中此人是皇上想要释放或从轻发落的，就将此案交给断狱轻平的属官去办。为了更好地揣摩武帝的意志，他还专门将武帝原来对疑难案件的批示定为律、令、程、式，以此作为将来办案的最高法律。他所想要治罪的，即使是有权势的豪强，必定“舞文巧诋”，引用严刻的法令条文，多方罗致其罪；例如他审理淮南王、衡山王、江都王谋反案件，都从严追究党羽，受株连者很多。与淮南王案件有牵连的严助、伍被，武帝以严助是素来亲信的臣僚，伍被曾劝说淮南王尊重朝廷，“欲释之”。张汤争辩说，伍被本来为造反出谋划策，严助本是亲幸之臣，乃私交诸侯，如不杀他，以后就不好管理臣下了。”武帝从其议。而他所想要开释的，即使是无权无势的平民百姓，虽然具文上奏，按律应当治罪，他却常在皇上面前为之开脱，往往得到从轻发落或无罪开释。
　　
　　　　　张汤除了刑法严苛以外,还创造发明了一项新的罪名“腹诽”, “腹诽”正式作为罪名而出现，是在大农颜异受诛之时。汉武帝与张汤合谋制造了白鹿皮币，向颜异征求意见，颜异提出了不同看法，武帝不悦。张汤本来就与颜异有矛盾，及有人举告颜异发表异议，武帝让张汤审理颜异一案。于是，《史记 平准书》所有了所如下的记载：颜异曾经与客人闲谈，客人说到某法令初颁下时有些弊病，颜异没有说话，客人以为他与己见不同，反唇讥刺几句。张汤知道此事后上奏武帝说，颜异身为九卿，见法令有不妥处，不向朝廷进言，只在心中诽谤非难，其罪当死。于是颜异被杀,其实张汤的这项发明的灵感还要归功于前上级田蚡的启发, 早于颜异被杀十余年的魏其侯窦婴与武安侯田蚡相争一案，田蚡强加给政敌魏其侯窦婴的罪名是“腹诽而心谤”（《汉书·窦婴传》）。这成为导致窦婴最终被杀的原因之一。
　　
　　　　 以“诽谤”之法制裁人，至少还需要受害者发表批评言论的“不法行为”被确认；而“腹诽”之法，则完全可以出自统治者的主观臆断，不需要任何客观证据，执法的随意性空前增加，为枉法杀人开启了方便之门。无法确切定义的“微反唇”之类的面部表情，都可以作为“腹诽”定罪的依据，专制君主自然可以把臣民的生死置于绝对控制之下。从“诽谤”到“腹诽”的立法转变，形象地展示了武帝时代君主独裁制度的强化过程。
　　
　　
　　　　张汤虽然执法严酷，内心嫉妒，处事不纯正公平，但张汤当大官后，注意修身之道；结交宾客，供给饮食；对于故人子弟做官吏的以及贫穷的亲族都加以照顾厚待。拜访公卿大臣，他不避寒暑，非常殷勤。个人声誉还是不错的。丞相公孙弘多次称赞他的美德。由于武帝推行外儒内法的治术，需要依靠张汤等人为之推波助澜；张汤也能迎合武帝旨意，虽用法严刻，亦附会儒术，礼遇文学之士，于是，张汤更加受到尊宠和信任，。元狩二年（前121年），武帝任命张汤为御史大夫。十余年间，由小吏升迁到三公。除了执法方面，他还参与了武帝的币制改革，以及盐铁官营、算缗、告缗等活动，用法律来加强对富商的打击，所以，当时有了“天下事皆决汤”即天下大事都由张汤来决断的说法，可见其权势之重，甚至超过了当时的丞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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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帝元光五年（前130）八月，武帝出于政治改革的需要再次下诏书，征召贤良的，这是即武帝即位建元元年(前140年)以来的第二次征集贤良,下属的菑川国这次又推荐的是公孙弘。
　　
　　　　公孙弘是齐地菑川国薛县（今山东滕县南）人，表字叫季。早年当过狱吏,后因罪免职,曾放猪于海上，是个猪倌出身。到了40岁的年纪才发愤读书,师从胡毋生学《公羊传》，与大儒董仲舒同治一经，算是同窗。建元元年武帝诏举贤良，他应征对策,被录为博士。其年纪已经60。因出使匈奴不称圣意，武帝以为无能，遂告病回家。
　　
　　　　对于这次武帝征集贤良,自己再次被国人推选,公孙弘一开始并没有信心,于是向国人推辞拒绝说：“我已经西去京城接过受皇帝的任命，因为无能才罢官归来。希望大家能换个人选,不要再选我去了。”国人却坚决推举公孙弘，公孙弘只好勉为其难到了太常署那里。太常让所征召一百多个儒士分别对策，在这次对策中，公孙弘强调应当以儒家标榜的仁、义、礼、智为“治之本，道之用”。同时，他又把法家标榜的法、术、功利揉和到儒家标榜的仁、义、礼、智之中，认为“致利除害”是仁的重要属性，朝廷之上必须是“有功者上，无功者下”。又说：“法之所罚，义之所去也”；“礼义者民之，所服也，而赏罚顺之，则民不犯禁矣”。这就把法术同礼义熔为一体，强调礼义与刑赏的交替为用。此外，他还把儒家的智解释为法家所谓君主用以控御臣下的术，又把二者熔于一炉。这种揉和儒法、以仁义为表、法术为里的治术，也就是杂王霸之道。所以这篇对策，完全符合武帝的旨意。而主持征辟的太常在评议对策等级名次时,把公孙弘的对策评为最后, 后来太常把对策的评议上奏武帝，武帝把他的等级颠倒过来，“擢弘对为第一”，“拜为博士，待诏金马门”。这时，汉朝的巴郡、蜀郡、广汉郡、汉中郡正在开通西南夷的道路，戍边的士卒、运送物资和军粮的人很多。可是道路修了几年，也没修通，士卒疲惫饥饿和遭受潮湿而死的很多，西南夷又屡次造反，调遣军队去镇压，耗费不少钱财和人力，却毫无成果。武帝对此很是忧虑，便命公孙弘前去视察。公孙弘视察归来，向武帝报告，极力诋毁西南夷没有用处，不过武帝没有采纳他的意见。
　　
　　　　虽然他这次提的建议没有被武帝所接收,但在以后的日子里,公孙弘还是越来受武汉帝的宠信, 公孙弘从狱吏出身，通晓法令，后来又攻读儒书，精通儒术，所以能够以儒术饰法术，即外儒术而内法术，由此得到了武帝的赏识。公孙弘深谙人情世故，善于揣摩武帝的旨意，“他每次上朝同大家议论政事，总是在开头陈述种种事情，让武帝自己去选择决定，不肯当面驳斥和在朝廷上争论。乙此武帝认为他的品行忠厚，又善于言谈，熟悉文书法令和官场事务，而且还能用儒学观点加以文饰，所以非常喜欢他。在两年之内，他便官至左内史。公孙弘升任左内史后，更加小心谨慎,向武帝奏明事情，有时不被采纳，也不在朝廷加以辩白，恐怕当面辩论会引起武帝的反感。他知主爵都尉汲黯以好直谏深受武帝的器重，所以在朝廷奏事时，往往先问清汲黯所奏何事，了解他的意图，等到汲黯发言后，然后推衍其说，加以发挥，武帝听后非常高兴，他所说的事情都被采纳，从此，公孙弘一天比一天受到武帝的亲近，地位显贵起来。他还用一种诡诈的方法来取得信任。有时同公卿大臣事先约好在上奏时采取一致的意见；但到了武帝面前，则察颜观色，看风使舵，,不惜违背约定，而顺从武帝的意旨。汲黯曾在朝廷上当面指责公孙弘说：“齐地之人多半都欺诈而无真情，他开始时同我们一起提出这个建议，现在却全都违背了，这种人实在是太不忠诚了。”武帝听后问公孙弘，公孙弘替自己辩解说：“了解我的人认为我忠诚，不了解我的人认为我不忠诚。” 武帝深以为然，认为弘忠于自己，后来凡是有人揭发他的短处，武帝不仅不听，反而更加信任他。元朔三年（前126年），武帝免去御史大夫张欧官职，以公孙弘代之。公孙弘当左内史不过三年，又超升御史大夫，位列三公。
　　
　　　 公孙弘也不是一开始就变的这么圆滑世故的, 从前辕团曾警告他“勿曲学以阿事”,他刚开始也是以此为行为处世的原则的,但因为后来的为官的两起两落,再加上艰苦生活的磨砺,使他对人生有了自己独到的认知,为他以后为官奠定了思想和行为基础,而复出以后又因为直谏接二连三的碰钉子,公孙弘开始认真琢磨为人和为官之道,并对自己的言行做了一些调整。
　　
　　
　　
　　　　公孙弘虽为三公，但生活非常节俭,吃饭时不吃两种以上的肉菜，睡觉也只盖布被子。在和一些密友聚谈时说帝王就是和普通人不一样,他可能最大的毛病在于心胸不广大，用人的时候容易感情用事,这样就会对国家不利,做为人臣的毛病在于只追求奢侈,不节俭。这样,他们就看不见百姓的疾苦,处理问题就会迷失方向,也对国家不利。对于公孙弘的廉洁, 汲黯很不以为然对武帝进言说：“公孙弘处于三公的地位，俸禄很多，但却盖布被，这是欺诈行为。”武帝感到很好奇问公孙弘，公孙弘承认说：“倚这样的事。九卿中与我好的人没有超过汲黯的了，但他今天在朝廷上诘难我，确实说中了我的毛病。我有三公的高贵地位却盖布被，确实是巧行欺诈，妄图钓取美名。况且我听说管仲当齐国的相，有三处住宅，其奢侈可与齐王相比，齐桓公依靠管仲称霸，也是对在上位的国君的越礼行为。晏婴为齐景公的相，吃饭时不吃两样以上的肉菜，他的妾不穿丝织衣服，齐国治理得很好，这是晏婴向下面的百姓看齐。如今我当了御史大夫，却盖布被，这是从九卿以下直到小官吏没有了贵贱的差别，真像汲黯所说的那样。况且没有汲黯的忠诚，陛下怎能听到这些话呢！”武帝认为公孙弘谦让有礼，越发厚待他，在薛泽罢相后,终于让公孙弘当了丞相，封为平津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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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光五年（前130），匈奴入侵上谷郡(今河北省西北部) 杀略无数,武帝任命卫青为车骑将军，从上谷出兵；太仆公孙贺为轻车将军，由云中出兵；大中大夫公孙敖为骑将军，由代郡出兵；卫尉李广当骁骑将军，由雁门出兵；每军各有一万骑兵,共伐匈奴。卫青领兵到达茏城(在今内蒙古,是匈奴祭拜祖先的地方)，斩杀敌人数百人。骑将军公孙敖损失七千名骑兵，卫尉李广被敌人俘获，靠装死趁匈奴不备夺马逃脱而回。公孙贺也没有功劳。打了败仗的公孙敖和被俘逃脱的李广后被廷尉判为死刑，交了赎金，免了死刑，贬为平民。汉军四路人马，三路都失败了，只有卫青打了个胜仗，于是武帝封卫青为关内侯,自此后,卫青在抗击匈奴的战役中屡立战功,成为名垂青史,家喻户晓的英雄人物。
　　
　　　　武帝元光六年(前129年) 由于武帝内兴功利﹐又连年对周边少数族进行战争﹐汉朝的国家的财政发生很大困难﹐于是武帝下令初算商车，即政府对车船所有者征收的财产税以税赋补国用。征收的对象为商人和除官吏、三老、北边骑士以外的其他车船所有者。具体税率不详。但这项增加财政收入的举措还是成效显著的,“一岁之中，甘泉仓满。民不益赋而天子用饶。”汉朝的财政危机得到缓解,初算商车实施至元狩四年(前119年)被算缗和告缗新的税收制度所取代。
　　
　　　　 同年担负大司农职务的郑上奏武帝说：“往常从关东漕运的粮食是沿渭水逆流而上，这样一来等运到长安估计要用六个月，况且水路全程九百多里，途中还有许多难行的地方。若从长安开一条渠引渭水，沿南山而下，直到黄河才三百多里，是一条直道，容易行船，估计可使漕船三个月运到；而且沿渠农田一万多顷得到灌溉。这样既能减少漕省运粮的兵卒，节省开支，又能使关中农田更加肥沃，多打粮食。”武帝认为说得对，便命来自齐地的水利工匠徐伯表测地势，确定河道走向，于这年春天动员数万兵卒开凿漕渠，这项工程历时三年完工，通水后，用来漕运，果然十分便利。而且渠下的老百姓也从利民用渠水灌溉良田中获得了好处。
　　
　　
　　　　 元光六年(前129年)冬，匈奴屡次闯进边境抢掠，渔阳受害尤其严重。汉朝派卫尉韩安国材官将军驻军渔阳防御匈奴。第二年即元朔元年(前128年)秋天，匈奴大举入侵边境，杀了辽西太守，等到侵入雁门，杀死和掳去几千人，车骑将军卫青出兵追击，从雁门郡出塞。驻守在渔阳的韩安国抓到了匈奴俘虏，俘虏供说匈奴已经远去。韩安国立即上书武帝说现在正是农耕时节，请求暂时停止屯军。停止屯军一个多月后，匈奴再大举入侵上谷、渔阳。这时韩安国的军营中仅有七百多人，出营与匈奴交战，自然无法取得胜利，只好退回军营中。被匈奴所围困,在这危机时刻，恰巧燕王的救兵赶到，匈奴才离去。这次匈奴共俘虏掠夺了一千多人和不计其数牲畜财物。武帝听到这个消息后，很恼火，派使者责备韩安国。韩安国被调往东边驻守右北平。因为当时匈奴的俘虏供说要侵入东方。于是汉朝派将军卫青率三万骑兵走出雁门，李息率兵逼出代郡，攻打匈奴，杀死和俘虏匈奴数千人。第二年，卫青又走出云中郡西边及西部的陇西一带，在黄河河套南岸地带攻打匈奴属下的楼烦和白羊王，杀死和俘虏数千人，得到牛羊百余万头。于是汉朝就夺取了黄河河套南岸地区，在那里修筑朔方城，又修缮从前秦朝蒙恬所修建的关塞，凭借黄河做为抵御匈奴坚固的防线。与此同时汉朝也放弃了上谷郡的一些僻远的县如造阳一带给匈奴。这年是武帝元朔二年(前12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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