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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 北京女孩在伦敦（龙宽英国纪行回忆录）
1
[转载] 北京女孩在伦敦（龙宽英国纪行回忆录）
作者：龙宽
18岁的我，不会设计未来
龙宽
我在飞机上吐了个天翻地覆。站在海关人员面前我的身体发飘，大脑累得不想再转。他要我把身上带着的一大沓美元拿出来给他看，又问我数目是多少，我说大概有五千。这么些钱够支持多久？他问我。
“我父母还会再寄钱来。”这是谎话。
他不信任地看了我一眼，盖上了九个月的签证。
这是1998年1月4日的晚上，第一眼看到伦敦的时候它就在下雨。
去英国对于我所有的朋友来说是一件突然的事，我在北京的生活刚刚进入最舒服的阶段，每天跟一群感情深厚的哥们儿生活在一起，和唱片公司准备签约做专辑。而我放弃这一切跑到英国的原因很简单，因为十八岁的我不可救药地爱上了一个英国人，所以在他回国以后决定去找他。
瑞斯克是让我不顾一切飞越万水千山来到英国的人，早已在伦敦有着稳定的生活，他说不愿意见我。马上打道回府的想法在我脑子里一闪而过，接下来的念头是，我要留下来。我要在伦敦呆下去。
一个人在十八岁的时候从不会设计未来，因此我压根儿就没想过到了英国以后的生活会怎样开始，没给自己设计一条退路。如果不是为了爱情住在这个国家，那么它吸引我的只有音乐，比北京更广阔的音乐空间。
第一个星期我出去买了一份专门登各种免费广告的报纸Loot，在上面给自己登了一条消息：中国女孩，歌手兼吉他手兼词曲创作人，有意组乐队者请打电话。接下来的一个月里，我接到了三十多个电话，但大多数人只是看到了广告上的“中国女孩”而感兴趣，我见到了各种各样不靠谱的乐手，他们不是根本不会弹琴，就是拨弄两下吉他以后就开始对我胡言乱语。
我借住在北京认识的帕特家里，他在伦敦大学上学，我每天白天在街上走来走去熟悉街道，心里想，这里的冬天真暖和。空气因为经常下雨而非常潮湿，温度跟北京的春天差不多。周围的人似乎都在过着井然有序的生活，白天人人都去上班了，路上行人稀少，只有牵着狗的老人和附近大学的学生不慌不忙地在街上走。头两天我走着走着就迷路了，向许多人问路才回到家，被问的人知道我英文不好，都微笑着慢慢讲。
那段时间内伦敦确实给了我非常良好的印象，超市里面的食物之多让我兴奋不已，超市外面有人在卖一种叫Biglssue的杂志，它是专为无家可归的人和失业者办的，售价一英镑，卖它的人每份可以得到45便士。租录像带的商店里有我想看而在中国找不到的全部电影，就是在公共汽车上和地铁里，也像是在看电影一样，有那么多酒鬼、疯子，打扮很酷的年轻人和穿西装的白领上班族并排坐在一起，这一切让我觉得伦敦是一个色彩丰富、充满机会的城市，对于前面未知的生活，我不再感到担心。
我住的地区叫King＇Gross，是伦敦有名的红灯区，街上电话亭里贴满了妓女的照片，我把它们都摘了下来，贴在我练琴房间的墙上当做装饰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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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人看病过程不到一分钟
龙宽
到了三月，我终于找到了几个合适的乐队，但帕特家却因为他不停地唠叨关于房租和电话费的问题而住不下去了。在我见过的乐手中有一个叫焦恩的爱尔兰人，他说如果我暂时找不到地方，可以先搬到他那儿。我在报上看了看租房的价钱，最便宜的一个月也要三百英镑，我带来的钱只能支持不到半年，现在只能尽量找免费的地方住了。
我搬到了焦恩客厅的沙发上，这对我来说是在伦敦的漂流真正的开始，因为周围不再有一个人跟北京有关系，也没有人能跟我说中文了。
焦恩是无业人员，住着政府免费提供的公寓，每星期去领取40多英镑的救济金。在这里只要你是英国人又没有工作，就可以去登记，政府有义务保障你最基本的生活。过一段时间政府会协助你找工作，但如果你不想工作，就可以想出各种找不到工作的借口，甚至去一些饭馆或是商店开“现在没有空缺”的证明信，说明不是你懒得工作而是确实找不到，这样就可以常年地领救济、住免费公寓。焦恩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他同时还是一个忧郁症患者。因为我有一天下午回家的时候，发现他躺在床上，身旁有一个治忧郁症药的空瓶子。我叫了救护车把他送到医院洗胃，出门时我问护士大概需要带多少钱，她奇怪地看了我一眼说，救护车是免费的，医院也是免费的。
我一直认为焦恩企图自杀是他安逸却又没有希望的生活方式造成的，这种领救济度日的生活状态英文叫做Onthedole，我想它应该被当做一时的帮助而不能是长期的依靠，因此在我日后取得了领救济金的资格以后，我仍然选择了去找工作。
不过，英国的福利制度还是有它的好处，而且不止针对失业者和英国公民。不管你是哪个国家的人，只要你在英国就可以享受免费的医疗，由政府或者英国皇家拨款给医院，付工资给每个社区内健康中心的医生。家里人一打电话就叮嘱我注意身体，千万不能病，生活还不稳定哪有钱去看医生。我说在这儿看病不要钱，可他们听了总是将信将疑。
我在附近的健康中心注册了自己的私人医生，平常的小病需要提前打电话去预约看病的时间，惟一不方便的地方就是即使按照约定的时间到了诊所，也得排队等上一个多小时才能轮得到。因为是免费的，好多老年人有一点头疼、感冒或是肚子不舒服就跑去看医生，等候室里每天都是一大串人坐着等。
排队的人多了，医生就没那么有耐心，问一句：“怎么了？”就马上开药叫下一位，没什么亲切感。不像在北京，总是问清楚症状，发烧多少度，还要叮嘱这几天多吃什么少吃什么。有一次我发烧实在爬不起来了，打电话到诊所，医生开着车上门来看我。但他只是看了我一眼，我说：“咽喉有肿的地方。”他摸了我的脖子一下说：“扁桃腺发炎。”开了一张药单放在桌子上，就走出门了。整个过程还不到一分钟，也没有一个微笑给人。
药要拿单子到药店去买，学生和失业者在那一栏打个勾，就不用给钱了。诊所里都是不分科的普通医生，只治一般的常见症，如果怀疑是什么大病，就会联系医院找专科医生去检查诊断。
一般人生病了都在附近诊所看，只有当遇到外伤或突发病之类的意外情况才会上医院的急诊室。那里排队的情形更可怕，坐在一群或呻吟或狂叫的伤病员中间等上七八个小时甚至一夜都是可能的事情，实在是太折磨人了，所以一旦出现紧急情况最好的办法还是叫救护车。
有钱人不用受这种罪，宁可花钱去私立医院看病住院，也不挤在享受免费医疗的平民中间。那里的环境和条件比免费医院又要好得多。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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昂贵的大学学费使我无法负担
龙宽
我在附近的社区大学注册了两项课程：吉他和爱尔兰民间音乐。还有其他看起来极其吸引人的科目可供选择：绘画、雕塑、摄影还有陶艺制作。学费非常低廉，每小时大约3镑，而我因为没工作干脆就免费上课了。这种学校只有结业证书没有文凭，但是确实能学到东西也能遇到不少人。
伦敦这点好，不管是跳舞、做饭、心理学还是西班牙语，随便想学什么五花八门的东西都能找到教它的地方，学费也不太贵。如果要上正经大学，那当英国人就要优越得多，一年最多才交1075英镑的学费，如果有困难还可以向政府申请贷款和生活补贴，而且可以一直等到毕业找到正式工作以后才开始还钱，每月还一点，10年还清也没关系。但留学生的学费要差不多8000镑一年，也没人给贷款。伦敦昂贵的学费和生活费不是任何来自第三世界国家的人能够轻易负担得起的，一张市区通用的月票就要人民币一千多元钱，要去打工的话，就没有时间和精力学习，压力很重。
虽然英国的教育在全世界有很高的地位，但我还是不想去上学。我觉得伦敦这所社会大学就够我上的了。
我的生活开始变得异常忙碌，每天练琴，跟几个乐队同时排练，到深夜才坐着公共汽车回家。伦敦的出租车贵得惊人，对我来说根本不可能考虑打车，宁可从排练室背着琴走上半个小时到公共汽车站去等车。现在想起来，那时候不知道哪来的那么多精力，可以每天连续十几个小时在排练室之间东奔西跑。我只是想着，还不能休息，现在是努力的阶段。
在焦恩住院期间我搬到了他的朋友斯考特那里。他同样是一个Onthedole的无业人员，但他不住在政府的免费公寓里，而是给自己找了一所有着十几间卧室的3层大房子。这种房子在英国叫Squat，意思是非法占用房，一般是属于政府的空房，或者是房地产公司还没有卖掉的房子。按照英国的法律，只要是有人换了门上的锁并且已经住在里面，警察就不能直接闯进来，而只能通过法律手段以书面文字向住客下驱逐令。但大多数的时候这种法律程序一耗就是一两年，或者是房主懒得再理这件事了，里面的人就可以安心地住下去。报纸上登过这样的事，一个人在一幢Squat里面住了几十年以后，通过法律成功申请成为了这所价值几十万英镑房子的合法主人。斯考特在他的房子里就已经住了3年了，搬进来的时候有水有电，各种设施一应俱全，他把所有房间都收拾得干干净净，墙全漆成红色，还养了3只猫。
斯考特住的地方在伦敦东边的Hackney区，是一个移民聚居的地方，街上有黑人、印度人、越南餐馆、嬉皮和朋克，我每天就在各色人等中间穿梭而过，慢慢熟悉着这种五颜六色、杂乱却又相安无事的气氛。我的英文在快速进步，口音也越来越伦敦化，可以自如地与人聊上好几个小时。这段时间我花了不少钱，因为没有人告诉我哪儿的东西更便宜，认识斯考特以后我才找到了最省钱的生活方式，知道了哪儿有便宜的二手唱片、衣服市场，坐车和地铁应该买一张统一月票等。
我越来越经常地光顾街上随处可见的慈善商店，住在附近的人们都会把家里不用的东西用大包装着送来，在店里以极低的价钱出售，收入的大部分捐给不同的慈善组织。在这里能找到衣服、书、唱片，从家具到装饰品之类的小玩意儿，而且每天都不同。
不久，斯考特接到了要他搬出Squat的通知，信中还说政府在附近给他找了一间一居室的公寓，我跟他一起去看房子，里面有走廊、一大间卧室、厨房、厕所和浴室，看着还不错。我和他一起搬了过来，买油漆自己动手把整个房子刷成了红色和紫色。就连油漆钱和粉刷费，都是政府给报销的。
在这所房子里，我一直住了两年。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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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面孔的魅力
龙宽
1998年的夏天，我每天听激烈、冲动的朋克音乐，出门之前先往头发上喷一层绿色，并用发胶让头发全立起来。我去专卖朋克服装的Kensington市场买回一大堆化妆品，有脸上用的白粉，黑色的眼影和唇膏，每天就像只熊猫一样在街上走来走去。因为没有人知道我是谁，没有人了解我的过去，所以我可以以任何形象出现在别人的面前。而且我想伦敦是一个什么新鲜玩意儿都见过的城市，还是朋克文化的发源地，所有人对这一套东西都应该是见怪不怪了，我也不会吸引到太多的注意力。但后来我才发现，大街上不光有很多人盯着我看，还有人向我打招呼甚至大声嚷嚷。
那时候我并不知道这种打扮的人统称叫做Goth（哥特），曾经是一种风行一时的文化现象，还以为它是我的发明。斯考特也加入了我的行列，给自己涂上黑眼圈抹上白粉，我们走在马路上，经常引来英国小学生的围观。最令我惊讶的是，我的东方面孔加上这样的化妆，在英国人眼中竟然成了绝顶美女，每天都有人用欣赏的目光看着我，问我是从哪里来的，英国人表达方式很简单，他们会直接说“你有一张美丽的脸。”
我和斯考特去了露营三天的Glastonbury音乐节，搭帐篷的时候，一个英国老头走过来，他没有跟我说话，而是走到斯考特面前说：“她是你的女朋友吗？”
还没等斯考特回答，他又说：“你是全世界最幸运的男人。她的脸，是一件艺术品！你一定要把它记录下来。”
斯考特已经处于完全惊愕状态，结结巴巴地说：“对，我有时候给她拍照片。”
老头又说了一句：“你要好好珍惜她。”看了我一眼，就走了。
我从不认为自己应该被归为“美女”一类，但那个夏天我陶醉在从未有过的兴奋感觉中，认真地扮演起被所有人爱慕的角色。我的钱还没有用完，除了练琴和演出之外，我白天去超市买一大堆菜回家做中餐，晚上和Hackney区的朋克们在一起玩，有时也去城里的俱乐部跳舞，然后坐夜班公共汽车回家。有很多优秀、有名的DJ经常在伦敦演出，例如Goldie、Orbital、DJShadow，他们演出的场所往往是一些小俱乐部，气氛很亲密，去那儿的人也没有很多装酷的时尚青年，是我最喜欢的那种地方。
我仍然疯狂地思念北京，与所有的朋友频繁地通信，经常想象如果他们来这儿该有多好玩。
伦敦是一个孤独的城市，所有的人都可以在一起玩，你会感到快乐但很难感到温暖和亲切。不管一个人和你已经有多么熟，他的生活仍然是他的生活，英国人要经过很长的时间才会决定不再和你保持一定的心理距离。人们见面的时候都要拥抱和亲吻，并且一定会问一句“你好吗？”每天出门，商店老板、售票员什么的都会叫你亲爱的、甜心，但我总觉得英国人是外表亲热，内心收敛，他们认为对别人应该有礼貌，但一旦发觉自己在感情上依赖别人就会深深地恐惧，认为这是一种不正常的需要。这一点总是令我十分恼火。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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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不同的思维方式
龙宽
我和斯考特总是因为这样的事情发生争执，在我的眼中，我有必要对他进行一次“再教育”。当他有一天十分有礼貌地对我说：“请你把那本书递给我好吗？谢谢。”我实在是忍不住了。
“斯考特，你每天这么多礼貌用语快把我烦死了。中国人从来不这么客气，就像我跟你这么熟，递一件东西用不着谢谢，也不用一点小破事就说对不起，你不觉得累吗？”
斯考特对此感到非常奇怪，“中国人不说谢谢和对不起吗？那不是很没有礼貌吗？你不认为有礼貌会让人感到舒服吗？”
“中国人认为，不跟你客气是因为和你很亲近，跟没礼貌是两回事。”
我最终还是没能让斯考特明白，礼貌跟客气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因为在英文里它们都是一个词。除了这个问题，还有一件事也让我们争论不休，那就是对于朋友的态度，我们的房子里经常会有哥们儿在这儿过夜，斯考特的观点是：既然他是客人住在我这儿，就应该我们睡床他睡地板，而且他还应该主动去干一些洗碗之类的事，作为一种感激的表示。我说，在你家里住一晚上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如果是我（也就是中国人），反而会更加照顾他，让他没有客人的感觉。其实我也知道，所有的英国人从小受的教育就是这样的，每个人都要学会独立生活，即使是父母也不会过多帮助你，朋友之间的关系就应该是斯考特想的那样，他的想法完全正常。但我总是抵挡不住诱惑想跟他好好理论一番。就算我可以接受所有英国人的思维方式，我仍然想试着哪怕是稍微“改造”一下天天跟我生活在一起的这位同志。
复活节假期时，斯考特住在爱尔兰的妈妈来伦敦看他。他还有一个姐姐住在一间大Squat里，我在厨房里洗碗的时候，听见他们在电话里为母亲该住在谁家而争吵。最后斯考特输了，他一脸烦躁地走出房间，嘴里还叨叨着：
“这是不公平的！她的房子比我的大多了，凭什么不让妈妈跟她住？我这儿已经够小的了，根本挤不下三个人！”
“可是斯考特，她是你妈妈，她一年也见不着你一回，你不去爱尔兰看她，她都大老远跑伦敦看你来了，肯定是特别想你。你有什么可烦的？”我瞪着他说。
斯考特的妈妈在我们的公寓里住了三天，到了晚上斯考特很自然地拿出被褥铺在地板上让她睡，想都没想把床让给她。
我做了丰盛的中国菜，白天跟她闲聊讲笑话，倒也挺亲热。西方人对长辈没有叔叔阿姨之类的尊称，全都直呼其名，这一点我非常喜欢。斯考特一直因为他的生活空间遭到破坏而闷闷不乐，我也不跟他争论了，因为我似乎是这里惟一觉得这样不正常的人。
在英国小孩受到的是和中国完全不同的教育，中国人总是告诉小孩，有糖要和小朋友一起吃，但这里的父母最先教的就是“我的”、“你的”这样的词，从小灌输这样的理念，这是我的东西，这是我的生活，这是我的空间。我欣赏他们身上的独立精神，自己的问题自己解决，认真支配时间，规划未来，从小时候开始造就内心的自信和对自己负责的态度。我喜欢这里大多数人不管别人的闲事，不乱讲闲话，每个人的私人空间都得到别人的尊重。但我不喜欢他们对父母的淡漠和家庭观念的淡薄，不喜欢人们的不善分享物质和不善交流内心，不喜欢人人看似很近但其实无比疏远。
我和许多人成为几乎天天见面的朋友，但总是感觉有一种无法逾越的距离，如果那层自己从小设的屏障不被拿掉的话，我永远不会真正和他们成为朋友。
这些事情都成为我怀念北京的理由，我并不相信某个人，只想念那里的空气，那里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在我眼中北京开始美好无比。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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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怀念北京的平民小吃
吃在伦敦是一件难受的事，因为在国外生活的人会突然想起一些在家吃过而这里没有的东西，尤其是以前自己并不怎么当回事、大街上随处可见的小吃，想得口水长流，痛苦不已。这里的饭馆虽然是全世界哪儿的都有，但是出去吃一顿要花的钱会让每个人再三考虑，我大概每个月才会去外面奢侈一次。
中餐馆为了要适应英国人的口味，把菜弄得很清淡，并且还有一大堆不中不英莫名其妙的菜名，比如说FriedvegetableswithChowMain，就是把一些看着像用水焯过的蔬菜跟面条拌在一起，让我这个中国人很没食欲。英国人的日常饮食更可怕，一大块肉，半个土豆当主食，旁边一堆煮胡萝卜、煮豌豆、煮蘑菇，什么都煮。我老说，怎么那么想不开，往锅里放点油，炒一下多好吃啊！煮出来的东西既没味道又没营养，让人看着就不感兴趣。
我宁可自己做饭。附近有一条街上开了好几个越南商店，里面卖的东西上面都写着中文，让我很有亲切感，还有超市买不到的大葱、大白菜和大白兔奶糖。偶尔也会去趟唐人街，那边全都是香港或是广东、福建来的人，满大街都是鸟语，我只能跟他们说英文。去那儿，只是为了能买点榨菜、包子之类的东西让自己高兴一下，有时会听到旁边传来地道的东北话、北京话，我从不回头。
我最怀念的还是北京那些烧饼、馅饼之类的又便宜又好吃的平民小吃，能让没什么钱的人也吃得挺香。在伦敦除了当地的Fishandchips（鱼和薯条），倒是有一种中国小吃，在中式、英式和土耳其式的外卖店被做成了不同风格，几乎到处都能买到——春卷。
每天在伦敦的两个地点，有HareKrishna的餐车在街头发放免费的印度饭，好几样菜加上黄米饭和点心，香喷喷的一大盘，还有酸奶和印度茶。斯考特热衷于去那里白吃白喝是因为他相信吃了那种饭会使人的灵魂净化，但去那儿的也有一半是附近的流浪汉和穷人。我一开始跟着他去了好几次，后来，我还是宁愿在家洗菜做饭，也懒得坐公共汽车去吃那顿不要钱但宗教气息浓郁的印度饭了。
在北京的时候从来没有做饭的习惯，在这儿就算是被生活逼迫出来的吧，我的厨艺开始远近闻名，每天变着花样参考着各种菜谱，玩得不亦乐乎。斯考特的朋友们一开始是被我打电话邀请过来吃晚饭，后来几乎每天一到饭点都自己来了。英国人本来是很少好意思留在别人家里吃饭的，到了开饭的时候一般都会主动告辞，可是这帮人把多年的本性都改了，天天跑到我这里来蹭饭，足够证明我做的菜有着非同一般的吸引力。不过我估计他们有一个习惯是改不了的，就是各人在各人的盘子里吃，而不是像中国人那样从一个大碗里夹菜。
这样吃起来总有一种很正式的气氛，一点都不热闹，但是为了照顾他们的习惯，我还是把土豆丝、烧茄子之类的东西和米饭一起都按人数平均分份儿，放在每个人的盘子里。
（6）
空房我们想占领一座
龙宽
搬到公寓后不久我们在附近又发现了一幢没人住的三层房子，我和斯考特都忍不住想把它占领下来，因为我们住的公寓相比他原来的Squat简直是太小了，我每天要练琴，斯考特却有不停放音乐的习惯，在一个房间里呆着十分不方便。
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周围邻居都在熟睡的时候，斯考特拿着锤子和螺丝刀独自去把空房子门上的锁卸了下来。第二天一早，我拎着工具箱跟着他去换新锁，只要锁换了，我们就能暂时成为这所房子的合法居民了。斯考特一到那儿就开始敲敲打打，我在楼上楼下到处转悠，计划着哪间可以用来做工作室，睡房要刷成什么颜色。
听见外面有警车呼啸的声音，在伦敦我对这类声音早已听得司空见惯，还走到门口跟斯考特开玩笑说：“快跑！有人来抓咱们了！”
眼看把螺丝拧上就要大功告成了，突然我们同时意识到警笛的声音越来越近，最终停在了门口。还没等我们反应过来，几个警察已经拿着电棍闯了进来，指着我和斯考特喊道：“放下手里的东西！出去！”
我们乖乖地走了出去，斯考特嘴里小声说着“哦，我的上帝”。一脸无奈的表情。一个警察手里拿着个电子记事本模样的东西，问我们的姓名和地址，斯考特想也不想随口就编出了假名，我干脆一声不吭，假装听不懂英语。斯考特对警察说，“她是日本人”，帮我也编了个假名字。警察拿出步话机在跟什么人核对，我怕露出马脚，赶快跟斯考特使眼色，叫他在旁边说话打岔。结果谁也没发现我们给的地址和姓名都对不上号。
“你们的动静也太大了，是邻居打电话报的案。”警察对斯考特说。
“这些人就是嫉妒，凭什么他们不交房租能住我们就不能白住，所以才给你们打电话叫我们住不成。可是你看，这种房子空着可多惜呀，有那么多人无家可归，干吗不让人住呢？”
“唉，你们这些人总是喜欢破坏，搬走的时候满墙涂得乱七八糟，厕所也不冲，玻璃都砸了，政府还要再花钱修，还能再让你们住吗？”
“那都是意大利西班牙人干的事，那帮害群之马，把我们的名声都给搞坏了，还以为自己干的事很酷。不是所有住Squat的人都是这样，如果你去过我以前的Squat就会知道，我把它当成自己家一样收拾得很干净，走的时候还打扫一下，好让后面的人住着舒服……”
警察站在街上跟斯考特闲聊，气氛相当轻松，反倒让我觉得有些可笑。过了一会儿他叫的修锁匠到了，他对我们和气地笑笑，说“别再来这儿撬锁了！”就上车走了。
我和斯考特又在路边坐了一会儿，然后散着步回家了。后来几次和警察接触，我总觉得英国警察可能是全世界最和善的，没有一副盛气凌人的样子。
过了一个月我们再经过那所房子的时候听见楼上传出了音乐声，但是一层的窗户挂着一幅破破烂烂的窗帘，不像普通家庭的模样。这所房子终于还是被占领了。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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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花八门的示威游行
龙宽
六月我和斯考特参加了一次声势浩大的反汽车示威游行。听名字就知道在英国的游行有多么五花八门甚至是莫名其妙，动物、战争、某个小国家的经济问题或者某位声称受冤枉的死刑犯都可以成为组织一次游行的理由。这次活动的组织者是ReclaimTheStreets，意思是收回大街，
也就是所有的马路和街道应该是供人们自由地走来走去，孩子尽情玩耍，而不是让各种汽车喷出废气来污染环境。惟一被允许在马路上出现的只能是公共汽车，警车和急救车。公路上的来往车辆里面大多数只坐了一个人，这是对空间的巨大浪费。RTS每年在伦敦举行一次大游行，在这一天内，游行队伍所到之处交通全被堵塞，车都得躲着人走，司机们都无可奈何，目瞪口呆地看着面前的人群趾高气扬地大步走过。
我和斯考特中午去Euston地铁站前面的广场与大队人马集合，每个人被分到了不同颜色的牌子别在衣服上，分成几队跟着高举着自己颜色的大旗走。这些不同的路线是为了分散警察的注意力，使他们猜不出我们的最终目的地是哪儿。广场上有人在散发各种各样的传单，不少人带来了口哨和能吹出各种噪音的乐器，有人带着小孩，还有一队人带着手鼓和其他打击乐，一路敲敲打打地前进。
我们在路上一共走了三个小时，穿过大街小巷，每当一辆汽车开过来，人群中就发出一阵此起彼伏的叫骂声。有人故意跑到汽车前面的地上坐下，还有一个女孩得意洋洋地坐在一辆摩托车的前轮上。司机大多数不敢招惹游行的队伍，不是停下就是绕道而行，但也有一些脾气倔强的司机，偏偏要在人群中开出一条路来，甚至不管爬到他汽车屁股上坐着的示威者，加足了油门往前，把我吓了一大跳。整个游行过程中没有发生暴力事件，但空气中弥漫着浓重的火药味。尽管如此，这次游行还是挺像一次街头狂欢，大部分人都一路笑着，还有人跟着鼓乐队打出的节奏翩翩起舞。
就在我就要受不了这样的长途跋涉的时候，游行队伍终于停下了，在一条宽阔的马路上两辆车载着音响设备分别到达，两名DJ开始放出不同的音乐，几千人在街上疯狂跳舞至天黑。警察自始至终在不远的地方观望，以防有意外发生，但是并未以任何形式干涉游行的人群。
整个活动结束的时候，为了防止警察以扰民为由没收音响设备，分别有几百人走在音响车的周围形成保护圈，直到两辆车驶上大路，一踩油门飞驰而去。所有的人在一天内过足了在马路上横冲直撞的瘾，但第二天，交通的噩梦又会继续。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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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抑只好在酒吧里释放
龙宽
伦敦是一个生活压力极大的城市，不管你有多么丰厚的收入，压力仍然是无处不在，每个月从门缝里钻进来的各种账单，让我在还没有打开它之前先感到一种强烈的恐惧。但我想生活费用高并不是造成压力的主要原因，在这个城市生活的所有人心里都明白，在这里没有人会帮助你，你要什么样的生活就要为之付出什么样的努力。因为每个人都是独立的，所以只有当银行账户上有了踏实的一大笔存款以后，一个人才能稍微松一口气。
就因为英国人的性格是从不轻易吐露内心，和人保持善意的距离，这种压抑转而表现为周末酒吧里的烂醉。回想起来，我的那些英国朋友几次和我真正地袒露过去、交流内心或者是表白心迹，都是在喝了不少酒以后。
在英国去酒吧是一件很随便的事，因为大街小巷到处都是酒吧，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去酒吧喝一杯是几乎所有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酒吧的名称五花八门，门口的正上方悬挂着一幅画当做招牌，名字叫什么招牌上画的就是什么。比如说“马拉车”、“维多利亚女王”、“爱丁堡公爵”，但用得最多的还是“国王头”（King’shead）和“皇后头”。
我最爱去酒吧的时间是有重大足球赛事的时候，因为足球对英国人来说和啤酒一样重要，所以酒吧都有电视用来转播比赛。一赶上这种事，我一定会出现在酒吧里，与其说去看球，不如说是去看人。那儿的球迷盯着电视脸上的表情变化多端，一会儿狂喜一会儿痛骂，如果把他们面对输赢的各种表现都拍下来，肯定是一部特好玩的纪录片。
我经常是站在看球的英国男人堆里，屏幕上对方队员作出一个犯规动作，我身旁一位老哥马上愤怒至极地骂出一连串的超级大脏话，中间还插空对聚精会神看他的我说：抱歉，让你听到这么难听的话，实在是有点不礼貌。说完扭过脸就接着骂。如果赶上英超赛季，支持两家俱乐部的人坐在酒吧的两边，纷纷对着屏幕叫骂，气氛慢慢变得异常紧张，直至达到高潮，那才是我最过瘾的时刻。
英国有一条奇怪的法律，除周末外所有酒吧在晚上十一点必须关门，已经遭到了多年的抗议和反对，十一点一到所有还没尽兴的人群全被放到大街上，反倒会闹出不少事来。不过我想离废除这条法律的日子应该也不会太远了。没准哪一天也会整一场专门要求酒吧晚点关门的游行。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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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垃圾场里淘金
我们住的房子是一幢五层红色砖房，每一层差不多住了十几家，周围有一大片这样的政府公寓。在英国有钱买房的人都住三层小楼，只有靠政府救济的人才挤在这种破旧的楼房里。
虽然外观有些压抑，但房间里被我们收拾得很有味道，所有墙都刷上颜色，整个走廊贴满了从慈善店收集来的旧杂志，上面有各种图片。很多东西都是废物利用，重新焕发光彩。英国人从家里扔出来的东西五花八门，只要自己不喜欢了或者用腻了就当做垃圾扔出去，我们在街上经常能捡到好东西。
斯考特有一次搬回一个柜子，重新刷漆以后跟新的一样，家里的唱片机、音响甚至冰箱都是路边捡来的，有一点小毛病但是稍微修一下就能用了，我总是想不明白这些东西为什么会被扔掉。
我们不刻意去找垃圾，只是在路边看到中意的就拿回家，但斯考特认识的一个朋友居然就靠这些垃圾生活。他每天天刚亮、清洁工还没来的时候就去垃圾场淘金，家里面堆满了电视、微波炉、吉他、羊皮大衣等乱七八糟的玩意儿，把它们卖掉的钱足够生活了。我十分兴奋地对斯考特说，明天早上咱们也去垃圾场！倒不是想挣什么钱，只是看见他找到那么多好东西，难免有点动心。可是第二天实在是起不来床，在温暖的被窝里无法想象寒风中在垃圾堆里翻来翻去的情景，只好继续睡了。
日子这样地过去，我变得习惯了，但每一天依然新鲜，我的世界变得只和这个城市有关。
9月份我的学生签证到期，存款用光，我在英国的艰难日子开始了。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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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马上挣钱就要吃不上饭
龙宽
英国移民局在伦敦的郊区，要换好几次火车才能到达，我在它开门前一个多小时就到了，没想到外面已经排起了足有好几百人的长队，我这才意识到伦敦的移民是那么的多。
这次去办续签在心情上是一次奇怪的经验，我看着周围各种国籍的面孔，使劲想象他们都是为了什么样的原因一定要在英国留下来，才会一大清早就来这儿吹冷风。对于我来说，选择继续在这里生活绝不是因为伦敦在我心目中的地位有多么的高，或者它对我有着多么非同一般的吸引力，我早就认定这个冷冰冰的城市不适合具有敏感天性和丰富生活感受的人居住，北京才要好得多。我之所以不回到我日思夜想的北京，只是因为我的乐队才刚刚起步，还有很多机会在等待着我们，如果我这时候撤回去，就是浪费了这么长时间以来的拼命努力。
九点半开门的时间一到，人群开始缓慢地移动，分批被放进大楼。我拿到的号一直等到中午才被叫到窗口，工作人员拿走了我的护照和全部资料，说此类续签至少要半年到一年的时间才能办下来。
我赶快坐火车回到了家里，这里的气氛太压抑了，让人一分钟也不想多待。我但愿自己再也不需要回到这儿了。路上火车经过的一片地区，就是瑞斯克住的地方。距离真是奇怪的东西，它只能拿人心来算而不是海峡和陆地。在远隔万水千山的时候我曾经觉得离他那么近，如今我们居住在同一个城市，如果我中途下车，走上几分钟就可以敲开他的家门，但这几分钟的路程是那么远，远得根本无法触及。
护照被收走以后我虽然有合法工作的权利，却找不到任何方法来证明，钱每天像流水一样流走，我每天想着怎样能够找到一份付现金、不需工作许可证的活干。我的第一个想法是去当摄影模特，但是打了无数个电话后我发现，我的身高差了两英寸，不能在模特经纪公司注册。
我的第一份工作只有一天，临时在名叫“东方城”的购物中心内一家服装店帮忙，卖Prada、Versace之类的名牌。挣来的26英镑是我在英国的第一笔收入，它对我来说意义非凡，让我觉得找工作不再是一件令人头疼的事。我已经习惯了北京和朋友有钱同花、不愁温饱的日子，又在伦敦疯玩了大半年，突然面对如果不马上挣钱就要吃不上饭的现实，实在是有一种深深的恐惧感。
我每天出入附近的工作介绍所，有一则启事引起了我的注意，是一家律师事务所招聘会要会说中文的人做翻译，时间自由，工资高达每小时七镑。我马上坐车去面试，一进去就看见了好几个中国女孩，但没想到简单的面试之后只有我和另外一个人被单独留下，来自香港的老板让我第二天早上八点到唐人街的中国银行门口去接四位中国人。我的工作就是带他们去英国政府的福利部申请房屋补贴和救济金。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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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天挣了70英镑
四个人在大街的拐角处等我，管我叫“龙小姐”。他们都是湖南人，其中一个来自岳阳的可爱男孩，才只有十六岁。我们一路聊着关于国内与伦敦的不同之处，我也顺便复习一下已经好久没说的中文。先去一家律师楼填下所有的申请表格，出门的时候，那位华裔律师用广东味的中文一本正经地对我们说了一句话，他说大家都是中国人，我会帮你们的。
岳阳男孩跟着一个人去城西的另外一家福利部，我带着剩下的一男一女坐地铁和公共汽车到了泰晤士河南边的郊区。在去福利部之前，他们先带我到了暂时住的房子，给我做了一大碗其香无比的白菜香菇面。这还是我在英国第一次吃到香菇。
这两个人尤其是那个中国男人给我的印象是———虎落平阳，我可以想象得出他在自己的地方是什么样子，是一个自信、沉稳、有勇气出去闯荡的人。但在这里却使他难堪。那位公事公办的英国女士问的种种问题都太具体、太隐私了，而我作为翻译，虽然只认识他短短几个小时，就得以这种形式一下子了解他可能并不想让人知道的许多事，这使我觉得十分残忍。他的妻子离开了他，三个孩子还在国内，他藏在货车里偷渡到了香港，又从非洲转机来了英国。整个过程被详细地“交待”出来，就像是一次审问。
从福利部出来，三个人都有些无精打采，没了早上的愉快心情。我和他们分手后回到唐人街的律师那里去拿钱，加上来回的路费，今天一共挣了70英镑。虽然心里还因为白天的经历而沉浸在伤感的情绪里，但拿到花花的钞票还是兴奋不已，我比所有接触到的人在一天内挣的钱都要多。
过了几个月，我接到了一个中国人打来的电话，说他也是偷渡者，经过介绍辗转找到了我的号码。于是我又冲了出去，找到这几个浙江来的年轻人。但他们并不只需要我做翻译，而是从头帮助他们申请福利，我问他们为什么不去找律师，按照英国法律，律师应向偷渡者提供免费服务，所有费用由政府来出。但他们告诉我，很多律师在挣双份的钱，不但拿政府的工资，而且还向偷渡者收取高额费用。偷渡者根本不会说英语也没有能力去告发他们。
（12）
偷渡者的遭遇
龙宽
我问他们一个我最想知道的问题：干吗要千辛万苦来伦敦？他们只说，看到别人都去了，自己自然要跟着出去闯一闯。至于来了以后的下一步，能想到的只有去唐人街，找个饭馆打工，在那条“中国人的街”上一直混下去。
我带他们去了福利部，其中一个人跟我走进去，里面坐着的是一位穿白衬衫的英国男人。我向他解释，这个人刚刚从中国来到伦敦，没有地方住，每天露宿在街上的公园里。他有权得到政府安排的住处和救济金。我没有告诉福利部他目前暂时借住在朋友家里，因为根据上次的经验，只有在这里不认识任何人的偷渡者才会得到救助。但是风餐露宿那一段也不完全是瞎编，因为据他所说，他确实睡过路边的草地。英国人看了看他说：
“他的衣服很整齐，不像是流浪汉的样子。”
“这很容易理解，他是因为要到福利部来所以才把自己收拾干净，这是出于对你们的尊重。”我直视着他一字一句地说。
无论我怎么解释，英国人只因为他穿戴整齐就坚持不相信他会是个需要救助的偷渡者，让我回去把他们的材料详细写清楚以后再来申请。出了门以后我给他们翻译了一遍刚才的对话，里面坐在我旁边一直面无表情的那个人这才露出了愤怒的样子，愤愤不平地说：
“他想要我怎么样？难道我一身是土、又脏又臭地进去他才会相信我？他把中国人都当成什么了？”
我们几个人坐在大街上，我详细地问了他们的情况，准备回去写资料。结账时我仍旧按着上次的收费标准，一共是35镑。虽然这些钱轻而易举地挣到手对我是件好事，但没有帮上忙让我心里很不舒服，而且我心里很清楚，这些事只有交给有经验的专业律师办才会成功。我根本没有这个能力。他们在我身上只不过是浪费钱罢了。
临走时我说我会免费给他们准备资料，但是建议他们一定要去找律师。我决定不再从中国偷渡者身上挣钱了。
但我和中国偷渡者的接触并没有到此为止。一年之后我在大街上又碰见了一位中国人，我们一边在免费的国家画廊里看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油画，一边听他讲几年来的遭遇。他在国内是一名音乐家，以偷渡者身份来到伦敦之后，被安置在一间几平方米的小屋里。英国政府的政策是发给偷渡者类似“粮票”一样的代金券，只能在指定的超市使用，并且只能购买最基本的生活必需品，像巧克力甚至是内裤都被划分为“奢移品”，不准购买。这一条政策引起了社会上许多人的不满，被认为是对和其他人一样有人格尊严的偷渡者精神上的侮辱。但大多数偷渡者由于语言不通，人生地不熟，只能无可奈何地接受政府的安排。在一年之后，他终于取得了可以工作的资格，每天在一家公司打扫卫生。作为音乐家，他的渴望自然是生活中能听到音乐，于是用可怜的工资买了一台小随身听，却被房东发现后说他已经有钱，不符合偷渡者身份，将他赶出了那间小屋。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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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可吃救济而不去工作的人
龙宽
一个新的问题出现了：由于我的续签申请中提到了和斯考特的关系，他就不能再去领救济金，政府也不能替他交房租了，因为给我签证的条件之一是我们不能依靠英国政府生存。要知道，斯考特拿救济已经有十年之久，一下子失去生活保障对他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我对此感到十分抱歉，这是我们当初没有想到的。
斯考特找了一些零碎的工作，每天早起出门刷盘子，打扫马路或是在建筑工地上当搬运工。伦敦极吸引我的一点就是在所有人眼里这些工作和其他工作一样，只是一种普通的工作，任何人都会去干，而不会去想这种工作是否太低贱。不光是艺术家，即使是当惯了白领的人也有可能去刷一阵盘子扫一阵地。每天在咖啡馆碰见的服务生、商店里的清洁工之中都会有特别有意思的人，做着特别有意思的事，也许过一阵他就会干起一些所谓的“大事”。但在北京，在我所生活的圈子当中，没有人会和饭馆的服务员之类的人打交道，更不会去干那种工作，因为这两种人完全生活在两个世界。
过了一段时间斯考特完全崩溃了。他根本无法忍受每天工作的生活，虽然他的工资要比拿救济高出许多，他仍然认为工作是对时间和精力的浪费，像他这样的人就应该每天呆在家里干一些更有意义的事情，比如听音乐、看书或者把各种各样的图片贴在墙上。斯考特开始变得暴躁易怒，虽然他没有说这一切都是我的过错，但我能感觉到他对自己陷入的处境感到相当的不满。为了调节他的情绪，我每天像个家庭主妇似地变着花样给他做饭，让他回家的时候在楼道里就能闻见厨房里传出来的香气，并且在早上把精心准备的一大堆好吃的装进饭盒给他带走。不过这些都于事无补。终于有一天斯考特对我说他再也受不了了，他必须马上重新申请救济金，至于我的签证，那是我的问题。
我别无选择，只好对他说，不用去麻烦政府了，从今天开始，我付你的房租，付你生活费，以前你拿多少救济我就给你多少，直到签证下来为止。我当时注册在一家临时工中介公司，这是我找到的惟一一家不需要工作许可证的公司。只要是哪个单位有人今天因病或其他原因无法上班，就会给他们打电话要临时工，他们再打电话通知我。每次工作少则一天，多则一个星期，极其不稳定，有的时候接连几个星期都没有活干。跟斯考特订下这样的协议之后，我每星期要支付给他的钱加上自己的生活费，至少需要150英镑，只有在每天都有工作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做到。
那一段日子浮现在我眼前的画面，就是每天早上守在电话旁边，祈祷今天一定要有工作可干。我干过各种各样的活，在厨房刷盘子，在医院给病人端茶送水，打扫所有的楼道和卫生间，在旅馆铺床，在公司擦玻璃，每天在陌生的人群中间穿梭。我看过各种各样的嘴脸，他们和我并没有任何的关系，却突然成了我生活的全部。我每天过着一个不属于自己的生活，就像世界突然充满了雾。一个接一个莫名其妙的场景是我每天的生活内容：医院里的菲律宾护士长好心地劝我去上护士培训班，她觉得以我的资质做清洁工作太可惜，因此为我设想了这样一条更有前途的道路；自高自大的餐饮部门负责人在我上厕所的时候找不到我，认定我跑到外面玩去了，我据理力争向他要回薪水；在一所学校里面刷所有学生吃过的盘子，消毒剂把我的手泡得又白又皱，险些不能再练琴了。在刷一间厕所的马桶时，揭开盖子以后里面是几天前不知谁没有冲掉的一堆粪便，我跑到旁边一边吐一边想，如果家里人知道这些会伤心吗？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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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了愤怒比没了钱更可怕
龙宽
有一段时间在厨房里跟我一起干活的是一个可爱活泼的年轻黑人，名叫尼济，我们经常在一起开玩笑，他对我就像他是哥哥一样。有一天经理来到厨房，他是一个十分惹人讨厌的人，总是要摆出一副架势来证明自己高人一等。当他看到尼济正在切蔬菜准备做沙拉，就走过来指挥说西红柿应该切成一朵花的形状，黄瓜要切成月亮什么的。
当时我们正忙得不可开交，根本没有时间来弄这些玩意儿。尼济十分礼貌地对他说，这样做不但要花很多时间，而且我们并不是一家高级餐厅，只是为医院里的职员开饭而已，不用制造这些情调。经理大概是没想到自己的意见会被反驳，居然对尼济说道：“行，你可以不这么做，可以马上收拾东西离开这儿。”
尼济脸上的表情很难看，但他一句话也没有说就动手干了起来。我愤怒地看着经理，心想你以为你是谁，你只不过是一家小医院里面某个小部门的一个经理，一辈子所能做的最大成就也就是让我和尼济失去饭碗而已。但我突然清醒地意识到，按照我以前的性格，我会马上当面把这些话说出来，宁可工作不干了也要出了这口气。可是我和尼济一样什么也没说，沉默着继续干活。这几个月的时间让我没了脾气，没了愤怒，没了做一个正常人应该有的很多东西，这比没有钱和没有工作更加可怕。
我的二十岁生日乱七八糟地过了，在医院里累了一天，下班后又去跟乐队排练了四个小时，到家时已经过了午夜十二点。斯考特早就睡了，电话上显示有留言，我摁下键，里面传出的是一帮北京朋友嘻嘻哈哈地在唱“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我茫然地刷牙洗脸钻上床，五个小时以后另一天就要开始，同样的一天又一天。
我不再给任何朋友写信。我无法向他们描述我现在的生活，因为这是他们在北京的生活中永远不会经历因此也无法想象的。甚至在给家里的信里我也从不提起这些，我开始觉得中国已经没有人在等着我回去了，那里的一切与我无关。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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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生活被分成三部分
压力是一种无形的怪物，是无休无止的担心和忧虑，工作的辛苦、身体的疲惫与它相比都微不足道。由于我工作的不稳定性，我没有一天能暂时逃脱掉压力的吞噬，每天入睡前都在着急地想，如果明天没有工作，这个星期就不能交给斯考特足够的钱，他就会马上去领救济，所有的这些辛苦就终将是白费……在这方面斯考特没有表示出任何体谅的态度，没有说过一句安慰的话。他让我坚信如果今天我拿不出足够的钱，或者是由于什么小事惹得他不高兴了，明天他就会去找政府。
以前我从没想过自己有一天会过看人脸色的生活，几次看见斯考特那副安然自得的样子，我的心里总是冒出一股火来，对自己说，老子不干了，签证不要了，什么大英帝国，去你的吧！但是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我竟然一直忍了下来。这一点连我自己都觉得惊讶。曾经无数次地问过自己：这一张签证对我到底意味着什么，要在这里过着这样的日子？问来问去没有答案。
我的乐队这时已经有了相当的起色，被一位有名的乐评人看中以后在报纸和电台大做宣传，也签下了与唱片公司和经纪人公司的合约，出版单曲以后开始在伦敦和其他城市小有名气。或许是东方女孩对于这里的观众来说既新鲜又神秘，每次演出都会出现疯狂的场面，造成一阵小小的轰动。但我们的经济状况仍然没有得到任何改善，每个成员都有一份跟音乐完全无关的工作来养活自己，这在伦敦的音乐圈里是很普遍的事情。我的生活仿佛被分割成毫无关联的三个部分，由我扮演着截然不同的三个角色：舞台上傲视一切的艺人，白天挥汗如雨、没有姓名的打工者，还有从前生活中那个真实却已经遥远的我。
我的乐队曾经应邀参加拍摄后来去戛纳参展的电影《冷鱼》（ColdFish）。那一天我穿着一件VivianWestwood设计的上衣，站在舞台上辉煌耀眼，几乎震慑了台下所有的工作人员，赞美和欣赏的目光不时向我投来。最后一组镜头拍完是早上六点，导演和摄像把我亲自送上车，握着我的手说一定要和我再度合作。一夜没睡的我匆匆回到家里，换上工作服，立刻坐公共汽车去医院开始一天的工作。那是一种奇怪的感觉，两种身份的突然变换像是幻觉，但它却是我无法逃避的现实生活。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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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痛恨转化成对他的怜悯
龙宽
那段时间里我没有写出一首歌，并不是因为没有足够的精力或时间，而是心中已经没有音乐。一个人的心中无法流出音乐是一件多么残酷的事情，但惟一值得庆幸的是，我从来没有失去过对未来的信心。我一直坚定不移地相信，这一段生活总有一天会成为过去，我还会找回自己的状态。
Hackney没有地铁，我每天要从市内火车站上下班，那里荒凉、杂乱，让人感到无比压抑，以至于我在以后的日子里再也不愿意坐市内火车。但那时候我总是望着火车开来的方向，当火车头在铁轨上出现的那一刹那，我望着它射出的灯光对自己说，那就是我的希望，无论要等待多长时间，希望总会来的，它会带我到另一个地方。
对于斯考特我曾经感到无比痛恨，但痛恨逐渐转化为对他的怜悯。我知道我不会永远受制于他，我很快就会建立自己的生活，我前面的道路还很长并且充满着各种各样的可能性，但他会一辈子在这里，一辈子依靠别人，一辈子拿我的或者是英国政府的救济。虽然现在我的命运似乎掌握在他手中，但是他缺少的是我所拥有的最宝贵的东西。他没有希望。
递交续签申请的整整十一个月之后，当那本护照盖着五年的签证从门缝中轻轻飘进来的时候，我并没有什么激动的心情，也没有一块石头终于落地的感觉。我只是把它打开看了一眼，就放在了桌子上。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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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没有自己创造快乐生活的能力
解萌是我在伦敦的好战友。她和我来英国的日期是同一天，但是比我整整晚了一年，所以每到了这个纪念日我们都要庆祝一下。解萌刚到伦敦就生了一场大病，是一种让人头疼的怪病，据说是这里的空气造成的。但是她给自己找了一个收入丰厚的英国记者男朋友，可以免费住在他家里养病。
生病的人总是情绪低落，那阵子也正是我最艰难的时期，所以说我们是战友真是一点都不过分。我们在一起成天聊着北京的温暖北京的热闹，但伦敦让人头脑清楚脚踏实地，还有就是我们认识的那帮北京男孩里没有一个能受得了在这儿生活的辛苦。
有一阵我们天天琢磨着做生意，在各种各样的市场里逛来逛去，打听行情，回家以后制定了一个卖饺子的计划———就算卖不出去自己吃了也行啊。但实验证明我们包出来的饺子连自己都吃不下去，因为谁都不知道和出来的面该放多长时间，一煮出来全成片汤了。
解萌交到的男朋友几乎全是英国贵族的后裔，所以一到圣诞节复活节之类的日子，她都要跟着去男朋友父母家的乡村别墅住上好几天。回来的时候，她总会向我痛诉那帮人的生活如何较劲，比如每上一道菜就要换一套餐具，弄得吃完饭水池里堆满了盘子和刀叉。比如葡萄白天不能吃，要等到晚上作为饭后甜点；还有她男朋友为自己象征贵族血统的一大长串姓氏感到多么的自豪等。在英国呆久了我们的中文水平集体下降，经常提笔忘字，一给家里写信就互相打电话问某些成语到底是哪四个字。
我接触的人其实多数是平民，杂货店老板，蔬菜摊伙计，来自东欧国家的小女孩，贫穷的电影人，三教九流，给我的生活增添了无数乐趣。但有时候我和解萌发起疯来，也会在一起异想天开，发誓说我们都要找最有钱的男朋友，买机票让我们经常回北京去度周末。
解萌的同屋是一个叫Ed的英国年轻人，从小上贵族学校，父亲是世界上有名的建筑师，因此Ed的少年时期过得像小王子一样，还周游了不少个国家。他的父亲去世以后，留给他一大笔可观的遗产，所以Ed从来不工作，每天在家看球赛，弹吉他，剩下的时间就总是一副忧郁的样子，抱怨着生活的无聊乏味。
当我开始频繁地去找解萌聊北京的时候，就经常给他们做点菜吃，有时候也跟Ed随便玩玩音乐。在我终于发现Ed不知不觉的喜欢上我时，并没有回避他。那毕竟是我最艰难的时期，他的关心给我带来了需要已久的温暖和安全感，甚至有些甜蜜的感觉。我毕竟是一个女孩啊。
Ed不只向我表白了他的感情，他还十分直接地说，我有很多钱，而你也需要帮助。他并没有炫耀的意思，只是想诚实地告诉我，他确实可以改变我的处境。但我心里越来越清楚地知道，我根本不可能跟他在一起，尽管他是一个温和善良的人，但我一点也不欣赏他的生活，虽然我很羡慕他能心血来潮就去买一堆昂贵的音乐设备，然后扔在那里碰都不碰，可我却得省吃俭用攒上好几个月才敢买台最便宜的机器，我仍然认为他有钱是他的事，跟我没什么关系。因为他除了拥有幸运的先天条件之外，并没有自己创造快乐生活的能力。这样的一个人怎么能吸引我呢？
跟Ed说再见的时候他的眼圈红了，我伤感地跟解萌坐在酒吧里，她十分不服气：“Ed那么好你怎么就不能爱上他呀？你现在多需要帮助呀笨蛋！”
我在通往舒适生活的大门口转了一圈又溜达回来了。但我从来没有为此感到过可惜。
（18）
中秋节我没有吃到月饼
有一天下午我们在一条印度人、孟加拉人和巴基斯坦人聚居的街上闲逛，这是一个难得灿烂的好天气，解萌拿着相机到处拍照，黄昏的阳光把房子都染成了金色。我酷爱这条街，因为它有亚洲国家那种祥和的气氛。
在一家印度商店里解萌发出一声惊喜的叫喊，因为她看见了在北京最爱吃的丝瓜，这是在一般超市里都买不到的。我们俩的口袋里都没什么钱，所以只买了三根准备回去当晚饭。从商店出来向前走了几百米，解萌突然停下看着手里的塑料袋说：
“怎么只剩两根了？”
塑料袋上有一个破洞，那根丝瓜肯定是掉在路上了。
我们带着沉痛的心情走回家，英国人大多数都没吃过丝瓜，可它对当时的我们来说意义非凡，几乎是象征着和家有关的一切东西。我们把剩下的两根炒了就着米饭吃下去。
其实住在北京的时候，过节总像是负担，春节总是把正常有序的生活搅得乱七八糟，什么中秋节、元宵节，从来也没去注意过。
到了伦敦，这些日子突然变得异常重要，“每逢佳节倍思亲”的意思，现在才深深明白了。爸爸打电话跟我说，中秋节，我在这边拿一块月饼，你在那边也吃一块，就算一起过了。于是满大街中国越南商店去找月饼，终于找到了，看看价钱，一小盒要十镑，怎么也舍不得买。
出了商店跑进电话亭就给解萌打，说“今天是中秋！”解萌说：“啊，是吗？我都忘了。”挂上电话，在街上一边走得飞快一边流泪。
过年我倒是经常忘了是哪天，等想起来已经过了。唐人街好像一到除夕就有舞龙耍狮子的节目，只因为第二天一早要上班，也因为满街都是香港广东人，从来都没有闲情去看。
拿到护照以后我迫不及待地买了回家的机票。我曾经在困兽一般的日子里疯狂地想要回去，但在去机场的那天早上，我像往常一样刷牙洗脸吃早饭，突然有了一种奇怪的感觉：我为什么要回北京？这里是我生活的地方，我已经建立了一种十分有节奏的生活秩序，我的生活与别人没有太大的关系，这里虽然没有北京的温暖，却给了我足够的空间和稳定感。我一下害怕起北京人与人之间的没有距离，生活的亲密、混乱会打破我早已习惯的独来独往的状态。
我感觉到自己的性格在潜移默化地被英国人同化，这是我最害怕也是最不愿意看到的。
其实我是害怕自己会感受到好久没有的亲切而不愿再回来。我在英国的事还没有做完，我必须留在这里继续战斗。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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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了舒适的小窝
我在北京逗留了三个星期，回到伦敦这个永远下雨的城市在感情上是一件很艰难的事；但生活中除了下雨还有别的，所以我还是回来了。一天晚上我坐着朋友的车在城里城外转了一个多小时，从圣保罗大教堂、议会大厦到泰晤士河边，特别是穿过伦敦桥时，那整桥的明亮灯火确实给人一种辉煌的感觉。我第一次从这样的角度放松地去看伦敦，心里一直想，伦敦的夜晚真漂亮。从那一天起，我开始喜欢这个城市。
打工的生活对我而言也结束了。我以无比愉快、自信的心情开始给各大公司寄简历，最后找到了一份整天坐在办公室里算数字的工作。虽然有点无聊，但是作为我能继续做音乐的经济后盾，工资也比打工时高出一大块，我就感到很满足了。生活的另一重大改变是我开始真正地独自生活。我终于搬出了斯考特的家，在远离市中心的Stratford区租了一所大房子的其中一小间。
搬家前我把衣服哗一下撒下去，再一件一件地拎起来放进箱子里，离开带给我巨大的快感。躺在一张巨大的双人床上，环视着我的房间，我在搬进新家的第一天忙了整整一个晚上没睡，终于把它变成了我舒适可爱的小窝。我一个人的。
我之所以选择住在这样一个偏僻荒凉的地方，是想在每天下班后不受打扰能够专门做音乐。但这个想法实现得并不成功，因为这所房子里除我以外住的全是清一色的非洲黑人，他们把非洲性格完美地带进了这所公寓，每天大声放音乐，大声唱歌，就连说话都是放开了嗓门互相嚷嚷。我们共用一切设施，早上轮流使用卫生间，晚上轮流做饭，厨房里从下午到深夜一直飘散着不是非洲菜就是中国菜的味道。
我的窗户外面就是一条铁轨，每天有无数火车从窗前经过，整个房间都会振动起来。我对火车总是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它比飞机亲切多了，不那么象征着分离和遥不可及。伦敦的冬天天黑得很早，每天下班从火车站出来已经是一片漆黑了，我走在空无一人的街道上戴着耳机大声地听音乐，二十多分钟才会走到家。那一路的心情，不觉寂寞害怕，只是觉得周围一片空旷，但我的心里却是满满的。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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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坐在车上看风景
龙宽
在我工作的办公室里每天可以听见土耳其语、西班牙语和法语，但我最喜欢去的是楼上的厕所，因为白天上班晚上做音乐，我的睡眠时间缩短到四五个小时。我总是拖着疲惫的身子上楼在干净明亮的卫生间里稍微休息一下，或者坐在里面尽情地遐想。
每天一个小时的午餐时间我就出来在这条街上逛来逛去，这个叫Angel的地区有一家小电影院，意大利比萨店，二手唱片店，三家慈善商店，还有一家专门卖二手摄影器材和音乐设备。我的午饭总是在印度超市里买个80便士的大馅饼就打发了，剩下的时间就去逛商店，或者在数不清的小咖啡馆里随便挑一家，坐在里面看书。
有时候早上起来天气格外的好，看着窗外难得一见的阳光，我就不想把这一天虚度在办公室里。于是打电话去说今天不舒服，然后坐地铁去城里的Tate现代艺术馆看雕塑，去画廊看摄影展，在海德公园的草地上，一棵大树下睡个午觉，再去咖啡馆，啃着三明治隔着玻璃窗看街上的行人。穿着五颜六色衣服，说着不同语言的人是我永远也看不厌的风景。
在上班的路上，经常会发生地铁工人罢工的事。罢工的原因就是要求涨工资，提高待遇。每次赶上罢工我都挺高兴，因为可以慢慢悠悠地坐公共汽车到公司，迟到多久也不用担心。虽然这样一来得转好几次车，而且车上总是人满为患，有时候还得等好几趟才能挤得上去，可是有了迟到的正当理由我就一点儿也不着急，在路边逛逛商店什么的。
伦敦的地铁四通八达，是重要的交通工具，平时在地面上跑的公共汽车人不多，什么时候上车都有座位。在伦敦坐车是一件挺愉快的事，冬天座位旁边有暖气，我最喜欢坐在二层车头的位置，一路看窗外的商店和行人。只有到了地铁罢工的日子，才会在伦敦看到挤车的景象，而且车上有严格的规定最多能承载多少人，如果超出了这个数目司机就会拒绝开车，直到站在最外面的多出来的人下去为止。不慌不忙的好像总是只有我一个人，其他人都是一脸焦急和烦躁，拼命挤上去以后说什么也不下来，我就站在站牌底下看着僵持的局面，看司机和乘客谁能坚持到底。
着急的人有他们的原因，很多人是按小时拿工资的打工人，如果不赶着上班今天就挣不到钱了，甚至还有可能丢掉工作。不像那些在公司上班的白领，有长期的合同做保障，这种情况迟到也不扣钱。越穷的人，大概总是越倒霉。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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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望就是力量
龙宽
在郊区隐居了一个月以后我又搬家了，这次搬到了我和解萌买丝瓜的那条街———BrickLane，房东是一位特立独行的英国老太太道恩，我是她房子里惟一的房客。她每天领着小狗出出进进，说是小狗，它也已经十二岁了，所以道恩出门买菜的时候就把小狗装进婴儿车一路推着。
她只有一只眼睛，另外一只是假的，我跟她说话的时候总是拿不准该看哪只好。她平时在楼下的客厅里看电视，一到十二点准时上来睡觉，每天向我道晚安和早安。我的房间是橘黄色的，有两盏好看的蓝色纸灯，一张木头桌子。整个房子铺满了又厚又软的花地毯。
我觉得她挺好的，总是能在厨房里发现她放了什么东西给我，用她的洗衣机洗衣服的时候，她老是不等我下楼就把我的衣服都晾了起来。但她有的时候看见我的冰箱空着，会自作主张去超市给我买上一大口袋食品，然后把账单放进去等我付账。
我觉得她挺孤独的，她的儿女都是公司里的白领，每年圣诞、复活节和她过生日的时候会拉家带口轮流来这儿呆上一天，只有那几天屋子里才有了小孩和狗互相追逐的声音，有点儿家的样子。平时道恩早上去公园里散步，给自己随便弄点儿吃的，然后就没完没了地看电视。
道恩住的二层小楼里老年人居多，对面是一座小教堂，我早上上班前先从铁门进去，绕着绿地跑上三圈。伦敦现在已经没有什么雾了，不能再称做“雾都”，空气治理得很好，天上的云彩也很好看。
街上有一家大的英国超市，但是我还是喜欢去近一点儿的印度超市买东西。每到周末，这条街上就会出现一个自由市场，卖些并不时髦的衣服、便宜电池、宠物食品、窗帘和床单。星期天整个地区变成旧货市场，能买到美国六七十年代的衣服、古董小玩意儿、旧杂志、老唱片，还有黑人在路边卖走私香烟。在我每天出门经过的路上，开店和干活的黑人们都快认识我了，看见我背着琴走来走去就跟我打招呼，还会叫我到店里坐坐。
我的生活再一次充满梦想，不停地计划未来，甚至有一些异想天开的念头，比如想自己拍一部电影，然后做全部的电影配乐。但这样不自量力的想法在很多英国朋友看来并不离谱，因为人人习惯于这样的观念：只要是你敢梦想的，就一定有能力去把它变成现实。不管是拍电影，造飞机还是上月球，都不是什么遥不可及的事情。
我想这就是我来到英国最大的收获，我也意识到过去的束缚并非来自外界环境，而是来自自身。每个人都被赋予了足够的能力来驾驭自己的生活，因为人的愿望是世界上最强大的一种力量，但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意识到这一点。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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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惯了边吃边走
龙宽
2002年世界杯决赛后巴西人在街上狂欢。
由于演出太多需要不停的请假，我不得不又换了工作，在英国最大的医疗集团总公司做出纳。这是一份跟我的资历毫不沾边的工作，我不但没有大学文凭而且除了发E－mail之外从未碰过电脑，被录用大概只能归功于我已经能以假乱真的地道伦敦口音，还有面试时流露出的充分自信。我的工资又比原来多出了好几百英镑，生活变得异常忙碌，每天一小时的午餐时间大部分是拿着一个三明治在地铁里跑上跑下，去图书馆查旅行资料或者和乐队开会，不但习惯了一边走路一边吃东西，而且还养成了走路飞快的习惯。我不愿浪费一分一秒。
说到口音，很多人对我说我的发音十分“上层社会”，就连斯考特后来也坚持辩解说他之所以在我艰难的时候没有流露出丝毫的同情，是因为我给他的第一印象就是一个来自富足家庭、从小娇生惯养的女孩，他认为我理应受到一些生活的磨难，这样会对我有好处。我睁大了眼睛哭笑不得地问他：“可你知道我父母一个月的工资才合二百多英镑吗？我怎么会像有钱人的小孩呢？”
后来我才慢慢明白，在英国像我这样不管不顾只想玩音乐的人，大多数都是从小生于优越的环境，从来都不缺钱花的年轻人。而英国人习惯用口音来分辨一个人的阶级和背景，连我都搞不清从哪儿学来的口音。
英国的阶级分得很清楚，尤其是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这两类人一般是互相看不上，互不来往。这一点在年轻人的社交圈子中体现得很明显：工人阶级家庭的孩子对在他们眼中衣食无忧、有父母撑腰的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有一种莫名的憎恨。这种情绪也许是出于嫉妒他们一出生就拥有更多机会和途径轻易取得成功，也许是出于对自己生活现状的不满，或者是看不惯他们对生活轻描淡写的态度。但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不愿和活在底层的人来往，多数都是出于一种恐惧感。对他们来说那是跟自己无关因此无法想象的另一个世界，从外表看去它狰狞可怕，所以还是不接触为好。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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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逛看伦敦
龙宽
夏天又来了，伦敦天气糟糕的最大好处就是当哪天突然阳光灿烂的时候，所有人都无比珍惜，穿上最凉爽漂亮的衣服在街上走，生怕错过了这难得的机会，第二天多半又是阴雨连绵了。
我的乐队经过三年的“死磕”，终于出版了第一张专辑，但我也觉得我当朋克的日子到头了，心里面早就没有了那个稚嫩冲动的过去的自己。
我离开了乐队，这时正好荷兰的一个电子乐团邀请我参加他们为期一年的欧洲巡演，每月付我工资，我只需要在有演出的时候坐飞机飞过去，其他时间都可以留在伦敦。经济充裕意味着生活稳定，也不用再上班做那些其实跟我一点儿关系都没有的工作。数数账户里的三千英镑存款，我第一次感到松了一口气，房租和水电不再像小鬼一样追在我屁股后面跑了。
我终于可以放松下来去看这座城市，去享受它，我向它付出了那么多，播了那么多种子，现在是收成的时候了。
伦敦最吸引人之处是可以在街上毫不费力地消磨一天的时光。没有演出的时候，我买一张地铁票坐到市中心的Soho一带，开始一天的漫游。那条著名的牛津街总是人山人海，有时候让人感到头晕眼花，心情烦闷。但当我不为生活发愁，只是在这里闲逛，眼前形形色色、打扮各异的人群总是能带给我兴奋和刺激的感觉。他们中间有日本游客，有打扮入时的英国中产阶级年轻人，有以散发传单为生的东欧移民，有无家可归的流浪汉躺在纸板上睡觉，还有一身橙色的HareKrishna信徒载歌载舞、敲锣打鼓地从人群中穿过。由于这儿一天到晚经过的人太多，为了区分开游客和上班族，也就是慢慢悠悠走路和急着赶路的人，有关部门曾经提出过这样的设想：在牛津街上像地铁里的电梯一样设一条快行道，游客在左边逛商店，想快步走的人去右边。
几乎伦敦所有的连锁品牌店都在这条街上开了分店，再加上三家最大的百货公司和像Topshop、H＆M这样既时尚又便宜的大型时装店，在这条街上逛来逛去的男孩女孩大部分都是冲着买衣服来的。但我认为这里利用价值最大的是Waterstone书店，我每次都从一楼抱着一大堆前卫时尚杂志到二楼的咖啡区，找一个舒服的位子，买一杯咖啡在那里坐一个下午，不花一分钱看完本月所有该看的杂志，然后不必归还原位，后面的人自然会接着看。
唐人街就在附近，那里有一种特殊的气氛，既不像中国也不像英国，我看着满街的中国面孔听着广东话从来都找不到回家的感觉，但是走来走去还是感到很安详。两旁的门上飘着“千里江陵一日还”的书法，小饭馆的玻璃窗里面都挂着烧鸡和烤鸭，服务员的态度都不好，据说其中一家被评为“全欧洲十大服务态度最恶劣的餐厅”之一，还有一个这样的段子：一对年轻的英国夫妇走进饭馆，坐在靠近窗边的座位。服务员想让他们换个地方坐，两个人非常有礼貌地说：我们就坐在这儿行吗？这个位置我们非常喜欢。服务员问，你们喜欢这张桌子是吧？两个人一起说是啊，服务员马上把那张窗户旁边的桌子挪到了饭馆中间说，你们不是喜欢这桌子吗，那就给你们这桌子。
尽管是这样，唐人街的所有饭馆到了晚上还是非常热闹，因为伦敦很难找到24小时的饭馆，只有唐人街上才会吃到深更半夜不关门。
（24）
天上飘着雨，身后响起二胡的声音
我最爱的一条街是正对着唐人街牌楼的DeanStreet。这里有我心爱的意大利小咖啡馆Essence，我常常在这儿要一杯全伦敦最浓的热巧克力，坐在玻璃窗前看街上的人走来走去。服务生里有一个是保加利亚人，在我准备去他的国家旅行之前，就从旁边的快餐店给他买一袋炸蘑菇，然后听他讲都有什么地方值得一看。地下一层有舒适的红沙发，可以一边看书一边享用店内特制的饼干、蛋糕和巧克力。从这里出来往前走，是一家老式理发店，一家前卫剧院，几家意大利餐馆和全伦敦最便宜最好吃的汉堡店。
妓女我倒是经常见到，我住的地方是她们经常出没的地区，早上走在地铁站的路上总是能见到桥下站着穿超短裙、露出两条大白腿的女子在寒风中瑟瑟发抖。但我真正领教到这一带妓女泛滥成灾的程度是在一天晚上，我穿过一条小路回家，后面走着的男人突然低声对我说：20英镑可以吗？我的惊讶远远超出了愤怒，以至于我都没想起来要骂他，因为我的打扮没有半点看起来像妓女，穿着长腿喇叭裤和过膝的大衣，惟一露出来的部位只有我的脸。如果妓女穿成我这样，那才不会有什么好生意呢。
伦敦的夜晚还是挺安全的，虽然酒吧外面老是有醉汉晃来晃去，走在路上也不时有人过来搭话，但我从没遇到过危险。我想这也跟一个人的心理态度有关，走在杂乱的街上我就让自己融入那种气氛，往往一条看起来挺混乱的街道在熟悉了以后其实并不可怕，反而越来越有亲切感。很多地方，你不怕它，就会爱上它。人也是一样。
虽然英国人总让人感觉冷冷的，但有时候也会发生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让我看到他们挺温暖的一面。有一天我坐在地铁里的长凳上等火车，有一个爱尔兰酒鬼老头坐在我旁边跟我说话，我开始并不介意，还跟他随便聊了几句。
火车开来的时候我站起来走向车门，他突然伸手拉住了我，嘴里嘟嘟囔囔地说个不停。就在我有点不知该怎么应付这个喝醉了的人的时候，旁边一个穿西装的英国中年人一下子就抓住了他的手臂说，“对不起，这位女士不想跟你说话。”
老头也跟着上来了，那个英国人特意站在我和老头之间，让他不能再纠缠我，叫我心里挺感动。
我和英国的底层社会并没有过真正的接触，但每次看见坐在路边面前一只纸杯的人，或者是听见一声“SparechangePlease？”我就禁不住感到有些好奇，总觉得也许哪天跟这些人混上一阵，可能也会是一件挺好玩的事。因为在路边讨零钱的并不是什么脏兮兮的老头，也没有抱着孩子的第三世界国家妇女，大部分都是英国的年轻白人，在他们看来这也是一种生活方式和养活自己的方式，并没有什么可耻的。
但也不是所有人都白要钱，地铁里经常碰见有人弹吉他，拉小提琴，打手鼓，唱歌，在我精疲力竭的下班路上或者心情最低落的时候，突然听见一阵忧伤或温暖的音乐声，总是能给我一种强烈的感觉。有时候心情很好地慢慢走在唐人街，天上飘着雨，身后响起二胡的声音。我并不回头看拉二胡的人，只听着那飘渺的乐声继续往前走。伦敦就是这样把人的情绪一下子拉进来，一下子拉出去，像电影。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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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流浪汉朋友
龙宽
总是想能跟成天坐在马路上的那些流浪汉有一些除了扔下一镑钱以外的接触。这样想着就实现了，我遇见了艾达姆———在路边讨钱的男孩。在我住的那条街上，有一家全伦敦闻名的面包店，不但是因为它24小时营业，而且里面卖的面包圈极其便宜。每天早晚总有人排着长队来吃早点或夜宵，连在附近地区巡逻的警察也经常光顾。
每次经过那里，总是看见一个羞涩的身影坐在门口。但我第一次注意到他是有一天下着雨，而他没有雨伞。我在面包店里买了一杯热汤走出来递给他，几天之后，我在下班的路上看见他，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你愿意和我一起吃晚饭吗？”
我们去了马路对面的中国面馆，聊了一晚上，他是英国人，但不愿和父母住在一起，四处流浪已经有好几年了。他和另一个无家可归的哥们儿一起住在一幢废弃的大楼里，没有灯只能点蜡烛。吃完饭艾达姆在微风中和我走回家，我因为那天房间里实在太乱，没有请他上去。整个晚上我一直在想，哪天要好好给他做一顿中餐。
第二天再经过他的身旁，艾达姆居然拿出一颗从慈善商店一英镑买来的玻璃球，上面还刻着一条龙，说是给我的礼物。
从那天起，我经常在半夜里出来买面包，然后和他一起坐在外面地上铺的硬纸板上，快乐地说着话。有人买了两杯热茶送给我们。他的哥们儿白天“驻扎”在地铁站附近，到了晚上就来面包店找他。我进去买了一袋面包圈递给他们，他的哥们儿皱着眉头说：
“不吃了。我们每天都吃这个，现在耳朵里快钻出面包圈来了。”
那是一段快乐的时光，和他同坐在一个破破烂烂的睡袋里面，偶尔还会有谁往纸杯里扔一镑钱。但就在我提出邀请他星期天到家里吃饭以后，艾达姆却突然消失了，我没有再见过他。我问自己，是不是我总是一身“时髦”的穿着和他一成不变的破格子衬衫和牛仔裤，还有我总是问他需不需要雨伞和睡袋，使他误解为一种“施舍”的友谊，才会离开了那条街。也许他把我和他度过的愉快时光，当成了我在安定的生活之外寻找刺激。对我而言，我在精神上和他一样是一个流浪的孩子，在雨天里寻找温暖。
艾达姆消失在我的生活中，那条熟悉的街道一下子变得空空荡荡。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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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它什么也不给你
龙宽
下雨下雨
没完没了地下雨
我爱伦敦
因为它什么也不给你
对一个城市的感觉，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个人在这个城市生活的心情。在我最困难、最需要帮助的阶段，伦敦就像是我的敌人，我每天都在和它斗争。去年夏天我的乐队去了荷兰演出，看过阿姆斯特丹的水道、热热闹闹的人群、一路上的麦地和风车，三天后回到伦敦。从机场回家的路上，那种反差让我几乎喘不过气来，不知道该怎么继续面对在这里的生活。我最强烈的感觉就是这个城市的建筑是为“大英帝国”的理想而建造的，透出一种高高在上的冷气，并且一概是灰白色或者泛着金属的光芒，哪像荷兰有那么多不同颜色的小房子紧紧挨在一起，让人从心里就觉得暖和，能够闻到生活的气息。
尤其是我住的地方，紧挨着伦敦的金融区，街上有无数家银行，无数穿西装打领带提公文包的人匆匆走过，旁边的地铁站干脆就叫“Bank”。我每天早上和这群人一起走下地铁，困得睁不开眼，但他们每人手上都拿着一份报纸聚精会神地看，仿佛周围的一切与自己无关。
我知道瑞斯克也是他们中的一员，他在北京逗留的短短几个月里找到了兴奋和刺激，也许甚至感到心里有些东西正在复活，但回到这里，他就要呼吸这里的空气，把脸搁在报纸后面，把身体放在西装里面。我从没有在英国见过他，但环视周围的世界，我就能看见他是怎样变化的。我比天天和他在一起的时候都要更加了解他。
解萌从北京带回了照片，那里正是盛夏，人的脸上都是汗珠，眼神里有一种东西，是我在伦敦从来也没有看到过的。那个眼神在说，我活着，我不怕热，也不怕冷，我不怕强烈的感觉。看到这些照片我一下焦急起来，我的十九岁、二十岁在这里度过，那是人生最好的年华，为什么选择了伦敦这样一个环境？周围没有一张动人的脸，伦敦的一年没有四季，冬天不冷夏天不热，一天到晚下雨，这样的气候造就出不冷不热的英国人。但我不是这儿的人，我的血液还会发热发冷，我的身体里有大起大落的基因。这里的一切我可以接受可以习惯，但我永远不会把自己改变。
两年以后我对伦敦的印象终于开始有所转变。主要的原因是我不再为生计奔波，每个月只需要飞往欧洲几次演出就能提供我一千英镑的稳定收入，剩下的时间，大多数都在伦敦家里休息或者在街上转悠。这样轻松的生活使我换了一个角度看伦敦，感觉到它的丰富多彩，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五光十色的大城市之一。我的情绪高昂起来，不再只看见它的灰色，而是看见了更多鲜艳的颜色。红色的公共汽车和电话亭，一大片一大片夏天可以躺下睡午觉的绿色草地，还有电影画面一样的蓝天白云。
最可爱的永远是人。来自地球任意角落形形色色的人。我可以在回家的路上碰见个阿尔巴尼亚木匠和他一直聊到家门口，可以看一场电影碰到Kylie Minogue，可以请租录像带商店里的巴基斯坦男孩到家里喝茶，在自由市场里向科索沃难民买布料。公共汽车上，地铁里，随时可能有人出现在身边并且改变我的生活，每一个角落都潜伏着可能性。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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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外界了解现代中国
龙宽
因为习惯了独来独往的生活，我也习惯了每天在脑子里自己跟自己说话，而且说的还都是英文。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除了跟解萌聊天之外我几乎从来没有说中文的机会，弄得连思考问题都是自然而然地用英语去想了。
虽然街上的行人总是脚步匆匆，但在一个站牌下等车的人在一起说说话也是很普通的事情。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我走在街上的时候总是浮想联翩，坐在地铁里的陌生人中间也老是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沉浸在自己的情绪里。不管我是快乐还是忧伤，当旁边有人跟我说话的时候，都是满足了我想和别人分享心情的需要。到站下车的时候，可能已经留下了电话号码，可能还会再联系，也可能不会。就算是偶尔和一个陌生人随意说说话，然后永不再见，也是平静日子里的几笔颜色。我的日子过得孤独又似乎从不孤独，这是伦敦生活的迷人地方。
总是有人问我英国是否存在种族歧视，英国人对待中国人是什么样的态度，我不知如何回答，因为我甚至感觉不到种族、国籍的存在。伦敦住着太多肤色不同、已经不知是第几代的移民，他们甚至比附近的白人更称得上是土生土长的地道伦敦人。很多英国白人的父母或者更上一代来自苏格兰、爱尔兰、法国或是瑞典，从这种角度来说几乎没有人可以说自己是纯正的英国人。
不过中国在英国人的想象里，仍然是几十年前的形象，说得好听点是古老神秘，说得不好听就是闭塞、保守，似乎有许多不可理解的事情在那里发生。这跟媒体的报道有关；还因为在欧洲能看到关于中国的电影，写的几乎都是“文革”时期的事，要么就是农村题材，没有一部能让人看到北京之类的城市现在的真实面目。
有一天我上了公共汽车，坐在我旁边的一个印度中年人突然问我是从哪儿来的，当听到我说中国，他竟然说：“哦？那你一定很幸运才会来到这儿。”也是那天情绪不算太高昂，我先愣了一下，然后冷笑了一声说：“是吗？”一边用眼神射出小刀子一样的问号：中国人用得着幸运才能出来吗？来这个一年都分不出四季的地方怎么就算幸运了？
我去了十几个国家旅行，同时体会到住在伦敦的种种便利之处：机票、签证、账户、保险等等事情都已经形成完善的系统，办起来十分迅速方便。但我毕竟没有英国人那本几乎全世界畅通无阻的护照，也没有足够的存款，他们拥有这些天生优越的条件却不加以利用，很多英国人惟一离开英国的时间就是到法国去滑雪，到阿姆斯特丹度周末，其他的时间一年到头守着这个糟糕的天气不停地抱怨。这总让我感到十分无可奈何，世界这么大，这么好玩，相比之下伦敦太小了。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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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给城市带来缤纷色彩
龙宽
我总认为之所以年轻人怀抱梦想来到伦敦，并且在此长久居住，都是因为它作为国际城市的包容性，而不单单是为挣钱和发展事业。如果没有移民，这个城市将完全是另外一种颜色，也会失去它强大的吸引力。各种人都可以在这里占据一席之地，中国人有唐人街，Brixton是黑人的天下，印度人在BrickLane开了一条街的印度美食，土耳其人开了一家又一家的便利店。他们在这里相互融合，人们习惯于听各种口音的英语，地铁的一节车厢里可能就有七八种语言在同时交谈，这种气氛令我深深的迷恋。坐在公共汽车上看着窗外，身旁坐的人一会儿是缠着非洲大花布的胖黑女人，一会儿是头上扎着小帽的犹太小孩，一会儿又是穿纱律的印度女人，一路换着花样，一点不觉得寂寞。
大多数人都享受着移民给这个城市带来的缤纷颜色，享受生活中因此而存在的种种乐趣，只有少数思想极端的人才想把英国变成只有白人居住的地方，仇恨所有“入侵”伦敦的异族人。1999年伦敦在一星期内接连发生了三起爆炸案，地点分别在Brixton的黑人区，BrickLane的印度区和Soho的同性恋酒吧。最后一次爆炸死了两个人，包括一位已有身孕的年轻女人。警察开始以为是什么恐怖组织干的，后来才发现精心策划了这三次爆炸的只是一个普通的白人青年。从地点就可以看出他恨的都是什么人，所有跟他肤色不同，语言不同，甚至生活方式不一样的人都是他想铲除的对象。没破案前的那一阵伦敦有点人心惶惶，我们都在猜想，按照这样的规律下一个被炸的肯定该是唐人街了！
在我刚来伦敦不久，有一次坐公共汽车，上来一个人，是一个小眼睛大胡子、皮肤白皙的中年人，鬓角留着两绺儿奇怪的头发。他戴一顶黑色的高帽子，身上穿着黑风衣，我心想，这个人打扮可真怪。第二天我在别的车站又看见那个人，到了第三天，当我在完全不同的地方又看见他时，我开始觉得不对劲了，怎么每天在哪儿都能撞见这个人？难道他在跟踪我吗？再一回头，我差点晕过去：路边的草地上到处都是跟他一模一样的人，一眼望去好像一个巨大的克隆实验场。这是犹太人居住的地区，所有传统的犹太人从来就是这么打扮的，难怪我把他们都当成了同一个人。
在英国我很少和中国人接触，唐人街上的那些人跟我的性格太不相同，他们就像在中国一样地生活，每天说中国话，从来不跟英国人打交道，整天泡在那条街上。不过我还是认识了一些在英国出生长大的华人，他们的名字是BBC—BritishBornChinese。他们其实也有自己的矛盾，思维方式和个性完全英国化，但还是想追寻一下自己的根源，研究点中国文化。每周在一家酒吧会有BBC的聚会，许多中国面孔说着纯正曼彻斯特或者利物浦口音的英语，我在一旁看着觉得既怪异又好玩，还得跟人不停解释，我不是BBC，是纯种大陆货。
（29）
秋天里的春天
龙宽
秋天来的时候，V出现在我的生命中。
我是在那条淡红色的地铁线上遇见他的，他穿一件浅棕色的绒衣，乳白的工装裤，头发盖住一双孩子般的眼睛。我当时无事可做正在回忆往事，想起瑞斯克、三里屯和1997年的夏天。想起在伦敦这个城市住了三年，却没有见过他一面。感觉中有个眼神投射到我脸上，我没有抬头，就听见一个声音在说：“真的有那么糟糕吗？”
当然没有向他去倾诉什么往事，但我们还是在地铁里聊了一路。当他问起那句必然的“你在伦敦做什么？”我没有提起音乐，只是说，“我在这里生活。”他似乎十分明白地点了点头。
到了下车的时间，V没有像一般的英国人那样说“很高兴认识你”，而是像老朋友一样说了声“回头见”。
两天以后我和V约在Soho的“杨城”中国餐馆吃饭。一见面他十分自然地上来亲吻我的脸颊，我们点了鱼香茄子、黑胡椒牛肉还有米粉，中国饭馆总是比其他的餐厅拥挤、吵闹，但也有一种亲热的气氛，像在中国。店里居然放着Beyond和张学友的歌，周围都是熟悉的东方面孔，一时间叫人不知身在何处。
走出餐馆，潮湿的空气迎面而来，这才把意识拉回到了伦敦。天上下着雨，我们就都淋着雨，对这个城市的雨接受到仿佛它已不再存在的程度。但当我看到V把手插在风衣兜里走路的时候，还是忍不住想，这是多么典型的英国人的姿势。不知道会不会有一天，他能把手从兜里拿出来？
夜晚走在Soho的街上总是很舒服的事情，这个地区凌晨两三点也不会人烟稀少，总有各色人等在街上溜溜达达。拐角处有一个克罗地亚青年在发宣传单，问我知不知道哪儿有便宜房间出租，我记了他的电话号码说会帮他问。经过我最爱的咖啡店Essence，进去跟人打招呼，店里的人一看见我就微笑起来，做了一大杯浮着奶油泡沫的热巧克力给我，又说好几天没来以为我回中国去了。坐到楼下温暖的红沙发上，V一直望着我若有所思。我能感到在他眼中，我和他印象中安静害羞的“中国女孩”相差太远了。
唐人街的广场上新搭建了一个游乐场，我拉着V去排队坐云霄飞车。当我开始飞速旋转，周围的建筑物都在脚下飞快闪过的那一刻，一种巨大的快乐涌遍了我的全身。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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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不是我的归宿
龙宽
星期天，V开车带我去了伦敦北边郊区的一家健身俱乐部。一路上我看着下午的阳光照着树梢，树林中都是金色的光点，还跑下去拍了路边草场上的两匹白马。V今天的任务是教会我仰泳，他是专业的儿童游泳教练。我躺在水面上，眼里是静静的蓝天，只听得见自己的呼吸声和时而传来的V鼓励的声音。我心里在想，这是我最快乐的一天，我要记住它。那天我成了V的女朋友。和他住在伦敦北边一幢二层小楼的公寓里，客厅和卧室都是橘红色的，一大堆舒服的沙发和靠垫，还有看不完听不厌的电影和音乐。就算V还没回来，我出去买东西也要跑着回家的，是这房子的主人懂得怎么弄出温暖的气氛。我往冰箱里塞了许多好吃的，仍然经常做中餐，V早上会把烤面包和热茶放在我面前，偶尔也做顿肉排、烤土豆之类的英式晚餐。情绪一来我们就到外面去吃中国菜、印度菜和墨西哥菜，或者到“31种”去买两盒冰激凌。英国人习惯于AA制，即使是同居多年的恋人也经常要分别付账，在餐桌上算来算去谁点的东西应该付多少钱，这幅情景我早已习惯却仍然觉得好笑。但V从来不这么做，虽然我每月的收入足够到外面奢侈几回，他仍然坚持不让我花钱。
他总是说我挣钱很不容易，尤其是作为一个异乡人在这里生活。但他每天要工作十来个小时，回家的时候总是疲倦的样子，头发湿湿的往床上一躺。而我除了飞几次欧洲，没有演出的日子里只是在家看看书，听听音乐，然后望着窗口等待车子开到门前的声音。在答应做他女朋友之前我曾经对他说过，英国不是我的归宿，我迟早有一天会回到中国去，而我也明白伦敦才是他的世界，他不可能跟着我去对他来说遥远得不能再遥远的北京。我们既然早晚要分开，又何必在一起呢？V的回答是，It＇s better to have loved than never have（爱过总比没爱过要好），我不再说什么。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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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收获的季节，我离开了
龙宽
有了家，有了牵挂，伦敦突然变成了让我留恋的城市。从前的独自旅行总是轻易地离开，不情愿地回来，现在即使是几天的演出都变得很漫长。我们家的外面，两旁街道的树上都挂满了橘黄色的叶子，和他一路牵着手踏着落叶走回家，是我最宁静的时光。
V不用上班的日子，我们去土耳其小商店买菜，跟开杂货店的阿富汗人站着聊天，去“查尔斯王子”电影院看一部两英镑的老片子，或者开车去郊外的农场看动物。有时候也进城一天，到市中心的繁华地带去闲逛。那边难找到停车位，我们总是坐地铁去，两个人紧紧挨着各捧一本书，出了地铁也是分头行动，我去找我的旅行书店，他去专卖电脑和电子小玩意的那条街，说好一小时以后在咖啡馆会合。
我知道我快要离开了。爸爸写信说我奶奶病了，说她每天一个人在家很寂寞，我就想该是回去的时候了。因为奶奶是这世上我最爱的人，是我心里存留的最后一点东西，是我的根源。乐队里的英国朋友听说我要结束这里的生活回中国去，非常惊奇又不理解。他说在欧洲人的观念里，家里人老了送进养老院，就是对他们最好的照顾。年轻人怎么能为了他们改变生活、事业呢？
我明白我在英国的生活进入了最流畅的阶段，局面完全打开，有无数种选择摆在我面前，我可以走向任何的方向。我不管，我还是要走，就像我当初一定要放弃一切来到英国一样，因为事业可以从头再来，生活能够重新打造，但是如果心里最重要的东西被自己错过了，我将会后悔一辈子。我只是感到有点怅然，秋天来临了，我看到自己辛勤种下的种子长出欣欣向荣的一片，等不到收获的季节，我就要离开了。
我总是在离开，这似乎是我的命运主题。
不能说我爱英国，但我爱我在英国的生活状态，我融入一切而又脱出一切，建立完全自己的生活秩序。
在我接触的三教九流的人里面，也许没有什么人可以真正称做朋友，但现在的我可以没有什么朋友却享受一个丰盛的生活。这是伦敦给我的最好礼物。
我把一半衣服、一大摞旅行书和唱盘杂志放进巨大的黑色塑料袋，送进街上的慈善商店，又在花店订了五支情人节的玫瑰，留下V的地址，叮嘱他们到了那一天一定要送去。
“别走了！以后看不见你来买菜了。”土耳其小商店里的人不舍地对我说。
“先撤啦！你们好好混！”
我笑着跑出商店，穿过墙上有涂鸦的小巷，铺满金色落叶、两旁一排整齐小房子的街道，一路跑向我和V的家。长长的路一路漂下去，没有
方向也没有尽头。明天早上上飞机之前，要去好好游一次泳。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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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4-10-6 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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