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1989年春夏之交 (作者：北京小左)

拉灯

自由花                       曲：鄭智化    詞：周禮茂

忘不了的，年月也不會蠶蝕，心中深處始終也記憶那年那夕；
曾經痛惜，年月裏轉化爲力，一點真理，一個理想永遠地尋覓。
悠悠長長繼續前航不懂去驚怕，荊荊棘棘通通斬去不必多看它，
浮浮沈沈昨日人家雖不說一話，不想清楚分析太多真心抑意假。
＊
但有一個夢，不會死，記著吧！無論雨怎麽打，自由仍是會開花，
但有一個夢，不會死，記著吧！來自你我的心，記著吧！
忘不了的，留下了不死意識，深深相信始終會變真某年某夕；
如此訊息，仍賴你跟我全力，加一把勁，將這理想繼續在尋覓。

我的1989年春夏之交

四月纪事

1989年我大学刚毕业，在政府的一个小机关里当小职员。4月15日胡耀邦去世，觉得他只有73岁，未免有些早。虽然家住在西郊大学区的核心地带，并不知道大学里面的悼念活动。后来报纸上报导冲击新华门，我才知道出事情了。大概20号左右第一次和同学去人大、北大看大字报。那时声势还不大。4月22日学生在天安门广场坐了一夜，等第二天听追悼会。我们单位在电视转播追悼会时，大家也去看了，当时好像完全不知道学生在天安门跪递请愿书之类的事情。本来以为事情已经过去了。但4月26日『人民日报』社论一出，学生们群情激愤，导致4月27日大游行。

后来听说，426 社论是李鹏带领陈希同等在424政治局常委开会后到邓小平家汇报后，由邓小平定的调子，有主管宣传的胡启立领着人民日报社的几个笔杆子连夜赶出来的，里面有不少是邓小平的原话，所以后来邓小平绝对不肯让步。好玩的是，胡和社论的主要起草者后来都因为支持学运或者立场不坚定而被整肃。中共官僚说谎已经是一种习惯了。所以公开发表的东西全部不是个人的东西，都是官腔，不可靠的。

4月27日大游行我完全不知道，第二天上班才由同事们告之。我们单位的司机出车也被堵了。后来了解的情况，据说学生们在出校门前都压力很大，也有很多学生主张不要出校门。好像北京农业大学因为比较远，是最早冲出来的，大家在白石桥冲破了第一道军警的封锁线，在西单是市民在前面冲垮了警戒线。觉得能上街就是一个大胜利，何况政府承诺直接对话。但又觉得学生们喊出“拥护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之类的口号，实在幼稚，这是授人以柄。我以为只能提反面的口号，如反腐败、要改革之类。果然，教委何东昌后来一方面说这样口号表明多数学生支持共产党，另一方面又说，这样喊口号是有幕后黑手（长胡子的人）操纵，总之一鱼两吃，全不顾两者内在矛盾。

我的单位是处级，下面有几个科。处长、书记是工农干部、小官僚，对“知识分子”很反感，自然不支持学运，但也不敢太放肆骂学生，因为他们手下的虾兵蟹将百分之百都是大学生，他们还要我们给他们做事，再者因为沾了首都的光，他们的孩子也都是大学生。所以他们基本上采取淡化的策略。六四后整顿，我等反革命们气焰很嚣张，要求多开会，认真学习。处长等坚决反对。我开玩笑说他们是“以生产压革命”。我们的几个科长都是77、78两届的大学生，都很支持学生，一个升了副处的老油条说话圆滑，但私下我知道他是同情学生的。只有我的科长比较保守，不赞同学生闹事，主要是觉得闹不出名堂，不是支持开枪。其他人里只有一个我的大学同学持不关心态度，其余都积极支持和热心参与。平时大家不谈这些事情，这时候才看出各自的政治态度。几个老家伙、小官僚则是一如既往的混日子。

我的科长为了免得我乱跑，死活让我出差。我在外地看到袁木等5月29日的对话。这些家伙都很无耻，学生们则很幼稚，没有提出比较尖锐的问题。例如，北京市政府秘书长陆宇澄（大概是玉宇澄清的意思吧）僻谣说，4月20日晚军警驱散新华门前学生时，没有用皮鞋、木棍打人，这和后来迟浩田国防部长访美时说“天安门广场没有死一个人”是一样的无聊、无耻，因为军警们用皮带打人了。袁木则说学生不能和政府平起平坐－－这时候人民公仆就应该骑在人民头上了。

五月纪事

外地人和我们的想法不太一样，我去出差的地方被称为“小解放区”。51后继续出差，到五月6、7号才回来。这时候54游行已经完了。报社记者首先响应学生游行。赵紫阳54和对世界银行两次讲话也发表了，我看着和426社论也没什么区别，都是说主流是好的、一小撮不好的意思。但也听说胡启立和新闻界对话，我的老伯阿姨们内部消息说他“得分”，总之觉得比较乐观、知道中央内部可能有分歧。

经常去看大字报，觉得大学生没有后劲，没有目标，运动没有办法继续。中共组织控制太严，政治活动完全没有生存空间。514知道学生绝食，依然出差中。517回到单位就请病假，这以后几天就天天从海淀骑车到天安门广场，想进去找同学，又怕给学生添麻烦，所以就在外围打晃，和市民们聊天、讨论，当时中共一天退一步，先是赵紫阳半夜里代表中央讲话，接着五常委去医院看望绝食学生，再518李鹏接见吾尔开希、王丹等人，再519早晨赵紫阳来天安门广场。所以有的时候我很乐观，觉得也许再坚持一下中共就会让步，因为中央很明显的分派了。有些组织如总工会、共青团、还有十校长、民主党派等都出面了，我觉得这些很重要，因为中共统治依赖组织力量，一旦有组织敢于出面，中共很可能内部崩溃。但有组织的工人罢工没有实现，虽然北京多数机构都参加了游行，也打出了自己的旗号，但除了教、科、文以外，没有真正以组织名义出面，所以中共组织虽然瘫痪了，但没有成为学生这方面的有效的支持力量，这使我又忧心忡忡，觉得不乐观。

戒严纪事

519晚上睡的很早，因为前一天整夜在外，有30多小时没有睡觉。朦胧中听到“雷鸣般”的掌声，这是我父母在看李鹏的戒严大会。因为文革时候，我家住在“阶级斗争的风口浪尖”的地方，那时候常听到这种人造的掌声，太夸张了。第二天一早，我就给科长打电话说因为生命安全没有保证，所以不能上班了。我的科长也极力赞同我不来。
我就骑车向西，一路无事，直到青龙桥才看到军车，已经被堵住。看到有低年级同学已经公然自居领袖，在那里维持秩序。有很多市民再向车上士兵做解释工作。记得有一个一头斑白的北航副教授，声泪俱下，但士兵无动于衷的样子。我想士兵多来自农村，这里演说者多在空谈反腐败、民主、自由，恐怕不能打动他们，便向他们讲述农村和军队的腐败、城乡不平等之类的事情，都源于中共统治，因为我经常出差外地、又有军中朋友，对这些颇有了解，讲了半天，口干舌燥，也不知他们听见多少，都还是无动于衷的样子，这大概都训练出来了。

有人送冰棍，士兵开始都不收，大概是纪律。后来他们的长官大概看老百姓势头太大，才收下来。士兵在军车棚里很热，开始时候一言不发，很久后才开始说支持反腐败、戒严不是针对大学生、决不向学生开枪之类的话。但不知道几许是真心、几许是应付。后来士兵们不得不和市民打交道，因为他们要小便，不得不下车，一下车就有好几个市民左右挟持陪同。我早晨刚到青龙桥时，打先锋的几辆车一直试图冲走，后来大概有上级命令，才停下来。

回家后知道各地军车全部被截，这大概是邓、李中共高官们完全没有料到吧。但听说有几个地方（好像大兴县）士兵向市民打V形手势，说“我们不进城，回营去了。”市民们夹道欢送，送水送饭，让我觉得老百姓真的善良好欺，我觉得应该把士兵军车当场扣下，就地围困。多数军车都退走了，肯定回去重新集结。

这些天谣言很多，如要空降广场之类。520晚上睡觉就没有脱衣服。躺在床上，静听外面消息。半夜听有人喊军队要进城，请老师们救学生等。我就跑出去骑车。看见我家邻里十几座居民楼只有5、6家亮了灯。路上也没人，心中十分恐惧，觉得这回要“风萧萧兮易水寒” 了。但还是硬着头皮骑了出去。及到大街，才放下心来，街上人山人海，把332路公共汽车横在马路上，完全叉住道路。从中关村到西苑大概有3、4处路障，西苑是把路边卖菜大棚横在路上，第二天一早又给挪回去继续卖菜。人们都很自觉的帮手，效率很高的搭拆。

这一夜也平安无事。之后2天我都在天安门广场度过。各种消息传来，有好有坏。让人神经高度紧张，心惊肉跳。市民不进广场，只在外围聊天、交换意见。不管意见是否相同，大家都能心平气和的认真倾听。这真是从来没见过的。我当时希望邓李支持不住，垮台。听到两帅、七上将的表态特高兴，因为这标志着中共内部份裂公开化，并且是个人站出来公开挑战邓李权威，七上将的表态被证实是真的。

大家绝大多数都主张坚守，我是主张撤退的。我父亲是老共产党，觉得中共一贯流氓，手狠心黑，肯定会动手。我也觉得会动手，但我又希望有奇迹发生。理想和实际冲突，希望邓李杨一下子倒了。但内心知道这种希望其实不可能，只是不甘心。但多数市民陷在一个死套里，他们相信共产党要为人民服务，所以不可能开枪！记得当时有一个中年人拍着胸脯说：“我有三十多年党龄，共产党不会开枪。”所以他坚决反对撤退。

我问他，“李鹏浑不浑蛋？”

他说，“当然浑蛋。”

我接着问他，“对李鹏是否还抱有希望？”

“当然不抱任何希望。”他是坚决要求李鹏下台的，主张“李鹏不下台，我们天天来！”

“既然如此，李鹏这浑蛋，他为了保住权位，有什么不敢做，他为什么不敢开枪呢？”我质问他，他回答不出来。但大家还是坚持相信中共不会开枪。这是中共几十年的教育成果，不是能用几句话能改变的。

我曾经把撤的想法告诉学生纠察队之类的人物，请他转告学生领袖们，但我自己很胆怯，学生们又忙忙碌碌，终于只是马后炮而已。

局势渐渐平静下来，527我的科长来电话，让我上班。但我越来越不安。这样拖着，老百姓没有组织，很被动。而明显的军队在重新组织，各省都在表态，中央内部在取得一致，国外访问的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也被招回，扣在上海，市民在中央内部的同盟军全军尽没。镇压的可能性越来越大。我问父亲“这不是要血流成河吗？”我知道除非冲锋枪开路，军队绝对冲不进来。他回答说，“是的。”我觉得无能为力，有被放在案板上等着挨刀的感觉。

还记着这几天发生的一些小事。526晚有雨，我母亲的年轻助手小李夫妇冒雨去“站岗”。结果发现街上的人比前几天更多。大家都是一样的心思，怕雨天让共军钻了空子。我叔叔的工厂在郊区，很多工人都是白天在工厂上班，晚上去天安门广场“上班”，这些天居然没有影响生产。婶娘的邻居是个体户，有个小卖部，这时候停业，天天平板车拉着食物往广场送。这些都是自觉自愿的行动。电视台采访，在长安街街头拦住一位骑车的工人老大妈，绝对不是什么精英模样的东西，很普通的样子。她对记者说，北京本来没动乱，但现在很怕。士兵拿着枪很容易走火、伤人，那就会造成动乱。作为首都公民，我们能够自己管理自己，自己完全能够维持好秩序。人要做自己的主人，有了这种主人公精神，真可以创造出难以想象的奇迹。

在北京郊区，政府也在组织反游行，各政府单位按比例抽人，农民是抓壮丁，但给补助，一顶草帽，几根油条或者十块钱（当时很多了），结果电视上看到有人打反了旗帜，还听说有喊错口号，喊出“打倒李鹏”，简直是笑话。

逐渐的人们疲惫了，不知道应该做什么。政府方面没有“消声”却全部“匿迹”了。北京人全凭着自己主人公的责任感自己维持着整个城市的运作。时间一天天过去了，我也懈怠了。6月3日星期六，上班时候听说6月2日夜里发生了两件事情。一是有数千身穿白衬衫、军裤、平头的便衣军人从东长安街方向跑步向天安门广场强行进发，在呼家楼一线被市民堵住并被驱散。最后茶缸、饭盒丢了满地，狼狈而去。当时大家都很快意。又听说西长安街上翻了电视车，死了军人。似乎是一般车祸。到了傍晚，又听说中午开始，在西长安街六部口一带，发生警民冲突，一辆军方的小面包车被大学生截住，里面有空枪、菜刀、木棒等凶器。后来警方使用催泪弹，造成数人受伤，其中有一个小孩子。警方夺回汽车、武器。最初听到这些消息，都没有注意，事后想来，这些都是佯动，为镇压制造借口。试想，孤零零的一个小车，里面是几把菜刀、木棒，大摇大摆的公然向天安门广场开进？什么意思吗？真运人马，都是从地下走，直接从广场两侧的人民大会堂和历史博物馆出来。以上的事情，就是为造成一种打军人、抢军火的假象，为镇压找借口。后来好像看到某军史，承认了这一点。

63下午，单位的人三点钟以前都回家了。我也打算回家看电视，富士通围棋半决赛。正要走，领导来了，传达上级文件，让大家今、明两天去广场劝自己的亲朋好友自行离开。这当然也是烟幕了。但到下午三点才传达，实在没有什么效果了。可见当时中共党政组织系统完全瘫痪，只能靠军队系统了。

六四那一夜：木樨地的枪声

63晚六时，一个朋友找我去北大看大字报、听广播。大约8时左右去另一个朋友家，才知道电视6时半开播北京市政府的通告，朋友知道要出事，劝我们不要出去了。但一则我们消息闭塞，以为这星期学生市民活动都逐渐沉寂，觉得不会有什么意外（我还想着领导要我明天去天安门广场劝朋友回家呢！）再则我们都是愣头青，什么也不在乎，一个多星期上班没有出去，闷的慌。所以还是决定去天安门，我们特别想看民主女神像。
一路上人很多，没有任何紧张气氛。又遇到一个朋友，三个人走走停停，在钓鱼台路附近看到市民拦住一卡车“首钢工人民兵”，拿棍子戴柳条帽，也不知道真假，实在有点像“外星人”，大家和他们混闹，教育一番，反正不让他们往天安门方向去。

大约9时多，忽然听到三声巨响，开始时我们都没有意识到这是枪声，因为太响了。我们过去也没听过枪声，我们的经验都是从电影里得来的。又是晚上，比较安静，所以以为是打炮，又觉得放催泪弹也不用打炮啊！三个人都很疑惑，我们忙向前赶。很多市民乱哄哄的潮水一般从长安街方向向我们涌来，有人说“开枪了、快回去”之类的话，我们也不听。

到达木樨地时，军队先头已经冲过京密引水渠的大桥，占据了西长安街的桥头，可以看见桥西面是熊熊燃烧的公共汽车。街南面是公寓，市民们都站在街北钓鱼台路上，这里比较有纵深，街上人很多很密集。大家一起喊不许进城、反对戒严、不许镇压学生之类的话。军队那边为首的是手持冲锋枪的军人，又混着几十个头戴钢盔、手持盾牌、木棒的军人，不知道是武警还是特种镇暴部队。大家不约而同的试图冲上去，一近身热武器就不起作用，市民人多可以挡住军队。我知道决战时刻到了，既然开枪，就彼此都无退路了，当时觉得只要能把军队堵住一夜，邓李杨就非垮台不可了。我和朋友都冲上第一线，但离军队还很远，至少的有4、5十米吧，扔石头还够不到，对方就开枪了。枪声开始频繁起来。最先上去的伤了几个，大家都退回来，军队就停止射击。大家又往上冲，又开枪，再退回来。如此几回，人们越退越远，大概出了军队的警戒线，那边就不开枪了。开始有人说这是橡皮子弹，不要紧。后来见伤的人多了，开始骂“土匪”、“法西斯”，那边就开枪回应，弹压一番。军队在清路障，也可能在整顿等时间，并没有马上东进。双方就这样对峙着。

军队并没有打个不停，可能也没有直接对人打枪，我看到很多打在我们前方柏油路面上溅起的火星儿。但这事情我没有经验，只能以后听开枪者怎么说了。子弹很快，一般不会感觉到，一个子弹打中我身边的一辆自行车横梁，铛的一声，溅去火星来，才知道有个子弹从身边飞过。

我眼睛不好，又不喜欢戴眼镜，又慌乱的很，只能看清楚身边的人。印象比较深的，被抬下来的人中，有一个男人伤在脖子上，一路上往外冒血。我退到后面时，又看到一个中年男子伤在肚子上，敞着怀，坐在平板车上，血溅的有一尺多的圆形，肚子上全是小血珠。有人说这是达母弹，我觉得不会，邓李杨大概还舍不得浪费昂贵的开花弹来对付我们这些命不值钱的小老百姓。子弹力量很大的，也许就会伤成这样吧。还记得一个年轻女子被伤到肩膀。他们当时都还活着，但伤在颈子上恐怕很危险了。身边还有伤员走过，太紧张了，没有深刻印象。地上留下一串串血迹，有些时我们刚到时就看到了。
我们知道自己到了一个历史关口了。肉体挡不住子弹，我知道这次运动失败了。但我们总可以做个见证人，看看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我和朋友们离开了木樨地，骑车从长安街北面的一条街道继续向东行。

六四那一夜：长安街上

我和朋友骑车向东赶，先后到了工会大厦和礼士路在长安街的交口，路上都站满了人在那里骂大兵。我们比军队先到，他们要清路障，又是步行。但是在长安街上正面和军队对峙的大学生比我们先退下来，所以这里的市民都已经知道开枪伤人的事情了。长安街上横着几辆大公共汽车，有几个大学生在那里摆弄和点火。后来那些当兵的冒着大火冲上去，把“火车”推走，表现很“勇”。

军队（后来知道是38军的部队）沿着西长安街由西向东开过来，颇有“鬼子进村”的感觉。先头部队也开枪了，但因为没有多少正面抵抗，打的并不激烈。大概他们也想尽快赶到天安门广场吧！礼士路口，老百姓骂的凶，那些钢盔盾牌木棍突然冲过来，打我们一个促不及防，冲散大家。其实只有十几、二十几个人，我正站在路边，就喊围住他们，他们动作神速，打一下就缩回去了。因为路口边上是一米多高的铁栅栏挡着，两边的人翻跃不及，只能眼看着他们跑回去。

这时候很乱，我知道已经不可能再做有效抵抗，我也不想就这么糊涂死掉，就拉了朋友溜到长安街路边的大楼下面藏身。虽然当时形势满紧张，我还没有太慌乱，我观察当时军队专门打街道上的人，路边比街道上安全。“溜到路边”这种做法实在有点 “卑鄙”，因为有让街上的人当替死鬼的味道。但当时也就是下意识的反应，没有想那么多。再者当时的气氛，大家都凭着一口正气，多数人都不肯退却和藏身，可谁也不想白死，也没有组织，只能自谋生路了。

我们站在路北国家海洋局大楼下，想着他们总不会向政府机关乱开枪，当时觉得自己实在很聪明。哪想到先头部队过完，掩护车队两翼的军人冲上人行道向路旁猛烈扫射，我们就藏在大楼脚下，只能沿着大楼向东跑，他们也在东进，就变成我们被“追杀”了。我的凉鞋也跑坏了，双方只隔2、3十米。火光中清楚的看到一个兵一边扫射一边狂笑，心中恨极了，竟然拾到一截破椅子腿，想着拼了。现在以好心想来，那小兵也许不是在笑，而是射击时震动很大，所以造成脸部肌肉乱跳？对方人不多，但有火器，最后我们被赶进一个死□□。总共有8、9个人，还有一位扛着摄像机，问我们感想，大家彼此望望，都不敢说话。我几次想说，都憋回去了。胆子小啊！□□里只有两个四合院的小门楼藏身，大家缩在里面，彼此紧紧的挤在一起。一个大兵端着枪站在□□外，我害怕极了，觉得这回可完了，这么死太窝囊了。结果他没有进来，往前走了。这一段我一直在路北，后来听说路南居民楼里，伤亡更大。

我们出来后取了自行车，继续走小□□到了复兴门立交桥，呆在西面的引桥上。这里很开阔，路上的市民略少些，没有抵抗，只是在骂。军队的前锋已经过去，桥上军车过个不停，不时打几枪。一响枪，人们就趴下或者蹲下。我觉得射击的不密集，大概一百个也伤不到一个，不必紧张，所以和我的朋友站在那里不动，还在向前凑活。前面一两米的地方也有一位和我一样的站在那里，突然一下子就卧倒了，就像中学生物课的青蛙脊髓试验那样，身子突然僵直，平摔下去。我当时还想，哇操，这斯卧倒技术真高！然后听到他呻吟，才知道被打倒了。伤在腿上，我上去拖他，这老兄太胖，拖不动。叫人也没人敢上来帮忙，后来还是我一个朋友上来帮忙，我们一起把伤员拖了六、七米远，然后就有人帮着，抬上平板三轮车，大概送儿童医院了。

我的一个朋友这时走散了，自己回家。军车过了很多，枪打的少了。不少市民上了自行车道，坐在马路牙子上。我朋友和一个退伍军人看车牌猜是哪支部队，津津有味。我们两位“愤青”就是这样，什么也不在乎，什么也不能给我们坏心情。不时有坐在驾驶室里的军人向天鸣枪，来一梭子过瘾。偶尔后车厢里也打几枪。他们还喊口号，基本上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四句，还有“保护学生、打击暴徒。”车队开开停停，不见尾巴。有一个学生想上前搭话，那前座的军人不许他过去，就开枪，打在他前面的柏油路面上，溅起火星儿，大学生他还往前走，又进一步，就打了好几枪在他前面的地上，大学生还要向前，有人把他拉回来。这时还有一个灰制服的平头便衣也在路旁，嘴里骂我们找死，让我们撤下去，大家都不理他。大概他走的太勤了，大兵也朝他开了枪，他叫着娘一溜烟跑了。我们坐在那里不动，就没事。

以前只是电影上看，这一次我亲身见识了我们的雄壮军威。

拉灯

六四那一夜：恐怖的广场

题目很吓人。其实若和长安街上的情形比较起来，天安门广场可算是“平安无事”。恐怖只是我自己的感觉而已。

因为想去天安门广场，所以我和朋友坐在复兴门立交桥上耗时间。长安街不能走，小□□也断了。只能走二环路（就是复兴门桥下南北向的道路）。打算等军队过一过再走，如果马上走，在立交桥下骑车会被打活靶。

所以再往东的长安街上的事情就没有目击了。后来听现场的朋友讲，西单、六部口一带，大学生比较多，好像大家排坐在街上，伤亡比较大，我的朋友也被追到小□□ 里去了。我另一个朋友在新华门边的红墙下趴了一夜，不敢动，据说“子弹在头顶上飞个不停，身边的人都没有回来。”（这后半句我不太相信。）二十多岁的大小伙子回到家中，一句话说不出，只是掉眼泪。再一个朋友在西长安街路边的民族文化宫附近。他说在军队到达前，民族文化宫中冲出数千武警，手持盾牌、木棒，被市民赶了回去，据说盾牌上的绿漆都被下雨般的石头砸掉了。可见不用冲锋枪开路，军队绝对进不了城。

我们俩个沿二环路到了和平门附近，看到对面路上有军队的方阵，“严阵以待”。和为数不多的市民对峙。我们俩个着魔似的非要去天安门看看，先要利用大路旁的灌木掩护从自行车道边上溜过去，发现也有军队，过不去。后来市民渐渐多了，发现这支军队是不开枪的，大家一拥而上，有控诉的、有推搡的、有质询的，这里的市民行为都是和平的。虽然有少数年轻工人模样的人要揍大兵，但都被拉开了。后来了解，各地那些被打的比较惨的共军基本上是即没有开枪，又“玩命儿”往天安门广场冲的部队，才和市民发生激烈冲突。尤其是在大家听说开枪、看到死伤者以后，有市民情绪失控，但多数大学生和市民都在制止对无辜士兵施暴。还有把士兵救到家中的。

我们越过了这支部队，到天安门广场大约一时半左右。我和朋友先骑车转了一圈。东西长安街都被军队占领，但天安门城楼前面还没有军队，人民大会堂和历史博物馆前似乎已经坐满了徒手的士兵，黑压压的一大片。我们先瞻仰了民主女神的雕像，知道它存不过天明了。有跑到历史博物馆松树墙下躲着，想看一看东长安街上的情形。周围很多人，结果军队突然开火。我们趴在地上，对面什么也看不见，等枪声熄了一会儿，就撤下去了。我们又跑去西边的路口，西长安街上虽然战火纷飞，这里却可以和军队接近，我们坐在马路沿儿，和军队只有3、4米远，我的朋友还和一个军官说了几句话。广场东南方向的市公安局门前有几十个手持盾牌、木棒的武警，对面是几十个市民点燃汽水瓶做燃烧瓶，双方对峙，你来我往。有一个人给我燃烧瓶，我自思扔不过去，拒绝了。在前门城楼下面的时候，珠市口方向又有枪声，然后大队士兵跑步冲来，但没有开枪。我的朋友比我还愣，推着自行车站在横在马路中间的公共汽车前，我说你这不是找死吗，路旁是铁栅栏，没处跑啊。我们把自行车推走，这时候就和朋友走散了。

我们在广场漫游时，目击了一辆坦克在广场前横冲直撞，后来熄火了。我离坦克大概只有十几、二十米吧，后来电视上有播这个镜头。也远远的看到民主之神像被拽到。基本上广场上没有发生什么大冲突，只是人渐少，大学生（后来听说还有工自联的人）都向人民英雄纪念碑集中。我觉得既然士兵喊“保护学生、打击暴徒”，而且军队已经占据了绝对优势，对广场形成合围之势，那么大概不会发生长安街上的那种大流血了。但我这样在广场上晃的无主孤魂却正好归入“暴徒”一类而予以严打的。

大约三点多，军队广播要清场，命令人们离开。我还在无目的的一个人在广场晃，可能希望遇到熟人吧。也想坚持到最后再撤，反正一贯头脑冷静的我也有一点混乱了。突然广场上灯全灭了。设在纪念碑台基上的学生广播站受到军队袭击，枪声大作，后来广播站就没声了，大概是被摧毁了吧。等到再亮灯时，天安门广场已经被持冲锋枪的士兵完全包围，他们站成一排人墙，密不透风。

我陷入极度恐惧之中。我打定主意绝对不去纪念碑，我身上没有任何证件，既怕被军人认作暴徒而连累学生，又怕被学生当作雷子造成误会，这些都可能给人口实引发冲突。所以只能象没头苍蝇一样四处乱撞，只觉得时间过的太慢，“等死”比“死”更可怕。脑子里乱七八糟的事情都纷涌出来，最怕的不是死而是受伤，怕单位领导要整我，真是莫名其妙。这些是束手无策、无依无靠时的头脑混乱吧。

我也听到了大学生们撤退不撤退的争论，以及侯德建、刘晓波呼吁撤退的讲话。印象最深的是侯德建的声音，我觉得他吓坏了。其他的讲话者好像都没有通名，所以我一直以为没有学生领袖讲话（我当时知道的学生领袖就是王丹、吾尔开希和柴玲三人）。加上几天后吾尔开希就逃到香港，而柴玲也有录音，好像他们在广播中说死了几百至几千人（当然不是事实），所以我一直以为他们都先撤了，不知道广场的真实情形。大学生们用喊声的大小决定是否撤退，似乎不撤的声音大，但侯德建等说撤的声音大，于是大家决定撤。

军队开始广播，要广场上的人离开，大家不知道从哪里出去，大兵的人墙没有缺口，我们刚凑过去就被警告，他们都端着冲锋枪，我们只好退回去，在纪念碑前打晃，后来大兵大概有新命令了，才看见有人从士兵的人墙中钻出去了，于是我也咋着胆子从西南方向挤出去。大兵们没有留难，我溜出去后才松了一口气。

命运完全被别人掌握，自己完全无力抗争和改变，在等待别人判决的最后时刻满脑子的患得患失，这种压力下的恐惧是我经历过最可怕的。后来有大学生经受不住政治审查的压力而自杀，也就很可以理解了。

六四凌晨：六部口惨案

天快亮了，我躲在广场外西南角的松墙下看着广场的动静。我知道同学同意撤退，大屠杀大概不会发生了。自己的位置也很安全，身边也还有很多人，所以竟产生了一丝轻松感。这时天上响起了催泪弹，第一次嗅到这滋味，虽然掉了眼泪，觉得还可以忍受。
广场上的大学生从东南角绕前门沿二环路撤退。队伍很长，一般两个人一排，觉得总也走不完。我等不及，又从西向东骑车逆队伍而行，希望遇到熟人。后来听说当时其实只有2、3千人，可能有一个学生被流弹打死。天已大亮，没有什么冲突，学生们都喊“报仇”、“血债血偿”、“打倒法西斯”这几句话。多数神情疲劳，衣衫不整，有很多人用布包脚，又有很多外地学校旗帜，我觉得外地学生较多，因当时已有传言，外地同学来京，很多是来玩，吃住在广场，所以他们不愿撤退。

我在行人道上骑车跟着队伍，从六部口东部的那条路拐上西长安街，路边是居民住宅，是老式四合院，大家扶老携幼出来看。有一中年男子短裤背心抱着小孩站在家门口，突然把孩子交给身旁的女人，走上来把自己脚上的拖鞋给了布包脚的学生。另有一年纪大些的男子也跑回院子拿出鞋来给学生。两人都默默的没说话。我眼泪当时就流出来了，这一夜我只有恨，这时才觉到爱。

六部口路口西南角上，一电灯柱被撞倒，基座形成1尺见方1尺深的坑，内中有小半坑血，已经是紫色了。一男子正拿着长镜头蹲在那里拍照。旁边好像是文具店，玻璃窗、墙上都有弹孔。学生队伍在长安街北侧的自行车道上走，不断呼口号。我则在长安街南侧的人行道上观看。这时从广场方向来了一辆或者两辆坦克，记不准了。上面有人用短枪向天射击，也向我们这一侧打，呼啸而过。又转回来投下毒气弹在长安街正中，黄绿色雾气，我吸了一些，觉得味道很熟悉，搜肺搜心的，一星期后症状才消失。后来想起来这是中学学化学时嗅过的氯气。氯气是强氧化剂，放在水中，可以置换出氧气来，造成浓盐酸，氯气弹会给人体造成永久伤害、甚至死亡，我猜氯气弹应该属国际禁止的化学武器。

坦克又从天安门方向来了。在路中央行驶，突然拐进学生一侧。只见学生队伍大乱，学生纷纷翻过1米多高的铁栅栏，向人行道逃。我正在街对面、坦克的垂直方向，我感觉应该会压到人，因为这事件发生的太突然、太快了，学生不可能有那那么快的反应。但我目击了整个坦克碾人事件，但是我没有看见伤亡情况，我距离太远、角度不好，而且没听到学生的声音。所以我当时以为坦克不过是唬唬同学而已。我虽然常常以恶意去看中国人（当然包括我自己），也没敢想到他们竟敢光天化日之下，向正在撤退、毫无反抗的同学这样故意行凶。这是整个六四事件中最无耻的暴行。正因为我没有想到坦克会故意碾人，所以后来我也没有走过对面去看看情况。

经过夜里长时间的抵抗，西长安街上已是一片瓦砾，多数汽车道和自行车道之间的隔离礅都支离破碎。看着同学们混乱惊恐的样子，拣了一段钢筋向坦克扔去，希望能卡住覆带。这当然不会成功。不过是自己气急败坏罢了。这是一整夜中我唯一的一次暴力行动。这时大约早晨6时半作用。

后来听说有北京大学有一个家属子弟被坦克履带拧去一只胳膊。从丁子霖先生编辑的64受害人资料中知道，至少有6至11人死亡，有名有姓，而且还有受伤者方政的证词，我绝对相信丁先生他们的话。而且在网上有越来越多的目击者出来证实了这个事情。至于我没有听到同学们的叫喊，或者是同学们在这么近距离的死亡威胁之下而禁声；或者是事发突然来不及反应；更可能是我自己也在恐惧之下惊慌失措而没有听到，这没什么奇怪。

我一个绝对可以信赖的同事亲眼目睹了在公文坟一带被坦克压扁的血红的人形。这种样子不是不经意的“碰伤”，这是故意的暴行。

余波

我的车胎放炮，而且一夜很紧张疲劳，就先跑到车公庄亲戚家，补充能量，给家里打电话，告诉他们平安无事。当时我家中已经听到传言，说天安门广场死了两千大学生。以为我也完了，接到电话，才放下心来。我老师的孩子也没回来，所以她也来到我家打听情况，我大约早晨10点钟到家，我走散的朋友最后回来。我告诉邻居们我看到的情形，然后上床睡觉。

之后一周，都停工了。因为吸入氯气，一直咳嗽。我父母很愤怒，家里不看电视，为此还和父母吵嘴。所以我对当时的电视宣传了解不多，出国后遇到一个有心的朋友，又“补课”。只记得当时军队发言人张工在电视上说“天安门广场一枪没放，一人没死。”结果第二天电视采访戒严部队时，电视镜头不经意（？）的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一扫，就是几个大弹孔。以后张工再发言，就只说“一人没死”，不提“一枪没放”了。还看到马甸桥附近白天烧军车，我朋友看到现场，那些军车本来被堵在马甸桥一带的大路上，当时大家已经知道发生屠杀，但市民还给他们送水、送食品，后来他们就下来开枪，冲出一条路，步行走了。所以人们气不过，才烧车。这都是故意留下送给“暴徒”烧的，为了就是日后找说法。反正电视上播的镜头，就是把时间倒错了，说先有暴徒，后来才镇压。因为我很多朋友都是亲历者，大家彼此指证，知道这些谎言，没有亲历的外地人就可能相信“党和政府”了。

大约有3、4天，躺在家里看金庸签名的《天龙八部》，翻的烂熟。后来我的一个中学同学兼好朋友，当时还是大学生，六四晚上在天安门广场过夜，是个积极分子。我另外一个同学的父母是中共小头，害怕他出事，所以把我们几个找去，策划那个同学出逃南方，准备越境。因此我才出门。后来平安无事，现在大家都出来了。

我当时听说伤亡情况，“红十字会”报导死亡最多，好像是2千7百，还有很多流言，我都不相信。我自己经历，在我身边亲眼目睹的伤员有20个左右。六部口坦克碾人我虽然在现场目睹，但没有看到伤亡情况。我比较相信北京市长陈希同的伤亡报导，最后一次好像是两百多人，其中大学生、研究生36人，市民受伤一千多人，这个应该是不完全统计。当时某外国通讯社记者采访了西长安街附近的八所医院，数到尸体184具。所以最终北京市可能有三、五百人的死亡。数字被夸大，主要原因有二，第一是中国人民都是喝狼奶长大，见惯了死亡，所以好像人死的少就不能突显中共的残暴，其次是人们没经验，慌张中估计错误。大家对比一下罗马尼亚打巷战、贝鲁特民族冲突几十年、以及最近美国攻打伊拉克的平民死亡情况，就知道三、五百人已经太多太多了！

军队死亡大概只有十几个人，后来都封共和国卫士了。这些士兵也很可怜，虽然有很多流言指证这些死者是杀人者，我相信他们都是没有开枪的。其中最大一次是翻车事故，着火了。死了有6个。后来用铁掀铲他们黑色尸骨，在电视上放，以增加仇恨。还有一个文化兵，便衣照相采访，被“误伤”。反正最后看下来，真正死于市民暴力下的不多于6、7个。官方统计军队伤了四千多，大概推搡后手脚碰了油皮之类的都算上了。

事后几天，北京还有一些伤亡。例如那个很有名的“王维林”挡坦克录像好像是 65早晨。因为六四早晨军队收缩到天安门广场，长安街又被市民占领，双方好像一直对峙到6、7号，市民又被打倒不少。事后政治审查中，听说北京某农校学生某因为压力太大，跳楼死亡。南京某大学的北京籍学生，被逼疯，回到北京家中走失，冻死雪中。我表弟在成都上学，六四时静坐的大学生被打散，我表弟后背也挨了一棍子，据说被打死两人，后来导致成都商场被市民焚毁。以上所说我都有比较可靠的消息来源。

听说海淀区当时收审了七百多人，最后判刑的七十多人。陈希同做报告，说暴乱的骨干份子五千多人，大概就是北京市当时收审的数目吧。除了被揭发的、被街头录影下来的和学生领袖，北京大学生被抓的少，判的也比较轻。北京被抓得很多是有“前科”的所谓“刑满释放份子”。

北京大学生领袖或小头目政审中被整，似乎比外地好很多。我们单位更是尽力捂盖子，所有人都没有上街、没有去天安门。连政治学习会都草草了事。举几个例子，可以看出当时民心所向。方励之出走美国大使馆，我和朋友们接触所有北京市民，都是异口同声的支持他，没有人说他是汉奸、卖国贼。再有，北京市委有个调查，当时全力支持大学生的北京党员占65%，中立的是25%，反对的只有10%。就是说党员中有近80%的支持率。我的一个姐姐在某大学教书，本来没有如何参加学潮，开枪后很激动，学校开大会时候上面讲话，她就在底下骂卑鄙无耻，最后也没事情。我老爸是老党员，六四后不再参加中共任何活动，党员政审重新登记都不参加，本来应该算自动退党的。但最后他的单位还是把他当个党员留下了。

六四后我决定出国，三个月后我要求调离，自己写了个鉴定报告，请我们单位领导签字，领导用眼扫了一遍，然后向我笑笑，说：“小左，你TMD比李鹏还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