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 最恶劣的组织——国企

) _8 N; z' b# A8 |/ i. {

+ D1 L5 D- a& ~王 剑
$ e3 @2 ~4 ], V& X; ]  `4 d. r3 P. }: }; p2 z+ G

. P. r2 M& l( J4 S5 l8 u- Ors238848.rs.hosteurope.de作为亚洲的主要银行,中国的四大银行的CEO的薪酬与其他国家有着巨大的鸿沟,文章认为,应该大幅提高这些高管的收入,否则,这些银行管理无法得到改善。
- o6 ~$ M6 k4 D* ~- T& }5 l' n" l- N2 t: g# x4 \, T) v
  这种看法其实和前几年曾经喧闹一时的年薪制、MBO(管理层持股)的国企改革说法有同样的理由,就是必须给国企的管理者足够的激励,国企的经营管理才能有足够的动力。
  b3 E5 q$ E! w6 l) C( s; ?' ^rs238848.rs.hosteurope.de3 r* }, c8 u! o# b
  不过,这种论调基本上无法得到社会大众的同意,他们认为,给这些人超出公务员标准的工资或者是权益是不公平的,有可能导致贫富差异的扩大,甚至国有资产流失。一些学者从管理学的技术角度反驳这种看法,但是,他们的说法显然缺乏基本的社会学常识。
1 Z5 L( q0 f, o* E- S5 k- `& O7 f- l6 {% @" i
  于是,年薪制也好,MBO也好,最近就再也没人提了。
3 l8 V4 u4 G3 K" `5 }2 v' w* ]" t  v5 ^! c/ n, F3 T
  有一个基本实事是被《亚洲银行家》忽略掉的,中国的四大银行高管们的另一重身份:政府官员。他们并非普通的职业经理人,他们是代表政府管理银行的高级官员。
4 M, }5 ~, N% a/ ~: `
/ W1 b2 d$ k2 K  J人在德国 社区  现任北京市长王岐山就是一个这样的例子。王岐山一直在银行界任职,成为中国建设银行行长。后来被调任广东省任主管金融的副省长,广信集团的关闭就是他任中的事情,这位来自金融世家的后期之秀又被调到书记省长闹矛盾的海南任省长,但是,他在海南的时间只有几个月,就匆匆回到了北京,接替被解职的孟学农成为北京的市长。
* ?4 {! ~, j# Y% P1 G6 d
& W# f, v9 b! i; |  现在,有传言说王岐山有可能会调到广东省任书记,如果他真的到广东,那么,他将在十七大上成为中共政治局委员就不是猜测的了。rs238848.rs.hosteurope.de; d1 s& B0 D" f+ X

, N- ^: F# ^9 X- M% i  试问,哪一个西方商业银行的CEO能够取得像王岐山这样的政治成就呢?王岐山的政治地位岂是多少年薪可以衡量的。
( E7 d* O* M! t# ^人在德国 社区
% u3 t9 v: u: Z3 prs238848.rs.hosteurope.de  中国国企高管得到的政治花红比西方商业银行得到的现金当然更具有吸引力,否则就不会有那么多的人趋之若鹜了。! s+ x0 v. w2 B$ w
2 S0 ?; `3 Q- m* [  [
  从这个角度上说,中国的国企经营管理的难度更高,为什么呢?因为国企的第一特性是政治的,其次才是商业的。作为国企的高管首先要解决政治性的问题,然后才想办法在商业上获得成功,如果本末倒置,即使在商业上成功了,他也不可能长久地保住自己的位置。
! s9 |" s  `7 d8 c7 i0 Vrs238848.rs.hosteurope.de
/ ?+ g" n* }& o1 {" L- Z& _0 }人在德国 社区  从统计学上说,同时具有政治手段和商业技巧的人肯定比只具有商业能力的人要少得多。因此,国企想在经营上获得成功,肯定比其他企业要困难。; B. [% r# E& ?/ [. }+ i4 d

$ e8 v; y' F+ f/ M1 X  当然,对于一个面对着这么复杂局面的国企高管来说,最有利的方法是,首先取得政治上的地位,然后通过这种地位获取商业上的利益,如果在商业上取得成功,又可以成为政治上的资本。
9 n- k, h3 \/ b- S5 S- q! A: m4 k* ?, x/ b$ M) }5 x$ H
  这种循环,才是国企高管的真正仕途。当然,还有一种更极端的例子,就是想办法把自己负责的企业卖给自己,就像山东鲁能那样。
. m! J6 m' ]) m* `% F, h
% G% z1 B- {/ u) n' f# _5 n3 Z: q  从企业的组织形式来看,国企肯定是最恶劣的那种。因为国企和其他的商业机构相比,它有双重任务,一是政治上的,二是商业上的,结果会怎样呢?当然会出问题啦,只是时间的问题。
Share |
Share

TO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