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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清楚地记得自己生命里第一个意识的场景：

　　一个穿开裆裤露出两瓣粉红色屁股的小男孩在我的视线里四处乱窜，
他东跑西跑，虽然磕磕碰碰的，可嘴里还在自顾自地叫着，快乐得不得了。跑累了，他就站到床边，转动着眼珠子将脸靠过来，然后伸出肉嘟嘟的手指捏我的脸蛋，再蹒跚地跑开。等他跑回来的时候，手里多了一面拨浪鼓，来回摇动，他踉踉跄跄地叫道：“妹——妹！”

　　懂得认人叫人后，我知道这个小男孩叫郁，他是我的哥哥。

　　我的家在闹中取静的安福路中段，独立的一幢小洋房里，一共两层，楼下的客厅很大。院子里是父亲种的君子兰，它们孤独地挺着腰肢在季节适当的时候冒出新鲜的花骨朵，一副姿然清肃的模样。院子的地面是老上海惯有的水门汀，几十年前用正宗飘洋过海而来的水泥铺成，不会开裂，刷得平平整整，在边角落里有一排挺括的洋文，是原来房子主人的名字。解放后房子划归国家所有，上下楼隔层分给了刚从部队退下来的两个南下干部：一个是我的祖父，另一个便是我的外祖父。

　　我只从相片上见过老人的模样，慈祥的，舒服地靠在躺椅上，面对面地看书。他们的头顶上悬着北方人最喜欢的鸟笼，里面有一只青瓷的小水盅，场景很闲适，有那个年代的朴素和温和。照片里的院子和现在没什么两样，父亲说，最早的那株君子兰现在还在开花。

　　父亲喜欢君子兰，他打理那些花的时候，就期盼着突然发现一枚花骨朵正藏在深绿的叶片间含苞欲放。院子墙壁上爬着一墙的忍冬，像女孩子刚烫好的头发曲卷着向四处漫开。一年四季，院子的采光都很好，通常阳光是慢慢铺进院子来的，一寸一尺地毫不蛮横，到傍晚，它又一尺一村地退去，像落潮那样。

　　郁十七岁那年，我们在附近的花鸟市场里遇到一种标名为“Golden rod”的植物，爱不释手。后来父亲便在院子里专门辟出一块小小的苗圃，让我们种满了这种翻译过来叫作“秋麒麟草”的植物，每年七八月的开花期，它们会在金色鞭子般的枝条上缀满金黄色的小花。和一旁的君子兰、忍冬遥相呼应，在上海有些潮湿的秋风里点头示意。

　　父亲说，那是属于九月生的孩子的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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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郁都出生在九月。小时候，我们睡同一张床，盖一条被子，手牵着手，毫无杂念地相互依靠。我知道郁经常会做同一个噩梦，梦见一只满是鲜血的手横在自己面前，手腕处是咧开嘴的伤口，血不停地从里面冒出来，流成一条河，就要将他吞没。

　　每到这样的夜里，郁都会在梦里不停地抽搐，拉着我的手越来越用力，满是潮汗。突然惊醒的时候，他也不说话，只是从床上一跃而起，飞奔到写字台前打开台灯，拼命地画，想把一切都记录下来似的。他有一本厚厚的速写本，里面全是这个梦境的片断。

　　郁从小就喜欢画画，因为从小他就会做那个噩梦。

　　我从小就开始学画，因为从小郁就喜欢画画。

　　郁是父亲下乡时老友的儿子，老友去世后，他便领养了郁，那一年，郁才两岁。可我的母亲不怎么喜欢这个孩子，虽然她从来不把任何情绪放在脸上，却还是用客气对待着，以此疏离。

　　从小郁就是家里最听话的孩子，吃饭的时候从不会把筷子伸到长辈的面前夹菜，也不会像我这样让保姆端着饭碗追在身后跑。吃完饭，他会恭恭敬敬地说：“我吃完了，爸爸妈妈慢慢吃。”然后走到院子里接过保姆手上的饭碗，像长辈那般按了按我的头顶，“语重心长”地说：“妹，听话！吃饭。”

　　郁叫我的时候，用上海话的“妹”，听起来就是我的名字，眉。

　　我喜欢跟在郁的身后，拉他的衣角，背着画板走安福路那条狭长的马路折去静安寺看佛，再沿着华山路去美校学画。一路上我们不会像平常的小孩那样打打闹闹，奔来跑去，只是一前一后地走着，寸步不离。有时他会突然回头来看看我，眯起眼睛问：“妹，铅笔带好了伐？”我就眨吧眨吧眼睛，存心摇头。刚开始的时候，郁会认真地在自己的画板里抽一支铅笔出来递给我。后来，他料准了我又在撒谎逗他，便只在嘴角露出一丝笑意，然后伸出手来按我的头顶，学大人的模样教训道：“小姑娘，不要撒谎！”

　　“遵命！”我学着电视机里演员的模样，做出一个肃立的姿势。一时间，两个人都“咯咯咯”地站在路边傻笑起来。那是学画路上常有的“游戏”。

　　平时，我们也会在自家的院子里玩各种游戏，扮演电视机里人物的样子。小时候我们最喜欢演的就是《恐龙特级克赛号》，郁做克塞，我就是尔他夏公主。大家一起高喊：“一级准备，二级准备……发射！”每当尔他夏公主面临危难的时候，克塞都会及时出现，除妖降魔。

　　所以从小，郁就是我的克塞，尔他夏公主最最信赖依恋的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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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小学后，父母将我们分房而睡，可是一到半夜，我还是会偷偷地溜进郁的屋子，钻进他的被窝，缠着他讲各种各样的故事给我听。郁的成绩很好，十岁的时候，他学到了第一个英语单词。黑夜里，他在我的耳边轻声地念给我听：cat，将尾音的t发得很轻促，轻轻爆破在耳边。于是，一股温热的风便吹进耳朵来，有点痒，又一点潮湿，撞在耳膜上，回应给心脏。

　　我抱着郁，闭起眼睛，那是我的第一次心动。

　　女孩子的心事是从十来岁开始渐渐细密起来的，我知道自己对郁的感情开始起了变化，而我的身体也起了变化。突然有一天，我呆坐在马桶上望着血迹斑斑的内裤，不知所措。我觉得自己是病了，畏惧忧虑却又不敢告诉任何人。一直到母亲在床单上发现血迹，才偷偷摸摸地塞给我一包“唯尔福”，上面有一只雀跃的小鹿，欢腾地看着我。

　　从那天开始，母亲便特别留意我和郁，她开始安排将我们分别送往两个中学念书，并且一再地叮咛我，郁只是我的哥哥。而我也不再偷偷地跑进郁的屋子钻进他的被窝，相反地，我开始想见却又害怕看到他。

　　上学的时候，我们走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永远遇不着。十二三岁那阵，我和郁竟然成了默于对话的兄妹，我刻意地疏远他，对话也是惜字如金的，常常一个“嗯”一个“哦”就结束了。但每个星期六，我们还会像前几年那样一起去美校学画，不拉手，只一前一后地走着，保持一定的距离，到校门口的时候，我冷冷淡淡地说：“下课后在这里等”，便心扑腾扑腾乱跳地走开。

　　其实，我是多么期盼着每个星期六的到来，可又尽量让自己看上去是那么的无所谓。很多年后，当我和许或说起这段日子，才知道原来这是十来岁女孩子都会有的青春萌动期，对异性既好奇又故作矜持，特别是小时候曾经最亲密的异性，当然也包括我的父亲。

　　我的父亲是一家杂志社的编辑，他喜欢戴着老式浅褐色塑料框的眼镜看书，看上去一点也不新潮。在我十三四岁迷上港台言情的时候，他曾经大发雷霆，撕掉了整整一套席绢全集，他说：“糟粕！都是糟粕！”我哭着跑上楼，“嘭”地关上房门趴在写字桌上很委屈地呜咽，我记忆里的父亲从没有发过这么大的火，他往往都是推了推自己的眼镜然后关爱地问一声：“眉，最近在看什么书？”

　　第二天，我在房门口看到捆扎好的一套新的席绢全集。母亲告诉我，父亲的杂志社开始不做文学期刊，而转型做港台娱乐了。那天下午，我将整整一摞席绢全集丢进了垃圾桶。

　　我知道父亲在他十五岁那年就跟随祖父下乡改造，整整十年都没有离开过东北农村。他和母亲是当年祖母和外祖母指腹为婚的姻缘，外祖父打通关节将父亲返调回上海后的第三年，祖父正式宣布平反，于是，我的父母便顺理成章地结了婚。可我一直都觉得他们并不是那么地般配，因为母亲看上去总是有咄咄逼人的强硬，这也许也和她的职业是法官有关；可父亲却往往是儒顺的，性情波动很小。十几年来，他们相敬如宾，很少会在我和郁的面前表现出亲昵的动作，却也很少争吵。

　　在我的萌动期里对郁和父亲表现出来的关爱总是特别敏感，总想将一切都遮掩住不让他们知道，可我又觉得母亲会把什么事都说出去，所以每次看到郁和父亲靠近自己，我都会特别紧张，害怕他们会突然问出一些让自己无地自容的话。

　　那个时候，我真切地将来月经视作是一种羞辱，心里有说不上来的难过。

　　我不理睬郁的时候，他也很少会来我的房间，通常都一个人坐在写字台前画画、写作业，把门大开着，随时欢迎我进入的模样。可我只是安静地从门口走过，不断地用余光扫着他，然后回到自己的房间里，再给自己找个理由下楼，又一次路过他的房门口。如此往复。

　　饭桌上一家人的话都很少，郁还是在每次吃完后，很有礼貌地说：“我吃完了，爸爸妈妈慢慢吃。”然后看我一眼，说：“妹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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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学校里，郁总是最受瞩目的男生。小学，他站在高高的领操台上一丝不苟地做着每一个动作；中学，他开始在各种绘画比赛里拿到金奖；高中，他喜欢打球，将身体浸在汗水和无数爱慕的视线里。打球中场休息的时候，郁会走到我的身边，叫“妹”，然后接过我手里的汽水。每到这时，我的四周就充满了嫉恨的目光，可我却莫名地感到幸福。

　　后来，
来看郁打球的女生们渐渐知道，郁是我的哥哥，我只是小他三岁的妹妹，而不是他的眉。我们谁都没有向人提起不是亲生兄妹的事实，即使连我们自己也从不会在交谈中说破这样的关系。我能感觉得到郁的溺爱，可那是不是出于兄长的关爱，却无法辨别。

　　我十五岁的时候，偶尔在星期天会去江宁路上的篮球场看郁打球，为他买汽水。可我们也不说话，只静静地一个在场上打，一个坐在场边看。我很认真地看郁的每一个动作，牢牢地记在脑子里。身边看台上的女生经常不停地欢叫，那里面一个长得最好看的女孩子，叫许或。

　　许或第一次跑来跟我讲话的时候正值夏末，她穿一条百褶的嫩黄裙子，露出细长的腿，上身是郁那所中学特有的白色校服衬衫，领口处打了一只漂亮的红色蝴蝶结。她从边上的看台一路跑来，坐在我身边。她说：“你好，我叫许或，郁是你的男朋友吗？”

　　那是十五年来，我第一次听见别人用“男朋友”来解释我和郁的关系。我不知道许或是如何理所当然地说出这三个字的，可我的确在第一时间把脸涨得通红，并且脑袋摇得像郁四岁时手里的拨浪鼓：“不是！不是！我是他的妹妹！”

　　“噢。”许或抬起眉毛，在风里咬自己的嘴唇朝我微笑，很多年后，想起那样的微笑，我总是觉得与其说她是在朝我笑，还不如说是给自己的暗自宽心。

　　许或长得很好看，那种好看是可以在任何学校的优等生脸上找到的相似：杏眼，翘鼻子，白皙的皮肤，凑在一起，一眼就能看出这是个做班干部的女小孩。后来在她和郁的谈话中，我知道她是郁高中的同班同学，班长。

　　许或坐在我身边，也随着我安静地看着，不像一边的女生大声欢叫。中场休息的时候，郁过来拿汽水，看到她高兴地笑笑，说：“你也来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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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郁常常在打完球后骑车带我回家，我们沿着西康路一直骑下去。春天的傍晚，我看见一旁的女贞树抽出新绿的嫩芽，春风拂面；夏天的傍晚，总是有风雨欲来的闷热潮湿，郁将车子骑得很快很快，是要和天上蠢蠢而动的乌云比赛。秋天，我们便要先折去花鸟市场买一些花料和新花的种子什么的。这样的季节里，秋麒麟草在院子里开得很灿烂，那是属于我和郁的花；冬天，我的手会变得冰冷且干燥，皮肤在阴湿的空气里冻成绛红色，这个时候，郁总是让我裹着他的外衣，他说自己打球打得热了，可一到家，自己却感冒了。

　　我们从不会同时进家门，因为常常我是瞒着母亲说自己出去补课才偷偷跑去看郁打球的，所以我都会先背着书包按时到家，像个勤奋好学的姑娘一般坐在屋子里看书。郁则在半小时后打着喷嚏进来，这个时候，父亲便奇怪地推着眼镜问道：

　　“郁，怎么打球会冷成这样？”

　　每次听到这样的话，我总在屋子里笑成一团，在镜子里看到自己甜蜜的样子。我开始回忆郁打球时的每一个动作，还有他永远在前面遮挡寒风的后背。那是我从小就有的优属感，因为我是郁的眉。

　　可是那天回家的路上，郁不再带我，他只是推着车，我们三个人并肩走。郁在当中，我和许或各自一边。西康路突然变得很长，我看不到路的尽头，感觉车子在身边一辆一辆地驶过，看到一条一条的马路被西康路横截穿过。郁和许或说着高三的辛苦、班上的每一个同学，还有即将进入大学的喜悦。我什么都不想听，却又把每一字都听得异常仔细。

　　走到安福路的时候，郁停下，将车栏里我的书包取下，侧过身递给我，说：

　　“妹，你先回去。我送许或回家。”

　　站在夏末的风口里，我看着郁带着许或离开，她坐在我一直惯坐的位置上一脸幸福。阳光从安福路两旁的梧桐树上透下来，在地上形成斑驳的疏影，摇曳不定。我感受到从地面反射而来的斑驳，看着他们渐渐消失，原地不动，很久很久。

　　那是我的第一次心痛。我的心脏像是顽皮小孩手里的橡胶球，被他狠狠地握住，蜷成一团，然后突然放开，再握住，再突然放开，疼痛难忍，依次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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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到家的时候，母亲正站在家门口焦急地望着。看见郁骑着车过来，便一把抓住他的手臂问：“郁，看到眉了吗？”

　　郁找到我的时候，我正蹲在花鸟市场里的一个角落看着一丛丛秋麒麟草。我忘了自己是怎么一路走过来的，我只是不想回家，不想走那条平日里都雀跃开心的安福路。我拐了个小弯，漫无目的地走着走着，便到了这里。

　　花鸟市场有一个好听的名字：林深处。它和城市里别的花鸟市场不同，因为在这里，只卖活着的花。我和郁都不喜欢鲜花，那被剪刀剪断身体折下枝干的所谓鲜花。郁说那不过是尸体，原来人们喜欢用尸体装点房屋，改变心情。最初，我和郁去“林深处”是为了完成美校老师布置的作业，默写出各种科类植物的筋脉走络，叶理纹路。可后来渐渐地，我们开始喜欢上这里，因为郁说这里没有尸体，来这儿的人都是真正懂得疼惜生命的人。

　　“妹，你在这儿干吗？妈妈都急疯了！”我被郁一把拉起来，顿时觉得天旋地转。

　　从小我就有偏食留下的低血糖，只要蹲着的时间稍微久一些就会头晕目眩，所以通常我都要扶着墙壁慢慢站起来，以免跌倒。他显然是一下子忘了，看见我脸色惨白，不停地喘气，才发现自己的用力过于急促。

　　拉着我停了一下，接着郁在我的后背上轻轻安抚，让我可以靠在他的肩膀上休顿一下。可一靠上他的肩膀，我便止不住地哭出声来，像是受到了天大的委屈。

　　“郁，你会离开我吗？”我的眼前闪过他和许或一起离开时的画面，在阳光里，是那么甜蜜。

　　长大以后，我和郁独处时，很少会管他叫哥哥。我像别人一般，叫他：郁。而他用上海话发“妹”这个音的时候，我常常会揣测在郁心里，那个字究竟是“妹”，还是“眉”？可我捕捉不到。他往往很是自然地发这个音，人前人后地。而我却要小心翼翼不能在父母面前露了马脚，在他们面前，我只能管郁叫“哥哥”。

　　哥哥，我的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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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听许或说，在他们的大学里，女生通常都将自己的男友称作哥哥并且暧昧无比时，我才略微地不再排斥这个称谓。

　　我们站在“林深处”的一个角落里，身边是摊主自己植种的秋麒麟草，我靠在郁的肩膀上，感觉到他起伏不定的呼吸。他的身体还是很湿，有些粘人，可我不在乎。我把头埋在他的脖肩处，闻到汗水的味道，夏末的风再一次地吹来，却和刚才在安福路口时的感觉完全不同。我将手绕过他的腰间，环住，哭得很伤心。

　　“傻瓜，怎么会呢？我永远都不会离开你的。”

　　郁将我背后的书包取下，拎在手里，我们就这么站在原地，一直到天色渐渐失去光彩。那是在我们成年后的第一次亲密接触，我小心地感觉着郁的身体，和小时候的不一样，他已经高出我整整一个脑袋。后来，郁也承认，就是在那一天，他忽然感应到了自己心里的不同，只是我们都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自己变成了另一个人，不再是小时候的模样，不再是小时候的郁和眉。从那天开始，郁发出“妹”这个音的时候，我确定地知道那个字不再是妹，而是眉。

　　回到家，我被罚洗一个月的碗，可我依旧是幸福的。

　　我和郁不再像前些年那样避着刻意地不和对方说话，我们还经常在饭桌上互相开一些玩笑。我常会拿许或来开郁的玩笑，这个时候，父亲会抬起头一脸认真地问道：

　　“哦？郁交女朋友了？”

　　母亲听到这样的话，往往不掺和着搭腔，她沉默地嚼着嘴里的食物，看一眼郁，尔后看我一眼，我能在她的眼睛里读到怀疑。这种怀疑是做法官的母亲常有的神色，她冷冷地看别人一眼，以最直白的眼睛刺探谎言，无论是在法庭，还是家里。我不自觉地想要回避她的眼神，面朝着郁继续语无伦次地再开一些玩笑，然后沉默。每到这样的时刻，母亲只是很小声地叹气，然后饭桌上一片寂静。我和郁不解地看她一眼，瞄父亲一下，继续吃饭。

　　郁的屋子又成了我肆意进出的地方，只是我们谁都不去点破那兄妹关系背后已经质变的情愫，他开始像小的时候那样偶尔拉起我的手，或者抱抱我，亲啄一下。上街的时候，我又开始拉他的衣角，小心翼翼地跟着他的步伐。

　　母亲似乎注意到了我们的不同，做事一贯雷厉风行的她很快就有了举措。虽然那所大学离安福路不远，可她却坚持要郁住读，我听见她对父亲说：

　　“这样下去还得了？”

　　这年秋天，我穿上了第一次见许或时她穿的那件校服衬衣，裙子是百褶的绛红色。进了这所高中后我才知道因为一张画，许或和郁在这儿人尽皆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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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校的校服是和日本z中互相交换设计的，
校长顶着违背市教育局的精神让我们避免流于平俗，学生们都是经过严格考核筛选而来的，容不得一点马虎。可是，从进学校的第一天起，我就不自觉地讨厌这里，讨厌这里的每一寸都有郁和许或的影子。学校的走廊上挂着郁曾经的画，一些远渡扶桑参展获了奖。其中有一幅被挂在最显眼的地方，那是郁在高一那年参加全国u18青年画展时获得金奖的画，名字叫：《告别》。

　　每一幅画的下面都有郁的照片，严肃的，不苟言笑。新学期开始的时候，在电视上我看到许或为某某营养液拍的广告，荧幕下方打着：xx年全市高考文科女状元 许或。我听见高二高三的女学生站在画下说着郁和许或，在她们的口气里，那俨然是一对天造地设的璧人。也有一些女生久久地站在走廊上，看郁的画，注视着他的照片，目光深远。从种种中，我可以想象郁曾在这里的三年是多么地受到女孩子的青睐。

　　我从没有向人提起我和郁的关系，平级的同学也只像听说书般相信年长的学生说校园里曾经有过的人物、事件、故事。我相信这是每一年新生刚入校时都会有的景象，一些错过没看到的、再也看不到的人、事、物，便在各种传言里变作传奇，郁变作传说中的郁，不再真实。在高中待过的两年里，我只喜欢在画室里画画，因为在那儿只有郁的影子，没有别人。

　　郁画画的时候从不许人打搅，包括我。

　　从小到大我的画技都远不如郁，在刚开始学画的时候，他总是能准确无误地勾勒出每一件放在面前的临摹品，调和出每一种看到的颜色，而我却常常差之毫厘。等到我能够娴熟地临摹、调色，并为此窃喜的时候，他已经跟着高班的美术老师出去写生，背着不合身的巨大画板，露出一点头皮，这么一路走去。

　　我只能拼命地再继续，努力地画，把每一件临摹作品都画熟画好，请求老师也带我出去写生，我要跟上郁的步伐。可等到美术老师终于也点头允许我背上巨大的画板，摇摇晃晃地跟在队伍后面出去写生的时候，他已经开始自己构思、创作。

　　郁从来不会在画画上帮我分毫，因为在他看来，艺术只关乎个人，决不容许他人的插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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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郁已经开始构思、创作绘画，而我还奋力地背着画板四处写生时，正是我们彼此见面说话都觉尴尬怪异的日子。只有在每个星期六早晨八点，我们还是会像小时候那样一个跟着另一个出门，一起去美校上课。我想，这是那些年我能坚持画下来的主要原因。可等我也能沾沾自喜地给父亲看我新构思创作的少年画时，郁已经开始在国内外的画展里获奖。一些报纸杂志开始登他的画，放他的照片，他成了学校里名副其实的“明星”。可郁还是郁，他从不关心那些，在他看来，每一张画是最好的聆听者、见证人，他所有的心事都在每一笔的勾勒中。

　　我知道郁一直最想画的是那个从小困扰他的梦境，但十多年来他都没能清彻地将那个梦做完，都没能看见拥有那只流淌鲜血的手的主人。多少次，他只是梦见自己被手腕伤口处流出的鲜血吞没，那是一整条河流，鲜红鲜红的河流。

　　进高中后，许或开始经常地来我家替我补习功课。母亲看到她总是心花怒放的，她会拍拍许或的肩膀说：“帮帮这个小孩，她的心思都不放在念书上。”我也不反感许或的到来，相反地，我喜欢听她说郁在大学里的事情，一件两件，弥足珍贵。许或的模样一天一天地改变起来，从那个夏末的高中女生变成温文尔雅的年轻女子，她开始化一些淡妆，给自己的耳垂或是手腕添一点装饰物。我喜欢她那样的好看，远远地从楼下走上来，站在我的房门口敲门：“眉。”

　　母亲常常会试探性地问郁：“常来家里替眉补课的那个女孩子是谁？”可每次郁只是淡然地回答两个字：同学。母亲还催促过父亲去确认郁和许或的关系，我在书房外听见她说：“有个女朋友，我就安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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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发现郁学会了抽烟，是在郁大学二年级的那年寒假，上海的冬天依然阴冷刺骨。

　　郁拎着一袋沉沉的行李，
从学校回来，他把自己关在屋子里整整两天没有出来。我隐约地从许或那里知道，在这半年里郁都没能画出一张画来。原本四月，郁是要拿出一些新作品代表学校去参加国际画展的，可是他却让自己在这半年里的创作开了天窗。许或说这些的时候脸上显现出忧虑的无奈，她的眼睛里有迷蒙的势头，却又拼命忍住。

　　郁住校的时候很少回家，我很想偷偷地跑去他的大学见他，可母亲每天都在家庭护理工的陪同下到准时来学校接我，仿佛对一切都了如指掌。我只能每隔几天巴望着许或的到来，虽然有时候她还会替郁来取一些衣物，俨然一副女友的姿态。

　　我不敢问她和郁之间的关系，我只相信郁说的，他永远不会离开我。

　　这一年，母亲的视力开始急剧下降，医生诊断的结果是并发性白内障。从最初略微的模糊到后来看什么都只剩轮廓，母亲就像半个瞎子般地在屋子里东撞西碰，怨天尤人。最后她只能向法院主动申请提前退休，不再担任法官的工作。

　　离开法庭的那天，母亲那双已经浑浊不堪的眼睛里流出透明的液体，那是我第一次在倔强的脸上看到了无奈。退休后的这半年来，母亲变得易喜易怒，患得患失，发起脾气来就闭着眼睛砸东西，谁都拦不住。父亲为了安抚她，常常弄得焦头烂额，他自己的心脏病也时好时发作，自顾不暇。

　　父亲在郁足不出户三天三夜后，用备用钥匙打开了他的房门。开门进去时，郁正形容枯槁地背对着门口画画，听见有人进来就随手用一块画布将画遮起来，并且掐掉手里的香烟。我跟在父亲身后进去看郁，他的背脊弯弓着，身旁的颜料管丢了一地，屋子里满是松节油和香烟的刺鼻味。我站在父亲身后，想伸手碰一下郁，可面前的这个男人却突然间显得离我很远很远，我伸长了手臂也触碰不到。他缓缓地转过身子，站起来，若无其事地耸耸肩说：“爸爸，眉。”

　　父亲做出要关门的手势，让我先出去，他说自己要和郁说说话。我只能退出房门，守在门口，或是趴在门缝边，从老式钥匙孔里使劲地朝里看，父亲和郁变作小小的两个人儿，面对面地站着，许久都没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