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中国城伊尔梅瑙的报道 ----德国《明星周刊》对中国学生的报道
译者注：以下两篇文章都是明星周刊的这期增刊中关于中国留学生的系列报道，遗憾的是，网上没有提供可以读取的路径，而只能购买原书了。
微笑背后的恐惧
----来自中国城伊尔梅瑙的报道
小马是一个染着金色长发的歌手，当他手持麦克，唱起那首著名的“我是愤怒”（译者注：歌名可能是这个老外记者被人晃点了）的时候，站在舞台第一排的美女们纷纷杏目圆睁，惊声尖叫，而那些所谓的亚洲人的矜持已难觅芳踪。美眉们跳起了POGO，只见酥肩并玉胸共颤，秀脐与芳臂齐舞，谁想要喘口气的话，就可以马上抓起相机，一张马哥哥的，再来一张杨帅哥的（吉他手），趁机还可以呷一口兰姆酒。
这样一副场景演绎自中国，但是却位于伊尔梅瑙。尽管这个小城的其他学生已入梦乡，并且这里的喧闹也似无大恙，但不远的ehrenberg就是伊尔梅瑙理工大学的校园。此处乃学生宿舍H座，地下室里就有个H CLUB，来自中国的精英、明日之星、家族的中流砥柱就在这里欢聚一堂。一共有400个中国学生在这所座落于图灵根森林的大学里注册，其中大部分今晚都来到了这里。卡拉OK，流行音乐，这里似乎已如同中国的家。
“不完全是这样”，沈琪（音译）这样说，黄祥和周建也跟着摇头，“我们的大学里是不能带耳环的！”那么染发呢？“这样的黄色肯定不行。”其实还有更让周建觉得郁闷的，那就是校园里是严禁公然打kiss的，“这完全是个人隐私！”他噗哧一下乐了，引得美女琪琪也莞尔一笑，旋即用手指嘴作禁声状，这时只有黄祥看上去比此前更加严肃。
沈琪，黄祥，周建（音译）――他们比那些雀跃歌唱的同龄人站得更为靠前。沈琪，一个一直晃着马尾辫穿着紧身滑雪衫的女孩；周建，总是尴尬地注视着舞台边缘而独自讪笑；黄祥，却一直用手捂住耳朵。就是他们，创办了一个中德友好协会，因为中国人和德国人总是缺乏真正的友谊。
事实上寻觅知音在伊尔梅瑙并非难事，城市并不大，而且校园里经常有8000个学生晃来晃去，一般也只有那么几条路可走。可是这是德国学生们的说法，中国留学生们却有他们自己的圈子。他们不参加活动，不和旁人搭讪，“也许是因为中国人的德语不太好”，周建说。“才不是呢！”，琪琪反对，“中国人想，也许自己的德语不好，而德国人因此也没什么兴趣和自己具体交往，于是话越来越少，德语就越来越无法提高。”
琪琪想有所突破，于是她选择了和一个德国女孩BIGGI作朋友，“这确实很爽！”同时BIGGI也很高兴，既然她们彼此是如此和谐互补，“她的心算非常厉害――第六感！”沈琪已经到ansbach去拜访过BIGGI一家，BIGGI也准备日后到上海去旅游，那个传说中仅仅是大学在校生就和伊尔梅瑙全部人口相当的城市。
在2002～2003年的冬季学期一共有2万名来自中国的留学生在德国高校里注册，几乎已经是两年前的2倍。原因之一是中国对外政策的放开，以及留学经历的巨大潜力。无论是柏林，斯图加特，还是多特蒙德或者伊尔梅瑙，中国留学生都是外国留学生中最大的一群。因而到处都需要他们马上能够摆平那些他们从未被允许去做的事情：自己制定学习计划，自己决定是否翘课，反叛那些经典理论――这对于那些只知道读死书、认真听讲的人而言，无疑是来到了地狱。
不，并非如此凶险！黄祥摇头否认，大家在此已然变得独立许多，但是随即他有些紧张，因为他想到了明天的民法学，不得不去速记那些德国人也觉得生僻的词语：要明白什么是自兑付，什么是非现金支付，劳务合同和工作合同的区别何在等等。到底什么值得作笔记？要搞清楚这些概念所包含的理念，那么最好先自己拥有一个转帐帐户和EC卡。这也许会让一个中国人无比困惑，黄祥坦言，“我们平时一般都是现金支付。”
当然这些都是黄祥事后才提及的，上课他必须全神贯注地聚精会神。同时在中国难以想象的是，上课能讲小话，吃东西，或者干脆溜之大吉，只要你觉得很不爽――这是对教授们的一种不尊敬！“在德国就完全相反了”，黄祥略显轻松的说道。这个27岁的青年已经在中国南部拥有900万人口的广州市取得了一个信息管理的学士学位，因而他也属于这个国家里的天之骄子。只有很少的应届毕业生能进入大学，而只有留学才能为将来的职业生涯带来更多的机遇。德国其实不过是第三选择，美国和英国排在前面，当然学费相应也很昂贵。因而继他的一个朋友之后，黄祥毅然作出了到伊尔梅瑙学习经济信息学的决定。毫无疑问，又是一次重新开始，必须开足马力的学习：黄祥在中国学习德语并通过语言考试，来到伊尔梅瑙理工大学后因为成绩好又被免了很多课，现在已经在第9学期，当然拿到DIPLOM是没有问题的了。然而在德国的学习生涯对他到底意味着什么，那些通宵苦读的寒夜，考试压力，精神空虚等等都只是他个人的秘密，面对这些充满好奇心的问题他总是付之一笑，“也不是很衰拉……”
有时也许会觉得在伊尔梅瑙很霉：如果你试图在此寻找一个假期工，就必须明白德国是两个部分组成的，而你来到的就是相对较弱的东德――一个失业率高达20％的城市：如果你在去语言中心的路上经过职业技校，就有可能被那些小混混大骂狗屎外国佬；或者如果你不得不因为延长居留许可来到外国人管理局时，却发现自己最好还是头天晚上就来排队的好。比在外事办门外度过一个冰冷的夜晚好的多的是要么在睡袋里，要么在电话亭。然而这些人坚决拒绝拍照和留下姓名，“这样的消息会让我们出名的！”倒似乎是他们干了什么不公平的事情。
中国人总是怀有一种极大的疑惧，亚历山大 梅颜博格这样说。尽管人们已和他们彼此相处甚欢，他们也不会很快谈及那些私人情感。“这就是一种情感缺陷，而且为时以久”，学习应用医药学的亚历山大也是这个中德友好协会的创立者之一，“我不希望他们踏上回乡之旅时除了知识什么也没带走”。
当然在伊尔梅瑙也有很多中国人和德国人居住在一片屋檐下，有时甚至就在一套两居室里。但是通常并非很好，学生管理处负责照管宿舍的巴巴拉说，一般是德国小孩要求搬出，而大部分都是因为在厨房里发生了矛盾：中国小孩经常在厨房里长时间烹饪，并且使用大量的食用油和特殊调料，“那些味道会让德国青年终有一天无法忍受”。而且所有的协调沟通都是无济于事的，因为中国人总是非常友好的点头称是，而后继续照做那些他们认为没错的事情。最后巴巴拉去参加了一个国际文化的学习班，这是在柏林的德国学生总会为这些工作人员提供的一个适应高速发展的高校国际化趋势的机会。两个关于如何与中国人办交涉的课程迅速被订磬，柏林总会的人是这样来评论的：“这个课题已经火烧眉毛了！”
于是现在巴巴拉明白了，点头并非意味着冥顽不灵，负隅顽抗，而只是一种礼貌。同时也意味着顾及了对方的面子，“如果直言有什么没理解的地方，等于是暗示对方并未表达清楚。”而且她现在也知道了，如果她在某个房间里看见形状怪异的电线接着，那不是因为粗心和不负责任，而纯粹是习惯风俗问题。因为德国插座不能配合中国电饭煲的使用，“很多人也不知道该怎么给冰箱除霜。”
这当然不能证明，在中国没有冰箱。而多半是因为计划生育政策的效果，“我们都是独生子女”，周建说，“我们已经习惯于父母去完成一切”。但是中国人也不能继续顶着厨房反斗星的称号执迷不悟了，自从他成为宿舍A座的照管员之后就制定了严格的卫生打扫规范，而自己付出的代价就是，“已经很少做饭了。”
周建的房间有12平方米，同样大小的房间在中国的话他还必须和3个同学同住。三年来他还从未见过女友，可挨到毕业还需要很多年。同意他前往德国留学是他父母、亲戚共同决定的，大约要支付3万欧元，相当于中国学费的10倍。如果在德国混的不如人意就将使整个家族陷入精神恐慌和财政灾难，当然最关键的还是会颜面全无，斯文扫地。这就是留学的风险成本，周建说，“如果我们在德国一事无成，那么就没有机会了。”
为何他有如此的压力？是否总是如此恐惧？周建深深吸了口气，点头说，“是啊，恐惧！”顿了一下，“我从未想过，原来是如此艰难。”但他马上又微微一笑，并继续诉说，他父母临别时告诉他，“你必须努力追求，但是如果终无所成，可以再回来。”
并非所有的父母都有如此开通，据伊尔梅瑙大学外办所知，还有更为窘迫的境遇：被迫退学的学生依然不能回家。比如那些怀疑自己已经怀孕，却又没有超生许可的女士们。为了减轻那些中国学生的压力，伊尔梅瑙大学已经在考虑是否把一部分教学计划放到中国去，但这种模式需要更多的精力和金钱。
琪琪的晚饭。也有一些德国同学被邀请了来。琪琪和朋友们已经在厨房里呆了2个小时，把肉和蔬菜切成条、丝，洒上奇怪的粉状物，干虾（译者注：估计是开洋虾仁），竹笋，小花，一种可以让舌头麻醉的玩意（译者注：又被晃点了，明明是花椒嘛）。一共是7道菜，所有人都用筷子吃。德国人先开始尝尝汤，只有BIGGI的男友只尝了一汤匙就放弃了，“对不起，但是这个无论如何都不对我的胃口。”一片寂静之后，大家开始纷纷大加褒扬，肉啊，菜啊，当然还有那个汤是多么的美味。丢面子？不，黄祥后来说。琪琪也没有丝毫觉得不爽，她已经在这里呆了很长时间，“这下可以知道，德国人就是这样的了：极度直接！”
小莲快评：
德国人评说中国的文章看得不少了，然而径直顾着眼前的这些异乡人的，倒还不常见。据说这篇文章的作者是个职业化的记者，并且和中国学生们朝夕相处了四天。以专业的角度来审视，倒不好评说时间与深度的关系、文学和新闻的差别，或者文化与习惯的关系、真实与误解的差别等等，然而透过文字，可以让我放心而遐想的是，这并非是一则竖在功利化道路上的广而告之，也并非用以让我可以明白是非道理的醒世恒言，而只是让我感觉到：是啊，这就是生活。不是吗？这就是我们的生活，中国人在德国的生活。
如此说来，怕是不会再有太多的争论吧。还是先把心中的不忿暂时放下，来感受一下，这样的生活曲调，你我是否情意两知。（未完待续）
莲蓬头译自德国《明星》周刊 |
发表于 2004-4-22 1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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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4-5-11 2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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